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ISBN:9787801091031
作者:金雁,秦晖
页数:337页页
作者简介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目录：
第一章 绪论：“农民模式”还是“反农民模式”？ 1
一、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俄罗斯 1
二、俄国道路的“农民背景” 3
三、“反农民”还是“农民化” 8
四、“农民”与“农民社会”的定义问题 13
五、俄国的“农民”与俄国的“知识分子” 21
第二章 农村公社与“俄罗斯精神”的起源 31
一、“诸种文明会聚”的大平原 31
二、维尔夫公社与基辅罗斯 35
三、“黑乡”、“黑地”与“黑农” 43
四、从自由米尔到农奴制米尔：“土地公有制”的出现 51
五、“公社”起源与土地重分制的起源--关于“公社论战”的新评价 55
第三章 “公社世界”的鸟瞰（上） 70
一、土地“公有”，定期重分 71
二、连环保与“大锅税” 75
三、劳动组合与“共耕地” 78
四、强制聚居与强制耕作 85
第四章 “公社世界”的鸟瞰(下) 91
一、“村社民主”与“畜群式管理” 91
二、“集体表象”与村社思维方式 105
三、村社“平均”与等级壁垒 110
四、农奴制、专制主义与农村公社 116
第五章 从“要否分家”之争到“如何分家”之争 129
一、躁动的乡村：离土离乡不离“农”的困境 129
二、农奴制改革：第一次“父”夺“子”利 142
三、“父不父，子不子”：两次改革之间的村社与时局 152
四、1905年革命：“如何分家”之争 162
第六章 从“如何分家”之争到村社复兴运动：由改革走向革命的村社俄国 179
一、斯托雷平改革：第二次“父”夺“子”利 179
二、“斯托雷平奇迹”：甜头与酸果 190
三、走向村社复兴之路 202
第七章 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上) 217
一、村社的困境与政治--思想界的尴尬 217
二、“路标”改变：自由主义的没落 222
三、从革命民粹主义到“警察民粹主义” 235
第八章 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下) 258
一、社会革命主义：村社危机与民粹主义复兴 258
二、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 275
三、“雪崩”在宁静中酝酿 293
结语与余论 从奇吉林到卢多尔瓦伊：公社传统与俄国历史的怪圈 311
书籍目录
目录
第一章 绪论：“农民模式”还是“反农民模式”？
一、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俄罗斯
二、俄国道路的“农民背景”
三、“反农民”还是“农民化”
四、“农民”与“农民社会”的定义问题
五、俄国的“农民”与俄国的“知识分子”
第二章 农村公社与“俄罗斯精神”的起源
一、“诸种文明会聚”的大平原
二、维尔夫公社与基辅罗斯
三、“黑乡”、“黑地”与“黑农”
四、从自由米尔到农奴制米尔：“土地公有制”的出现
五、“公社”起源与土地重分制的起源――关于“公社论战”的新评价
第三章 “公社世界”的鸟瞰（上）
一、土地“公有”，定期重分
二、连环保与“大锅税”
三、劳动组合与“共耕地”
四、强制聚居与强制耕作
第四章 “公社世界”的鸟瞰（下）
一、“村社民主”与“畜群式管理”
二、“集体表象”与村社思维方式
三、村社“平均”与等级壁垒
四、农奴制、专制主义与农村公社
第五章 从“要否分家”之争到“如何分家”之争
一、躁动的乡村：离土离乡不离“农”的困境
二、农奴制改革：第一次“父”夺“子”利
三、“父不父，子不子”：两次改革之间的村社与时局
四、1905年革命：“如何分家”之争
第六章 从“如何分家”之争到村社复兴运动：由改革走向革命的村社俄国
一、斯托雷平改革：第二次“父”夺“子”利
二、“斯托雷平奇迹”：甜头与酸果
三、走向村社复兴之路
第七章 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
与俄国思想界（上）
一、村社的困境与政治 ――思想界的尴尬
二、“路标”改变：自由主义的没落
三、从革命民粹主义到“警察民粹主义”
第八章 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
与俄国思想界（下）
一、社会革命主义：村社危机与民粹主义复兴
二、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
三、“雪崩”在宁静中酝酿
结语与余论 从奇吉林到卢多尔瓦伊：公社传统与俄国历史的怪圈
征引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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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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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改革是以扶持强者牺牲弱者利益为核心的普鲁士道路，但事实上，1861年农奴制改革也未尝不是，彻底使当时提供主要农业商品生产的贵族阶级摆脱了对领地农奴的义务，农奴进一步失去原有虽显得微薄但不可或缺的保障，并且需要为自己一份菲薄的份地缴纳对他们来说是天量的赎金去补贴贵族，获得的只有进城打工的权利，虽然并不否认会有部分能干的农奴利用此自由飞黄腾达，就如农奴制改革前已广泛出现的农奴商人如莫洛托夫等人，在有村社束缚和缺乏自由的境地下也可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富可敌国。但与斯托雷平改革不同的是，农奴制改革没有完全剥夺对农奴的保障，国家代替贵族提供了对农奴公共品的供应，虽然这种供应是力不从心的，被剥夺割地的村社在剩下的农奴间仍然起到了抑制贫富分化的作用，这一点在维持社会稳定上不能说是没有贡献的。而在更广阔的视野上，除去背景极为特殊的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英国也都是采取扶强抑弱的普鲁士方式走出中世纪共同体，也都如同俄国一样，引发了社会长期的动荡不安，和迅速走向了对外战争或殖民的局面，当然，他们与在秦时就通过普鲁士道路走出中世纪共同体的中华帝国来说还是大大落伍了。
