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水浒》章节试读

《漫说水浒》的笔记-第9页 - 水边话题 之 连环马及江州劫法场

作者是南方人。
证据：一、气象节令方面，梁山十年不冻；二、地理描写，对北方之大名府、东京、江州、华州、渭州等判断极不科学，对江南地理的描写却很准确，如征方腊一段。

《漫说水浒》的笔记-第138页 - 奸雄话题 之 不归路

若与刘邦相比，宋江毕竟还只是一个不彻底的流氓，坏就坏在他“自幼曾攻经史”，忠孝一念尚未完全消除，还念念不忘的是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于是要一刀一枪边庭立功。……他的矛盾人格使他无可规避悲剧的宿命，最后经史教育形成的超我压服了强人的本我，追求不朽的愿望战胜了追求自由的意志。他接受了招安，无怨无悔地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完成了水浒世界里独一无二的宋江的一生。

《漫说水浒》的笔记-第31页 - 匪魂话题（上） 混乱的侠义观

史进虽然单纯，但并不是弱智，他也该当明白，少华山三头领送他的金子和一串珠子，都是打劫来的。但他没有去想这些，或者认为根本不必要想这些，要紧的是他们是“好意”，是“难得敬重我”，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是非观混乱，立场摇摆。梁山好汉乃至许多中国人的侠义观、道德观——重人情而无立场。）
所谓施恩义夺快活林、关公义释曹孟德之类的“义”从何说起？
答案很简单，是从个人的情感说起。《水浒》中是频繁地使用“义”字的，如仗义疏财，如聚义，如结义，等等。可这里的义都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正义”，而是指个人义气。孙述宇先生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对《水浒》中的“义”剖析得很清楚：“义”字确实有“正”、“宜”、“善”的意思，如“义士”、“义举”、“见义勇为”等，但它还有一个相反的意思，那就是“假”，如义父、义兄、义足、义肢等。因此所谓的结义不是“结伙伸张正义”，而是说“结为义兄弟”，至于结为义兄弟以后干什么，那可就难说了，固然可能是同去伸张正义，但结伙为非作歹的可能性也同样很大，如宋江发配江州时在揭阳镇先后遇到的混江龙李竣催命判官李立、船伙儿张横等这群混世魔王。“聚义”的含义也不外如此，绝不是如某些人一厢情愿地理解得那样“聚而起义”，所以孔明、孔亮两个地主少爷因私忿杀了另一个地主后上山造反，书中也称为“聚义”。
（“义”有“正、宜、善“之意，也有”假“这个意思。而水浒中的”“义”，都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正义”，而是指个人义气。这种个人义气只是一种无原则的人情。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水浒世界中，好汉的规则逻辑，与他们佯装反对的黑暗官场的规则逻辑，是惊人的同构的。”重人情而无立场“，贪赃枉法的官场，难道不也是这样的吗？）

