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星辰》书评

星辰的诅咒

（一）《遥远的星辰》一书是对《美洲纳粹文学》最后一篇《拉米雷斯•霍夫曼，无耻之徒》的扩写，作者波拉尼奥不仅为原来简短的故事增添上许多细节，而且花了近一半篇幅重新梳理了原来短篇中人物的故事和命运，包括加入一个波拉尼奥作品中的老面孔阿图罗•B，即故事的讲述者。读这本书前，有必要梳理一下作者波拉尼奥一生的经历。波拉尼奥青年时是智利左翼诗人群体中的活跃分子，这帮诗人大多信仰共产主义，并支持当时执政的阿连德政府。那个时期，智利是美国与苏联明争暗斗的一颗棋子，也是欧洲先锋艺术和美国流行文化的实验场。当时执政的阿连德政府倾向苏联，但由于政府本身的共产主义性质和激进的政策，智利陷入了经济垮台和社会动荡的社会危机。之后皮诺切特将军通过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波拉尼奥这帮左翼青年的美好日子便到头了。经过八天的监禁后波拉尼奥离开了祖国，之后便流亡墨西哥及欧洲。作为一个流亡作家，波拉尼奥在欧洲并没有受到知识分子的待遇或人道关怀；至少在他未成名之前，他在巴塞罗那边做过苦力边写诗歌，在异乡反思自己的青年时代、遥望海岸对面的祖国。这个流亡作家在24岁时离开智利后再也没有回国，死后的骨灰也飘散在地中海里，像其生前那样继续逐浪漂泊。（二）阿图罗•B这个角色和波拉尼奥本人有很大重合，再综合《荒野侦探》的情节后几乎可以认定B这个角色是波拉尼奥的化身。在《遥远的星辰》中，波拉尼奥通过这个化身重现了一段特殊的岁月：左翼青年阿图罗•B他的诗人朋友、老师们在政变后便遭到了新政府的抓捕、监禁、迫害，之后这些人或像B一样远离故土，或像卡洛斯•维德尔一样摇身一变成为服务于新政府的艺术家，甚至有人消失在黑夜中，至今也找不到尸骨。即使流亡海外，阿图罗•B及其他流亡诗人并没有遗忘智利从而开始新的生活，虽然智利已经“遗忘”了他们。通过与故友的通信、同胞的相聚或一本本漂洋过海的杂志和书籍，B的生活始终与祖国相连。而神秘的卡洛斯•维德尔，正是B二十年流亡生涯的一个疑团。（三）从早期的残暴行为和后期的作品来看，维德尔无疑是个极端右翼分子和复杂的艺术家。但是除了揭示和谴责这个角色及其代表的极端右翼思想外，波拉尼奥着力描述这个角色更是因为维德尔的神秘和复杂。如果说B对皮切诺特将军存有恨意，那恨就是纯粹的恨；因为皮切诺特将军最多只是一个残暴的军人，他的暴力行为（政变及铲除左翼分子）是有目的性的（为了防止国家赤色化和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同为右翼分子的维德尔则完全不同，他更为危险。卡洛斯•维德尔早期混在左翼诗人群体，并在政变后摇身一变成为新政府推崇的先锋艺术家，以“空中诗歌”赢得一系列荣誉。排除政治因素，维德尔在先锋艺术上显然比B和其他左翼诗人走得更远，或说飞得更高。维德尔的艺术水平和成就留给懂艺术的人们去评判，但我觉得B对维德尔早期的所谓艺术是保持怀疑的。个人认为，维德尔的“空中诗歌”只是浮夸的、没有内容的噱头，其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只是因为恰好在表现形式上符合新政权对空洞宏大叙事及安全先锋艺术的需要；排除空中写诗这一形式，维德尔写下的句子也算不上伟大的诗句，其对诗歌的理解和诠释（书中有透露采访内容）也十分浅显。在皮切诺特时期，维德尔的“空中诗歌”受到了书评家和国家的推崇，也证明了“新政权对先锋派艺术的关怀”。青年维德尔这个角色可能没有原型，但想必也是当时一些文人的混合体。这些文人在政变之后投身于敌方阵营，并用夸张的艺术作品（如果算得上的话）迎合当权者的喜好，并一跃成为国家的新英雄。在世界文学史上不乏有这类文人的存在，包括中国。正如波拉尼奥在《美洲纳粹文学》中所说：“文学是一种隐秘的暴力，是获得名望的通行证，在某些新兴国家和敏感地区，它还是那些一心往上爬的人用来伪装出身的画皮。”当政治介入文学后，文学不再是自由的诗篇，而是国家主义宏大叙事的裙摆。“死亡是智利”、“南极是智利”这类蹩脚的诗句值得整个国家为之倾倒吗？如果这句子产生于政权更换的真空期和混乱期，并被某个魅力十足的飞行员写在空中，那也许值得，虽然一切是肤浅和疯狂的。（四）在之后的故事中，维德尔的所作所为又超越了虚伪文人的角色定位，这使得维德尔这个角色更为复杂。他借个人艺术展曝光了自己早期犯下的凶杀左翼诗人一案的证据，因此被智利官方抛弃。流亡后，维德尔开展自己更为独特和大胆的先锋艺术（或淫秽生涯）。是什么原因让他甘心这样做的呢？是他毕生追求的艺术。那维德尔的艺术究竟想表达什么呢？从B收集到的信息来看，维德尔的作品混合着纳粹主义、种族主义、神秘学等等极端思想，而后来的“野蛮文学”更是以毁坏文学经典的途径发明了一种暴力、肮脏的新文学表现方式——这类浮夸行为搭配极端思想正是维德尔一向的艺术作风。因此，波拉尼奥笔下这个优雅的艺术家又成为了某些先锋艺术家的混合体。波拉尼奥以往的作品中不乏这类地下艺术家，他们干着最淫秽、粗暴的勾当来表达自我，并称之为某种艺术。通过维德尔后期的转变，一个文学和罪恶并行的地下文化世界就此展现，纳粹主义、撒旦思想、种族主义等等极端思想正是滋养这个世界的养分。在这个地下世界，左翼、右翼对维德尔来说并没有区别。他后期从事的“野蛮文学”活动事实上是属于左翼分子的活动，参与者皆是无产阶级出身；他们创造的“新文学”是“可以属于所有人的”。足以见之，维德尔并不强硬抱有极右思想来行事，极左的“野蛮文学”也可以让他发挥他的“严肃和认真”及“最后的幽默”。综合他早期的谋杀罪行和后期的亵渎经典行为，个人认为维德尔的艺术内核是“毁灭”：他杀死的四名女诗人都遵循文学传统写诗，他将“空中诗歌”及摄影展一并举行便是为了表达其对旧文学的肃杀，以及其新文学的崛起；他不顾左右之分参与“野蛮文学”，以毁灭文学经典的方式再次创造了所谓的新文学。也许是因为崇拜撒旦，也许仅仅是为了追求创新，维德尔一生都在毁灭和破坏，并自命名为艺术革命。如上所说，维德尔并非一心想获得名利的虚伪文人，他在艺术上的坚定大于他对政治的兴趣。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和左翼诗人们是一样的人——为了坚持心中的真理和艺术，不惜牺牲自己。而且他比B更为坚持，当B“再也不愿浸淫于文学这肮脏的海洋”并决定再也不出版作品时，维德尔还在运用各种化名坚持自己的艺术之路。虽然他只能在一些毫无影响力的地下刊物匿名发表作品，制作在市场上夭折的军事游戏，用浮夸的行为艺术试图再次定义文学，甚至拍摄色情影片。这些行为也许是维德尔自认为的艺术，但再也无法达到其早期的“空中诗歌”规模；同时他也承认自己怀念“被国家保护”的那段岁月。和B一样，维德尔被迫远离祖国，他们都被智利遗忘了。于是在小说结尾，B甚至为维德尔求情，觉得杀死他太残酷了。那是因为B不愿意看到历史在没有被清算和悼念前就此终结。对B来说，维德尔是一切的发起者和见证者，他理应对那些冤魂和失踪者负责；但是罗梅罗还是结束了维德尔的生命，所有冤魂和往事就这样被简洁、粗暴的方式抹去了。（五）然而历史并没有终结，只是化为了某些人的诅咒。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后，死亡代替了足球成为了人民生活的主旋律，至少上千名共产分子、左翼分子或不同政见者遭到了逮捕和迫害。智利国旗上的蓝底白星沾满了无数人的鲜血，成为那一代流亡者的噩梦。在小说中出现的几个流亡者中，胡安•斯泰因、迭戈•索托等左翼分子看似遭遇不同，但皆殊途同归，难逃星辰的诅咒。胡安•斯泰因的命运有两种说法，一是以战士的身份死去，二是隐归家乡患病而死，但在两个故事中他最终都消失于虚无中，既无尸首也无墓碑。而斯泰因的朋友迭戈•索托在流亡西班牙后则过上了一段安稳、甚至幸福的岁月，但之后命运却再次转折。面对曾经痛恨的法西斯分子，索托毅然出手阻止恶行，落得了客死他乡的结局。在死前。索托“眼中充满了泪水”，并且“凭直觉知道这是他的命运”。两位诗人的死亡是悲壮或凄美的，而B认为还有一个“比斯泰因和索托都要优秀的诗人”，那就是洛伦索。此人流亡欧洲后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努力融入欧洲主流社会，用玩笑和乐观对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最后不仅获得了世俗上的成功，更是摆脱了祖国的诅咒，真正地拥有自己的幸福生活。尽管佩服洛伦索的乐观精神，但很多人并无法像洛伦索一样洒脱，包括B。他们那一代人更多是过着悲惨的流亡生活，比如B，比如B的原型波拉尼奥。在巴塞罗那，波拉尼奥仍然难以忘怀那段岁月，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他反思热血且荒唐的青年时代，坚持写诗和小说，去记录冤魂、魔鬼和那段往事。讽刺的是，正是波拉尼奥他们支持的阿连德总统死于总统府后，智利在皮切诺特和后来人的领导下稳步前进，成为了南美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将曾经的南美A-B-C排序（阿根廷-巴西-智利）颠覆为C-B-A排序。因此对于波拉尼奥这一代人来说，可怕的不再是曾经的罪恶，而是如今的遗忘。他只能眼看着智利跨进了新时代，而失踪者及流亡者的命运却无人关心。无论是曾经的英雄史诗还是魔鬼罪行，都已经被被智利人遗忘了。从此，冤魂和理想输给了富裕的物质生活，没人再去聆听旧时的诗歌。甚至连维德尔这类人物也是星辰诅咒的受害者。在小说第8章，B做了一个与维德尔飘浮在海中的梦。醒来后，B明白了“维德尔和我，我们曾在同一条船上旅行”。这条船，就是曾经风云涌变的智利。（六）在今天的智利，足球回归了，而死亡却如同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在今年夏天结束的美洲杯决赛点球大战中，球在草坪上方划过一道勺子般弧线进入球网，镜头马上切到了这颗点球的主罚者阿历克斯•桑切斯。只见这位阿森纳球星赤裸着上身激情地奔跑和宣泄，手中紧紧地拽着刚脱下的蓝红相间的智利球衣——从此美洲杯冠军成员的榜单增添上了智利国旗。继2010年智利圣何塞铜矿矿难救援活动成功后，世界的赞扬和褒奖再次赋予了这一刻的智利，亿万人为智利、为智利足球欢呼。也许，桑切斯手中球衣绣着的那颗白星，再也不是波拉尼奥隔岸遥望的星辰了。

