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都市》书评

了解1950年代的上海

拿到这本书，知道作者长期研究上海史，作品数量虽不多，但质量不差，在该领域内颇有影响，多次受邀参加国内外的学术研讨会，并做学术讲演。读了这本书，让我知道了1950年代的老上海，一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历史在城市生活、市民文化等方方面面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切断昨天与今天的联系。但这本书有点小贵。

以史为鉴

在我脑海的上海一直是走在时尚前沿，歌舞升平的摩登之都，十里洋场，百媚千娇。其实那不过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光景以及今朝，我却忘了它也曾经历过上个世纪50、60那个特殊时代，与其原来都市生活完全不同的断裂文化。看题目即可知，张济顺所描述的是50年代的上海特殊历史，都市生活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居委会，人民公社等社会主义公有制生活方式。全书总共五个章节，每个章节都贯穿着一个主题，分别从里弄与居委会、普选、报业、圣约翰（黄氏兄弟）、电影文化等角度切入，以小见大，从人们耳熟能详的话题入手，贴合生活，轻松易懂。第三章讲上海报业整改，由民办到党管，因为与我专业相关，所以看了特别有感触。那些充满市场活力的商业报全都被收归，一步步沦为党政喉舌，真是不得不佩服我党。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对言论如此控制、思想意识形态严厉把关，即使在现在，新闻的言论自由有真正能够有多少呢？50年代，文革还未开始，却有了文革的影子，抢新闻被说是资本主义作风，刊登进步的社会思潮被认为是传扬资产阶级毒瘤思想，看电影只能看国产片，样板戏......真真扼杀一个充满活力的上海！还有圣约翰大学，虽说是教会办学，意在传播西方的理念，从思想上统治中国，但那种自由开放的教学模式与理念未尝不是今天的中国大学该好好学习的呢？很多东西皆已远去成为历史在抒写，但未尝不是今天的反映，今天的映照，以史为鉴，奋力向前吧。

相关书评与张济顺老师相关著述一览

1.張濟順：《遠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講座：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sLrC2AjkY2.1950年代的集体记忆与知识生产：上海史研究的再思考http://www.csprch.ecnu.edu.cn/CN/show.aspx?info_lb=53&info_id=111&flag=3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kgUQirGQ3m43.张济顺：1949年以后上海人怎么看电影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54614.傅高义裴宜理杨奎松等谈：上海的1950年代是断裂还是延续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861565.1950年代的上海，革命和摩登交替进行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684166.Zhang, Jishun. "Creating “Masters of the Country” in Shanghai and Beijing: Discourse and the 1953–54 Local People's Congress Elec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220 (2014): 1071-1091.7.瞿骏：上海@1949的第二年：“都市迅速远去，摩登依旧在场”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562038.建国初期上海里弄换新颜：居委会如何取代保甲制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45149.上海史研究：从魏斐德到张济顺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5-06/27/content_584256.htm?div=110.张济顺：中福会少年宫里安放着的童真http://www.jfdaily.com/shendu/bw/201511/t20151109_1929294.html11.阮清华｜“在城市中找朋友”——读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http://www.ssap.com.cn/Web/c_0000000100120001/d_54543.htm12.共產黨如何改造舊上海?https://read01.com/Ndyyn.html13.张济顺 ：《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 》.《中国社会科学》，2004（3）.14.张济顺：《转型与延续：文化消费与上海基层社会对西方的反应》.《史林》，2006（6）.15.张济顺：《社会文化史的检视: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再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16.张济顺：《新革命史与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新叙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3）.17.张济顺：《微观史料的政治学解读:普选中的上海底层社会——以仁德纱厂为例(1953—1954) 》.《中共党史研究》，2015（7）.18.胡成：远去的都市时代，何以摩登犹存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ODMxNDczOQ==&mid=2651197815&idx=2&sn=ed949a8972cf2f02d060fc802a087119&scene=5&srcid=0904LbAcztvd9l0EiRMycRkG#rd

