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章节试读

《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的笔记-第120页

假如感性的冲动多少遭到了压抑或阻止，那就会产生这样的错觉：这个对象之所以在感性方面被爱上了是因为精神方面具有的那些优点。然而，相反地，这些精神的优点实际上只通过该对象的感性魅力才表现在它身上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爱一个人的同时压抑自己的性表达，你就会以为自己爱的是ta的精神，但实际上你觉得ta精神有多么美好，只是因为你爱的是ta的外形而已。
（很cynical嘛！）
感性 sensual，在前面被拿来和“亲切的”（affectionate）做对比。

《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的笔记-超越唯乐原则 - 超越唯乐原则

创伤性神经质患者的梦颇繁地梦见创伤发生时的情景 （新近有研究发现，在睡眠的做梦阶段，也就是快速眼动睡眠中，脑部会处理情感经历并减弱痛苦记忆。研究者表示，在快速眼动睡眠中，与压力相关的脑部化学物质去甲肾上腺素的含量会急速降低。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处理之前的情绪经历后，第二天我们醒来时，这些情绪经历的感情强度会弱化。http://www.guokr.com/article/75719/）一个完整的游戏：丢失和寻回……这个游戏的真正目的在于:他能高兴地看到母亲的返回……起初，他处在一种被动的地位——他完全被这种体验压倒了，但是通过将这种体验当作一场游戏来重复，尽管这是一种不愉快的体验，他却因此取得了主动的地位。这些行为或许是由某种要求控制他人的本能引起的……使自己成为这件事情的主宰例如，我们发现这样的人，他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会落得同一结果:如一个施惠者，在其每一次恩举之后不.久总要被他的受惠者愤怒地抛弃，不管这些受惠者在其他方面彼此可能存在多大差别。因此，他仿佛注定要尝遍所有忘恩负义的痛苦。又如，有一个人，他的所有的友谊都以朋友的背叛而告终。再如，有这样一个人，他几乎毕生致力于把另一个人抬举到显赫的私人的或官方的权威地位，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又由他自己颠覆了这个权威的地位，并且抬举出另一个人来取代以前的那个人。还有这样一个恋人，他同一个女人的每一次恋爱事件都经历相同的阶段，达到相同的结果。这种“同一事情不断重复”的现象并不引起我们的惊奇，因为它与行为者的主动行为相关，并且我们能够在该行为者身上找到总是保持不变的基本的个性特质，而且这种性格特征被迫在同一种经验的重复中表现出来。可是下述事例给予我们的印象则强烈得多:在这些事例中行为主体好象只有一种被动的经历，他对这种经历未曾施加任何影响，但在这种经历中却遭遇到了同一命运的重复。例如，有一位妇人，连续嫁过三个男人，每一个丈夫都在婚后不久身染重病，而且临终前都得由她来照料。塔索（Tasso）在他的浪漫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对这一类命运作了最动人的、诗歌式的描述。诗的主人公坦克雷德在一次战斗中无意中杀死了他钟爱的人克洛林达，因为后者当时身着盔甲，伪装成敌方的骑士。坦克雷德在埋葬了克洛林达之后，来到了一座陌生而神奇的森林，这片森林曾使克鲁萨德尔的部下魂飞魄散。当他用剑猛砍一棵高大的树干时，发现鲜红的血顺着树干上的刀口流淌下来，而且还听到了灵魂被囚禁在这棵树中的克洛林达的声音，她抱怨他再一次伤害了他心爱的人。
梦是以一种幻觉的方式来使人的愿望得到满足的。……现在好象到了这样的时机，我们可以第一次承认:对于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命题来说，存在着一种例外。正如我已经反复而详细地指出过的那样，焦虑性的梦不提供这样的例外，“惩罚性的梦”也不提供这种例外，因为它们只是以对被禁止的愿望满足给予适当的惩罚来取代这种愿望的满足，也就是说，它们满足了罪恶感的愿望，而这种罪恶感是对被否定的冲动作出的反应可是，不能把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的那种梦归于满足愿望的一类梦中。那种梦就是指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或者是指在作使人回忆起孩提时期的精神创伤的精神分析时产生的梦。毋宁说，这些梦是服从于强迫重复而产生的，尽管事实上在作分析的时候，这种强迫是得到这样一种(受“暗示”鼓励的)愿望的支持的，即通过重复使早已忘怀的、被压抑的事情被回想起来。