精彩短评 (总计2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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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绕 -
人民公社和中世纪共同体不一样，并没有提供什么保障，有类似的是企业改革，把工人一脚踢到社会上，工人虽很不高兴也奈何不了他，毕竟人数太少 -
金雁、秦晖两位先生是学术界的金童玉女，同为博士生导师，他们一个执教清华大学，一个执教中国政法大学。两人合著的这本《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是一本非常严肃的学术书籍。这样的书能够在初版16年后再版，本来就是对其价值的一种最高肯定——它所探讨的学术问题深度的契合了当前中国的改革与转轨进程。
这本书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大块，其一，是介绍了俄罗斯农村公社的历史起源和基本特征，并以此作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民族精神和社会变迁；其二，是介绍了俄罗斯传统社会受“西方瘟疫”的影响陷入重重危机，社会矛盾日趋激烈，1907年至1917年间因农村公社的存废而爆发“普鲁士道路和美国式道路”之争，如何由斯托雷平改革走向了革命，以及知识分子在其间的地位和作用。
读完全书，作为学术的门外汉，我对于两位先生的学术观点实在不敢置评。但是，从俄罗斯，我还是想到了我们同时代的中国，想到了同样是农民国度的中国。
20世纪初，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中国和俄罗斯两个老大帝国几乎不约而同的开启了改革进程。1906年，俄罗斯帝国在首相斯托雷平的主导下开始了土地的私有化改革，意在摧毁宗法村社制度，解决趋于死结的农民和土地问题，以挽救危局。而就在此前几年，作为俄罗斯的南方邻居，中国也开始了艰难的改革，戊戌变法之后又有晚清十年新政。
但是，此后几年，由改革出发的两个国家却又双双变道，陷入了革命的漩涡。在俄罗斯，1905年由君主立宪制实现宪政民主的转型失败后，1911年9月斯托雷平被刺杀，他推行的土地法案被废除，直到1917年1月激进的革命一派仍然不具有多大的号召力，根本就是被放弃的选项。到了2月，却风云突变，仅仅由于面包店里面包脱销就引发大规模罢工，致使延续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在几天之内几乎未经流血就土崩瓦解，由此开始了由传统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艰难转型，到次年又意外的演变成为“专制”到“专政”之间一场改朝换代式的战乱，最终的结果是苏联。而在中国，本来是“体制内抗争”的辛亥革命，却意外的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平稳过渡到了中华民国，但之后便革命迭起，袁世凯之后更是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深渊，最终的结果是共产党建国。
究其原因，金雁、秦晖两位先生对俄罗斯走向革命分析到，是由于斯托雷平的改革造成了社会不公，削弱了社会忍受不公的精神耐心，培植了一种一哄而起、趁乱发泄的心理土壤，开辟了哗众取宠的“激进比赛”，最终由“不公正的改革导致反改革的革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反改革的革命中，布尔什维克依靠列宁本人的权谋取得了对孟什维克竞争的胜利，农村公社制度非但没有解体，而且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得到进一步强化。
无独有偶，对于中国清王朝的灭亡并走向革命，马勇教授在《清亡启示录》一书中表达了与非常相似的观点，革命起先并不是首选，只是由于对初选的皇族内阁、铁路干线国有化，以及俄、日有关东三省的去留等问题处理不当，再加之清政府将新政成本向民间转移造成民怨沸腾，才为后来的革命提供了土壤，并由此后的权力争夺战中一再发酵、膨胀，并一发不可收拾。
由此可见，从旧政府的灭亡到革命专政政权的建立，并不是先前历史教课书中所写的那样，是什么主义的、道路的胜利，而是由一系列的政策性、技术性失误，以及领导者个人的权谋等阴差阳错的偶然因素造成的。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俄罗斯在苏维埃政权建立74年后却一朝轰然倒塌，重又回归了斯托雷平所开辟的道路；而在中国，则凭借改革开放，避免了社会的大幅度动荡，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当下社会面临着诸多矛盾，腐败丛生、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等，有些已经非常尖锐，社会的忍耐度已经几乎压至极限。对于当下问题的解决办法，左与右、极左与极右等思潮相互对立，水火不容，这与20世纪初的俄国，和清末十年的局面高度相似，以致有些人不无忧虑的认为，我们又一次到了革命的边缘。
回顾百年多来的中俄关系史，我们经历了“以俄为师”、“以俄为敌”、“以俄为戒”、“以俄为友”几个阶段。历史就象一个轮回，时隔百年，中国又一次走到了改革与革命的十字路口，我们应该向何处去，怎么办，改革还是革命？我相信，读过这本书，对照俄国上世纪初的政治局面与走向，剖析其由改革向革命嬗变的真正原因，再加上对中国清末十年间社会变动的参照、审视与反省，每个人对这个问题都会有自己的思考，都会对中国当前的改革与转轨进程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这便是这本书最大的现实意义所在，也是它事隔16年能够再版的原因。 -
