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历史世界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1-7
ISBN:9787108037008
作者:余英时
页数:922页

作者简介

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过去的史学界对此也已或隐或显地有所察识。怎样将这一论断建立在可以客观检证的历史事实之上,才是专业史学的本格任务。所以宋代士大夫的思维结构与行动模式在这部研究中占据了轴心的位置,本书副题主要即取义于此。

书籍目录

自序一
自序二
上篇 通论
绪说
一、“政治文化”释义
二、道学、道统与“政治文化”
三、古文运动、新学与道学的形成
四、道学家“辟佛”与宋代佛教的新动向
五、理学与“政治文化”
第一章 回向“三代”——宋代政治文化的开端
第二章 宋代“士”的政治地位
第三章 “同治天下”——政治主体意识的显现
第四章 君权与相权之间——理想与权力的互动
第五章 “国是”考
上、北宋篇
下、南宋篇
第六章 秩序重建——宋初儒学的特征及其传衍
第七章 党争与士大夫的分化
一、引言
二、“国是”法度化下党争的新形态
三、朱熹时代的党争
四、王淮执政与党争的关系
五、余论
下篇 专论
绪说
第八章 理学家与政治取向
一、“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紧张
二、从“内圣”转出“外王”
三、“得君行道”——朱熹与陆九渊
四、“得君行道”——张丰式与吕祖谦
五、余义
第九章 权力世界中的理学家
一、前言
……

编辑推荐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是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

内容概要

余英时,1930年生,安徽潜山人。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73-1975年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itlgePrizerewardslifetimeachievement)。中英文著作数十种。

章节摘录

版权页:我不过作了进一步的疏证而已。第二,李心传的论断则本于朱熹对“皇极”与官僚政风的双重批评:他基本上认定一般官僚苟且含混、是非不分等等敷衍作风都是从误解《洪范·皇极》章而来,而这一误解已远起于孔安国《传》。朱熹的评论虽大半发表在光宗初年,但这种官僚作风其来有自,而尤以王淮长期执政的影响为最大。光宗一朝是官僚集团大力鼓吹“皇极”之说的时代,朝廷上仍然存在着一个没有王淮的王淮体制。孝宗所部署的少数执政大臣与理学型士大夫在这一体制围困之下,极难有所展布。所以朱熹的发言才集中在这一时期。不但朱熹如此,其他理学家如周南也在同一时期,将官僚体制与“皇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加以批评。这是我的假设的另一根据。朱、周等人的议论稍后将详作检讨,读者寓目下文之后,上述疑问便将大为消减。第三,我的假设是以接受李心传的断语为始点。但我之所以接受此断语而不疑则又因为它与当时士大夫的一般风气若合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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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2条)

  •     在这样一个深夜,坐在自己的床上,突然想写这样一篇不算是书评的书评,因为它更像是我进入大学历史系两年来的一点感想。所以更多我要说的,是我阅读此书的过程。如果在高中时候让我写一篇这样的书评,我肯定自信满满,夸夸其谈且面不改色心不跳。但进入历史系两年来,我越发觉得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说一些话开始思前想后看有无错误,一些评论甚至自己都不敢下了。打个比方,在高中时,就像是那只在井里的青蛙,我的天空只是那井口大小,毫无疑问,我是我世界当然的主人,但当我终于爬出这口井时,才发现所谓沧海一粟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买到此书,是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买,当然也只是冲着此书的名气,记得当时的我只是随手翻了两页,觉得无聊看不进去就扔在了一边,觉得上大学看也好,于是,在搁置一暑假后,我把它带回到了学校。