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双峰

作者简介

《学术的双峰》主要内容：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第一学人，年轻时便对学统有高度自觉，则何以在辛亥年后依然诀别自己曾倾心的文哲之学？何以至晚年会屈尊应召到紫禁城任废帝之“陪读”？又何以在北伐军威逼京城时拖着前清长辫而自尽深渊？陈寅恪是20世纪学人中的学人，一生倡言践屐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当更见学统的文化含量之凝重且幽邃。其间，独立精神为学统之魂，自由思想为学统之骨，风骨清傲，魂灵才得以发扬。《学术的双峰》正是通过对两位大师之深入解读，透视了20世纪中国百年学术之脉络。

书籍目录

卷一  王国维叙论第一章  与叔本华的学术渊源一 东文学社遇伯乐二 以康德哲学为先导三 “无用之学”与“有用之学”四 两颗灵魂不期邂逅五 步入甲骨学之路第二章  人本忧思与学理再创一 同一意志与独自解脱二 天才的灵魂之苦三 劝世之意与学术警告四 学理上的自我冲突五 苛求的学术批评六 疲于哲学而移于文学七 中西诗学之交融第三章  《宋元戏曲考》之本意一 人间第一耽离别二 整理编撰戏曲文献三 与伯希和相识四 《人间词话》的学术地位五 探戏曲之源流六 《宋元戏曲考》之考七 元剧与中国近代文学第四章  辛亥东渡与学术转向一 诗词：情感与思想之晴雨表二 “返经信古”重考据三 礼制本末之考辨四 《流沙坠简》与《后序》之价值五 与司马迁唱反调六 《殷虚书契考释》的历史误会七 哈同园与“二重证据法”八 《殷周制度论》轰动学界第五章  “南斋之命”与学术独立一 《观堂集林》之永恒价值二 坚辞北大之聘请三 人生逆境与学统自觉四 深剖细论道统与学统五 “甲子之变”与“设帐授徒”第六章  学冠清华国学研究院一 入校之曲折经历二 “收召魂魄重理旧业”三 寻购典籍不负众望四 学术演讲新见迭出五 “老”？学术与“辫子”六 讲授范围与风格七 最早提出“美育”的人八 蒙古史与西北史地研究的卓越成就第七章  最后的岁月与学术辉煌一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史新证》二 沉甸甸的著述三 以学术为生命四 最大的精神打击五 最后的岁月六 湖水如镜映千秋七 国际学界同声哭第八章  与罗振玉的学术交往一 “罗王之学”举世公认二 罗振玉慧眼识珠三 “差喜平生同一癖”四 “罗王”的学术合作五 你中有我与我中有你六 由学术交往至儿女亲家七 断交与“遗折”卷二  陈寅恪叙论第一章  义宁之学与家学渊源一 家族宛如巍峨之丰碑二 先祖为中医世家三 陈宝箴：封疆大吏与诗文大家四 陈三立：同光体诗派领袖五 陈衡恪：声名显赫之大书画家六 诗词翰墨人人皆能第二章  《论再生缘》之“再生”一 油印本与余英时之《书后》二 郭沫若以补课之心情开始阅读三 郭聋陈瞽论端生四 《再生缘》的思想与艺术五 诗心史笔熔一炉第三章  清华园的学术生活一 筹建伊始聘导师二 独特的授课方式三 不平静的清华园四 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五 文史哲三系合聘教授第四章  不古不今之学一 不古不今与又古又今二 “三源流说”之学术纲领三 对李唐势力兴衰之析论四 李唐氏族之论引起学界轰动五 关中本位政策问题之独见六 种族与文化两大核心思想第五章  佛教史研究一 《金刚经》翻译错讹多二 佛教史的思想史之价值三 考证释疑探因觅踪四 辨析真伪细中见大五 中印文化交融探源六 订正千年误舛七 佛教与中土文学之关系第六章  《柳如是别传》与考释之学(上)一 痛哭古人留赠来者二 著书唯剩颂红妆三 行谊操守与人格自尊四 性情激烈坚毅狷介五 言情唱和互吐心曲六 钱柳性格差异比较第七章  《柳如是别传》与考释之学(下)七 对古人“应具了解之同情”八 异代知己与理性判断九 古典与今典相互映照十 考证使“真理不能磨灭”十一 心血之凝聚志向之所寄十二 于习见之材料中提出新解释十三 史识渊博深邃考释精微绝伦第八章  与文化学术共命同尽一 学术成果最丰硕之日子二 深层的爱国情怀与人格之魂三 欲著辨亡还阁笔四 《文通》《文通》何其不通五 《挽词并序》之真知灼见第九章  学界巨子一 “一代宗师”之称誉二 “国宝”称谓之由来三 卓越之成就与精进之方法第十章  学术灵魂与精神人格一 灵魂与人格建构二 至死不屈的学术人格宣言三 陈氏生命史是一部滴血的灵魂史四 陈氏对我们的启示第十一章  “托命之人”蒋天枢一 文化神州丧一身二 藏山付托不须辞三 “程门立雪”添续篇四 不负重托薪火传五 蒋子凸现非偶然跋

