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全译(上 下)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ISBN:9787221039385
作者:章学诚
页数:1277页
作者简介
文史通义全译，ISBN：9787221039385，作者：（清）章学诚原著；严杰，武秀成译注
书籍目录
目录
前言
卷一 内篇一
易教上
易教中
易教下
书教上
书教中
书教下
诗教上
诗教下
经解上
经解中
经解下
卷二 内篇二
原道上
原道中
原道下
原学上
原学中
原学下
博约上
博约中
博约下
言公上
言公中
言公下
卷三 内篇三
史德
史释
史注
传记
习固
朱陆
文德
文理
文集
篇卷
天喻
师说
假年
感遇
辨似
卷四 内篇四
说林
知难
释通
横通
繁称
匡谬
质性
黠陋
俗嫌
针名
砭异
砭俗
卷五 内篇五
申郑
答客问上
答客问中
答客问下
答问
古文公式
古文十弊
浙东学术
妇学
妇学篇书后
诗话
卷六 外篇一
方志立三书议
州县请立志科议
地志统部
和州志皇言纪序例
和州志官师表序例
和州志选举表序例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
和州志舆地图序例
和州志田赋书序例
和州志艺文书序例
和州志政略序例
和州志列传总论
和州志阙访列传序例
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
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
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下
和州文征序例
卷七 外篇二
永清县志皇言纪序例
永清县志恩泽纪序例
永清县志职官表序例
永清县志选举表序例
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
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
永清县志建置图序例
永清县志水道图序例
永清县志六书例议
永清县志政略序例
永清县志列传序例
永清县志列女列传序例
永清县志阙访列传序例
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
永清县志文征序例
毫州志人物表例议上
毫州志人物表例议中
毫州志人物表例议下
毫州志掌故例议上
毫州志掌故例议中
毫州志掌故例议下
卷八 外篇三
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
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
驳文选义例书再答
修志十议
天门县志艺文考序
天门县志五行考序
天门县志学校考序
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
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
覆崔荆州书
与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
为毕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为毕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序
为毕秋帆制府撰石首县志序
书武功志后
书朝邑志后
书吴郡志后
书姑苏志后
书滦志后
书灵寿县志后
附录一 《文史通义》序跋
附录二 嘉业堂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篇目
内容概要
作者简介
严杰 男，祖籍江苏东
台。1951年2月生于北京
市。1968年自南京市插队高
淳县农村。1986年7月于南
京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
为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副研究员。著有《欧阳修年
谱》、《唐五代笔记小说选
译》，参加编撰《唐诗大辞
典》、《唐人轶事汇编》。
武秀成 男，1959年
生，安徽利辛人。1984年考
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师从杨
明照教授，攻读古典文献学，
1987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现
为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副研究员。主要著作有《隋书
选译》（与赵益合作）、《唐人
佚事汇编》（编纂者之一）等，
并撰有《〈旧唐书＞本纪干支
纪日考校》、《〈大唐新语＞佚