黑夜检验星辰，飞行检验诗人

当代不少写字人有个坏习惯：喜欢自称诗人。半真半假的自封，一边调戏着“诗人”在今天的处境和定义，一边又难免对那个头衔流露出觊觎和向往。仅极少数自称诗人的小说家，在大众心中赢得承认，如英年早逝的王小波，又如英年早逝的罗贝托·波拉尼奥。年轻时波拉尼奥的名片上只有两行字：“诗人，流浪汉”。然而在“晚年”的采访中，他承认年轻时写诗是因为那比写小说省力，他甚至承认了年轻时自命诗人更多地是想过诗人那样的生活。自遗作《2666》暴得大名，波拉尼奥死后变成超新星，加倍发光发热，新书出版速度竟比活人作者犹有过之。不过越新出版的一般反是越早期的作品。中文版《2666》问世4年后，有了中文版《遥远的星辰》。这应算波拉尼奥的第一部扛鼎之作（火车上勾搭到陪伴至生命尽头的情人，送的就是这本），堪与日后《荒野侦探》、《2666》两部巨著鼎足而立。《遥远的星辰》脱胎自他更早期的一部小说《美洲纳粹文学》，后者也拿了文学奖，却因当时他竟穷得装不起电话，主办方无法及时通知，遂与奖金和出版失之交臂。数年后波拉尼奥又得了个出版机会，谎称手头正有长篇小说，并在短短两周内赶写出这部《遥远的星辰》。当然实际上，波拉尼奥的全部小说都是“赶死线”的产物，提笔之初，便自知肝病，命不久矣。和时间赛跑当然需要一点技巧，读者常惊讶波拉尼奥小说横冲直撞的大胆，或匪夷所思的急转弯，这些被目为先锋/实验的东西，或许只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核心的难题和华彩在于，如果采用单刀直入没有矫饰的行文，如何把同等容量的素材（虽然他似乎从来不缺素材）拉扯成一个“长篇小说”卖钱呢？尤其在这本《遥远的星辰》中，波拉尼奥的处理，已近乎特技飞行。《遥远的星辰》故事本身就是讲一位智利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卡洛斯·维德尔，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飞行员+诗人，或令人想起《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不过这位维德尔却是皮诺切特的鹰犬，原为《美洲纳粹文学》里压轴的大恶棍。维德尔身上直接并置了波拉尼奥作品中的两组主题——如《2666》开头引用的《恶之花》名句——“恐怖的”现实和“无聊的”文学。维德尔用飞机喷气在天空中写诗，不啻为一种当代-行为艺术的勾当，难以定论究竟属于天才还是噱头。而他写下的诗句——大多是简短的判断句，却也同样难以置评，诸如：死亡是友谊／死亡是智利／死亡是责任/南极是智利……因为到头来，死亡和祖国这两个词，意义既无限丰富又最为单调。维德尔和“我”相遇在大学里的诗歌社团，而相对于诗歌价值的暧昧不清，谋杀毕竟是件真事情。维德尔残忍杀害许多左派女学生，弄成照片展邀请军界朋友围观，自曝其罪，自毁前程，就此失踪。小说到此，若是村上春树之流来写，可能就“聪明地”收工了，但对于波拉尼奥却刚刚开张。维德尔定下了主角-主题，连下去的不是情节线，而是主题的各种变奏，约等于Jazz中的即兴，人物被当成乐器玩solo。谁能想到波拉尼奥会突然把诗歌班的老师拉出来演一段（革命主题）？紧接着，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是，波拉尼奥竟然又把这个这个诗歌班老师的对头，另一位老师，solo了一段（诗歌主题），再之后，“不禁想起”一位朋友无臂的诗人朋友（他化身为巴塞罗那残奥会的吉祥物）……读过的人活血不得不承认，爵士乐、特技飞行和诗，实在是一回事。维德尔（Wieder）的名字本身的含义又变奏了整整两页，维德尔本人也从杀人犯-飞机员-诗人，变奏为用粪便精夜之类涂抹古今名著的地下艺术家——还是说，他的主题从来都是“可笑的艺术摧毁者”？在波拉尼奥的小说里，一切诗人都失败了，然而一切试图摧毁诗歌的行为也都失败了，回望历史的黑夜，唯一闪耀的星辰，只有文字。

