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政治和宗族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03-01
ISBN:9787214019622
作者:艾尔曼
页数:266页
作者简介
在儒学发展史上，常州今文经学是值得重视却又少有研究的一派。作者对常州今文学派产生、兴盛的“内在理路”和“外部环境”做了互动的分析，认为18世纪的今文运动深深植根于区域性的社会活动之中。这本书实际是在深入探讨“思想”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变。它是一部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力作。
书籍目录
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代中文版序
序论
第一章中华帝国晚期江南地区的学派与宗族制度
第一节学术流派
第二节宗族与学派
第三节中华帝国晚期的宗族
第四节宗族与国家
第二章常州庄、刘两族
第一节庄氏家族的出现
第二节庄氏家族的崛起
第三节庄氏家族与明清易代
第四节科举及第的世家
第五节庄、刘两族的亲属关系
第三章经世之学与常州今文学派
第一节唐顺之与常州经世之学
第二节庄起元与晚明庄氏遗产
第三节庄存与的经世学和举业建树
第四节学术官僚庄存与
第五节庄存与与和坤
第四章经学传统的重建
第一节常州汉学
第二节常州易学
第三节庄存与与汉学
第四节庄存与的易学
第五章庄存与与公羊学
第一节《春秋》的功用
第二节明清之际的《春秋》研究
第三节庄存与与《春秋》
第六章从庄述祖到来翔凤
第一节庄述祖
第二节庄有可
第三节庄绶甲
第四节宋翔凤
第七章刘逢禄与今文经学
第一节刘逢禄的仕途经历
第二节刘逢禄与汉学
第三节刘逢禄与今文经学研究
第四节刘逢禄的《论语》学
第五节刘逢禄与《左传》
第六节刘逢禄论何休
第八章法家与今文经学
第一节律与礼
第二节律与《春秋》
第三节《春秋》与案例
第四节经学、法律和新儒家
第五节今文经学的现实对策
第九章政治、语言和今文遗产
第一节政治危机与乾嘉易代
第二节语言的政治
第三节经世之学、变革与东林遗风的复兴
第四节政治学的语言
结论
附表
一明代常州庄氏家族主要支系表
二明代庄氏家族第二房主要支系表
三明清之际庄氏家族第二房谱系表
四清代庄氏家族第二房主要支系表
五明代常州刘氏家族一房、二房主要支系表
六清代常州刘氏家族主要支系表
参考书目
内容概要
艾尔曼，1946年出生，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长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与日本文明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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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还没有看完，但是让我最崩溃的是译者太不负责任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翻译外国人研究中国的书，其中人名、地名居然要翻译成想当然的音译。我不知道这样的翻译是怎么通过出版社的审核的。举例：p58，1615年，庄有廷（音译）为庄起元的文集作序。p65，无锡在1724年以前还包括金桂（音译），该县清代取士163人。这样的例子在书中俯拾皆是。 -
今文经学在晚清变革时代的历史中，常常被视为变法图强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的变法人士对今文经学的利用，是历史学家的兴趣核心。这一焦点造成的结果，就是把今文经学与康梁变法直接挂钩，看作儒学激进改革者的最后阵地。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之后的《经学、政治与宗族》一书，实际上寄托了他对中国文化史研究方法的新的希望。在代中文版序中，他带着商榷的语气向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们提出了自己在方法论上的见解。这些见解贯穿于此后的具体研究中。所以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他的思考方式。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目前有点陷入瓶颈，无论是内在理路或者新儒家的提法，都受到各个学科的普遍批评。艾尔曼当然身处这样的难题之中，他对作用者（思想主体）与历史过程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着自己独特的分析角度。他事实上是要调和过度决定论和低度决定论二者的优缺点。