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零年代

作者简介

是不是非赢不可？继《性·演化·达尔文——人是道德的动物？》之后，罗伯特·赖特的又一创新力作。

    人类，是不是非要争个你死我活，还是要深植在互相依存的非零和网络中？毁灭或互利，你的选择！  

 

 

博弈理论早就了，也已用脑模拟来验证过互惠利他理论，但将视为天择的“游规则”却是本书独具之创意。作者从生学、人类学、历史、文化发展史等领域，广征博引，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空中思考全球化影响。本书生动有趣、述博大精深、文笔却清晰易懂。

书籍目录

导读 演化赌局的赢家：文明 徐嘉宏

前言 宁静前的风雨

第一部分 人类简史

第一章 文化演化的阶梯

第二章 我们的过去

第三章 加一点技术，烘焙五千年

第四章 看不见的大脑

第五章 战争：有什么好处?

第六章 无可避免的农业

第七章 酋长政体的年代

第八章 第二次资讯革命

第九章 关于文明

第十章 野蛮人——我们的好朋友

第十一章 黑暗时代

第十二章 谜样的东方

第十三章 现代

第十四章 我们来到这里

第十五章 新世界秩序

第十六章 自由的程度

第二部分 生物简史

第十七章 生命所处的宇宙环境

第十八章 生物非零和的兴起

第十九章 生命为何如此复杂?

第二十章 最后的适应

第三部分 从现在到永远

第二十一章 不疯狂的问题

第二十二章 这叫上帝吗?

附录一 非零

附录二 什么是社会复杂性?

内容概要

罗伯特·赖特  美国《新共和》杂志资深编辑，也为《大西洋》月刊、《纽约客》杂志和《时代》周刊撰稿。此前曾为《科学》杂志撰写科学、科技和哲学文章，并获得国家杂志奖。他的第一本著作《三个科学家及他们的神：找寻资讯时代的意义》，获得国家书评奖的提名。《性·演化·达尔文——人是道德的动物？》一书甫于1994年出版，即荣登《纽约时报》年度畅销好书书榜，并以9种文字刊行世界各地，深受瞩目，1997年荣登《时报·开卷》年度十大好书（台湾）。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宁静前的风雨眼前许多内在与外在的诡谲变化(政治与社会的动荡，道德与宗教的焦虑)已经促使我们略带疑惑地感觉到，一件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但那究竟是什么?    ——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史蒂文·温柏·格(Steven Weinberg)曾在一本书的结尾写下：“宇宙越显得可理解，也就越显得毫无意义。”我自然没有资格与这么伟大的物理学家争辩物理学究竟有多令人沮丧。据我所知，温柏格专长的领域是无生命的物质，而这个领域确实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宇宙运行的背后存在高于一切的目的。但如果进入生命的世界——细菌、细胞黏菌、乃至于人类口)—我发现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们越是仔细检验生物演化的流变，尤其是人类历史的流动，越会发现这一切背后都有共同的目的。而且“流动、”一词其实并不完全适用于形容这两种过程，因为它们都有明确的方向，有一道清楚的箭头，至少本书认为如此。    认为人类历史，或生物演化，或甚至两者皆有明确方向的人，常被斥为神秘主义者或怪胎。从某方面来看，也很难说他们应该获得较好的评价。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Henri Bergson,1859—1941)相信生物演化是由神秘的“生命力”(elan vital)所驱动。但是既然演化作用可以用物竞天择这样全然物理性的术语解释，为什么要在此安上如此虚无飘渺的辞汇?耶稣会神学家德日进则认为人类历史是朝向“欧米加点”（Point Omega，译注：欧米加为希腊字母最后一字)前进。但他既然主张“欧米加点”是“在时间与空间之外”，又怎能希冀史学家认真看待他的观点。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必须赞许柏格森和德日进的一些观察。他们两人都发现生物演化趋向于创造出越来越复杂的生命形式。而且德日进特别指出，人类历史在数千年之间演化出越来越庞大繁复的社会结构具有相同的倾向，而且他从这个趋势得出相当具有先见之明的推测。他在20世纪中叶的著述里，不断强调电讯传播的影响力及其即将带动的全球化前景，当时这些主题都尚未成为热潮。创造“地球村”一词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就读过德日进的著作。德日进甚至以“心智圈”(noosphere)以及“地球思想图”(thinking envelope of the Earth)等概念，在微电脑晶片发明十多年前，就模糊地预测了网络时代的来临。    柏格森与德日进正确注意到的生物演化以及人类科技社会演变的基本倾向，是否可以藉科学的、实质的方式加以解释证实?我认为可以，这也是本书的主要目的。但是我也相信，解释方式要能取信于人，并不表示要全然剔除柏格森与德日进加诸其上的精神性解释。如果生命有定向性，也就是生命发展会趋向一个已定的方向，那么自然会引人怀疑究竟这个方向是什么决定的。我更认为，面对当前的人类历史阶段，这个社会、政治、甚至道德发展都即将到达某种巅峰的阶段，我们更不得不感到怀疑。    对神学问题不感兴趣的读者不必担心，这类臆测只占了本书很小的部分，只有几个必然是假设性的关于宇宙终极结果的想法。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还是在分析人类如何来到今天所处的境地，并从这个过程来推测人类的未来。    ……

