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缀集(修订本)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8-1
ISBN:9787532517084
作者:钱锺书
页数:187页
作者简介
钱钟书先生是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本书收录他的学术论文七篇：《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诗可以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书中广征博引，就艺术与文学的比较对照、中外文化的交流影响探讨文学创作及翻译的规律，论述精辟，语言隽永。这次印行的是经作者亲自修订增补的定本。
书籍目录
修订本前言
序
中国诗与中国画
读《拉奥孔》
通感
林纾的翻译
诗可以怨
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
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
附录
《也是集》原序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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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遥远的小镇上，有一个出了名的盗贼，人送外号克利克[1]，并且认为永远也不会有人抓到他。这个盗贼很想结识另一个与他同样出名的外号叫克罗克的盗贼，想与他联手作案。一天，克利克在一家酒馆吃饭，同桌坐着一位陌生人。克利克要看时间的时候才发现怀表已经不翼而飞了。克利克想：要是这人能不被我察觉而偷走我的表，那他一定就是克罗克。他回手就偷来了那个人的钱包。陌生人要付帐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钱包也没了，便对同桌的人说：“看来你就是克利克了。” 另一个答道：“那你一定就是克罗克喽。” “对。” “好极了，我们合伙吧。”就这样两个盗贼联起手来。 两个人进城，来到了由侍卫严密把守的国王宝库。他们挖了一条通向宝库的地道，盗走了宝库里的一些东西。国王眼看着宝库被盗，却找不到一点盗贼的线索，就去找一位关押在狱的盗贼，人称灰浆盆，国王对他说：“你要是能告诉我偷宝库的人是谁，我就放了你，还封你为侯爵。” 灰浆盆答道：“这一定是克利克和克罗克联手干的，他们是两个最棒的盗贼。不过，我有办法抓住他们。您下令把肉价抬高到每磅一百里拉，谁还去买肉，谁就一定是盗贼。” 国王依计把肉价抬到一百里拉一磅，没有人再去买肉了。好不容易来人报告说有一个修道士到一家肉铺买过肉。灰浆盆说：“这一定是克利克或克罗克化装的。我也化装成一个乞丐，挨家挨户去乞讨，谁给我肉吃，我就在他家的门上划一个红色标记，这样侍卫就能抓到他。” 但是当他在克利克家门上划上红色标记时，克利克发觉了。克利克给城里所有人家的门上都划上了同样的标记，结果灰浆盆一无所获。 灰浆盆又向国王献计说：“我不是跟您说过他们是两个很狡猾的人吗？但是，有人比他们更狡猾。您这么办：让人在宝库台阶的下面放上一桶滚烫的松树油，进去偷东西的人就会掉下去，我们便可以坐等收尸了。” 克利克和克罗克不久就把偷来的钱用光了，只好再去宝库偷钱。克罗克摸黑走在前面，结果掉进了桶里。克利克看到朋友掉进松油桶死了，就想把尸体捞出来带走，但怎么也捞不出来。他只好砍下克罗克的脑袋，带走了。 第二天，国王到了现场，说：“这次抓到了，这次抓到了！”可是，只找到一具无头尸，没法辨认身分，也无法断定谁是同谋。 灰浆盆又说：“我还有一计。你让人用两匹马拖着这具尸体在全城示众，听到哪里有哭声，就一定是盗贼的家。” 真的，克罗克的妻子从窗户看到丈夫的尸体被拖着游街，就又哭又嚎起来。克利克也在那里，他立即意识到这样会使自己暴露。于是，他开始摔盘子，砸碗，并且打克罗克的妻子。正在这时，侍卫们循着哭声进来了，看到的却是一个妇人打碎了盘、碗，而男人给了她几个耳光，妇人就哭了起来。 国王无计可施，便让人在全城贴出告示说，谁有本事偷走他床上的床单，他就原谅他的偷盗之罪。克利克听到消息就来了，说自己有本事做到。 晚上国王脱衣上了床，手里拿着一杆火枪等着盗贼。克利克从掘墓人那里要来一具尸体，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带到王宫的屋顶。等到半夜，克利克用绳子把尸体吊在国王寝室的窗户前。国王以为这就是克利克，朝他开了一枪，又看见他带着绳子摔了下去。国王跑下去看看人是不是死了。可就在同时，克利克从屋顶下到国王的寝室，偷走了国王的床单。克利克被国王赦免了，而且因为他已经无所不能偷了，国王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蒙费拉托地区） [1]这篇故事中的两个盗贼的外号“克利克”与“克罗克”都是形容断裂、破碎声的象声词。 -