《漫说水浒》的笔记-第37页 - 快意恩仇 关于武侠小说

至于说到梁山好汉及整个梁山大寨的复仇，固然有诛锄邪恶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要获得血腥屠戮带来的快意，便如武松鸳鸯楼连杀十五人后所说：“我方才心满意足。”
　　毫无疑问，复仇的杀戮会带来莫大的快感，即所谓“快意”。所以即使在《水浒》之后的武侠小说中，也常可以读到类似的情节，如民国时期王度庐的《宝剑金钗》中，俞秀莲杀死武功高强的恶霸苗振山，殊无快意，“因为苗振山不过是一个恶霸，并非我的仇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慕白终于杀死了仇人黄骥北后，“痛快得他要发出狂笑来”；新派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中，厉胜男要求金世遗只能助她复仇而不准替她复仇，仇人孟神通必须得死在她之手。又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的弟子农夫听说当年重伤他的欧阳克已死，竟会勃然大怒，怪别人多事，使他不能亲手杀仇人。但若他一直没能力或没机会亲手复仇，那恶棍继续为非作歹残害他人又当如何？这却没兴致去考虑。同样，《飞狐外传》中的侠女袁紫衣，为了能对她那恶贯满盈的父亲凤天南快意恩仇，决定救他三次不死，以报生身之恩，然后再亲手杀死他，以报逼害母亲之仇。为了实现这计划，袁紫衣不惜在凤家祠堂外引走了正要杀凤天南的胡斐，导致钟阿四一家惨遭凤的报复而被杀害，但是侠女袁紫衣对钟阿四一家的惨死并无半点内疚，侠肝义胆的胡斐对袁并无半点责怪，素有香港“良知的灯塔”之称的作者金庸在叙事里对此也并无半点批判，读者对此也很少提出异议，这后面的三个“并无”和一个“很少”实在是太耐人寻味了，它们说明具有悠久传统的快意恩仇对国民心理产生的深刻影响，它竟而会造成价值理性判断的盲点。
（我与某有仇，就必须手刃之，在此之前，谁都不能碰他。而在此之前，这个恶棍是否继续伤害到其他人，则不是我会考虑的。这就是所谓快意恩仇的逻辑。金庸笔下的众多侠客，都是秉持类似“侠义精神”的，没有是非原则的无耻之徒。这种“侠义”，武艺再高，威望再重，又有何用？长这么大，所接触到的真正的“侠”，只有仙剑系列、古剑系列里的云天河、慕容紫英、百里屠苏、陵越、夏侯瑾轩、谢沧行等是真的“侠”，这些人行走世间，甄别是非，究问天地义理，不以强弱断事，不以权势屈理。这些“侠”，无一出自民间流行的武侠小说。）

《漫说水浒》的笔记-第32页 - 快意恩仇

（中国侠义精神（民间小说、武侠小说）的核心——快意恩仇）
“冤仇若不分明报，枉做人间大丈夫。”
“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
这些都是在侠义小说中最容易见到的话，把它们合起来，就是中国古代侠义精神中源远流长的快意恩仇。
《水浒传》也不例外。晁盖等为报宋江通风报信活命之恩，一在梁山扎稳了脚跟，就派刘唐给送去百两黄金；宋江为报坑陷之仇，江州法场上刚捡回一条命，就带众好汉攻破无为军，活捉活割了黄文炳；梁山好汉为报朱仝几番相助的情分，不惜使出辣手，派李逵劈死小衙内，强拉朱仝上山；石秀为报被冤屈之仇，怂恿杨雄将老婆潘巧云开膛破肚……
（好可怕。怂恿杨雄杀妻、征方腊为取船只胡乱把一家几口结果确实是石秀一生重大的污点。至于朱仝面上忠于朝廷，暗中投机者，遭受如此悲惨的”报恩“，也算一种”恶有恶报“？）
除了要对宋江、朱仝、柴进等人先后报恩外，更不忘的是血腥报仇：只要是梁山好汉的对头，无论是清风寨、扈家庄、祝家庄、高唐州，还是青州、华州、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只要庄园或城镇被破之日，对庄主、太守及他们的将佐，一定是不分良贱、满门尽灭！
（不分良贱，满门尽灭！！！）
在鲁迅先生编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中，《会稽典录卷下》收有“朱朗”一条，正文是：朱朗，字恭明，父为道士，淫祀不法，游在诸县，为乌伤长陈頵所杀。朗阴图报怨，而未有便。会頵以病亡，朗乃刺杀頵子。事发，奔魏。魏闻其孝勇，擢以为将。
说的是，三国时期吴国有个叫朱朗的家伙，他的父亲是个专搞一些乌烟瘴气的不法勾当的道士，流窜到会稽郡一带，被乌伤县的县令陈頵抓住杀掉了。这朱朗暗中图谋替他那被正法的老爸报仇，一直没得到机会。等到陈頵病死，朱朗便刺杀了陈頵的儿子，而后逃到魏国。魏国听说了他“孝勇”的名声，便提拔他做了将官。
对此，鲁迅先生写了一段按语，大加鞭挞，说按道理，一个人犯法该杀，那么其他人就谈不上有什么报仇的义务，况且即使要报仇，也只应找正主，现在朱朗的父亲做了坏事被杀，死有余辜，而朱朗竟为了报仇杀了县令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个无耻之徒，居然博得了“孝勇”的好评，且受到提拔重用，充分暴露了国民性中丑陋的一面。
的确，这件史事的结尾，让今人读了觉得恶心。
中国古人心中有一个近乎天经地义的价值信条：快意恩仇。
快意恩仇，说到底，是全然以一己之恩怨为是非标准。
（像李敖之流，仅以私人恩怨，狂批国民党，无底线赞美gf，就是最鲜活不过的例证。李敖此人，就最有这种快意恩仇的气质，而他确实也将“快意恩仇”用作书名）

