《顽疾》书评

出版日期:2015-12-1
ISBN:9787010153388
作者:张宏杰
页数:308页

中国传统悠久的腐败该如何治理?

中国传统社会的腐败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制度性度性腐败第一个原因是“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运转机制。第二个基础则是权力不受约束。第三个原因低薪制导致腐败的恶化。中国到今天,社会运转的基盘,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惯性。特别是贪腐现象及其背后的规律,与历史上影时期有很多相同或者相似之处。看清历史,有助于我们找到治理这年顽疾的良方。第一章作者以清朝海关为例,讲述清政府腐败的海关如何被列强英国管理后变得清廉:原因:1、会计制度的引进2、人事制度改革(考试制度)3、高薪养廉4、其他:管理者个人的素质把握好与中国政府的定为渐进、理性的改革待续交流微信号:xpweekly

进入学术体制的张先生,严谨有余穿透力不足的著作

从惊艳连读三遍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到中规中矩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到温吞水亮点缺缺的本书,我看到了一个虽然缺少学术训练但极具穿透力的张宏杰已经蜕变为极具学术严谨性引经据典但缺乏想象力只能陈述事实和说车轱辘话的张先生。本书反复说的无非三点:高薪养廉是吏治清明的必要条件、官员和政府的权利需要得到约束(集中式的反腐威权机构和分布式的媒体监督、群众举报)、合理的官员和公务员人数。高薪养廉背后的逻辑是高薪才是拥有权利官员的价值匹配,否则就是价格扭曲,扭曲的后果就是官员的收入通过其他形式表现,而一旦突破道德,人就会变得没有底线;权利约束背后的逻辑是上行下效,你利用私权侵犯公权,我作为下级为什么要坚持操守。读到唐朝的薪酬制度,不得不佩服其严密完善,收入包括稳定和变动两部分,职田带来稳定的收入确保其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俸钱则根据通货膨胀情况变动。罗胖之所以推荐本书,我想因为这本书的案例属于价格与价值不匹配带来的问题,和罗胖的自由市场经济价值相吻合。

对于此书论点我比较赞同

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必然要设置大量官员,控制社会的一切,这样才能保证皇权贯彻下去,而且为防止地方做大,中央财政必须打压地方,而官多了财政支出必大,王朝初期官少还好,后期官僚集团自我膨胀,为了节约开支必然低薪,然后默许官员自己捞偏门,这就是腐败的原因,但文中也说了高薪不一定养廉,还要制度配合,但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作者没提,我们的文化,不一定官员才会贪污才要反腐,现在学个车学费之外花销也不少,看个病也要红包,孩子上学也要,人情关系遍布我们社会,紧缺的资源权利都会拿来变卖,举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其实我觉得不合适,人家在华人社会这么廉洁在于他的小,没有中央和地方这么纠结的关系,不用设立这么庞大的官僚系统,如果我们是邦联制度,地方各自结算,那起码东南沿海的税收自己都富裕何必卖地搞地产经济,

政治正确的面前,撕开腐败的内衣

从历史中寻找 可以解决当代腐败问题的方案,每个朝代的历史背景,统治阶层的个性,以及社会的发展水平都描述得非常详细,当然也很生动。小说的笔法,而且说的都是人话,所以看起来不累,也能引发人深思。全书可以看到,作者有一种克制的态度。特别是读完全书后,突然发现作者隐藏起来的那些心思,会心一笑。我们的腐败可以算是一种传统,所有我们现在讨论的反腐的手段,历史都试过。所有的统治者都希望能更好地管理国家,也是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手下,那么合适的办法呢?抓住他们的小辫子,腐败就是他们的小辫子之一。所以:听话 OR 腐败,你只能选一个,看看历史的抉择~

顽疾,合格的议论文

整本书就像一本特别工整的议论文,提出论点,论据,结尾,严丝合缝,证据详实,就是看到最后有点啰嗦,如果你看过作者的另一本书,曾国藩的正侧面,后半部分有点重复,但是,这仍然是一本好书。腐败,这个各个政府都要面对的大难题,作者给了三个答案,权利的不可控,权利的不制约,低薪。道理说的非常简单而且令人信服,而且这道理直白的像饿了需要吃饭一样。中国人很晚很晚才有近代国家的概念,以前的国家是皇上家的,大臣是家奴,是奴才,整个官僚系统是一个不同于现代我们理解的政府,皇上是知道官员腐败的,甚至允许官员在一定程度内腐败,给你极大的权利,又给你极低的工资,明面上说杜绝腐败,背地里又默许你收一些灰色收入,这就是我国古代的官员管理,注意,是古代。所以,我们古代严格来说培养的并不是官员,而是家奴,家奴要紧的不是公正廉明,因为一个道德和行为上的圣人是不能为主子遮羞、趟黑水的,家奴要紧的是忠诚,是有把柄落在主子手里,主子能掌握你生杀大权,贪不贪,无所谓了。总结,还是共产主义好。

