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未竟的革命》章节试读

《俄罗斯未竟的革命》的笔记-第335页

关于俄罗斯到底是不是两种意义上的一个民主国家，这本书第九章列举了一些衡量指标（本书版于2001）。
这8个“非自由特征”是：
（1）超级总统制
一个强有力的总统被认为对自由民主的发展没有好处。
但推动建立俄罗斯总统职位的被认为是对一个具体的政治情景的回应，“在1991年8月的争辩企图及其随后局势不稳的几个月中，叶利钦总统在承担所有主要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动议的重大职责方面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p337）
（2）政党制度
并不是真正的“政党政治”，无权组阁，“对杜马围墙外的政治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影响”。当然在今日的“统一俄罗斯”党局势下，这一判断现在看来很有意味，因为“行政部门依然是俄罗斯最具权力的政治机关”，而“普京传统”的坚强支撑正在于沟通了议会和政府的“统一俄罗斯”党。
这本书将政党先天贫弱的因素列出有三个，第一是政党文化缺乏，苏维埃时期形成的大量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继承关系更多的是成为一种阻碍，而不是推动草根政党的发展。因为，“这些苏联时代的组织是用来控制人的，让社会原子化并阻碍真正的政治参与。”(p340)；第二是俄罗斯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使以市场为基础的利益集团形成也同样缓慢，而成功的后共产主义转型应当是重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组织；第三是俄罗斯的寡头与国家直接勾结，而不必依赖政党来代表其利益。
（3）公民社会
“苏维埃制度把私人生活堆砌在社会组织的金字塔里，它们在名称上模仿公民组织，但在实践中被用来控制社会”；在苏联共产主义崩溃时，“这些组织和其他一些组织的创立不是为了表达或汇集社会利益或游说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为了摧毁国家”；
在后苏维埃时代，“这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已主要被用来维系生存，而不是用来促进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在民主俄罗斯的转型过程中，新的公民团体和工会刚开始界定它们的利益并确定它们的支持者，“手头实际上没有任何经济资源”，“外界资源的支持可能会在培育俄罗斯公民组织和俄罗斯社会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时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公民组织开始迎合外国人的意愿而不是它们国内选民的意愿”。
总之，公民社会的不发达使国家缺少了民众基础的制约，由此国家责任的缺失反过来损毁了民众对民主的信心。
（4）媒体
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诞生了一代独立记者和评论员。
苏联崩溃以后的市场化改革中，俄罗斯寡头控制了大多数传媒资源，国家依然成为所有媒体的最大所有者。
第二次车臣战争以后，国家采取积极行动，逐渐对拥有和管理媒体资源发挥更多作用。
（5）国家
一个有效率的国家对民主巩固具有重要意义，但俄罗斯国家机构和官僚的运作甚至发展，是为那些运作它们的人的个人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了反映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执行政策
俄罗斯国家与社会之间利益中介的缺乏，使制度创新容易受到新经济精英小团体压力的影响，而非以民众为基础的利益集团。
（6）法治
俄罗斯宪法法院在苏联时期为苏共一些历史案件举行听证时，扮演了积极的重要政治角色。但“炮打白宫”时期，院长支持白宫保卫者而使宪法法院自身丧失了在总统和议会间的仲裁权威，并被叶利钦停止了发挥作用。直到叶利钦通过增加法官数量而削弱反对者的发言权后，才重新开始工作。
但法院判决执行的困难，宪法法院和最高法院管辖权的冲突等，使自下而上的“创造性法律手段”表现得十分明显。
（7）分权化
保持一种国家和次国家单位之间不稳定的平衡，对所有联邦制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重大挑战。
俄罗斯内部在苏联时代建立的是以族群为基础来划分共和国的结构；俄罗斯独立时叶利钦曾宣言“能拿走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新宪法通过时并没有包括联邦条约。宪法“书面上取消了赋予各共和国的许多特权，使它们与其他领土单位——边疆区、州和自治区相平等。与此同时，宪法允许非对称联邦主义的实践继续存在，但安排了一个允许中央政府参与单个地区间的双边协议的条款。新宪法也没有规定脱离条款，这一制约被除了车臣之外所有的地方领导人所接受。”
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权力平衡和管辖权分割仍远远未能达到明晰的规则化，仍处在变动即持续协商之中，而中央若虚弱则倾向于与地方个别协商。
（8） 个人态度指标
长期的经济衰弱和政治变局使民主承担了不好的名声，以及政治的冷漠。当然，随着经济的恢复，人们开始清醒地看待和重新评价一系列改革。

《俄罗斯未竟的革命》的笔记-第401页

1
这本书通过审视1985年-1996年苏联、俄罗斯的政治变迁，试图提出一套自变量的框架来解释民主转型设计。这种框架可能将民主转型的讨论融入更为广泛的体制变革的讨论中，为转型学家和新制度主义者之间搭其一座理论桥梁。
2
这本书提出的两个自变量是——变革议程中争论的范围和对权力平衡的共识程度。
即通过戈尔巴乔夫时期“819政变”、叶利钦时期“十月事件”，“要不要维持苏联”、以及“发展资本主义还是回归社会主义”等根本对立的争论难以存在协商的可能性，而在已经做出历史选择后的议程逐渐由“选择什么”变为“如何做已经选择的”，议程边界的限缩和清晰使制度内协商具备可行性。
另一方面，高度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双方均缺乏对权力分配、民意趋向的清晰认知和共识，致使缺乏协商的动力以及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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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这两个自变量是否能加以扩展，用以说明其他民主转型中的设计成败。
值得注意的如：议程的逐渐限缩和清晰化，是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发展过程，还是具备一定程度上的受其他因素影响的开放性状态。如果这个程度更为倾向于后者，这个议程目标是不是更多地是一种呈现出的状态，而并非是可欲求的目标。
权力平衡这种事前的人为认识，是否具有一种解释上的循环性。
4
但是，被这本书冠以“路径依赖”的这一事实却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尽管本书中可能并未更加清晰地点明，即叶利钦在自己的超级总统制宪法下，原有的高度集权逐渐被宪法规则中的其他参与者制衡，暴力转型后的不和谐声音并没有如很多人预想中一样，陷入更大范围内的失序混乱和民主谜题，制度化的格局反而在加速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反对派参与了宪法规定的选举，间接承认了宪法和选举的正当性，这一行为日渐加大了各方推翻宪法和选举的成本，谓之“路径依赖”。
应当看到的或许是，叶利钦在“炮打白宫”后，曾经的“民主斗士”形象大为涂黑，叶利钦失去了相当多的正当性，由此迫切需要在宪法光环下的正当性补足；另一方面，在“炮打白宫”事件后失去权力甚至沦为阶下囚的反对派，面对制度内投来的选举橄榄枝，继续制度外反抗的能力和获得回报的几率都过小，使这种斗争事实上变得无利可取，由此尽管他们发出各种保留的声明，却依然认真地投入竞选准备中。对立各方的最优选择此时是趋向同一目标的，即遵循给出的游戏规则，寻求各自的合法性或权力分配。
“炮打白宫”事件后民意给了民族主义呼声以崛起，相反叶利钦的“俄罗斯选择”却未能如愿。宪法下的选举结果给了总统势力外的各方甜头，超级总统制的设置又不致过多削弱总统势力。由此，先天不足的宪法和奠基性的初次选举，就这样平安地获得承认。作为各方之前的最优选择，它的结果进一步使宪法和选举制度成为各方的维系和共识。
或者这一事实，恰恰解释了这一现象的某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