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郎之歌：中国革命中的一个朝鲜共产党人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
ISBN:9787501119332
作者:尼姆·威尔士（海伦·斯诺）,金山
页数: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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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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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sta.org/20090801_4.htm终生致力于西方世界对东亚的了解促进人类友好及世界和平—庆祝陶慕廉教授丰富多彩的一生·安危·2008年12月以来，陶慕廉教授与我的联络空前频繁，他的每一封电子邮件，都是有关他编辑的新版《阿里郎之歌》的定稿细节及出版问题。我和舒章同志正在商讨北京出版这本书的可能性之际，3月4日收到他女儿薇吉和琳妮的邮件，沉痛地通知我：她们亲爱的爸爸于3月2日辞世。获悉这一噩耗，我感到非常震惊！薇吉和琳妮告诉我，她们的父亲为促进亚洲语言拉丁化的目标，继续不断地工作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陶慕廉先生是著名的政治学教授、亚洲问题研究专家。他还是一位亚洲语言大师、二战时期的老兵、爱国者、和平维护者、友好使者、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我与陶教授相识、相交、相知，已有近20多年的历史。是海伦·斯诺，把陶教授介绍给我。上世纪80年代初，陶教授为提名海伦·斯诺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四处奔走，就是在那时，他开始与我通信联络。从此以后，我们在洛杉矶、康州麦迪逊、北京、西安、上海，多次见面和工作。尽管我们的年龄相差20岁，但他总是把我当成知心朋友和工作伙伴。陶教授是一位非常温和的人，总是从容不迫，妙趣横生，豁达开放，兴趣广泛。虽年过八旬，他对朋友和他的工作，总是充满活力和热情。他熟操多种语言，无论世界上哪个地方，他似乎无不知晓。陶教授是一位慷慨大方的学者和师长，总是乐于与他人分享他的学识和学术成果。陶慕廉是他的中文名字，因为他热爱中国（陶是china，china也是China）。他的英文名字是George Totten（乔治·托滕），我们交往多年，我都是直呼其名，叫他乔治。在过去25年里，我和乔治一起有过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他毫无保留地给我讲述了他的生平经历。他是一位难得的亚洲问题专家，但他的专业和专长，不是上大学时出于个人兴趣的选择，而是他在二战期间的亲身经历所决定的。（自左至右） 牛剑华、陶慕廉、薇吉·托顿、安危在洛杉矶（2005年1月）言学习和二战经历乔治1922年7月21日出生在华盛顿特区他父母的家里。他父亲是华盛顿的建筑师，专长使领馆和公馆的设计。他母亲是瑞典艺术家。从六岁开始，父母总是带着他和他的弟弟，每年去欧洲度暑假。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瑞典语和法语；上学前班的时候，就学会了德语和拉丁语。到了1940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读大一的时候，才有机会学习中文。不过，头一年的中文课程太浅、太基础，对他和一部分学生来说，学习进度太慢。他们这些人联合起来，建议开设一个暑期中文速成班。令他惊奇的是，他们居然成功了！哥伦比亚大学从耶鲁大学请来了一位年轻的中文教授，名叫约翰·德彷思（John DeFrancis），给中文速成班上课。1941年日本轰炸了夏威夷的珍珠港之后，年仅18岁的乔治，自愿参加了美国军队。部队认为他的日文一定也不错，因为他学过一年半时间的中文。于是，乔治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被编入一个“日语强化班”学习！就这样，他在美军举办的、从来没有这样快的强化班学习日语。开始，他在密契根大学学习了一年，接着，又在明尼阿波利斯一个“秘密”学校学习了六个月，然后就被开赴战场。为了审讯日本战俘，乔治和军事情报署的一名语言干事一起，被调往海外服役，地点在摩罗泰，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岛屿，时属荷兰管辖。在那儿，给他们提供了一组从小就讲日语的日裔官兵。日军从印尼撤退逃往菲律宾、占领他们最后一个立足点的时候，在摩罗泰没有留下多少日本士兵。他们暂时留守在那里，因为还有少数日本人因迷路，或因隐藏，仍然留在岛上。于是，他们暂时没有多少事情可做。