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儒学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年11月
ISBN:9787208027572
作者:余英时

作者简介

《现代儒学论》收录了“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代发展”、“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现代儒学的困境”、“钱穆与新儒家”、“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等重要的长篇论文，是余英时教授近年在现代儒学研究上的最新成果。

书籍目录

序一、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代发展

二、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表现

三、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

四、“天地君亲师”的起源

五、钱穆与新儒家

六、现代儒学的困境

七、群己之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个循环

八、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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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现代儒学论》余英时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11月1版1印 此书为2008年11月31日，我在嘉定城中街一家二手书店买的，书店为老式民房结构，是我为拍正装照，而发现的，虽然那天找了四家照相馆，或关门，或休息，但能发现一家书店，还是很让我欣慰的。进去搜罗了几本书，这本《现代儒学论》就是其中一本。它是我第一本看的讲述现代儒学的书。为什么先看这一本，一是因为感兴趣，二是因为薄。余英时自不必多说，钱穆宾四先生的高徒，在美国教授历史，也是一位史学家，他的书当然值得一看。我的电脑上就有许多他的电子书。本书实有八篇论文集成，不知为何序中所说为七篇，且撇开这点小错误不谈。第一篇《现代入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入学的现代发展》和第二片《士商胡同与入学转向》应该结合在一起看，能够加深理解。第一篇中，余先生提出一个观点，即清末民初儒学的批评是从内部开始的，“不仅晚清如此，‘五四初期也是如此。”举例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的代表人物，来证明此观点。他跟着提出三个“较具”代表性的论点：（一）抑君权而行民权（二）兴学会（三）个人之自主。余英时跟上朔到明朝末期儒学的情况，来说明此三种观点其实都是儒家内部提出的，只是碰上了西方理论，换了个马甲而已。而这根源是明清专制到了顶峰，尤其是王阳明的弟子们纷纷到民间传儒学，使得这三种现象慢慢展现。余英时更点出了明末三种现象，（一）民间社会组织(二）富民论的发展（三）新公私观的出现。他大量应用了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原文来证明。第二篇与第一篇遥相呼应。首先当然是要说明国内义利之别，“义利”也和“理欲”、“公私”一样发生了变化。其次是关于奢的讨论，这又以陆楫的《蒹葭堂雜著摘抄》中的一段反对禁奢的言论最具代表性。第二篇的关键是士商互动，这从明末大小商人的碑帖可知端倪。明末时成出现儒教，以颜山农为例。他传承自王阳明，虽然思想没创新，但却有宗教似体验，人格魅力无穷。第三篇是《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这里出场的重要人物是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中的先驱。从政治体制开始，儒家的建制逐渐崩溃，只剩下一缕“游魂”。而特别的是，“五四”反传统的基调是在鲁迅的笔下决定的。虽然这几派代表反传统，但这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本身是从儒家这套系统中成长的，也不可能完全推翻这一切。对此，余英时提出“安身立命”之说法。思想是新的，这是旧的，传统的。第四篇《“天地君亲师”的起源》，得出在明末开始流传。第五篇《钱穆与新儒家》，此篇详细说明了新儒家的宗旨，即建立一道统，传承下来。文中摘要了钱先生的为学之途。并阐明先生毕生致力于破除门户之见。钱先生并不承认中国有西方之哲学这一称谓，只可谓思想。新儒家的道统论，是要有一“道体”，外导出“王”，他们视科学与民主为低级别。如果没有这一体验，无法真正明白新儒学的核心。后三篇略。问题1：儒家政治理论的核心部分恰好是君主专制的一个主要的障碍？（P35)问题2：明代没有“资本主义萌芽”？（P88)问题3：秦汉以后，中国就不是封建社会了？（P187）2008年12月5日