过度决定论来自于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的思路，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或是某种思想所受到的社会因素的制约。或者说，从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等外在层面分析思想内部和外部产生和变化的动力。当然，这种外部视角就很容易造成一种偏向，即以历史发展的外部环境切入思想史内部的研究。因此，产生了两种危险：第一是，现代化叙事。也就是说把任何过程不加分析地按照现代化的度量方式来设计，以一种目的论的态度以结果代替过程来解释所有具备自身发展品格的历史过程，结果只能是一种年代错置。第二，目的论的另一种变相方式，乃是功能主义对历史学科的强大支配。他们过度偏重从功能性的结果入手，分析社会结构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主体的具体作用，然后又回过头来寻找思想变化过程中各种功能性结果的影响。低度决定论宣称形式知识上的作用者具有完全的自主性，这与过度决定论截然相反。无论是余英时所强调的“内在理路”还是新儒家对于“太平洋边缘的发明”，都隐含着将中国思想史化约为中国哲学史的弊病。这样一种自我安慰式的封闭的思想史，只能是一种新的“东方学”或者说“东方主义式”的思想图景。艾尔曼于是在这项研究中，致力于调和这两种方法论。具体到今文经学的研究上来说，他的主要方法就是力图呈现一种引用了文化、政治和社会史的思想史，他称之为“文化史”，他所说的“新方向”，也就是将今文经学放置到清代江南社会的历史背景当中去，在与政治、宗族的互动中重建今文经学作为晚清变法话语之前的真实发展过程。所以他的研究从清除对今文经学的误解开始。以往对今文经学史的研究，总是从康梁的变法开始，继而回溯到龚自珍和魏源，最后才在尊重学术传承的考虑下简单提到刘逢禄。因此今文经学在清代前中期的存在方式，仅仅简化为师承关系下的学术渊源，它的内在学术追求、对江南地区学术风气的长期影响，还有晚清之前的政治理想都被忽略。我们在过度强调“现代中国”和康梁的时候，恰恰是误读了今文经学的性质。那么今文经学究竟是否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之后，才激发了知识分子以其为武器变法图强的意识呢？艾尔曼指出，知识分子借助儒家政治话语改造国家秩序的意识，至少承接于明末的党社运动。虽然这一运动最终在清朝入关的弹压下消灭，但其潜存的经世传统并未销声匿迹，尤其在江南地区，尽管官方意识形态重新确立后晚明清议传统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但至少在西方入侵之前，儒家话语以某种变化的形式保持着它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经过士绅阶层策略的转变，在江南地区体现为新的家族学术理念，并仰赖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的宗族纽带传衍下来。将注意力放在今文经学作为一种儒家话语的连续性上之后，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连续性是如何经受住明清易代的冲击，并在新朝代之中保持下来？当然，艾尔曼格外强调江南学术共同体内部话语的平台性效用，在这个平台上，江南文人之间所操持的学术话语与官方形态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张力。就学术与家学的关系来说，无论苏州惠氏、扬州王氏、刘氏，还是桐城方氏、姚氏，他们的治学路径都与宋明理学之间两相疏离，并包含着各种潜在的可能性。这是儒学内部所蕴含的一致因素。就社会环境而言，从明代开始帝国官僚逐渐放弃乡村事务的直接控制，导致地方宗族势力得以确立在地方上的地位。以宗族形态出现的各种文化资源的生成，包括了从宗族经济到家族教育，到控制科举和仕途这样一条光明大道，其中以掌握各种与儒家政治道德话语相关的语言工具的专业精英为中心，宗族总是能在地方事务和朝廷事务之间找到紧密的联系和平衡。尤其在清朝建立之后，国家对宗族也保持承认与鼓励的态度。首先，宗族关系被奉为整个国家道德行为的文化基础，忠孝观念必须从宗族泛化为整个国家的道德准则。其次，宗族作为非正式的辅助机构，确实在控制地方秩序上十分有效。当然，处于政治上的考虑，宗族这样一种以垂直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显然要比东林党式的非血缘的士绅团体便于控制。因为，党社总是被视为大一统国家政治秩序的对立面。最后，宗族，尤其是江南大族，不仅没有受到新朝廷的压制，反而很快融入其中。江南大族最显赫的代表，实际上也是清代经学的发源地，就是常州庄氏。从庄休九入赘常州江氏之后，庄氏开始了在常州的显赫历史。