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中的中日关系

后记

又是一年春暖花开时，屈指算来，我在桂子山上度过了匆匆的几年时光。对我来讲，这段时光，太匆忙，太紧张，经常穿梭往来于桂子山和三角湖畔。一边要完成江汉大学的教学任务，一边要完成论文的写作。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最值得回味的一段时光。在论文即将付印之际，首先要感谢程又中教授。程老师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我在华师的学习成长离不开程老师的指导。我的博士论文，程老师对论文的选题范围作了及时指导，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到后来论文的篇章结构、写作思路、选择材料的第一手性等方面都给予了必要、及时的指导。论文初稿完成后，程老师又在担负繁重的科研任务和行政公务的情况下，专门抽出时间对论文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阅，对论文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为论文的如期完成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程老师对学生的真诚帮助，令人难以忘怀！我要感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组李会滨教授、聂运麟教授、徐勇教授、俞思念教授、项继权教授、唐鸣教授、吴毅教授和曹天绿老师等，以及政法学院陈业宏教授，他们在我的求学历程中所作的精彩专题报告启发了我的思路，使我深受教益。黄正柏教授对我的学习和论文写作多次给予了可贵的帮助，崔启明教授对我的论文的写作也给予了许多的指点。

作者简介

《崛起中的中日关系》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主要内容如下：导论主要阐述选题的缘由及意义、研究的现状、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崛起中的中日关系》的创新与不足等问题。正文的第一部分论述了中日两国间的历史认识问题现状。首先对历史认识问题的概念作了界定，然后阐述了这一历史认识问题所表现的四个方面：日本首相及阁僚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美化侵略战争；修改和平宪法及自卫队派兵海外等。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的十多年时间，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同时崛起，这在中日两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开始激化，这些矛盾曾经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发展，有些矛盾至今尚未解决，这是一段中日两国关系的磨合期。如今中日关系经过中日两国领导人的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旅，关系得到很大改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研究存在于两国间的一系列矛盾、成因及解决途径，夯实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继往开来，是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正文的第二部分从国际体系层次的视角论述了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权力结构发生的变化，指出这一变化是导致中日两国间的历史认识问题激化的根本原因。接着具体分析冷战后日本、中国的崛起。日本因推行政治军事大国化导致日本整体国家实力上升。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实力增强导致中国整体国家实力上升。同时《崛起中的中日关系》将中、日两国整体综合国力的上升作一横向比较，得出中国综合国力上升速度超过日本，引起了日本的恐慌与不安，导致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分歧增大。最后论述了美国在占领日本期间推行的政策和冷战结束后在东亚地区推行的外交战略，是导致两国间的历史认识问题激化的另一原因。

正文的第三部分从国家层次的视角论述了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对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推行强硬政策的影响。笔者认为，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日本推行的政治改革打破了自民党与财界的共生关系，导致财界在日本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时难以发挥有效影响，逐步被边缘化。二是日本推行的行政改革，外务省不断受到执政党和首相官邸的挤压，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被日益边缘化。作为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在这次行政改革的进程中受到沉重打击，难以在国会内对执政党——自民党形成有效牵制。三是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新民族主义兴起。日本国内这些重要变化对日本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笔者同时认为，日本文化对冷战后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激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文的第四部分从个人层次的视角论述了冷战结束后日本在涉及中日两国间历史认识问题上一意孤行的原因。笔者认为，个人层次包括日本右翼、日本普通民众、日本首相。冷战结束后，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兴风作浪，日本国民对华亲近感下降，日本国民整体保守化，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怪人”性格，以及推行带有强烈小泉特色的外交政策，导致中日两国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现僵持局面。

