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的洋务新政(全二卷)
出版社:第1版 (2003年4月1日)
出版日期:2003年4月1日
ISBN:9787806227848
作者:樊百川
页数:1587 页页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自1840年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局面，如何摆脱被动挨打，走向自强之路。中国社会各阶层——地主，官僚，知识分子以及农民都开始了艰苦地探索。太平天国被绞杀，宣布农民理想化的道路在强大的封建地主势力下无法实现，但这一农民运动给了统治阶级沉重打击，不得不使他们反省如何振兴以求挽救统治。于是借着这通乱子，中国近代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步履蹒跚的迈开了步子。这步子刚迈出便受到重重阻碍，洋务派与守旧派之间不断发生激烈的争论，虽然洋务亦步亦趋的展开了，但在边疆地区及邻近国家普遍，连续地发生被侵略以至被灭亡的危机的形式下，地主阶级中又出现了一个既与洋务派和守旧派不同，又与这两派脉脉相通的第三者。这就是以“清流派”著称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士大夫政治集团与派别。清议和清流最早是出自《楚辞•渔夫》中屈原的一句感概：举世皆浊我独清，到了《孟子》里也有类似的语句，可是依然换成孺子和孔子了：“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孟子•离娄上》）。因此最早所谓的“清”字容易让人联系到品德高尚操守严明以及直言敢谏忠君爱国等。所以，晚清的清流派最初也是一群翰林因上疏言事而互相结援形成的集团。最初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活跃于80年代前期。（ 清季的洋务新政•466）。他们以“平章国故,摩励群僚为己任”,在清廷内外评议时政, 上疏言事, 弹劾权贵,指斥弊政,对外倡言反对侵略,对内要求整顿纪纲,他们每当遇到应言之事,相互呼应,一拍而起,声讨纠弹,“几乎有宋元祐之风,一时遂有清流党之目” （ 陈夔龙. 梦蕉亭杂记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5）一般认为，清流派以军机大臣且为帝师的李鸿藻为领袖，所谓“朝列有清望者，率倚以为重（清史稿 卷四百三十六 中华书局 1977年 12368页）。恽毓鼎也说：“高阳李文正公当国，宝为之魁，疏人多报可，弹击不避权贵，白简朝入，墼带夕褫，举朝为之震竦。”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清代野史丛书．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其下有所谓“翰林四谏”等名目，中心人物就是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等人。尤以张佩纶一直在京任职，后来又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为最活跃。当时有些京官“呼李鸿藻为青牛(即“清流”谐音)头，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其余牛皮牛毛甚多。”对于清流派，存在有以下几种观点，角度不同，皆有片面之嫌。一是认为清流派就是由慈禧太后用以牵制和打击奕等洋务派，而培养出来的一批打手。二是认为是一群上疏言事邀功，沽名钓誉之徒。三是把清流派坚持抵抗侵略，视同守旧派的盲目排外，把他们反对和要求罢斥对外妥协的大臣的行动，看作是打压洋务人才。最后一点，尤其为人们所误解，其实清流派与洋务派之争，主要是反对洋务派对外妥协的方针，而对于引进西方技术，开办近代军工，则是大力支持的。这点，我们可以从清流派的反对者口中知晓，李慈铭曾以谩骂口吻道“妄人张佩纶议设海师，广购铁甲轮船，分扼各海口。……其愚已甚。然张之洞等群邪交煽，并为一谈。国家不悉诛此辈，祸未已也。”（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 42册 荀学斋日记乙集上，第48页）。