后续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5293709/
http://his.snnu.edu.cn:8000/forums/p/20221/75460.aspx#75460 -
本书从纵向的维度梳理 了 近代俄国的农村公社 是农民学的好书。对于斯托雷平改革的相关论述我觉的有启发。 -
才云鹏
《中国农村科技》201307期http://wuxizazhi.cnki.net/Magazine/JKCN201307.html
本书同《市场的昨天与今天》一样，都不是新书，但都能在今天连续再版，一方面表明了秦晖先生非同一般的敏锐而深远的洞察力，一方面说明这样的书是当下中国人必须深读的。请注意，我说的是深读，并且，要好好思考一下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书？出版社为什么要出这样的书？否则，就还会发生像杨震和吕新雨炮轰秦晖却漏洞百出那样的可笑场景。
没错，想知道我们应该向何处去，首先要解决我们现在的体制是从何而来的问题，所谓“没有前生，焉有后世”？本书对俄罗斯问题的深刻解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国的兴衰、一群政客的泼赖、亿万愚民的无奈！顺着秦晖、金雁两先生的笔触一路读下去，先了解俄罗斯米尔村社的千年来龙，再深嗅农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的历史尘烟，我的心突然狂跳起来：一定是这样的！我懵懂的预见显现出微妙的正确性。本来，按照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行将就木的公社组织本该就地圆寂，然而，居然在后浪推前浪的一次次革命中，突然就掀起了村社复兴的大潮，是深受压迫的人民喜欢玩复古？我的心在这一刻被刺痛了！如果不读此书，我就错过了了解苏联所谓的“十月革命”真相的终极版本！然而也就在这一刻，我也突然不合时宜地笑了：历史，果然不是什么伟人创造的，去他娘的“一连串”伟人！
任何历史都比小说更惊人，本书揭示的历史真相就是如此，尽管它包裹在作者深深的理论山谷中。实际上，本书中也有两个主人公，斯托雷平和列宁。苏联时期的斯托雷平被普遍描绘得十恶不赦（除了索尔仁尼琴那部与主流对着干的《红轮）），而在“剧变”后则又成了正面人物，并受到“新沙皇”普京的重视。这不奇怪，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让我们读读秦晖先生的文章吧，我们就会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很显然，斯托雷平的改革是以剥夺更广泛农民利益为基础的，因此招致社会的动乱，暂且不论列宁对他的反对是出于何种考虑，但随后以人民专制代替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阶段，就伟光正了吗？
列宁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说民粹派为了实行“主义”可以不择手段，列宁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地改变“主义”！本书中的精彩论断比比皆是，但估计很多读者会对书中最后的一篇反驳文章更感兴趣，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知察了一个被秦晖拂去了光环的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
在俄罗斯大转型的今天，普京热捧斯托雷平是何居心？在中国大转型的今天，国内炮轰秦晖先生的那些人，无论是膜拜斯托雷平的新右派，还是推崇米尔公社（实际上是推崇腐朽的农奴制）的新左派们，又是何居心？
当年斯托雷平的改革，对俄罗斯经济的快速增长的确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却因此陷入更加沉重的桎梏中，那就是 被剥夺后的“无质感”。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较改革开放头三十年的确有长足的进步，然而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也使国人的不满同样接近了暴动的极限。此书对当下中国的警醒不言而喻。俄国农村的发展史就是中国的一面明镜，俄国的衰败与动乱就是中国的前事之师。同样是大国，“治大国若烹小鲜”，老百姓不喜欢政府瞎折腾，秦晖笔下的“尺蠖效应”，让我们看到了底层百姓们的深度无奈以及埋藏在心底的反抗情绪。对中国来说，光有强大的国库资源是不行的，光有权贵经济的奢侈天下是不行的，老百姓只有一口饭吃（凉热不管）更是不行的，给更广大的普通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包括身份自由、言论自由、行走的自由等等（统称为正义），这是天赋的人权，这是一个国家成长的根本，这才是从骨子里改良政治体制的唯一途径！否则，在动荡不安的、花样百出的、换汤不换药的瞎折腾中，说不定某一日，暴民的大革命将横空出世，谁都无法预料到这一天是近是远！更说不定，在浩瀚人群的背后，同样有一位口若悬河的阴谋家斜刺里杀出，像本书中提到的苏联第一政客那样，大义凛然地、巧妙绝伦地、毫不客气地篡取了愚民靠愤怒而非理智夺来的胜利果实，到那一天，我堂堂华夏，彻底之危矣。