【转】上海的1950年代是断裂还是延续？

出处：http://cul.qq.com/a/20151017/031408.htm[摘要]张济顺从“劳动人民”“知识人与文化人”和“小市民”三个研究群体出发，认为上海的历史与经验并没有在1949年这一时间点戛然而止。今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张济顺新著《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书中，她从“劳动人民”“知识人与文化人”和“小市民”三个研究群体出发，认为上海的历史与经验并没有在1949年这一时间点戛然而止。10月16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林》编辑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当代史创新团队以“断裂与延续：共和国史研究再思考”为题联合主办了该书的出版座谈会。多位该领域重量级学者的到场，使得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会议室一早就被里里外外围得水泄不通。澎湃新闻节选了哈佛大学荣退教授傅高义、哈佛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裴宜理、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研究讲座教授陈兼、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与张济顺五位学者的部分发言，以飨读者。张济顺：1950年代的上海与旧上海既有断裂又有延续张济顺新著出版以后，在学界和社会引起了不少讨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共识是，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那就是1949年是不是中国历史的断裂，是不是存在着延续。显然，过去我们讨论了过多的断裂，在张济顺看来，这一时间节点前后的延续性虽然隐秘，但同样重要。正是这种断裂和延续交织进行，使得1950年代的上海呈现出一种“革命和摩登交替”的样态。在谈到1950年代的上海的摩登通过资本家来展现出一种为革命所浸润的结果时，张济顺举了“居委会中的保姆”这个例子。解放初期，上海资本家对居委会没有兴趣，开会的时候经常打发一些保姆去参加，表示我们家来过了，有的保姆甚至被选为居委会委员，还有保姆当上区人民代表的，但她们实际上就是保姆，并不会参加政治活动。不过若是碰到国家要这些资本家来带头推销公债，他们就变得十分积极。“他们会担任什么里弄推销公债的支委会的会长啊，一大堆全是资本家和一些知名的社会贤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被革命浸润了的日常生活的现代性，特别典型的就是在上海的资产阶级。”张济顺说道。傅高义：1978年改革开放比1949年更重要傅高义对此则提出上海的特色情况是不是具有普遍性这一问题，“当然上海有里弄，别的地方没有里弄，但居委会别人也有。”傅高义研究过广州的情况，他认为广州也跟上海有相同的地方，虽然在高级知识分子的数量和对外摩登的程度上上海要超过广州，但这些也随着社会层面的延续而保留下来，而不是随着政治的变革被一下子剔除。“为什么共产党来了以后，有这么多运动？思想教育的运动，三反五反，还有很多百花齐放，还有反右运动。为什么要运动？因为社会的结构变化没有满足全国的情况，他们（知识分子、资本家）本来的思想还在。虽然用了很多运动，但还没有改变。”所以对于1950年代的意义，傅高义觉得比不上1978年的改革开放。作为一个社会学者，傅高义看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结构，地方与全世界联络的开放性，以及市场经济，是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和视野的。“1978年改革开放，是对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结构都改变了，有点超过1949年，也包括1955年的结构。”裴宜理：不能忽略个人性格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裴宜理对于张济顺在书中提出的两个问题颇为感慨。一个是当代上海怀念过去的上海，反映的不仅仅是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摩登的向往，“同时是不是对新政府所塑造的1950年代的上海，也在怀念？”另外，张济顺书中第四章描写两兄弟对革命政策不同的反应让裴宜理很感兴趣。两兄弟的教育背景差不多，但他们对革命的反应有很明显的不同，裴宜理认为，这说明个人的性格重要性，“分析大规模的社会革命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也不能忽略个人性格的影响和作用。”陈兼：经历了那么苦难，共和国为何仍然可以走向1978年陈兼的发言对于张济顺的1950年代上海的摩登，以及傅高义的1978年更重要做出了回应。首先，他认为当我们在讲到摩登这些概念的时候，应当不仅需要一种在场感，同时还要有一种历史的演变感。“也就是说不管你在多大的程度上，用各种经验，各种资源，创造出一种似乎和过去有种千丝万缕联系的一种新的摩登，在那种情况下跟过去有多么大的联系的话，它仍然带上了作为创造者他们自己的想象、动员、参与、改造，到最后成型。”显然，在陈兼看来，1950年代上海的摩登，尽管和上世纪30年代的摩登有联系，但更多是一种染上了新中国色彩的“摩登”。对于1978年和1949年两个时间节点更重要，陈兼说，“又讲到了傅高义教授您讲的1978年比1949年，我不想挑战您，您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但是没有中国的1949年就没有中国的1978年。”在陈兼看来，研究共和国历史重要的不是对错的问题，而要说的是究竟在哪个地方、哪些地方一次又一次走上了岔路，如何会走上岔路，又产生了怎样的后果。“有意思的是，共和国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居然仍为1978年的到来留下空间和余地，甚至在很多方面它的正面的，包括它负面的经历，最后仍然使得1978年成为可能。”杨奎松：社会层面延续是主要的，政治层面断裂是主要的杨奎松认为，张济顺比较强调延续，而不是断裂，“这个跟我的对现当代史的看法有一点差距。”在他看来，我们没有办法笼统地说清楚1950年代的中国是以断裂为主还是以延续为主。“195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任何历史的背景下，它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头会有很强烈的断裂感，政权改变了，制度改变了，但这个社会没有改变，因为对社会的改变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这个过程非常长。”“同时，共产党想推行它整套的制度改造，社会的改造，思想的改造，但你会发现它很难做到。共产党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把农民吸引过来，让农民主动站在共产党这一边，实际上农民当中所通行的整套规则和规范，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农民还会按照他传统的意识，包括整个的传宗接代等等，他会按照那套东西去思维，他不会为了你这个革命而放弃一切。”所以在杨奎松看来，将社会和政治两个层面分开来谈，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办法。“从社会层面毫无疑问延续是主要的，从政治制度层面毫无疑问断裂是主要的。”杨奎松说道。（文/徐萧）

