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的恐惧》章节试读

《对自由的恐惧》的笔记-第1页

自由何以不可能
——读《The Fear of Freedom》
将弗洛姆的“The Fear of Freedom”翻译成“对自由的恐惧”可能更符合书名的本意，而且也将更符合书中表达的中心观点：自由虽然给人带来了独立性和理性，但也使人变得孤立无依，导致了焦虑和无能为力感(1)。当然，将之译成“逃避自由”也未尝不可。“恐惧”是何以发生的原因，“逃避”是何以结束的方式。
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自由更多的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它的内容与指向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政治哲学的转向而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在城邦至上的年代，自由要放到自然法理性的范围内才能更好的理解。“城邦之外，非神即兽”的政治格言已经表明，在城邦时代不存在私人领域的自由，所有的事情都被纳入到政治公共领域，以自然理性去处理城邦事务以达到至善就是对自由的解释。只有到了中世纪之后，才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私人自由，亦即是在私人领域个人有自行处理私人事务不受外界干预的权利。这也就是贡斯当所区分开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与之相对应，还有以赛亚•伯林从另外角度进行区分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如果需要对自由发展史抽象概括一条主线的话，那么外在限制的逐步减少应该是不断的线索。按照弗洛姆的表述，也就是个体从原始联系中逐渐显现的过程(2)。弗洛姆从宗教改革开始叙述这种个体化过程，其实如果再往前推，则能够发现这种趋势在古希腊城邦解体开始就已经出现。伊壁鸠鲁学派、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已经开始从城邦至上向后退却，将幸福落实为个人的感受而非城邦的公共善。在以后的历史中，对城邦的脱离，对宗教权威的脱离，对社群的脱离，直至“后上帝时代”对上帝的脱离，西方社会走的就是个人权利与自由不断彰显的历程。从反面描述，也就是个人不断摆脱限制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发展到上世纪初遭遇到了公开的合理性质疑，或者说过度个人主义的消极方面开始显露。一些国家开始向社会转型，将个人主义演变成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也就成了新自由主义。而另一些国家则发生了畸变，走向了法西斯道路。弗洛姆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历史环境。个体化过程，在从宗教改革到当今几个实际的现代史中，已经到了顶峰(3)。
很难说弗洛姆是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但在字里行间却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他对自由的审慎态度。他并没有像保守派一样抨击个人主义大潮对传统共同体以及德行伦理有多大的破坏，也不认为自由主义的胜利是邪恶逃出魔盒。相反，他认为外部控制的废止对于达到内在的目的——个性自由——来说，似乎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充分的条件(4)。不过他对这种消极自由的实现并不怎么热情赞扬。在他看来，从文艺复兴开始，这种消极自由就带有难以克服的致命漏洞。“他们（富裕贵族和城市自由民——引者注）的经济活动和财富给予他们自由感和个人独立感，但与此同时，正是这些人又失去了一些东西，即中世纪社会曾经提供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他们更加自由了，但也更加孤独了。”(5)“在新的经济秩序中，以往被视理所当然的固定位置不复存在，个人变得孤立无依，一切事都得靠自己去努力，不能再指望传统的安全地位。”(6)
这也就是弗洛姆的核心观点之一：消极自由伴随的是孤独与恐惧。“他是自由的，也就意味着他是孤独的，与世隔绝的，受到各种威胁的。”(7)在他的笔下，自由和孤独就这样矛盾而合理的结合在了一起。
不能不说这一观点抓住了自由主义的弊病。自由诚然是人类追求的价值，但人毕竟不是单子化的存在，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自由的必要条件是摆脱所有的社会禁锢，那么这种摆脱的副作用将是连带社会关系一同抛除，人也就不成为人。在个人解放的时代，人们很自然的认为，传统束缚清除越多人就越自由，但人们并没有考虑到纵然人们使自己摆脱了自己的宿敌，但又会出现性质不同的新敌，它们不是外部的束缚，而是内在因素。换用文学化的语言表述，摆脱束缚的利剑永远都需要鲜血的滋润，就像革命的冲动永远需要头颅落地来保持一样，没有敌人就会针对自己，没有限制自由的因素存在就会求诸自身。实现消极自由的结果是人陷入自我毁灭。撇除了禁锢也就撇除了关系，人就陷入无限的恐惧与孤独，紧接的行为就是“屈从一个新型权威，或是通过强迫自己与公认准则相一致的方式去摆脱个体”。(8)“去寻找新的第二纽带去替代已经失去的原始纽带”(9)。表现在现实政治中，就是弗洛姆所认为的权威主义性格下的“受虐狂——虐待狂”倾向。这里的“受虐狂——虐待狂”倾向并不带有道德价值评价，而只是心理上的描述。一旦给予个体安全感的原始纽带被切断，一旦个体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面对他身外的世界，他就必须克服难以忍受的无能为力感和孤独感。“受虐狂和虐待狂奋力以求的行为就是想帮助个体逃离他不堪忍受的孤独和无能为力的感受”。(10)这两者看起来相对，其实质却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也就是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以寻找安全感。但是回顾上世纪初，这种寻求安全感的行为得到的后果却是不怎么美好，大多是滑向了法西斯主义道路。这就是弗洛姆的另一个观点：法西斯主义的产生自然有其政治经济原因，但“个人的无意义与无能为力感同样是滋生法西斯的温床”。(11)
