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学说的当代诠释》章节试读

《韦伯学说的当代诠释》的笔记-第65页

于是我们看到：孔德与斯宾塞已成为社会科学的古董收藏品；马克思似乎像是那些想为自己产品贴金的的一种标签；而帕累托和涂尔干只在某些特定论题上会被忆及，唯有韦伯的思想学说与现今的问题还维持着普遍的联系，光凭此点，便足以奠定他在学术史上无可取代的权威地位。

《韦伯学说的当代诠释》的笔记-第227页 - 社会科学中的价值问题

“价值自由”的原则本身不是绝对的判准，它必须被放在“责任伦理”的框架中重新诠释。虽然科学家的角色不像政治家一般，会被课以为决策负起责任的伦理要求，但他的专业伦理应该包括某种类似医师、律师等行业的“信条”，有一种最低限度造福人群的责任感，而“价值自由”并不能用来作为卸责的理由。

《韦伯学说的当代诠释》的笔记-第296页 - 理想类型

ideal type：
所谓的理想类型是根据“价值关联”建立起来的“思维图像”，我们注意到他是从李凯尔特谈到概念跟现实间不可跨越的鸿沟那里来的，所以，理想类型是一个【概念的工具】，它造成的是【思维的图像】，这种思维图像带来了某种“思想秩序”，也就是说它帮助我们把现实的非理性现象安顿成一个理性的秩序，它是一套存在在思想里面的秩序。它的特色是有一套内在的统一性，然后特别强调现实里面的某些成分，而最重要的是它是从一个特定的观点出发。
概念并非现实事物之复写，而是【认知主体加诸客体之上的建构努力】，理想类型方法则不过是把概念建构过程更自觉地推广到整理及限定研究对象的层次。
理想类型涉及到的是“可能性”而非“现实性”：
理想类型方法涉及研究者的“价值关联”，但依其自身的建构逻辑，顶多对现实界做出“客观可能性”判断以供检证，完全不同于立基在“应然”上的“价值判断”。

《韦伯学说的当代诠释》的笔记-第87页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则是，韦伯并未如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般，一味乐观地歌颂着“进步“。他在二十世纪初便忧心忡忡地提出警告，认为”理性化“本身的”吊诡“亦给人类带来未预料的发展后果：一方面是现代职业人对人生意义的麻木与漠然，使得”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情感的享乐人“反映出现代生活中空虚彷徨的文化危机；另一方面是科层式官僚组织无限地扩张，造成对人自由的钳制约束——韦伯在试图描述西方社会的未来前景时，早已重重地划上了一片阴霾。韦伯当时沉重指出的危机现象，对生活在现代的有识之士而言绝非危言耸听，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并不能解决意义丧失与人类渴望自由自主的根本问题，甚至反而加深了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

《韦伯学说的当代诠释》的笔记-第103页 - 理性化/目的-手段

“理性化”落实到行动层次上，意指行动者对手段策略的选取应用，将更能说是有效达成预设之行动目的。韦伯称此种行动倾向为“目的理性”，亦可说是“工具理性”，表示行动者的考虑纯粹以效果最大化为唯一原则。“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式的行动建立在对于目的-手段关系的合理评估，尤其在经济的劳动生产方面，这种理性表现的力量特别显而易见。

《韦伯学说的当代诠释》的笔记-第317页

韦伯曾提及作为一个职业的政治家须具备三点：一是【热情】，指对事的热情；二是【责任感】；三是【判断力】，指头脑须保持清醒。而判断力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说，似乎学术可提供参考，即政治家的判断须以科学的决策过程为基础。这在西方后来的讨论中，有所谓“【政治的科学化】”：学术在此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并非介入政治，而是代表较客观的、可增加判断力的后盾。在此情况下，就如韦伯所言，学术不能告诉人们“应然”，只能说做什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勇于面对“应然”是政治家的责任。但韦伯认为当时有不少投入政治活动的人是秉持着某一种价值信念而从事政治活动，此种信念伦理以一些具宗教精神的政治家为代表，他们以一种【知其不可为之的态度】从事政治，但却【不顾及实际后果】。如此一来，会【使良善美意大打折扣】，甚或遭受现实的无情打击，这不能说是政治家“负责任”的态度。因此，政治家在订定了“应然”的目标后，使须以“【责任伦理】”发挥就事论事的精神，求取现实上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