谈胡适的“错引”和王国维的“差之毫厘”以前某熟人开玩笑说，有仨人是《上海书评》绝对不许“骂”的，就是钱锺书、张爱玲和黄裳。我听后表示怀疑，不会吧，只要说的符合事实和逻辑，态度诚恳，至少批评或质疑钱锺书好像还是可以的啊。为了消除这位熟人的误会，我现在就从钱锺书《七缀集》和《谈艺录》里各挑一段话在《上海书评》上来质疑一下。《新青年》四卷四号（1918年4月）所刊胡适的名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后收进《胡适文存》卷一）中有这么一句话：“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论。”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收进《七缀集》）一文中指出，“其女珠，其母下之”来自林纾（林琴南）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但原文有十二个字：“女接所欢，媰，而其母下之，遂病。”这里没有“珠”，却有个“媰”（音chú）字，是怀孕的意思，胡适引成“珠”，引错了。我再把钱的原话摘引一下：“林纾原句虽然不是好翻译，还不失为雅炼的古文。‘媰’字古色斓斑，不易认识，无怪胡适错引为‘其女珠，其母下之’，轻藐地说：‘早成笑柄，且不必论。’（《胡适文存》卷一《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大约他以为‘珠’是‘珠胎暗结’的简省，错了一个字，句子的确就此不通；他又硬生生在‘女’字前添了‘其’字，于是紧跟‘其女’的‘其母’变成了祖母或外祖母，那个私门子竟是三世同堂了。胡适似乎没意识到他抓林纾的‘笑柄’，自己着实赔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个公案很多人都写过，比如《上海书评》第56期（2009年8月23日）张新颖先生的《钱锺书挖苦胡适》。胡适本来想给林纾纠错，没想到自己却错了，不是完败是什么。不过，钱锺书批评得虽然不是没有道理，但又不是完全有道理，因为在胡之前抓林纾“笑柄”的还有刘半农，这只要网搜一下就能查到。刘在《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三卷三号，1917年5月）中说过：“近人某氏译西文小说，有‘其女珠，其母下之’之句。以珠字代‘胞珠’，转作‘孕’字解，以下字作堕胎解，吾恐无论何人，必不能不观上下文而能明白其意者。是此种不通之字，较诸‘附骥’、‘续貂’、‘借箸’、‘越俎’等通用之典，尤为费解。”除刘之外，在胡之前“赔本”的还有钱玄同，他在《新文学与今韵问题》（《新青年》四卷一号，1918年1月）里说过：“……至某氏‘其女珠其母下之’之妙文，则去不通尚有二十年，此公之文，本来连盖酱缸都不配，只有用先生的法子，把他抛入垃圾桶罢了。”文中的“先生”指刘半农，钱文本来就是对刘文的一篇书信体的回应。其实胡适在他的文章里明明说“早成笑柄”，可见林纾的“笑柄”早在他撰文前就被人抓出来了，而抓的人正是刘和钱，胡顶多是轻信了朋友的话在以讹传讹而已。刘、钱、胡三人眼睛没花，脑子又不笨，“媰”和“珠”两字差别这么大，他们会看混吗？我很怀疑。在钱锺书看来如此“古色斓斑”、“不易认识”、个性突出的“媰”字，居然无法引起三人充分注意，竟然很轻易地就被当成“珠”字引用，而不是引成《文学改良刍议》的“刍”（芻），这才真有够“怪”呢。我想这里边大概是有些故事的，正需要我们去思考和追踪。也许刘和钱引的是某种有很多排印错误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也许他们也只是别人意见的传声筒，甚至是在故意伪造材料“黑”林纾，原因还可以想出更多。