强迫重复的各种表现(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它们既存在于幼儿心理生活的早期活动中，也存在于精神分析的治疗活动中)充分地显示出一种本能的特征，并且当它们的活动与唯乐原则相对立时，就会给人一种印象，好象有某种“魔”力在发生作用。在儿童的游戏中，我们似乎发现，儿童所以会重复那些不愉儿童之所以会重复那些不愉快的经历，另有一个原因——较之只是被动地体验一种强烈的印象，处在主动的地位使他们能更彻底地掌握这种印象。每一遍新的重复好象都使他们寻求的这种掌握得到巩固。儿童并不能很经常地重复他们的经历。他们十二分固执地坚持要求毫不走样的重复。这种特点后来消失了。如果一个笑话第二次被人听到，它几乎不再会引人发笑。一个剧本第二次上演从未能给观众以如首次上演那样强烈的印象。事实上我们简直不可能说服一个刚刚津津有味地读完一本书的成年人立即去再将这本书重读一遍。新奇始终是快乐的条件。但是，儿童们却会不厌其烦地一再央求大人去重复他曾教过他们或和他们一起玩过的游戏，直到这个大人累得无法进行下去才肯罢休。如果一个孩子听大人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就会再三再四地要求大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故事，而不愿换一个新的。而且他还会严格地规定，大人必须把故事重复得一模一样，并且会纠正说故事的人所作的任何更动—哪怕后者做这些改动实际上是想要赢得小听众的新的赞许。所有这些都不与唯乐原则相矛盾。重复，对同一事情的重新体验，其本身显然就是一种愉快的源泉。相反，在一个正在接受精神分析的人那里，他在移情过程中对自己童年事件的强迫重复显然在一切方面都排斥唯乐原则。这个患者的行为举止完全象一个小孩，这就表明，他的那些被压抑的早期经历的记忆痕迹并没有以一种结合的形式表现在他身上，而是—从某种意义说—确实不能服从那个继发过程。而且，正是由于没有结合，这些被压抑的早期经历的记忆痕迹具有那种结合前一天的记忆痕迹而在梦中形成富于愿望的幻想的能力。这同一个强追重复现象常常也成为我们所遇到的治疗障碍:妨碍我们在分析工作结束时设法使患者完全脱离大夫的影响。也可以这样认为，当不熟悉精神分析的人们模模糊糊地感到一种恐惧—惧怕唤起某种他们觉得最好是任其处在沉睡状态的东西一一的时候，他们从内心感到害怕的正是这种仿佛受某种“魔”力驱使的强迫现象的出现。
然而，“本能的”一词又如何与强迫重复相联系呢?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觉得我们也许已经发现了各种本能所共有的、可能还是整个有机生命都具有的普遍性质的痕迹。人们对这种普遍性质至今尚未有清楚的认识，或者至少还没有明确地强调过。因此看来可以这样认为，本能是有机生命体中固有的一种恢复事物早先状态的冲动。而这些状态是生物体在外界于扰力的逼迫下早已不得不抛弃的东西。也就是说，本能是有机体的一种弹性表现，或者可以说，是有机体生命所固有的惰性的表现。
关于木能的这种观点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陌生的，一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在本能中发见一种促进变化和发展的因素。然而现在却要求我们在本能中去认识一种恰恰相反的东西，即生物体所具有的一种保守性质。在另一方面，我们立刻就可以联想起动物生活中的某些例子，它们可以证实这个观点，即本能是历史地被决定的。例如，有一些鱼类在产卵期间，为了到某一个远离它们惯常栖息水域的特定水域中去产卵，不远万里，长途跋涉。根据许多生物学家的解释，它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寻找那些它们的祖先曾经栖息过的场所，而这些场所后来成了其他免种的栖息地。人们相信，这一解释也同样适用于说明候鸟的迁徒性飞行现象。如果我们再作下述思考的话，则立即会感到再也没有去寻求什么别的例子的必要了。在遗传现象和胚胎学的事实中，存在着证明有机体具有强迫重复倾向的最鲜明的证据。我们观察到，一个有生命的动物的胚芽如何不得不（即使仅仅以一种十分短暂和简略的形式)复演它那种动物所由之进化而来的一切形式结构，而不是通过最短的途径一嗽而就地达到它的最终形态的。