法西斯主义的确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恐怖的意识形态，种族屠杀，政治极权，领土扩张，鄙视和平，这些因素给上世纪带来了太多的灾难，甚至说时至今日若干法西斯变种的极右翼政治势力仍然在影响当下。深析法西斯主义心理产生的原因是弗洛姆在《The Fear of Freedom》一书中主要的任务，最后提出对自由恐惧的解决之道自然是逻辑必然。
在书的后半部分，弗洛姆提出，“唯有当我们有能力有自己的思想时，表达我们自己思想的权力才有意义，唯有当内在的心理状况能使我们确定自己的个体性时，摆脱外在权威性控制的自由才能成为一项永恒的收获。”(12)其实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并没有多少新意，无非是将康德哲学的意志自由成分进行了发展延伸。换用到政治哲学的领域，弗洛姆仍然是没有摆脱时代的影响。他信奉的解决之道即是格林的“积极自由”概念。在他看来，“积极自由在于总体的完整的人格的自发活动”。(13)“自发活动作为一种方式可以使人克服孤独的恐怖感，同时不至于牺牲自己的完整性和尊严，因为在自我的实现过程中，人将再度使自己与世界——他人•自然•自我——统一起来”。(14)简而言之，也就是以以意志自由为基础的自发行为重新构建个体化过程中打破的联系，在重构关系中既保持个人自由，又实现个人的完整性。
再将这种积极自由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层面，弗洛姆则是将希望寄托于民主政治与计划经济的行为更能体现他的时代背景。在他看来，“民主的进步在于提高个人的实际自由、首创精神和自发品质”。(15)即是说民主的价值在于保存个人自由的基本理念。不过他又认为“现代民主制度如果完全限于政治领域，便不能有效抵制平民百姓经济地位低下而造成的后果。社会的不合理性和无计划性必须予以消除，而代之与全社会有目的的、协同一致的计划经济。”(16)很明显，在弗洛姆的的言辞中可以看到社会民主主义甚至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子。他对此倒也是没有隐瞒，“我们可以把这种新秩序称为民主社会主义。”(17)）
到这里，，我们可以不无遗憾的说，弗洛姆和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样，都落入了一个难以避免的困境：批判性有余，建设性不足。回顾近现代思想史可以发现，无论是从政治哲学上还是从社会心理上，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批评都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事情，包括马克思主义、新左翼思潮以及现在很时髦的社群主义，他们对古典自由的抨击都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不无精彩深刻之处，但是让他们提出建构性的理论框架以实现社会秩序与人类理想时，则是要么支支吾吾言辞不详，要么滑向极权主义的边缘。痛快的批判毕竟不能代替艰难的建构，尽管批判存在批判的价值。弗洛姆所认同的“积极自由”诚然有其存在的必要，公民权利与个人自由的实现诚然不能仅仅降格为“外界限制的解除”。但新古典自由主义对“积极自由”的分析却也揭示了它与权力扩张限制个人自由之间的逻辑联系。
于是人来好像陷入了一个无法打开的死结：解除禁锢以获得消极自由，但消极自由的结果是逃避自由，为了避免对自由的恐惧又需要发展积极自由，而积极自由又蕴含着不自由的威胁。绕来绕去，自由成了不可能的梦想。
不过对人类自由的可能还是应该抱有积极地态度，借用弗洛姆的话说，“我们深信，一定有这么一种自由状态存在，自由的发展过程不是一个恶性循环，人可以同时做到自由而不孤独，批判而不多疑，独立而不失其为人类整体的一员。”(18)如果说自由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可能这个过程的艰涩与曲折就是思想家一直“在路上”的原因。
最后，需要澄清一下弗洛姆在《The Fear of freedom》中所依据的理论来源。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者，他引用了很多弗洛伊德的观点，包括人的依恋情结与反依恋倾向，这构成了自由与反自由的心理动因。作为古典自由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他借用了马克思的一些哲学概念，主要是关于“异化”的分析。在道德哲学领域，弗洛姆很明显亲近康德的伦理学，对意志自由独有偏爱。另外，他带有很深刻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色彩，融文化批判、心理分析、政治哲学于一炉，体系精深而复杂。不过他也略微带有精英主义姿态，对普通大众的意志与驾驭自由的能力过于贬低，毕竟二战之后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法西斯浪潮。
但不管怎样，弗洛姆的确是不错的思想家，《The Fear of freedom》也的确是一部值得分析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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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下列引文主要引自《对自由的恐惧》，弗洛姆著，国际文化出版社。
（1） 序言
（2） 第16页
（3） 第16页
（4） 第1页
（5） 第33页
（6） 第42页
（7） 第44页
（8） 第94页
（9） 第99页
（10） 第105页
（11） 第169页
（12） 第170页
（13） 第183页
（14） 第185页
（15） 第193页
（16） 第194页
（17） 第194页
（18） 第186页