读书是用来干什么的？王小波说：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在王小波死后的第十六年整，这句话越发应该让我们这些“愚民”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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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错的一本专业书籍，尤其是绪论中的“农民模式”还是“反农民模式”启发较大，但是自身专业素养有限，有些专业名词不甚理解，史实也不是很清楚，读起来较为吃力。 -
传统专制政权没有我党极权体制那样厉害，邓大包干解散人民公社也没起太大风波。 -
金雁、秦晖老师是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本书是1996年版本的再版。与初版的区别在于增加了附录——本书中的观点做为学术问题引来的一些批评，作者用回应形成了附录。这对我们理解书的内容有帮助。此外，就是改了一些错别字的，其它地方没有修改。
书到手1个多月零星看了两遍，说实话因为对背景知识了解不多和理解能力的问题没完全消化，不过仍然有不少收获。
首先是书的生命力。16年以前出版的书现在仍然值得一读，在当下的很多作者看来简直就是不可能。我们身边太多速成速朽的东西，我知道个作者书出了不到2年连人带书一并消失的无影无踪。
身为作者应该认真思考"什么值得去写?"，很多时候就不要给印刷厂增麻烦了，省省纸也是好的。
其次是让我认识到旧时代沙皇的角色——并非完全压制农民（像某些教科书里讲的），而是“在对村社农民实话警察式束缚的同时也积极扮演保证人的角色。”亚历山大二岸就提出过“俄国的一切不是为了强者，而是为了弱者”的口号民。
第三是初衷与结果未必一致。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本来是为了维护沙皇统治的——自由脱离村社，保护富人，巩固统治，结果从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这个体制的死亡。社会改革影响的因素方方面面，除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之外，有预案，有对问题的应对措施，有刹车的方法都很重要。
还是那话，俺其实没完全吸收和理解书的内容。有空会再去读读。 -
大陆学者总算至少写出一本把俄国农奴制讲清楚的书 -
好哇~ -
苦茶：现代化视野下的沙俄研究
——金雁秦晖《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读后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这部书分为九章和一篇附录，是金雁、秦晖两位先生关于苏俄乡村公社、社会改革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一部论文集，而从副标题中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则暗示了这部书的写作理论思路，即通过现代化理论对于沙俄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进行综合行研究。
本书除了绪论是对全书的概览外，第一章农村公社与“俄罗斯精神”的起源与第二三两章“公社世界”的鸟瞰，处理的是沙俄时期的村社问题；第四章从“要否分家”之争到“如何分家”之争和第五章从“如何分家”之争到村社复兴运动：由改革走向革命的村社俄国，处理的是沙俄时期的改革问题；第六章和第七两章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则是主要讨论沙俄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对于上述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的问题，在绪论“农民模式”还是“反农民模式”中，已经进行过系统的探讨，因此本文通过基于对绪论中对于沙俄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的问题的讨论而展开。
本书的绪论“农民模式”还是“反农民模式”，主要是由五部分组成，第一节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俄罗斯和第二节俄国道路的“农民背景” ，对应的村社问题，第三节“反农民”还是“农民化”探讨的是沙俄改革问题，第五节俄国的“农民”与俄国的“知识分子”从标题上就能看出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其中的第四节是整个文章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理论化的部分，据我推测应该是出自秦晖的手笔，主要是通过沙俄的村社问题，来探讨现代化理论对沙俄历史问题的分析与运用。可以说，绪论精炼了全书的基本内容和提示了其所运用的理论方法。
一、 村社问题
这部分金雁先生首先探讨了沙俄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提出近代中国一直存在着以俄为师、以俄为鉴的传统，因此对于沙俄现代化历程的探讨必然对中国自身现代化的道路带来启示作用。
但是现实中对于沙俄时期的农民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两方面入手，其一是通过研究沙俄时期的村社问题；其二是认为沙俄农民引发社会革命，这两个问题也是金雁、秦晖两位先生立论的基础所在。
金雁先生通过对于沙俄村社问题的研究， 介绍了农村公社的形成，以及公社社会的基本特征与构架，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与梳理。这部分研究，既让我们领略到了沙俄时期的农村状况，也让我们联想到了中国的农村社会。
二、 社会改革
正是对于传统沙俄村社问题的反思，才让秦晖和金雁两位先生找到了沙俄改革的锁钥。正是传统的村社结构，在日益变动的现代社会显得愈加不合时宜，所以，改革思潮日益弥漫在社会之中。
面对强大的村社传统，究竟应该如何改革，本书着重分析了十九世纪的农奴改革和二十世纪初的斯托雷平改革，通过分析两次改革的历史背景和改革措施，展现了沙俄为了应对社会危机所作出的努力。