波拉尼奥的叙述机器

一架完备的机器，需要精心设计、选购材料、打磨零件、采集原料、组装调试，然后才能“一劳永逸”。这便是为何波拉尼奥迟至40岁才开始动笔，并在50岁去世前的短短十年内创作出卷帙浩繁的作品。原因无它，叙述机器一旦发明成功，并可一直运作下去，直到最终损耗殆尽。这预示了波拉尼奥之死的提早来临。这同样解释了为何波拉尼奥只能用同一种方式写作某类题材（虚构诗人/小说家，寻找主题），产品已经预先设计，只能被生产出来。一、叙述机器的运作机制①首先，是一种声音流。波拉尼奥必须找到一个客观无情的腔调来作为能量源（电或油），以保证这架机器的正常运作。同时，声音必须是无情的（但是只要是声音，都无法彻底是“零度”），因为任何感情介入将带给机器瓦解的危险。②其次，是一个叙述流。这个由声音流所引发的叙述流，将传统小说的一切创作要素（人物、描写、对话等等）均裹挟而去，人物被嵌进叙述的流动中，描写被瓦解，对话成为组件。③最后，是一件精密的产品。由声音流贯通的叙述所生成的最终产品，精密得如同工业产品。连词多被抛弃（就像榫卯，带有手工痕迹），这会阻碍叙述流的运作，同时形成类似产品表面的瑕疵。我们的波拉尼奥，他追求“完美”。二、叙述机器运作举例在此，仅举两个小例子来说明波拉尼奥的这架叙述机器如何运作？即如何将原素材生产为波拉尼奥式的叙述。就以手头边现有的科尔姆•托宾的《布鲁克林》为例，托宾的小说创作比较传统，故而具有比对价值。“弗莱瑞街上的房子，楼上的起居室里，艾丽丝•莱西坐在窗前，看到姐姐迈着轻快的步伐下班来了。艾丽丝望着罗丝穿过街道，从阳光下走到暗处，挎着她在都柏林克莱瑞百货商店促销时买来的新皮包。罗丝肩批乳白色开襟羊毛衫。她的高尔夫球杆在大厅里。艾丽丝知道，几分钟后，会有人来接姐姐，她不到夏夜消磨殆尽是不会回来的。”——（P001，《布鲁克林》）这是《布鲁克林》小说的开头一段，波拉尼奥会怎么写？也许是：“艾丽丝•莱西坐在楼上起居室，房子就位于弗莱瑞的街上，她从窗口看到姐姐下班来。阳光正好洒在她乳白色的开襟羊毛衫上，她手上提的那只新皮包则是从都柏林的克莱瑞百货商店促销时买来的。她回到家后，不会久留，她是来拿正放在客厅的高尔夫球杆的。马上她就又要出去，而且午夜前不会回来。”分析：①托宾“跳跃”的句型组合，会变得更直接，前后会更连贯；②一些带感情的形容词将被删去：“迈着轻快”；③玩弄技巧的表达(如“夏夜消磨殆尽”)将换成简单直接的用语（“午夜前”）。再举一例对话：她们的母亲从厨房来到大厅。“罗丝，你真漂亮，”她说，“你会是高尔夫俱乐部之花啦。”“我快饿死了，”罗丝说。“可没空吃饭。”“等会儿我专门为你做茶点，”母亲说，“艾丽丝和我现在要去喝茶了。”罗丝伸手从包里拿出皮夹子。——（P001，《布鲁克林》）波拉尼奥也许会这样写：“她们的母亲从厨房来到大厅。你真漂亮，你会是高尔夫俱乐部之花啦，她对罗丝说。我快饿死了，可没空吃饭，罗丝答道。等会儿我专门为你做点茶点，艾丽丝和我现在要去喝茶了，她的母亲说。罗丝伸手从包里拿出皮夹子。”分析：非常简单，删去引号，将直接引语直接纳入叙述流中，而不转换成间接引语。三、关于“叙述机器”的问答1.问：为何波拉尼奥迟至40岁才开始写作？答：如上所言，“一架完备的机器，需要精心设计、采购材料、打磨零件、组装调试”，波拉尼奥需要大量的前期时间来收集素材、寻找语调，找到写法后再反复进行调试，以防出错。2.问：为何波拉尼奥短短10年里写了那么多作品？答：如上所言，一架叙述机器一旦完成，便可“一劳永逸”，等待最后耗尽。这也是波拉尼奥英年早逝的原因。3.问：你对波拉尼奥如何评价，喜欢他的小说吗？答：就虚构能力而言，整个文学史无出波拉尼奥左右。但我对他保留客观态度。我喜欢“心力”小说家，而且无条件拥护。他们是：普鲁斯特、卡尔维诺、纳博科夫、阿莫斯•奥兹、约翰•班维尔、科尔姆•托宾……微信公共号：阿玛柯德

前半部分十分吸引人

我是不会说这本书读起来不费力的。要真正读懂这本书，我想大概需要一些对智利历史的基本了解。但遗憾的是，我对智利的了解只限于聂鲁达的诗。再加上我确实对智利的历史不怎么感兴趣，因此也就选择性忽略了所有的背景信息，把故事看了个大概。看到书的名字，我一度以为这是一部科幻小说，封面更加展现出一股说不出口的科幻气息。但似乎小说内容和科幻关联不大，主要关于智利诗人在一个比较动荡的年代发生的种种故事。我之所以把这本书看下去了，是因为这本书的前半部分确实写得很不错，维德尔的故事，如何杀死一对姐妹花诗人并将其肢解，还有胡安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十分吸引人。但我之前也说了，后半部分由于涉及的政治原因、文化背景等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是一个文科历史盲，所以有些蒙圈。前半部分给五星，后半部分三星吧，综合四星：一个智利诗人的故事。