编辑推荐

《学术的双峰》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前言

撰成《学术的双峰: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一书，本想请一位平素尊崇的学界前辈赐一序文。俟后沉想，便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请人作序，固能看出虚心求教之意。对方若能给予中肯之批评，当可受益匪浅。倘故而激发前辈之意兴，引出对有关学术乃至更为广泛的学术领域之宏谈高论，就更喜出望外了，这可能是求序之本意。不过，就求序者之心态言，也未始没有请出尊神来为己作助阵之意。当初左思作《三都赋》，不就因为“时人互有讥訾”，请出“高名之士”皇甫谧为之“作序”，“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见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的么？这对于不重作者实际水平，徒以名声高下取舍之可悲世风来说，无疑也是对付的一大高招。但倘若并无左思那样的卓荦之才，偏要皇甫谧之辈为之鸣锣开道，岂不也太“醌颜”，且教“高名之士”连带受讥天下么？至于真有才学志气者，其实也未必需要高名者助阵。司马迁作《史记》，就并无自惭形秽，倒是精神抖擞地大声宣告：“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如此之创造气概，才真是自信自立者当有之气概。至今读此数语，仍不禁令人敬佩和悠然神往。余也不敏，所从事的也只是人文领域中之局部研探而已，自不可与前人之天造草昧大业相提并论。而且很需要前辈、同行之指点、批评。不过在研探之态度上，还是力求严谨，并希望有所弋获。而在志气上更不须借他人之颂谀，装饰自己之门面。倘只是谫陋之识，也不肯累高名者蒙羞。故考虑再三，终于决定不向前辈求序，由自己写一跋语交代事宜。我的专业是文艺美学，怎么突然又搞起了人文学术？这是许多朋友的疑问。其实，读过我的《智慧与觉醒》的朋友当有所了解，在那本文艺美学专著中已经涉及到文学之外的人类学、文化学、哲学、符号学等领域。令我十分不解的是，1994年元月出版的那本小书，至今还有朋友说看不懂。至于为何搞起人文学术研究，或者说何以选择了王国维、陈寅恪作为研究对象的，说来话长。那是1986年的时候，我在是年《读书》杂志第5期上读到著名学者何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陈寅恪学术思想散论》，由此便对陈寅恪这个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就注意收集和阅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并且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与资料卡片。通过阅读先生的著作，对先生的家世教养，价值取向，一生立身处世之基本规范与精神动力的渊源，皆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他曾用《白虎通》之“三纲六纪”来界说中国文化。“纲纪”既为抽象之理境，则其经验之内容自必随时代而变动。关于此点，他在《序》中已言之甚显。1964年6月，在《柳如是别传》刚刚完稿后，以前清华研究院的学生蒋天枢从复旦大学前往中山大学拜谒他。在蒋天枢临别之前，他不但将生平所有著作诗文皆郑重托付给了这位唯一可信任之弟子，而且写了一篇序和三首诗以道其学术托命之意。此一序三诗皆写得极为沉痛，他的学统情操亦故表露无遗。其实，我进一步思考的是：陈寅恪一生所追求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促使我思考的是他在1929年撰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几句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见《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8-9页)这篇碑铭与《娩词序》先后呼应，同在强调学统中心价值具有超越时空之精义。据此阐释，对于学统价值之解析，便不应只停留在形而下之经验层面。以“读书治学”之“士”而言，他们献身真理的具体方式虽因历史条件之限制而千变万化，各有不同，但却又殊途同归，体现了一种永恒而普遍之精神价值，那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究其底蕴，其背后之道德动力，是由学统所提供。《赠蒋秉南序》所言“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及“贬斥势力，尊崇气节”，恰恰是他本人一生践履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后之证词。早年的《王碑》(1929年)与晚年的《蒋序》(1964年)是两篇息息相关之文字，可以使我们了解陈寅恪怎样调整今古学统价值，以通向现代之转化。关于陈寅恪一生践履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经过，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现了第一手新史料。1953年11月下旬，陈寅恪以前的学生汪镬受命到广州请他到北京中科院任历史二所(即中古史所)所长。汪镬一到广州之当晚，即将郭沫若与李四光的信交给了陈寅恪，第二天一早，陈寅恪便坚决地给予了否定之答复。关于此事件之过程，后来记录在汪镬所写的一份长逾万言之《陈寅恪的简史及学术成就》。据汪镬的报告书，“连续两天，陈寅恪‘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比喻为‘自投罗网一’(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6页)。