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刘、钱、胡三人并没有明确说“其女珠，其母下之”是来自《巴黎茶花女遗事》。不论如何，反正不能像钱锺书那样想当然地把罪过都算在胡适一人身上。类似挖苦胡适的例子，也出现在钱锺书《谈艺录》对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初刊于《教育世界》1905年第93号）一文的批评中。我先从王文中把相关的话引用一下：“唯上海之震旦学校，有丹徒马氏（良）之哲学讲义，虽未知其内容若何，然由其课程观之，则依然三百年前特嘉尔之独断哲学耳。”独断哲学是康德对笛卡儿（即特嘉尔）、莱布尼兹等人唯理主义哲学的贬称。王国维当时得风气之先，“接欧人深邃伟大之思想”，读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因为看到当时震旦学院（王国维写成“震旦学校”）的马良（即马相伯，江苏丹徒人）还在讲授笛卡儿哲学，好像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发生过康德在哲学上造成的“哥白尼式革命”，所以会发出“依然三百年前特嘉尔之独断哲学耳”的感叹。这句话被钱锺书专门拿来在《谈艺录》补订本中挑过刺儿：“静安论述西方哲学，本色当行，弁冕时辈。……惟谓马良讲哲学课程，‘依然三百年前特嘉尔之独断哲学’，则失之毫厘。特嘉尔（即笛卡儿）号近代哲学始祖，而渊源于中世纪哲学者不浅，尤得圣奥古斯丁心印（参见Henri Couhier，La Pensée religieuse de Descartes, 287ff.）。马相伯则天主教会神甫耳，其所讲授，必囿于中世纪圣托马斯以还经院哲学范围，岂敢离经叛道，冒大不韪而沾丐于特嘉尔哉。王氏游学日本时，西方上庠名宿尚尟发扬传播中世纪哲学者；东海师生，稗贩肤受，知见不真，莫辨来牛去马，无足怪也。”钱锺书这段话的意思我来复述一下。马相伯是天主教神甫，神甫所开哲学课，必然囿于中世纪圣托马斯（St. Thomas Aquinas）以来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 philosophy）传统，不可能冒险犯禁去讲授笛卡儿哲学这样的近代世俗哲学，虽然从哲学史考证上来说（钱锺书引用了法国哲学史家Henri Couhier[1898-1994]的著作《笛卡儿之宗教思想》），笛卡儿哲学有许多地方脱胎于中世纪哲学，尤其受惠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思想，与圣托马斯以来的经院哲学还是颇为不同的。但当王国维游学日本之时（1900年12月下旬至1901年4月），西方大学尚无几人专门研究和阐发中世纪哲学，日本学者在西方哲学史方面也是以稗贩西人之说为主，理解浅薄，认识不真，不能分辨经院哲学和笛卡儿哲学的“来牛去马”，受日本学人影响的王国维因此先天的局限，居然认为马神甫会讲笛卡儿哲学，可以说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钱锺书也实在太小瞧王国维了，王再不济也不至于把经院哲学误会成笛卡儿哲学（就像刘、钱、胡三人不会把“媰”看成“珠”一样），因为这实在是哲学史教科书里的基本常识。在写《论近年之学术界》之前，王国维已经遍读甚至选译了很多英文和日文西方哲学史书和哲学概论书（参看佛雏编著的《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王国维诗学研究》《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等书），经院哲学是什么，笛卡儿哲学讲什么，他很清楚，绝对不会搞混的。只可惜王国维读过什么书，译过什么书，大概是钱锺书不屑于去深入调查的。另外，钱锺书不懂日文，他凭什么说当时的日本学者一定是“稗贩肤受”呢？日本西方哲学教育史的“来牛去马”，他事先认真调查过吗？不调查就批判，对日本学者和王国维都是不公正的。从马相伯后来根据震旦学院哲学讲义残稿“辑散补亡”而编成的《致知浅说（卷之一原言上）》（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五年一月）来看，钱锺书其实是猜对了（我很怀疑他看过《致知浅说》，但故意不提），马神甫所讲的确不是笛卡儿哲学（只在“小引”叙述古今哲学流派时提到笛卡儿），而是经院哲学。据《致知浅说总序残稿》所说“爰从事于德国士林学号拉曾西社之爱知”，讲义的底本极有可能是德国的某种经院哲学（旧译“士林学”）教科书。