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08-01
ISBN:9787208064683
作者:李世众
页数:406页
作者简介
本书运用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和概念，以发生在晚清温州的若干事件为叙述分析对象，集中对晚清温州地方官与士绅的关系和士绅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考察。
李世众博士的这本著作，在上述的区域研究之外，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浙江温州地区绅变迁的个案。本书的作者无论是思路还是文字，都比较放的开，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最后，在充分的史料依据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具有中观意义的结论。晚清的各种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对于乡村社会而言，其实是一场利益的再分配过程，作为变革的参与者地方官府和各层士绅，他们之间的权利互动是异常复杂的。教会的力量和宗教的因素互时而参与期间。而“民”在这一权力解逐之中始终是缺席者，是被代表、被利用和被操控的沉默多数——这也证明了任何历史的变革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远非意识形态宣传那样简单明了。
内容概要
李世众，男，生于1964年11月。浙江缙云人。现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社会、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区域社会史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论文有《遂昌西乡世界——浙西南山区集镇变迁个案研究》、《“公”与“私”的悖论》、《19世纪中叶士绅阶层的分裂——以温州社会为考察中心》、《教会势力的楔入与晚清地方权力格局的演化——以温州社会为例》、《清中叶的宗族、政府与地方治理——透视温州粮食危机引发的骚乱及其消弭》、《宋代东南山区的农业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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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教在温州兴起的原因；或许可以这么说，晚清基督教之所以能在温州得到迅速传播，与以下几个条件关联甚大：穷困的社会事实，条约制度庇佑下传教士的努力，以及温州对中原文化的离心力。 与许多人所想象的不同，晚清时期，基督教能够在温州得到发展的一个看上去很不可思议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温州普遍很穷，而且穷到活不下去。在时人的笔记里，经常可以看见饥荒之年，“饿死于路中者，日有数尸”（赵钧《过来语》）“大饥，石米八千。春夏大疫，贫民乞丐死于饥疫者，横塞道路，日以十百计。木棺既缺，以一棺殓二三尸，甚至以蒿草裹卷。凶残情形不堪寓目。”（孟锦城《东瓯轶事随笔》）事实上，除了南宋时期有过发达兴盛以外，历史上的温州很难说与富裕有缘。当代温州商人之崛起，就在于人们实在过于困厄，不得不在计划经济的口子被打开后，四处冒险经营，挣取一份富贵。 造成温州穷厄的原因，与温州人多地少的现实密不可分。本地素来有个谚语“七山二水已分田”，传神的为温州多山地多河流少田地做出直观的描绘。自南宋起，温州的人地关系便非常紧张，遂有生子不举杀女婴的风俗。到了清朝，因为引进了番薯、玉米等美洲作物，人口出现大爆炸，据曹树基研究，乾隆四十一年温州人口为162万，嘉庆二十五年高达201.7万。（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而2009年法国巴黎人口为220万。温州下辖的乐清县在1731—1825年人口从7.97万增至22.89万，人均耕地从4.39亩降至1.62亩，而当时维持温饱所需的底线大概在人均四亩地左右。 由于人口过剩，产生了大量的无地游民。