最重要的是报告书所载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段自述，是由汪镬笔录。全文已收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和三联版《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中，在此仅引最有关系之部分，以为研究之依据。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按：指汪筏)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63-464页)我在1995年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读到以上文字，感到非常震撼。我感到这不是一般的文字，而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知识分子史上一篇别开生面的大文字。我们所有人必须了解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处境，才能真正懂得这篇文献的历史价值。陈寅恪是最敢于承担人类良知的一代知识分子，他活得无比崇高。他在生命的最后20年，可谓真正完成了一个有尊严的学者人格造型。他是中国学人中之学人，以热血与生命践履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一个学人之所以为学人的风范之所在，如此崇高之人格，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洵属罕见。这就是我为何选择了陈寅恪作为研究对象之动因。因为研究陈寅恪，从中我发现陈寅恪与王国维在学术上有许多相似性与内在之关联性，故在研究了陈寅恪以后，我又接着初步的研究了王国维。这两位大师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皆为中国的学术事业作出了开拓性的杰出贡献，因而在国内外学界享有很高之声誉。两位大师虽然共事时间不长，政治思想亦不完全一致，但由于学术渊源及治学方法较为接近，相互影响，遂成忘年之交。陈寅恪与王国维皆受乾嘉学风之影响，特别受晚清学者沈曾植(子培)之影响更大。沈曾植专精音韵训诂，又深通梵文，精研我国西北史地与元蒙史，平生著述不下数十种。1915年王国维经罗振玉介绍与沈曾植相识，从此他们过从甚密，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一文，直接受沈曾植之启迪而作。王国维晚岁从事元蒙史、西北史地、边疆之学的研究，皆直接受沈氏之影响。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散原老人)与沈曾植之关系亦十分密切。沈氏自退官后避地海滨，时与散原老人相酬唱。陈寅恪是晚辈，对沈氏产生仰慕是很自然的。后来陈寅恪从事梵文、西北史地、元蒙史之研究，与沈氏之影响，不无关系。此外，王国维与西方著名汉学家法国的伯希和、沙畹等皆有密切关系。陈寅恪在巴黎结识伯希和，乃由王国维写信介绍。当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虽然没有见过陈寅恪，但称陈是“最伟大的中国学者”。戴氏在悼念陈寅恪的文章中说，陈寅恪在巴黎时很可能听过伯希和的课。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从此陈、王共事于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寅恪因侍父亲请假，于1926年秋才到任，故陈、王共事不到一年。共事时间虽短，但他们建立了深厚之友谊与学术关系，从陈寅恪在诗文中对王国维的高度评价皆可看出。如果没有对王国维思想的深刻了解，不可能在《挽词》和《碑铭》中作出中肯之分析。由此可见他是真正之相知。王国维深知陈寅恪了解自己，故在遗书中把后事嘱托给他，说“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陈氏不负重托，在王氏死后，他撰写了挽联、挽诗、挽词、碑铭、书序等诗文，充分叙述了王国维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及其治学方法，并使之发扬光大。总体来说，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百年学术史上的第一学人，陈寅恪是20世纪百年学术史上学人中之学人。陈寅恪在1927年撰《王观堂先生鞔词序》中称王国维与文化“共命而同尽”，这不仅是破译了王氏自沉之灵魂密码，而且也是陈寅恪自己终身为之不屈不挠、不渝不悔的学术人格宣言。在20世纪百年学术史上，王国维与陈寅恪是两尊学术的丰碑，是两座后世难以企及的文化学术宫殿。只有这两位大师才能够平起平坐，并驾齐驱。正是源于此，我选择了此两位大师作为研究对象，并将之作为一本书呈献给读者。本书的内容文稿，曾以论文的形式在有关刊物上发表过，这次出版时略加整理，目的是使之秩序性、系统性更强些。感谢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的领导，特别要感谢宁夏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余光慧同志，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与鼎力相助，这部学术性的著作是难以问世的。还有宁夏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何克俭先生、编辑周立军先生，对出版此书付出艰辛劳动。周立军曾几次打电话沟通编辑本书过程中的情况，令我十分感动。总之，还有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的帮助与支持，恕不能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荆竹2008年元月20日匆草于银川风声楼

