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的美学锋芒》书评

原创散文《通往灵魂之乡》

通往灵魂之乡自每个灵魂深处，都掀起九重天一样巨大的风暴，它的诘问不休思索不止和深重的悲悯，在天地之间强劲地鼓荡。――题记灵魂，有谁像祈雨那样祈盼过你的万丈光芒？而灵魂的光芒，就像“太阳无需用碑文使其区别于黑暗”*一样，照耀我们今日里生存的大地，以致于发现，竟然还有大片的蛮荒，它亘古的存在再一次证明它的恒定，使我们不愿意侧身回望。人类所采取的狂欢手段之于它也不可颠覆和不可更改，一次又一次地袭向我们狂欢过后冷静下来的头脑。我痛心地意识到，狂欢只是众人的仪式，是所有被自由之风支配的灵魂不能够忍受的，那握紧的拳头只有狠命击出一道裂隙，砸碎那些固步自封于陶瓮之中的封建、专制、权利，理性之光重新照临困宥中的你，重获令人震惊的涵意，指向一个个意欲挣脱蒙昧、复萌理性、改变世界的灵魂。这时不难看出，一些从前不曾见过的胚芽萌生出鲜绿似翡翠的嫩叶来。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别人家的孩子爬树、翻墙、掏鸟蛋、跳皮筋的日子里，郑重地摘录一句话写进笔记本里－“条条大路通罗马”，似乎意外地获得一件法宝可以改写残疾这命定的境遇，是少年内心深处一种抽象的渴望，意欲冲决现实之堤对身体和心灵的阻隔。当我面临选择的关口难以决断的时候，老辈人对我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意指万事万物都有旁通的可能，但我还是看不到“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本身在人的精神结构中所能引起的根本性变化，它不能深透、恒久地指示你的心灵，甚至连灵魂怎样上路也不能。那少年时代困兽犹斗、无人引领的日日夜夜呵！在日后我才痛苦地自知，那些年怎样成为我理想中被深深鄙弃的庸常生活呵！我急于勘出另一条大路，改换别一种生活或者说思考的方式，经过许多个阅读之夜终于使我明了：那条大路不是别的，而是――通往灵魂之乡。我为自己寻得这样一条路径而内心一片澄澈，通往灵魂之乡，足以让一个残障女子被自由之风振荡，通往灵魂之乡，足以让自古以来在蒙昧、蛮荒的天庭之下匍伏而行的人们映照自己，他们曾经怎样压缩了自己，如何以灵魂的膑骨站立起来。通往灵魂之乡，的确是一场掀自灵魂的革命，也正是它摧毁、破坏既有的陈腐、余孽，从而旋卷而来的是播种和种植的秉性。它是一种革命的品质，是“精神贵族”和自由战士的品质，是青春和生命的品质，它每每唤起人们心头上对自由的热望，一种解放的欲求，把理想、信仰的艰难和艰难的理想、信仰，推进到乌托邦的巅顶，使那种“身先死，其犹未悔”传播到极为广远的地方，从而确定它的不可逆转的趋向。自每个灵魂深处，都掀起九重天一样巨大的风暴，它的诘问不休思索不止和深重的悲悯，在天地之间强劲地鼓荡。个人在通往灵魂之乡的路途上，是要完成致力于灵魂新生的使命。不错，通往灵魂之乡的路上并非前无古人，更非后无来者，它在许多甘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重责的灵魂那里也曾经发生过，只是晚近以来尤其世纪末的年代，狂欢――这众人举行的仪式喧声阵阵，浪涛滚滚，它拖拽颓废、沦丧和死亡的坠落之力都是积蕴了千百年的，面对每时每刻都要遭遇倾覆、灭顶的可能，面对周遭的质疑和指斥，终于上路的艰难情景不能不令我心生感动。被庸常生活困宥的个体长久地仰望这些可敬的灵魂时，他们的目光充满了赞美、崇敬，而独处中的书写者，使这种长久的仰望成为可能，因此不凭借什么权杖和威仪，从而感受到大地的坚实，作为人的灵魂的尊贵。雨果用来描述法国大革命的诗句这样写道：“所谓充满风暴的灵魂那种东西是存在的。”在某些心灵的感受之中，以往的“革命”与其说是面包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灵魂的问题。