所以，清流派主张的既不与洋务派一致，又与守旧派有很大区别，他们坚持的实际是地主阶级的第三条道路。以下从清流派的产生，主要思想，结果和评价等方面，对晚清清流一派作简单的探讨和分析。清流派的产生 抛弃统治阶级内部党争不说，清流派的产生，乃时局的产物。“清流派的兴起，实际是由外国在七八十年代的新的侵略所造成的边疆地区与邻国存亡危机，和洋务派在外国侵略面前所表现的怯懦退让与屈辱，及守旧派一味盲目排外与无所为，而激荡起来的。”（清季的洋务新政470）这点可以从清流派诸人所述可见：陈宝成在1881年总结数十年外国侵略形势说“臣维道光中叶，夷患始著……咸丰季年，其祸遂不可收拾……总理衙门之设，二十年矣，却日讲自强，而未见有若何实际。”张佩纶也说“时艰日亟，断非安坐所能图存，亦非主和所能弭耳。”他认为外国侵略者之所以敢放肆在边疆地区和邻近国家步步紧逼，蚕食吞并，主要是因为清政府只知道妥协苟安，不事自强的结果。在时局危亡的情况下，清流派认为洋务派与守旧派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张佩纶就说“近日不明洋务者固执不通，而所谓明洋务者，亦是固执不通，但知洋理，不知中国之理，在彼以为大通，而自鄙人观之，正是固执不通也”“过操迂儒之论，佩纶不屑，徒循岛人之求，佩纶亦不屑。……夫任天下之大事，须曲尽人情。不知洋人之情，诚不能办洋务，不知中国君民之情，独能办洋务乎？”（张佩纶 《致李肃毅师相》 《涧于集》 书牍第1卷第28页）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中一些既反对守旧，又不满洋务的人由于政见相和而走到了一起来，互为支援，针砭时政，形成清流派。 清流派的主张及其与洋务派之争清流派的主张：对外力主抗战，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壮大军事力量，用武力抗击外国侵略者对边疆地区和邻近国家的蚕食和吞并，是谓“攘外莫亟于经武”。对内反对贪污腐败和不知振作，希望起用作所所为的人，所以又叫做“修内莫亟于用人”。清流派与洋务派之争集中体现在对外方针上，就在于对外国侵略者敢不敢以武力抗争。当时李鸿章实行的是“以夷制夷，外须和戎”的外交方针，而清流派则主张强硬的外交。早在伊犁事件发生的时候，张之洞就针对李鸿章不敢抗击俄国战争的恫吓，一味主张妥协投降的态度作出批评说“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 张之洞．张之洞全集(卷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第41页）。清流派与洋务派对外方针之争，典型的表现在中法战争和朝鲜事变上。光绪八年(1882年)二月，法国侵占越南河内，企图沿红河进犯中国云南。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主战与主和两大派，李鸿藻为代表的清流派是主战派的中坚，李鸿章则是主和派的首领。李鸿章认为中国一向“兵单饷匮”，决不可与欧洲列强轻言战事。若开仗，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法国吞并了越南，也不过是“伏边患于将来”，假若因援越得罪了法国，就将“兵连祸结”，动摇全局。李鸿藻反对主和派不作积极抵抗，单纯强调维持和局的政策。他坚持存越抗法，保卫中国边疆不受侵扰，积极支持吏部主事唐景崧赴越，并联络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义师保卫越南。李鸿藻又与张佩纶先后提议，举荐唐炯任云南巡抚、徐延旭任广西巡抚，统帅清军开赴中越边境地区备战应敌。在战争期间，李鸿章认为“对法越事无良法，中国实力不足，应早结束。”而李鸿藻则积极主张添兵添饷，同时与枢臣商定致北洋书，“将檄各国，明告以来侵北圻定当开仗也。”法军击毁马尾船厂后，李鸿章即建议总理衙门与法国讲和，如进行战争，“一开衅即不可收拾。与之战，法始必负，继必胜，终必款。” （顾廷龙，叶亚廉．李鸿章全集(电稿一)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220页）拒绝乘胜追击，匆匆与法国签定条约，丧失大量主权。