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下）》书评

鉴往知来

《财经》杂志里摘了作者的中文版序言。虽然我于政治和历史差不多一窍不通，但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以及对人类的影响还是很感兴趣。光是从这简短的序言里，已经能看出旁观者的观察可能深刻过所有的局内人。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里颇为详尽地探讨过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起源以及所代表的经济形态、社会结构。而萨松更直截了当的说“社会主义”可以有无限的概念。创造符号的人肯定想不到，会有无数的人把符号冠在自己头上，并由此牵扯出斗争、牺牲的故事。思想已经产生，就无法被消灭... ...以下摘自www.caijing.com“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财经》杂志 [2008-02-18]　　预测社会主义是否有发展前途，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做法。如果真的可以预测的话，那些精明聪慧、见闻广博的人早就根据奇特的规律性去探究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还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因为它的准确含义能够被无穷无尽地重新界定和重新修改，因而人们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个概念不能被无限地使用——至少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时期内是这样。它能够存在下去的惟一条件，是因为有一些重要政治力量经常把自己同这个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既然“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可被用于指代任何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的政治形式，那么，社会主义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不断地使一些人为之恐惧，使另一些人为之欣慰，它也经常地死去，又会经常地复活。它永远是人们辩论和争论的中心话题。　　……社会主义近期在选举上的成功，可被看作是大多数选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现在有必要保留某种同新形式的资本主义进行重新谈判的力量。当前的资本主义变得更加专制，更加自信，更加有力，更加全球化。这样选民就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共识，即把这样的重新谈判任务委托给那种对“不受限制的市场”之意识形态一直存有质疑（如果不是敌视的话）的政治力量。　　那些现在还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面临的难题是，虽然他们还需要资本主义及其创造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但资本主义却不需要他们了。资本主义社会可以通过一种经济上可持续的方式进行组织，或是通过对一些边缘化群体仅提供最低保障的方式（比如美国），或是通过在市民社会组织中（诸如大企业、家庭和社会团体）发展福利行为的方式（比如日本）。这些可供选择的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利用每一次危机重新崛起的能力大大增强，因而具有胜出的美好前景。这样的预期由于以下事实又得到了加强，即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及其支持者越来越不愿意把自己同“社会主义”的范畴联系起来。　　这样的不情愿反映出两点：一是“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已塞满了泛滥的多样含义；二是社会主义者在创造自己的主导概念方面表现得缺乏能力。他们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对手为社会主义界定的“主导”概念，即把社会主义贬损为他们所声称的反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反个人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鼓励无效率和压制创造性，等等。在欧洲近期的大多数选举中，社会主义政党回避谈及“社会主义”一词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如果一种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在认同它的时候备感局促和尴尬的话，那么它的存在也就不可能长久。■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英）唐纳德·萨松著，姜辉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本文选自作者撰写的“中文版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欧洲社会主义的失败

文/左页保罗是著名的圣徒之一，原名扫罗，出身于以色列雅悯支派，严格遵循着摩西的律法与犹太教的传统，热心奉神，极力残害、逼迫奉耶稣之名的人。传说在去大巴士革搜捕信徒的路上，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并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此后扫罗双目失明，被人送到了大马士革，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当地一名很有名望的虔诚信徒，顺从神的带领，前往医治这位本来要抓拿他的人，并亲切地称他为“兄弟扫罗”。此后扫罗痛改前非，信服了耶稣，并改名为保罗，开始极力宣扬耶稣的救恩。为了宣讲福音屡遭苦难，最后甚至殉道而死。这是西方著名的宗教故事，是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经典案例。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这个故事被著名的匈牙利社会学家伊万•塞勒尼用来隐喻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东欧知识分子。在《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中，塞勒尼说东欧的知识分子其实也经历一个“从扫罗到保罗”的过程，这些曾经极力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信仰的知识分子，在东欧社会主义衰落解体之后，突然改弦易辙，开始信仰资本主义，极力为后共产主义的东欧社会主动“打造资本主义”。这是令无数人感慨，也令无数人悲叹的时刻。那些稍有怀旧，对过往的历史还心存留恋的人们难免有些悲伤，像诗人没有了梦想，又像是失去了孩子的母亲没有了希望。