1950年代的上海

本书的版设设计简洁明了，喜欢这种版式设计创作风格。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的上海，一直是我的向往的城市，，一直很喜欢上海这个城市，高楼耸立，人头攒动。但是描绘老上海的图书一直很少，这本书就描述了老上海风尚以及相关资料，是喜欢上海，希望研究上海爱好者不可多得的可靠资料。其实，看书和买其他东西一样，都应该看品牌。学术研究就应该选择学术性出版社

都市未曾远去

谈起老上海的都市风情，人们自然而然会想起百乐门里的灯红酒绿、大光明电影院里的欧美原版电影、霞飞路上的时尚万千和十里洋场的笙歌燕舞。所有这一切，都鼎盛于上世纪30年代，李欧梵先生的《上海摩登》和叶文心女士的《上海繁华》对此有非常生动而全面的阐述。那么，伴随着1949年的政权鼎革，曾经风情万种的老上海发生了哪些变迁？作为“冒险家乐园”的老上海与人民政权控制下的新上海之间，有着怎样的顺承与割裂？这些问题，我们或许都能从张济顺教授的《远去的都市》一书里找到答案。关于新旧上海的对比研究，学术界历来有集权主义、现代化和革命史观这三种叙事路径。所谓集权主义，主要强调建国后国家对上海社会各个领域的高度控制；所谓现代化，则是把1949年以后的上海变革，放在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大进程之中加以考量；而所谓革命史观，则是我们无比熟悉的强调革命与解放的宏大历史叙事。在《远去的都市》这本书里，作者张济顺并没有陷入上述任何一种叙事路径的窠臼，而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全面吸纳各种叙事路径的合理之处，考察政权鼎革对于普通上海人的生活影响。鉴于上海的高度都市化，张先生把关注重点放在了劳动人民、文化人和小市民这样三个群体身上，而这三个群体的背后，分别对应着上海的全国工业中心、全国文化中心和全国最大的商业性都市这样三种界定。通过这样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群体选择，足可管窥上海都市文明在新政权下变异与延续的全貌。本书首先讨论的就是上海劳动人民的状况，这不只因为劳工阶层是新政权的阶级基础，也因为这一群体，是上海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最为感到欢欣鼓舞的阶层。在诸如《上海摩登》那样的对上海民国时期都市文明详加记述的书中，唱主角的都是达官贵人、知识分子和所谓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广大劳工阶层则处于被忽略的状态，仿佛他们只是“摩登上海”的局外人。基于这样的原因，生活在“底层社会”的劳动人民一旦随着新政权的进入成为上海的主角，便呈现出空前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这种政治热情，跟新政权急于建立新的城市控制力量，可谓一拍即合。然而应该看到的是，上海的劳动人民是一个徘徊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角色多元、利益多元的庞杂集合体，他们跟新政权意图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不是完全合辙。于是，在本书着重讲述的上世纪50年代初，一方面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试图把革命的正当性转化为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是广大劳动人民探求翻身解放的无限可能性。两者之间依靠与改造并存的关系，贯穿于新上海开展的各种运动的始终。而官方对于劳动人民“国家主人翁”的形象塑造，与底层民众的自我认同之间，也在毛泽东时代构成了一种持续性的张力。而对于上海的文化人来说，如何在思想风暴的洗礼之下，适应新政权的政治思想逻辑，成为当时摆在他们面前最为迫切的任务。张济顺先生把研究对象放在圣约翰大学的黄氏兄弟身上，可谓用心良苦。作为上海最知名的教会大学，黄氏兄弟一直以来接受的都是纯正的西方文明的教育。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听话、跟走”迅速成为政治常态之后，他们内心的冲突感与挣扎感可想而知。透过黄氏兄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境遇，作者不只重构了作为个体的“小历史”与作为国家的“大历史”之间的生命纽带，也帮助我们，看到共和国早期新政权与都市知识分子的共处关系中各种复杂面相和多重发展的可能性。本书最后介绍的是上海的小市民群体。借助关于老上海的点滴记忆和极其有限的媒体空间，上海的小市民在相对隔绝的状态中，继续构建着对于外部世界的想象，由此形成了上海上世纪50年代初独特的街头流行与时尚。这些流行时尚，以香港电影的极具火爆最具代表性。如果说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上海一直是香港临摹的样板与怀乡的精神家园的话，那么从50年代开始，香港就成为上海市民构建对于“老上海”想象的一个内在的他者。正是通过这种群体性的对于历史的记忆与想象，摩登上海的小资文化，在被贴上各种红色标签后，仍然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相当大的空间。而这种残留的“老上海”记忆，正是构成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人全面“怀旧”思潮的基础。在对于这三类群体的考察过程中，作者张济顺采取的是福柯式的社会史研究方法，即围绕一些极具都市特征和权力控制意味的特定场所展开研究，比如劳动人民之于里弄，文化人之于报社和大学校园，小市民之于电影院。里弄里张贴的政治性标语、报社中召开的思想改造会，以及电影院里不同国家电影的排片变化，在作者的笔下，都成为了研究上海变迁的极具价值的注脚。作为一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上海人，张济顺先生写这本书，绝对不仅仅是对于一段冷冰冰的历史的记述，而在很大程度上，也表达了作者对于故土、家族和亲人的精神认同。这样充满人文关怀和作者个体温情的文字，相信应该能得到对于上海史感兴趣的各类读者的认同。2015.6.6下午作于竹林斋（本文刊发于2015年6月21日的《深圳商报》书评周刊，网络首发于本人原创微信公号：蓑翁论书，微信号：wengonbooks，欢迎关注。）