Estrella

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estrella这个词，即使我连它是不是三个音节都不确定，大概是因为之前在朱天心的时往事移里看到过April的女儿就是这个名字，estrella,estrella,小星星。我是在完全不了解智利背景的情况下读到这本书的，关于纳粹美洲文学，一无所知，只是隐约感觉到每个人命运陨落的必然。刚看到开头时确实有一种《时往事移》的亲切感。一群年轻人，艺术，诗歌，绘画，翻译自己最挚爱的西方文学作品。他们热血满满，不知疲惫，每个人都闪烁着骄傲的锋芒。但是好像一瞬间，局势复杂了起来。艺术之余不再是关于对诗社双胞胎姐妹的爱恋，为她们格外的青睐雀跃，而是政府，军队又或者监狱。那么多人都消失了，有的传闻被谋杀，有的安葬之后坟墓却不知所踪，曾经最突出的天才成为空中诗人，盛极一时又被抛弃。在这场迷雾中，现实好像完全不存在，有的只是扑朔迷离。星星的光芒这样一点点地被时代掩埋。记忆的遥远关乎时间，不像我们总觉得过去的一切恍若昨日，他们的时间因为被填充了太多而显得扑朔迷离，连我们都容易忘记经历这些变幻时，他们还是那一群年轻的读诗人。看着空中诗歌时，作者这么写，“在那一刻，不知道為什麼，我有種感覺，覺得自己是唯一在觀望天空的囚徒。也許是因為當時我只有十九歲吧。”也许这是是最清楚的时刻。

星辰陨落，何日再现？

就像智利作家波拉尼奥的所有小说一样，《遥远的星辰》同样充满了对现代主义诗歌的迷恋、残酷的死亡、面对暴力时的冷漠、心灰意冷的流亡者以及皮诺切特所发动的智利政变。似乎上述这些主题对波拉尼奥来说有着某种异乎寻常的吸引力，让他对它们进行反复书写，并使之成为其作品最显著的“签名”和标志。这部长篇小说根据波拉尼奥另一本小说《美洲纳粹文学》中的《卡洛斯•拉米雷斯•霍夫曼》一章改写扩充而来，因此，其基本格局要比《荒野侦探》、《2666》这类充满野心的巨著小得多。不过读者倒是可以由此更为容易地感受波拉尼奥的艺术风格。在《遥远的星辰》中，小说家以阿图罗•B为叙述者讲述了一群活跃于智利中部城市康塞普西翁的诗人，在1973年智利政变之后风流云散的故事。显然，叙述者姓名中的字母“B”暗示了这个人物身上有着波拉尼奥自己的影子。在小说的前半部分，这些二十岁上下的青年诗人整天聚集在一起，讨论各自作品的得失成败，并谈论绘画、建筑、摄影等艺术话题。当然，就像所有年轻人一样，他们也会陷入种种感情的纠葛，为爱情而相互敌视并爆发出激烈的争吵。可以说，每个时代的文艺青年都会在生命的某个段落有这样的经历，并在此后的岁月里被庸常的生活改造为普通青年，于结婚生子后慢慢老去。然而在拉丁美洲，生活总是会更加轻易地暴露其残酷而血腥的一面。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进攻并轰炸总统府，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惨遭杀害。不管那些年轻的诗人是否愿意，他们的个人生活都因这次政变而彻底改写，被抛入到充满动荡与暴力的洪流之中。以小说中贯穿性的人物卡洛斯•维德尔为例。他原本名叫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是一位频繁参加各类诗歌活动的年轻人。在智利政变之后，他摇身一变成了皮诺切特军政府的空军飞行员，连名字都改成了卡洛斯•维德尔。在表面上，卡洛斯•维德尔热衷于以高超的飞行技巧，在天空中用拉烟写下诸如“火之学徒们”、“南极是智利”等毫无诗意的诗句，成为彼时智利的著名诗人。而在私下里，卡洛斯•维德尔则不断诱杀女诗人，将她们的尸体残忍地加以肢解并拍照留念。这位明星诗人是如此的疯狂，以至于他要将这些照片当成艺术品公开展览，最终暴露了自己的罪行。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在欧洲四处流亡，以各种笔名发表诗歌、小说、制作电子游戏、拍摄色情电影，执着于各类怪诞的艺术实验。而胡安•斯泰因的经历则更具传奇色彩。他原本是出版过两部诗集的诗人，在智利政变后，他弃笔从戎，投身到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先是加入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阵线与政府军作战，此后又不断出现在危地马拉、巴拉圭、哥伦比亚，以及非洲的安哥拉、莫桑比克或纳米比亚的游击队中。波拉尼奥似乎要让这个游击队员用生命复制切•格瓦拉的传奇经历。然而当阿图罗•B去寻访胡安•斯泰因的历史时，却发现自己迷失在由各种线索交织而成的迷宫中，胡安•斯泰因似乎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连是否真实存在过也让人无法摸清。阿图罗•B自己的经历也好不到哪儿去。皮诺切特的政变刚刚发生，他就因政治立场左倾而被捕，关押在康塞普西翁郊外的拉培尼亚体育中心。无罪释放后，他很快就离开了智利，在拉丁美洲和欧洲各国过着流亡生活。正如他在小说中所说的：“我再也不愿浸淫于文学这肮脏的海洋。此次以后我将低调地写我的诗，找份工作糊口，再也不打算出版我的作品了。”似乎他的生命在智利政变的那一刻戛然而止，此后的生活就只剩下了对旧日时光的追忆，唯一的慰藉来自那些昔日好友的消息。就这样，波拉尼奥在《遥远的星辰》中延续了自己一贯的“跑题”风格，穿插讲述一系列人物的命运，而并不尝试构建小说的整体性图景。阅读这部作品，就好像置身在熙熙攘攘的候车大厅，每个人物都跑过来向你讲述一遍他的流亡故事，然后转身就消失在站台，永远不再回来。你在这里看不到什么精巧的结构安排，有的只是那些流亡者动荡、荒唐的生活。波拉尼奥似乎要以这种方式去呈现生活本身的复杂质地，把读者裹挟在其中，感受流亡生活的空虚、混乱与无奈。考虑到波拉尼奥自己曾经为捍卫阿连德政府从墨西哥一路搭乘大巴车赶往智利，却在抵达目的地后遭遇政变并被关押在一座体育馆中。侥幸逃脱后，波拉尼奥一生郁郁不得志，只能靠打零工的方式在拉丁美洲和欧洲各地流亡。因此，小说《遥远的星辰》也称得上是他自己的精神自传。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皮诺切特发动的政变对于一代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正像小说所写的，阿连德政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革，终于让长期挣扎在苦难与不公的拉丁美洲看到了希望。所有年轻人都深信这场变革“将带给我们一种崭新的生活和一个崭新的时代，但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它就像一个梦，或者更确切地说，像一把开启梦想大门的钥匙——梦想啊，那是唯一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因此，无论是卡洛斯•维德尔驾驶飞机在天空中画出的那颗星，还是阿图罗•B和罗梅罗等人不时会看到的星星，都象征着智利国旗上那颗蓝底白字画成的星，它象征着整整一代拉丁美洲青年改造生活的梦想。然而正像那句拉美人的口头语所说的：“拉丁美洲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美国对智利内政的干涉，使得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改革因政变半途而废。最终，波拉尼奥那代智利青年的梦想变成了梦魇，让他们只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一生。直到今天，小说中反复写到的那颗星依旧遥远，而梦想仍然没有迎来实现的时候。而波拉尼奥的写作最让人敬佩的地方在于，尽管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如铁屋子般无法被撼动，他从来没有遗忘过去的梦想，而是用几乎全部作品去书写1973年智利政变带给拉丁美洲青年的精神创伤。当波拉尼奥的小说在后冷战时代横空出世时，我们仿佛一下就触摸到已经久违了的激情与梦想，其作品在全球知识界受到热捧也就顺理成章了。波拉尼奥在《遥远的星辰》的开头引用威廉•福克纳的话——“什么星悄然坠落而无人见之？”不过在读罢小说之后，却又让人忍不住抬起头在天际线寻找那颗尚未升起的星。《北京青年报》2016年1月8日