同时因为明清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限制，温州的商业发展再也没有达到过南宋时期的高度，过剩的劳动力无法进入二三产业，购买力极度不足。而当基督教传入温州的时候，它便面临这样的现实：由于购买力不足，与基督教一同进入的西方商品无力在温州倾销，于是很长时期也就不如在浙北苏南地区一般，对当地原本的自然经济造成剧烈的冲击，所以人们对基督教的抵触也就不如浙北苏南地区一般激烈。 而大量的无地游民为了生存，纷纷投入了教会。比如1867年（清朝同治六年） 11月，英国内地会宣教士蔡文才（Josiah Jackson，原为木匠，为第一批来华的内地会宣教士，于1866年10月首次来温）、曹雅直（George Stott有称为“曹雅真”，因为身体残疾，被温州人称为“跛脚番人”）与华人传道士鲍信进来温宣教，为了打开局面，饥不择食的收取教徒，甚至将许多与政府反抗的会党人士收入。1868年，曹雅直教士感到走街串户传教效率实在低下，于是创办教会学校，凡就读者，一律免费供应膳宿，并赠送书籍文具、雨伞钉鞋。入学家庭还可每月得到津贴十元大洋，而在1860年温州永嘉县每两白银折文钱二千七百八十六文。（我印象里有份资料显示1834年米价为二三十文左右一小升，想来三十年后米价上涨不会过于离谱。）这样的优待，在温州这个穷地方是极有吸引力的，哪怕是放到现在也一样。 自从西方用枪炮将中国轰出中世纪后，便与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比如割地赔款、治外法权等等。但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要求传教自由与之相比并未有多么的不正义。只是因为不平等条约的缘故，使得人们一直在妖魔化传教士。而在当时政教分离的欧美列强，并无意对基督教的传播予以大力扶持。他们在各个教案里对教士的偏袒，其实只是为了保障自家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虽然在中国人看来保障到不讲理的程度。依我看来，基督教其实是搭了殖民者枪炮的便车。 由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国际交往中各民族国家对自家的公民的利益看的至高无上，于是传教士得到了诸多不平等条约中传教自由条款的庇佑，当地官府为此必须保护传教士以免产生国际争端。而不远万里来到一个异教国家的传教士，都是信仰极度虔诚的人，为了主的福音照耀大地，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比如上文提到的曹雅直教士，为了便于在女性教徒中传播福音，原本单身的他特意与英国一位女教士在宁波结婚，然后重返温州，并建立育婴堂等慈善和教育组织。历史上还有一位与曹雅直教士具有同样狂热献身精神的苏慧廉（William.Edward.Soothill，威廉·爱德华·苏西尔）。温州话是门极度难懂的语言，即使是中国人，也视之为畏途。为了便于传教，1882年，苏慧廉根据温州方言发音规律，创编了“用拉丁字拼音代替汉字”的瓯音拼音文字，写成了《温州方言新约译本》、《温州话拉丁化体系》。现北京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尚保存有这种拼音文字的书本和课本。 温州本土对中原儒家文化的偏离也是基督教能够得以传播的重要原因。由于温州地处沿海边陲，远离华夏文明的中心，早期人民为山越族，早期归东瓯国控制，后来才被逐渐迁徙来的汉人所同化。但毕竟与中原文化隔阂较深，因此接受外来文化也较少障碍。民间信仰中鬼神观念十分浓厚，各种非理性的地方神崇拜甚为显著，这为接受各种宗教奠定了基础。历史上的温州曾经接受景教（早期的基督教异端）、祆教、摩尼教（明教）、回教，现在依然流行佛教、道教、儒教。于是形成了一种混合体，基督教只是在这混合体上再添一分色彩。需要指出的是，在晚清时期，尽管浮屠昌盛，道观林立，教堂不朽，但是温州信仰的基调依然是各种本土的地方神。（但在我高一时候做温州楠溪江流域的研究性学习调查时发现，地方神早已没落，佛道也苟延残喘，唯有基督教生气勃勃，并可能一家独大。） 二、基督教传入时的地方势力格局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基督教在温州的传播发展迅速，但并不意味无所阻碍。其依然与土著势力产生过剧烈冲突，哪怕是当代温州普遍认可基督教的存在的情况下，也依然存在家庭亲友因为宗教而反目的个例。任何外来的异质文明想要在中国生长，都有一个阵痛期。因为经济利益与信仰之间的冲突，不同力量必然会相互争斗，直到势均力敌，相互妥协为止。 在基督教传入前晚清时期主要的地方势力，分别为官府、士绅、民众。