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与危机》书评

兴盛与危机

从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阐述中国超稳定系统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很有启发性的，不过不知道是成书太早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感觉里面数学相关的部分还是太粗糙了，而且由于我是用电子书看的txt文件，里面的图例无法看到，非常遗憾，不过感觉如果在能从博弈论或者墒增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可能会更加透彻。书中的论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让人感觉是拿着结论去找论据，然后再推出结论，有点急于证明自己理论的感觉。不过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一本书，其实一本书是好是坏，并不一定在于所说的理论有多正确，更多是的看他能不能给读者以启发。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书做的挺不错的

熊燕军《“超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再评金观涛<兴盛与危机>》

from：http://www.guoxue.com/economics/ReadNews.asp?NewsID=650&BigClassID=28&SmallClassID=71&SpecialID=44 作者：熊燕军金观涛《兴盛与危机》是国内外较早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历史的著作。在该书中，作者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作者将整个社会分为三个子系统：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作者认为，在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之间，通过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官僚网络的联接，存在一个自发的调节力量，保证社会趋于统一稳定，由于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所以他将其称为宗法一体化结构。作者认为，在宗法一体化结构之外，还存在一个无组织力量，即“某种社会结构在维系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对原有结构起瓦解作用，其本身又不代表新结构的那种力量”（第78页），具体就是土地兼并，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化及思想日益混乱，官方意识形态渐渐失去指导力量。作者认为，这种力量通常很强大，并且总是增长的，往往需要高踞金字塔顶端的皇权进行强控制才能加以平衡，作者将这种强控制称为超级组织力量。他认为，在王朝前期，由于皇帝励精图治，无组织力量发展受到遏制，势力有限，但到王朝后期，随着皇帝渐趋耽于政事，贪于享乐，对无组织力量的控制越来越松，无组织力量迅速壮大，开始威胁系统平衡，一旦已有的调节机制如宗法一体化结构或超级组织力量对无组织力量束手无策，另一重调节机制就会自动起作用，那就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彻底涤荡系统内部的无组织力量，促使系统重建平衡。为了限制无组织力量的壮大，系统内部还穿插着一系列的变法运动，但这些变法都遵循着效率递减的规律，即越是王朝前期，变法越能成功；越是王朝后期，变法越不能成功，也就是说由于积累效应，王朝后期系统必然崩溃。不过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自我复制的功能。经过农民战争消除了无组织力量后，在宗法一体化结构的作用下，系统很快又会重建，因此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 　　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出版于八十后代初，出版后在社会流传很广，影响很深，极大的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给呆板的学术氛围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是当时所谓的学术启蒙的一部杰作。但是在九十后代初，该书却遭到猛烈抨击，认为是一部假科学的范本，本质上是反唯物史观的。这些指责概括起来有： 　　1、借用社会结构中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相互调节、互为因果的关系来否定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因为金观涛说：“终极原因是没有意义的”。 　　2、社会动力问题：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斗争推动社会发展和变化。而金观涛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结构都依靠自身的调节机制来维持有序状态，但同时这种调节作用的异化会产生“无组织力量”，系统重建，否定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则，否定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3、超稳定系统是一种历史停滞论。金观涛说：“由于存在着不断消除和压抑内在不稳定因表演的振荡机制，所以总体上看结构长期不变。”（第13页）否认历史是前进的。 　　4、不考虑外部因素对社会结构演化 的影响。金观涛反复强调，他的社会结构演化模式“是在不同文明相互隔离，不考虑它们的相互影响下导出的” （第300页），是在没有外来冲击条件下的演化 ，结果系统成为一个封闭的循环。 　　5、“三论”是在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直推出的，不适于社会主义的历史研究工作。 　　6、史实和概念错误。 　　以当代人的眼光看，上述指责除第五点明显站不住脚外，其余都不无道理。但笔者认为有两点需要指明：①超稳定系统不是一种历史停滞论。笔者认为，结构是标识事物属性和性质的关系或关系和，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在不断发展，但并未突破封建自然经济的束缚迈入资本主义社会，称“总体上看结构长期不变”未为不可，也是正确的。②作者同样强调外部因素对社会结构演化的影响。该书第七章第十节就是专门讲外来冲击的影响，作者之所以没有强调外来因素，主要是因为：外部因素有相当部分是偶然因素，不适合在共质性的研究中出现。每本书都有自己的研究范围，因此即使地理环境等长期对社会结构产生作用的客观因素，一旦引入也将打乱整个叙述体系，毕竟该书着眼点在社会结构方面。由于宇宙的无限性，联系的广泛性，目前尚无一种方法自夸能根本弥补这一缺陷。 　　笔者认为，对于一部具有学术启发价值的书，采取全盘否定，一棒子打死的态度是极不负责任和极不正常的，在历史就要迈入21世纪，进入一个崭新千年的时候，如果仍然将政治因素同学术成果的评价挂上钩，结果不但不利于学术的进步，反而有害。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和超稳定系统假说重新评价。