  •     《现代儒学论》是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余英时先生在现代儒学研究上的成果，该书不乏对儒学价值观念以及对儒学批判分析等方面的真知灼见。本文试图以该书为基点，阐释我们对儒家与民主政治相关问题的理解。一、儒学是否为现代民主未出现于中国的罪魁祸首？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受到西洋「坚船利炮」的狂轰滥炸，这不仅挑战了我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亦摧毁了国人的民族自信。而在中国追求民主自由的过程中，儒家无疑成为了「落后挨打」的替罪羔羊，被视为国人追求民主、追求复兴的最大绊脚石。余英时先生在《现代儒学论》里〈现代儒学的困境〉一篇中亦提到：「现代儒学的困境，以此为始点。」 如此说来，儒学究竟是不是现代民主未出现于中国的罪魁祸首呢？唐君毅先生认为，西方能成就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理论依据出于对人性中的「原罪」的戒慎恐惧和克治省察，以及对人性中的阴暗面或「幽暗意识」的高度不信任，从而建构出一整套制衡和监察之法律机制和政治设施，以防止政府和当权者滥用权力。而儒家的性善论则把每个人都视为潜在的圣人，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胜于立法限制。 而余英时先生则认为，近代儒家在追求西化的民主政治中对儒家的批判，其实都是从内部开始的「内在批判」，是将儒家本而有之的思想附会到西方的理论框架里去。 由是可见，西人成就了民主政治，中国却迟迟开不出民主政治的生命之花。两者最重要的理论差别就在于中西政治制度设计中截然不同的「人性假定」。儒家的性善论认为每个人都享有成为圣人的潜质，西方文化的原罪论则把每个人都视作可能的坏人。 「性善」与「性恶」两种不同的人性假定，导致了中西「人治」与「法治」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二、民主制度的流弊唐君毅先生曾说，民主制度是通过权利制衡实现更好的社会生活，而这样的制度是「消极的保证社会人文世界之存在」。 在消极的保障之下，民主制度亦无法常保「先进」，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弊端。如私人利用民主实现过程而自牟私利，或者在明了自己的诉求之前，便大声疾呼，为批判而批判，为反对而反对。从台湾早期的选举中，这样的状况，我们或者可窥得一二。而中国的民主道路，如果可以萌生的话，究竟该怎么走？也许儒家的道德力量，便能在此处解决初期民主政治的流弊。三、新儒家的反思与解决之道其实，清末谭嗣同、章炳麟等人提出的「抑君权、兴民权」、「兴学会」、「个人自主」这三个西方理论引起了他们的共鸣是因为儒家学术中一直存在这些，所以余英时称之为｢现代儒学的内在批判｣。 早在魏晋时代，中国思想文化中便迸发出了「自我意识」的璀璨火花，至宋明理学，关于「公与私」的讨论更是趋近热烈。余英时先生在本书中采用李贽的说法来强调明清之后，儒学对个人概念的重视，曰：「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 而关于伦理道德与私心贪念的挣扎，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亦有相关论述，并直接点出了道德操守治国的不可行性。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遭到二战与内战的接连打击，中国急于寻找的救亡图存以及追赶西方的道路一路坎坷踉跄，至今未能取得成功。而正如一切理论之于应用都要经过「正——反——合」三个阶段一样，中国的道德之治，虽在民主政治的萌生处，棋差一招，却可在解决其流弊及在中国特有的文化基础上「积极」地为社会人文世界提供保障上独有建树。新儒家在中国的民主道路究竟该怎么走的问题上，一直未能提出相对实用的方法。直到牟宗三先生提出「理性的自我坎陷」这一说法。牟先生认为，中国不出现科学与民主，乃是超过的不能，而非不及的不能。即是说中国把道德融入进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了每一个行动中。这即是理性的运用表现，而其最终的解决办法，只能是使理性的运用表现否定自身，得出架构，从而在中国文化的高境界上架构出实实在在的「建筑物」。 《现代儒学论》里，余英时先生亦在最后一篇〈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中提到：现代儒学面临，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关怀不再实用或贯穿于每个人的生命体验这一困境。则我们今日不妨将其划开。 「治国、平天下」不再是「修身、齐家」的必然延伸，而现代儒学则更应注重私领域中的个人道德修养，而不再在治国上担纲规则制定的重要责任。或者如此，我们方能摆脱数千年的「人治」社会，最终走出一条与中国文化及其与内在休戚相关的民主之路。

精彩短评 (总计9条)

  •     日用常行。第一篇和第二篇是比较系统的论文，很有启发。
  •     書讀千遍，其義自現
  •     日程生活化的余式儒学
  •     精彩，这文章写的
  •     比较中肯，但文章内容重复较多
  •     通透
  •     有几篇相当精彩，可一再地读！
  •     : B222.05/8946
  •     余先生提出「游魂」、「良知的傲慢」，實令人深省。但明清儒學轉向與晚清以來儒學內在批判的聯繫，卻似乎還有強化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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