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图谋控制朝鲜。是时，李鸿章丁忧，张树声署直隶总督，派兵平定了战乱。事后清流派评议到“上年高丽一役，李鸿章谓张树声不宜救援，恐日人向我开衅。迄今日本就我范围，并无动静。若使李鸿章在任，高丽必为琉球之续矣”黄体芳抨击李鸿章说：“议和则李鸿章必与人先，义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从这两例便可看出，在对待外国侵略的态度上，清流派与洋务派有着根本不同的立场。不过，清流派的主战，并不是盲目好斗，这点又不同于守旧派的以战争作孤注一掷。他们既反对守旧派那种以为只要清政府下诏声罪致讨，布告中外，就可以鼓舞士气，把侵略者打退的狂妄论调，又反对守旧派那种强求前敌将帅每战必胜，一有败挫，轻易将帅的张皇作法。他们积极主张仿效西法，购置新式武器。张佩纶就说他从光绪八年初到十年春间，为了抗击法国侵略越南和反对日本吞并琉球，“先后十一疏，无一不以水师，火器与将才并论”。担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以后，更是“几于每饭不忘增购军火”。以此可以看出清流派对于仿效西法，兴办新式海陆军的重视。从这个方面看，清流派似乎于洋务派立场一致，但其实还有少许不同，就在如何管理新式军队和军工上面——清流派主张全国统筹规划，例如办海防和水师，清流派要求清政府专设机构统一经营和指挥，就与洋务派各集团把他们所掌握的各项洋务事业视为本集团私有财产相矛盾。对内方面，清流派主要抨击洋务派的腐败行径上。洋务运动利润丰腴，许多官员借办洋务之机中饱私囊，各种腐化现象也层出不穷，这是遭到清流派批评的主要地方。陈宝琛在奏折中指出：“近来派驻各口之轮船，操演多不合法，设靶试炮中者决绝少，管驾牟携眷自随，往往舍船往岸，倡楼酒馆，征逐嬉游，大二副一下，相率效尤，漫无纪律，以致技艺生疏，船械锈蚀，驾驶迟缓，远逊洋人。”他向清政府提出警告：“一旦有警，我以荒惰弛蘼之将，当彼精锐严肃之师，不待战而胜负决矣。”（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第515页）张佩纶则指责福州船政学堂“十余年来，考较生徙，不无徇滥”，陈宝琛则强调“慎重洋务”，对讲求洋务的人员“严加查核，必其品其才皆足胜人，方可优保破格录用，以免浮嚣轻薄者，滥厕其闻”。在批评当政官员腐败的同时，清流派也注意培养和提拔人才，他们反对那些老臣以未经历练为由阻挠新进的做法，说“人才不索何获，不学何能？如李鸿章，左宗棠等，若非中原多事，久历兵间，其才何由而成？何由而现？他们要求给予新人历练的机会，而不是一遇挫败就贬斥，如此则“数年之后安不更有驾李鸿章，左宗棠之上者！”（张之洞 张之洞集 第二卷 奏议2 第10—11页）清流派的结果及评价清流派是从守旧和洋务中冒出的第三者，因此也常常受到两方面的攻击。李鸿章因为洋务事务常常被请流派掣肘，心情可想而知，因此批评力度最大，曾写信给朋友说：“清议之祸，于明季如出一辙”，更将请流派称为“穷京官烂名士”。如果说作为当事人的李鸿章之言有失偏颇的话，那立场相对中立的曾纪泽的话应该更有说服力。曾纪泽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世所谓清议之流，不外三种：上焉碛碛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余绪，发为虚悬无薄之庄言。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村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以媢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李时岳 胡滨 《从闭关到开放》 人民出版社 1988年 352页）很显然曾纪泽也认为所谓的清流清议不过是动机不同渊源各异的“好名之士”，本想到洋务行列里捞些好处，专营不得就转而攻击洋务，以求博得“清“的名声。历来对清流派的批评集中于三点：敢于言事，但空话居多。为官清廉，但多非能臣。对外强硬，但纸上谈兵。虽然未必全对，也有中肯之语 。他们的失败，就来源于自身固有的弱点所到导致的各种矛盾使然，一是各方面对清流派的记恨。