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希香港．嬉皮中國》章节试读

《波希香港．嬉皮中國》的笔记-第48页 - 香港嬉皮考

——從“臭飛”到“無佬”再到“后青年”，香港的嬉皮潮流獲得一種迥異於時尚外表的面貌，但這也是和六十年代過後國際嬉皮的轉化深深相應的，如果你不想爛在三藩市的老嬉皮社區中叼著大麻傻笑終日，你就得走上街頭為自己獨特的觀念發聲，把嬉皮精神帶到超越文藝圈的更多圈子中去，令嚴肅者學會微笑，讓抗爭者知道微笑和尊重幻想是對抗沒有想像力的主流社會的有力武器，這就是曾經被誤讀為時尚的嬉皮精神最深刻的意義——這是無論何時何地，香港、廣州、北京，還是石家莊，一個真正的嬉皮都應該知道的。
“八十后”與“八零后”兼論擊墻之卵
五、六年前，當“八零后”在內地成為熱點中的熱點之際，我寫過一篇文章《圖解八零后》對他們、尤其對催谷這一熱點的完美進行挪揄，文中有言：“看得出來現在主持媒體的中年人或后青年們都很關心前青年們的生活，他們自己卻不太在乎。編輯拼命就像把他們引向一個預設的八零后形象：不外乎物質化、速食化、激進、享樂······但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或者說，他們以我們想不到的方式在物質著、速食著、享樂著，同時幾乎毫不激進······他們是適合用來圖解的，因為他們的單純，他們可以說很多關於自己的話，說得很輕鬆。而我們，所謂的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沉默的時候覺得憤怒，開口同時又馬上感到空虛，只好默默地對自己苛刻，深藏悲觀又佯裝熱心地幫’八零后‘製造他們的烏托邦藍圖。”
那時候我旅居北京，對內地的“七零后”和“八零后”都不滿意，有一句聞一多先生在《唐詩雜論》說的話：“老年中年人忙著挽救人心，改良社會，青年人反不聞不問，只顧躲在幽靜的角落里作詩，這現象現在看來不免新奇，其實正是舊中國傳統社會制度下的正常狀態。”我曾引用於文中，那恰像是針對當時內地知識界說的。“七零后”曾經短暫地由一些刊物炒作了一下，迅速歸於平靜，這和七十年代生的人的低調有關，他們不像“六零后”人從破壞中成長——無知無畏，也不像“八零后”人從幻象中成長——自得其樂。
就以文學為例，對今天內地的年輕作家層造成影響的是當年的“下半身"文學，“下半身”是“七零后”中的異數，他們以及後繼的“八零后”，張揚自己的私生活及其肉體至上的理念，一開始就以很反叛的姿勢出現，但僅僅是姿勢而已。文字上的刺激掩飾不了思想的蒼白，他們往往把批判的激情借性進行釋放，但忽略了更深的矛盾，比如說兩性關係中女性的弱勢地位、被消遣的位置仍然存在於中國文藝圈中，這都沒有得到“下半身”和“八零后”的反思，除了個別比較有女性意識的女作家。
更沒有得到反思的是政府對享樂主義的利用，爲了疏導人們壓抑的議政慾，政府曾經試圖通過物欲和性慾兩方面的滿足來提供出口，只要不設計政治改革和歷史的敏感地帶，作家享有充分的創作自由。文藝更加是渲染風花雪月的好管道，生活在大城市的文藝青年，本身多是既得利益者，歌唱快樂又順便得到世俗的反叛名聲（與之對應的是政府的放心），何樂不為。
但是這一切在近一年有了比較顯著的改變，外在因素是奧運后言論及網絡自由度收緊，而現實世界仍破綻百出、險象環生；內在因素，也許是“八零后”也接近而立之年——但現實亦不容許你“立”。物質上和香港一樣，年輕人越來越難以負擔獨立生活的成本，精神上比香港更甚，審查制度把一切都變成“敏感詞”，越多說話的年輕人反而活得更窩囊——因為他們僅有的話語權就在網路上。
