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书评

H1N1正流行，谁在读《鼠疫》？

最近，全球H1N1大流行，在北京，每天都有新的病例报告，我不敢到处瞎跑，只得呆在家里，于是，我读加缪的《鼠疫》。 　　我是2003年到的北京，那一年非典也到了北京，也是第天都有新的疫情报告，到处是戴着口罩的人们，紧张的气氛让我仍记忆犹新。 如今，才过了6年，这期间，还发生过禽流感。总之，流行疫病的威胁一直存在。当然，也许H1N1不会发展到《鼠疫》里描写的那样恐怖，但是并不说明，不会有一场流行疾病能够让我们再次经历浩劫！正如加缪在文尾所说的那样，“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因为，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所无法看到的东西，他却心知肚明。他知道，人们能够从书中看到这些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在家具和衣服中沉睡几十年，它能耐心地潜伏守候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也许有朝一日，厄运再次降临到人们的头上或是再来一次教训，瘟神会再次驱动它的鼠群，在它们选中的某一座幸福的城市将自己安葬。” 　　其实，也正是在一场流行疫病全球流行时，我们才能真正地静下心来看一遍《鼠疫》，再一次体会经受磨难中的无以言说的心境。才能为未知的未来作好应有的准备！ 　　加缪的鼠疫，是隐喻一场战争，隐喻生活本身：生活中威胁和欢乐始终并存。《鼠疫》还是一篇证词，小说结束时，加缪说出了他为什么要写作：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不愿在事实面前保持缄默，是为了让人们至少能回忆起这些人都是不公正和暴力的牺牲，是为了如实地告诉人们他在灾难中学到的东西，并告诉人们：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他说：“这不是非凡的胜利，它只不过是一篇证词，叙述当时人们必须做的事，而且，在今后，当恐怖之神再祭出它的无情的屠刀之时，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向灾难的淫威低头，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愿当医生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 　　加缪对疫病流行期间小城的生活情景还有人的心理的描写太真实。我一直在思考，他是如何做到的，写得如此逼真，难道他真的经历过一次鼠疫？请看他写的，“鼠疫给市民们带来的第一个感觉是流放之感。流放之感幻化成人们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的空虚感，它确是一种明确清晰的情绪，一种焦心的回忆之箭，一种荒诞不经的妄想，或是妄想年光倒流或是相反地妄想时间飞逝。”多么经典啊。 　　在小说里他还对各色人等的不同抉择作了客观的描写，他没有故意地站出来说什么，总是让事件本身来说话。对医生里厄，没有故意拔高他的形象，他“只是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向灾难的淫威低头，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愿当医生的人”。对于记者朗贝尔，也是很自然的让人物自己去选择自己的命运。他一开始总是希望自己能够从城里逃出去，后来，当真的机会来到，他却选择了留下来。其实，朗贝尔的选择是灾难教给他的选择！而这一选择让人性在灾难面前赢得了尊严！ 　　与其说《鼠疫》是一本小说，而不如说它其实是一本充满哲理的关注人心灵的著作。里面对人的心灵所经受的炼狱的描述入骨三分！而且，处处是满是哲思的话，也许在灾难中人们才会有哲学思考的吧，在和平幸福的生活里，谁还有空去思考什么哲学呢，都忙着别的什么？就像是加缪所说的那个小城，他的介绍是这样的： “了解一座城市时，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干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是比较方便的途径。不知是否因为气候的缘故，在我们这座小城市中，这一切活动全都是以同样的狂热而又漫不经心的步调进行的。这说明人们尽管在那里感到厌烦，但同时却极力便自己习惯这种生活方式。那里的市民很勤劳，但目的仅仅是为了发财。他们对于经商很感兴趣，在他们看来，最要紧的是做生意。” 　　看一看，像我们生活的城市吗？-----市民很勤劳，但目的仅仅是为了发财。他们对于经商很感兴趣，在他们看来，最要紧的是做生意。

错位的善行等于直接杀人

加缪《鼠疫》中，不同品性的人有很多角色的出位，作者并未像那些习惯树立英雄形象的作品一样，鼓吹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从人性的本真入手，在面对赤裸真实的死亡面前，人的害怕与自私自保是很真实的，这不需要做任何的掩饰或扭曲，这种真实让我肃然起敬。作者明确表明，他是不赞成个人英雄主义的，因为：“……过分重视高尚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罪恶间接而有力的褒扬。因为那样做会让人猜想，高尚行为如此可贵，只因它寥若晨星，所以狠心与冷漠才是人类行为更经常的动力。人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由愚昧造成的，人如果缺乏教育，好心也可能同恶意一样造成损害。好人比恶人多，而实际上那并非问题症结所在。人有无知和更无知的区别，这就叫道德或不道德，最令人厌恶的不道德是愚昧无知，无知的人认为自已无所不知，因而自认有权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盲目的，而没有远见卓识就不会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爱。”在道德之维里，一些人老觉得自已遇到好人，一些人老觉得自已碰着坏人。其实他们碰到的人可能是差不多的，问题在于他们自已的内心和性格是容易引出别人的善或是别人的恶。出了问题，嗯，最应该做的是向内在寻找原因，而不是全全归罪于他人，就像，呵呵，别一便秘就怪地球没引力。我们习惯于把一切现实的东西看成是必然的，然后又把必然的东西看成是合理的，最后又把合理的东西看成是道德的。可是坏人经常不是被好人打败的，而是被别的坏人打败的。恶恶相克即为善，或即无恶，世界上比起善恶相争来更多的是恶恶相争，而恶恶相争有时也能争出善的效果。“善不必与恶争，或至少不必死争，即便‘人而不仁’也不要‘疾之已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下转贴文，其实古今中外论述此理的不在少数，咱们孔圣人几千年前就对人性看得不能再透了，所以人的问题，说穿了，亘古不变，变的只能是在历史长河中的小人物自我思想认识的转化提升。春秋时期鲁国制定了一条律令。如果有本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若有人肯出钱把这些沦为奴隶的鲁国人买回来。可以凭有关证据到鲁国国库领取国家相同甚至更多的补助。这条法律颁布之后，大大推动了鲁国人的救赎行为，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孔子弟子中的子贡是一个很有钱的成功商人，他在别的诸侯国遇到很多鲁国地奴隶，他自己掏钱将这些奴隶一一赎回，并且为了显示自己高尚地品格，不向国家要补偿金，并且颇以此为荣。谁知道，他的这种行为，遭到了孔子地严肃批评。因为孔子的观点是这样的：国家的目的是解救自己的国人，并且愿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给实施这一行动的人给予报答和补偿，这个报答和补偿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一行动中来。而子贡的行为一下子给这种行为设定了一个大多数人达不到的道德标杆，如果有另外的人赎回了鲁国的奴隶，他将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如果他去向国家要求补偿的时候，对应于子贡反而成了风格不够高尚的人；如果他不去向国家要求补偿，他将承受除了赎回奴隶所付出的精力之外的实实在在的金钱上的损失。而大多数人并不像子贡这样富有，他们不愿意承担这种损失，甚至承担不起这种损失。于是，这大多数人面对自己的国人成为奴隶的时候，所采取的最好的措施反而是不做为。错位的善行，可比不作为的恶行更糟糕啊……—引用自《幻之盛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