二是统治集团最高权力之争，特别是慈禧对奕的不满。三是对外国侵略者的妥协和抵抗之争。光绪十年二月十五日(1884年3月12日)，法军陷重镇北宁，形势十分危急，一时言路大哗，要求严惩败将，宣战反击。三月初八日(4月3日)，左庶子盛昱上奏折弹劾枢臣，矛头所向主要是李鸿藻和张佩纶，要求奕诉等人振作精神，力图补救。但一直与奕沂有矛盾的慈禧却借此大做文章，趁机把奕诉赶下台，同时驱散清流派。五天后谕旨发下，对军机处全班人马一概否定，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被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恭亲王“委蛇保荣”，“谬执成见”，“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其他三位成员宝氇、翁同觫、景廉也遭到罢军机、革职降级的处分。代之而起的是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户部尚书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的新军机处成员。李慈铭曾评价新旧军机处人马是“易中驷以驽产，代芦服以柴胡”。甲申朝局之变使清流派的靠山李鸿藻下台了，主战阵营大不如前。之后不久，清流派另一骨干人物张佩纶赴马尾督战，终以惨败收场，使“怨家得以指摘非议”，加上清流派所保之云南巡抚唐炯、广西巡抚徐延旭皆获惨败。因此张佩纶也下罪被贬，发往宣化府军台效力赎罪。至此，清流派名存实亡，各自散开，有的如张之洞就转化为了洋务派。清流派自此成为中国历史的匆匆过客，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留下了不可消弭的痕迹。他们继承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忧国忧民，直言进谏的传统，社会风气为之一振，体现了国难当头下一个中国士大夫的良知和坚守。在对待外国侵略方面，坚持抵抗，知道采取新法谋求国家和民族独立，又勇于任事，洁身自好，不避劳苦，这在惟知因循苟安，腐败糜烂的统治阶级中，“确有一股羊群骆驼之概”。另一方面,清流派的谏言有助于消除洋务企业的官僚化、腐败化的习气,有利于洋务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开展;同时对洋务企业的支持,也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和清流派自身的新转变。在那个时代，清流派作为地主阶级的一派，独立于守旧和洋务之外，探讨了一条自强图存的道路，如上所述，中心在于对外坚持抵抗，对内修明政治。他们的目的是恢复和重建地主阶级的独立统治。这种无法超脱本阶级的“幻想”本身就包含有失败的因素，因为腐朽衰落的王朝统治阶级已经无力恢复自己的独立统治。另外，在实际过程中，清流派深处党派之争的漩涡中，为党争所累，自己也缺乏西学的经验，有些主张过于理想化，终至失败的结局。这一历史事实说明，这一独立于守旧与洋务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
素材的掌握、考据的严谨和论证的缜密体现了老一辈学者的深厚功力和治学风范；现在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大部头系统著作已经很少见啦，吃快餐长大的越来越浮躁，找几张老照片，加上一些不疼不痒的“评说”都可以拼凑一部花里胡哨的“力作”。不过本书的指导思想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主流观点，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极左的政治色彩渗透到樊先生的每一页心血，阅读过程中有时会迷茫：这到底是历史著作还是洗脑说教？这从根本上限制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公正客观的介绍和评价，素材的罗织也都是有选择性的，反正在其笔下清季除了不知所云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根本没有一个好人，就是一门心思地要卖国；全书还充斥着事后诸葛亮的假设性论断：“如果他能如何如何，又将如何如何”的公式比比皆是，罔顾当时现实条件，对古人苛求过高。