笔者认为，超稳定系统准确概括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总体特征，这一概念可以接受，不过笔者所认同的超稳定系统无论内涵、外延均与金先生有所不同。 　　首先，从立论的出发点看：金先生主张“脆性说”，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脆性结构，缺乏弹性，只要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其中任何一个偏离适应态到某种程度就会造成整个系统的崩溃瓦解”（第51页），他认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每隔两三百年就出现一次王朝更迭的根源。这是作者立论的出发点。而笔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具弹性的社会，“超稳定”本身即意味着具有极大的伸缩性。这涉及到超稳定系统在时间上的界定，下文还将详述。笔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弹性的、流动的，表现在三个方面： 　　1、中国在经济结构上是弹性的。中国不存在一个长期的地位固定不变的经济集团。由于土地是封建社会最大的财富，所以开放主要体现于获得土地的方式上。这又有两点：①土地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中国的土地私有化缘起很早，春秋战国时就已开始。在封建的中国，“强弱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千年田换八百主”是常见的现象，任何人只要有钱就能购买田地，上千为地主。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存在一段国有制历程，但土地国有制不代表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它只能暂时促进经济的发展，况且国有制从来没有从根本上禁绝土地买卖，也不可能禁绝，比如，唐均田制下，就有出卖永业田和口分田的若干规定。②中国实行“诸子分户析产”的财产继承制度，即使是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几代以后也不免贫困。 　　2、中国在政治结构上是弹性的。中国拥有一个能上能下、能出能进的官僚体系。中国是最早废除“世卿世禄”，从知识分子——士中选拔人才的国家。先是自荐，接着是征辟、察举，然后是九品中正选人，最后是科举，地区阶级包括平民百姓，只要学识渊博、德行出众，就有可能脱颖而出，进入官僚体系，成为特权阶级一员。另外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为了对抗强大的贵族势力，也为了政权的巩固，皇帝不断破格提拔出身低微的士人典掌机要，这些都有利于保持整个官僚体系的活力。 　　3、中国在意识形态（文化）结构上是弹性的。儒家学说虽然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它是不断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此过程中，儒家学说大量吸收法家、阴阳家、道家的学术思想，佛教传入中国后，一些佛教禅理也融入儒家学说，成为统治思想的一部分。除儒家思想外，其它学说都存在，并没有消失。 　　其次，就超稳定系统的时间界定看，作者是以一个个的王朝为区分的，将王朝作为考察系统运行的基本单位，作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亚稳态，这无疑会削弱封建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整体的价值，给人一种误解：中国封建社会存在两种结构，超稳定结构和非超稳定结构（亚稳态结构）。笔者认为超稳定结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总体特征，不存在所谓的亚稳态结构，因为即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是分裂的，但各个国家内部的系统运行情况跟其它时期毫无二致。 　　再次，就超稳定系统的内涵实质看，作者认为是大一统，这是作者将魏晋南北朝独立为亚稳态结构的原因。而笔者认为超稳定系统的实质是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并不仅仅是大一统，同时也包括分裂割据，分裂割据事实上即孕育着大一统，因为每个割据政权内部都是统一的，都以统一全国为己任，或至少为统一创造条件。 　　最后，在系统运行的动力方面，作者认为“终极原因是没有的”，而笔者认为，经济结构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虽然，经济是同政治、文化等子系统共同起作用的。为叙述方便，仅选取地主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为例进行说明。 　　地主制推动了中央集权的发展。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使中国既出现了田连阡陌的豪强地主，也产生了许多拥有少许土地的自耕农，一方面，虽然土地仍是财富的象征、地位权势的体现，但_159;I01;于地主制，政治统治权同土地占有权分离，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地主并不一定具有实际的政治统治权，地主需要加强中央集权，从而保护自己的土地和财产，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保障封建剥削顺利完成。另一方面，为保存自己的小块土地，使之免遭大土地所有者的兼并，自耕小农也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这样就使得中国比较容易而且也很自然一开始就走上了中央集权道路，并不断强化。 　　但是，地主制下，无论中央集权统治强化到何种程度，都始终摆脱不出两种发展前途。第一，严厉打击限制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大土地所有制是地方势力的基础，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对立面，必须打击限制；但是大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打击它无异于自杀。第二，放任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听凭大地产兼并自耕小农的土地。但是在中国这样由地主制产生的中央集权型国家里，国家的赋税、徭役、兵役通常由自耕小农承担，因此，大量自耕小农的存在又是国家稳固存在的前提。放任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听凭其兼并自耕小农的土地同样也会动摇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引起社会动荡。无论哪条道路最终结果或者是中央政权遭地主阶级抛弃，失去他们的支持；或者被农民起义推翻。每一次以为朝换代都伴随着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关系的调整，土地关系调整像减震器一样，将长期积蓄在人民内部的对封建制度的不满释放，缓解基于土地关系紧张产生的尖锐的社会矛盾，避免出现大的社会变动，使中国封建社会呈现超稳定结构。 　　　　　　　　　　（作者系湖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解极为精炼，足以评6星