正文的第五部分提出解决或缓解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僵持局面的有效途径。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应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方向拓展思路。在中国方面，从长期战略目标看，应该从现实主义出发，快速提升自己的综合国力，注意保持均衡协调发展；从近期采取的措施看，正确对待日美安全同盟，加强中日两国文化和人员交流，中国媒体对日本国家形象的报道要全面、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中国要抑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在日本方面，向德国学习，坦承面对历史，取信于中国等亚洲邻国人民；应回归亚洲，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做一个民生大国。从中日双方看，两国还应同时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在东亚的多边合作进程中推动双边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缓解或解决。

　 结论对上述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一段时间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作了展望。

书籍目录

导论

一、选题意义及研究现状

二、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四、全书结构

一、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

（一）日本首相及阁僚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1.首相及阁僚政要参拜靖国神社

2.首相及阁僚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借口

（二）教科书事件

1.战后以来日本修改教科书风波

2.日本修改教科书在国内外造成的影响

（三）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美化侵略战争

1.关于日本对华战争的性质

2.冷战后日本对战争责任问题的认识

（四）修改和平宪法及自卫队派兵海外

1.日本政坛围绕修宪、护宪之争的历程和改宪派的政治主张

2.日本积极参与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3.制定自卫队派兵海外的法律和自卫队走出国门

二、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解读——国际层次的视角

（一）冷战后东亚地区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

1.冷战后日本的崛起

2.冷战后中国的崛起

3.冷战后中日两国国家实力对比

（二）冷战后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矛盾激化的美国因素

1.美国在占领日本时期推行的政策

2.冷战后美国强化与日本的安全同盟

三、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解读——国家层次的视角

（一）冷战后日本推行的政治改革对中日两国间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

（二）冷战后日本推行的行政改革对中日两国间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

（三）冷战后日本经济低迷，新民族主义兴起及其对中日两国问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

1.日本经济低迷的主要表现

2.日本经济低迷、新民族主义兴起及其对中日两国间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

（四）日本文化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

1.集团意识

2.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3.天皇信仰与天皇崇拜思想

4.日本的耻辱感文化

四、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解读——集体一个人层次的视角

（一）冷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及其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

1.冷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

2.右翼势力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

（二）冷战后日本国民整体保守化及其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

1.冷战后日本国民整体保守化

2.国民意识整体保守化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

（三）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性格、价值观念和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对

中日关系中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

1.小泉缺乏正确的历史观

2.小泉的行为特征是善用媒体造势，在国内获得强大的民众支持

3.小泉首相在涉及中日两国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上推行的政策

五、中日关系中历史认识问题的解决途径

（一）中国应实施的长期发展战略

1.要提升自己的综合国力

2.要注意综合国力的综合平衡、协调发展

（二）中国近期应采取的措施

1.正确对待日美安全同盟

2.加强中日两国文化和人员交流

3.继续加强与日本的经贸往来

4.媒体对日本国家形象的报道要全面、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5.要抑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

（三）日本应学习德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侵略历史

1.对德国的战争罪责和二战历史明确表态

2.向被害国和被害民族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或赔偿，以各种方式表明认罪立场

3.努力改善与曾遭受纳粹侵略之害的国家的和解

4.德国在国内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表明对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

（四）日本应改变外交上紧跟美国的政策，回归亚洲，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

1.日本不要过分倚重日美军事同盟，要回归亚洲

2.日本不要做政治大国，要做民生大国

（五）中日双方应共同积极推进东亚一体化建设，在多边进程中推进中日双边关系的发展

1.加强东亚区域合作的时代要求和具备的有利条件

2.目前东亚一体化进程的现状与问题

3.中日两国应共同努力推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

结论与展望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编辑推荐

《崛起中的中日关系》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内容概要

游博，东南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已在国内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在《和平与发展》上发表《中日关系中历史认识问题的美国因素》，在《日本学论坛》上发表《冷战后日本政党格局变化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研究》上发表《大国兴衰理论述评》。另外，《破解中曰关系困局的应对措施》一文入选由复旦大学主办的第五届全国高校政治科学类研究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参与编写《大学军事理论教程》教材一部。