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王国维当时可并没有看过马相伯的哲学讲义，他说错话是有他的特殊原因的，这个原因可能比钱锺书想当然地认为是分不清经院哲学和笛卡儿哲学要复杂多了（就像胡适说错话不是因为自己不认识“媰”字，而是因为误信了刘、钱二人的话）。从王国维说“由其课程观之”来看，他当时完全是凭震旦学院课程来下判断的，只可惜没说是哪份课程。我觉得可能就是初刊于1902年《翻译世界》第二期的《震旦学院章程》（马相伯手订）里面所规定的课程或功课。《章程》第二项“功课”的第五条里面开列了震旦的所有“课程”，哲学课程一共三门，即论理学（逻辑学）、伦理学和性理学（包括心理学和形而上学），相当于《致知浅说》提到的“原言”（已出版的《致知浅说》只是“原言”即逻辑学的一部分）、“原行”和“原有”。但是，仅从这三门课的名称上，根本看不出讲授的到底是笛卡儿哲学，还是经院哲学。不过，在《章程》第二项“功课”的第二条里却赫然出现了笛卡儿的名字：“先依法国哲学大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之教授法，以国语都讲随授随译，译成即可为他学校课本。”这一条的意思不是太醒豁，需要解释几句。从“功课”第一条规定震旦以拉丁文教学为主，以其他外国语文教学为辅，第三条规定震旦非名家之作不授来看，夹在中间的第二条应该也是在说外国语文教学方面的事，就是以“笛卡尔之教授法”一边教一门外语，一边把课程讲义译成中文，以便于将来做其他学校的外语教材。值得注意的是，马相伯在回忆震旦这段经历时曾经表示，最让他觉得骄傲的就是他的外国语文教授法：“我办震旦时，有一桩事可以告世人的，就是我的教授法的特点。那时一班外国人在中国教我们青年的外国语文，简直有些颟顸，譬如，他们教英文，一开始就教文句，而不教拼法，弄得学生摸不着头脑；我却从拼音字母教起，使他们渐渐可以独立地拼读外国语文。”（马相伯《一日一谈·关于震旦与复旦种种》）当年震旦学院的学生所写回忆文章，比如于右任的《追念相伯夫子并略述其言行》和陈传德的《马师相伯先生创办震旦学院之特种精神》，也有提到这个“教授法”，只可惜都是语焉不详，看不出它为何会同笛卡儿扯上关系。不论如何，所谓“法国哲学大家笛卡尔之教授法”不是指教授笛卡儿哲学，而是在说马相伯讲授拉丁文或其他外国语文时所采用的某种独特的“笛卡尔之教授法”，这一点还是很清楚的。我自己倾向于认为，王国维可能是误解了《震旦学院章程》中第二项“功课”中第二条的意思，把马相伯所理解的某种笛卡儿式的外国语文教授法，错会成了讲授“三百年前特嘉尔之独断哲学”。我举的这两个例子，反映了钱锺书在批评别人时表现出来的某种问题。胡适的确有“错引”，王国维也的确是“差之毫厘”，但胡适的“错引”不是对林译原文的自觉的错引，而是由于对刘半农和钱玄同的观点未加审核而导致的不自觉的错引；王国维的“差之毫厘”也不是因为昧于经院哲学和笛卡儿哲学之间的差别，而多半是来自将《震旦学院章程》里的“笛卡尔之教授法”误解成笛卡儿哲学这一“毫厘之差”。钱锺书的批评虽然正确指出了胡适和王国维的错误，但却没能继续深挖他们犯错的真正原因，捎带着对他们两人的批评也就显得多少有些不够公正了。（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6/23/1019009.shtml）把张先生的文章也贴一下=============钱锺书挖苦胡适 张新颖钱锺书读大学的时候写《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书评，批评周作人根据“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来分派，说“诗”是“诗”，“文”是“文”，各有各的规律和使命，可以并行不悖，无所谓两“派”。虽然是极短小的文章，还是讲了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的道理。《中国诗与中国画》旧话重提，却不耐烦从传统的文学批评上多做辨析，而是打了个比方：好比说“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者“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相互并不矛盾；你把它变成“顿顿都喝稀饭”与“一日三餐全吃面”，或者“两口都上北京”与“双双同去上海”，就是相互排除的命题了。