【摘引自亚马逊tigerdh1980网友】曾经的历史课本都是骗子，后来看了无数有趣的故事以及各种各样似是而非的猜测理论，如《明朝的那些事》、《狼图腾》等。《剑桥中国史》、《黄仁宇系列》等下了苦功夫的专业研究，也难以让我信服。金观涛，是我至今为止感觉最深刻、最准确的科学历史学家。看到此书是80年代出版，可叹我到21世纪才在网上看到，现在才第一次买到实体书。中国科学的种种阻力，可见一斑。金观涛在历史方面的代表作有三部：《盛世与危机》、《开放中的变迁》、《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对非专业读者来说，前2本比较容易阅读，而且见解极为精炼，足以评6星！可惜卓越没有啊O(∩_∩)O~——第三本的主题对普通人相对陌生，加上专业性的术语比较多，看起来挺费力，也就5星吧。建议先买前2本，逐渐理解“系统历史学”的思维方式之后，再买第3本。

系统思维在社科研究的一个精典应用案例

在我看过的书中，能够称之为“带来震撼”的书籍不多。板着指头数数，不过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则》和这本书——《兴盛与危机》。建议大家都读读，你不会后悔的。

规律

描写历史规律的书很多，本书看起来似曾相识，原来写法和“枪炮、病菌与钢铁”、吴思的书有结构上的近似，就是由问题导入，梳理结构来解释问题。看来做历史研究的方法这样用起来比较科学易懂。作者名字有点耳熟，网上查询才想起是80年代的牛人。他从经济、政法、意识形态这三体系统来分析兴盛与危机。在宗法一体化已消失的社会中，超稳定结构转为普通稳定结构，一旦无组织力量积累到结构无法承受时，会是什么样的新结构取代呢？90年代至今，应该是通过经济改革来使现有的一体化加强了，未来呢？是继续深化经济改革还是柔性更替？