正在这时，乔治碰到了许多旧书，可供美国士兵阅读。其中有一本书引起了乔治的极大兴趣。书名是：《阿里郎之歌：一个朝鲜叛逆者的生平故事》。书的作者是尼姆·威尔斯和金山，约翰迪出版公司1941年纽约出版，全书共258页。乔治立刻被这本书迷住了。他刚刚读完这本书，他们的第31师奉命向菲律宾最南边第二大岛——棉兰老岛进军。此时，棉兰老岛仍被日军占领。他们冒着日军的炮火登陆之后，不得不从南边沿弯弯曲曲的道路向岛中心进军，占领棉兰老岛的中心城市马勒布勒（Malaybulay）。他们的车马庞大，很容易成为日军散兵从两面山坡上袭击的目标。在行军的路上，他们一行果然遭到了枪击，然而，乔治毛发无损地到达目的地。当他们到达马勒布勒后，才获知日本刚刚正式宣布投降！乔治立刻被抽调去当翻译——美国将军要审问刚刚投降的日本将军原田熊吉。美国将军想与被俘的日本将军进行一对一的问话，不许记录。所以，现场只有三个人。乔治紧张得满头大汗，但两个将军都能够沟通他们各自的每一次行动和每一个惊奇的事件。美国将军警告乔治，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审问的任何内容，一个字也不能泄漏！接着，乔治和几名语言干事，奉命去棉兰老岛最大的城市达沃，负责数以千计的日军战俘。那儿是美军向美国国内转移部队的港口，也是向日本遣返日军战俘的港口。日军战俘挥动着“白旗”，天天都从四周的小山丘里走出来。在这个庞大的战俘集散中心，有些教育程度很高的日军士兵，英语讲得相当不错。在美军与日本战俘沟通方面，这些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乔治想，此时此刻，是向日本战俘介绍《阿里郎之歌》的最佳时间。通过这本书，他们就会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朝鲜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所犯的罪行。乔治希望这本书能够吸引他们的兴趣，他向他们解释，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是多么残忍，所以中国人抵抗他们；朝鲜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恨之入骨，因为他们在二战结束前，变成了日本人征服的对象。日本俘虏的反映，还是挺高兴的。他们立刻被编成小组，以章节为单位翻译这本书。有些俘虏的英语很好，日语写作能力很强。没用多长时间，就把这本书的各个章节翻译了出来，并复写出来。最后用油印机把全书印出来，装订了十二、三本，供这些日本老兵（眼下的战俘）在那儿阅读，在返回日本的路上阅读。他们终于明白，他们一直攻打的敌人，其实同他们自己一样，是最普通不过的人类。乔治回答了日本战俘提出的许多问题，帮助他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了朝鲜人民抗击日本统治的抵抗斗争。他们自己作为战俘，能够把这一切与他们自己沦为战争的牺牲品联系在一起。他们认识到，日本人才是侵略者，他们在1941年12月7日，向珍珠岛发起突然袭击。美国大兵对待日本俘虏的态度，也使日本战俘终生难忘。美国大兵没有向他们表现出任何的恶意：没有给他们酷刑，没有抽打他们。从事日本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陶慕廉教授在洛杉矶住宅的书房没过多久，乔治和其他的语言干事，奉命开赴日本，去美军事情报处工作。军情处位于东京市中心的办公大楼内，那儿也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统帅的陆军总部所在地。在军情处，乔治被分配到一个特殊的小组工作，其任务是为战后的日本挑选一位新首相。这个首相人选，不能与日本的战争行为有任何瓜葛。当然，日本共产党不在考虑之列。于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就是社会民主党，最合适的人选必然就是片山哲了。片山被认为是最符合条件的人选，是能够被美国政府接受的。片山虽然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但也是一名基督徒，他这种人，实属罕见。不过，作为一名基督徒，在美国很容易获得民意的支持；在美国，“社会主义者”不像在日本选民中那样容易被民众接受。战后首届内阁之后，日本再也没有社会党人担任首相了，全是保守主义者。不过，日本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一直存在，继续当选国会成员。乔治完成服役后，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于1946年拿到了他的学士学位，接着继续读书，于1949年拿到硕士学位，1950年在耶鲁大学拿到另一个硕士学位，1954年获得博士学位。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讲授日本和中国政府。他在哥伦比亚读书期间，他的专业其实是建筑学。