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章节试读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404页 - 进步与民族主义

当我们转而研究康有为时，发现其包罗万象的精神——道德想象，使其具有完全不同的感染力，尽管其所接受的现代化方案与上述的方案基本接近。康氏的乌托邦的构想，使其很快跳跃现代西方所设置的未来格式，而达到其完全不同的悟性。当我们研究康氏的乌托邦著作（《大同书》)时，发现其可能深受19世纪西方社会主义文献的影响，但字里行间又明显有佛---道因素。未来的乌托邦就是人类的大同世界，使人们彼此分离一切家族、阶级和民族结构，连同使其人们生活负担的义务，在大同社会都将消失。不过这些结构的消失，不是为了使“个人”脱离社会，而是为了把众人融入不再有隔离的人类共同体之中。更为玄奥的，这样个人融入茫茫人海之中，可以最终使受苦的人类得以从个体存在本身的束缚中，全面的解放出来，虽然康有为及其门徒谭嗣同关心科学技术，但其对历史的看法却是不大一致，把历史当成一连串的精神---道德的冲突事件。这些冲突事件将会引起精神---道德的决裂。康--谭二人的想象，与严复关于在不远的将来实行“专家治国”的憧憬，则大相径庭。这两种极为不同的观点，对以后事态的发展均有深远的影响。
康氏的理想让偶想起LCL之海 囧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248页 - 第四章 辛亥革命后的政治风云：袁世凯时期，1912-1916年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试图建立西方化的民主政体和建立警察国家以致称帝的独裁政体都是不成功的，清朝推翻了，这个国家却陷入了无尽的混乱中。
辛亥革命虽然成功推翻了帝制，但革命过程中不发动群众，也不依靠群众。建立的革命政权，也没有政策为人民服务，说是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其实很理想主义。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439页

”马克思主义在30年代还成为文学战线上的主要力量。在鲁迅、瞿秋白等人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上层建筑’文学所起的作用，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但也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尽管马克思主义似乎极端强调文学的道德—政治功能，却无论如何无法在逻辑上使所有讨论者都承认，作家必须服从于党的变化无常路线的权威。很明显，鲁迅本人就不曾接受这种权威。“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198页 - 第三章 外国在华势力

通过外国人的逻辑分析得出结论说中国民族特别是传统手工业收到的打击不能归咎于外国人在华享受特权，当然，这只是外国人特有的逻辑。
总得来说，外国人在华靠着自己的船坚利炮打开了局面，并且获得了超国民待遇，这对于广大中国人很不公平，虽然外国企业确有“示范效应”，但要知道，他们本质不是为中国服务的，那些“福利”仅仅是附属品。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251页

“在个人主义的西方，宪法被视为保护个人权利，调整人群之间利益冲突的准则。在中国，宪法被视为凝聚集体力量，对当前社会目标的基本表述，也被看作是促进共识和方知误失的手段。因此，中国的宪法，一直被认为容易随社会目标的变化而改变。”
——是否对宪法之意义误会了？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1页

中国的现代调整问题是一个占优势的成年文明突然发现自己在世界上处于未成年地位的问题。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267页 - 派系與私人關係

主要由派系組成的政治體系，可能在憲政框架下運行，但現實的政治鬥爭必然是派系之爭。由於是對個人的效忠，而不是對以體制效忠為基礎；而且派繫的規模僅限於領導人的親自培養，或通過最接近的助手培養的二三十人。然後，可能再由其黨羽驅策最底層的軍人或政府雇員，這僅限於派系成員當權之日，某一派系領袖掙得總統或國務總理，而其對手仍將在政府各部、國會、銀行保留自己的勢力，并可以繼續控制地方的軍隊。這一派系仍將通過其在據點的成員，聯合起來對付在朝的派系或其盟友，攻擊謾駡，散佈謠言，撤回資金，擁兵自重，直至時機成熟之時，行使賄賂，或發動政變，迫使政府改組。同時代的外國人，常將民國初年的政治稱之為“一場鬧劇”。實際上，這場鬧劇，都是宗派主義作祟的政治活動；按其自身的邏輯發展，在其發展過程中破壞了憲政的結構。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76页

神翻譯 摘抄備份 以便多讀 以期領悟
如果說民國時期的農業結構狀況，減緩了獨裁政權的強制儲蓄衝擊了中國農村（你確定不是 減緩了獨裁政權的強制儲蓄對中國農村的衝擊？）這是因為對一個農民的命運，會比他的父輩和祖輩稍好一點，已不存任何希望。換句話說，如果1949年以前中國農村中的農民——地主——政府之間的再分配效應，對農民不是普遍認為的那樣繁重，那麼對整個經濟而言，這種關係的長期效應就會逐步趨向衰減。（哪種關係啊啊啊啊？）土地的佔有，農村高利貸和遞減的稅率，都是自然要出現的問題。(您這句話是對什麽說的？）圍繞著這些問題，會把農民調動起來，去推翻一個使人看不到改善前景的社會制度。（鬧半天這翻譯的意思我猜，大概也許好像是：民國的農業經濟不增也不減，根本癥結還在於政府無力亦無錢去改造這前現代的農業社會，提高它的生產力，而CPC爲了調動農民的憤怒而堅持認為1，農民在民國的生活相當糟糕，每況愈下，毫無希望 2，這些都是地主、買辦、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造成的，歷史的吊詭在於，CPC通過此贏得勝利，而草民付出了3000萬條性命的代價）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8页

外国势力的问题在华外国人有吸引人的历史，但这是他们的历史而不是中国的。的确，很多外国人的历史在官方或民间叙述里被隐去了，好像他们并不重要似的。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面对这段被称为屈辱史的历史了吧？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483页 - 第九章 文学的趋势：对现代性的探求，1895-1927年；“五四时期”，1917-1927年