三、 知识分子
最后一部分是探讨沙俄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金雁先生通过别尔嘉耶夫之口道出了沙俄知识分子的面貌。
我们俄国知识分子是一种思想体系上的而非职业和经济上的群体。
这部分内容，金雁先生去年撰写的新书《倒转红轮》有更加细致的描述，在金雁先生看来，由贵族出身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出身低微的民主派知识份子的冲突，造成了沙俄后期的文化分裂，并从此走向日益激进化的道路，并影响到了沙俄后期的改革与革命。
本书是秦晖、金雁两位先生通过现代化理论对沙俄问题进行的一次探讨性研究，文章中既有对于沙俄时代农民问题的探讨，更有基于此的现代化问题的反思。这两部分有机的结合，构成了这部书的特色所在。但是，我们也看到书中关于村社和改革问题的探讨，虽然是以现代化理论为基础，但是依旧保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特色，即主要围绕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展开，从而使本书显得既传统又有新的理论尝试，不失为一部反映出中国现代学术转型期的研究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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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见略同，还是公然抄袭？ ——与金雁同志商榷
原帖地址：http://his.snnu.edu.cn:8000/forums/p/20177/75147.aspx#75147
一、商榷的缘由
我从1983年9月至1986年6月在兰州大学历史系攻读世界史专业苏联史（俄国史）方向硕士研究生，师从李建教授，毕业后当即回母校陕西师范大学报到（因为穷，早点报到能领半个月工资），并从那时起一直在陕师大历史系（现在叫历史文化学院）任教。我现在是世界史专业教授，俄国史方向博士生导师，已年满64岁，明年就要退休了。
我在兰州大学的硕士论文名为《俄国农村公社初探》，大约五万余字。当时还没有电子文稿，只是用蜡纸打字的油印稿，记得论文印数不多，就20来本。除了给系里留5、6本，再给参加答辩的诸位老师和师兄弟外，回陕师大时大约我自己也就留下了3本。其中一本送给陕师大的杨存堂老师，就是杨老师建议我研究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一本是因金雁索要，大家都是同行，也就给了她（1982年1月我本科毕业时金雁夫妇已到陕师大历史系工作了）；剩下一本为自留样本，日期标为86年6月3日。
回师大历史系工作后我开始整理我的硕士论文并陆续发表，其中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有如下几篇：1）《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重分问题》载【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3期；2）《俄国农村公社研究概况》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12期；3）《苏联集体化前的农村公社》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4）《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与农村公社》载【陕师大学报】1996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1997年第2期转载；5）《俄国的农奴制度与农村公社》载【兰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6）《俄国农村公社的几个问题》载【陕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1998年第10期转载。在以上6篇文章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篇（可惜当时并未引起学界注意），表达了我对俄国农村公社认识的核心观点。
1996年3月，我收到已调离师大的金雁寄来的她和卞悟（即秦晖）的大作《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仔细阅读后我发现此书中竟然使用了我硕士论文中的大量文字，而且除了个别地方外，大多没有做注释和说明。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从俄文资料中翻译过来的，我太熟悉它们了！他们的书中列有参考书目，我的硕士论文《俄国农村公社初探》也在其中，标明为“未发表的硕士论文”。问题在于，既然是我未发表的论文，为什么事前不征求我的同意？！何况，书中许多用我的论文之处既无注释也不加说明，这算是金雁你的还是我的？再者，我已公开发表的论文为何不用（即上述我的第一篇和第二篇论文），偏要用我未发表的硕士论文，目的何在？对此等行径我心中当然十分气愤！书中还夹了一页金雁给我的信，主要是让我给他们的书写一个书评加以宣传，我自然无意搭理。可是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并非我个人的原因），此事也就作罢。
这件事我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讲过，到兰州大学去也听那边有人对我说起同样的看法，但日子久了，别人不提，我也懒得再提它。
但现在金雁自己来提它，而且是在公开场合向我提起它！