进入大学的第一年,是充满新奇的一年,有太多新鲜的东西需要接受,于是,这本书就在寝室的书架上,安安静静的待了一整年。直到大一结束,在去军区军训之前,硬着头皮读了一百页绪论,懵懵懂懂,不知所云。只是一页一页的看着,拿笔划一些我都不知为何要划的横线(这在我后来重新阅读时候深有体会),没多久,它便又回到了它应该在的位置。再次拿起,是这学期的期末,十天时间,读完此书。合上书本再想想从不在意去读,到发现根本读不懂,再到读完的这个两年的过程相对应的自己,态度可能正好相反。也许,这便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吧。名为书评,还要再来说说这本书,大一读完陈苏镇《春秋与汉道》时候模模糊糊对政治文化有了个大致印象,陈书以《春秋》学作为贯穿两汉政治史的一把钥匙,从《春秋》学对两汉政治的影响入手。而余书则更多的针对士大夫“内圣外王”的“外王”层面。余先生敏锐的观察到了在理学或是朱熹研究层面上将时代与学术割裂的倾向。他要将朱熹还原到历史中去,构建出一个立体的“历史世界”。他从此入手,更加具体的分析了在种种分歧背后士大夫“得君行道”的一面。由此揭示出两宋士大夫政治的一些面相。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如庆元党禁的原因)也有了新的,更加完整的解释。更可一提的是余先生对于心理史学的应用。他对孝宗光宗心理过程的揭示可以说分外精彩。在文献材料不足或没有直接证据时候,这样的方式或许也是一种借鉴。
  •     对于这样的书,我写书评,就觉得有点惭愧。实际上很多书都是这样,抬高到评论实在太不好意思了,顶多是看过之后的一点小感想。不过豆瓣只有笔记和评论两种,我想说的东西,说是笔记更加名实不符了。所以。这篇东西并非只针对这一本精彩的历史书籍,也包括了我前段时间看完的《戴震和章学诚》以及别的一些书。总的来说,我是想澄清一些事情。这些事情纠葛于心已久,已经日渐清晰。首先我想说的就是,不管看起来像什么,其实我就是一个儒家弟子。而且跟所谓的“新儒家”似乎扯不上什么关系。他们太过刻意而生生将儒学送给了韩国。WHY?一言以蔽之,整容。我觉得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认可人事在变化。或许我这么说对于我刚才说我是儒家弟子是个莫大的讽刺,而恰恰就是因为余英时老师这两本书才让我深刻认识到,儒学一样变动不居,没有脱离历史的学问,即使每个人都要找寻一两千年前圣人的话语,却无法不以自己的话语去诠释(包括一系列伪书)。同时,我认为这种行为和思维模式是得不偿失而且阻碍着儒学的发展的。即儒学=某人。即使这个某人是大圣先师孔子也好。既然可以认为孔圣超越了周公,为什么后来人就不能超越孔圣?其实即使"超越”这一词也是危险的不准确的。每个时代的人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和任务,我们不可能和孔子互换时空去检验知行的高低,如果不能意识到我们反思历史时总是进行了一系列方便的假设。那么很多人都会显得自己非常高明了。那么我为什么认可儒学呢?既然思想在变化,而且我汲取营养的来源亦绝不止儒家一派。即使与任何人都大为不同,我又为何不为自己的思想找一个新的名称?这是因为关心的重点没有变化。我记得豆瓣上某个人说过:细观《论语》,其实就不过是一些各个国家各个地方都会有的智者箴言罢了,老生常谈,没有什么特别的。对他来说这里面当然是看轻之意,但在我看来,这不外是最高的赞美,因为里面潜藏了四个字,即“普世价值”。我之所以认可孔子,是因为我认可他对人和世界的认识。当然并不是那种逐字逐句的认可,而是一种背后精神的认可。我认为良好的自发的社会秩序比法律更重要,并不妨碍我指出礼教的不可能;我认为人们的差距是教育而不是先天的因素,并不意味着我相信什么人人生而平等;我认为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却也没有认为过谁是烂泥扶不上墙(这当然是因为孔子是老师而我不是,别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没有那么大的责任感)。当然我对儒家其他人物也抱有相应的一些认可度,综合的来说,共同点在于这一些,而我认为(并且以为余英时老师也应该认可这一点)这些才是儒家真正的内涵所在,至于其他的,都是可以应时变化的。这一些包括:热爱只有一次的人世,认为自己应该并可以对其负有责任,认识到人的软弱和卑鄙之处,用宽容的心去区别看待,抱有理想但认识现状,相信自己但懂得畏惧,学会尊敬和倾听。最重要的是,相信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可以沟通,并发掘出同质的真善美。以上也并非我全部所得。我还想提出的一点就是,历史的发展似乎总是从反对一个过分到一个过分的反对,用矛盾的辩证发展模式来解释似乎可行。问题是我们总要沉溺于这样耗费精力的社会规律么?既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如果依然不能解决“当年爱之俞甚,今日毁之俞过”的问题,如果依然以为前人都是脑袋有病的怪物,我们又怎么能逃过求全之毁,又怎么能不成为后世的怪物。。。