因此，一个典型的“五四”文学家，大都具有三合一的特点，即气质上的浪漫主义，文学信条上的现实主义，基本观点上的人道主义。这句话准确概括了五四时期文学家的特点和给人的直观感受。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276页

“中国社会变革的大浪潮，把富人和幸运的人冲到条约口岸的外国租界边缘。据一位天津的居民会议，’在社交上，生活……十分有趣，迷人‘。以前的满族皇帝安逸地住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座豪宅中。前总统徐世昌住在天津英租界里，欣赏文学著作和莳花种草。曹锟偏好独居，但也接待一些生活上的朋友。’段祺瑞执政比较穷——事实上，没有自己的房子，是住在当年一位忠实旧部属提供的一所住宅里，花时间去研究佛经，有时也喜欢轻松地打打麻将……当被问及中国国内纷争的原因时，段氏总是给予佛经上的解释，说中国正被派到地球来的恶魔的古怪行为折磨，动乱将继续下去，直到魔鬼被赶尽杀绝。‘”
本注1：
来源，“颜惠庆：《1877—1944年的东—西万花筒：自传》，第174—175页。”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25页

“但在上海的发展，是以来自宁波的浙江商人为先驱，宁波是与东北沿海贸易在南端的停泊港口。1860年中国最终对外开放后不久，像怡和洋行这样的大公司，发现没有必要派年轻的苏格兰人到一些小港口去担任公司的职员，因为该洋行的广州或宁波的买办，能完全像苏格兰人一样单独处理好贸易业务。”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1页 - 深有感受

权利（rights）的思想即使在现代西方也是新发展起来的，但是在中国，这种思想几乎没有什么背景，以致必须为它创造一个新名词。1864 年当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时，用了权利一词，不久此词又在日本被使用。但是这两个汉字当然已有固定的意义，两者结合起来似乎是说“power-prof- it（权力-利润）”，或者至少是说“privilege-benefit（特权-利益）”。这样就使一个人对权利的维护，看起来像一场自私的权力游戏了。①
① 王赓武：《中国历史中的权力、权利和责任》，第40 届莫理循人种学讲演1979 年（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9 年），第3—4页。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336页

“经过这样一番理想化，中国的改良主义者把立宪制度，视为高度发达社会群体的政治形势。谭嗣同以特殊的方式，对民主政治形式的结构作了集体主义的说明，建议改革议程要由自愿的学会来组织，而不是由纯政治性的议院制订。学会代表社会中的职业集团，如农民、工匠、商人、学生、官员等。在学识与行动联系起来的前提下，具有意向一致的人群中，将为共同追求的文明提供论坛。”
——类香港立法会功能组别。
“谭嗣同以想像的口吻说：‘疏者以亲，滞者以流，离者以合，幽者以明，羸者以强；又多报章，导之使言，毋令少有壅塞。’”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276页

“段祺瑞執政比較窮——事實上，沒有自己的房子，是住在當年一位忠實舊部屬提供的一所住宅里，花時間去研究佛經，有事也喜歡輕鬆的打打麻將......當被問及中國國內紛爭的原因時，段氏總是給予佛經上的解釋，說中國再被派到地球來的惡魔古怪行為折磨，動亂將繼續下去，直到魔鬼被趕盡殺絕。”——顏惠慶《1877-1944年的東-西萬花筒：自傳》
本章所論述的，是由於參與者熱衷于派系鬥爭，使憲法體制也耗盡了自身的活力。
顏惠慶 民國元老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250页 - 立憲共和國：北京政府 1916-1928

中國歷史上社會動盪的主要原因，在於權力關係界限的含混不清，導致皇位繼承權的爭奪，大臣之間的衝突，地方官員的專橫跋扈，凡此只能由民眾起義才能遏制。但在立憲制度下，正如康有為弟子梁啟超在1900年所雲：“君位之承襲，主權之所屬，皆有一定......大臣之進退，由議院贊襄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後授之......民間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訴于議院......故立憲政體者，永絕亂萌之政體也。”
康有為、梁啟超的保皇派人士相信，在中國人學會自我管理之前，應有一個訓導階段，按照中國政治思想的傳統治國概念，政治家在逐步引導民眾進入參與制度時，應教育與懲戒並用，以維護公共秩序，而孫逸仙領導的共和派爭辯說，中國的未來如同修建鐵路，“中國而修建鐵路也，將用其最初粗惡之機車（君主立憲）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機車（共和國）乎？”清廷曾對康、梁懸賞欲得其首，而後終接受其主張，與1906年下令實行君主立憲。但在清廷尚未頒佈立憲之前，革命軍起而共和派獲得了勝利。
但出於技術和法律的觀點，而不是基於中國的現實。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14页

“有人提出，史前的中国北部是一个被陆地封闭的社会，接触不到海洋。这个陈旧的假设，已为近几十年来的考古革命彻底否定了。对依靠耕作，使用陶器和磨制石器的新石器文化的发掘表明，这些不仅存在于华北平原，而且还存在于中国东南部沿海，是‘平行的地区性发展……特别是在台湾’。的确，台北县大岔坑新石器遗址，有公元前3000年初期的绳纹陶器，是整个东南沿海的典型遗址。这表明在新石器时期，确凿无疑地能够进行相当规模的海上航行。从这些事实上来看，沿海的中国和大陆的中国，是同样的古老。”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276页 - 第五章 立宪共和国：北京政府，1916-1928年

立宪是失败的，立宪从表现上看是民主的，但实际执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的。一盘散沙的政府终究是脆弱的，军阀较量才是那个时代的主流。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1页

一个占优势的成年文明，突然发现自己在世界上处于未成年的地位。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315页 - 第七章 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年