波拉尼奥的遥远星辰

文=书评人 班宇波拉尼奥所著《美洲纳粹文学》最后一篇里的无耻之徒，卡洛斯·拉米雷斯·霍夫曼，成为《遥远的星辰》的主人公，不过这次，他化身为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和卡洛斯·维德尔两个名字，在乱世的翻腾之浪里忽隐忽现，他谨慎而狡猾，谋杀双胞胎姐妹，在天空里写诗，举办被害者影展，将现实变成一场场噩梦。如果说《美洲纳粹文学》是波拉尼奥对博尔赫斯的一次提纲挈领般的戏仿，那么这部《遥远的星辰》则完全摆脱掉这种束缚，独立于故事梗概而存在，它并不是一次无能乏味的扩写，而是对时代景观的一次迂回折射。　　《遥远的星辰》里没有人物生平的年表或者素描，它更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文学实验，既是轻盈的，却也十分沉重：轻盈之处在于，文本枝蔓旁逸斜出，以主人公为核心轴，辐射四方，包括消失的同辈、妄言的狱友与被流放的师长，试图描绘出错乱时代文学青年的命运群像；沉重之处在于，波拉尼奥的这些建构，皆在政治与死亡的阴影下缓缓进行，始终危机重重，即便是在最浪漫的时刻，也隐隐流露出不详。诸如卡洛斯·维德尔驾驶喷气机在天空中写的诗句：“死亡是友谊/死亡是智利/死亡是爱情/死亡是成长/死亡是洁净/死亡是我心/拿走我的心吧。”　　文学，或者诗歌，作为全书的显著线索存在，它仍是“一种隐秘的暴力”，无法被消解，难以抵挡，叙述者通过耳闻目睹、远方友人的来信、文学杂志里的篇章来接近匿于暗处的危险分子；而书中的另一条隐形线索，则是政治。开篇的第一句“我初次见到卡洛斯·维德尔是在1971年，抑或是1972年，当时萨尔瓦多·阿连德还是智利总统”，此处埋下伏笔，文本里虽未提及，但在之后的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政变，人民团结政府垮台，集权统治时期由此开始，死亡取代足球比赛成为公众表演，尸体遍布街道与河床，这时的智利人，以书中的话说，“面对着一片只会给他们带来大雨而非诗歌的天空”。　　而主人公卡洛斯·维德尔，显然隶属于皮诺切特政权体系的，他埋伏在异党之中，具备秘密执法者的全部特质，凶狠、冷漠、阴险、精明，在风暴来临之夜，他以利刃屠戮同辈，流亡整个文学界，没有任何慈悲之愿，他的残暴轻松像一场玩笑。最终，他的诗歌被新的政治加冕，飘扬于南极与智利的天空之上，“维德尔画了一颗星，我们国旗上的那颗星，孤独地在逐渐逼近的地平线上熠熠发光”。　　叙述者与卡洛斯·维德尔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直至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后皮诺切特时代来临，所有人都被流放得太久，以至于认不出故土的模样，但仇恨却从未缺席，清算终究来临。波拉尼奥将这部分写成侦探小说，卡洛斯·维德尔成为追击者的目标，叙述者与行刑人共同寻找并指认已经逃到欧洲的维德尔，昔日激进而冷酷的罪人已经沦为政治的牺牲品，一颗沧桑的、孤独的、处于乌云内部的暗淡之星，但暴行仍无法被人遗忘，卑微的怜悯无济于事，叙述者在最后说，“我点了根烟，开始想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时间，地球变暖，越来越遥远的星辰。”天河空旷，群星悄然陨落，地上一片苍茫，人们甚至来不及为之发出一声哀婉的叹息。　　《遥远的星辰》一书在波拉尼奥的生涯里，地位甚为重要，不仅联通《美洲纳粹文学》与《荒野侦探》两部作品，也为他自己找到了生命最后的伴侣。事实上，它所讲述的，是一则关于“世界的起源、意志、光和暗”的寓言，这则寓言发生在智利，传说中的天涯之国，它如一道被割裂的伤口，溢出黑血、诗歌、魔术与种子，恐怖的历史盘踞其中，未来影影绰绰，但值得骄傲的是，在那里，至少还有出现过一代真正的勇士，像波拉尼奥一样的勇士。