通过婚姻圈而逐渐形成的社交关系网，在庄氏早期的历史中，不断渗透到常州地方社会的各个角落之中，直至明清易代，虽然某些族人退隐林泉，但大多数族人还是选择了仕清之路，这不能仅仅归咎于文化精英的变节，而应该视为地方大族与朝廷的互动过程。庄氏处于维护和重建地方秩序的考虑，而清初也委婉地采用了明末清议改革的某些具体措施，并借助宗族力量加以推行。二者之间是互有让步的。这样的合作不仅使庄氏获得了地方上更大的声望，而且获得意识形态的进一步支持，结果是庄氏成为世代为官，精通政务的职业精英。在科举上，也许没有哪一个家族能取得庄氏的成就，仕途如锦的庄氏族人顺利的通过入职翰林—礼部－大学士的道路，成为皇帝身边的重要文臣，因此更加贴近政治话语的权力中心。而在常州，以东坡书院为中心的族人教育，容纳了众多通过亲疏圈、婚姻圈而联系起来的地方精英。刘氏就是婚姻圈中的重要伙伴，从高频率的联姻看来，庄刘之间具有社会、政治、学术意义的婚姻联盟，使得两族的影响从常州扩大到北京朝廷。刘逢禄从小跟从庄存与习公羊学，并被视为其学术继承人，乃是这一联盟的产物。以庄氏为中心的江南大族最终以宗族为保护，吸收了自晚明以来的经世之学，最为晚明清议的中心地区之一，常州经世实学始终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学术传统。来源于唐顺之、薛应旂的经世传统，从重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口号入手，力图纠正王学左派的弊端，唐顺之自身就从事着天文历算等平衡阳明哲学与考据汉学之间的实学工作。因为，空谈心性对儒家义理的阐释效用，在他看来实在大可怀疑。这一群体的实学风格首先影响了晚明东林士人的精神气质，薛本人就是东林领袖之一，之后又延续到清代，尤其在庄氏家学中得到继承。庄起元把它稍加转化，认为学术研究应有助于文人为官。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在掌握儒家话语之余，致力于医学和军事方面的研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庄存与的今文经学研究，既是庄氏家学的传承，也是常州学风的一种表现。我们要考虑庄存与的学术转向，必须在学术之外，重视他的官僚身份。18世纪，今文经学仅仅是常州学术的一股暗流，受宗族权利的庇护，当庄存与成为乾隆的重要文臣后，这股暗流的影响又带到了北京，并不断受到政治的改造。庄存与维护《伪古文尚书》在朝廷的权威性，是出于意识形态上限定汉学的考虑，包括他严格管理科举考试中旗人不正之风的措施，都得到乾隆的有力支持。这样一种身份和地位为何在80年代后急剧转向今文经学，艾尔曼认为这是庄存与隐晦地反对和珅的策略。庄氏在18世纪80年代，再度走到权臣的对立面，今文只是反对朝廷政治腐败的经学面纱。鸦片战争之际，知识分子向儒家经典寻求变法依据的行为，实际上在庄存与反对和珅的行动中已经可以找到传统，甚至可以连续上晚明士人的清议行为。在庄存与与和珅的对立中，士大夫为消除危害儒家政治文化的伤害，重新调整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由此使得关心自身命运的意识有所复苏。鸦片战争又是晚明政治崩溃的重现，士大夫政治意识的高涨，在应对政治危机的时刻再次凸现。尽管康雍乾对朋党结社都抱有警惕，但嘉庆时期和珅倒台，开言路，对文人的控制难以回复到以往的力度。庄存与的学术转向、洪亮吉的上书，都是在汲取常州学术之风的基础上，对政治危机的一种回应。因此，乾嘉之际的转向，在今文经学内部，流动的是与政治意识之间的互相呼应。尽管庄刘两族80年代整体性地退出政治舞台，但是经由刘逢禄的发展，今文经学最终在19世纪超越宗族范围，由地方性学派成为士人变法的媒介。就全书整体而言，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艾尔曼也抱有柯文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希望。在本书的研究中，艾尔曼总是力图抛开西方冲击的外部影响，在中国思想和社会内部寻找发展的内在动力。以今文经学为例，晚清变法的学术武器不足以代替它在清代乃至晚明以来整体的发展脉络，它自身所具有的传统实际上是康梁等人主要汲取的思想资源。正如康梁的“群”的观念，是继承于秦瀛为社团辩护的某些主张，变法的话语也能在恽敬的叙述中找到来源。从中国社会内部来理解思想史的演变过程，确实再次提醒我们思考冲击－回应模式的不足，也展现了更为丰富的思想史与社会史、政治史之间相互交融的图景。但正如许多学者对柯文理论的反思一样，这种内部取向尽管考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史因素，它是否也抛弃了冲击－回应模式的某些优点。就结构而言，前面提到，艾尔曼试图完成过度决定论和低度决定论之间的调和，事实上本书的结构并未完成这个目标。我们看到前三章和结论部分基本上从社会史角度出发来解释经学、政治、宗族三者的互动，中间几章则是从经学传承内部进行疏离。两部分还是表现出明显的脱离感。这与《从理学到朴学》受到的批评有关，艾尔曼在接受了《从理学到朴学》根本地脱离思想本身来写作思想史的批评后，在《经学》中相应地回归学术内部，但结果是，在两种方法论之间仍然没有找到融洽的结合。两个问题：（1）常州今文经学与党社传统之间的必然联系？常州虽然是晚明党社运动的中心之一，但是与苏州、无锡相比，相对处于边缘地位，也并不是唯一具有实学作风的地区，那么，常州的特殊性体现在哪里？为何由此接续晚明党社传统？（2）庄、刘毕竟是继承着汉代以来对今文经学的基本看法，在今文经学自身传承的脉络里面，它的内在意义有基本的传承性，艾尔曼将庄刘视为今文经学的“开端”，以此重建今文经学直至晚清的学术谱系，是否在强调连续性的同时由截断了今文经学更长时段的连续性？ -