这个比方的好处是清楚明了，但也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了。这一简化，就挖苦了。好像周作人连一个人可以早点喝稀饭、午餐吃面也不懂，非得要么是顿顿喝稀饭，要么是三餐全吃面。讲中国诗与中国画，本也不必提文学批评史上的问题，钱锺书在这里是举个例子，说明对传统不够理解，会发生矛盾的错觉。既是举例，当然也可以举别的例子。偏偏举这个例子，或许多少可以见出“耿耿于怀”的“偏爱”。但这被我不恰当地称为“耿耿于怀”的“偏爱”，并非只是针对周作人的，“载道”、“言志”两派对立的说法成了常谈，新文学家尤其喜欢以此为据阐发主张。对新文学家，特别是新文学家的主将（一般的新文学家当然不在眼里），钱锺书真是不够客气。以《七缀集》挖苦胡适为例。《七缀集》所谈，基本与新文学无关，胡适本来可以不提；事实上，下面举的几个例子，出自《中国诗与中国画》和《林纾的翻译》两篇文章，在《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的版本里都没有提到胡适，到《七缀集》就加上去了。《中国诗与中国画》第一部分讲到旧传统和新风气，提到周作人，《旧文四篇》版本里是这么说的：“三十年代中国有些批评家宣称明代‘公安’、‘竟陵’两派的散文为‘新文学源流’。”到《七缀集》的版本，拉上胡适，这一段文字就不仅仅是多个例子了：“我们自己学生时代就看到提倡‘中国文学改良’的学者煞费心机写了上溯古代的《中国白话文学史》，又看到白话散文家在讲《新文学源流》时，远追明代‘公安’、‘竟陵’两派。这种事后追认先驱（préfiguration rétroactive）的事例，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在文学史上数见不鲜。”接下去说这样做会影响创作，也改造传统；但抢眼的，还是“野孩子”、“暴发户”、“封建大官僚”并排而来的比喻，仿佛一个不够，两个也不足（《旧文四篇》版本里只“暴发户”和“野孩子”），非要一口气并排三个才算圆满。当年亚东书局标点重印《醒世姻缘传》，胡适隆重其事，费时费力做《〈醒世姻缘传〉考证》，写后记，还在自己家里把徐志摩关了四天写长序。《林纾的翻译》讲到林纾的“古文义法”，引李葆恂《旧学盦笔记》里关于《儒林外史》的评价，钱锺书在这里加了一条注释，由《儒林外史》说到《醒世姻缘传》，引李氏对《醒世姻缘传》的评价之外，又引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黄公度《与梁任公论小说书》里对该书的推崇之言，然后说：“这几个例足够表明：晚清有名的文人学士急不及待，没等候白话文学提倡者打鼓吹号，宣告那部书的‘发现’，而早觉察它在中国小说里的地位了。”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有一段原文二百十一个字，林纾只用十二个字来译：“女接所欢，媰，而其母下之，遂病。”媰，妇人妊身也。胡适在他的名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抓林纾的把柄，却错引了，《七缀集》版的《林纾的翻译》因此多了这么一条注释：“林纾原句虽然不是好翻译，还不失为雅炼的古文。‘媰’字古色烂斑，不易认识，无怪胡适错引为‘其女珠，其母下之’，轻藐地说：‘早成笑柄，且不必论。’（《胡适文存》卷一《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大约他以为‘珠’是‘珠胎暗结’的简省，错了一个字，句子的确就此不通；他又硬生生在‘女’字前添了‘其’字，于是紧跟‘其女’的‘其母’变成了祖母或外祖母，那个私门子竟是三世同堂了。胡适似乎没意识到他抓林纾的‘笑柄’，自己着实赔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钱锺书年轻时即卓尔不群，赢得声名，他父亲钱基博在三十年代初给他的信里多有训诫：“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贤人为愧！”还曾特别说过：“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http://www.dfdaily.com/html/150/2009/8/23/424425.shtml）