在哥伦比亚任教期间，他利用他的建筑学专长，在哈德逊河对面建造了一所房子，位于一个叫“纽约岩壁”的新社区，就在新泽西州界那边。就是在岩壁社区，乔治第一次遇见了埃德加·斯诺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斯诺想买乔治的那所房子，因为他喜欢乔治在那所房子里设计的日本新风格。乔治没有同斯诺谈及海伦，因为他知道他们已经离婚，他也没有见过海伦。不过，多年之后，乔治发现斯诺的第二任妻子在编写一本关于她丈夫的著作时，把海伦从好几张集体照中裁掉了。乔治对她极为不满，因为这种作法使他想起了斯大林，其“换头术”的做法与斯大林毫无区别！此后不久，乔治遇见了海伦，是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在电梯里认出她的。尽管他们很快结识，乔治最初没有向海伦提及埃德加的名字。但是，他立刻向海伦表示，他对《阿里郎之歌》一书是多么入迷，并向海伦咨询，如果她没有其他打算，有无可允许他编辑一个新版本。海伦毫无迟疑地当即答应了。随后，乔治也渐渐地结识了海伦的一些朋友，比如：雪伦·估莲（海伦的邻居，对海伦给予了很多帮助）、李敦白教授（曾旅居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伊斯雷尔·爱波斯坦，等等。乔治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他的第一任妻子爱斯特德（即妮·安德森，父母是瑞典移民）怀孕了。几乎就在同时，他提出申请并惊喜地赢得了福特基金的一笔资助，从事日本社会主义的研究。同时获得资助的，还有另外两名学者。战后日本内阁第一任首相是社会主义者，乔治在美军服役期间就认识此人——日本国内的这些情况，西方世界几乎无人知晓。哥伦比亚大学给乔治准假，离职从事研究。作为塔夫茨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协作院校，弗兰彻政法及外交学院愿意为他们管理这笔资金，为他们提供工作空间和住房。于是，他很快就去麻州剑桥上班。他们在那儿的工作以两本专著的完成而告终。一本是乔治独著的《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共455页；另一本是《战后日本社会主义政党》，乔治与阿兰·库尔、赛苏·乌哈拉三人合著，共490页。这两本著作，于1966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乔治一年后未能返回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执教，他原来讲授的课程，校方已经另聘他人讲授了。所以，当他完成了福特基金资助项目后，再也无法重返哥伦比亚大学了。于是，乔治不得不在一些高等学府担任一系列临时性教学工作，其中包括麻省理工大学、波士顿大学、密契根国立大学、以及罗兹岛大学。直到1965年，乔治才最终受聘于南加州大学，在阳光充足的洛杉矶定居下来。在他退休前，一直在该校讲授政治学课程。乔治从事教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国、日本和朝鲜，还担任过新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一位非语言学的主任。第一次访问中国陶慕廉教授在洛杉矶家里的书房里尼克松访华，使许多日本人立坐不安。在国务院工作的朋友们主动联系乔治，因为他们深知乔治的观点。他们询问乔治，如果给他提供旅费、支付讲课费，他愿意不愿意做一次纵穿日本全岛的旅行，给各个大学巡讲，解释尼克松访华的重要性。乔治的使命是要向日本学界说明，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为什么有利于日本？有利于世界和平不用说，乔治欣然接受很乐意做这件事。可是，乔治仍然不能访问中国。直到1978年，美中友好协会组织访华团，他才积极热忱地参加了。他首次参加的这个访华团，访问了中国许多地方，也到过西安，还参观了刚刚挖掘的秦始皇兵马俑坑。乔治访华归来后，与他的第二任妻子邂逅相识。李惠英女士是一位中国籍的单身女性，新近抵美进行访问，也去芝加哥出席美中友协的那次会议。惠英的前夫是香港有名的医生，他们夫妇一直住在香港。丈夫辞世之前，他们一直从事香港和平回归祖国的工作。毛泽东主席听说此事后，邀请她私下会晤。她和毛泽东主席交谈时用的是湖南方言，因为他们两人都出生在湖南，他们的出生地相距很近！李惠英后来在联合国做了记者。1979年7月1日，乔治与李惠英结婚。李惠英的英语非常好，乔治中文表达能力的提高，多亏了她的全力帮助。乔治从来没有与毛泽东主席见过面，不过，她通过李惠英，后来见到过邓颖超及其他领导人。介入朝鲜事务由来已久乔治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担任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的时候，有机会于1971年访问了朝鲜。