改良思想中的进化在中国思想史上，1898年和1919年，通常被认为是与儒家文化价值决裂的两个分水岭。1898年的改良运动，是在天子门前的文人士子，企图变革政治制度的一次尝试。这场运动，开始是作为对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的反应，但却摒弃了传统的中国中心世界观，大量吸收西方“新学”而告结束。······1898年改革的锐利锋芒，直指历代传统的政治制度；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彻底的“新文化”思想运动，也被视为是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冲击。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来自中国新近现代的大学和中学，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之外，目的在于涤荡中国过去封建制度留下的泥污浊水，建立科学的与民主额新文化。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已明显从对传统价值观核心之点的怀疑，转向对传统价值观彻底的否定。此外，在这同一时期，作为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精英，已经历了若干重要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出现了各种新式报刊和新联系方式的社团；另一方面，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学会和政治性党派。传统的科举制度已经废纸，而代之以现代的学校制度，遂导致对传统文职仕途的中断，知识分子工作的迅速职业化与专门化。文化中心（中国历史上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的城市），也受到世界工业化城市生活的影响。在这些变化中所形成的知识分子，正在发展成为新的凝聚力量；这种凝聚力量，有与中国社会其他部分重新分离的危险。读书受教育已不再是为了做官；知识分子越来越处于政治权利的主流之外，也越来越按照外国模式接受教育，不惜抛弃传统的“之乎者也”文化模式与语言，以营造与民众想沟通的桥梁。（页315-316）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396页 - 第七章　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年

由此章观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和发展是在经历了一些列的儒-道结合和旧的思想体制尝试失败之后，不得不选择的唯一一条道路。后来的历史证明，只有这条道路，才能带领中国绝地反击，一举推翻了三座大山。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434页

”丁文江从没像胡适那样倾心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准则，在多灾多难的30年代，和蒋廷黻一样，逐渐感到（很像其以前的严复和梁启超）中国需要的是‘科学的’专政制度——一种能使政府机关、工业和教育体制现代化的专家政治。斯大林的俄国模式给丁文江很深的印象。尽管国民政府表示了对专家政治目标的承诺，丁文江和蒋廷黻两人对国民党领导的能力都评价很低，不过仍然希望组织权力中心的国民政府能听取意见。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和江西以及后来在延安，所进行的农村革命戏剧性事件，在丁文江和蒋廷黻看来，这与民族的需要毫无关系，而且会进一步削弱国家中央的力量。胡适在丁、蒋等人有关科学精英的想像，和其主张的立宪民主信念之间，感到左右为难；但和别人一样，也只能希望对现有政权施加影响。胡适面对极权的共产主义和国民党两个对立的政治阵营，认为国民党虽然腐败，但其专制程度较为有限，最终有可能被推向比较自由的方向。在两者的极化过程中，最后胡适觉得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胡适终究无法在政治上以精神领袖的身份，来应付20世纪中国政治权力的现实。这是悲剧性的，也是人难以驾驭的。“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65页 - 农业

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如同过去一样，基本上是农业经济。1933年的农业净产值，估计为187.6亿元，占国内净总产值的65%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229页

“在中国人记忆中的袁世凯，是个背信弃义的人，背叛了1898年的维新派；在辛亥革命中又背叛了清廷；当了民国总统后，又背叛了民国。按照这种‘三叛’观点看来，袁世凯手握北洋军强大的军事力量，腹藏阴谋操纵人民的权术，为其提供再三叛变的机会；撒谎、欺骗、玩弄阴谋、暗杀，翻云覆雨，为其取得一条通至高位的道路。在追求个人权力时，袁氏是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并迎合外国帝国主义的要求。简而言之，袁世凯成了20世纪中国所能找的，一切道德卑鄙、政治堕落的化身。在以后的年代里，辱骂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方便方法，便是说其人在这些方面像袁世凯。20世纪40年代对蒋介石，70年代对林彪，都是这样做的。”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15页

“汉武帝用兵，主要是对付亚洲内陆的匈奴。汉代的海上远航队，曾被派往越南的北部；南中国沿海和北部朝鲜派出的还撒谎能够远征军，但比之从陆上越过长城的汉代远征军，仍是居于次要部分。”
可见翻译是多么不顺。
本注1：“王（赓武）教授提出，汉以前，从宁波到河内，粤人应被认定为‘尚非中国人’（借用拉铁摩尔之言）。在唐以前，他们在沿海基本仍是如此。这就是福建和广东人自称为‘唐人’的原因（私人通信）。”
求解：哪个“河内”？越南河内or中原河内？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1页

书真厚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31页 - 第二章 经济趋势，1912-1949年

纵观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史，语调难免有些沉沦。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看不到经济总增长趋于持续“起飞”的形势，也没有可能因经济总增长而带来个人福祉利益的提高；充其量来说，绝大多数中国人仅是勉强维持生存而已。硬心肠的人也许会说，他们对此早已习惯了。在艰苦的十年内战和始于30年代中期的抗日战争中，许多人连这种最低的生活水平也保持不了。这是第二章的头一段，说得还挺有感情。对不对我先往下看，再有机会的话查查资料。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这一段真正的神补刀是在这一段末尾加了个小注（1），在本页的下面有几行注释，头一句话这样写道：本章不考虑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这些地区在1945年大约有9000万居民，实行多少有些不同的经济制度。言下之意，全中国的经济仍然低迷不起色的年代里，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经济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17页

“1492年以后，征服全球的欧洲海军力量，从年代上来看，只是晚明时期突然爆发的奇迹。这是一场由技术进步发展、民族竞争、宗教狂热和资本主义冒险精神共同造成的突变，但在中国却没有出现这种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4页 - 外國勢力