以目前来讲，得到面包不是件难事，灵魂的不得张扬、彰显倒亟待解决。真正的灵魂不受利益的驱动，有的却是心灵的骄傲和向着理想地的纯粹，甚至是“绝望地紧抱乌托邦理想”。*通往灵魂之乡，我直接与那些令我仰止的灵魂们相遇，他们还是那副依然故我的样子，特立独行，不被世俗的成见包围，这让我激动莫名。这都是怎样的一些灵魂呵！今天的青年们还记得拉斐德吗？这位法国贵族青年，被称作“两个世界的英雄”，是参加美国革命的战士和美国独立的重要缔造者，法国革命的前驱者，《人权宣言》的提议者和起草者，“生而平等”从《人权宣言》诞生之日起便勇往无前地昭示于天地之间，它让人们看到，人们不再依据阶级从而获得属于个人的权利，平民“生而平等”的愿望也不再是虚妄之海，使我萌生强烈的崇奉之心。拉斐德还不满二十岁的时候，美国革命爆发了，隔着大洋和大浪，他抛开贵族之家世袭的尊贵和养尊处优的享乐生活，即刻出发，志愿走向美洲的丛林、旷野，加入本来和他无关的美国独立战争，全然不顾危难和艰辛，流血和死亡。战争结束时，他到国会向独立的美国告别，他深情激荡地说：“但愿这个为自由而高高竖立起的伟大纪念碑成为压迫者的教训和被压迫者的典范！”拉斐德侯爵凭借个人的情感，成为法国革命的第一代革命者。他第一次提出三级会议的名称，他要求废止奴隶贸易，他与贵族中的其他少数几个叛逆一道加入国民议会，他指挥巴黎国民自卫军……拉斐德同时为两个大陆的自由而献身，虽在翻卷的狂潮当中不断被推涌，始终保持他天赋的高贵与纯粹。再来看看潘恩。这位生于英国的一介平民，他之所以投身革命，自然有生活的艰难和被压迫的原因，然而一个更为普遍的事实是，同样的艰难和被迫，千百年来最大数量地制造的，却是一些麻木不惊的人。他从英国去往美洲投入美国革命，历时十三年，又从美国前往欧洲投入法国革命，为《独立宣言》铺平道路。他写过这样的文字：“我是从生者的权利辩护，反对这些权利被一纸空文规定的权威所断送、控制和缩小。”“现在已是二月中旬……树枝上有一个嫩芽已在萌发。我可能勉强讲一番道理，或者根本不讲道理，就认为这是在英国长出的独一无二的嫩芽。但我不这样决定，而要立刻断言：同样的嫩芽正到处在萌发，或者就要萌发。”一切权利的争取都是为生存的个体所必备的，连灵魂也不例外。仔细嗅嗅，我闻到了一股泥土和阳光的味道，这种味道之于春寒之夜独自守夜的我来说，不啻于爱情与痛苦、绝望与幸福的极端姿态，这种味道使“坚如磐石的古老法则风化剥落，为佝偻的身躯清理出一片得以伸展的天空，无疑，他雄辩而壮阔的文字，有理由让人感受到自由而辽阔的精神领域。”共和二年热月八日的罗伯斯比尔，在国民公会作了最后的演讲，当时他并不能预知自己在两日后的这个时辰即将走上断头台。断头台，这个曾经以革命的名义架设起来的地方，在第一个敌人被确认后，人们确认罗伯斯比尔为敌人却也不难，因为人们很容易地随时寻找到遍地的敌人。而今天，这断头台铡掉的将是他的头颅。他已经不计代价牺牲了一切，甚至牺牲了革命的普世原则（自由平等、财产、安全、反抗压迫、信仰、思想表达的权利、人民主权和三权分立）。人类的历史是厚重的，无数殉道者的血溅红了历史的册页。当我翻阅的时候，他们的血似也回流到我的体内，因此还没等我触摸这鲜血的粘稠和血腥时，我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血热沸起来了。超越形式意义上的那块巨石被西西弗斯们不断推上去，它不可避免地滚将下来，从中窥破宿命的悲哀以至壮烈，无论缄默抑或疾喊，无论贫弱抑或尊贵，却都有一种同一的血缘――牺牲的精神和圣徒一般的灵魂。往西藏去的漫漫长路，不难见到手执藏经筒的朝圣人，他们破烂的衣褛和刀雕斧刻般的皱纹，都化作一次灵魂的朝圣从而得到通体的净化。罗伯斯比尔是经由1789年进入革命的，在一个以自由为旗帜的年代，他是极其激烈的自由的辩护者。他的激烈，是以朝圣者的赤诚和决绝为依凭的，两百多年之后尤能感受到他熔岩一般一路奔涌的气势。