早在日本侵略朝鲜之前，瑞典与朝鲜就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由于瑞典没有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日本和苏联占领朝鲜期间，瑞典大使馆一直保留在朝鲜；就是在日本和苏联撤离朝鲜之后，瑞典驻朝鲜大使馆也一直在那儿。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南朝鲜建立了一个亲美政府，李承晚做了总统。李承晚在旅居美国普林斯顿期间，乔治曾与他相识，后来两人交往甚密。1971年，乔治旅居瑞典期间，他的朋友们都鼓动他去北朝鲜，包括他的美国朋友甚至韩国朋友，都鼓动他访问平壤。那年夏天，乔治首次抵达平壤机场时，检查他护照的朝鲜官员大吃一惊，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美国护照！乔治一个人在平壤停留的时间很短，然后返回斯德哥尔摩。后来，他带上李惠英，第二次访问平壤。在北朝鲜，乔治和李惠英受到很好的接待。一对年轻的夫妇，负责接待陪同他们。这对夫妇曾是驻北京的外交官，中文讲得很流利。由于乔治和惠英邀请他们吃了饭，他们便在平壤一家中国餐馆回请了乔治和惠英。当时正值春季，樱花正在绽放，他们很喜欢那次平壤之行。他们从北朝鲜南下，飞往汉城，看到同样的樱花。在乔治眼里，南北朝鲜的樱花，同他的出生地华盛顿那所房子里的樱花一摸一样！在平壤访问期间，乔治没有试图去会见北朝鲜的政府官员。1995年，乔治邀请金大中去南加州大学演讲。金大中当时雄心勃勃，想竞选韩国总统，主张南北朝鲜统一。事实证明，乔治那次邀请他去南加州大学演讲，对他成功竞选1998－2003年韩国总统大有帮助。金大中任韩国总统期间，于2000年6月13日至16日，对北朝鲜进行了一次出人意料的访问。金大中总统就南北统一问题没有取得更大进展，也没有连选连任，但是，他还是由于为南北统一做出的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金大中在奥斯陆接受了和平奖之后，乔治和他的妻子惠英与金大中夫妇共进晚餐。接着，乔治又陪同金大中去瑞典，在诺贝尔旧居演讲。在诺贝尔旧居，乔治看到他母亲家族的纹章依然挂在那里。金大中的这次演讲，是乔治当年在瑞典的一个学生安排的，这位学生后来被任命为瑞典驻韩国大使。乔治对金大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非常高兴，然而在此之前，他两次提名海伦·福斯特·斯诺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却没有得到成功。每每想起此事，乔治心里很不愉快。乔治与《阿里郎之歌》乔治为海伦在洛城举行了追思会陶慕廉（左二）和安危（左三）乔治编辑的《阿里郎之歌》海伦·斯诺撰写的《阿里郎之歌》于1941年首次出版，当时作者的署名为尼姆·威尔士。在1937年访问延安期间，海伦同书中主人公进行了一系列长谈，写成了这本书，她在书中给此人取名“金山”。书的副标题是：一个朝鲜叛逆者的生平故事。这本书是美国约翰迪出版公司1941年的版本，共258页。乔治第一次编辑这本书的时候，他把书名改成《阿里郎之歌》— 中国革命中的一名朝鲜共产党人。这个新版本，由旧金山壁垒出版公司1972年出版，共348页。这个版本首次披露了本书作者的真名实姓是海伦·福斯特·斯诺。她是《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前妻。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新版本中，乔治把原书中使用的人名、地名，进行了更正或更新，增加了不少脚注，包括金山的真名实姓张致洛（音译）。乔治生前期望，如果这个版本不能比原本更好，起码也能够像原本一样令人激奋、栩栩如生。日语本的《阿里郎之歌》1941年出版的《阿里郎之歌》，在乔治的命令之下，由日军战俘第一次翻译成日文。1953年，日文版的《阿里郎之歌》由朝日书社翻译、在日本正式出版。1965年，《阿里郎之歌》被再次翻译成日文，由美铃图书公司出版，书名为：《阿里郎之歌：一个朝鲜叛逆者的生平故事》，海伦·斯诺著，安滕次郎翻译，全书共282页。另一个版本是一位妇女翻译的，名叫松寺洋子，岩波出版社1987年出版，是一个小开本，共434页。由于乔治很早就在美军学习过日语，而且日文功底不错，把这几个不同版本的日文译文，都细细研读过了。乔治从日文本里，了解到了书中人名、地名的汉字写法，因为日文使用汉字，只不过是日语发音。所以，他学会了这些人名、地名的汉语发音，也学会了它们的日语发音。《阿里郎之歌》的朝鲜文译本《阿里郎之歌》朝鲜文本，从1946年10月到1948年1月，以分期连载的方式，在《新天地》杂志上发表了。从那时起，东尼御（音译）出版公司以《阿里郎》为书名，先后用朝鲜文出版过五次，作者署名仍是尼姆·威尔士，译者是赵雨花（音译）。这本书最初受到韩国政府的指责，因为写的是一名“共产党”及其活动。尽管如此，该书在韩国广泛流传。到了1986年，同一版本的朝鲜文《阿里郎之歌》，由加利利蒙哥出版公司在纽约出版，署名是：金山、尼姆·威尔士合著。