我们很少能用机械的原因来解释这种现象，因之，历史的解释乃是不可忽视的。另外，在有机体身上重新长出一个与丧失了的器官一模一样的器官，这样一种再生能力在动物界也是屡见不鲜的。如果生命的目标是事物的某种至今一直尚未达到的状态，那么这对于本能具有的保守性质来说，就是一种矛盾。相反地，生命的目标必定是事物的一种古老的状态，一种最原始的状态，生物体在某一时期已经离开了这种状态，并且它正在竭力通过一条由其自身发展所沿循的迂回曲折的道路挣扎着回复到这种状态中去，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江切生物毫无例外地由于内部原因而归于死亡(即再次化为无机物)—视作真理的话，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一切生命的最终目标乃是死亡”，而且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无生命的东西乃是先于有生命的东西而存在的”。我们相信其位于有机体生命现象之后的许许多多本能所具有的这些含义，一定会使人感到困惑不解。例如，我们认为一切生物体都具有自我保存的本能，这一假设就与认为本能的生命总体上是导致死亡的观点格格不入。如果从这种观点来看，则自我保存的本能、自我肯定的本能以及主宰的本能在理论上的重要性便大大削弱了。它们是一些局部的本能，它们的作用是保证有机休沿自己的道路走向死亡，而避开一切可拢出现的非有机体本身所固有的回复无生命状态之路。我们无须再考虑有机体在面临各种障碍时仍坚持自身的存在的这种令人捉摸不透的决心(这个问题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都很困难)。我们还须考虑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有机休只愿以自己的方式去死亡。这样一来，这些生命的捍卫者原来也就是死亡的忠贞不渝的追随者。性的本能，这种神经症理论曾给予特定地位的本能，则表现出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情形。那种激发有机体不断发展的外部压力，并没有使它的影响遍及每一个有机体。有许多有机体至今依然处在十分低级的阶段。许多(虽不是全部)这样的有机体必定与高级动物和植物的最原始阶段状况相似，它们确实一直存活到今夭。与此类似，通向自然死亡的整个发展道路也并没有被所有的构成高级有机体复杂身体的基本成分所经历过。其中有些基本成分，例如生殖细胞也许就一直保持着生命物质的原来结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们携带着本身固有的、以及后来获得的全部本能倾向，从有机体的整体中分离出来。这两个特点也许正是使它们能够独立存在的根据。在有利的条件下，它们便开始发展，也就是说，开始重复那种导致它们存在的行为。结果，它们身上的一部分物质再次追随其发展直至终点，而另一部分物质则作为一种新遗留下来的生殖细胞重新回到发展过程的起点。因此，这些生殖细胞是抗拒生物体死亡的东西，它们也确实为生物体赢得了在我们看来只能称作潜在的永生的东西—尽管这种永生也许只不过是延长了通向死亡之路。我们必须将下述事实看作是极端重要的事实:只有当这个生殖细胞同另一种与其类似、但又与其相异的细胞相结合时，生殖细胞的这种作用才能加强，或者说才有可能发挥。
这种主宰着比整个个体存活更久的原始有机体的命运的本能，这种当后者无力抵抗外界刺激时为其提供安全庇护的本能，这种致使它们与其他生殖细胞相遇的本能，这种具有诸如此类功能的本能构成了性本能群。它们与其他本能一样，都是保守的，因为它们要恢复生物体的最原始状态。不过，它们的保守性还要更胜一筹，也就是说，它们对外部世界影响的抵抗特别强烈。另外，它们还在另一种含义上具有保守性，即它们将生命本身保持了一段相对长的时期。它们是真正的生的本能。它们的作用是反对其他本能所欲达到的目的。后一类本佬的作用乃是导向死亡。这一事实表明，在性的本能和其他的本能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这种对立的重要性在很早以前就由关于神经症的理论注意到了。有机体生命的运动仿佛具有一种在两极间摆动的节奏。一群本能冲向前去，以便能尽快地达到生命的最终目标，然而当这一过程达到某一特定阶段时，另一群本能则急忙返回到某一特定的点上，以便建立起一个新的开端，从而延长整个生命的历程，即便可以断定，当生命刚刚开始形成时并不存在着性欲和性的差别，但下述可能性依然存在:那些后来被称作性本能的本能也许从一开始就在起作用。有人认为它们只是后来到了某一阶段才开始发挥其反对“自我的本能”的作用，这种观点可能不尽正确。