思路和内容提取

传统社会的皇帝经常有很多反腐败的点子。北魏太武帝就建立过一个举报制度,号召天下百姓跑到皇帝面前直接举报官长。结果跑来的都是地方流氓和豪强。朱元璋对官员有一种农民思维式的痛恨,反腐最为激烈,地方官贪污60两,在土地庙前剥皮示众,其反腐时期杀了十几万名官员。但是这都没有用,没触及根本。有几个原因,一是权力决定一切资源的分配,皇权本身经常是最大的腐败,是一个超经济强制的社会,所有人给皇帝打工。历代统治者的原则都是利出一孔,天下所有利益要用皇权,自上而下地赐予。人只有攀附权力,才能安全。二是权力不受约束,古代社会历来讲人治,御史台、都察院几乎形同虚设,许多王朝的中后期往往皇帝带头腐败,那监督系统就完全失效。它没有外部的监督力量。三是低薪制度导致的腐败恶化,中国历史上,除了唐代,几乎都是薄薪制,薄到无法养活子女,因而官员不得不在公务之外另谋生路。其实管子、汉宣帝、唐玄宗、宋太祖等许多皇帝都认识到,低薪必然滋生腐败的道理,但是因为皇权的任意性,加上每个王朝都有不断扩大官员编制的倾向,良好的薪俸制度经常短命,结果就导致官场和社会周期性败坏。君主专制引起了两个问题,中央集权的完善,以及官员权力的分散制衡,这两点都会促使官僚体系无限扩张,以至于到社会无法承受的地步。皇权是自私和短视的,由于战乱,皇帝经常克扣官员工资充实中央财政,但和平之后又不想收手,引起了周期性的低薪制度。有的皇帝迷信一些理念,比如乾隆就不顾通货膨胀,强行固定官员的养廉银名义数额,结果导致王朝慢性腐化。清朝的海关是精细化管理的部门,征税规则明确详细,实行商人亲自记账的方法,实行多重监管核算制度(户部和广东巡抚),并有严格的惩戒制度。但这并没有卵用,因为执行起来太困难,也没人愿意监督,皇帝派来的都是亲信,互相交好。而且海关也是皇帝的小金库,不容外人插手,只是为了多收钱。外国人来做生意,只能跟“十三行”来做——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商人——吃哑巴亏。英国人对海关的种种腐败极不适应,虽然腐败的钱算上去关税也不高,但是海关官员们贪得无厌的嘴脸,不透明的肮脏的交易过程,都让人深感屈辱,外商知道他们的钱大多没有上交帝国财政。1792年,马格尔尼带了一堆礼物访华,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求税收透明,开辟新的贸易口岸,但被乾隆一一驳回。因为思维方式不同,英国人以为海关是公家部门,皇帝则把法官当成自己的私人金库,只会交给收钱更多的亲信看管,亲信为了报效皇帝,又要拼命腐败。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赫德接手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责,在所有重要岗位全部换上外国人,使用英国的会计制度,防止造假;设立了独立的审计机构——稽查账目税务司,巡视各个海关,抽查账簿;把海关公务员的薪水提高几十倍,以至上千两。多管齐下,大幅提高了海关效率,让海关税收从大清财政的5%上升到26%。皇帝对此极为欣慰,赫德死后被皇帝追封为太子太保。清朝雍正时期,一两银子约合人民币600元。但清朝巡抚一年俸禄只有155两,所有的官员都在通过陋规来搞灰色收入。官员的穿衣、养家、社交、供养工作人员、全部要自掏腰包,国家是不管的,因为皇帝想省钱,而且还有康熙的祖训“永不加赋”。甚至连阅兵,通信,清政府都不会出一毛钱。这就让陋规变成了不得已的灰色收入:包括节礼、漕规(地方向中央运粮部门中产生的费用)、关规、盐规(盐商进贡)、钱粮平头银,等等。官员之间的礼金,还分为见面礼、节礼、贺礼、谢礼和离任礼等等。大官吃小官的进贡,小官吃吏员,吏吃老百姓。