在2001年，在苏联解体10年之后，有一本叫做《苏共亡党十年祭》的畅销书，依然在为社会主义黯然而落寞的离场忧郁伤感，“这里毕竟是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故乡，是我们无数革命先辈浴血奋斗建立新社会的榜样和精神上的家园”。我不知道这种情绪还能延续多久，今年是苏共亡党二十年，历史又走过了无数的波折和不安，今天的人们似乎有点相信“奇迹”，相信中国是个“例外”。人们的确有无数的理由伤感，毕竟这是人类最伟大的一场实验，或许也是最为灾难性的实验。我们还记得，《共产党宣言》里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的确就像是幽灵，它扰乱了资产阶级，乃至全世界的清梦，尽管它从来也不曾有过清晰的规划，只是一个飘忽不定的许诺而已。这个许诺之后被无数的国家、政党、组织和个人信以为真，付诸实践，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或者直到今天，共产主义就像当初幽灵一般到来，又复归为幽灵——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再会相信，资本主义会因为经济危机，或者会因为像熊彼得所说的那样，会因为它经济的成功而走向衰败，而对社会主义而言，也没有人再会把它当成一劳永逸的经济制度，而只是一个私性的信仰，或者个人的道德信念。在东欧，坊间流传着一个老笑话：“什么是共产主义？”回答，“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最长的、最痛苦的道路”。马克思当初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预言，今天正好被人们倒调了过来，用于形容社会主义的命运。但是，直到现在也依然还有人在为苏联，为社会主义的失败辩解，要么认为苏联的溃败主要源自斯大林个人的性格和暴戾，要么认为社会主义是被资本主义所围剿而死的，要么又说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并没有失败。总之，人们试图说明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是必然的，它是由无数的偶然原因促成的。康纳德•萨松描述了在苏联解体之后，欧洲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复杂心态,“他们既不能对苏联共产主义表示如此原则性的敌意，也不能对它的垮台表达如此公开的狂喜”。萨松认为，所谓的社会主义失败需要小心界定，并不是那么轻易下结论的，毕竟说它失败的时候，需要界定失败的到底是社会主义的什么。作为知名左翼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学生，在萨松看来，资本主义这个癌症，这个强奸犯，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这味苦药为它解毒，它早就暴毙了，怎么可能活到今天呢?在《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中，萨松为我们描述了左翼政党在欧洲走过的一百年历史，从1889年的那场巴黎集会，第二国际的成立开始，到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结束。在解释为什么要选择1889年时，萨松说它刚好是1789年巴士底狱倒塌和柏林墙倒塌的中点。而这里所谓的“左翼”主要指的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党，具体而言，它包括英国、荷兰、芬兰、瑞典、丹麦、德国、法国、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的工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共产党，或许还有60年代的学生运动组织、女性解放组织，以及致力于环境保护的绿党，等等。而作者所讲述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历史，也就是这些政党的历史。这些政党面对的是成熟的民族国家，相对繁荣的市场经济，相对自由和独立的社会制度，比如议会、司法体系，等等。“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社会主义的任务，不管其最终目标如何，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内改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体现有的生存条件”。无论如何，萨松关注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尽管人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是只要人们需要在市场外合理配置医疗、文化、教育资源，那社会主义就不会缺少支持者。不过悖论的是，这种从第二国际开始的所谓的改良社会主义，其目的在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但是“他们发现社会主义运动越成功，工人阶级就越依赖资本主义的繁荣”。而实际上，左翼最为辉煌的30年（1945年-1975年）恰恰也是资本主义的黄金30年。在这波诡云谲的100年时间里，萨松试图呈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生共荣的奇妙局面。这种共生使得欧洲的社会主义面临着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矛盾和机遇。比如在面对两次世界大战时，社会主义政党就面临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以及作为民族国家政党，为争取选民支持之间的矛盾。此时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的工人阶级必须与昔日的敌人资本家一起团结合作，抵御外敌。而在战后的福利国家建设中，同样也面临类似的局面。社会主义政党为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与资本家们展开激烈的斗争和谈判，但是不可避免的“福利国家在提高劳动力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巩固”。或许也正是这种必须与资本主义共生的社会主义，使得此时所谓社会主义的失败和成功有了一层特殊的含义。比如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因为冷战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及资本主义自身的高度繁荣，人们逐渐认为左翼政党似乎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因为时代精神在远离左翼。但是，通过仔细研究这一时期左翼获得的选票，其实所谓的失败根本站不住脚。比如丹麦的社会民主党，在1950年获得了39.6%的选票，到了1960年，它获得的选票上升到42.1%；又比如瑞典的社会民主党，1952年获得了46.0%的选票，到了1960年上升至47.8%。