由于南朝鲜当时的“政治形势”，该出版公司甚至没有得到东尼御出版公司的许可，就决定出版这本书了。该书被认为是朝鲜人民受苦受难时期一位朝鲜英雄的、“令人骄傲的历史遗产”。另一个朝鲜文的版本于1986年在中国问世。书名是《白衣人的影子》，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共507页。在这个版本里，有海伦·斯诺给张致洛的儿子高永光的一封信，尽管在这个版本里，他的名字仍然是“金山”。2005年，朝鲜文新版本的《阿里郎之歌》在韩国出版，是精装本，还是东尼御出版公司出版的，却没有遭到韩国政府的任何反对。这个版本的作者仍是尼姆·威尔士和金山，译者是宋勇仁（音译）。在这个共512页的版本里，有尼姆·威尔士长达19页的“前言”，有乔治长达26页的“后记”，还有译者的一页“译后记”。这本书出版后，立刻成为韩国的畅销书。2005年10月，韩国教育部决定，要奖励一批在韩国深受读者欢迎的外国作家和作品。于是，韩国教育部给远在美国的乔治打电话，询问谁是海伦·斯诺最亲近的后人，因为韩国政府要奖励海伦。由于海伦已经辞世，她的直系亲属可以代表她前去领奖。乔治告诉韩国教育部，海伦没有子女，她的侄女一直照顾她。2005年10月，韩国政府邀请谢莉尔·福斯特·毕绍夫代表海伦领奖。谢莉尔和乔治一起飞往韩国。在颁奖会场，乔治坐在观众席中，谢莉尔坐在主席台上。她像所有受奖的人一样，穿着漂亮的礼服。当年，没有任何美国人在国际上获奖。颁奖仪式给乔治和谢莉尔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阿里郎之歌》为什么没有在北朝鲜出版？关于这个问题，乔治只能主观地猜测一番。他认为，北朝鲜的共产党人，战后从苏联回到朝鲜北部，大部分是讲俄语的，对这本书没有兴趣，还因为书中并没有写在俄国的朝鲜人。陶慕廉教授（右三）2008年8月出席上海世界翻译大会期间同陕西译协的朋友们合影中文版的《阿里郎之歌》1993年，赵仲强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书名为《阿里郎之歌》，副标题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朝鲜共产党人。乔治为这个版本写了长达15页的引言，海伦·福斯特·斯诺为再版本写了长达11页的前言。还有一页译者的译后记。这本书当年在北京两次出版，还有黄华为“国际友人丛书”写的总序。乔治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的老师约翰·德彷思教授的影响。在美国，德彷思教授被认为是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专家和权威。长期以来，他和其他一些人使乔治相信，在中国只有推广拼音文字，才能使中国逐步地减少惊人的文盲率。数以千计的在华外国人，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不认识汉字，无法阅读。所以，他们极力鼓动乔治，如果他能把《阿里郎之歌》以汉字和拼音出版（汉字在上，拼音在下，把一个个汉字分开，与拼音上下相对），所有讲普通话的中国人都能阅读，认识汉字只讲方言的中国人也可以学说普通话。乔治生平最后一项工作，就是要把《阿里郎之歌》出版一个特别的版本，以满足多种读者群的需要。他设计的中文版本是“三行”式：一行汉字，一行拼音，一行英文；可作为下列人群的练习读本：想学英语的中国人，讲英语又想学中文的外国人（无论认识汉字或不识汉字）。这个版本，可能会满足所有读者群的需要。在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想学英语，也有数以百万计的英语读者想学汉语。为了编撰、出版这样一个别致的版本，乔治一直工作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陶教授是一位非常温和的人，总是从容不迫，妙趣横生，豁达开放，兴趣广泛。他作为陕西译协的朋友，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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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i.baidu.com/%B0%CB%BC%D2%D7%AF/blog/item/00af4b8200bdd8a60cf4d2ce.html朝鲜人刘汉平在中国的革命活动作者：苏淑斋刘汉平，原名张志乐，朝鲜人，中国共产党员，曾任朝鲜革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朝鲜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朝鲜民族解放同盟中央委员、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 1930年和1933年先后两次被捕，被解往朝鲜，每次他都数月后回到北平。第二次他返回北平后，地下党组织怀疑他是托派、日本特务，未恢复其组织关系。 