如果登上历史舞台的精英人物都对国际事务懵懂无知，一错再错，那么被樊先生当做正义、先进力量的“人民群众”中又有谁的见识更高明、有更加务实的手段改变这一切？要真有这样的人，那他们当时又都在干什么？这其实是全民族最黑暗、耻辱的一页，“广大人民群众”也难辞其咎，甚至要承担最主要的责任，简单地把所有历史责任推到几个“历史罪人”头上并不能合乎逻辑地解释历史进程：人民群众是“腐朽制度”的基础，与外国的封建制度不同，科举制度决定了统治精英当时都是来自“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他们改变不了中西对撞后必然出现的后遗症，寄望于人民群众改变历史进程就象是痴人说梦了。另外，本书行文中用语粗俗，语病颇多，以樊先生的学术造诣当不至如此，很可能是当时“又红又专”、工农兵结合的治学标准使然，对此就不应当苛求樊先生了。总之瑕不掩瑜，本书还是颇值一读，至于如何扬弃就看读者见仁见智了。
精彩短评 (总计5条)
-
好！严谨，详实！老一辈的书就是看着夯实有力！而且过瘾！ -
意识形态较重，但不影响其成为洋务运动研究极有分量的著作。作者很下功夫。 -
自1840年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局面，如何摆脱被动挨打，走向自强之路。中国社会各阶层——地主，官僚，知识分子以及农民都开始了艰苦地探索。太平天国被绞杀，宣布农民理想化的道路在强大的封建地主势力下无法实现，但这一农民运动给了统治阶级沉重打击，不得不使他们反省如何振兴以求挽救统治。于是借着这通乱子，中国近代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步履蹒跚的迈开了步子。
这步子刚迈出便受到重重阻碍，洋务派与守旧派之间不断发生激烈的争论，虽然洋务亦步亦趋的展开了，但在边疆地区及邻近国家普遍，连续地发生被侵略以至被灭亡的危机的形式下，地主阶级中又出现了一个既与洋务派和守旧派不同，又与这两派脉脉相通的第三者。这就是以“清流派”著称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士大夫政治集团与派别。
清议和清流最早是出自《楚辞•渔夫》中屈原的一句感概：举世皆浊我独清，到了《孟子》里也有类似的语句，可是依然换成孺子和孔子了：“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孟子•离娄上》）。因此最早所谓的“清”字容易让人联系到品德高尚操守严明以及直言敢谏忠君爱国等。所以，晚清的清流派最初也是一群翰林因上疏言事而互相结援形成的集团。最初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活跃于80年代前期。（ 清季的洋务新政•466）。他们以“平章国故,摩励群僚为己任”,在清廷内外评议时政, 上疏言事, 弹劾权贵,指斥弊政,对外倡言反对侵略,对内要求整顿纪纲,他们每当遇到应言之事,相互呼应,一拍而起,声讨纠弹,“几乎有宋元祐之风,一时遂有清流党之目” （ 陈夔龙. 梦蕉亭杂记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5）
一般认为，清流派以军机大臣且为帝师的李鸿藻为领袖，所谓“朝列有清望者，率倚以为重（清史稿 卷四百三十六 中华书局 1977年 12368页）。恽毓鼎也说：“高阳李文正公当国，宝为之魁，疏人多报可，弹击不避权贵，白简朝入，墼带夕褫，举朝为之震竦。”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清代野史丛书．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其下有所谓“翰林四谏”等名目，中心人物就是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等人。尤以张佩纶一直在京任职，后来又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为最活跃。当时有些京官“呼李鸿藻为青牛(即“清流”谐音)头，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其余牛皮牛毛甚多。”