文考》等十余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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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义”不由让人想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那样的大手笔。后者敢言“普通”，前者敢言“通义”，足见抱负之大。《释通》篇云：“《易》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章学诚盛推《史记》那样的通史撰述（仿佛班固都没有他那样理解太史公的意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便是他的理想。据钱穆先生说，《原道》三篇最显章氏史学精义 。细摩涵泳，比对他篇，果然收获良多。我认为《原道》是《通义》一书思想的基础，形而上学的味道很浓。如果没有“道器不分”的命题，“六经皆史”的论断就没有根基。章学诚认为，道是事物及秩序所以生成的原因，但“道”本身却不可见，甚至是就其本身而言不可认识的：“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原道上》）甚至不可言说：“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原道中》）不由让人想起康德先验感性论的基本观点：物自体不可被认识，我们只能凭感性认识事物的显像，用知性把握其表象。在章学诚那里，道自身呈现在一种逐渐向人们显现的过程中：“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原道上》）再具体讲，“一阴一阳，道也”（《原道下》）。人们只能从阴阳变化的痕迹来反求“道”。所谓的“器”，就是阴阳变化、人伦日用、六艺政典等等实实在在的自然现象、人事与制度，舍此不能言理。而这反求的任务就落在了圣人身上。圣人的所作所为只能合于道而不能去创制道，好像圣人是那些历史特意拣选之人用以实现自己的目的：“今云官守失传，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则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原道中》）可见“述而不作”就是后世圣人继承先王政典的最佳态度。可是问题来了，既然道不能被认识而只能从阴阳之迹推求，作者或圣人们又何以信誓旦旦地认为“道”一定存在？章学诚给了 一个很模糊的回答：“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尊之别形矣……”（《原道上》）“不得不然之势”说明作者感受到了几千年的历史中有某些一成不变的东西，似乎成为必然，那就是“道”。它还决定着“长幼尊卑”“作君作师”等等社会现象。作者没有文明比较的眼光，所以这些“不得不然之势”的说法势必有了文明内部循环论证的嫌疑，但在这里不能深究。以上条理了“道器不分”的内涵。接下来，章学诚要论证“六经即器”的观点。国初大儒王船山、顾亭林都将经学尤其是“六经”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意在回归原初正统，改换学风以救时弊。章学诚显然也受到影响。根据“由器见道”的理路，必须论证“六经为器”才能使“道器合一”观获得神圣典籍的支持。在《原道中》里作者逐个说明六经切于人伦日用之常，并且它们是先王政教典章，也就是先王治道的掌故，是可以效法的实事。所以由六经可以见道，而且六经体现了最完备的道。三代以后，由于道术分裂，百家竞起，纷纷呶呶，“道”便支离破碎了。作者再次运用了“其势有然也”（《原道下》）来论证古代的道属于器，后儒应该“即器求道”（同前）。正是这涵义颇为神秘的“势”让六经和最完备的道停留在了三代，古代便具有了规范现代的最高权威。后世的人们，必须辛勤探究义理，追溯周、孔之道，方能“累译而通”（同前）。经过以上梳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就好理解了。史事记录了人伦日用之常与实事，有助于杜绝离事言道的弊病，又向我们展现出道的现象与踪迹，也即不离道之“器”。但不能简单地把“史”理解为“器”，否则毫无必要单拈出“史”这个字来。其中有何玄机？乍看“六经皆史”这个命题，似乎章学诚要把经学拉低，变成史学之一部。真是这样吗？我们不妨仔细推敲。该命题是《文史通义》开篇首句，为什么是第一句，而且还在《易教》中？先看看《易教》本身。在《易教中》里，作者从文字学与易经义理角度论证了易经是“王者改制之巨典”。但这仍不足以说明为何易经而非别的五经可以排头。《易教下》给了答案：“象”是卦与爻符表现出的形象，可以效法天地万物，从而助人推原“道”。《诗》的比兴，《春秋》的义例，《周礼》的六官，都是“象”的应用，又以易经最为典型 。这也是六经所以能载道的原理。但“先王政典”毕竟只是类似于记注，不是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它能否发挥“器”的作用还是让人怀疑。《易教》则正好阐发了“先王政典”的作用机理，凸显其独特的重要性。那么“六经皆史”放在开头，无非要暗示“史”与“政典”有密切联系，而政典是先王行政教的事迹，是“器”，是义理的反面，和记言记事之“史”在本质上相通。正是这种联系，章学诚笔下的“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或史学。这一点怎么讲呢？我们不能仅从史学家的角度认识章学诚，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校雠学家，著有《校雠通义》。有目录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作为校雠学的重要分支，目录学的图书分类功能本身就体现出一种意识形态。章氏首次明确提出校雠学的目的和人物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推阐大义”“宣明大道” 。从此，校雠学也成为了传载微言大义的工具。“六经皆史”不是个简单的归类，而是宣告一种新史学的诞生。它的功用等同于先王政典，凡有助于经世的学问文章一并可以纳入。章氏援六经入史还可以抬高新史学身价。自《隋书•经籍志》以来“经史子集”的分类只能算是二级的目录学划分，一级划分只能是“先王政教之学”与“非先王政教之学”。这种新史学将会给知识重新确立秩序，划分高下等级（可以类比近代科学与哲学上升的过程）。所以，改造旧史学的品质在所难免。首先是史家。