  •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2013年,三联书店)虽以朱熹为主题,但副题“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更能概括本书主旨。以朱熹作为中心人物,既可以就典型人物做细密的材料分析与历史反思,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结构,也可以借此考察宋代已经成熟的政治制度,描画终宋一代士大夫的思维模式与政治行动。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间的交织互动与士大夫在其中的运用,以正史、文集、笔记、官文书、日记、年谱等文献资料为主,辅之以今人的研究成果,“遍检群籍”,试图重构朱熹的历史世界。正如自序所说,重构与还原近乎为不可能,故作者的史料证释与解读,未必为确诂,但确不失为达诂,其中的眼光和识见都让人佩服。宋代独特的政治风格是全书所著力描绘之处,从宋初“回向三代”的理想对儒生整体的影响开始,展示宋儒的独特面貌,年轻的神宗皇帝也受到儒家理想激情感染而锐意变法。虽然变法不成,“新政”却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士人努力争取的与皇帝“共定国是”、“同治天下”的权力最终得到了皇权的认可,并嵌入政治制度之中;君相与“国是”共进退,使皇帝再也不能以仲裁者的身份凌驾于士人党争之上,虽然后果是,执政派“引其君以为党”,对异己士大夫进行政治迫害。朱熹及其同辈人生活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后王安石时代”。本书在结构上分上下二篇,通论铺展在前,专论详说在后,各有侧重又互相牵涉。上篇通论宋代政治文化与士的政治主体地位,追溯北宋,展示朱熹生存其中的宋代政治文化环境的整体演变,探讨新的学术取向和政治风格的形成,论述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发展的缘由。下篇专论朱熹时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以理学群体在南宋前五十年的际遇,凸显“君相共治”与“国是”在南宋的发展,展示理学群体的政治欲求,廓清“道学”与“庆元党禁”之间的微妙关系,与上篇所论道学因果相互交映,呈现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和外缘情境。就布局来说,上篇是全文的全景俯瞰,涉及内容极为广泛,讨论的话题有过于精深而不得不点到为止的,下篇事件的发展则是上篇庞大铺垫的或然发展,故我拟就上篇做稍详细的讨论,而略去下篇。新学术的产生,往往是对时代思潮的反应和回应,作者蒐集相关史料,将二程道学之定型放入与王氏新学竞争的大背景之下,以道学产生与外界之互动,在二程看来,新学才是他们心中真正的竞争对手。对道学来说,当时最强劲的思潮无疑是佛学。僧徒与士大夫密切的交游,塑造出一批士大夫化的名僧和好谈禅的士大夫,二者间纠缠不清,这无疑让严守界限的道学家感到紧张,集中火力于修禅的士大夫,新学也因此遭到他们的激烈批判。尽管如此,谈禅的风气所及,牵连心、性,已展开了一个探索“内圣”的谈辩境域(discourse),作者抉出当时极受各方关注的《中庸》,揭示儒家对佛门开创的“谈禅境域”的接收。佛学竟成为了道学的“助产士”,这是道学家所不自知或竭力否认的。余英时在论述宋代士大夫群体的总体状态时借用韦伯(Max Weber)的“理想型”(“ideal-type”),将社会学的方法引入史学研究之中。他虽然塑造出“官僚集团”和“理学集团”这两个理想型,却又像韦伯一样不断提醒读者这仅仅是大体的理想划分,并非金科玉律且不涉价值判断,仅做一种简便的分析方法用。不过,与大众的印象里,“官僚”二字即带负面色彩,这种现代成见恐怕不能避免。作者虽然竭力澄清后世对理学群体的种种误读与偏见,但今人的偏见还是不断地影响着对本书的理解,单看书后附录就能知道这种成见之固。这些成见来源于在理解历史之前就已存在的对历史认知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日常文化环境塑造的历史景观覆盖在历史本相之上,成为今日的共识,重复共识固然方便也不会引得众楚齐咻,但是历史学家的所能做也在于此:揭露错误或粗糙的历史概括。通过回归原始材料,余英时选择对时代的历史共识的悬搁(epoche),“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挖掘隐匿的历史本相。