章节摘录

一、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是近年来中日关系中的焦点问题，中日两国政府为此一再交涉，学者屡发评论，民众反响强烈，国际舆论称之为困扰中日关系的“死结”。对于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日本左翼学者与保守派学者、中国学者内部，都存在重大分歧。为使研究顺利展开，有必要对“历史认识问题”的概念加以界定。国内学者们下了几种定义，有人认为，“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历史认识问题；二是历史遗留问题（如日军遗留在中国国土上的化学武器的处理问题）；三是历史牵连问题（如台湾问题）；四是历史根源问题”。显然，作者主要从概念的外延角度论述历史问题所包含的内容。有人认为，“不管是‘历史问题’‘还是‘历史认识问题’，都是指如何正确看待日本对外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的问题。从字面上来看，‘历史问题’强调的是日本所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的历史，是关系到如何对待历史事实的向题；而‘历史认识问题’则更加突出了如何认识那段侵略历史，是关系到思想认识的问题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相关事件”。这里，作者侧重从概念的内涵角度论述历史问题，并且对“历史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两概念的细微差别作了区分，但还-是将“历史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互相换用。还有人认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是指部分日本人基于他们对二战及相关问题的认识而采取的行动，具体包括日本首相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官方不肯就侵华战争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日本的一些政界人士不时就侵华战争发表自己的‘个人见解’、右翼势力通过大众媒体（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漫画、书籍等）表达他们对那场战争的看法、右翼势力对揭露战争真相者的攻击与迫害、一些人要求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并编纂代表他们观点的历史教科书、右翼通过遍布全国的战争资料展览鼓吹日本是受害者等。修宪的努力、派兵海外、有事法案、钓鱼岛争端等虽然严格说来不属于上述历史问题，但因为右翼人士在这些事项中常常比较活跃，这些事件又与历史问题交替发生或纠缠在一起，所以它们常带有历史问题的影子”。可以看出，作者使用的是大历史观。本书认为，“历史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指日本自明治维新以降至二战结束这段时期所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的历史，特别指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战败这段历史，以及现在如何依据史实考证澄清这段历史事实的问题。而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是指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降至二战结束这段时期所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的历史，特别是“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战败这段历史，今天如何去认识的问题，侧重于今日两国的认识观。因此，为了使用概念的精确，本书用“历史认识问题”的概念而不用“历史问题”的概念。客观上讲，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是由日本挑起的，中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与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历史认识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日本首相及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否定侵略战争性质和美化侵略战争、修改和平宪法及自卫队派兵海外。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自战后以来一直存在着。美国在单独占领日本初期的对日政策，是通过民主化改革打击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使日本成为美国的从属国而不再与美国为敌。随着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美苏在欧洲冷战局面形成。在东亚地区，中国国共两党势力发生逆转，中国已无望成为美国对苏联的前哨阵地。此时，美国便启用日本，使之发展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成为对抗苏联的基地。历时两年的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作了宽大处理，一大批战犯被释放，包括甲级战犯岸信介等在内的一些战犯重新走上政坛，对这场侵略战争负有最大责任的日本天皇被免予起诉。1951年9月，美国联合战时盟国同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希望尽早结束对日占领状态，使日本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重返国际社会。该条约放弃了对日赔款。这些举措有助于日本推卸战争责任。鸠山内阁时期，在1956年初的第二十四届国会上，强行通过了上次国会作为废案的旨在纂改宪法的《宪法调查会法案》和为了加强军备的《国防会议法案》；新提出了《小选举区法案》、《地方教育委员会由公选制改为任命制的法案》和《教科书法案》等。修改选区的目的是为了让自民党在国会中取得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以便纂改宪法。教育委员会的任命制，目的在于教育的中央集权化和利用这一办法来对教员进行思想的政治的控制，推行军国主义教育。《教科书法案》是企图让文部大臣统制教科书的内容，使之成为实际的国定教科书。岸信介内阁加速促进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1957年7月，在社会党委员和护宪派学者委员几乎全部缺席的情况下，成立了政府的宪法调查会。