对于清流派，存在有以下几种观点，角度不同，皆有片面之嫌。一是认为清流派就是由慈禧太后用以牵制和打击奕等洋务派，而培养出来的一批打手。二是认为是一群上疏言事邀功，沽名钓誉之徒。三是把清流派坚持抵抗侵略，视同守旧派的盲目排外，把他们反对和要求罢斥对外妥协的大臣的行动，看作是打压洋务人才。最后一点，尤其为人们所误解，其实清流派与洋务派之争，主要是反对洋务派对外妥协的方针，而对于引进西方技术，开办近代军工，则是大力支持的。这点，我们可以从清流派的反对者口中知晓，李慈铭曾以谩骂口吻道“妄人张佩纶议设海师，广购铁甲轮船，分扼各海口。……其愚已甚。然张之洞等群邪交煽，并为一谈。国家不悉诛此辈，祸未已也。”（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 42册 荀学斋日记乙集上，第48页）。所以，清流派主张的既不与洋务派一致，又与守旧派有很大区别，他们坚持的实际是地主阶级的第三条道路。以下从清流派的产生，主要思想，结果和评价等方面，对晚清清流一派作简单的探讨和分析。
清流派的产生
抛弃统治阶级内部党争不说，清流派的产生，乃时局的产物。“清流派的兴起，实际是由外国在七八十年代的新的侵略所造成的边疆地区与邻国存亡危机，和洋务派在外国侵略面前所表现的怯懦退让与屈辱，及守旧派一味盲目排外与无所为，而激荡起来的。”（清季的洋务新政470）
这点可以从清流派诸人所述可见：陈宝成在1881年总结数十年外国侵略形势说“臣维道光中叶，夷患始著……咸丰季年，其祸遂不可收拾……总理衙门之设，二十年矣，却日讲自强，而未见有若何实际。”张佩纶也说“时艰日亟，断非安坐所能图存，亦非主和所能弭耳。”他认为外国侵略者之所以敢放肆在边疆地区和邻近国家步步紧逼，蚕食吞并，主要是因为清政府只知道妥协苟安，不事自强的结果。
在时局危亡的情况下，清流派认为洋务派与守旧派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张佩纶就说“近日不明洋务者固执不通，而所谓明洋务者，亦是固执不通，但知洋理，不知中国之理，在彼以为大通，而自鄙人观之，正是固执不通也”“过操迂儒之论，佩纶不屑，徒循岛人之求，佩纶亦不屑。……夫任天下之大事，须曲尽人情。不知洋人之情，诚不能办洋务，不知中国君民之情，独能办洋务乎？”（张佩纶 《致李肃毅师相》 《涧于集》 书牍第1卷第28页）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中一些既反对守旧，又不满洋务的人由于政见相和而走到了一起来，互为支援，针砭时政，形成清流派。
清流派的主张及其与洋务派之争
清流派的主张：对外力主抗战，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壮大军事力量，用武力抗击外国侵略者对边疆地区和邻近国家的蚕食和吞并，是谓“攘外莫亟于经武”。对内反对贪污腐败和不知振作，希望起用作所所为的人，所以又叫做“修内莫亟于用人”。
清流派与洋务派之争集中体现在对外方针上，就在于对外国侵略者敢不敢以武力抗争。当时李鸿章实行的是“以夷制夷，外须和戎”的外交方针，而清流派则主张强硬的外交。早在伊犁事件发生的时候，张之洞就针对李鸿章不敢抗击俄国战争的恫吓，一味主张妥协投降的态度作出批评说“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 张之洞．张之洞全集(卷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第41页）。清流派与洋务派对外方针之争，典型的表现在中法战争和朝鲜事变上。