戲劇性的情節發生了，最激進的轉變竟然出現在“八零后”的代表——流行小說作家韓寒身上，韓寒的小說好壞見仁見智，姑且不論，但他的文風一向有種“少年心氣”，近年被現實一催迫，竟燃成不顧一切的怒火，在他最近的博客文章里或演講里流露出的悍氣、逆氣，都是之前“八零后”罕見的。政府對他的干預（不讓他的雜誌《獨唱團》出版）被說成是導火線，其實不然，我覺得韓寒的“覺醒”一是來自他自己的傲氣所進化成的俠氣，其二來自社會輿論以及各代人對他的期許——比方說，有不少人開始封韓寒為“青年魯迅”，以韓寒之自矜，必不願辜負此令名。與此同時，在網路上、在Twitter上，內地“八零后”紛紛以言辭起義，一洗他們以前擔當既得利益者下一代的浮樂污名。當然，也還有不少“八十后”仍然浮樂，比如另一流行“作家”代表郭敬明，而且必須承認，後者及其粉絲仍然是“八十后”的主流。
但有了韓寒的轉變，就不禁叫人對他一代的覺醒者充滿期許。這正是一個象徵性橋樑，連結香港的“八十后”一代，雖然後者沒有韓寒式的明星人物，但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在最近的社會運動中的昇華，在行動上甚至可以作為內地“八零后”的標杆。從字眼上看，“八十后”就稍微青澀、時尚，“八零后”顯得更沉重、有傳承；實質上也是，“八十后”今年的覺醒是突變式的，很大程度與網路發展同步；“八十后”雖說也與網路共生、仗facebook行義，但無可否認歷年“六四”燭光晚會的教育、“七一”遊行的成功、從反世貿運動到天星、到皇后的篳路藍縷等等，已經成功地在“八十后”心中樹立了一杆雖然尚未清晰、但也輪廓分明的道德天平。正義與公正這兩個詞彙，在他們心目中具有比上幾代人更多的不容辯駁性。雖他們也僅是更廣大的八十年代出生青年中比較小眾的部份，雖他們也許會迷戀古老價值觀的原教旨主義和對政治正確過度執著，但這也是他們的可愛之處，如果一個時代不存在這麼一撮“人中之鹽”這個時代是沒有希望的，就如屬於他們父輩的可怕的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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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革命對於一個詩人的意義就在於不斷尋找詩的深度意義、異質意義。文化起義、社運抗爭亦同一。革命的意義往往并不在於現實的成功，我們目睹的革命往往是失敗的，因此我們的“八十后”和“八零后”青年又一次被喻為“擊墻之卵”，卵固然會碎，但正如崔健二十年前唱的“石頭雖然堅硬，可蛋才是生命”，破碎的蛋不能孕育生命，卻告訴了那些只看見墻的人生命的顏色、生命的熱度。
更何況，“八十后”和“八零后”擊墻，卻未必是易碎的蛋。崔健之後最具批判性的搖滾樂隊盤古挑釁地唱：“我們都是窮光蛋，我們要吃蛋炒飯，我們都是窮光蛋，我們要做原子彈！”香港“八十后”倒也不要做原子彈，但作為燃燒彈，至少是燃燒彈的導火索，他們的能量已經足夠了。更關鍵的是他們選擇了和有生命、有根感的卵同在，而不是靠墻遮陰、騎墻搖擺甚至變墻砌牆，後者何指？“五十后”、“六十后”、“七十后”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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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繼續苟安。昨晚演出的張楚說：“你看做設計的人，他做得很愉快，他不需要用設計來表現什麽現實意義······我想用同樣的方式去做電子音樂，不再想給它注入社會靈魂、生活意義······做這樣的音樂挺快樂的，寫那種敘事或有攻擊力的東西是痛苦的。”設計代替了藝術，舞曲代替了搖滾，快樂妥協的中年時代提前閹割了青年時代的掙扎與衝突。新的一代，就這樣在快樂中，擁抱了迎面碾來的國家機器——他們知道真相，卻輕易地接受了真相的不可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