人们固然质疑重现历史本相的可能,但这与其说是目标,不如说是需要靠着学术自觉努力接近的理想状态,当然,史学研究实践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只是远看漂亮的空中花园,在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时,分寸感尤其重要,这点尤见于余对心理史学的应用上。往往以哲学史的取径来研究理学家,无非是借用西方哲学史的写法来重写中国思想史,即将理学从宋代的历史脉络里抽离出来,进行形上学或宇宙论上的研究,这自然也有它的价值,但却导致了思想史之中思想者的隐退,空余理论和概念的排列。古代中国有没有“哲学”(philosophy)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理学的传统在思考的范畴(categories of thinking)上,而不是思想的内容(substance of thought)上”,归根结底,理学家从未忘却“治道”,那才是他们的终极追求,其他只能居于第二序(“second order”)的位置。将理学纳入哲学的系统理论之中,看似井井有条,实则是以“他者”目光重构自身,不免造成某种时间错置的“牵强的比附”(forced analogy),这种对历史情境的“抽离”由来已久,我们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引用陈寅恪在近九十年前的一段话:“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葛兆光以为“哲学就是西方来自希腊的知识,而且是有系统的探索原理公例的科学,那么,这种定义如何可以概括、解释和叙述既不同于希腊,又并不以发现原理或公例为目标的古代中国思想?”,若单单对理学家进行“哲学”维度的解读,恐怕是“穿一件尺寸不合的衣衫”,当然,这并非取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以为双方“井水不犯河水”,没有比较的可能,而是在“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总体认同下,就迥然不同的历史和学术的发展脉络,区分细微的异同,做谨慎的比较研究。但种种词语和概念的表达已在我们讨论问题之前就限制好了思考范围,在此背景之下,我们怀疑或者放弃这些表达,将无法表达自我,朱熹曾疑古文《尚书》为伪,又曾疑及其余经书,但这个念头一出现就被压了下去,他自己也承认,若疑到底,整个儒家信仰世界的基础就会崩塌,这是他所不愿也不敢的。戴震所说的“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今日恐怕很难实现,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小心谨慎的在概念的陷阱中行走,据此也可知余英时的谨慎态度建立在学通中西的基础上,正是因为了解,才不敢轻易做无谓的比较。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余英时师徒三代都曾以朱熹作为研究主题,但三者意义却大不相同。田浩(Hoyt Tillman)经历过完整的现代思想史专业训练,站在域外研究中国,虽然视角特别但又不能免于“隔”;对钱穆来说,朱熹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考察的对象,还是他自幼生长濡染其中的道统世界的圣人“朱子”,谈论朱熹的经历与学问都是他表达现实关怀的一种途径,在这层意义上,他回归了传统,余英时则刚好处于两者之中,他和自己几本专书的研究对象大概是同一类人,在学术新知之外,都有一套坚固的价值系统,不能简单地视作知识从业员(mental technician),而是有现实关怀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学术研究和价值世界交织在一起,尽管他们的一些政治意见恐怕不能让人信服,但它们的价值并不在于对错,而在于做出判断的背景,错误史料未必不能印证真实历史,其中还可能隐含着群体思维或时代风潮,对于思想史来说,这些材料的价值也是不能抹杀的。本书篇幅九百多页,笔下所及以朱熹为中心,而目光所注则在宋代政治文化动态之整体,其中可以深论之处还有很多,但这已超出我知识和能力之外,以后生小子来评论学界耆硕的代表作品,妄谈而已。对本书,或说对余的总体学术写作事业的大致印象,我则还要斗胆引文献学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的一段话来表达:“历史的书写,很有可能如同任何人类活动,应当成为一种‘对立的统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努力回应两种相反的苛求,每一种都同样紧迫:为了感知和评估历史现实,一方面需要自我有意识的、完全的介入,另一方面需要完全超脱自我,要求有一种客观性、非片面性。在我眼中,这是科学的精确的修行,要做出客观的、不片面的判断要求这种自我的超脱,这可以为我们赋予嵌身历史之中的权利,也为判断赋予一种存在的意义。”