内容概要

荆竹(本名王金柱)，研究员，1953年出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从事报刊编辑与主编工作约20年。现为宁夏文联副主席、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夏文学艺术院院长，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文学、美学、人文学等方面论文多篇凡三百余万字，论文曾多次获奖。已出版文艺美学专著《智慧与觉醒》《追求真善美》等。

章节摘录

二 天才的灵魂之苦与叔本华来比，尼采是另一种典型。当然，他与叔氏一样，同样是一位伟大之哲学家。王国维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也说过，在19世纪，德意志之哲学界有两大伟人，那就是叔本华与尼采，他认为两人是旷世之奇才，其学说相同，风靡一世。尼采告诫人们不要相信那些宣说天国希望之人，要对大地守忠实，为此，尼采向世人宣称超人之意义。尼采说：“我教你们超人。人是一定要被超越的某种东西，你做过超于人的事吗？”(见陈鼓应著《悲剧哲学家尼采》，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5月版，第74页)尼采不满意叔本华对生命意志之否定，他鼓动要人们做强者，做超越生命之事。超人的强者是不甘示弱的，亦不轻易屈服，它奋力抗争。要想主宰世界，就得使自己非常强大才行。这就是尼采。但做强者并非易事，并非人人都能做强者，这又是尼采学说的潜台词。因为尼采是一个弱者，他所谓的强者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他所宣称的意志的力量是有限的，一生皆没能显示出来，自杀也不行，最终以疾病缠身而告别于世。对尼采来说，疾病也成了一条解脱之道，因病而使自己糊涂，糊涂也就无理智可言了，那就可以不负失败之责任了。这何不是一条最好的解脱之道呢？王国维虽说悲观、痛苦，但王国维毕竟有自杀之能力。王氏完全是在头脑十分清醒时从从容容地结束生命的，他履行了或说执行了作为“人”的真正之权力。叔本华、尼采皆没有这个权力，也没有这个意志。他们的意志哲学，超人哲学，在王氏面前皆失去了生命的逻辑支撑。故，面对叔本华与尼采之大悲大苦，王国维深受触动，便写下了《叔本华与尼采》这一著名学术论文。王国维痛呼道：呜呼！天才者，天之所靳，而人之不幸也。蚩蚩之民，饥而食，渴而饮，老身长子，以遂其生活之欲，斯已耳。彼之苦痛，生活之苦痛而已；彼之快乐，生活之快乐而已。过此以往，虽有大疑大患，不足以撄其一心。人之永保此蚩蚩之状态者，固其人之福祉，而天之所独厚者也。若夫天才，彼之所缺陷者与人同，而独能洞见其缺陷之处。彼与蚩蚩者俱生，而独疑其所以生。一言以蔽之。彼之生活也与人同，而其以生活为一问题也与人异；彼之生于世界也与人同，而其以世界为一问题也与人异。