在时隔16年后的2013年9月29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宾馆的苏联东欧史学会的告别晚餐上，好像已经过了7点，已有人退席，金雁忽然走到我吃饭的桌旁对我说，上海有某某人（我没有听清此人姓名）在网上说她和秦晖的那本书有抄袭我的硕士论文之处，我应该站出来说话，澄清事实！我感到愕然，说我不认识此人，也不知道此事。她没有听我说完，就转身走了。我心里还在想，我怎么说话，说什么话？当同桌吃饭的人还在问我怎么回事的时候，金雁突然又走到我面前说：“曹维安！我告诉你，我准备起诉某某某（我依然没听清楚此人姓名）！对方说你对此是默认的”，她稍作停顿，“消息来源就是从你这里来的！”。当我还想说什么的时候，金雁已经扬长而去了（出了餐厅）。
金雁这不是向我宣战吗？
我内心自然难以平静。既然金雁认为消息是从我而来，我就应该对她公开表明自己对此事的态度。10月1日我从西安给她打电话，问起诉是否也包括我，“而我对此事也有同样的感觉！”，意思是我不会出来为她作证。我直接指出她抄袭的主要是“黑乡”那一部分，金雁在表示了一番气愤和伤心后回答：“你有那些俄文资料我也有，你会翻译我也会翻译”。我说可以把原文有关部分公布出来，让大家来看看。她说“你不怕公布，我也不怕公布！”，她有陕师大学报合订本，有她给某某研究生的讲课笔记等等，总之是她对俄国农村公社素有研究。我明白，与1986年以前我基本只能在北京图书馆查找俄文资料的情况相比，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那些俄文资料对已成为知名学者并经常赴国外访问的金雁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难事。这大概也是金雁有恃无恐的原因。
事已至此，只能把我的硕士论文和金著的有关部分都公布出来了。
当然，我也是“有恃无恐”。因为，第一，我本来就应当坚决站出来维护自己的著作权；第二，我的硕士论文是1986年6月答辩的，并不久就给了她，而金著是1996年才出版的，前后有近10年的时间差距；第三，尽管我论文中所有的俄文资料现在她可能都有，但双方文字的中文译文和观点的表述总不能太“雷同”了吧？
二、金著与曹文中的雷同之处（此处从略，详见附件PDF版）
三、并不多余的话
本文指出金著有30处、共1万多字（含注释）与曹文完全相同或雷同，其雷同率之高，相信读者有目共睹。从中至少可以看出金著的几种惯用手法，有的手法为学界共斥，有的却堪称技艺高超，有的也可谓贻笑大方：
第一，改译俄国学者名、地名或改译专有名词。经常翻译外文资料的人都知道，对一些专有名词，不同人的译为同一中文名词的可能性很大，但陈述性的句子却难以译得字句相同。金著却常常反其道而行之，要么变换著者名，要么变换专有名词以表示不同，而陈述性的句子却处处相同。有如此多的“所译略同”和“所见略同”，是该引之为“知己”，还是该斥之为“抄袭”？
第二，经常改编曹文的词句，以显示二者的区别。
第三，把转引变为直引。这可以说是金著的重要特点，似乎19世纪的俄文著作她可以信手拈来，金著可以毫不犹豫地直引，这种勇气和胆识实在让人佩服。
第四，曹文出错，金著也跟着错。如曹文由于笔误把Б.Н.契切林的俄文版《俄国法权史试析》写成了莫斯科1958年版，且为转引。而金著也跟着错，并且按惯技将其改为直引。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
第五，引用的文献相同，引用文献的顺序雷同，引用文献的翻译雷同。是的，金雁可能会拥有同样的文献材料，甚至她比我有能力获得更多的资料（如她经常直接引用的那些帝俄时期的原版书）。但为什么我作注释的地方她也作注释，我未作注释的地方她也不作注释？若真是她自己翻译的，一定不会如此雷同吧？
第六，抄的太多了，容易“露出马脚”。如将曹文第三部分的注释9、10（第48页）错抄为第四部分的注释9、10（第60-61页），以致不用核对原著就能看到其谬误到缺乏常识的地步。殊不知这样的谬误却是抄袭的铁证。
上述大量雷同之处是我在1996年依据收到金雁寄来的书所划标记整理出来的，标记就划在那本书上，也曾给人看过。如果局外人对这些证据还有疑虑，我将在公开本文的同时，把我1986年的硕士论文《俄国农村公社试探》、1987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刊发的论文《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重分问题》、1987年在【世界历史研究动态】第12期刊发的论文《俄国农村公社研究概况》作为附录一并扫描公布。
我的硕士论文仅五万多字，金雁竟然用了约一万余字！据不完全查证，金著与曹文竟有30处大段雷同，这使我不能不得出如下结论：金雁和秦晖在其《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初版，东方出版社2013年再版）一书中大量抄袭了我的硕士论文。
我起初还想不明白，为什么金雁在事先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就在其书中使用我的硕士论文？退一步来讲，为什么金雁在使用我的硕士论文时（除过四、五处有注释外）大部分不做注释和说明？为什么她故意不用、也不提我已公开发表的论文（1987年我发表那两篇论文时，他们夫妇都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
写完这篇文章，我想明白了——既然她有我的硕士论文，也已经用了，但她却不认为这样的“用”是抄袭，原来她一直把别人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
最初她还极力掩饰，做上几个注释来为她大量抄袭作掩护，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在网上查不到，只有少数几个人有保存，别人抓不到她抄袭的证据，而我自己又一直没有对之进行公开揭露。结果时间一久，她便习惯性视为己有了；结果在16年后堂而皇之地将此书换了一家出版社再版，完全忘了其中还有她抄袭来的东西；结果金雁就敢在公开场合“理直气壮”地直接要我出来为她作证，“澄清事实”，让我自己打自己的脸，否则就要进行法律起诉！现在我才认识到，金雁之所以这样欺人太甚，就是因为从一开始她的卑劣行径没有被我揭露；由于没有被揭露，她就一直没有受到惩罚，这才使她更为变本加厉。什么叫倒行逆施，金雁以实际行动给我上了一课。这对我来说，真是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我现在不得不站出来捍卫我自己的著作权了，否则我的专著《俄国史新论——影响国历史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之第六章《俄国农村公社》，不就会变成我抄袭她1996年的书了？以金雁此前之行事为人，我若这次再不说明实际情况，实在不能排除她什么时候会直接起诉我侵犯她的著作权了。所以我在此郑重声明：如果本文公开后她不作答复，不公开以正式书面形式承认抄袭行为并进行道歉，我保留随时法律起诉金雁侵犯我著作权的权利！