六月第一周，读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与《经学、政治和宗族》二书，写得都非常好看。以知识社会学为方法来写的书，其实都很丰富有趣。由于两书名气甚大，都知道这是知识社会学治汉学的经典，所以我这里只谈一些细微的感受。《从理学到朴学》，最精彩的是三四五章。研究了考据学相关的社会情境：职业化的学者、学者的赞助人、书院制度、藏书楼和出版业、丛书和目录学、札记、学者进行沟通的方式如书信、会晤、协作、知识产权等。知识社会学的魅力正在于此：不需要什么玄妙的逻辑，只要把事实摆在那里就能让历史的脉络一目了然。这本书比后者更有代表性，但说实话我觉得写得不如后者精彩。因为贯穿全书的思想是朴学的发展史。而这一点并非艾尔曼的独创，艾尔曼只是以娴熟并且精彩的知识社会学方法把这个论题用耳目一新的手法阐释了一遍。而《经学、政治和宗族》一书，当然还是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与框架来研究常州学派，这一点，作者本人也不否认。但他没有局限于此，否则，艾尔曼没有必要写出两本其实一模一样的书。这本书的精彩在于，作者不再泛泛的寻找各种知识材料和社会学背景。而是紧扣常州学派与王朝政治和宗族这一上一下两个最主要的知识社会学因素来立论。因此比上一本书要深，对经学与政治，尤其与宗族的关系考察相当令人信服。没有前一本书那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了。所以，这本书在研究经学与政治时，就可以深入的讨论具体的政治：乾隆时期的改革、庄存与、和绅的对立、清代法律等；在研究经学与宗族时，也同样可以更深入的讨论具体的宗族：家族联姻、宗族族产、宗族义学、家族迁徙史等。此外，本书的第四、五、六、七章的写法，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思想史的一般写法，即按照时间顺序写处在这个思想史链条中的思想家及其著作。这也是艾尔曼努力克服他在《从理学到朴学》中过于依靠知识社会学的证明。在第一本书中，我会认为艾尔曼被知识社会学牵着走，而后一本书艾尔曼已经可以牵着知识社会学走了。两本书让我很受益的地方，是作者很少引用大段的资料，重在论而非述。这让我想起一些中国学者以扎实之名义大段抄录原著，实则行凑字之实。所以，我写论文也要努力做到，尽可能的少抄录资料，能放在注释的不要放在正文。写得越短越好。
精彩短评 (总计3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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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的外围资料。另，引文的翻译忽文忽白，显然不甚上心。 -
作为研究方法切入点来看，极佳 -
思想史和社会史结合的名著。 -
经学、政治与宗族的关系，今文经学在清末的兴起并非是无源之水。 -
咦，这不是葛老师的好朋友吗? -
有些部分有种“不明觉厉”之感，因为自己阅读面的问题。对今文经学在晚清复兴的历程以及与政治社会的互动有相当细致的梳理，破除了许多迷思。 -
作者在思想史研究中企图打通思想流派出现的“内在理路”与“外部环境”、将思想史与社会史作知识社会学式的探究，这些努力显而易见，也比较成功，只是作为历史学家，在纯粹的功能论和纯粹的意志论之间如何找到中间地带，这点上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我觉得他还是偏向了功能论的取向，所以有些遗憾。 -
主要价值还是在于方法、视角的启发吧…… -
把一个学派的兴起，溯源到一个具体的政治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这个学派的侮辱。 -
代中文版序很精彩。 -
比上一本好。 -
研究思想史的社会史著作 思想史和社会史不是绝然分为两阙 艾尔曼这两本小书引出国内两本大书来。第一本是葛兆光的三卷本《中国思想史》；还有汪晖的四卷本《中国思想的兴起》。 获益匪浅 -
好书被烂翻译糟践的典范 -
看完程美宝的书，再看这本，就能看到地域研究思想史领域的学术进步，毕竟这本书成书年代较早，视野贡献更深远，大致的研究角度，地方士绅、民族主义和地方与国家关系的基础框架大致形成，启发意义深远。 -