光绪八年(1882年)二月，法国侵占越南河内，企图沿红河进犯中国云南。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主战与主和两大派，李鸿藻为代表的清流派是主战派的中坚，李鸿章则是主和派的首领。李鸿章认为中国一向“兵单饷匮”，决不可与欧洲列强轻言战事。若开仗，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法国吞并了越南，也不过是“伏边患于将来”，假若因援越得罪了法国，就将“兵连祸结”，动摇全局。李鸿藻反对主和派不作积极抵抗，单纯强调维持和局的政策。他坚持存越抗法，保卫中国边疆不受侵扰，积极支持吏部主事唐景崧赴越，并联络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义师保卫越南。李鸿藻又与张佩纶先后提议，举荐唐炯任云南巡抚、徐延旭任广西巡抚，统帅清军开赴中越边境地区备战应敌。在战争期间，李鸿章认为“对法越事无良法，中国实力不足，应早结束。”而李鸿藻则积极主张添兵添饷，同时与枢臣商定致北洋书，“将檄各国，明告以来侵北圻定当开仗也。”法军击毁马尾船厂后，李鸿章即建议总理衙门与法国讲和，如进行战争，“一开衅即不可收拾。与之战，法始必负，继必胜，终必款。” （顾廷龙，叶亚廉．李鸿章全集(电稿一)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220页）拒绝乘胜追击，匆匆与法国签定条约，丧失大量主权。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图谋控制朝鲜。是时，李鸿章丁忧，张树声署直隶总督，派兵平定了战乱。事后清流派评议到“上年高丽一役，李鸿章谓张树声不宜救援，恐日人向我开衅。迄今日本就我范围，并无动静。若使李鸿章在任，高丽必为琉球之续矣”黄体芳抨击李鸿章说：“议和则李鸿章必与人先，义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
从这两例便可看出，在对待外国侵略的态度上，清流派与洋务派有着根本不同的立场。不过，清流派的主战，并不是盲目好斗，这点又不同于守旧派的以战争作孤注一掷。他们既反对守旧派那种以为只要清政府下诏声罪致讨，布告中外，就可以鼓舞士气，把侵略者打退的狂妄论调，又反对守旧派那种强求前敌将帅每战必胜，一有败挫，轻易将帅的张皇作法。他们积极主张仿效西法，购置新式武器。张佩纶就说他从光绪八年初到十年春间，为了抗击法国侵略越南和反对日本吞并琉球，“先后十一疏，无一不以水师，火器与将才并论”。担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以后，更是“几于每饭不忘增购军火”。以此可以看出清流派对于仿效西法，兴办新式海陆军的重视。从这个方面看，清流派似乎于洋务派立场一致，但其实还有少许不同，就在如何管理新式军队和军工上面——清流派主张全国统筹规划，例如办海防和水师，清流派要求清政府专设机构统一经营和指挥，就与洋务派各集团把他们所掌握的各项洋务事业视为本集团私有财产相矛盾。
对内方面，清流派主要抨击洋务派的腐败行径上。洋务运动利润丰腴，许多官员借办洋务之机中饱私囊，各种腐化现象也层出不穷，这是遭到清流派批评的主要地方。陈宝琛在奏折中指出：“近来派驻各口之轮船，操演多不合法，设靶试炮中者决绝少，管驾牟携眷自随，往往舍船往岸，倡楼酒馆，征逐嬉游，大二副一下，相率效尤，漫无纪律，以致技艺生疏，船械锈蚀，驾驶迟缓，远逊洋人。”他向清政府提出警告：“一旦有警，我以荒惰弛蘼之将，当彼精锐严肃之师，不待战而胜负决矣。”（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第515页）张佩纶则指责福州船政学堂“十余年来，考较生徙，不无徇滥”，陈宝琛则强调“慎重洋务”，对讲求洋务的人员“严加查核，必其品其才皆足胜人，方可优保破格录用，以免浮嚣轻薄者，滥厕其闻”。在批评当政官员腐败的同时，清流派也注意培养和提拔人才，他们反对那些老臣以未经历练为由阻挠新进的做法，说“人才不索何获，不学何能？如李鸿章，左宗棠等，若非中原多事，久历兵间，其才何由而成？何由而现？他们要求给予新人历练的机会，而不是一遇挫败就贬斥，如此则“数年之后安不更有驾李鸿章，左宗棠之上者！”（张之洞 张之洞集 第二卷 奏议2 第10—11页）
清流派的结果及评价