章节摘录

书摘    事实上，社会结构背后的基因基础远超过互利、利他。对亲人的感情就是人类天性之一。任何一个狩猎采集社会中，家庭都是社会组织的基础单位。但是支持亲人情感的基因理论是另一回事，最好稍后再谈。现在的重点是，不需要技术的协助，人类本来就有超越家庭范围，达成互利，建立社会结构的天性。人类历史朝向更多非零和互动，朝向更深更广社会复杂性发展的方向，并非无中生有。有些人类学家认为，所有狩猎采集社会的共同特征就是不只存在家人之间，也存在家庭之间的“广泛的互利”。    当然，人类社会依旧顽固地“认为”战争是零和的游戏，即使自己人也会伤亡，依旧贸然发动战争。更有甚者，战争一旦发动，其中就充满了零和的互动，敌对的士兵激战时，彼此的命运就成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基于上述与其他更多理由，我会在本书中继续将战争视为主要是零和的游戏，而只在必要的时候点出其中显现的细微差异。但不论如何，塞维斯的论点确实有道理，虽然个人之间的战争经常是零和互动，有明显的赢家与输家，但大型战争，来来回回无止尽的争斗，长远的来看，很可能对双方都不利。而这种长期的负面总和就足以成为缔造和平的基础。    所以根据塞维斯的看法，战争只会让人类更重视由经济融合而得到的和平；各群体之间会联合起来，抛弃疆界，建造更稳固的无战争区域，如此不是为了要对外战争，而是为了要避免战争。塞维斯认为，也许“人类在越来越广泛的社群范围内，不断演化出‘缔造和平’的新方式，才得以造成政府的演化，甚至是社会以及文化本身的演化”。    从某方面来看，野蛮民族只是一个例子，显示出文化演化中常见而强大的零和动力：相邻社会之间的惨烈竞争。这种竞争让僵化的文化被迫改变，规模可大可小。一个文明可能被相邻的文明接收，彻底改头换面，或者可能被野蛮民族渗透甚至分解，以备未来重组，或者可能复兴而反败为胜，也就是汤因比强调的“挑战与反应”动力。无论是哪一种，重点都一样：不论剥削、独裁与自大的倾向如何深植人性之中，对这些倾向投降的文明就不可能长存于世。    但是等等!什么时候剥削与独裁突然变成政治利空了?多数的早期国家以及它们的前辈——酋长政体，不都在必要时实行恐怖统治?不都尽可能利用奴隶?不都自称为神或至少自称由神指定以威吓民众服从中央集权统治?且不管这些策略多不道德，为什么到罗马帝国时它们就失去效力了?    原因之一，如我们此前看到的，可能是科技的进步改变了统治的原则。这时候有了标准统一被广泛接受的钱币，以及加上母音的完备拼音字母，社会已经有潜力实行更为分权的经济。所以最彻底剥削的奴隶制度，就要耗费更高的成本才能达到与过去相同的生产力。市场越顺畅，自由的参与越能带来利益。人的脑袋太珍贵，实在不该浪费，虽然在古代经济中，大部分人的脑筋都用在去找酬劳最高的田地耕种，然后回头去把钱花掉。    罗马帝国虽然有庞大的市场经济，但从一开始就忽略了其中的部分潜力。罗马政府在公元前4世纪开始铸造钱币时，并不是为了让商业运作更顺畅，而是为了制造方便“政府”购买东西的媒介(当然不论他们愿不愿意，钱币最后还是大量流入民间)。    在西部陷落后幸存的帝国东半部似乎比较没有上述的毛病。东部拥有的奴隶一直比西部少。东部的经济也比较不受某些荒谬的规定损害，例如禁止更换职业等。而且由于历史因素，东部的经济也融合得较好，能够熟练便利地运输货物到各地区。