1935年9月至1936年春，他在石家庄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党的工作。1938年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对其进行审查，经康生批示，按日本特务秘密处决。 1983年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刘汉平恢复名誉，恢复党籍，45年的沉冤从此得以平反昭雪。1905 年刘汉平出生在朝鲜平壤郊区青山里的一个农村。1919年，在他中学将要毕业的时候，朝鲜爆发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三·一”民族解放运动，刘汉平参加了集会和游行示威，在3月7日被敌人逮捕。出狱后东渡日本勤工俭学。这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于是他决定离开日本到俄国去求学。1919 年末，他返回朝鲜。他的二哥帮他筹集了200元钱，他先到了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准备从哈尔滨去俄国。但是，由于俄国的西伯利亚还处于战争状态，开往俄国的火车停运，使他的俄国之行未能如愿。之后，他进入朝鲜民族主义者办的朝鲜独立军校学习了3个月军事。学习期满后，决定到上海去参加革命活动。1920年冬，刘汉平到了上海。当时许多朝鲜爱国者云集上海，朝鲜的临时政府也设在这里。他在《朝鲜独立新闻》社找到了校对和排字工作。这一时期，他认识了朝鲜民族英雄李东辉将军等朝鲜革命者，并经常在公园里聆听他们讲演，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1925年秋天，刘汉平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这年，他经过朝鲜革命组织同意和其他5名同志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他和金元凤、金贞昌经过积极筹备，创建了朝群革命青年联盟；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任朝鲜革命青年联盟机关报《革命行动》副主笔。为了加强朝鲜民族主义者的团结，他与80名共产党员发起建立了朝鲜全国独立党。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广州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许多共产党人被捕、被杀，有20名朝鲜革命者也被捕入狱。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刘汉平目睹了反动派的凶暴残忍，记下了反动派一笔笔血债。1927 年12月11日，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同志的领导下，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广州起义。刘汉平同黄埔军校教导团、中山大学等处的200名朝鲜革命者参加了起义。起义军撤离广州前，反动派开始了疯狂的大屠杀。12月17日，刘汉平和50多个参加起义的朝鲜革命者，在岭南大学被捕。当天夜里，他挣脱掉捆绑的绳子，从天窗爬到屋顶，逃出虎口，到九龙找到了起义军。1928 年1月7日，刘汉平随起义军到达红色根据地海陆丰。后来，由于身患重病，党组织派人护送他去香港治疗。到香港以后，因地下党组织已被敌人注意，不能存身，又把他转送到上海。经过治疗和休养，他的身体逐渐康复，遂于1929年春离开上海到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并负责协调华北、东北朝鲜人和中国的革命活动。1930年12月9日，刘汉平在北平西城区参加党的秘密会议时突然被捕。后被引渡回朝鲜。回朝鲜后，终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但判定3年内不准来华。出狱后，他毅然冲破反动当局的判令，于1931年6月返回北平。回到北平后，因为党组织对他进行审查，暂时没有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原来和他一起工作的党员也不敢和他接触了，因而使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经过组织审查后，党组织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1932年初，他应邀到保定二师任教，继续组织学生进行革命活动，后因敌人追捕，被迫转移到高阳县农村，以教书为掩护，继续进行党的工作。这一时期，由于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北方到处组织武装暴动。