我们迄今为止的探讨所得的结果是:我们已经在“自我的本能”和性的本能之问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并且认为，前者施加趋向死亡的压力，而后者则施加趋向生命的延长的压力。然而这个结论的许多方面即使在我们自己看来，也是肯定不令人满意的。而且，实际上我们只能赋予自我的本能以保守的、或更确切地说是倒退的特性—一种与强迫重复相符合的特性。因为，根据我们提出的假设，自我本能是在当无生命的物体开始有生命的那一刻产生的，它们要求恢复无生命的状态;而对于性本能来说，虽然它们确实重新产生有机体的原始状态，但它们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所要达到的明确目的则是在于，使两个在某一特定方面有差异的生殖细胞结合起来。如果这种结合未能成功，那么它们便会随同多细胞有机体的其他成分一起死亡。只有依靠这样一种条件，性的功能才能延长细胞的生命，使它显得是永生的。可是，在通过性生殖而得到不断重复的生物体的发展过程中，或者，在它的祖先——两个单细胞生物( protista ) 〔以下弗洛伊德使用的术语“单细胞生物”(protista)和“原生动物"(protozoa)，好象并不是指单细胞的有机体。英译本遵照原文。〕的结合中，至关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无法回答。倘若我们的整个论证结构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将由此感到不胜宽慰。在自我的本能或死的本能（译者注：这个词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在正式发表的著作中。〕与性的本能或生的本能之间所存在的那种对立，因此将不复存在，强迫重复也将不再具有我们已赋予它的那种重要性。在我们看来，魏斯曼(Weismann)的著作(1882年，1884年，1892年等)中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对有机体的寿命和死亡问题的论述。正是魏斯曼，首次将生物体区分成必死的和不死的两部分。必死的部分是指狭义的肉体，也就是“躯体”，惟有这部分才是必定会自然死亡的。而生殖细胞则是潜在地永生的。因为它们能在某些有利的条件下发展出一个新的个体，或者换句话说，能够用一个新的躯体来包裹自己（魏斯曼，1884年)。
这里使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在魏斯曼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存在着一种意想不到的相慨性，而魏斯曼的观点则是沿着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达到的。魏斯曼.是从形态学的兔度来考察生物体的。他发现其中有一部分是必定要死亡的，这便是躯体，即除去与性和遗传有关的物质的那部分肉体。另有一部分则是不死的，也就是种质。它关系到物种的存活，关系到再生。至于我们所研究的，则不是生物体，而是在生物体中起作用的力。这种研究结果使我们区分出两种本能:一种是引导有生命的物体走向死亡的本能;另一种是性的本能，这种本能始终致力于使生命获得更新。这个观点听起来很象是魏斯曼形态学理论的一种动力学上的必然结论。然而，一旦当我们了解到魏斯曼在死亡问题上的观点时，便会发现上述这种表面上的有意义的一致性即刻丧失。因为他只是把必死的躯体和不死的种质之间的区别与多细胞的有机体联系起来，而在单细胞的有机体中，个体的细胞和生殖的细胞还只是同一个细胞(魏斯曼,1882年，第38页)。所以他认为，单细胞的有机体是潜在地不死的，而死亡只发生在多细胞的动物身上。的确，这种较高级的有机体的死亡是一种自然的死亡，是由内在的原因引起的死亡，但是，这种死亡并不以生物体的任何基本特性为基础(魏斯曼，1884年，第84页)，而且也不能被看作是在生命的本性中有其依据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魏斯曼，1882年，第33页)。死亡毋宁说是一件有利的事情，是适应生命的外部条件的一种表现。因为当肉体的细胞己被区分为躯体和种质之后，个体寿命的无限延长便将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奢侈。当多细胞的有机体内发生了这种分化之后，死亡就成为可能的和有利的。从这以后，较高级有机体的躯体在某个固定的时刻便会由于内在的原因而死亡，而单细胞生物则一直不死。