精彩短评 (总计68条)

  •     手滑刪了一下。作為無法繞過的開山之作,在批評的同時應當尊重。
  •     比起早年具有发见和创设体系的论著,余先生的这本书更像是一本花样繁多,技巧复杂,材料裁剪的表演性著作,既不为打破什么,也不为创造什么,只是为了树立一个模型范式,这种大宗师的自许。
  •     史料充分,切入点很有趣
  •     余英时的作品都值得一看
  •     等了20多天才到,然后,到的书,有点开胶,换也麻烦,算了。价格39元,较为便宜。
  •     当时毕业论文本来想做这本书的。。还是算了。。现在想想如果做这本书会是更好的事。
  •     孝宗心曲辨析精细
  •     作为史学著作其实很不错了,何必苛求?如果只看原文,可以说作者对理学家的内圣也好,价值世界也好出言还算平实,绝无过分之言。但刘,杨二人似乎由于平日成见,便奋起攻之,终于逼出作者在对书评的回应中所暴露出来的对西方哲学和东方神秘主义的浅薄理解。又何益于后学?
  •     据说争议很大,附录的三篇回应也看的出余老有点上火。找时间结合《宋儒微言》再看看。
  •     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材料丰富但稍嫌芜蔓。上篇通论部分高屋建瓴,极具史识。下篇专论则逊色不少,要言之,不过权利斗争,尔虞我诈?最后一章套用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来分析南宋皇帝的心路历程也很精彩。
  •     读起来不容易,不过倒是值得一读
  •     内容挑得粗阅读了一下
  •     在所有余著里,最喜欢的就是《朱熹的历史世界》和《士与中国文化》。虽然不治史,亦有借鉴之意。初版的全价才48元,可两本合为一本后,价格就被定为78元。对于我们这些穷学生,情何以堪。
  •     然而并没有读完
  •     提前抢购的
  •     脑洞大开
  •     书的内容暂且不提 书的质量很好 硬皮精装 送来时外包装也完好无损 纸质也很好!
  •     立论主观性很强。
  •     在亚马逊买书七年了,最反感的是同一本书,又是同一批货,价格忽高忽低,有种被涮的感觉。买家是在买商品,不是在抽奖。
  •     在看,写点很好
  •     思想史与政治史的交织,别开生面
  •     作者对孝宗的心理分析很精彩,可是孝宗晚年既然已经准备改定国是又为什么退位于光宗呢,不太符合常理
  •     余英时就是个话题终结者,朱陆异同在他这里就是大白于天下的,他俩外王的意图可一致了,不就是个人的内圣法门上有偏差吗。他确实将朱子还原于历史中,而这部充斥着党派斗争的历史也难怪会出现附录的争端。
  •     学历史而未读此书应当是一桩憾事。“外在理路”的经典之作,将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放诸政治史之中,恐怕只有余先生敢这样写一部如此大部头的书。写的也很精彩,特别是越看到最后越入迷,到几篇附录的反驳时则更体现出余先生的好玩儿。但是本人一直对几个问题有疑问,一个是用弗洛伊德的理论研究宋孝宗和宋光宗的心理,还有就是对南宋的“官僚集团”、“理学集团”做的二分,总觉得怪怪的。但是总的来说是一部配得上“经典”称号的著作,学到很多东西。
  •     看的不仔细
  •     如果能够压缩三分之二,将会是一本令人欣喜的书。重点看绪言即可。很多具体的史实构建还需要宋史学者辩证。心理分析那部分实在没必要,虽然其他论述的还可以。如果余先生有深厚的内圣方面研究,那这本书更值得阅读。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的待证。
  •     名气大,但写得真不好。“政治文化”概念不对,对新儒学的理解很差。现实政治关怀过强,影响其客观。十年前读过允晨版,作业也作为书评发表了。
  •     快递很快是正版
  •     余公现在的江湖地位应该等同于张三丰之类了吧。
  •     学术该怎么做,论文该怎么写,史料,逻辑,分析,引人入胜而又叹为观止
  •     很棒的书,不过需要花很大气力去阅读。
  •     余英时的著作,值得好好读读。
  •     至少还可以再读两遍。
  •     皇皇巨著,深可见于余先生的学力。
  •     详实到没耐心看下去的考据,各式各样文献信手拈来的自信,反正我也看不懂,只有大写的服。心得体会,大家都不容易,该怎么办怎么办,且行且珍惜!