在中國歷史教科書上，除了外國侵略者的姓名外，很少能看到在中國社會變革中起到很大推動作用的外國人的名字。“中國人的歷史必須由中國人自已而不是外國人來寫“，所以我們不知道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可以征收甚至扣押海關的關稅、不知道孫中山的蘇聯顧問鮑羅廷起草了國民黨的憲法、苏联将军布留赫尔（加伦）可能拟订了蒋介石的作战计划。外國人的作用被刻意抹殺了。這段文字我讀來深有感觸，如果不是后來我喜歡讀史，試問現在哪個小孩知道美國在抗日時給了我國很大的援助，知道中共如果不是在東北得到了蘇聯那么多的物資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裝備起一百多萬的精銳部隊，要知道東北野戰軍的戰斗力是幾大野戰軍中最強的。入朝作戰前期也是東野的主力。沒有東野國共內戰還知道能不能打勝呢？但是蘇聯的作用卻沒有出現在任何一本教科書中。不知道這跟中國幾千年來的治史態度是否一脈相承，以中為大，四方為夷，所以我们不愿看到外国人主导我们的变革！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23页

“伦敦、巴黎、纽约的资本家发现，在美国和阿根廷人口较少的新区域有更好的投资机会，因而西方在中国条约口岸的投资遂处于不重要的地位。旗昌洋行的J.M.福布斯在1845年 以后，把从鸦片贸易中得到的利润，转向美国中西部作铁路投资，使他找到了追求赚钱的好机会；这是在中国找不到的。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上的特权现象，并非明显的经济上单方面的剥削现象。外国人为出口而经营的种植生产，是十足的殖民地经济，但在中国却没有发展过。帝国主义的全面经济冲击，特别是其沉重的剥削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这其间的对比问题，依然需要多加讨论。”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424页

“胡适的致命弱点及其对手主要的有力之处，在于胡适认为可以避去政治势力所造成的悲剧性问题，去解决社会教育问题。在胡适看来，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中，使自己卷入创建自己的政治势力基础，无疑会跌入非理性的情欲和自私自利的阴谋之中，也会堕入军阀政治的暴力之中。而这一切，与解决社会问题所需要的‘科学的’理性态度，几乎毫不相干。和其科学家朋友的丁文江一样，胡适与政治产生的联系只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只希望影响当权者，希望当权者能接受其劝告。”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21页

“清朝虽然仍在高唱反对航海业的潜在力量，但是茶叶、生丝和瓷器的出口，以及大米和鸦片的进口，却揭示了贸易上的真实情况——巨大的和基本上自给自足的中国国内贸易，已为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做好了准备；同时在东南亚欧洲殖民地的中国华南商人，则急于充当这种贸易的代理人。”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3页

“但是第三点区别，或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的历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写，不能由外国人来写。诚然，当这个时期的历史由中文记载时，随即出现了饶有趣味的事情——外国人几乎消失了。总税务司安格联征收关税，甚至加以扣留。孙逸仙的顾问鲍罗廷可能起草了国民党的党章。苏联将军布留赫尔（加伦）可能拟定了蒋介石的北伐作战计划。他们虽担任拥有实权的职务，但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即使不是全部在中国的记载中被抹去，也都被贬低了。这种在华外国人在中国历史上不露面现象，不但反映了现代中国爱国者的自尊心，也否认了外来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还符合了中国的长期传统。”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78页

“大土地所有者几乎都不是自己耕种，雇用劳动力从事商品化农业生产也是罕见的。土地一般是出租给佃户，或者由地主耕种一部分（根据土地拥有量和其社会地位，使用其家庭劳动力，还是雇用劳动力），余下的土地出租。在20世纪，由于内地许多地区的社会秩序混乱，地主相继离开农村乡镇，迁居城市以寻求保护。迁居城市的地主通常只保留地产的所有权，把监督佃户和收租的事务委托给在当地的代理人（如长江流域的租行），租行和代理人从中常常能捞到很多好处。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这样新的严酷做法使农村的阶级关系更为激化……”
本注1：“校注：租行为江南地区，特别是苏州地区实行的收租组织。地主身居城市或他乡，以其在乡间出租土地之地租，承包给租行向佃户收租。租行多为城市流氓无赖或青皮恶棍所组织；收租之时，乘船率众，持械或持枪至农村向佃户收租。租行一般按所收地租折价货币交付地主。”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1页 - 導言

讀後感
近代中國的沿海傳統和農業傳統
我一直覺得作為中國近代史起點的標誌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有被歷史地和人為的進行了誇大。在心裡上的感覺仿佛是小行星撞地球，老大的農業帝國從鄙陋的自滿的迷蒙中驚醒，從此一切都不一樣了。然而，果真如此嗎？（此處需要考察鴉片戰爭時雙方投注的兵力，戰爭範圍，規模，發生區域），一個為人所眾知的故事，在鴉片戰爭結束后，道光皇帝問大臣，究竟英吉利去中國幾何，可與中國接壤？這個故事被編進高中教科書，爲了說明道光帝的顢頇無知，清政府的無可救藥，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則會得出這樣的疑問，如果這場戰役真的那麼至關重要，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對當時的清政府的影響那麼劇烈，那麼，作為一國之君的道光，是不會問出這樣輕鬆的問題，和這樣白癡的問題，更能說明問題的來自數據的對比。 那麼，發生在1841-1842年的鴉片戰爭（抑或還可往後追敘），到底對傳統中國社會，產生了何種程度上的影響？（考察《南京條約》的類容，此處參考茅海建《天朝的崩潰》）
而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中的總編輯序中，費正清給出了這樣的觀點，即海洋中國和內陸中國的劃分。海洋中國相對於內陸中國來說，是次要傳統，想想中國的古代的航海和海洋貿易便知，雖說近代以來的考古已經推翻了中華民族的黃河流域的起源說，而證明沿海地區和長江流域均是中華文明的起源，但是由於中國傳統社會的威脅在外力上來說，是北方的少數民族，而又由於南方在唐以前經濟的發展水平，（在加上對沿海的地理環境的分析）所以長期以來，中國並未對海洋產生多大的興趣，中國海洋發展的巔峰是鄭和的七下西洋，不過這與其說是中國的海洋貿易從南宋以來的先進傳統的延續，毋寧說是南宋以來由於海洋貿易的發展而帶來的技術領先的後果，它不是爲了進行海洋貿易。並且，當後來的人們開始去考察何以鄭和下西洋成了千古的絕響，他們都會提到的是中國的農業社會的自給自足，而鄭和七下西洋以後，明帝國就實行了海禁政策，出身北方少數民族的清朝滿人統治者有貫而行之，於是，相對於中國的農業傳統，在中國沿海（特別是東南沿海）所進行的海洋貿易和海洋傳統，則位於次要的地位。問題在於，當1840年英國人開始進攻中國時，它遭遇的卻是沿海中國——這一次要的傳統。如果說，近代中國人的一個任務是推動中國的近代化，一邊面落後挨打的命運，那麼，可以說，他反抗的對象和反抗的武器以及努力的結果，都是一樣的，即近代西方（體現在制度、思想等等各個方面）。而領導這一改革或者革命的人，則大多來自受西方影響較深的中國沿海（列舉城市，和中國近代領導者的籍貫）——這一傳統中國的次要位置。這就與所要改造或曰革命的對象：傳統的農業社會，中國廣大的內陸，有著嚴重的衝突。是否能從這樣的一種觀點來解釋辛亥革命何以如魯迅先生所描寫的那樣，僅是革掉了農民腦後的一條辮子?何以毛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會徹徹底底的改造中國（無論好壞）？
另 此序還指出一點，即《南京條約》簽訂后的通商口岸，以中國人作中介（即買辦）的經濟侵略模式在之前的南洋業已存在。（P21，第三段）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266页