金雁现在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实在不知道她会怎样指导自己的博士生？到了该揭露她劣迹的时候了！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 苏联东欧史学会常务理事 曹维安
2013年10月11日于陕西师范大学宅中 -
斯托雷平改革是以扶持强者牺牲弱者利益为核心的普鲁士道路，但事实上，1861年农奴制改革也未尝不是，彻底使当时提供主要农业商品生产的贵族阶级摆脱了对领地农奴的义务，农奴进一步失去原有虽显得微薄但不可或缺的保障，并且需要为自己一份菲薄的份地缴纳对他们来说是天量的赎金去补贴贵族，获得的只有进城打工的权利，虽然并不否认会有部分能干的农奴利用此自由飞黄腾达，就如农奴制改革前已广泛出现的农奴商人如莫洛托夫等人，在有村社束缚和缺乏自由的境地下也可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富可敌国。
但与斯托雷平改革不同的是，农奴制改革没有完全剥夺对农奴的保障，国家代替贵族提供了对农奴公共品的供应，虽然这种供应是力不从心的，被剥夺割地的村社在剩下的农奴间仍然起到了抑制贫富分化的作用，这一点在维持社会稳定上不能说是没有贡献的。
而在更广阔的视野上，除去背景极为特殊的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英国也都是采取扶强抑弱的普鲁士方式走出中世纪共同体，也都如同俄国一样，引发了社会长期的动荡不安，和迅速走向了对外战争或殖民的局面，当然，他们与在秦时就通过普鲁士道路走出中世纪共同体的中华帝国来说还是大大落伍了。 -
金雁老师通过对俄罗斯米尔村社历史的梳理，
再现了近一千年来俄国历史的社会发展轨迹，
清晰地再现了俄罗斯近代革命的历史背景，
让我们明明白白的了解到俄罗斯到底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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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以后最大的感觉是，金、秦二人真是相互影响得厉害，然而这也是问题所在。共同体的问题确实是使俄国土地问题陷入轮回与积弊的重要根源，但是如果一整本书的功力都倾注于梳理和指出这个“共同体”的桎梏，作者是否也被自己的这个敏锐视角专了个政？其结果是“共同体”的过度阐释与忽略“共同体”之外的其他原因（比如将与农奴制并行的村社依附传统视为具有宗法性特质，就很值得商榷），urge for the question的味道在书中还是相当浓烈的。不过，此书的一大价值是参考资料比较丰富~ -
传统帝制不能完全控制社会舆论，特别是改革时，舆论管制也放开了，执政者动辄得咎，左右不讨好，反对派为反对而反对，站着说话不腰疼，人民尝到自由甜头后期待值暴增，得寸进尺，常常会断送正在进行的良性改革。 -
对米尔公社念念不忘 -
“社会主义”愿与愚民共舞之本性，是洗不去的。没有尊严的老百姓，真的是一群欢乐的英雄啊！ -
虽然这是一本十多年前的旧作，但这本秦晖、金雁夫妇的合著还是可以给读者不少知识和启示。
通过这本书的阅读，对俄罗斯历史上的村社制度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俄国的农村公社制度在俄国存在很长时间了，从15——17世纪土地公有村社就占有主体地位。这种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土地公有，定期重分。一般来说，公社是不允许土地的兼并的，这种制度是不利于土地的流动和资本化，它实际上把俄国的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了。在俄国的农村公社中，也存在连环保制度。什么是连环保制度呢？就是村社集体要为社员个人承担责任，与此同时，个人也处于村社集体的束缚之下。份地制度把农民束缚在了土地上，而连环保又给俄国的农民加上了第二道束缚。农奴化时代的农村公社还存在着强制聚居的现象，社员是不能任意迁居的。这就为“畜群式管理”提供了方便。除了强制聚居的现象外，村社的耕作制度也存在着强制性。在这种背景下，村社的农民当然是缺乏经营的自主权，也没有办法培养农场主的企业意识，当然更谈不上根据市场的需要来改进耕作技术从而参与市场竞争。随着俄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俄国村社制度与此的矛盾必须越来越突出了。