但一个灵魂的变异终要遭到绞杀，向来追求平等、崇尚自由的民众，是拒绝号令天下的暴君，即使他曾经是一位伟人，曾经为他们捧来自由的火炬。通往灵魂之乡，我还不能准确地预知这篇文字如何开始如何结束，灵魂还在自由的天庭游荡，而笔尖却要收入笔套，因为我以一种自觉意识到，任何形式的泛滥都将成为一种灾难，就像火山喷发时是一种景观同时也毁损了周遭的土壤，使其多年间寸草不生，成为方圆百里、千里的不毛之地。理性被思想百般熔铸，铁芯红透了的时候还需及时淬它个决绝，才得以擦亮锋刃一般的理性和精神。一次求索的诞生，一次深深的诘问，一种深重的悲悯，都是灵魂――这隐形的巨手在坼裂平庸日月的继续衍生。它冲出受伤的黎明，在黑暗被照亮的那一瞬间得以闪现。扰攘的尘世里人心浮动，俯视芸芸众生，谁能说无数享乐主义者的背后，不是一个又一个焦渴、狂躁、流血、牺牲的灵魂在为此付出深重的代价呢？这种深，我们能为自己面对这种深所表现的漠然视之深深地杖责自己吗？这种深和我们的浅，顿成没顶之势，让我醒觉到人心的苟且，向着理想天国的步履如此拖沓，似踏碎了向理想天国入梦的肤浅和薄脆。通往灵魂之乡，终是某个自省、自觉者的选择，与那些个拒绝趋附、拒绝从属，标榜叛逆性、自由、尊严、永远动荡不能安居的灵魂为伍，不懈地质疑我们所生存的处境，生成一个对于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观点。灵魂的生长，告诉我一些很朴素的真理，它完全能够长成一棵乔木，直刺天穹，而不像灌木那样低眉顺目，给人一副可人的模样。灵魂的生长有时是会令某些人万分憎恨的，他们深爱藤蔓的缠绵和攀缘，他们也许还不知道，一旦藤蔓攀上你的身体，你不久的将来将窒息而死。而自知是那么的难能可贵！乔木那独立的枝干，和它生动的挺拨，让我从中感知灵魂的本色。灵魂是坚执的，书页的厚重能把它封存在高高的书架上，我却无比清楚地知道，这封存永远也不能使它改换了颜色，它永远也不会消失。通往灵魂之乡，注定要一个人孤独地出发，最终又孤独地回返个人的内心，于一灯荧然的书案，铺展开一摞雪白的稿纸，直视自己灵魂袒示的一切。夜深之处一扇窗口有一盏灯光亮着，我这个残疾女子对自己的灵魂进行着剖白，那些自灵魂生长的自由枝杈隐约地在宿命中向我发出召唤。现实是每个人只能去面对的，也是摆脱不了的，我们不能因为要对现实有所回避而患上萎缩佝偻的精神痼疾，我们和精神病院里的难兄难弟绝然不同，他们早已昏聩，无人能搅扰视听，因此我们绝没有理由对自己的心智说不。拒绝理性、接纳平庸就是用来肢解生命的愚昧方式，自工业社会对文明的戕害和扭曲，把一个更为普遍的事实摆到人们的眼前，即最大数量地制造灵魂缺失的人。他们服从着古老的权威和法规，压抑、驯顺，无论是宗教教廷，还是家庭都受其管制，灵魂萎缩、怯懦的人将永远也走不出那个屋檐。他们还最大可能地将被工业流水线大量地复制。现实，只有现实能提供给人永生体验的机会，我们在现实面前别无选择。一个高贵而纯粹的灵魂，注定一次又一次地进入欲生不能、欲死不得的痛苦状态，注定遭受活的痛苦，这又是一种自觉的痛苦。只有高贵而纯粹的灵魂，才勇于担当痛苦，勇于承受痛苦，这种痛苦到达了美感的极限，是人类的骄傲，是灵魂不朽的象征。当我们再度审视天空的雅致，仍然不忘孕养风暴的云层，一股被自由之风飘扬鼓荡的灵魂，就深深藏匿在通往灵魂之乡的途中。天空的雅致和掀自灵魂的风暴互为背景，当我们念及“灵魂”两个字时会不由地慨叹：灵魂，究竟是大地之上的一种什么奇迹呵！

现代主义先锋派的艺术性格