梁士詒 民初交通派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27页

“辛亥革命主要是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组织起来的，其财政上的援助则来自海外的华侨社团。立宪主义和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思想，均来自自由主义的西方。但在1911年省谘议局取得权力的人并不是革命者，而是新型的绅商名流；同时，武人也都成了都督。这些人都信服日本和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和军事发展，暴力革命并不是他们所愿望的。”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11页

19世纪仇外恐外的人，在一种古老的基本原理中寻求安慰，即西方科学的各种要素一定是来源于古代中国。在为西方科学训练辩护时，有的人因此宣称西方科学的基础是从古代中国的数学借鉴的。为了避开那些恐外仇外的人，搞现代化的人的手法是把西方的东西当作中国原先已有的东西偷偷带进中国。当康有为在古代中国的三世说（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288页，即本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29页）中找到了现代西方的进步思想时，他使这一手法完善了。因此，在搞现代化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他们必须以他们能够在中国搜集的一切类似物去对照外国的文化。约翰·杜威的学生胡适是最无所畏惧的反崇拜偶像者和中国遗产的扬弃者，他写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1页 - 第一章 导言：中国历史上的沿海与内陆

在那个时期，“外国”因素如此广泛地介入中国人的生活；要弄清这些因素，我们需要作出一系列的区别或阐述。首先，本文的大多数读者仍可能感到，中华作为独特的文明，保有自己的模式，与“西方”是不同的。这个假设受到普遍的赞同。启蒙时期产生的“中华”整体形象，由于受到耶稣教会著作家著述的广为传播，进而又为欧洲汉学家作了进一步发展。这意味着西方对于中华形象，，是作为社会文化的整体接受的，这个形象遂形成了中央国家的神话，并为饱学之士的统治者孜孜不倦地加以宣扬。在刚进入本世纪之际，这个独特的“中华”文明的整体思想，仍支配着中国人的思维；使用“外国”是政治上的区分，有时是指西方国家中的事物。（2页）再如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freedom）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两个神圣概念，当年日本人翻译时，保留了任性和不负责任的含义，随即成了人都为己的处事信条；正统的儒家信仰者对此为之惊恐不已。于是西方个人主义的美德，变成了无责任感的自私与放纵。（5页）翻译的作用是对中国影响的过滤器。（5页）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集团之外，还要加上形形色色的成分。受过训练的军官团中，产生了学者—军人。从外国大学留学归国的一批学者—知识分子，其中很多人被排斥在官场之外。科学训练造就了学者—工艺专家。同时，商人继续捐官，有些官员则变成了商人—企业家。如同新闻记者和现代型政治活动家一样，革命者也组成了一个独特的职业集团而崛起。总之，现代生活的专业分工，拆散了旧的社会结构。专业化的分工，使之靠经典旧籍学识相结合的缙绅先生的儒家思想失去了信任，这大致与美国的情况相同，专业化分工已经完全否定了杰克逊在美国实行的均等教育的理想。（6页）一般说来，人类思维的奥秘似乎是靠大量运用类比，如在确定时间时，总是用指定空间位置的“前”和“后”两个词来表达。在时间的阶梯上，我们“看到“前”和“后”依次发生的历史事件。类比和形而上的思维，导致我们根据比较熟悉的事物，去想象比较不熟悉的事物——总之，为了逾越大洋之间的鸿沟，我们不得不主要用我们头脑中已有的一切事物去思考。因此我们发现，一个又一个中国爱国者，不但被文化自豪感所激动，而且其思考过程，也使之在中国寻找其在外国看到的相似之物，或类同之物，或中国的与之相对应之物。（7-8页）为了避开那些仇外恐外的人，维新人士的手法是把西方的事物私下引入中国，当成中国原先已有之物。当康有为在古代中国的三世之说中，找到现代西方的进步思想时，就是对这种手法的妙用。因此，在中国维新人士的心目中，必须以其能够在中国搜集到的类似之物，去对照外国的文化。（8页）即使与传统最惊人的决裂，也仍旧发生在日常相沿的中国方式与氛围之中。（9页）1949年以后，征服全球的欧洲海军力量，从年代上来看，只是晚明时期突然爆发的奇迹。这是一场由技术进步发展、民族竞争、宗教狂热和资本主义冒险精神共同造成的突变，但在中国却没有出现这种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欧洲的扩张，是一个渐进的积累过程，起初也很缓慢。只是在1511年阿尔布魁克占领了马六甲以后，才能继续向远东渗透，只是由于那里没有出现中国的海军力量。因为尽管迟至1430年，中国的航海活动虽仍优于欧洲，但在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中仍然是次要传统。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314页 - 第六章 军阀时代：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斗争与军阀的穷兵黩武