东部有许多古老的大型市场城镇，而西部的许多城镇却是虚有其表，有如缺乏核心的行政中心。    当然，在求生的战争中，东部还有一项重要的资产：跟野蛮民族接壤的边境较短。而且东部也跟西部一样，有许多会使文化僵化的倾向，也非有利高科技发展的典范社会。整个帝国都很脆弱，只是有些部分比较严重。    史学家切斯特·斯达(Chester Starr)曾写道：“文明似乎经常把自己逼到角落，而此处已经找不到任何继续进步的明显可能性，如果要有萌发新创意的机会，旧体制就可能严重动摇，而失去主宰权。”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段话太目的论，甚至太神秘主义，好像有个进步之神从天上往下看，决定除去那些没有准备好迎接新创意的文明。但是如果你将科技演化视为历史上主动的力量，那么就不难理解斯达的观点。从比喻上看，尖端科技——经济科技或军事科技——确实会惩罚不接受、不好好利用它们的社会，让这些社会遭遇被“严重动摇”的危险。同样以比喻来看，这些科技也确实会回报那些善加利用它们的社会。    从另一方面看，“绝对价值”正是大多数人对生物演化问题感兴趣的唯一理由。像我们这么复杂，这么聪明，行为这么具有适应力，拥有“绝对价值”的生物，是很可能演化出来的吗?如果人不对这个问题感兴趣，那么有关生物复杂性演化的书籍，就只有大学出版社会出了。事实上，去掉这个问题的话，古尔德可能也就不会对这个主题这么感兴趣了。他的书清楚显示，他对生物演化论最大的厌恶其实来自于这个理论过去的政治意涵，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简单说，“绝对价值”的问题，有关人类所处的生物最高复杂度的问题，正是我们进行这项讨论的唯一理由。古尔德似乎也认识到这点。因为到头来，他并没有以“原型”生物演化停滞来作结论，反而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讨论应该无关紧要的绝对价值的问题。他承认最外层生物的复杂性可能倾向提高，但认为这种提高并不具有“固定方向”，而是非常“随机”的。他写了两本书来反复思索生物复杂性的问题，其中一本书名为《福尔豪斯》(Full House)，其中心主题就是上述这个论点。    他所谓的“随机”是什么意思?假想有一个喝醉的男人走在东西向的一条人行道上，人行道靠南的一边是一道砖墙，靠北一边则是围栏和马路。这个醉汉可不可能最后越过围栏走到马路上去?可能。但这表示他有“朝北走的倾向”吗?不，他也同样可能往南边去，只是当他偏向南边时，会被墙挡住而走回北边。他是“随机散步”，只是“看起来”有朝着某个方向的倾向。    如果有足够多的醉汉，给他们足够长的时间，最后总有人会走到马路的另一边去(虽然其他比较倒楣的醉汉会死于马路上的交通意外)。而人类就是在经过几百万年的随机动作后，刚好来到了马路的北边的幸运物种。但是我们来到北边，并不是因为这里是我们原来就非来不可的地方，如果没有那道砖墙挡着，那么人行道的南边和北边应该会有数量相当的醉汉，而清楚显示出我们所走的路径完全是随机的。也就是说，如果物种的复杂性可能低于零，那么生物的复杂性就可能越来越低，而非不断提高。古尔德写道：“生命自夸的演化，其实只是从极简单出发的一些随机动作，而非被一股动力推动，朝着发展本质上有利的复杂性。”    