第一次写艺术批评的小文论....非学院派，请多担待。O(∩_∩)O哈！现代主义先锋派的艺术性格“伴随着欢乐的赞美诗和悲哀绝望颂歌，用粗犷的画笔揭示一切残酷和污秽，而这些残酷和污秽正是我们社会的基础。”——[法]德西雷•拉夫当 《论艺术的使命与艺术家的角色》“——下去吧，下去吧，可悲的牺牲者，下到通往永劫地狱的道路吧！沉入深渊最深处，那儿，一切罪孽，都受不到来自天上的风鞭打。”——[法]夏尔•波德莱尔《被诅咒的女人》现代主义的诞生得自于人类社会的一次剧变，19世纪中叶，从发轫走向成熟的工业文明无论是从外貌还是内在都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这片人类生存了数千年的土地的每一分每一寸都让人觉得陌生，紧张与焦虑，在人群灵魂隐藏的骚动与不安，他们发现他们正在于他们过去的一切决裂，所有过去的价值都值得怀疑。“我发现那些构成文艺复兴以来所谓的人文主义，以及我们文化之基础的种种思维方式，眼下正遭遇一个彻底的清算” ①。现代主义艺术家们不再满足于艺术继续成为宗教以及宫廷的附庸，不再满足于对古典时代艺术作品的单纯模仿转而追求艺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而这一点恰恰就是现代主义艺术的基础。它的出现将艺术史简单粗暴地划为两个部分，“现代的”和“古典的”，甚至过去敌对的美学观念，古典时代的，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巴洛克式的都被迫形成同一战线，因为即使他们之间的差异再大也不可能超过它们与现代主义的不同。当我们试图辨别并分离所谓“现代的”和“古典的”时候，这项工作显得异常轻松，而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便是艺术关注对象的转移，现代主义艺术家们不再单纯地将艺术家自身和它们的作品置于社会环境中，而是将所有的影像全部置于灵魂的深处，取代写实的描绘转而为意识中残落碎片的无意识拼接和艺术灵感情绪化的喷发。艺术开始重新审定自身的地位，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深切内省反思自身和人的命运。现代主义向这个世界宣言，向囊括人类历史的极限宣言，它将自身置于人类生存的绝境，重估一切价值，在钝痛中，承受人类历史全部的苦难。现代主义思潮发轫于19世纪中叶，如同瘟疫一般迅速在整个艺术领域中蔓延，在此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中，艺术从未实现如此统一的步调，当我们在卡夫卡紧缩狭小的空间谛听他不连贯的，神经质的呢喃时，我们没有理由不在音乐或绘画中找到相似的主题和表现形式。在学科分流的今日，艺术领域的反常融合现象令人吃惊，绘画、音乐、建筑、文学从未像现在那样接近，从阿尔蒂尔•兰波到萨缪尔•贝克特，从保罗•塞尚到巴勃罗•毕加索，从包豪斯建筑风格到未来主义建筑，现代主义热病和它背后的现代疯魔的狂暴肆虐，僵直的人声，冰冷的钢琴，暴躁的鼓点，低沉情绪化的贝司，陀思妥耶夫斯基狂乱的梦呓，弗里德里希•尼采的高声嘲笑与对灵魂的病态挪揄，这样，在现代主义先锋派的艺术家那里，艺术不再作为一种简单的装饰设计，不再仅仅作为部分人群娱乐的奢侈品，而成为了在工业化和商业化的现代社会冲击下固守灵魂纯净的最后一条防线，一道人类生存的底线。现代主义先锋派艺术最终通过两种形式，两种特质表现，反讽的艺术以及另一种难以言明的更为深邃与复杂的艺术形式。反讽的艺术遵从犬儒的个性与传统，例如达达主义，以轻蔑与玩世不恭对抗现实蛮横无理的专制，以自嘲和肆无忌惮挪揄现有秩序与人们可笑的乌托邦梦想，在实现反讽的喜剧效果的同时达到高潮，享受其作为暂性艺术的短暂片刻。请原谅我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的没落归咎于这种艺术的暂性，尽管奥斯卡•王尔德坚持艺术是无目的的也是无用的，尽管他坚持艺术的完整性——这两点被后一种艺术形式的大多数艺术家们所接受，但仍然流于事物表面。在这里，我们不再讨论它如何实现那短暂的片刻，而另一种更为深邃与复杂的艺术形式——也是现代主义艺术的主题，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它呈现给我们肝胆欲裂的幻象，它粉碎现实，以其高亢或低沉，以其神圣或罪恶，以痛苦的呻吟，责难，折磨，埋怨，一切狂乱的呓语，将现实化为齑粉，它不再追求艺术现实意义上的真实转而追求灵魂上的真实。