军阀里有受过教育的，有出身卑微的，有聪明的，有能干的，有愚蠢的，有流氓的。形形色色的人，为了自己的私利，争得你死我活。然而，这确实是绕不开的时代。没有这些流氓草菅人命，共产党和国民党知道要掌握一支军队来获得权力吗？没有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迫害，共产党悟得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吗？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1949年后如何抗美援朝？如何保卫珍宝岛？如何教训越南，收复老山？战争毁掉了一代人，但是却塑造了一个新的国家。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260页

“但也确有迹象表明，在这段时间（1916-1928）里，一些部的工作却取得相当成效。
在教育部的集中领导下，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机构的标准水平有了提高，入学人数也增多了。司法部之下的法院系统一致不完善，并未充分发挥作用，但享有正直的声誉；在法典编纂和监狱管理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内务部领导下的北京新式警察，保持了很高的事业水准，在1928年，北京曾被描述为‘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尽管军阀企图干预，交通部属下的铁路、电报和邮政业务仍能赢利，又十分可靠。”
——废什么不能废教育。
“北京政府各部中最有效的——又是遭受同时代人和后代人最猛烈的抨击的，也许是外交部。在军事和经济都无力保护自己的国家里，享有世界盛名的外交家——像顾维钧和颜惠庆等人，为了国家的利益，顽强推行收复权利的工作。中国1917年对德国及奥匈帝国宣战，废除了该两国的治外法权，终止了向其支付庚子赔款，还赢得暂停向协约国支付庚子赔款五年的期限。尽管中国的宣战纯粹是名义上俄，但战后还是以战胜国身份参加1919年的巴黎和会。”
第261页：
“即使在北京政府濒于崩溃时，外交部还说服各国派代表出席修订关税的会议；会议虽未取得实际结果，但详述中国立场的文件，成为南京政府1928年成功宣布收回关税自主权的基础。”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413页

读到1927年南京事件了。总觉得排外情绪在大陆很好煽动的样子。
（在严格坚持程序正义得原则下）如何从制度中完善，1、避免＂未得天下众反王已经又开始分天下＂的情况发生。2、避免国民的排外情绪造成对诸外国对象私产权的破坏。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1页