撰良史必得良史才：“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史德》）除了刘知几已经说过的史识、史才、史学而外，章学诚别加一“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於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史德》）史著如同先王政教典章那样是要发挥教化作用的。如果史家心术不纯，没有道德感，叙事不客观，气有所偏，则会危害国之纲维。然后是史籍编修。要区分撰述与记注，注重通史撰写，集中发挥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多种体裁之优势，等等。再者是史料。不仅有“六经皆史”这样的范围扩大，还有严格区分源与流的范围缩小，否则：“夫传者广，则简尽微显之法存。作者多，则牴牾复沓之弊出。复流而日忘其源，古学如何得复，而史策何从得简乎？”（《史注》）想想今日社会，尼采早就指出“大众写作”败坏了写作的品质，写作者不再视写作为少数人的神圣事业，粗制滥造，“生产”出一批一批只为了阅读而出现书籍。章学诚可谓有先见之明。回到正题，重视“源”“流”之别在《经解》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章学诚直接拿经开刀：“然所指专言六经，则以先王政教典章，纲维天下，故《经解》疏别六经，以为入国可知其教也。”（《经解上》）把十三经中晚出者列为“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同前），意在纯化“经”的概念，专把六经归于先王政典，后世作经者全是僭越，即便把《论语》列为经也是“以意僭之”。六经作为“源”具有了无上权威，就可以以古范今。“若夫国家制度，本为经制。李悝《法经》，后世律令之所权舆；唐人以律设科，明祖颁示《大诰》，师儒讲习，以为功令，是即《易》取经纶之意，国家训典，臣民尊奉为经，义不背於古也。”（《经解中》）“经制”一词的含义很费解，惯常的解释是“治国的制度”。但若循此解，前段引文第一句就成了同义反复，所以我们还是在语境中理解比较好。后面讲战国的《法经》成了后世法令之“源”，虽然后世各朝都颁布了自己的法典，但没有违背《法经》的精神，这也是《易经》一类政典要经纶天下的用意。“经”本来就是用来治理邦国、规范法令的。那么“经制”应是“尊经成制”的意思。表面上看，章学诚似乎很赞赏国朝制度，不然，他是把六经上升到了“宪”的高度来规范国家政权。即使国家政典有可能被奉为经，但必须“义不背古”。有趣的是，章学诚紧接着提到地学、天文、术数之经，这是偶然吗？恐怕不是。地理的经界、天文的兆象、术数的流衍都是相当恒久的自然与社会现象，以此类比适见经制的稳定性。章学诚始终重视经世致用，但是：“故效法者，必见於行事。《诗》《书》诵读，所以求效法之资，而非可即为效法也。”（《原学上》）又见：“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术艺之经，则各有其徒，相与守之，固无虞其越畔也。”（《经解中》）所以必得时王制度切于道而有所更新才可为当世所用。而且“制度之经”与“时王之法”紧密结合，似乎是在表扬皇帝法令的合理，但是联系当时社会现实，章学诚是在暗示帝王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格才能算是“合法”的。 章学诚生活在乾嘉盛世颓象渐显的时代，他对于社会的阴暗面有许多抨击 。他在《原道》篇中极力宣扬周公的地位，并暗示先王与圣人的分野就是从周、孔那里开始的，过分推崇“师儒”反而乱道，必须以先王政制为旨归，以古法今。这种贬汉学扬宋学的今文学家风格表现得十分明显（可参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关于今文学性格的论述）。论述到这里，章学诚“新史学”的品格已经很清楚，它应该具有如下的内涵：首先，在知识的谱系中占据最高地位，纳入“六经”这最权威的先王政典，是划分“政教”与“非政教”学问的标准；其次，有着革新了的史体、史料、史家；再次，始终发挥见道之“器”的作用，因时制礼，约理阐道；最后，它是国家法宪，也是教帝王之学，帝王因之则具有合法性，背之则令人生疑。总结一下，章学诚在“道器合一”的认识论基础上，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并强化论证“六经与政典”“史与政典”的关系，最终把“六经”这一知识最高权威纳入到新史学范围内，也在“政教”功能的层面上本质地改造了旧史学，并系统地提出了改造史学一系列意见，涉及史体、史料、史家诸方面。新史学（也许也是“僭越”吧，有点反讽的味道）在整个知识的谱系中拥有了最高地位，而且与先王之道一以贯之，那么它就有了以古范今的合法性。章氏借新史学改换学风、洗涤政制的意图就显现了出来。参考书目：1.《文史通义全译》，章学诚著，严杰、武秀成译注，贵州人民版，19972.《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著，商务版，19973.《章学诚评传》，叶建华、仓修良著，南大版，19964.《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江苏人民版，2008
精彩短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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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有功的书。用白话翻译这部最早的史学理论书，每个典故加以注解。有功于普及， -
比《史通》读起来累多了，几乎每一节都是读个头尾。外篇基本没怎么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