当然在不同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获得的选票有高有底，但是总得来说，此时的社会主义政党在选票上没有失败，反而有所上升，失败的是意识形态。甚至在促进经济的增长方面，社会主义也似乎很成功，比如在1955年-1960年之间，苏联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5.5%-5.9%。不过，或许正是这种增长，这种倾斜于巨型工业经济的不平衡增长是其失败的导火索。在萨松看来，此时所谓的失败，不是指它们在获得选票上的无能，也不是它们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无效，而是一种与时代不合的精神气质，因为此时的人们需要的是一个消费社会，需要的是住房和洗衣机，而此时的社会主义却依然过分紧张和呆板。正如克罗斯兰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对于社会主义的嘲讽：“社会主义者身上流淌的血液应该带有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痕迹，而不是自命不凡和一本正经。”一直到上个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此时资本主义新一轮的经济危机，伴随着大规模的滞胀开始了。不过奇怪的是，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来的，还有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以及人们对于社会主义越来越大的怨恨和疏离。尽管如此，社会主义的失败依然不能靠他们的选票和执政时间来计算，实际上，在这方面，与50年代相比较，他们更为成功。这个时候，社会主义的失败肇始于伯恩施坦改良的“福利”社会主义，强有力的工会，国家干预和扩大公共部门成为了人们的众矢之的。而此时的社会主义政党也疲于应付这个越来越多元的世界，它必须适应传统工人阶级的消失、女性工人的增加、服务行业的兴盛、环境生态主义的流行，以及全球化的冲击。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1991年苏联的解体，“新修正主义”几乎已经彻底抛弃了当初社会主义所有的坚持和主张，沦为对于所谓的公正、多元、全球化等等一些普世价值的坚持，没有人再愿意把社会主义与所谓的计划经济，或者强大的国家干预联系起来。萨松的结语写得过分悲壮，并且充满了怨恨。他在抱怨资本主义兽性未改，同时也在抱怨左翼知识分子过于软弱无能。尽管他不得不承认，当社会主义政党疲于应付日常的琐碎政治时，当他们乐于融入资本主义体系时，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真正失败，但他依然相信，没有曾经的社会主义，今天欧洲的资本主义会变得像美国那样“邪恶”，“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里，西欧社会主义的主要成就就是使资本主义文明化”。他同时也在担忧，在接下来全球化的历史竞争中，社会主义将进一步失势。《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是萨松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研究欧洲社会主义历史的经典之作。萨松觉得虽然历史证明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计划已经宣告破产，但是不可否认社会主义激发了人性的善，培养了社会的公正，乃至良好的道德——这是大多数为社会主义辩护的左翼人士都会有的陈词滥调，从先前为社会主义辩护，变成今天为社会主义的失败辩护。我不知道这种结论是否站得住脚，以及他对于美国的资本主义认识是否充满了偏见。奥地利经济学派曾经激烈地宣称，社会主义不仅窒息了企业家才能，也让社会计算成为泡影，甚至同时也培养了人类的腐败、欺诈，和膨胀的权力欲望。在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推出多年以后，人们也依然热衷于争论这个古老的经典问题，社会主义之所以在美国没有流行起来，到底是因为美国的物质丰裕，还是其国内的自由和公正令人向往。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必然意味着公正，而资本主义就必然意味着腐败吗？这种问题，其实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感兴趣了。实际上，当初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人们对于这个制度的道德恐惧。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人们就几乎已经达成了共识，其实所谓的不公正并不必然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相联系，相反的，反对竞争的社会主义也未必就必然意味着公正。秦晖先生说，我们今天需要警惕的仅仅是在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权钱结合可能导致高度的机会垄断，从而导致出现不公正的“伪竞争”，随之又激起反竞争的“伪公正”，造成“权贵资本主义”与“人民专制”的“怪圈”式循环。我不知道这种结论是否已经过时，但对于今天的国人而言或许依然是某种警告。《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下） [英]唐纳德•萨松 著/ 姜辉 翻译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8-01 /for 经观 书评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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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和差距

这本书读完以后，我脑子里浮现出两个词：“好”还有“差距”。“好”是用来评价这本书的。作者笔法细腻而不拖沓，作为比较史学的专家，结构框架掌握的非常完美，把资料和数据统一在了一个个历史专题里边，虽然庞杂，但是却又脉络清晰。而且作者虽然能让人明显感受到他的左翼倾向（“以欧洲左翼的眼光写的欧洲史”），但是却不会让人觉得不公正、有偏袒。因为他没有沾染上苏联和我国史学界那种以论代史，以论定史的糟糕习气，而是以大量多方面的史料为基础通过详细的比较、分析、从各个角度做出了阐述。完全不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样读起来让人觉得窝火儿。而“差距”，就是说我国的史学能达到这种程度的人还是太少。从硬件的写作手法，到软件的指导思想，甚至于写作态度，都差的太多。前两个先不提，说道写作态度，《明朝那些事儿》之类的书泛滥，就不是什么好事儿。我不是反对通俗历史读物，但是如果大家的历史阅读品味就仅仅限于《明朝那些事儿》和阎崇年的百家讲坛，那么我觉得这是种悲剧。而迎合这种品味和市场的浮躁风气，粗制滥造，虚张声势的所谓历史作者，更让我鄙视——对，鄙视。郭敬明可以这么写，韩寒可以这么写，饶雪漫可以这么写，但是如果你自称为“写历下史的”，就不能像他们看齐，否则——情何以堪？这不是一个品味问题，而是一个历史人的操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