  •     尽管比第一版的两本好些,但是纸精装,要是布面精装就好了。等降价
  •     看了绪论和官僚集团的形成两节。此书中余公转从外缘看宋学、理学的兴起,将文化思想与政治权力结合而论,与以往专重内在理路有所不同。惟宋代士大夫欲致君尧舜,但最终证明还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过于理想的道德要求,不论其对象是君主,还是民众,恐怕均不免在各方角逐的合力下最后走向挫败与失意。
  •     如此好书像本砖头字典一样,实在可惜。看没几下就开胶了。对于这样集合两本于一本的行为,我只能说事儿逼。
  •     余英时这部《朱熹的历史世界》,至少从形式上,想要突破思想史观念史,注重概念,而不重视政治的偏向,因此这部书中对于自北宋至南宋一系列则士大夫从政的历史一一列举出来。但是,这部书顶着名头是朱熹研究,那么这本书就不可能仅仅是宋代士大夫研究,而且还是理学士大夫的从政史,但是仔细阅读后,就发现余英时将理学士大夫拉入到政治世界,其实真正从政的理学士大夫仍不过是二程到朱熹、叶适、陆象山等几个人而已,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并没有太过亮眼的表现,反而是他们的政敌,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南宋的官僚集团,表现要更为有特色一些,结果本书大部分篇幅都在论证王安石的致用和南宋官僚对于理学士大夫的迫害。思想史写成政治史,这也是余氏的思想史风格了,政治斗争,皇权禅让,都成了思想概念诠释的中心。本书的最后四分之一都是朱熹死后的历史。
  •     内容自不必说了,很好的。书号称精装,实际也就是在平装书的封面里夹一块硬纸板而已,最多只能叫做硬皮书,三联版书籍的装帧越来越让人捉急了。拿到手的时候封底一角被挤压变形了,好在不影响阅读,就收下了。
  •     有不少未发之覆,其中的一些小考证仍有早年晚节考的淋漓生气。高孝光宁几朝政争史实在精彩,舍此无法理解诸位大贤。(跑题)比如稼轩,虽然通篇没有提到稼轩宝宝,谁让稼轩未曾一日立朝呢。。。把稼轩词拿出来再复习复习咳咳
  •     课上 从这本书 来写 公民文化 已经 忘记 自己 是怎么 编的了。但还是 很佩服 那时的自己。
  •     39买的,冰点价!但是来了没有塑封,以前买的《论戴震与章学诚》还有《方以智晚节考》都有的。另外这本确实很厚,应该分成两册,否则容易散,看着手累。
  •     因写报告作为参考书而读,简略而过,当重读
  •     三联你搞精装就精装好了,不就是想变个法涨价嘛。干嘛把以前的上下两册合在一起,书多少重,看书拿的我手臂都酸,谁设计的,那家伙平时看书不,设计的真是失败。赶紧再出一版分上下册的吧,这么好的书,都被糟蹋了。不过封面设计非常精彩,比老版的要好很多。
  •     补记 非常之好
  •     巨大的震撼。作者重建了南宋孝宗至宁宗这段为时不长但分外重要却早已湮没的历史,将朱熹代表的理学集团在南宋政坛发起的堪比北宋熙宁变法的政治运动重新打捞了上来。作者对材料考证详细,论证严密,是为“理”;运用心理学史研究方法走进高宗、孝宗、光宗的内心世界,揭示祖孙三代围绕“国是”、“和议”、“恢复”而起的政治纠纷与心灵隔阂及其最后的悲剧,是为“情”。孝宗机关算尽但终于跑不过时间与人事造化,以及理学集团“得君行道”“重建秩序”理想在与官僚集团斗争中的失败,耗尽了宋朝儒学仅存的一点活力,读来心惊而悲凉。通过此书我终于明白中国知识分子何以如此向往宋代,因为这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书唯一不拿知识分子当“致治”工具、而是承认其与皇权同为“共治天下”政治主体的时代。