《对自由的恐惧》的笔记-第20页

个体化过程的另一方面是孤独感的增加。“原始纽带”为个体提供安全，它是个体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基本联系。当儿童由这世界脱颖而出，变成为独立的个体时，他慢慢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与其他所有人相分离的实体。这个世界与某个个体的存在相比，显得绝对强大有力，常常还带有对个体的威胁性和危险性。与这个世界相分离，导致了个体的软弱感和焦虑感。只要一个人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只要他尚未觉察到个体行为的可能性和责任，那么，他就无须害怕这个世界；而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个体，他便孑然而立，勉励一个遍布危险、不可抗拒的世界。
此时，个体产生放弃自己个性的冲动，他试图把自己完全溶入外部世界，以此克服自己的孤独和软弱感。然而，这些冲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联系，不同于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被割断的原始纽带。正如儿童在生理上不能重投母胎一样，在心理上，他永远不能使个体化过程发生逆转。如果他居然想这样做，他就必须接受一种屈从性格。但在这样做时，权威和屈从它的儿童之间的矛盾决不会消除。在意识中，儿童或许会感到安全和满足；但他下意识地认识到，这是以放弃他自己的力量和自身完整性为代价的。因而，屈从的结果与预期的正好相反，它增加了儿童的不安全感，同时也造成了儿童的敌意和反抗。这样的结果更令人担心，因为它直接针对的对象恰恰是儿童曾依赖的，或者开始依赖的那个人。
屈从当然不是避免孤独和焦虑的唯一途径；另一种，也是唯一的一种建设性的，而不是以无法解决的冲突为结局的途径，那就是人与自然的自发性联系。……

《对自由的恐惧》的笔记-第177页 - 第七章：自由与民主

在“自由”的名义下，生活丧失了条理和结构，生活的成份不过是许多零星的、互不相关的琐事，生活没有任何完整的意义。个人孤单单地应付这些琐事，就像一个孩子独自摆弄一副建筑积木。然而，二者也有区别，孩子知道房子是什么，因此可以从他玩的小木块里辨认出房子的组件，而成人却看不出他手边的那些琐事有什么“整体”意义。他感到困惑和害怕，只是眼睁睁地盯着这些无意义的琐事。
自由，对无力承担思想重负的普通人而言，只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过多的信息，无意义，混淆的视听，我们接受的信息过多，却无从分辨。而自我，它到底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