村界的这种不确定性，到了１９世纪后期才开始改变，当时县政府要增加税收，因此有必要弄清田地的准确面积，据以征收新税。即使在２０世纪，尽管精心地设立了更多的正式农村机构，农村照样不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单位，当然也不是一个为了经济发展而组织其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单位。确实，在１９４９年以前，政府较高层的人除了征税，往往对深入到中国社会最基本的“自然”单位无所作为，这是中国传统经济到 ２０ 世纪中叶还是老样子的一个原因。
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是：４／５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这一产业技术和组织上的特点是：每一个劳动者的增值明显地低于发达的经济和中国经济的现代部门。
克服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障碍，也许是私营部分或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未能集中和分配资金、资源和技术——这是重要的和继续不断的新投资所需要的。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本土的年投资总额大概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５％。由于政治领导软弱、中国的继续分裂和战争与内战的迫切需要，农业部门没有能力满足城市对食物和原材料需求的任何大的提高，或增加出口以换取工厂和机器等主要的新进口货物。这对结构改变的缓慢起了一份作用。剩下的一个办法是对缓慢增长的农业部门实行“强制储蓄”，但这对软弱的国民政府来说是行不通的。
佃农的地位牢靠吗？总的看，在２０世纪也许不十分牢靠。对１９２４—１９３４年间８省９３县的大致比较，表明年租的百分比略有增加，３至１０年的租约没有变化，１０至２０年的租约和永佃租额略有下降。例如，１９３０年的土地法④
包含这样一条，大意说，佃户有权不定期地延长租约，除非地主在租约满期后将土地收回自种，这表示承认有农民租地不牢靠的问题。没有作出努力去实施这条法律，因而使用权不牢靠无疑继续成为一个问题。作为中国农村的财产观念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永佃”制（它明确区分佃户的“田面权”和地主的“田底权”）逐渐消失了。永佃权被不那么永久的租约所代替。年租约的不牢靠把农民置于相当不利的地位，使地主能够以押租（作为对付不交租的担保）的形式把额外的负担和更高的租额强加给佃户。
但这些趋势来得很慢。对中国农业生产力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上面提到的８省中较长租约（包括永佃权）的发生率与租佃百分数之间持续的成正比的关系。全国土地委员会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的调查也发现，在租佃率高的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永佃”最盛行。尽管佃户如果彻底拥有他们所耕种①
的土地对他们改进土地会有更大的刺激，但佃户和地主的长远经济利益在租佃率高的地区看来是足够长期的租约的结果，因此，佃户为了增加生产力而向他们所耕种的土地投资的刺激，并未完全受阻。
在清朝的最后十年，各省士绅和商人进行的私人修建铁路计划的失败，鼓舞了北京的铁路国有化计划，铁路国有化计划是王朝被推翻的直接原因。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外债与内债使得中央政府很难有财力去推动发展。
中国的春秋史及以后多次分裂状态使人们对联邦制有一定抵触。
白狼团伙值得研究。
袁世凯驱散各级议会的毁灭作用，影响深远，地方精英的议会参政愿望遭受重大打击。
谭嗣同的仁学的重要思想，以及学会体系的优越性。
刘师培章太炎王夫之的创造。
作为应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区域，中国被纳入俄国的世界战略之中。１９１９年，列宁组织了第三（或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其总部设在莫斯科。在１９２０年的第二次大会上，他明确地阐述了一项在资本主义大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打进楔子从而削弱这些大国的战略。共产国际以及统治大国中的共产党应把力量集中在解放斗争上，把这一斗争当作世界革命的准备阶段。列宁预见到，殖民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必然要领导这些解放运动；他坚持，殖民地每个新生的共产党应该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帮助资产阶级。这是统一战线的战略。但是，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通过组织 和训练无产阶级和贫农来壮大力量，为第二个革命阶段——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做准备。共产国际精心制订了这一基本战略，并在那些其使者能够渗透的殖民地进行宣传。中国虽然不是殖民地，却被纳入这一计划，于是共产国际派代理人来到这里。
苏联的使者在中国有双重任务：帮助组织共产主义运动；寻找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解放斗争中将进行援助的民族革命组织。俄国的领袖们不了解中国，需要侦察员几年的调查，才能选定国民党。（关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根源和环境已在第１０章进行讨论。）统一战线一旦组织起来，亨德里屈斯・斯内夫利特——荷兰籍共产国际代理人，化名马林——就超过这一战略，劝诱共产党人（大部分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加入国民党，因为孙逸仙不愿意两党之间结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策略，认为这是新生的党在华南接近无产阶级的一种途径，更重要的是，委员会希望共产党人能使国民党趋于激进，并引导它与俄国联合。俄国的领导人计划为革命掌舵。
孙逸仙拒绝了这一批评。在书面答复中，他说明鲍罗廷是新党章的作者，陈独秀根本没有参与此事。与国民党亲近是俄国的主意，建议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的是俄国。他断言，俄国必定同国民党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如果陈独秀不听从我党，他将被驱逐出党。”孙逸仙提出警告，不要因怀疑陈独秀，就怀疑俄国。尽管有这种信心的表现，新党章的草案也被修正，取消①
了选举党的领袖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它任命孙逸仙为领袖，使他成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总理，并授予他对两会各项决定的否决权。
广州的海关危机在１２月中旬发展到了顶点，这更加深了孙逸仙的反帝情绪，虽然鲍罗廷在此之前的建议——危机期间他不在广州——一定也起了作用。大元帅及其政府要求分享外国人控制的海关征收的广州关税，因为有过一个先例。当北京的外交使团没有按照孙的外交部长的要求，指示总税务司拨给海关收入时，孙大元帅宣布他将夺取广州海关和任命自己的官员。这危及了所有强国都承认的海关——北京政府的一个机构——的统一；这个行动还可能开始形成一种有损于两大赔款和许多外国贷款的趋势。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派炮舰前往广州阻止夺取海关，以此对付孙的挑战。国民党人太弱，无力战斗；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转而求助于群众示威和在外国首都进行宣传。危机过去了，但孙逸仙由于他向外国统治挑战，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国民党更明显地趋向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成为它的重要主题，完全像共产国际所主张的那样。
（孙中山的法定领袖地位，以及反帝的倾向形成）
东征的几个特征预示了后来的北伐。一个特征是党军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良好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他们受到充分的教义的灌输，并在蒋将军制定的严厉的“连坐法”控制下作战。另一个特征是先行于革命军或随同革命军的宣传队，它们分发传单和向民众作调子高昂的讲话以取得支持。结果，农民提供给养，充当间谍、信使、向导和搬运工。如同后来的北伐，俄国军官担任军事顾问，他们制订战略，帮助运输和补给军粮，指引大炮的火力。１９名俄国军官因在南方的实践而熟悉了中国战争的实际情况，从此他们生气勃勃地进行工作，以使革命力量为更有效的战斗作好准备。最后一个特征是，敌人方面存在对立和不团结，而革命阵营的指挥将领之间也出现了摩擦。甚至在低级军官中，在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内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和成立对立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其他国民党军官之间也存在冲突的隐患。
爱国学生涌向广州，许多学生报名进入黄埔军校。（这些学生的命运也是戏剧性的）
苏联体系对于国民党体制的巨大影响。
国民党体系内的争斗与内乱在形式上是后来文革的一次预演。
在远方的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八次全会（５ 月 １８—３０日），会上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就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对他们进行猛烈攻击，特别攻击他们继续支持国民党的武汉派，他们限制中国农民，拒绝立刻成立苏维埃。中国委员会正在辩论中国土地革命的时机是否已③
经来临。５月２７日，斯大林参加了讨论，出示了鲍罗廷的来电，内容是国民党决定为反对土地革命而战斗，甚至与共产国际决裂也在所不惜。根据在会上反对斯大林的艾伯特・特雷恩特后来的报道，斯大林问，共产党应该战斗，还是搞策略？斯大林坚决认为，战斗意味着必败；搞策略意味着赢得时间，变得更强大，到以后在可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再进行战斗。他提出向鲍罗廷发出指示，命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属于国民党党员或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土地。④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最后决议号召建立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但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全力直接与左派国民党联合”。①
在这次灾难后的一天，斯大林指示其部下的著名电报到达这个革命的首都。④斯大林号召由群众“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也号召与“过头的行为”斗争，这些行动都不要军队的帮助，而是要通过农会来进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动摇和妥协的领导人应被农民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人代替。必须停止依靠不可靠的将领，应通过动员湖南、湖北两万名共产党员和约５万名革命工农来建立几支新军。必须组织一个以一名非共产党员的著名国民党领袖为首的革命法庭，惩办那些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和纵容士兵压迫人民的军官。斯大林告诫说：“劝说是不够的，应该行动了。流氓必须受到惩办。”
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群众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共产党又处于混乱状态，这类命令有如陈独秀后来所描述的，是“在厕所中洗澡”。所有中央委员会委员都知道这类命令不可能执行。据张国焘回忆，见到电报的人“哭笑不得”。因此，党的政治局复电说原则上接受指示，但明确表示这些指示不能立刻执行。
1928年，中国面向何方？当时无人能想得到未来的情况。
参考书目很详尽。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16页