地方官可以随意操纵法律,随意征税,吏则跟豪强勾结,明目张胆地抢钱。其中最著名的多收钱的名头就是“火耗”,本来是熔炼时的金属消耗,结果成了敛财的万能名头,比例高达20%——200%,最终导致老百姓负担过重,官吏则集体腐败。陋规体系在康熙时代确定,在雍正被养廉银改革掉了,在乾隆又死灰复燃了。康熙性格温良,跟李世民有点像,处处为他人着想,极为体恤官员。但是他8岁登基,久居深宫,不了解官民关系和民间疾苦,因此在处理腐败上手段过于软弱,除了年轻时几次整风反腐,树立于成龙为道德模范,康熙王朝都在慢性腐败之中。康熙时期,中央财政的比例为87%,地方只有13%,无法糊口,成为腐败的永动机,这又跟康熙沽名钓誉的永不加赋很有关系。康熙的思维也有一定逻辑,他读历史,觉得腐败是不可治愈的,只能缓解,官员肯定会揩油的,只不过他只能让他们少揩一点,用提倡理学,树立典型来治理。这是不行的。雍正则手段狠得多,养廉银改革(火耗归功,弥补亏空)后对依然贪污的官员纷纷抄家,严惩不贷,导致了难得的十几年治世。战国以前我国主要国家都是领主世袭制,但这样的制度让国家变成了一些小贵族领地的结合,不利于打仗动员。在战国时期,世袭制就消失了,变成了中央集权制。汉代初期的俸禄制度是高薪养廉的,但是它只涉及小部分高级官员,而普通和基层官员收入十分微薄,收入差距很大。这样的体制是不能避免腐败的。基层官吏,尤其是吏员,往往和地方豪强勾结,利益盘根错节,新官上任如果不能跟他们搞好关系,就会寸步难行。汉宣帝认识到这个问题,提高了基层官吏的收入,加上汉朝的吏是有上升为官的通道的,因而此时成为汉朝吏治最好的时期。后来科举制,封死了吏的晋身渠道,就让吏治更加败坏。东汉中期,汉安帝时羌族叛乱,国库空虚,就开了克扣百官工资的先例,结果就是官风大坏,官民关系恶化,民不聊生,当然,这也有东汉党政,宦官外戚专权的原因。低薪制下官员发生了很多悲惨故事,比如南朝陈时清官褚玠就遇到过,去山阴当县令,到任后打击豪强,成效显著,但离任的时候竟然没有路费。多亏皇太子资助,才能离任返回首都。最恶劣的制度是无俸制,官员完全没俸禄。用这种制度的都是北魏、元朝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习惯了靠掠夺来获取收入——分配没有规律,严重不均。这种制度,除非皇帝及时采用汉制,否则都会迅速败坏。北魏虽然经过多次改革,但后期也因为战乱,削减百官俸禄到日常的四分之一,结果政府再度陷入腐败,很快灭亡。唐玄宗的思路就是高薪养廉,所以唐代官员待遇很好,每人都会有职田、俸钱、食料和杂用四种收入。官员还配有公车,各个事务几乎都有拨款,退休工资是工资的一半,俸禄还随着物价水平提高,官员就活得很好。明朝低薪制度的特点是,官员俸禄极低,因为绝大多数钱都分给了皇室家族,也就是朱元璋的后代了。一边官员吃不饱,一边拼命抓贪腐,这就是朱元璋农民思维导致的悲剧。清朝一开始继承明制,结果就很不好,直到雍正下大力气改革。曾国藩的外圆内方:外表看是个世俗官员,接受潜规则,接受一部分礼节。但是实际上他不收陋规,拒绝腐化,收礼从不超过20两银(相当于现在4000元),即使为了人情世故而从盐运和海关中收取的小金库,也是为了维持公务和正常交际,去职后他将剩下的一万多两银子全部匿名捐出。自己一生俭朴。那些要名誉的清官,似乎就很不如他了,这种清官把其他所有人都置于难堪的境地,因而就没人会亲近,做不成事情。学习新加坡的经验,总理年薪170万美元。工资越高,服务水平越高,这才是常态。反腐败,一要有合理的比一般私企较高的收入;二要收入和公务透明化,接受监督;三要有独立的强大的反腐败机构。其余,公民的反腐热情,司法一定的独立,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合理的公务员规模,也非常重要。