名义上官府控制一切，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农村地区，官府是默认士绅在里间的统治。官府需要士绅的力量控制民众，收税治安。传统上学者们一直误解绅权来自皇权，其实绅权自成一体，然后得到了皇权的认可，或者说默许。费孝通认为，在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是文化、意识的统一和区域实际控制权的分离。这也是梁启超为什么一直在慨叹只有文化中国，不知有民族中国的缘故。民众只知有家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因为最底层的民众与政府的距离较远，他的实际统治者是以宗族为依托的地方乡绅。他们作为地方权威，并不由官方授权，也不具有官方身份，而且很少与中央权威发生关系，这实际上限制了中央权威进入基层治理。帝国秩序无能力触及地方管辖事物，于是形成了实际上的分治局面。除非在基层无法处理而不得不上报官府，那么基层基本上都是这些乡绅在统治。（费孝通《中国绅士》） 乡绅控制民众是依靠其强大的宗族势力，张静指出一个人倘若拥有财力或学位，但不参与公共事物，那么他们也不会获得地方权威。地方绅士的权力虽然得到官方的认可，却是由在地方公共事物中，尤其是在宗族活动的参与中取得的。士绅以其文化能力和经济能力，充当地方与外界交流的媒介，进行地方慈善、教育和公共治理活动，作为地方纠纷的处理者和祭祖的组织者。政府只是有限的渗入农村，士绅倘若说有何权力来自官府，唯有在参与科举而攻取学位获得国家承认这一项。（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 以上特点在温州非常显著。温州宗族势力强大，在于温州是一座移民城市。从温州的来源来看，有原东瓯国滨海遗民，两晋、唐宋因北方战乱而来温州避难的北方宗族，其中不乏高文化素质的士大夫，南宋、明清从福建来的移民、从广东逐渐移民而至的畲族。（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从青海涌入大量回民，这里只列出不予讨论。西方传教士，我不知道算不算移民）不论是为了长途大规模的迁徙还是在人多地少的温州生存，都有必要维持一个强大的家族。不同的宗族也相互之间联宗，以相互扶持。 不过这里需要区分的是士绅内部存在分化，具有高级功名的上层士绅和只有较低功名的下层士绅存在对立。拥有地方权威的更多的是掌握更多经济、知识和社会资本的上层绅士，他们与官府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在佃农抗租和饥民生乱的时候，上层绅士需要官府保护自身财产，而官府需要上层绅士完成税赋的征收。荒年粮食减价以赈灾。每逢出现社会纠纷，官府总是偏向上层绅士。而官府与下层绅士彼时是天敌，地方官要完成征收钱粮和刮地皮都要损及下层绅士的利益。 而绝大多数民众是不在场的，他们总是被代表、被统治、被压榨的存在。由于一团散沙，因而总是被人利用。但是由于大量无地游民的存在，和晚清为应对太平天国之乱而兴起团练后，使得民众中分化出会党。会党一般为农村宗族、地方豪民、下层绅士的组合，下层绅士加入会党是为了打击上层绅士的力量，不少会党发展成黑社会，甚至有会党会走向叛乱，比如咸同年间的金钱会，直接围攻温州府城。会党的兴起也同时伴随着上层绅士权力的膨胀，因为上层绅士有更多的势力去办团练。而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清廷不断鼓励地方办团练，使得原本政权与绅权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上层绅士势力扩张。虽然地方官仍然拥有地方组织及其合法性的裁决权，但终究不如往日了。由于上层绅士坐大，原先的合作关系逐渐变为竞争关系。 基督教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传入温州。 三、基督教与本地势力的冲突与和解像一头闯入房间的大象，虽然温州本地的民众对基督教的抵触不如同时代中国其他地区一般强烈，但是任何外来势力的进入必定会跟本土的土著争夺势力。随着冲突的尖锐化和表面化，温州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发生了种种教案。温州地区影响较大的分别是丙子（1876）教案、甲申（1884）教案、甲午（1894）教案、庚子（1900）教案。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官府除了在庚子年（1900）以外，都是教会的偏袒者。