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根》书评

一份context的补充

出于论文需要匆匆翻过，这里结合我自己关于“海德格尔与纳粹”这一问题的阅读经验补充一些与此书形成互文关系的文本。
1、布尔迪厄《海德格尔的政治存在论》（1988）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115722/
这本书基本上可以视为奠定范式的重要著作，布尔迪厄用场域分析的方法将海氏思想锚定在政治场-哲学场的场际互动关系之上。在布氏看来，场域之间是同源而多元决定的关系，而政治经济场具有决定性力量。具体到海德格尔研究，基于同源性，他认为“我们必须抛弃存在于政治解读与哲学解读之间的对立，并对这些写作进行政治的和哲学的双重解读。必须通过这些写作的根本性的暧昧，也就是通过它们所指涉的对应着双重心智空间的双重社会空间，才能确定这些写作”；而基于文化场域的相对自主性，他也并满足于阿多诺对海德格尔阶级宗派的分析，因为它“无法认识到我们应该期待发现的最为关键的东西，也就是由哲学话语所导致的形式的加强”p3-5。所以他主张的是一种既是哲学又是政治的双重解读，结论则是：海德格尔思想是“保守革命”在哲学场上的结构对等物。不过在这本仅十八万字的小书中，他着重处理的依然是政治层面，尤其是政治场向哲学场转化的符码编织方式。也因此，就有了——
2、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228314/
在序言中，沃林如此说到：“事实上，如果要我用三言两语概括我全力写作的这本书，那么，我会答道：‘它不过是布尔迪厄那本书的哲学补充。’”布尔迪厄主要做的依然是意识形态批判，因此沃林在致敬前辈的同时，重点在“内部的哲学分析”维度上进行推进。
3、本书
在序言”定位海德格尔“中，巴姆巴赫讲到自己特别留意海氏”早期政治作品中的两个关键术语——Bodenstandigkeit(译为原生性autochthony或扎根状态rootedness）与Selbstbehauptung（自我主张self-assertion）“，而将它们“历史性地定位于他那代人的右翼保守性革命词汇的背景中”。而从后文来看，无论其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批判还是对符码在显（哲学）-隐（政治）层面的双重转换的关注以及认为并不存在海德格尔Ⅰ到海德格尔Ⅱ的本质转变（变化的仅仅是话语形式）等诸多关键方面，都显示出与布尔迪厄观点的一脉相承之处。
有意思的是，由始至终巴姆巴赫都没有提及布尔迪厄，包括在论及西方学界对海德格尔控制其文本接受与传播产生警惕时（他在此处列举了1988-89年开始大量出现的讨论海氏作品中政治维度问题的著作）——或许也可以视为“影响的焦虑”之一种吧。
不过本书还是颇有特色的，其一是史料较丰富，二是对海氏的文本细读，三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地缘哲学政治学的考察（也就是第三章“海德格尔论中欧的地缘政治”），第三点颇有新意。
4、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论海德格尔》http://site.douban.com/139215/widget/notes/6434767/note/340696562/
这是杰姆逊2013年中国行时带来的新作，其中尤其关注海氏文本中的转码问题。在杰姆逊看来，《存在与时间》可以被视为这样一种方案，“符码的转译在其中占据了策略性的地位甚至是核心地位”，通过三种符码（即世界性/日常性、时间性、历史性）的递进转换，海德格尔成功实现了原创性的语言实验或结构发明。与布尔迪厄一样，他也指出这一转换唯有发生在德语之中，例如“上手性（Zuhandenheit）与现成性（Vorhandenheit）的对立”。
ps.顺便再谈几句题外的话吧，也算自己的一个备注。
1、按照本书所引菲利普·拉考·拉巴特和让·吕克·南希在《纳粹神话》一文的定义，所谓神话“是将种种根本性力量（forces）和对某个个体或某个民族的指导结合在一起的权力（power），是一种地底的、不可见的、非经验性的同一性（identity）的权力”P89。由此：
（1）、德国的民族原生性神话确实不同于罗兰·巴特所分析的当代大众文化中所体现的意识形态神话，它具有浓郁、黑暗的神秘主义色彩。我在看《意志的胜利》时往往是被那只巨大的黑鹰造型所震颤，而不是整饬、阳刚、硬朗、雄壮的气质和群众性的大俯拍、横摇场景。毕竟后者被后世政宣片袭用太多，接收者容易识别。
（2）、赫尔佐格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指责为法西斯分子也是有道理的，例如《天谴》中毁灭与重生的疯狂气质和对纯洁种族构成的神意王国的召唤，甚至在这一召唤彻底失败后的悲怆孤独感，都触及到了德意志精神的深处。不过按照符号学，艺术符号常常是跳过对象的，也就是说是弱指示強解释的（参加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2011南大版p307），这也就意味着艺术符号是必须被编织进入某种定向的意识形态体系中才能发挥政治性功用的，否则它便很大程度上是自由的。因此指责赫尔佐格是法西斯主义又是不合理的——毕竟，时移势变，1970s早已不是1933年。赫尔佐格是我偶像，也是我偶像（杨德昌）的偶像，因此，在这里必须为他一辩。
2、巴姆巴赫在导论中还引用了卡尔·洛维特在其自传《1933年前后我在德国的生活》中的一句话：“1933年德国革命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的。德国从1933年开始的那些事件，都是一种想赢回失败的战争的努力。”
这是非常犀利的一个见解。注意，海氏本人即参加过一战，而且战争的失败对其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冲击（参见萨弗兰斯基《来自德国的大师》）。
不过我想说的是，联系到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003032/）中将德国浪漫主义的起源视为普法战争失败后德国人对法国辉煌的启蒙运动的“酸葡萄心理”所致p41-44，我们不得不说法国人还真是德国人的宿命啊。而换个角度说，欧盟还真是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