1932年7月，河北省委派人到高阳县，指示刘汉平立即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他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武装暴动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他的劝说，起义的计划暂时取消了。但是，这年8月，上级党组织又派人到高阳找到刘汉平，要他立即组织武装暴动，他依然反对这种盲动做法，这位党代表却严厉地对他说；“反对武装起义的人是胆小鬼，是反革命分子。”为了不使革命遭受损失，刘汉平离开学校亲自去向上级党组织申述自己的意见，阐明自己对搞武装暴动的看法。但是，他的意见遭到拒绝。1932年9月，高蠡农民暴动终于爆发。他虽然反对这种“左”倾做法，但他组织上依然服从，协助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起义失败后，他离开高阳北辛庄学校，再次向上级党组织说明自己对起义的看法。结果他被指责为右倾分子。后来他又回到了北平。1933 年初，经苏麟阁介绍他认识了因在保定搞抗日活动被开除学籍的女学生赵亚平。刘汉平热情地帮助赵亚平学习革命理论，生活上互相关心，两人产生了爱情，不久结为夫妻。这年4月，由于叛徒告密，北平市许多党员和党的负责人被捕，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5月1日，刘汉平和赵亚平同时被捕。6月16日，北平反动当局把他交给日本公使馆扣押。后日本公使馆把他引渡回朝鲜。到朝鲜后，他受到百般折磨，终因证据不足，于7月30日释放。在朝鲜的几个月中，他日夜思念他的第二故乡——中国，惦记着党的工作。所以禁令日期一到，他就匆忙离开家乡告别家人，又回到了北平。因为有人指控他是托派、日本特务，所以组织上不给他恢复组织关系。为了维持生活，他夫妻二人靠翻译一些书稿增加点收入，后经人介绍赵亚平当了家庭教师，每月收入20元，生活才有了着落。1935年春，赵亚平因怀孕停止了家庭教师工作，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当卖一空，生活仍难维持。无奈，他于1935年9月，在石门《商报》总编辑宋匡我的帮助下，来到了当时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石家庄。刘汉平到石家庄后，《商报》总编辑宋匡我介绍他到该报法律顾问张拙民家里当日语教师，并住在张拙民家里。为了安全隐身，宋匡我根据平汉路的意思，给他起了“刘汉平”的名字。刘汉平到石家庄后，除担任张拙民的家庭教师外，还协助宋匡我编辑《商报》。1935年10月，他把爱人赵亚平接到石家庄，在桥东福寿里租了一间民房，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张拙民每月付给教课费40元，他们夫妻对此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甚为满意。不久，《商报》由于宣传抗日受到特务机关的注意。总编辑宋匡我因受到威胁，不得不辞掉工作离开石家庄。在宋匡我离石的那天，刘汉平赶到车站送行。宋匡我对前来送行的正太铁路局秘书罗青小声说：“他(指刘汉平)是我的老朋友，刚来不久，人生地不熟，我走后，请多多关照。”宋匡我登车以后，罗青热情地邀请刘汉平去自己家坐坐。但是，刘汉平对罗青并不了解，于是婉言谢绝了。分手数日，终不见刘汉平登门，罗青经常在大街上寻觅。一天在桥东的大街上碰见刘汉平，便把他拉到家里，以酒饭热情招待。刘汉平坐在罗青的客厅里，仔细打量着罗青，突然问：“您到过北平吗?”“前几年在北平。”“我们是老相识了。”刘汉平站起来和罗青热烈拥抱。由于几年来狱中生活和疾病的折磨，刘汉平面色焦瘦、黑黄。罗青没想到这就是派他去做吉鸿昌工作的李铁庵(刘汉平)。遇到老朋友，刘汉平特别高兴。饭间，罗青指着刘汉平穿的旧西装说： “石家庄到处有特务活动，您这身穿戴，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饭后，罗青带刘汉平去做了新西装，买了新皮鞋，把他打扮得十分阔气。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刘汉平和罗青取得联系后，决定跳出家庭教师的圈子，深入到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去，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于是，便利用自己精通日语、拉丁文的有利条件，在罗青的帮助下，以石门交通银行行长王诒贞的名义，在王诒贞的客厅里办了日语训练班。正太铁路、平汉铁路的工人、职员和一些学校的教员纷纷到这里来学习。