(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265页)王国维笔走龙蛇，道出了天才与普通人对于痛苦的不同感受及领悟。普通人能感受到的痛苦天才未必能感受得到，而天才之痛苦普通人肯定是感受不到的，因为天才者领悟性极高，故亦即活得特别苦、特别累。王国维写道：夫天才之大小，与其知力意志之大小为比例。故苦痛之大小，亦与天才之大小为比例。彼之痛苦既深，必求所以慰藉之道，而人世有限之快乐，其不足慰藉彼也明矣。于是彼之慰藉，不得不反而求诸自己。其视自己也如君王，如帝天；其视他人也，如蝼蚁，如粪土。(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265页)天才者，即有大智慧之人也。智慧愈大，痛苦愈大，故天才之痛苦亦是超常之痛苦；普通人之痛苦多为布衣素食之痛苦，而天才之痛苦多为精神之痛苦，叔本华与尼采是如此，王国维也是如此。所以，天才之痛苦在普通人眼里是不可思议之事。叔本华说：“离开那些讨厌的意志后，智慧为了排遣气闷，因而走向外界，此时他的精力更为强大，也变得更客观了。天才所以伴随忧郁的原因，就一般来观察，那是因为智慧之灯愈明亮愈能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型，那时才了解我们竟是这一副可怜相，而兴起悲哀之念。”(叔本华：《生存空虚说》，作家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166页)其实，天才之痛苦正是在这里，天才之痛苦，的确是灵魂之痛苦。普通之人只有具备天才那个“智慧之灯”，才能照亮如天才者心灵深处之苦痛，此灯“愈明亮”，其痛苦之真相愈被看得清楚。无论如何，天才总是令人敬佩的。所以，王国维赞美叔本华与尼采是旷世之天才。认为二人的知力之伟大相似，意志之强烈亦相似。以极强烈之意志，而辅以极伟大之知力，屹立于精神之世界，“固秦皇、汉武之所北面，而成吉思汗、拿破仑之所望而却走者也。”(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266页)王氏认为叔本华与尼采之伟大，远在伟大帝王之上。叔尼二氏虽患有抑郁症，但他们毕竟是先哲，为人类近世点燃了智慧之灯。王国维之所以奉叔尼二氏为哲学导师，正是系于生命体验这一深层情怀。王国维能与他们从心灵上予以沟通，也正是在于他们有某种共通性，能在超越人生苦痛之前提下正视痛苦，从而也就推导出了只有天才才有真正的灵魂之苦。有无深刻的灵魂之苦，亦即成了王国维辨别天才的绝对标志。但痛苦也往往坏事变好事，这就是叔本华理论中反复阐明的天才之痛苦完全可以酿成美酒，变成美酒后即可以自我陶醉矣，此即所谓“国君之夜”，叔本华与尼采之苦痛也就由此得以自救，王国维在此亦即取过叔尼二氏之精神药方，以缓解自我灵魂之苦痛。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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