遥远星辰的使者

遥远星辰的使者■ 东渔打开这本小说，还真是一个“小”才可以形容得来。说它小，是因为“文景”的策划，整本书是普通书本的一半，小的足够精致。封面设计成包皮样式，上学时为了新书的整洁，都会用报纸当作书皮包起来那种样子。设计如此袖珍可爱，虽不见其容已被它吸引了。曾几何时，常有文友念叨波拉尼奥，在中国文化圈已是掀起一股风暴，大有风魔之势，争论也是沸沸扬扬。国内《2666》刚出版时，我伙计小费竟然去买了英文版，也不知他看懂多少。纵观昔日的南美文学风暴，出现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作家，比如胡安鲁尔福，略萨，马尔克斯，富恩特斯，科萨塔尔等等，除了魔幻主义盛行，还有传承于欧美继而发扬光大的超现实主义，当然还要提到博尔赫斯的寓言写作和宏大叙事，俨然已是南美大师。南美文学蓬勃发展，呈现一个高速发展的势头，使其成为世界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波拉尼奥也是近年来获得广泛关注的南美作家，不输于同时代其他作家，以自己独特鲜明的个性，作品获得广泛认可。从我读过的短篇集《地球上最后一晚》出发，结合这本长篇小说《遥远的星辰》来分析，很容易挖掘到波拉尼奥的写作要领。首先，他的小说结构并不复杂，看起来基本遵循同一套路，但并不是单一反复。常以“我”为叙述者，化身为集体中的一员，专门叙述其中另一个人物的故事，中间穿插很多细枝末节的处理。但你不要认为他仅仅是在叙述某一个人，他是以一个人为典型，以一群人为基点，通过整体性的组合，呈现现实社会的洋洋大观。从叙事结构这个角度来分析，波拉尼奥和莫迪亚诺有些类似，后者总是在针对事件条理清晰的叙述中梳理着记忆，一般针对某个人物追溯其前身轶事，主人公往往是一个失忆者，需要寻找什么，然后开始了找寻，呈现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关系，以及人处于社会之中的隔阂，最后留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仍是弥漫一片迷雾。比如他的《暗店街》、《青春咖啡馆》等。而波拉尼奥的叙事焦点基本都在回忆的框架之中，以“我”为叙述人，针对某个人物展开回忆，强化叙述本身，没有过于详细的细节，事件总是处于似是而非不确定的状态。写作和回忆纠缠不清，角色总是被赋予作者本身的影子，这是每个作家都无法逃避的事实。即便卡夫卡的超现实创作，也处处弥漫着属于他自我的困境和探寻。你敢说哪位作家不在书写记忆，挖掘自身呢？不在经验之内徘徊往复呢？波拉尼奥的现实性体现在所叙之事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国家政治和文学的生态结构。而莫迪亚诺更多针对虚设的个体，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迷失。不同于魔幻主义挥霍肆无忌惮的想象力，小说《遥远的星辰》比较中规中矩。其中，维德尔炫耀自己的“飞行写诗”算是一处魔幻手笔，因此接合了南美文学的共通性。他的语言干净利索，叙述语气很自然，不搞什么意识流、后现代等等炫技手法。他也没有刻意去设计故事的开始、高潮、结局，若你想要完全了解角色，就必须跟着他的叙述一步步深入，不到最后一刻，难以统领全局。小说充斥着推理气氛，使你跟随他的笔触一直走下去，这种讲述的语气，让我想到契诃夫笔下那些讲述人，安静坐在那里，烤着炉火，几字一顿，将故事娓娓道来。波拉尼奥在他的文字世界里，更像一个孤独战士，没有统一战线，冷眼旁观世事变化。现实中，他不得已流亡国外，结过婚，且把写作当做慰藉。卡夫卡的孤独是本我的孤独，内心与外界的严重隔阂，塑造了思想独立的王者，而波拉尼奥的孤独是处在人群中的孤独，一种外在的孤立，所以他的写作在南美作家群里始终散发独特孤傲的魅力。了解一下波拉尼奥的传记，这部小说应该跟他的经历有很大关联。时逢智利政治动荡，因为右翼上位，左翼诗歌团体受到迫害，最后整个政局分崩离析。叙述人阿图罗和比维亚诺以及其他诗社朋友属于一个整体，而诡异的维德尔是另一个对立的典型，后者残害了几位女诗人，即有暗示迫害的意味。他的小说高密度出现一些现当代作家诗人，影射智利的文化圈和政坛，充满暗讽和批判气息。有些化名人物即是典型，结合当时的政治动态应该可以找出其原型。拉美的军事政变造成很多拉美艺术家知识分子流亡欧美，这些文化人各分左派右派，有的充当革命的枪手，有的惨遭迫害。政治和文学相互博弈较量的关系，也算是南美特色吧。文学闪耀在政治上空，政治要挟牵制文学，两者纠缠不清又不可分割。波拉尼奥表面上记录一群智利诗人的故事，对应了时代背景下人物的精神状态和命运动向。他们生存在“怪物横行的星球上”，或是“宇宙论中罪行殖民地的地球”，“浸淫于文学这肮脏的海洋”，而遥远的星辰闪亮耀眼，“没有被侵入的尚且自由的地区，在那儿痛苦的唯一来源是记忆，它们的居民被称为天使……”所有的美好和明智都在遥远的星辰那边。正如书中某段落:“他又变成了一直以来的那个维德尔，强势，自信，眼睛似乎脱离了身体，从另一个星球上看了过来……”其实，并不是某个角色站在外星球上、站在事物之外看待一切，而是他——波拉尼奥——傲然肃立，站在上帝的角度，审视着智利，审视着风云变幻，审视着人世风情。

悄然隐没的星

在序言里，波拉尼奥道明了这部书的由来——它是《美洲纳粹文学》最后一个短篇的扩写。这个短篇的主角名为拉米雷斯·霍夫曼，是一个有着多重身份（智利空军军官、纳粹、杀人凶手、诗人）的“无耻之徒”。波拉尼奥保留了故事的梗概，事实上他重复着相同的语调，并通过这本《遥远的星辰》向读者呈现了更多关于诗歌，关于智利政变，关于噩梦和美好事物的整整一代人的共同记忆。短篇中的拉米雷斯·霍夫曼更名为卡洛斯·维德尔，继续行走在波拉尼奥的长篇里，当然，不是真的用走，而是用飞。维德尔驾驶着喷雾飞机在天空中写诗，从康塞普西翁写到圣地亚哥，从智利写到南极，将作为军人的雄心和作为诗人的疯狂一路抛洒，征服着包括死亡在内的一切事物。而在此之前，他最多只是一个混迹于各类诗歌社团的小诗人（也许从没有写出任何一首诗歌）。正如上帝之意不可揣测，恶魔的成长也是无法解释的，前一幕，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安静、讨喜、英俊的南部青年，下一幕他骤然蜕变，面目狰狞，冷血无情。或许出于军政府的施令，或许只是躯体内部的疯癫，他杀害了身边美丽的、年轻的女诗人，并将她们破碎的死亡暴露在相机镜头之下。当维德尔完成最后一次公开飞机表演后，他邀请人们到自己精心布置的房间里，参观这些充满血污的照片。钢铁一般的人物，从头至尾我们都没有看到柔和的元素，没有爱情，没有褶皱。维德尔用烟雾写下的那些巨大字母是独裁和屠杀的标识——诗歌点缀着暴虐，正如音乐是纳粹行进的精神支柱。维德尔通过远离诗歌来创作“诗歌”：“文学的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亦是文学的消亡”或者“‘诗歌’由一些非诗人的人来创作由不是读者的人来阅读”。遵循这样的思路，维德尔的飞行成为智利“最具颠覆性的‘诗歌革命’”。这是暴君们设置的迷人的陷阱，波拉尼奥如实地呈现了它。于是，没人再需要文学，文学被政治和权力驱逐，而那些抱着文学梦想的人们也开始了流亡。是的，《遥远的星辰》实则是一部关于流亡的小说，它的意义不再如《美洲纳粹文学》那样，只倾心于讲述恶棍们的故事，或者让他们受到审判，而是更加广阔，向我们重新拼凑了厄运时代里流亡者的群像。第四章和第五章便是理解这层意义的入口，它像是维德尔故事之外的一次衍伸，讲述了两个小诗人远离祖国后的种种经历，甚至插入了一段没有双臂的智利人的故事。这部书里已然显露了波拉尼奥的写作风格，即略萨所说的“全景式写作”（这种方式在后来的《2666》里得到了极大地发挥），从一个人物到另一个人物，接力般地叙事，从而呈现一幅全貌。我们追随着波拉尼奥简单却极富运动特点的语言，如同梦游者，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真实地名的转换，我们似乎看到了他一生的漂泊轨迹，看到了那些如星辰般散落在各地的智利人，他们的国家将他们遗忘，而他们却长久地凝视着那片遥远的天空。波拉尼奥无疑赋予了流亡一种浪漫的色彩，苦涩的浪漫，他笔下的人物都有着波德莱尔式的游荡精神，衣衫褴褛，行踪不定。他们总是处在失联状态，无论是诗社的两位小诗人还是刽子手维德尔，他们的命运似乎是一夜之间改变的，（而军事政变在漫长的历史中也不过一瞬），接下来便只剩下无法分辨真伪的的传闻。的确，如果不是书写的人仍在不懈地寻找，还会有谁记得这些失踪者呢？波拉尼奥曾在一首诗里将自己比作侦探，一个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工作狂，他的小说也总是带着些许侦探的意味，可从不惊心动魄，他越过陈词滥调的细节，将这种追寻指向了终点，那便是孤独。孤独的诗人、孤独的政治家。因为他知道残酷的事实不会改变，它们一次次证明着人类遗忘的本性，而自己的探寻无非是一种想念罢了，诚如《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里假托虚构人物说出的那句话：“我想念那些死于刑讯台上的诗人们，想念那些死于艾滋病、吸毒过量的人们，想念一切相信拉美有天堂而死于拉美地狱的人们”。然而这种浪漫色彩一旦沾染上伦理性质，便开始淡化了。维德尔的诗意人生已无法与他的凶杀行为撇清关系，当恐怖时期过去后，他成为赏金行动的对象，最终被人辨认并永久地消失了。也许我们会说这是正义的惩戒，作为凶手的恶果。可小说结尾却透露出深深的疑虑。“我”在酒馆里认出维德尔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昔日的英雄兼恶魔已然老去，“我”感到紧张，犹疑，不敢直视，既害怕面对也许已经逝去的噩梦，又因未来的命运而战战兢兢，舒尔茨密密砸砸的文字充当着历史审慎的眼睛：他亦是被抛弃的人，一个牺牲品，他将死去，不是作为凶犯死在法意里，而是死在得势者秘密的刑讯里。波拉尼奥在小说的第九章里这样写道：“这是我从怪物横行的星球上传递的最后的信息。我再也不愿浸淫于文学这肮脏的海洋。从此以后，我将低调地写我的诗，找份工作糊口，再也不打算出版我的作品了。”这是绝望的宣言，不是失意者的抱怨，对他来说文学已成为权力的一部分，与维德尔一起，戕害着它并不存在的敌人，可怜的维德尔，如今被另一种新型的文学消灭了。