大政府/小社会格局是这样“炼”成的——读《远去的都市》有感

我的“饭碗”是国民经济核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国际规范的一个最大不同，是在一开始区分的机构部门中，企业、住户、政府三足鼎立之外，唯独缺少了一个“为住户的非营利机构”部门。解释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就是“大政府/小社会”，就是说，在社会管理层面，政府几乎包打一切，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功能（规模）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原来就是这样吗？我当年曾经有小文“我们期待第三部门的成长”，对此做分析说明。1）民国时期不是这样，这是共和国成立之后发生的事情；2）原来遍布社会的非政府组织，在共和国成立之初，要么被政府取缔、要么由政府收编，结果，政府功能大大扩展，几几乎就等同于社会了。此次翻阅《远去的都市》，半本书过后，忽然想到，此书内容正好为我上述概括提供了注脚——尽管此书中对应“社会”所用的词语是“国家”而不是我所说的“政府”。此书包含五篇，讲了发生在上海的五个故事，其中有四个与我这里提出的主题有关。第一个故事讲基层组织建设。那些遍布弄堂里外的各种民间组织（性质各异、动机不同，包括在此前曾经作为基层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的保甲制度）逐一被清理，最后被居民委员会所覆盖——这个居民委员会成为政府组织的一部分。第二个涉及民间报业向公营转型。新闻媒体是最适合非政府组织存在的领域。上海滩各色报刊杂志林立，是当年的一道绚丽风景。先是建立党报（《解放日报》）奠定大局，民间报业经过初期的大力整顿迅速缩水，剩下大公、文汇、新民三大家。就是这三大家，在此后几年里，也通过民营（代表“人民报纸”的自我认同）改私营（意味着出资来自私人）、进而公私合营、最后收编到党管的公营报业体制之中——原来的非政府组织不见了。第三个故事讲黄氏兄弟当年以及后续几十年间的不同际遇。引起我关注的是：黄嘉德、黄嘉音这兄弟二人均出身于圣约翰大学——一所隶属于美国基督教会的大学。教育，教会，这都是非政府组织密集存身的领域。就是这所圣约翰大学：1879年在中国地面上成立，此后68年时间里只在美国注册，直到1947年方才完成向国民政府注册。进入共和国之后，圣约翰大学几个转身之后很快就消失了：1950年彻底断绝与美国圣公会的关系，变成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中最终被解散并入上海多所高校，校址划归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第四个是上海影视业以及变迁。民国时期上海影视业发达，一方面是影视制作产业强大，一方面是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影视消费市场。上海文化的全面改造随着上海解放（共和国还没有成立）迅速展开。第一个动作就是接管原国民党官办影业公司成立国营电影制片厂，继而是以公私合营方式引导民营影视业参与，最终这些联营企业在1953年初被并入上影厂，结束了政府之外的生存。最后我对本书书名提一个疑问：远去的都市，这个“都市”怎样定义？50年代以后的上海以及现在的上海不是都市吗？期待有识者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