岸信介内阁加强了教科书的审查，“对近代日本战争所具有的侵略性、帝国主义性质的阐述，一概不许，在审查时强制要求对这些战争进行美化”。以后的自民党内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坚持了鸠山、岸信介内阁的政策。这说明，日本自1955年政党体制形成以来，国内一直就推行否定侵略战争性质、修改宪法、重新武装的政策。只是由于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加之其他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国家致力于民族解放运动、忙于国内事务、发展民族经济而无暇顾及国际事务等一系列原因，日本与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认识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了。冷战结束后，由于种种原因，中日两国在对待日本的侵略历史的认识分歧开始凸现，围绕这一问题，中日之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纠葛不断。中日两国间的历史认识问题，本质上又是一个战争责任问题。按照《联合国宪章》和《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文件的规定，若具有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行为，就构成战争犯罪，战争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和个人。国际法实践和国际法立法均已证实，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只有个人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因代表国家的个人构成战争犯罪的，其个人的行为应当归因于国家。据此，国家应当承担国家责任（也称国际责任，或国际法律责任）。国家承担国家责任的方式，具体表现为限制主权、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和道歉等责任形式。1946年，盟国决定在东京组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宣布了东条英机等多名甲级战犯的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这是个人承担的国际刑事责任。至于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承担的国家责任，由于中国政府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索赔（不包括民间索赔），因此，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承担的国家责任就是不要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言论、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及派兵海外，向中国人民作出正式道歉，这是日本应承担的国家责任。（一）日本首相及阁僚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1.首相及阁僚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前身是“东京招魂社”，1879年6月，明治天皇决定将东京东山九段的招魂社改名，正式命名为“靖国神社”。在日本文化中，“靖国神社”也就是安邦定国、永事平宁的神社，供奉在这里的“神”就是为把日本建成一个“和平”国家和“保卫”日本而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人。靖国神社的教义源于日本民间的“御灵信仰”，即“安魂”。但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靖国神社的性质已由安魂变为表彰效忠天皇的所谓“忠节”，通过表彰颂扬为天皇、为国家而死的所谓“英灵”来灌输天皇主义思想，即只有为天皇为国家尽忠的人才能放在靖国神社供奉，受到虔诚的祭祀，要想得到天皇陛下优厚的恩惠，必须向供奉在此的人学习，为天皇为国家尽忠。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血腥历程中，靖国神社已经完全变为军国主义愚弄和笼络国民的宗教工具。据统计，靖国神社里供奉的灵位中有80％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而在那些被供奉的所谓“英灵”中包括被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14人。1978年10月，这些双手沾满了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的灵位被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从东京的品川寺移到靖国神社。这些人以及原先就祭祀在靖国神社的乙级、丙级战犯，合计1000余人。正是这些灵位的存在以及日本政府要人的参拜引发了一次次令世人瞩目的“靖国神社问题”。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首相率18名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战后40年来第一位现职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并且选在了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战败日。这个举动招致亚洲各国的强烈批评，特别是中国，把首相正式参拜合祭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视为严重的政治事件。为了应对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的批评以及日本左翼进步力量的抵制，中曾根做出了现实主义的姿态。首先是中曾根内阁的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于1986年8月14日发表谈话称，“去年进行的正式参拜，在因为我国过去的行为而蒙受重大痛苦和损害的近邻各国国民中间引发了批判，认为那是参拜对我国过去的行为负有责任的甲级战犯”。“必须重视国际关系，并适当照顾近邻各国国民的感情”，从而表明不再考虑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了。接着中曾根首相在9月3日举行的共同通讯加盟社编辑局长会议上的讲演中说：“合祀甲级战犯，刺激了被侵略一方的国民感情，我认为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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