与拉美文学的第一次接触

5月12号还在杭州的时候顺便去逛了钟书阁，大概逛了一圈，就挑了一本书走了。随手挑的这本书就是《遥远的星辰》。逛书店买书大概算是出于某种补偿心理，书店环境很好老板和员工很用心，所以还是买点什么回去表示支持书店的经营 之类的想法。果然小开本很让人喜爱啊，虽然隔着塑封开始以为内容是类似于《银河系搭车客指南》风格的。不过偶尔随遇而安的阅读也感觉很好，就像去医院或者坐车之类等待的时候，随手翻开的杂志。内容大概是类似于追忆一样的，一点点拼凑起来一个图景，从文学社的生活到后来零零碎碎的经历，基本是围绕着维德尔这个人物展开，一个战争年代的青年的回忆之类的。读起来实际上有点拗口，大概是外国文学翻译，但姑且还是能够体会出作者比较直白的描述的。总得来说，作者给人的感觉有点纯真。不过有可能与米白色和浅褐灰色的装帧给人的直观感受有关，也与回忆是从少年时期的文学社的生活开始有关。毕竟人物的形象往往是从开始阅读的一瞬间起在读者的心里就开始自动补充起来。书的开头讲了这是《美洲纳粹文学》最后一张的扩写，是一个智利空军的故事，所以这本书大概就是这个智利空军的旧识的追忆，对某个时代，以一种个人视角的回忆。看的过程中，大概搜了一些评论来看，知道了作者貌似挺厉害的，以及这本书属于拉美文学。所以也算是一次与拉美文学偶然的第一次相遇。

夜空中最亮的星

罗贝托•波拉尼奥有这样一种魔力，让人无法加速阅读。且不说之前的大部头《2666》断断续续啃了一年有余，即使是此册开本极小又略显单薄的《遥远的星辰》，不足十万字，愣是读了好几天。细想其中的缘由，倒不是他的书晦涩难懂，如乔伊斯一般如若天书，大抵是因为波拉尼奥对于文字的驾驭性，他采取了全景式写作的手法，人物的故事你方唱罢我登场，曲折环绕，无缝对接，还可以在语境中塞入极为丰富的意义，让人不得不放下速度去思考。而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作者的智利国籍与故事中主人公名字的翻译皆与我们熟悉的表达有所差异，带来阅读体验中的疏离感，让我们与故事叙述者拉开距离，站在审美距离处欣赏与思考。在《遥远的星辰》中，波拉尼奥便塑造了这样一位神秘的主人公，他曾像星辰一样闪耀，却同样如星辰一般遥远。维德尔是叙述主人公“我”在诗社中结识的人物，以才华出众的属性闪亮登场，并征服了诗社中最耀眼的姐妹花。在诗社各位成员的流离命运衬托下，维德尔的生活璀璨若繁星，他成了搅动诗坛与时代的人。而随着故事的发展，维尔德的面目竟因为太过复杂的人生经历而变得模糊：他是诗人，是飞行员，在空中进行诗歌表演，曾经轰动一时；而同时，他又是一个恐怖的杀手，杀害了姐妹花，并将残暴的证据陈列于房间之中，邀人共赏。在他失踪之后，关于其的传言丰盛且真假难辨。维德尔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也许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先锋艺术本身：极端、神秘、多元，闪亮却疯狂。正如维德尔在空中写下的最后一首诗中所言：“死亡是友谊，死亡是智利……死亡是我心，拿走我的心吧。”作为流浪无着终点的死亡，最终成为了诗人与艺术的归宿。最终，维德尔亦被智利遗忘了，就像当时文艺在智利的地位一般，文艺被政治所掣肘，诗人的本心被大众所忽视与遗忘。诗歌与暴虐相伴而生，如音乐与纳粹息息相关，看似轰烈，实则衰亡。作为《美洲纳粹文学》中一段故事的拓展，《遥远的星辰》的主题从“审判”走向“流亡”，将故事定位于“诗与远方”，既书写了一曲有关先锋文艺的挽歌，亦透露出对于时局的迷惘。夜空中闪亮的星，终究是被黑夜所吞噬了。