《漫说水浒》的笔记-第105页 - 酒肉话题 之 酒肉的意义

强人文学的宣传策略。。。

《漫说水浒》的笔记-第41页 - 劫富济贫 为富不仁

两种说法从不同的研究理路出发，萨先生偏重于对劫富济贫的效果的分析，陈先生侧重于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均贫富”思想的分析，均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但在下以为，除此以外，还有些因素，似不可忽视，如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脑中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为富不仁。
　　“为富不仁”出自《孟子·滕文公上》：“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照这句话的意思，“为富不仁”就不是说“为富可能不仁”，而是说“为富必然不仁”。
　　那么中国民众是如何对待这种观念呢？
　　是持双重标准。也就是说，如果这富人是自己的朋友，或对自己有恩，那么不妨认为此人富而且仁，至少不会一口咬定他一定不仁。而对那些和自己毫无瓜葛的富人，则在原则上默认他们十九是不仁，并对其有一种潜在的仇富心理。?
　　在《水浒》中，就可以看到这双重标准的推行。凡是和好汉做对的财主，那就是不仁，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借粮”；而好汉成员中的阔人，如柴进、卢俊义、李应、晁盖等，那就都不妨假定是富而且仁的。
（双重标准又是以“人情”作为准绳的。）

《漫说水浒》的笔记-第19页 - 水边话题 之 朱元璋的身影和元明之际的时事

征方腊，是朱元璋征讨张士诚战争的翻版。
润州即今镇江；毗陵郡即今常州；方貌即张士诚弟弟张士德。

《漫说水浒》的笔记-第146页 - 好汉话题 之 说不尽的李逵

李逵在水浒中的意义：“劫变”神学的人格化；本我的象征；不可或缺的宣泄功能；喜剧趣味。

《漫说水浒》的笔记-第40页 - 劫富济贫

但不管这些具体的描写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是真心想把梁山人马说成是劫富济贫的仁义之师的，多少年来人们也是这样相信的，并没有多少象在下这种不怕劳神的主儿，去钻具体情节。而这种对“梁山好汉都是劫富济贫的英雄”这一前提想当然的预设和想当然的接受，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也是在下所感兴趣的，要与列位看官探讨一下。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当然的预设和接受，是因为劫富济贫历来就是下层民间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些天马行空自掌正义的游侠看重劫富济贫，如《清稗类钞·义侠类》中提到的关东大盗白胜魁、周五等，都专劫富人，散赈无告贫民，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同样将此作为一项极重要的纲领，如北宋初王小波率百余贫苦佃农、茶农首义时，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如元代天完红巾军提出的“摧富益贫”，以及此后明清两代农民起义相继提出的“割富济贫”“杀富济贫”等等。
　　那么何以中国民众如此看重劫富济贫？
（其实应该说清楚，梁山这个组织根本不算什么“起义”，更不是“农民起义”，其成员多是边缘胥吏、犯罪游民、投降将领以及生意失败的小本商人。这样组成，哪有农民的气息？而劫富济贫这种假话，更是在劫取生辰纲一事就完全戳破。）