  •     延钱穆之余绪而眼界卓识相差道里。
  •     质量很好,书质蛮好的
  •     文笔不错。思想匮乏。幻影重重,不是好的思想史。
  •     此书所谓的“历史世界”含义甚广,就朱熹个人而言,此一历史世界并非只是外在于朱熹个人的时代背景,而且是他所参与其中的生活世界;这一“历史世界”又不是指朱熹的全部个人生活史,而主要是指朱子生活所在的政治世界,即他的政治交往、政治关系、政治活动;同时,又指与朱熹相关联的国家政治生活与政治文化,在时间上则特别关注于十二世纪最后20年。这个领域的研究显然是以前朱熹的研究者所忽视的。还应当指出,此一历史世界并不是与思想无关的行动集合,所以历史世界的研究并非与思想全然无关,在这个意义上,毋宁说作者在提供朱熹历史世界的广阔背景的同时,亦欲通过对历史世界的叙述,突显出朱熹的政治关切、政治主张、政治理想,突显朱熹的政治文化观念,进而呈现当时士大夫群体的政治文化。这样一种研究自然不可避免地涉入于政治史的领域。
  •     精彩!逻辑清晰,论证有理,有醍醐灌顶之感,最后心理分析部分令人耳目一新(从外行的角度看)。儒家自古一脉相承的终极理想是实现外王,建立理想的人间秩序,想起陈寅恪先生说他研究学问的最终目的是找出人类的出路。论证了宋理学一直被人诟病清谈误国,实是无奈的曲线救国。/ 成為君子,是值得終身追尋的理想。
  •     都到最后,阿呀,骨肉抖动
  •     强烈推荐……可惜现在余英时被封杀了…… 把南宋的时候文人和政治相遇的事情分析的特别深刻……完全新的思路……
  •     没有任何理由不给这部震撼了学术界的书打五星。
  •     余英时先生专注史学,对形而上和经学只是一笔带过,让论点论据显得异常清晰。余先生善于选取历史节点,善于在这些历史节点中选择恰当的论题扩大深挖。全书有一些遗憾还正是在选题不够新颖,论述就有些拖沓了。
  •     哥白尼式的转换,彻底驳斥了对宋儒“袖手谈心性”的历史偏见,内圣与外王在理学家心目中是一以贯之体用一源,两者是并行,非时序和因果关系,即由内圣转出外王。在上位则“致君行道”,处乡间则泽民济世,无一刻不致力于社会秩序重建中;其次,对宋代的政治架构的精到分析,有力地论证了钱穆先生的中国传统政治非“一团黑暗”之观点。
  •     还没看呢应该不错看来要下个月了
  •     通过宋孝宗的政治安排,把宋儒们“得君行道”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     理想主义
  •     只看了一个前言……
  •     非常好的一本书值得仔细品读
  •     尾章介绍心理史学诠释孝宗很受启发。
  •     读的很费力,但也确实很精彩。对于理学有了更多的敬意,看着书中一个个自由的灵魂,我真的向往那个时代。
  •     每次读余先生的书,都不禁为先生学问之浩瀚气象所震撼,其见解之独到,掌握材料之充分,论述之精辟,当世无出其右者。
  •     心理史学的部分很有启发。
  •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1166?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
  •     我承认,我没有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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