在另一方面，生殖现象事实上并不是在有了死亡现象之时才在自然界中发生的，相反地，它是有生命的物体的一种基本特征，一如(它所由起源的)生长现象那样。生命从其最初来到地球上以后，就一直延续不断地存在着(魏斯曼，1884年，第84页以后)。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以这种方式承认较高级有机体有自然的死亡，对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倘若死亡是有机体后来才有的现象，那么就不可能说，从地球上最初有生命的时候起就存在着死的本朗。多细胞的有机体可能会死于内在的原因，会因为不健全的分化或者因其本身新陈代谢中的某些缺陷而死亡。但是从我们对这个问题所持的观点来看，这一点没有什么意义。再说，这样一种对死亡的起源的解释同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比起那种关于“死的本能”的陌生假设，要小得多了。
由魏斯曼的假设而引起的讨论，依我之见，在各方面都未能产生结论性的结果。某些作者回到了戈特（Goette)在1883年的观点。戈特把死亡看作是生殖的一种直接后果。哈特曼(在他1906年写的著作的第29页上)并不把一个“死去了的肉体”(即生物体中死去了的那部分)看作是确定死亡的标准，而是把死亡定义为“个体发展的终结”。在这种意义上，原生动物也是必死的。在原生动物中，死亡始终是与生殖同时发生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后者搞得模糊不清了，这是因为上一代原生动物的整个实体可以被直接传递给年幼的后代。
此后不久，人们的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单细胞有机体做实验，以检验所谓生物体的不死性。一位名叫伍德拉夫(Wand-Ruff)的美国生物学家用一条纤毛虫作了这种实验。纤毛虫是一种游动微生物（slipper-animalcule），它是通过分裂生成两个个体的形式来繁殖的。伍德拉夫的实验一直进行到第三千零二十九代纤毛虫(这时他中断了实验)。在实验中，他把每一次分裂后的两个个体中的一个分离出来，将它放置在清水中，这个第一代游动微生物的遥远后代与它的远祖一样生命力旺盛，而且毫无衰老或退化的迹象。因此，如果这类数字可以证明什么的话，那么单细胞生物的不死性仿佛是可以从实验中得到证实的。
然而，另外一些实验却取得了不同的结果。莫帕(Maupas）、卡尔金斯(Calkins)和其他一些人的实验结果与伍德拉夫的完全相反。他们发现，经过一定次数的分裂之后，这些纤毛虫逐渐变弱，体形缩小，并且由于丧失了某些组织而衰渴起来，最后就死亡了。除非对它们采取某些补救措施，才可能挽何这种局面。要是这样的话，原生动物也完全象较高级的有机体那样，经过了某个衰老阶段之后，便归于死亡。这样一来，就与魏斯曼的断言—死亡是有生命的机体后来才有的现象—发生了根本的冲突。
通过对这些实验结果的总结，我们获得了两个事实，它们好象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稳固的立足点。
第一个事实是:如果两个微生物在它们身上出现衰老现象之前，能够相互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能够相互“接合”(然后再立即重新分离开来)，那它们就可以兔于衰老，面且会变得“重新健壮”起来。接合，无疑是高级生物有性繁殖的前驱，不过这时它与繁殖还没有什么联系，还仅仅限于两种个休的物质的混合(用魏斯曼的话说是“两性融合”)。但是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代替由联结作用而产生的补救效果。如使用某些刺激剂，改变供给它们养料的液体的成分，升高它们温度或者将它们加以摇晃。我们还记得由J，洛布（J. Loeb）作过的著名实验。他在实验中使用一些化学刺激物，在海胆蛋中引起了细胞分裂——这是一个通常只是在受精之后才会发生的过程。
第二个事实是:纤毛虫仍然可能会死于一种自然的死亡，这种自然的死亡是它自身的生命过程的结果。因为伍德拉夫的发现和其他研究者的发现之间所以会有矛盾，其原因在于，伍德拉夫为每一代纤毛虫提供了新鲜的营养液。如果他不这样做，他便会观察到其他实验者所看到的那种衰老现象。他得出结论说，微生物是被它们排入周围液体中的新陈代谢的废物所伤害的。因此，他能够作出如下结论性的证明:对于这种特殊的微生物来说，惟有它们自身的新陈代谢的废物才对它们具有致命的影响。因为，同一种微生物如果挤居在它们自己的营养液中必定死亡，但是在那种其他远族生物所排泄的废物已达过饱和状态的溶剂中却繁茂兴旺。因此一条纤毛虫，如果让其独处，它就会由于不能彻底地排清它自己新陈代谢的废物而自然地死亡(这种缺陷或许同样也是一切较高级动物死亡的最终原因)。