《漫说水浒》的笔记-第22页 - 匪魂话题（上）

闻一多曾称引英人威尔斯《人类的命运》中的一个观点：“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威尔斯所说的“土匪”，包含着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游侠传统。《水浒》歌颂的就是压抑人生中的“匪魂”。
民众精神的三个重要层面：打抱不平、淋漓物欲、非理性破坏。
“兄弟”这个称呼仅仅是给予能够互相救助的自己人，或有可能加入自己的群体的游民的。换句话说，就是属于自己帮派或有可能属于自己帮派人的。” ——王学泰
（不打不相识的前提是武艺高强，暴力十足。兄弟情的纽带就是临危相助，义利并行，这种精神就是游民心态的充实写照。）

《漫说水浒》的笔记-第36页 - 快意恩仇 关于杨志的问题

如水浒世界里的青面兽杨志，被发配到大名府后，得到梁中书的赏识，因此列位看官便看到，梁中书要将自己搜刮来的金珠财宝即生辰纲送往东京蔡京处、请杨志押解护送时，好汉杨志是何等的替他的赃官“恩相”竭诚尽力。怪只怪他的运气太坏，遇到老谋深算的吴用，使他这个老江湖竟而栽了，没法交差，最后只得窜入山林。杨志的落草，实在是因此后报恩无门，且不得已而避祸，绝不是因他的觉悟提高了，要加入农民起义的队伍。这里不妨做个杀风景的假设，假设梁中书能“明察秋毫”，派人找到流荡江湖的杨志，对其温言劝慰，道些“生辰纲一事原委已尽知，皆系老都管等掣肘误事，闻君匿迹江湖，风波寒苦，不胜悬念，冀速归”之类，那么以杨志的“觉悟水平”，会不会感激涕零呢？哪位看官还能保证此后水泊梁山中照样还会有青面兽杨志这号人物？
（必须说，如果条件满足，杨志一定会回归官道，到边疆上一刀一枪，报效朝廷。但在我看来，历史上的大环境不能假设，导致这个问题也不能假设。我十分喜欢十年砍柴的《闲说水浒》一书，该书从宋时具体经济政治实况切入，以社会建制为归旨，分析水浒中的人与事。其中，十年砍柴分析梁山好汉的阶层构成发现，好汉多半是犯事游民、边缘胥吏以及生意失败的小本商人。其中边缘胥吏一则，就可包括杨志此人。宋时，上层如童贯高俅者庸常无能，但责权轻巧，所有公务，必须依托像宋江这样的地方能吏。但这种关系却捆绑不平衡的责任，公务由能吏全包，若有功劳，则全归于上层；若稍出变故，上层则将所有责任推卸到胥吏身上，自己不背负任何责任。这种失衡的责任关系，形成了宋江内心的苦闷与不忿，也形成了杨志失事后的恐惧与绝望。在这种失衡的责任关系中，杨志回去认错，必被罪责压垮，绝无存活的可能。所以杨志前后两次失事，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逃跑，因为回去承认错误根本就不是一个选项。因此，杨志的命运，除了受到劫生辰纲贼人的左右之外，也受到宋时的责任制设置的左右，此制不改，杨志不可能受到开恩，那么回归朝廷，不作草寇之说就无从谈起了。）

《漫说水浒》的笔记-第81页 - 祸水话题 之 祸水观的由来

祸水观的由来可能是“游民”观念。
游民闯荡江湖，冲州撞府，流浪已久，妻儿对他们非但没有吸引力，甚至还可能是成大事的累赘。他们的价值观的一个有趣的例子（笑喷我了），记录在明成化年间的《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四种》，如下。
刘关张桃园结义，为了做一番大事业，关羽张飞竟然决定互相杀掉对方的家小（此时刘备为单身）。张飞跑到关羽家里杀了关羽一家老小，同时关羽到张飞家里杀了张飞一家老小。
水浒中的例子，是秦明和卢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