尽管教会的存在事实上削弱了官府的权威，但是官府还是不得不为维护教会而不遗余力，以免“友邦震怒”。与教会存在直接冲突的，一是民众，二是上层士绅。 民众中又可以分为黑社会性质的会党和有正当职业的良民。李世众指出，会党从正反两方面利用了教会实力，一方面在妖魔化教会的过程中，大大消解了官府的统治合法性，从而获得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在遭遇政府的压力时，可以入教使教会投鼠忌器而自保。 许多会党其实无意与教会为难，或者说为难的主要对象并不是教会，教会只是无辜躺枪。黑社会性质的会党，总会与官府争夺统治地方的权力，尤其许多会党跟太平天国有若有若无的关联。他们打击和妖魔化是为了打击不得不保护教会的官府。他们跟教会往日无仇，近日无怨，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与官府却有巨大的仇恨。地方会党以反洋教的形式，对教会造谣抹黑，比如在甲申（1884）教案说教会挖菩萨的眼珠，割死者的头颅嫁祸到教会身上，都是希望教会跟百姓矛盾激化，将结果搞的不可收拾，为官府制造麻烦，官府偏袒教会，会使民众对官府不满；官府照顾民众，那么洋人便会来找麻烦。无论结果如何，对会党来说，都是喜闻乐见的事情。 而当官府要抓捕这些会党的时候，他们便跑入教会，比如在丙子（1876）教案里就是几名地方会党为躲避政府的抓捕，而入教。当时由于教徒稀缺，传教士是来者不拒，并相当护短，经常干涉官府的司法，这不可避免削弱了政府的权威。 良民与教会的冲突也很大程度上因为教会的护短，由于教士为了自家的教民而经常介入司法，造成司法不公而激起了民怨。因为看到入教对自己的庇佑，许多无赖涌入教会，在与人起争端后，借助教会的势力，对平民进行欺压。再加上中国人是天生的唯物主义者，对宗教的信仰不精确的说只是一种习惯，或者说是世俗性，而非西方传教士彼岸性的执着。因此无法理解传教士不远万里来我东土传教，事有反常必有妖，黑到深处必见鬼。儒教的熏陶，使得许多良民在价值观上与教会格格不入。比如甲午（1894）教案，因为教民们基于一神教信仰不肯为传统的庙会捐资，遭到了良民们的排挤，许多教徒受到了迫害。除此之外，良民对教会的排挤也是社会危机加剧时的异常反应。柯文指出，当一个社会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都会产生大量矛头指向外人的谣言，这些谣言体现了“普通人的集体恐慌”，反映了跨文化的、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甲申（1884）教案发生的背景就是中法战争爆发，法军侵犯中国沿海，军舰在沿海游弋，温州自感危在旦夕。全城人心惶惶之下，遂将矛头指向教会。庚子（1900）教案发生的背景也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华，社会整体产生一种末世的绝望感。 士绅与教会的冲突，一方面是因为自身权力的受损，教会为吸引教徒而进行的慈善教育活动，侵犯了士绅的势力地盘。士绅在地方社会获得权威，就是因为他们对公共事物的参与，以形成事实上的分治局面。另一方面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基督教的传入挑战了中国原先的儒教秩序，并否定了儒生们赖以原先安身立命的信仰。而士绅的佃农借助教会的力量抗租，又直接损及士绅们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对基督教的谣言妖魔化的过程中，亦不乏出自士绅之手的文章。 因为士绅和民众种种针对教会的骇人听闻的谣言，在妖魔化教会的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官府必须履行条约，甚至不惜以武力保护传教，由此官府自然被视为与教会狼狈为奸，从而损及其统治的合法性。 基督教的传播是依靠不平等条约实现的，并依靠治外法权来保护，官府不会喜欢教会，但是除接受条约外，没有可周旋的余地。当官府的权威受损后，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也就极度下降，民众的活动空间增多。因为主权受损，官府从社会冲突的仲裁者变为调解者，在教会和土著之间吃力不讨好地进行调和工作。既要戳穿谣言，对民众士绅予以约束，必要时对教民略施惩戒，又要安抚教会，以免落洋人口实。但国家处理教民冲突的理性态度，既不会得到绅民的同情，也不会得到教会的谅解，使得国家正式权威一步步丧失殆尽。