海外汉学家艾尔曼，从政治和宗族的关系来分析清代今文经学。常州学派开启清代今文学，却因维护封建帝制而略趋向保守。 -
翻译太潦草了 -
艾的书的观点现在也并不新鲜了，何炳棣和葛兆光都指出了他研究的局限性，艾仿佛也算是搭建了一个学术史的框架，这让我想到梁启超的清学史框架，既然是框架就不免要在运动中去不断重建。永远没有合适的。拆与建造的过程就如同克罗齐所说的精神的参与。不要问什么才是历史的真实，对于思想史来说，如何参与，如何影响，比还原真实重要的多（真实本也无可还原），只要看你所对待的是克罗齐所谓的编年史还是历史。 -
反谓运动新文化史云云，其实不过尔尔 -
艾爾曼延續在《從理學到樸學》的看法，認為江南考據學人共同體的學術與社會風氣影響很大，那麼在乾隆末期莊存與因政治鬥爭回到常州後重新揭露的今文經學就與風行的考據和江南的宗族社會有所結合，這些大族也是對考據學有所鑽研的人，因此揭露這些今文學家互有親族上的關聯，今文經學研究因而擴散各地，影響晚清甚遠，但晚清與這段時期思想的聯繫則仍有待學術界研究來彌補空白。 -
关于经学的很专业的一本书。找时间再补书评。有些地方翻译的比较绕口。具体的评价得有专业研究今古文经学的人来作评价。 -
为查找书名资料而读，随手翻完备用。译本中学者汉名不用，参考文献全部译成中文，对照英文本有大量误译，大差评。中文版序颇可读，明确作者自认此书在史论、潮流和方法上的意旨：既反对“某思潮是否符合某目的”目的功能论和将西方理论死硬套用的现代化叙事，又强调思潮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知识人能动性所依附的特定结构和沟通更晚近思想的可能性；试图融合传统中国思想史辨析解读文本的功力和新兴社会文化史对士人作为一个具备有机纽带群体的活动的考察；强调语言和解读文本能力与思考和回应更广泛问题的结合。题目中有宗族，然所占篇幅甚少，且只简略叙述宗族培养的各代学者和各人交往、亲荫对考取功名和博取名声的作用后便甚少提及，反而是同地域不同宗族士人间思想流通篇幅更多，似不如改为经学、政治与士人群体更合适。 -
很久以前读过。 -
为什么大家都不讲后半部分专论学术传承的内容？前半部分关于和珅与庄刘两家的矛盾问题很大。还是老问题，材料与解读撑不起观点。 -
粗读 -
社会史 -
在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性解释里，直线性的解释将历史叙事安排成清楚的阶段，从康有为一直回溯到魏源和龚自珍，而庄存与和刘逢禄在今文经学复兴的角色，在以1898年为解释对象的线性历史叙事里只能聊备一格。艾尔曼的研究避免了关于清代今文经学的线性历史观叙事的固有偏见，将今文经学的开端当做开端去发掘，不流于事后诸葛亮的历史目的论。 -
这是对常州庄氏宗族研究最为系统的一本书，常州今文学派以家族为主线，反映了清代学术的地方性、家族性和传承性，也体现了清代学术家族之间的密切联系与交流。但其研究的侧重点依旧是在经学方面，而对宗族本身的研究较为欠缺。 -
未打通三者的内在理路。 -
内外角度。 -
力图打通常州今文学派产生的外部背景和内在思想脉络。概言之，明末清初江南宗族的崛起壮大以及族学和联姻机制为庄氏学说的传承预备土壤，与和珅的斗争触发了庄存与的公羊学转向，此一脉思想通过融考据学和公羊学为一体的刘逢禄而发扬光大。在此过程中，帝国控制非血缘性组织的能力愈弱，超越宗族的士绅团体聚合反过来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全国性扩张（林满红则将其壮大原因归结为银贵钱贱危机）。看得好累，填补了学渣无数的知识空白⋯⋯ -
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这套书我基本上一本不拉了。 -
通过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学术史，有借鉴价值，但对于思想史本身的论述偏弱。翻译质量差，译者的史学功底值得怀疑，许多人名都无法还原。 -
看在序言的份上加一星：观点不喜欢，但至少说得透彻。这书最大问题是试图建立思想-政治的直接联系，忽略了传播环节，所以具体问题上论述都比较弱，例如对于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处理就很草率，好像庄刘两家的几句论述就能决定和珅倒台一样。另外关于乾隆时期党争的历史知识背景也大可商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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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9.05/4126 -
前现代的中国改革者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幸地一直是我们的顺手炮灰。在先入成见的影响下，我们将早期的中国学者同化到我们自己未言明的议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