清流派是从守旧和洋务中冒出的第三者，因此也常常受到两方面的攻击。李鸿章因为洋务事务常常被请流派掣肘，心情可想而知，因此批评力度最大，曾写信给朋友说：“清议之祸，于明季如出一辙”，更将请流派称为“穷京官烂名士”。如果说作为当事人的李鸿章之言有失偏颇的话，那立场相对中立的曾纪泽的话应该更有说服力。曾纪泽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世所谓清议之流，不外三种：上焉碛碛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余绪，发为虚悬无薄之庄言。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村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以媢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李时岳 胡滨 《从闭关到开放》 人民出版社 1988年 352页）很显然曾纪泽也认为所谓的清流清议不过是动机不同渊源各异的“好名之士”，本想到洋务行列里捞些好处，专营不得就转而攻击洋务，以求博得“清“的名声。历来对清流派的批评集中于三点：敢于言事，但空话居多。为官清廉，但多非能臣。对外强硬，但纸上谈兵。虽然未必全对，也有中肯之语 。他们的失败，就来源于自身固有的弱点所到导致的各种矛盾使然，一是各方面对清流派的记恨。二是统治集团最高权力之争，特别是慈禧对奕的不满。三是对外国侵略者的妥协和抵抗之争。
光绪十年二月十五日(1884年3月12日)，法军陷重镇北宁，形势十分危急，一时言路大哗，要求严惩败将，宣战反击。三月初八日(4月3日)，左庶子盛昱上奏折弹劾枢臣，矛头所向主要是李鸿藻和张佩纶，要求奕诉等人振作精神，力图补救。但一直与奕沂有矛盾的慈禧却借此大做文章，趁机把奕诉赶下台，同时驱散清流派。五天后谕旨发下，对军机处全班人马一概否定，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被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恭亲王“委蛇保荣”，“谬执成见”，“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其他三位成员宝氇、翁同觫、景廉也遭到罢军机、革职降级的处分。代之而起的是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户部尚书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的新军机处成员。李慈铭曾评价新旧军机处人马是“易中驷以驽产，代芦服以柴胡”。甲申朝局之变使清流派的靠山李鸿藻下台了，主战阵营大不如前。之后不久，清流派另一骨干人物张佩纶赴马尾督战，终以惨败收场，使“怨家得以指摘非议”，加上清流派所保之云南巡抚唐炯、广西巡抚徐延旭皆获惨败。因此张佩纶也下罪被贬，发往宣化府军台效力赎罪。至此，清流派名存实亡，各自散开，有的如张之洞就转化为了洋务派。
清流派自此成为中国历史的匆匆过客，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留下了不可消弭的痕迹。他们继承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忧国忧民，直言进谏的传统，社会风气为之一振，体现了国难当头下一个中国士大夫的良知和坚守。在对待外国侵略方面，坚持抵抗，知道采取新法谋求国家和民族独立，又勇于任事，洁身自好，不避劳苦，这在惟知因循苟安，腐败糜烂的统治阶级中，“确有一股羊群骆驼之概”。另一方面,清流派的谏言有助于消除洋务企业的官僚化、腐败化的习气,有利于洋务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开展;同时对洋务企业的支持,也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和清流派自身的新转变。
在那个时代，清流派作为地主阶级的一派，独立于守旧和洋务之外，探讨了一条自强图存的道路，如上所述，中心在于对外坚持抵抗，对内修明政治。他们的目的是恢复和重建地主阶级的独立统治。这种无法超脱本阶级的“幻想”本身就包含有失败的因素，因为腐朽衰落的王朝统治阶级已经无力恢复自己的独立统治。另外，在实际过程中，清流派深处党派之争的漩涡中，为党争所累，自己也缺乏西学的经验，有些主张过于理想化，终至失败的结局。这一历史事实说明，这一独立于守旧与洋务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
下卷。资料丰富，学术史关注不够。 -
只见洋务，鲜见新政；器物为主，制度罕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