包遵信为本书写的序《史学领域的新探索》

（浓厚80年代色彩）还是三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位朋友那儿读到一篇论文打印稿。它就是现在这本论著的雏型:《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当时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它有股迷人的魅力；进而对作者这种大胆的探索，表示由衷的叹赏。与那篇论文相比，现在这本《兴盛与危机》分量已多了好几倍，但读了它，依然会使你耳目一新。一部学术论著，我说它“迷人”，是否有点不伦不类？其实，科学上任何创新的价值固然是在它能给人更真切的知识，但它最先打动人的往往是让人领略到一种美的快感。美学上有所谓“以美引真”的说法，我的这种感受是否就是这个道理？这部论著从结论到方法，都是以往一些史学论著未曾道及的，对于象我这样一个虽与史学有缘而又没有八门的人，读了以后有种闻所未闻的新奇感，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值得庆幸的是，事实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这种感受。现在史学界围绕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正在热烈地争论着。这场争论的引发点，就是作者那篇论文的发表，把这个非常困惑人的老问题向人们重新提了出来。与二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两次讨论相比，目前的讨论中已有不少论述把这个问题的探讨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不再满足于引经据典，而是放开了视野，从历史整体的宏观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虽然这还只是一个初露的势头，却也非常令人可喜，而这一特点在这本论著中则是最为突出的。作者充分吸取了前人和时贤研究的成果，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看法:中国封建社会是个超稳定系统，这就是它能长期延续的原因。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对“超稳定系统”这个说法，当然只能褒贬随人，可以继续讨论。但作者这种从历史整体观上解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几个方面的交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历史变化中进行综合的探索，这同那些单纯从某个局部、某个方百去寻究历史演变的终极原因相比，在方法论上不能不说是个长处。说到方法论，就使人想到我们的历史研究，许多问题，许多人物，在我们史学家的笔下，时而肯定，时而否定，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虽则肯定或否定都有它们一定的道理，但人们不免狐疑:难道历史研究的目的仅限于此吗？何况这种肯定或否定虽是截然对立，但从方法论上深究，它们往往又都是从同一原则出发的。历史科学是研究社会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的。现在有些被称为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很难说和历史唯物主义教本中讲的有什么两样。历史研究中这种原理化倾向，非但没有给理论增添什么光彩，反而使一部分人丧失了对理论的信心。现在有些同志埋头于史料的整理和考据，而不屑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多少也是对这种倾向的反抗。虽然这样做并不能真正克服这种倾向但空喊重视理论也同样于事无补的。理论本身也应该发展，研究方法更需要改进。目前我们的历史研究主要还是局限于描述和议论的方法，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往往满足于作一些定性的判断。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不过时隐时现地在历史科学的大门之外徘徊，更不用说有意识地采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了。难怪有人说我们的历史科学还停留在古典科学的时代哩！可怕的倒不是我们目前暂时落后的现状，而是满足于这种现状，维护这种现状。现在这本论著的出版，能不能给这个现状打开一个缺口？至少它是第一次将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引进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并从实践上为我们作出了非常有益的尝试。这件事的意义恐怕要远在它的结论之上。作者在这本论著中运用了控制论、系统论和数学模型的方法。我完全相信作者说的，这些方法并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神秘。不过目前不少同志对它们都还是相当生疏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面对这种状况怎么办？抵制它，用一项“西方资产阶级货色”的大帽子堵住它？这是我们相当熟悉，也是屡试屡败的老办法。鲁迅有篇随感录，题目叫做《来了》。大意是说中国人遇事总是不问虚实，不究底蕴，只要听见有人说“来了”“来了”，就都闻风而逃，最终难免上当。它的用意是在揭露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盲从和自大。盲从造就对已有事物的迷信，自大助长了对新鲜事物的抵触。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吃过这种盲从和自大的苦头，虽然健忘也是某些人的特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恐怕谁也不愿再来充当一次现代堂·诘诃德式的英雄罢。当然，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现代科学方法，包括控制论、系统论，它们只能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能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研究中引用现代科学方法，这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的同志，也不曾有超越历史唯物主义这种不切实际的奢念。