但你可能会质疑，就跟古尔德强调的“原型”生物复杂性停滞一样，以上这个论点对于哲学思考有多少意义?请记得，这里讨论的问题是像我们这么聪明复杂的生物是否可能演化出现。如果“随机散步”与“零复杂性的墙’加起来，让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可能”，那答案就是可能。如果如古尔德所顾虑，有些人会把这个答案当作证明有更高目的存在的证据，那么这些人对于这种“可能”的构成要素是什么，也不会太在意。他们会说，上帝自有他怪异而神奇的做法。    支持复杂性演化的因素越多，回答“可能”的动力越强，演化就越可能最后达到人类程度的智力。所以我们应该来看看古尔德是否忽略了某些会引发复杂性的“非随机”因素。他确实如此。这些因素就是“正面回馈”——复杂性演化会加强支持复杂性演化的逻辑，如此自身循环，加强支持复杂性的演化，从而使其持续不断。    你可能认为只要时间够长，猎食放屁虫的动物也会发展出反反制行为的复杂行为，以抵抗放屁虫的有毒喷液。事实上，已经有动物发展出来。生物学家詹姆斯·古尔德(James Gould)与威廉·基顿(William Keeton)就写到臭鼬以及一种老鼠“已经演化出特别的直觉行为模式，能无害地排出毒液，以便吃食这种甲虫”，除非下一次甲虫有新的发明。    形容这种动力的学术名词跟一般常用的说法刚好相同：“武器竞赛”。过去20年内，许多著名生物学家，如理查德·道金斯和约翰·泰勒·邦纳，都注意到武器竞赛有利于复杂性的演化。而古尔德在他长达两册探讨复杂性演化的书中，却没有提到这个现象。    要在化石记录中寻找武器竞赛的证据并不容易。一位勇气过人的科学家仔细测量了横跨数千万年间各种哺乳动物血统的动物化石，发现了一个引人联想的模式。在北美洲，肉食性哺乳动物的“相对脑容量”，也就是脑容量对身体体积的比例，明显随着时间进展而增加。而身为肉食动物猎物的草食性哺乳动物，其相对脑容量也同样增加。但在南美洲，没有肉食动物威胁的类似草食性哺乳动物，其相对脑容量却没有明显的增加。显然持续不断的物种之间的搏斗，会引发演化。    武器竞赛不但会发生在不同物种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同一”物种之内。你是否曾经花上好几个月，仔细地观察一个黑猩猩聚落?有些灵长类动物学家这样做过，结果发现，雄性黑猩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算计如何胜过对方。它们会组成联盟，设法取得政治主宰权而能够享有跟排卵期雌性黑猩猩交配的权力，同时较弱联盟的黑猩猩就因而丧失许多达尔文式的利益。所以一只黑猩猩如果拥有能诱发高度政治灵敏度的基因，平均而言应该能把最多基因传到下一代。而黑猩猩族群的平均灵敏度越高，要赢得下一轮胜利的黑猩猩就必须更聪明。如此下来就是一场比赛聪敏程度的武器竞赛，比的是行为的适应力。我们可以几乎毫无怀疑地相信，就是这种动力使得黑猩猩变得像今天这么聪明，同时也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这个过程会停滞在目前的状况。    ……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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