与所有的“古典主义”不同，这种对灵魂真实的追求取代古典主义对美的追求。“古典”在希腊文中意为“好的”，而在一个价值重塑的时代，什么才是“好的”？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尼采对基督的敌意源于祂安排的既定秩序，上帝将人类从伊甸园中放逐，让他们分辨善恶，正是剥夺了他们的神性。而现代主义的美学观念就是一种对人类原始神性的回归，再那里，灵魂的真实与完整高于一切。在此之前，人类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如此迫切地渴望发现自己身上的全部，从未如此深入地去了解艺术作品，个人灵魂和人类命运的阴暗面。美的观念正在经历一种颠覆，艺术家们开始正视内心的战栗，无穷无尽的恐惧以及一切被人们称为阴暗面或曰负极的。“人是一个秘密”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是说，孰者为正，孰者为负，孰者为明，孰者为暗，当艺术家们开始接近这个秘密的全部时，他们眼前展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天启的彼岸从迷雾中浮现出来，他们将发现苦难的十字，将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与亲切，听见古老的旋律萦绕在连接此岸和彼岸的桥头，一种宽慰，一种彻悟，哪怕这种幻境何其短暂。快乐和恐惧，男性和女性同体相生，最神圣和最恐怖的交织纠缠，深重的罪责在最温柔的纯洁中战栗，爱不再是黑暗兽欲，也不再是对虔诚灵性的崇拜，爱同是两者，而且超乎其外，爱是天使和撒旦，是男性和女性，人和兽，最高尚和最邪恶之物的融合。在此时，这个世界对立的二元彼此妥协，相织相融，于是一个神圣世界从凡世的地缝中巍巍升起，艺术家不再作为人儿存在，因为他在人的身上发现了残存的神性和魔性。他们会像布尔加科夫的作品《大师和玛格丽特》中那样，看见撒旦身边的阴云散去，他缓缓摘去将他的面孔遮蔽在黑暗中的面罩，浮现出万能统治者雍容仁慈的面庞。现代主义先锋派最为核心的观念在于他们的否定观，对人本能和自然形态的否定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世俗世界，而对世俗世界的二次否定，对原始神性的追求或对萨德式的原始兽性的返回重新确立一个冉冉升起的神圣国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否定建立在对古典主义的否定，对美国式的商业化的否定以及对大众庸俗理想的否定之上。加塞特曾这样指出现代主义艺术的命运，“一切现代艺术都是不可能通俗的，这绝非偶然，而是不可避免和注定如此的。”②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从未试图区分他们的观众，他们没有过多的精力去度测观众的喜好，更没有精力去取悦于众，他们的一切艺术行为都已经被灵魂所产生的幻觉麻醉。当我们进入现代主义的艺术领域，我们发现观众不再占有曾经的主导地位，在这里，艺术家神圣的三一律主宰着一切，不再是观众欣赏与否，而是观众的理解与否，但这一切都与艺术家无关。“老实说，1848年以来观众的各个层次也混杂在一起而变得模糊不清了，这就导致了作家从一开始就不为任何人写作。”萨特这样拒绝与观众与大众的妥协。现代主义因其左翼的激进锋芒注定其被误解被拒绝，因其否定社会重估价值的本质以及亢进、偏锋的气质注定其孤立于大众的地位。大众禁止任何事物窥探他们心灵的深渊，禁止任何人用琴弦拨动他们敏感的灵魂。