这本论著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令人费解的倒是，恰恰那些一提现代科学方法就摇头的同志，却总要在现代科学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划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把它们截然对立起来。如果有谁向前跨越一步，他们就惊慌不已，斥之为“标新立异”，甚而干脆就给扣上一顶“资产阶级思想”的大帽子，好象现代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只是亵读他们圣洁灵魂的污水。如果这也叫做坚持马克思主义，那恕我不敬，那只不过是患了一种神经衰弱的思想贫乏症。他们的虔诚虽然令人起敬，他们的表现却与马克思主义精神背道而驰。既然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那就应当懂得，马克思主义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学说，它能撷取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当然更能兼容当代科学中那些珍贵成果，不管这些成果是由谁创造的。这在原则上难道还容怀疑吗？问题在于我们这些自信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否有这样的心胸、眼光和魄力。诚然，在历史研究中吸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时，会遇到历史唯物主义同它们如何结合的问题。这确是一个理论上有待探索的新课题。这本论著虽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它的出版不是为我们探索这个新课题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实例吗？我不懂控制论，对于历史研究怎样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也没有从理论上研究过，但我读了这本论著却不觉得隔膜。它在你面前展现的那些历史场面仿佛让你身临其境，可以说就是一个一个活的社会，因而给你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它对许多问题的分析，层次分明，给人一种清晰感，不会使你如雾中看花，似懂非懂。有些问题，譬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世界罕见的，可是为什么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只有政权易姓的改朝换代，却从来不曾有过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说法当然还是有的，那就是农民阶级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那时农民起义没有先进的阶级领导等等。诚然，这是农民阶级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只是这种解释如同说古人没有宇宙飞船所以不能登上月球一样，虽则千真万确，难免流于空泛，所以与其说它是什么历史规律，还不如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况且它又怎样与另一个理论，即只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阶级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相一致呢？正象作者讲的，我们的历史研究往往就这样陷入了一张难以摆脱的因果循环论的大网。如果我们把中国封建社会看作是一个“超稳定系统”，这对正确理解这一问题或许更有启发意义。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观念和实际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总是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超的鸿沟，现在该是填平这道鸿沟的时候了。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体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社会科学正在朝着同自然科学结合的方向迈步。在这一学术思潮中，我们却迟迟没有起步，比起其他某些学科（如经济学），中国史研究的大门，好象还不曾有现代科学来叩问过。现在这本论著的出版，能否当作代表史学领域这一新潮的初现？我以为是可以的。一八一六年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讲坛上，开始他的哲学史讲演之前，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老一辈的人是从时代的暴风雨中长成的，我们应该赞羡诸君的幸福，因为你们的青春正是落在这样一些日子里，你们可以不受扰乱地专心从事于真理和科学的探讨。”我深信我们学术界的诸位前辈，要远比这位西方哲学老人更有气度，更能宽容，奖掖后进的热诚会和时代前进的步伐成正比。我和本书的两位作者是同辈人，只是他们都不是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这本论著也只是带有探索性的尝试，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当然难免。行家里手如果有严肃的批评，那也是完全应该、非常有益的。但愿不要因其还有斑疵，就不屑一顾；倘是囿于见闻，斥乏为怪，那就不足为取了。一九八一年春节于北京东郊新源里

看看这些现象是不是有些眼熟？

非话不说，直接引文：。。。在封建社会后期王朝的末期便会出现一些很奇特的现象。大量破产自耕农流入城市，商业、服务性行业十分繁荣发达，城市畸型发展，与剥削者消费有关的奢侈品生产也高度发达。从事社会主要生产部门——农业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当小。这种现象很类似资本主义的表面待征。但它只是假象。这不是预示着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大动乱来临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