红旗插遍全世界，星辰闪耀你笔下

“什么星悄然坠落而无人知晓？”翻开波拉尼奥《遥远的星辰》，卷首就是这句话。这是福克纳说的。在波拉尼奥想要致敬的作家中，名单一定可以排很长。福克纳、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翻开波拉尼奥的任何一本书，都能在里面看到无数作家的名字和作品。有时候你会惊叹，波拉尼奥何以能有那么大的阅读量，何以能穿越在世界文学之林又找到自己独特的道路呢？然而，除了那些伟大的作家们，还有一些人，他们痴迷文学，可是在文学的路上，撒下的却是骸骨。整个拉美一代，处处是那样的骸骨。他们被复杂的历史所困，被革命和政权所困，被命运所困，被无可奈何的生活所困。他们活着，又死去。他们慢慢被遗忘了。波拉尼奥，用他的笔，又让他们复活了。那么，在《遥远的星辰》，悄然坠落的，又是怎样的星呢？复活的，又是怎样的骸骨呢？《遥远的星辰》中，主人公叫做卡洛斯•维德尔。他早期混在左翼诗人群体，他们常常一起聚会，写诗，谈论着诗歌。在《荒野侦探》中，也是那么一群爱着诗歌的少年。但《遥远的星辰》写得更远。在政变后，卡洛斯•维德尔不再是那个纯真迷人的诗人，而摇身一变成为了新政府推崇的先锋艺术家，以“空中诗歌”赢得一系列荣誉。那么，“空中诗歌”到底是些什么样的诗呢？“死亡是智利”，“南极是智利”。让人不禁想到大诗人郭沫若的诗：红旗插遍全世界，红旗插在天顶上。要插你去插啊！用文字，来取得当权者的好感，去做奴颜婢膝之人，就好像是主人丢下了一块骨头，狗看到后，扑上去就咬着吃。波拉尼奥在《美洲纳粹文学》里写：文学是一种隐秘的暴力，是获得名望的通行证，在某些新兴国家和敏感地区，它还是那些一心往上爬的人用来伪装出身的画皮。爬啊爬，小心爬到奈何桥上去！卡洛斯•维德尔，开了飞机，插了红旗，吃了骨头，却还是未能逃脱他本该有的命运。他因为之前的命案，被政府抛弃。于是，他像其他智利的诗人一样，开启了自己的流亡之旅。而在这个过程中，故事的讲述者，也就是B，也就是波拉尼奥自己的化身，说出了一句话：我再也不愿浸淫于文学这肮脏的海洋。从此以后，我将低调地写我的诗，找份工作糊口，再也不打算出版我的作品了。有时候我也多么愿意这么想啊。可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还是打算出版我的作品的。有编辑愿意看看吗？哈哈。卡洛斯·维德尔在流亡中，过上了更先锋，更极端，更艺术的生活。他像其他那些流亡在世界各地的智利诗人们一样，各自过着自己或好或坏的生活。没人在意。他们慢慢地，被人遗忘，成了一堆又一堆骸骨。只是，卡洛斯•维德尔是不能被遗忘的。他曾经是“辉煌”的，他也是有罪的，他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死亡。“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与之永存。”在《挪威的森林》里是这样，在《遥远的星辰》里，死便是死了。死了，一切就像凌晨街道上的垃圾，被环卫工人扫走了。死了，那些骸骨，也就被掩埋了。卡洛斯·维德尔也死了。这时，我们也才知道，波拉尼奥为何如此具有意义。他用他的笔，用他的小说，把那些历史，那些人，那些骸骨，又展示给我们看。他让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中，曾有过那么一些往事，那么一些人。他们活过，又死去了。而我们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是遥远的星辰，闪耀在波拉尼奥的文字中。

流浪

《遥远的星辰》虽然是《美洲纳粹文学》中最后一章拉米雷斯•霍夫曼故事的延续，但本书是独立的故事，也许有人认为书名中的“星辰”是核心，而其实“遥远”也许才是作品的中轴。遥远代表着流浪，那些文学“星辰”只能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他乡。本书主要讲述了在智利政变之后，文化人士的变化，他们有的人被抓入狱，有的人远走他乡，有的人被杀，甚至有些人神秘消失。在他们这些文学未来的明星中，看到了相同的特点只能流浪。书中以“我”与比维亚诺的信件作为线索，描述着一个个不同人的生活轨迹。加门迪亚姐妹无故的失踪，其实是被人杀死，甚至尸体被肢解；胖妞被人威胁；“我”被捕入狱，索托神秘失踪，据说离开了智利，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文学社里的诗人们一一“流浪”。最具有神奇色彩的人物当属卡洛斯•维尔德和文学社的社长胡安•泰斯因。维尔德作为文章中的第一主人公，从出场就给人以神秘感，身份被怀疑，“我”认识他时，他还叫鲁伊斯—塔格莱，印象中他的家世不低，但却自学成材。政变之后，鲁伊斯摇身一变成为了空中飞行员，得到了荣誉，在天空中的他还可以演讲，可以作“死亡”诗。后来又神秘的消失，他的消息漫天飞，却不知真假，有的人说他已经死了，有的人说他过着喜欢的生活，还有的人说他在从事文学工作，但都不在自己的国家智利。当一位警察出现时，指向维尔德又成为了杀人犯，怂恿女佣，杀死并肢解加门迪亚姐妹。维尔德给人留下了很多不解之谜。另外一位胡安•泰斯因，是文学社的社长，他的故事同样让人觉得神奇。他与二战中的苏联将领切尼尔亚霍夫斯基有亲戚关系而且崇拜他，政变之后，他也失踪了，本以为他死了，后来在一封信中找到了他的消息，据说他参加了抵抗南非的战斗，在哥伦比亚打过游击，有的人说他是巴拉圭谋杀索马萨团伙的成员之一，最后他彻底的消失了，没有人在尼加拉瓜看到过他。胡安•泰斯因到底是不是叫这个名字，他的真名到底是什么，无人可知。具有才气的文学诗社为什么造成人人都要流浪，有的人会无故的消失，原因在于智利1973年智利政变。在这场政变中，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遇害，美国支持皮诺契特将军，后者继任实行独裁统治。很多支持社会主义的文学知士被捕，迫使大多数人流浪，甚至掩饰自己的身份，像维尔德，泰斯因一样。而书中的“我”，被捕，正与作者的经历有关，在政变中，波拉尼奥被指恐怖分子，遭捕并下狱八天，后来他离开了故国，远走墨西哥、欧洲。政变导致文人流浪，中国历史上也不少。如著名诗人苏轼，他正因为不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而被迫离京，甚至还被入狱，苏轼的仕途也曲折不断。中国清朝的文字狱也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大量的文人被迫流浪。遥远的星辰，正是“星辰”的遥望，文人是流浪在远方的星星，只能遥望着自己的故土，不能回家。

《遥远的星辰》札记

1.这本薄薄的小书完成了普通小说完成不了的事情，充满独特的印记。波拉尼奥常常在小说中设置“侦探”这一角色，而这本书里出现的是一个侦探的团伙，叙述者B，比维亚诺和前警察罗梅罗，他们一起寻找小说主人公维德尔。2.小说时间跨度很大，从1974年到九十年代。地点则从智利到了欧洲，而连接这样的跨度几乎全靠是叙述者B的回忆。也就是说，前警察罗梅罗对于情节来说他，只是为了使B的回忆成为可能，罗梅罗本人丝毫不重要。3.维德尔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猜，70年代所有人对他敬畏而害怕（他应该是一个飞行员，一个警察，一个善于等待的人）。到了90年代，他不再是“诗人”的时候，所有与之有关的印记都在消失。4.“遥远的星辰”出现在256页小说快要结尾的地方。这种比喻是小说的魅力所在。“我点了根烟，开始想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时间，地球变暖，越来越遥远的星辰。”5.那些方式是诗人的方式，这本小说也是诗人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