与现代主义同样与大众的庸俗文化对立的古典主义却享受着至少优于现代主义艺术的待遇，因为同样是出于不理解，古典艺术无关痛痒，它的神话过于虚无飘渺，而现代主义却试图解除人的全部武装，相比早已被多数人认可广受尊重的古典艺术，现代主义更让人感到疑虑。在这种充满敌意的秩序中，现代主义先锋派将所有的观众一视同仁——理解他的或不理解他的，他将这种敌意回馈给大众，之所以这种秩序不能令他满意，不是因为它过于糟糕，恰恰是由于它过于完善，这与他的渴望格格不入，对它的认识，混合着恐惧与不幸，战栗与蔑视。他们表现出强烈的诺斯替倾向，对这种井井有条不断重复感到厌倦。即便上帝将乌托邦赠与他们，他们都会果断地拒绝这种和谐，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告诉他们天堂是建立在地狱之上的，他们甘愿落入地狱去承担他人的苦难终世沉沦也不愿在天堂享受建立在罪人痛苦之上的幸福。要么拥有全世界，要么一无所有。当我们去观察现代主义先锋派艺术家隐藏在黑色斗篷风衣下的消瘦病容，深陷的眼眶，孤绝的眼神，和他们超乎物外孤立拔群的筋骨时，我们发现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兰波所说的“大病人，大罪人，大恶人，大智者”。艺术从来不是缓解疼痛短暂的避难所而是灵魂永恒的归宁，即飘荡在城市废墟上空的孤魂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救赎。那里没有解药，没有太多的希望，所有人都是无可救药的病患，在无望地寻找一条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出路。他们甚至无法相信在他们身上存在幸福的可能，他们坚信，任何一种幸福都可能是恶魔事先埋下的陷阱，只为将他们拖入更深层次的黑暗之中，身上那恼人的芒刺，血液中流淌的不安分的毒汁，他们中没有人在幸福身边短暂停留，都执意追求生存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在永恒的痛苦和世人的讥讽中寻找解药。现代社会压迫他们，他们则要解放自己，将他们全部的能量全部的精力过剩的力比多耗费，这种巴塔耶式的耗费是没落贵族们的最末一次放纵最末一次僭越的快意，是现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崇拜的自毁和自我解构的集体性爆发。根植于这种艺术性格中的忍受与叛逆将现代主义先锋派艺术家们与世俗世界间产生一道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间的交流是如此困难，以致于彼此不存在相互理解的可能，他们时常感到窘迫，尽管他们间使用相同的词汇也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在现代主义先锋派艺术家那里，光是尼采、波德莱尔的名字，作为一种符号象征就足以激起根植于血液中的狂躁。他们在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崇拜中饮尽壶中最后一滴琼汁窥见倒影在壶底的人的容颜那是莫大的悲哀啊，他们将悲剧的诗性融入自己的人格中，被遗弃在殊方绝域的荒原，被迫生活在孤绝的他者的山上，却从祈祷神恩的纯净和英雄劫数中获得补偿。他们在否定中成长，在否定自身毁灭自身中找寻自我，如同伊卡洛斯飞向太阳，蝇虫扑向烛火，在火烧火燎的秘密中燃尽，在毁灭中确立美的最大极限。他们频繁地确立自己的风格，却又一直推翻固定的风格，不断地与俗套与短暂的停留斗争，在现代社会的废墟上编织一张永远也不可能完成的珀涅罗珀之网。他们的工作与努力远比西西弗更为徒劳，却野心勃勃地向人类，向历史，向上帝庄严地发出普罗米修斯式的挑战。现代主义的先锋精神，这朵废墟之花，这朵绽放在政治和战争废墟之上的恶之花，扎根在人类残破命运的土壤中，在风中飘零的玫瑰红是这片昏暗中的唯一。