《顽疾》:局中人如何破网

罗胖的解读今天推荐的这本书《顽疾》,作者是著名的历史学者张宏杰先生。这本书,说的是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但实际上点出了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的三个问题:1.如何分析自己身处的格局之网?2.如何自己建构一个良性之网?3.如何破出一个恶性网络?既享有其资源,又不同流合污?每个人都是网里的一个点卢梭讲过一句话:每个人都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在一个成熟的权力网络中,别以为单个的你是自由的,事实上人无时不在网中。就拿腐败这事来说,你以为腐败就等于贪官吗?或者只要你不送,不收,腐败就跟你毫无关系吗?皇帝为什么最喜欢拿孔孟之道鼓励臣下为官清廉,却又总重用那些贪赃枉法的马屁精?朝廷给官员低薪或者无薪,会大大减轻老百姓负担吗?清廉到女儿都被逼饿死的海瑞为什么总不招同僚待见?朱元璋杀人剥皮无所不用,大明朝为何成了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在无处不在的网络当中,人只能做随波逐流的孤舟吗?那有没有办法摆脱束缚,破网而出?赫德怎么编成一张良性的网?清代的腐败,尤以海关为甚。但一个叫赫德的英国人,解决了这个外国商人头疼,同时也是历代皇帝无解的问题。在他担任中国海关关长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海关几乎杜绝了腐败,成为著名的廉洁机构,被称为“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难道是皇帝赋予了赫德什么生杀大权吗?其实他依靠的只有会计制度、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同时,他清晰把握了自己与中国政府的定位,改革理性而渐进。他是如何釜底抽薪,编织了这样一张良性的网?《顽疾》会告诉你。曾国藩怎么破出一张恶性的网?曾国藩,立志学做圣人,成为一个道德上的完人。但他却不想做海瑞那样一个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但一辈子却没做成什么大事的人。于是在现存记录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甚至他当京官都无力救济自己贫病交加的舅舅。但他也毫无障碍地收受下属的“公费”,建立小金库,也按照官场惯例打点上级,甚至跟别的官员一起大吃大喝。曾国藩取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尽全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是怎样过着分裂的生活,做成了大事且全身而退的?《顽疾》会告诉你。张宏杰是谁?张宏杰是罗胖最喜欢的历史写作者,他之前写历史的几本著作:《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饥饿的盛世》,罗胖在视频节目里多次说起。这一回,终于有机会把他的新书《顽疾》拿来独家销售了。(此处大笑三声:哈—哈—哈—)历史是连续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在物质层面上已经与传统社会面目全非,但是权力结构的基盘,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惯性。腐败,仅仅是投射这个权力结构的一个入口。人民出版社出品,罗辑思维天猫旗舰店和有赞微商城独家销售。

顽疾“脚气”能根治吗?

张宏杰的书读了不少,包括:《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饥饿的盛世》《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个人觉得张先生前两本书不错,比较符合我这种上学时对历史深恶痛绝的理科生的口味,于是当罗胖子推荐这本《顽疾》时,果断入手。谈到“顽疾”,不知道各位看官会想到什么,但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一种广泛存在在全球,各种族,各国家,不分男女,不分长幼的一种常见皮肤病:脚气,俗称:香港脚。一种基本上无法根治,经常复发的“顽疾”。在阴暗,潮湿,封闭,不洁的环境中滋生,容易在亲近的人之间传染,即使暂时治愈,但只要不注意个人卫生,再次出现合适真菌繁殖的环境,“脚气”马上就回复发,可谓“顽疾”。拿“脚气”与这类顽疾与腐败相比,不可谓不相似。张宏杰先生在我眼里算是明清史专家,这本《顽疾》议论文一头一尾三分之二都是他熟悉的明清史的论据和案例:其实主要是清朝的,而且曾国藩部分明显“撞衫”了他的另一本书《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而中间部分三分之一包括了:秦、汉、唐、南北朝……宋、元、明、再一次的清。整书呈现明显的哑铃形态:两头大,中间小。作为这本中规中矩的议论文来说,结构不算合理,但论据充分;导致腐败的原因分析较为清晰,但针对天朝现状的解决方法受限与和谐新因素未能展开深入探讨,作为体制内的人士也实属无奈。同意一些书友的评价:一篇合格的议论文,三颗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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