本注2：
“宋代设管理商船机构的市舶司于广州、泉州、明州、秀州等处。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设广南、附件、两浙三路提举市舶司。广南路设市舶司于广州；福建路设市舶司于泉州；两浙路设市舶司于秀州华亭县，辖杭州、明州、温州、江阴军等五市舶事务，合为九市舶司，即文中所称‘九个港口的商船管理机构’。”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440页 - 第八章 思想史方面的论题：“五四”及其后

剑桥史读到中华民国这个部分，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非常肯定了。这一章深奥难懂，因为一次对比了至少十几位作家和哲学家的理论思想，最后引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优势。大体上来看，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仍然是自由世界，理论本身对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来说确实是诱人的。第二也是蒋介石集团在1927年发动反革命政变，使广大知识分子非常失望，甚至是怀着一腔仇恨来看当权者，而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对于社会大众意识的形成和改变作用是很大的。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237页

“独裁统治取得财政上的成就，不仅得益于中央对于国家的行政控制，而且还由于严格压缩各项支出的改革。……袁世凯的北洋军虽依然受宠，但在压缩预算上也未能幸免。削减各方面的预算，袁世凯的目标，都是为了国家最终摆脱外国债主的纠缠，但却违背了民族主义者对改革的期望。
在袁世凯实行紧缩政策中，教育算是例外，袁氏不断宣说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称‘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以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根据这一思想的计划，特别重视推广全国免费的国民教育，即四年制的初级小学。”
“从整体上来看，袁世凯的教育政策是复杂的，多方面的，由湖北省原谘议局老练的局长汤化龙领导下的教育部，要求在小学教授经典著作，仅限于精选的章节，目的是在学生语言文学方面的训练，而不是在道德方面的培养。袁世凯坚持要把全部《孟子》编入初级小学的课程之中，还批准了一个试验计划，用拉丁文字母拼写汉字，以此对成人进行识字教育。在独裁时期，基础一级的学校得到扩充，而紧缩了上一级学校的经费。袁世凯增设规模不大的高等教育机构的‘预科’，以适应上层社会的需要。袁政府对教育是采取保守主义态度，但却是改良主义的；同1912年和1913年自由主义的民国时期相比，当然不能满足士绅阶层的愿望（他们关注的是学制中较高级别的学校）。”
——一是对教育之重视；二是对基础教育之重视；三是对基础与高等教育所拨经费比例之不同于1912、1913国民党，可比而知之。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1页 - 导言：中国历史上的沿海与内陆

这是这本书里，为数不多勉强能看的。现代中国是独特的处于牢固的大陆传统和沿海传统之间错误的分界线上。这本书里密密麻麻，仔细一看，各种病句。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3页 - 第一章

1.理解“”农业-官僚政治”与居次的“沿海商业文化”
自更久远的，以儒家三纲为基础的社会规则和文化，实现了中央行政权利与地方独立性之间的平衡，农业-官僚政治以及其灵活性确保了长治久安。海洋运输的高效和高风险、海洋无对手的现状，令此地方性文明一直为私人团体控制和缓慢发展。“沿海与大陆的中国一样的古老。”
“海洋竞争一直是早期中华文明的次要部分。”即便在宋时达到造船技术的顶峰，也未有向外扩张的行动；明初的海上能力达到顶峰，但在中国国家和社会中仍居于次要传统。明中晚期的中国受到中蒙关系恶化的影响，强化了中央集权下的“农业-官僚政治”，海洋文化即便具备技术优势却也没有发展起来（欧洲在明晚期壮大）。直至游牧民族获得了统治地位，满洲统治者重新肯定了农业-官僚的政治理想，“在战略上依然专注于亚洲内陆”。于是，形成了意识形态上谨慎与实际贸易并存的局面（蚕丝茶叶大米鸦片）。实质上是，“农业官僚政治”在进入“商业军事”世界中的迟钝和不知所措。
可以说，几百年间积累的农业社会的优势，在航海时代到来的历史大势面前，没有在战略上引起重视，漠视了新技术和潜在力量成长。
2.理解1912-1949外国势力的影响
新观点和思路的引入，要做到两点：可类比、有先源。
“民国革命是利用了外国人，利用了他们的援助、思想和方法，去打击外国创建的事业，以作为国内革命的目标。”（海外华侨商界、香港上海外国行政当局、苏联的革命使者）
“中国历史并非发生在中国一切人的思想观念，而是发生在中国人中的思想观念。”
“必须通过语言的途径”（权利、无产阶级）
“主要由对中国个人的影响来实现”（武士道前武士阶级阶级-蒋介石，俄国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印度，佛教）
“不同类型的国外风尚与时新的浪潮，都在中国新兴城市的知识分子和任事的人员总引起波动。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变化也随之而来，自我形象的趋于模糊，使之在中国舞台上的活动家怀有又爱又恨的心情徘徊歧路”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125页 - 第二章 经济趋势，1912-1949年

首先，书中原文非常隐晦的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超过了这一点，就掩盖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不平衡；当然，这种不平衡，是西方冲击的最深刻的后果。数十年来，这种不平衡阻碍了新的政治体制的出现；只有这种新的政治体制，才能取代过去的儒家君主制，才能充分发挥现代工业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优势。这一章讨论的是1912-1949的经济，总的来说，只有短时期的局部发展。文章当中对一些外国侵略带来的后果并未深刻表述，这一点更多的是说中国的经济失败要找自身原因，因此帮助帝国主义推卸责任，是我不能认同的错误观点。除此之外，大量的数据和表格是非常翔实的史料，可以参考。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的笔记-第26页

“中国新型从事现代化人士，一般都失了其在农村的根底，结果使许多士大夫人士在农村销声匿迹了。1895年以后的一代年轻国民党革命者，都是不熟悉农村的典型城市人。在通过西方化以拯救中国的努力中，这些年轻的革命党人掌握了许多方面的西学和西方技术，但常常发现自己与中国的平民百姓已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