至此，在我们的头脑中很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通过研究原生动物以设法解决自然死亡的问题，我们是否达到了什么目的?对我们来说，这些生物原始组织的某些重要状况可能是无法观察到的。虽然这些状况事实上也存在于这类生物身上，但是它们只有在高级动物身上才是可见的，因为在高级动物身上它们获得了形态学的表现。倘若我们放弃了形态学的观点而采取动力学的观点，那么在原生动物身上能否发现自然死亡现象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全然无关紧要的问题了。那种后来被人们认识到是不死的实体，在原生动物中还未与那部分必死的实体分离开来。那种力求引导生命走向死亡的本能力量或许从一开始就在原生动物身上起作用了，不过，它们的作用可能被那股保存生命的力量完全遮蔽了，以致人们极难找到它们存在的任何直接证据。况且，我们已经看到，生物学家们的观察结果允许我们认为，这种导致死亡的内在过程的确也存在于单细胞生物身上。即便单细胞生物最后被证明从魏斯曼的意义上说是不死的，那么魏斯曼关于死亡是后来才有的现象这一论断也只能用于说明死亡的显著现象，而无法否定关于向死亡的趋向过程的假定。
这样看来，我们的期望——生物学也许会直截了当地否定有死的本能的存在——还是落空了。如果我们还有另一些理由去研究死亡本能存在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继续这样做。魏斯曼对躯体和种质的区分理论，以及我们将死的本能和生的本能加以区分的理论这两者之间的惊人相似性继续存在着，并且其重要性依然不减。
我们可以暂且停一下对这种关于本能生命的卓越的二元论所作的探讨，来看一看赫林((E. Hering)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生物体中一直有两种始终在发生作用的过程。它们的作用方向相反:一个是建设性的或同化的过程，另一个是破坏性的或异化的过程。我们是否敢说，在生命过程所采取的这两个方向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两种本能冲动—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在活动?这样一来又产生了许许多多其他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目前无法找到答案。我们必须耐心地等待着新方法的诞生和新的研究机遇的到来。而且假如我们遵循已久的研究途径看来无法使我们达到正确的结论的话，我们也必须随时准备抛弃它。只有那些原先的宗教的信徒——科学成为已被他们抛弃的教义问答手册的替代品—才会责备一个研究者发展甚至改变自己观点的作法。我们或许也可以从如下诗句中为我们的科学知识的缓慢进展状况寻得安慰:
不能飞行达之，则应跛行至之，
圣书早已言明：跛行并非罪孽。

《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的笔记-第123页

从爱到催眠显然只有一小步之隔。这两种情形相同的方面是十分明显的。在这两种时刻，对催眠师和对所爱的对象，都有着同样谦卑的服从，都同样的俯首帖耳，都同样的缺乏批评精神，而在主体自身的创造性方面则存在着同样的呆板状态。最后一句：There is the same sapping of the subject's own initiative.
这个中译本就是从这个James Strachey英译本翻译过来的。initiative翻译成“创造性”似乎缺了点什么，如果不是心理学术语的话，翻译成“主动性”是否更好？
但这还是很奇怪，为什么爱别人的人就没有initiative？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是爱的人最有initiative，追着爱的对象跑来跑去。被爱的人一直在逃避啊犹豫啊抉择啊的。

《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的笔记-第207页 - 第五章 自我的从属关系

一个人越是控制它的攻击性，自我典范（超我）对自我的攻击倾向就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