从丙子（1876）教案、甲申（1884）教案，再到甲午（1894）教案、庚子（1900）教案。政府的威信扫地，处理也从有为变成无为，能不做就不做，直到拖不下去。于是政府在地方社会里便逐渐被人们看成一无是处，虽然需要指出官府依旧是社会最强大的力量，地方并没有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是官府已经失去早先时期将地方一切事务或政治职能整合起来的功能。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民国时期许多地方进入某种无政府状态的诱因，不单温州如此。 官府权威下降，上层士绅便顺手接管了原本归属官府的一部分统治能力。从丙子（1876）教案、甲申（1884）教案，再到甲午（1894）教案、庚子（1900）教案，尽管士绅们并没有击败教会，但是由于从官府手中获得了一定的补偿，因此最后与教会妥协了。事实上，士绅与民众的联盟并不稳固，因为士绅也要防止民众中的会党力量膨胀，威胁到自家的利益。在基督教未传入温州之前，民众就爆发过金钱会等叛乱，损害了上层士绅的利益。所以，当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在全国爆发，温州也出现了一大批拳民围攻教会的时候，士绅其实是力主镇压的，他们担心民众要甚于担心教会。官府此时无力维护治安，士绅便开始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团练，对民众反洋教的行为抱着极大的戒心，因此，对教民的敌视情绪逐渐减少，甚至对教堂被拳民捣毁微表同情。作为个体的士绅，对基督教的敌视一直存在，但整个士绅集体来说，对教会态度开始趋于缓和。庚子年后，更是与教会达成和解，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传播西学。 奇怪的是，庚子年后民众对教会的态度也开始趋于缓和，我猜想可能是因为民族自尊心被彻底打击得体无完肤的缘故。庚子年义和团之所以兴起，在于拳民们对传统迷信深信不疑，以为他们在各种中国神祇的庇佑下便是中国的救世主。但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击碎了这一迷思，人体并不能硬抗子弹，于是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教会怀着深刻的敬畏之心。 而教会此时也与现实妥协，再也不像刚进温州时候饥不择食地招收信徒，而是检点对方身家是否清白。于是民众和士绅默认教会在温州存在的合法性，当教会被人们所共同承认的时候，基督教在温州便彻底站住脚跟了。从此，温州基督教发展极其迅速，据《温州府志》数据，到1949年为止，基督教中的新教在温州共有教堂628座，教徒83308人，（维基百科的数据是7万多人，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天主教教堂128座，教徒31867人。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温州的基督教活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依然没有中止，依旧存在地下教会秘密开展团契活动，这为改革开放后的温州基督教实现令人瞩目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李向平《制度及其认同的差异：上海与温州的基督教比较》)华中吃饭大学 陈毓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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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时读的，个别地方我还做了笔记，23333 -
了解温州地域的一本必读书 -
材料和着眼点都颇有意思。不同阶层的士绅之间、与官府、教会等多方势力在温州地区的角力，恰可反映在社会变迁剧烈的时代，整体社会的变化趋势。相关内容结合宪政等历史背景更易有体会。但是正如作者所说，政治中还是没有看到“民”的存在。 -
感觉作者想把各种材料、领域和理论都融合进去，但却做得大而全，却缺乏主线，感觉什么都写到了，但又不看出连接紧密的章法，成为了多而散的局面，语言也很差，官话太多，用力过猛，题材和话题是很好的，如果能够再把链接什么的润润色，或许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