“他们要唤醒它，并在受难者自得而又绝望的欢乐中，逐渐建立起清醒，否定，伪装，建立起魔鬼附身的范畴。”③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以非理性的直觉自觉坚持现代主义先锋派左翼激进的艺术性格和文化立场，以人类不曾拥有过的勇气，投身于命运的碾盘，倾听末日之前飘荡在古老音乐中的安慰和爱。献给伟大的现代主义先锋派艺术家群，在这里，有一个人诚挚敬佩你们普罗米修斯式的挑战，为你们写下。福柯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模糊的概念，笔者无知，文论中一律无视后现代主义而将其看作现代主义的延伸。注释：①——[法]让•杜布费 《现代文学和艺术中自我的失落》②——[西]加塞特 《艺术的去人性化》③——[法]阿尔贝•加缪 《西西弗神话》

评论激进的美学锋芒

其中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说的不错，绘画的生存问题我比较赞同，特别是当代艺术面临科技发展寻求立足点和后现代主义在艺术中的体现比较客观。让人反思当代艺术的内容和寻求将来的出路。

潘朵拉的宝盒与麦当娜的授权感

艺术史的变迁总是以一种惊涛拍岸的姿态高潮迭起。早期的艺术样式整合在传统权威的合法化样式之下，以神话形式、宗教形式和宫廷形式发挥着艺术的膜拜功能，比如古希腊艺术，比如拜占廷美术，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再比如巴洛克、洛可可和古典主义。然后先锋派和现代主义作品开始打破架上绘画的危机，资产阶级的唯美主义和审美自主原则遭到了剧烈的攻击，比如达达主义的杜桑，野兽派的蒙克，他们惊世骇俗、矢志决裂，以对抗传统御用性，他们以否定的形式攻击传统艺术品，更攻击艺术品本身的理想。当过份依赖于刺激、愤慨和决裂情绪而使技巧被模式化的先锋派式微之后，一种新的主义粉墨登场了，那就是后现代主义。一如所有使用“后”这个字作为前缀词的诸种概念一样，后启蒙、后历史、后工业、后现代建筑、后经验主义及至后现代，都是一种既轻率拒绝过往又无法准确定义当下性的遁词，它就像交通革命中铁路的出现一样，既惊喜于火车改变过往的时间体验，又无法否认火车站这个密集驳杂、人际间匿名而又短暂交往的暧昧。这本关于当下美学理论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先锋派研究以及艺术史论的译卷中，无论各个学界要人或褒或贬，观点迥然异趣，以波普艺术作为美学征兆的后现代主义，都具有如下两个要素，一是向商品拜物教妥协的消费性，二是构成模式的多元化符号。理解前者，首先你得看过安迪·沃霍尔的著名作品《可口可乐瓶》或者《玛丽莲·梦露》，他的波普艺术是丝网印刷品的无限量复制和商业广告媒介的公式化呈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物化就表现在美国流行文化少女们通过观看麦当娜的MTV而获得的“授权感”上，这个通俗文化中麦当娜模仿者式的无性繁殖欲望，就等同于消费文化身份中所包含的无性繁殖欲望的扩散，我们要平面化、拼贴化、商品化、复制化。而另一点，是指对一切开放可能性的追求，后现代性解构一切并崇尚差异性。它不是精英文化，而是以犬儒主义的姿态并发一切艺术样式，犹如希腊神话中潘朵拉的宝盒，摧毁现代主义血淋淋的遗产，打开一切百花怒放的焦虑、争执、霸权、异质、以及秩序和模式的毁坏，但最根本的，它的盒底留有艺术生命自由的最终希望，它使得艺术史研究不被终结而拓展到阐释学、符号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和理论体系上去，从而形成“泛文化主义”的新艺术。于是，在这种语境下，我们都是麦当娜，我们都是潘朵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