他利用办训练班的机会，给参加学习的工人、进步职员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主张；联系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实际，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联系“九一八”事变，讲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史。日语训练班逐渐变成刘汉平宣传马列主义的阵地。参加学习的工人和进步职员对刘汉平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不断提出问题向刘汉平请教。于是，刘汉平就把他们召集到罗青的住所和自己家里，和他们谈心，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热忱。在寒冷的冬天，每到星期天他就约正太路职工学校教员王书良、康瑞华到正太花园，给他们讲解党的知识，进行党的教育。为了更广泛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刘汉平协助陶希晋(陶国华)、马次青办起了《正言报》，为抗日救中国进行舆论宣传。经过一段工作，他了解到平汉路扶轮学校教员朱效成、周家华、周铭心是共产党员，到石家庄后和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为了更好地开展石家庄的抗日救国运动，他通过王书良和朱效成、周家华、周铭心取得了联系。随即成立了党支部，由朱效成任支部书记。中断了2年的石家庄党组织又恢复起来。1935 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抗日民主运动。消息很快传到石家庄，平汉路扶轮学校党支部决定，声援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朱效成、周家华利用讲课的机会，给学生们讲解抗日救国道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揭露了学校当局读书救国的谬论，并和校长CC特务马荣九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课堂斗争，大大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纷纷要求上街游行。于是，朱效成、周家华和正太路职工学校教员王书良、康瑞华，首先带领两个学校的学生上街游行。学生们的爱国行动，震动了石家庄各学校的学生和各界群众。第二天，全市的学生、工人、市民4000多人继续游行。广大学生和各界群众的抗日爱国行动，打击了国民党特务在石家庄的嚣张气焰，为石家庄抗日救国运动高潮的到来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经过“一二·九”运动的考验，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阶级觉悟不断提高，爱国热情更加高涨。经过刘汉平的努力工作，石家庄的党组织不但得到了恢复，而且不断发展壮大。正太铁路局、正太路职工学校、平汉路扶轮学校等，建立了党小组和党支部。为了在矿工中点燃革命的火把，1935年12月底，刘汉平在罗青的陪同下，到井陉煤矿和正丰煤矿开展工作。由于他们的行动已被反动当局察觉，到井陉煤矿的当晚，矿警突然包围了他们的住处，使他们险遭逮捕。1936 年初，李致光、王卓如先后到石家庄恢复中共直中特委，负责领导石家庄党的工作。这年5月，刘汉平为了洗雪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先后去天津、上海找河北省委和党中央。刘汉平到上海后，朝鲜共产党为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建立了“朝鲜民族解放同盟”，他被选为中央委员。1936年8月，被选为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和朝鲜共产党人驻陕北苏区代表。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刘汉平到延安述职，并向党申诉了自己的不白之冤。这时，他除了完成朝鲜党交给他的工作任务外，还担任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准备到东北去参加游击队。不料，经康生批示，刘汉平在1938年竟被秘密处决了，时年仅33岁。(石家庄市政协文史办供稿)资料来源：1、《河北文史集粹·革命斗争卷》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9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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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率直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