精彩短评 (总计4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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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起来去读它，然后觉着自己突忽又强大些 -
读过钱锺书之后，还做什么学问呢？ -
比较早的一个小册子，属于比较浅显易懂的那种 -
枕边书 -
令人愉快，智慧之珠连缀在一起。 -
七缀集二十年间第三次看了，一次比一次更自如地看，这一次几乎有余暇去看看注解。关于读历史企图看到故事的评论，引为同志。博览都做不到，就想泛型化一个历史观，谈何容易。 -
其实我最喜欢的一篇是《林纾的翻译》。 -
老早读过写林纾的那篇，先前是因为读林译读得有味，其后找到的这篇，记得是在“林译小说丛书”的《林纾的翻译》一书里。四月份见到此书，快读两遍，实在惬意。只是手头没有中华本的《管锥编》，相互对应方面还是非常不易。可见另需购入一册三联本。对于钱的文风，从与《管锥编》的对比来看，那种铺满的引用确有炫耀之嫌。然而偶尔翻开，某事于某书言之，“哦，原来如此”，这种索引的做法在《管锥编》里便显得贴切而有用了。又，页38，“物质的画”后缺半个引号；页76注14，“凱塞”应为“凯塞”之误。 -
看过钱钟书才能知道什么是学问 -
钱钟书 -
钱锺书先生的文集，实在是精品中的精品，很难再看到这样的文章。学贯中西，理据信手拈来，字字珠玑。还有其中引用的外文材料，虽大多是短句，却足见翻译笔力之深。 -
补记 -
依然睿智依然幽默依然充满大师气概啊。 -
这才是钱钟书最好的书.有系统的书.他的别的书都只是一位"照相式记忆"患者的不是太成功的自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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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字巨多。 -
均为经典 -
大一看的 -
七篇读了有四，篇篇都是经典，钱鍾书的书真是字如珠玑妙语横生，我想我可以理解那些费劲工夫想要拜访他的读者和记者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
短小精悍 钱老写什么东西都脱不了趣味 -
最喜欢《中国诗与中国画》和《读＜拉奥孔＞》 -
触类旁通，如珠走盘。 -
大文化。 -
深蓝色精装1996年版，借于东海大学中文系图。 -
此版本错字极多 -
掉书袋……哗啦啦…… -
吾道一以贯之 -
老文青的文评深不可测不可亵而读之 -
四星。一星给比较文学，一星给掉书袋，一星给其趣味可读性，一星给钱氏伉俪。 -
参考书。 -
Left the book in China without finishing it...Looks like it's a forever ongoing to me, hehe. -
虽然当年有些理解还是有困难，但是等我有空了还会翻出来再读一读！ -
还没有完全读懂的小书，钱先生的笔调颇似博尔赫斯，风趣幽默，旁征博引各类典籍，且带着他独特的批判色彩 -
已购买。 -
精彩好讀！ -
得重头再翻翻 -
什么时候读都会有收获的书 -
钱老气都不喘一下的引经据典真能把人噎死啊！理据和阵势上就已然占了上风，逻辑倒在其次了。人文学科的论文最后都成了某种价值判断，不必检验也经受不了。比较文学其实不是站在本文化与外文化之间的桥上去把两边风景都看透，而更像是在本文化阵营里站得够稳、够深了，再不时抬头仰望下星空——立身之本自然是不可偏废。 -
前三篇写得太棒了！ -
大师就是大师 -
福临者，外国也，敖菲斯，衙门也，福临敖菲斯，总理衙门也 -
触类旁通 -
高中读过的，突然想起来了。 -
这也是一本小书，当时虽然读不懂，但还是读着，反正是喜欢。读了钱钟书、王力等老一辈文化人的散文，才知道前些年牛哄哄的“文化大散文”还真的不够文，也不够大。 -
这本书居然后来被朋友掠走做马桶书，实在有点怪异． -
所言在理，举例方显真功夫。 -
还记得是在复旦菜市场楼上的旧书店买的…… -
高中旁边的图书馆处理旧品，只淘了这样一本，读了很多遍，做了很多注解，知道了诗与画的鉴赏、莱辛《拉奥孔》等等，后来带到大学，搬家之后，弄丢了，不知所踪。哎，记忆没了载体，就像玻璃一样脆弱。 -
论文 -
啃了几次皆半途而废，这次索性不看注释一气读下去。用典很多，硬头皮还是读得下的，虽说事后记不多。越看越觉钱锺书牛，这辈子若苦修一番，得其一丝功力无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