农奴制度、农村公社制度、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加上东正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构成了俄国走向近代化之路的大背景。如何走向现代化，不同的阶层和利益团体出现了不同争论，也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俄国出现两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改革。第一次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还有一次是斯托雷平改革。前者是俄国沙皇亚力山大二世推行的。通过这次改革，农奴制被废除了，农奴成为自由人，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巨额的份地赎金为俄国的资本主要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金。但这次改革也保留大量封建残余，对俄国社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斯托雷平制定了新的土地政策，这些政策允许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每个农民还可以取得村社的份地作为私产，并允许他们出卖这些份地。这次改革破坏了传统的村社土地公有制，加速了农民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同时激化了农村阶级矛盾，导致后来俄国革命的爆发。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广大农民强烈要求把所有可耕地平均分配，俄国的土地问题就成为引起革命的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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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扎实，很有力 -
实际是秦晖另一部被禁的作品《走出帝制》。虽然对中国的未来抱有信心，但在一步步追求宪制的路上，还需时刻堤防国家主义以人民，民族利益等为旗号，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希望读一读《韩非子》《商君书》，增加对法家思想，尤其是法家是如何对皇权建议维护和巩固的了解。 -
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秦晖和金雁是史学界的一对金童玉女，两口子都做学问，而且都做得那么好，还真的很难找到能够超越他们两个的了。关于秦晖我很早就知道了，那还是十多年以前，草原部落文丛里面，余杰、摩罗正火，不过也因此第一次读到了钱理群和秦晖的书，感觉更有深度，于是没少读钱理群的作品，可是秦晖却没那么高产，这么多年只是零星读过一两本，感觉都没有当年的《问题与主义》精彩。
去年金雁的《从东欧到新欧洲》成为好多媒体推荐的十大好书，但是因为这个书名太专业，就没顾得上看，今年金雁的《倒转红轮》继续高举榜首，让人不得不侧目，于是一月份用了二十多天，把厚如砖头的《倒转红轮》看完了，真的佩服得一塌糊涂，得知金雁竟然是秦晖的妻子，更是感觉惊奇，一位女学者就足够让人刮目相看了，而且两个人都是大学者大才子，看看中国当今的学术界还真的找不到第二对了，不要说现在，就是大师云集的近现代，也没有两位都是学者，而且都很有影响也找不到第二对了，并且两个人还是同行，并且合作写书，真是让人羡慕到死了。也许有人说梁思成林徽因的名气更大吧，不过林徽因真的没留下什么建筑学方面的作品，林徽因的名气是因为她广泛的社会交往，而不是她的学问。
不过这部书可没有《红轮》好读，有的太学术化，不是写给大众看的，不过从里面可以看出两个人做学问的扎实和认真，每个内容都引经据典力求准确，每个小问题都抽丝剥茧弄清楚为止。虽然对俄罗斯的历史真的不太了解，对书中所论述的很专业的内容也很难产生足够的兴趣，不过这本书还是带给我很多收获。
比如在论述俄罗斯传统农民社会和近现代市民社会中，把农民社会和市民社会进行了详细的区分，农民社会是共同体，市民社会是以个人为单位，农民社会是自然经济，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农民社会是依附关系，市民社会是契约关系，农民社会是按照权力来分配，市民社会是按照资本来分配等等，并不是说农民组成的社会就是农民社会，也不是说一个社会城市化了就是市民社会了，而是一个社会符合这些内容，那么就是农民社会，想法就是市民社会。其实中国解放后很多地区早就实现了城市化，比如抚顺在建国后不久城市人口就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但是那时候的城市其实就是一个大农村，不仅仅是中小城市，就是大城市，北京上海也是如此，因为在城市中人们依然生活在单位中，依然是一种依附关系，依然是按照权力来进行分配，所以那时候还是农民社会，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了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感觉在我的身边，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民社会的影子，甚至可以说在中小城市中，还是农民社会占主体，真正的市民社会还远未发展起来。
看了书中对俄罗斯农村的介绍，感觉当年俄罗斯和中国农村有很多类似之处，和欧洲到有很多区别，这也是俄罗斯和中国后来都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别的国家提供的道路在中国真的走不通。不过最后当市民社会成熟起来以后，俄罗斯和中国最终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现在看中国走得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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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人身上突然发现中国的很多影子，但你只会陷入更深的迷茫与困惑，你不了解你脚下的这片土地。 -
村社与俄国的现代化之路 -
现在还有几个人愿意深读？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深度阅读者，然后大家一块嘻嘻哈哈的……长嘘一口气，虽然也灭亡了，终究不是在沉默中嘛，我们是欢乐多的……灭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