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陆军与中国
出版日期:2015-10
ISBN:9787509777585
作者:[日] 户部良一
页数:323页
作者简介
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支那通”是日本陆军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战前日本对华外交的先锋，对中国革命抱有强烈的共鸣，但后来却推动日本走向了侵华战争，并对中国进行了最激烈的批判。这种转变的根源是什么?在这一过程中，“支那通”们的所思所想和具体作为又是怎样的?本书意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寻找日本对华政策失败的原因。
书籍目录
绪论 陆军“支那通”是什么人？
第一章 陆军支那通的诞生
1.支那通的原型
2.明治时期的支那通
3.作为转机的辛亥革命
第二章 中国军阀与支那通
1.情报的“前线基地”——坂西公馆
2.张作霖的军事顾问
3.炸杀张作霖
第三章 新支那通的登场
1.作为典型的佐佐木到一
2.对国民革命的共鸣
3.对北伐的应对
第四章 民族主义之相克
1.南京事件
2.济南事件
3.满洲事变
第五章 日中冲突
1.满洲“国家军队”的育成
2.走向卢沟桥之路
3.日中和平的摸索
终章 支那通的功罪
附录
年表
主要支那研究员统计（1922～1936）
参谋本部支那课课长统计（1916～1938）
参谋本部支那班班长统计（1923～1937）
驻中国公使馆（大使馆）武官统计（1875～1937）
驻中国公使馆（大使馆）武官辅佐官统计（1916～1937）
驻上海武官统计（1911～1937）
驻南京武官统计（1911～1937）
驻广东武官统计（1911～1937）
奉天特务机关长统计（1920～1937）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译者后记
内容概要
户部良一，1948年生，日本历史学者。京都大学博士，专业为日本政治外交史。现为帝京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教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名誉教授、防卫大学校名誉教授。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支那通”是日本陆军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战前日本对华外交的先锋，对中国革命抱有强烈的共鸣，但后来却推动日本走向了侵华战争，并对中国进行了最激烈的批判。这种转变的根源是什么？在这一过程中，“支那通”们的所思所想和具体作为又是怎样的？作者意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寻找日本对华政策失败的原因。 户部良一，生于1948年，日本历史学者，京都大学日本政治外交史博士。现为帝京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教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名誉教授、防卫大学名誉教授。主要作品：《 和平探求者：支那事变和平工作的群像（1991年）》、《日本的近代：逆说的军队（1998年）》、《日本陆军与中国：“支那通”折射的梦想和挫折》、《 外务省革新派：世界秩序的幻影》。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切入角度较为新颖。作者选择了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入了解”的一个特殊群体——“支那通”为分析和研究的主体，特别是以典型人物佐佐木到一的经历和思想发展为主线，探讨了这些对中国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发展抱有极大关注而且本应为中日友好做出贡献的人，在思想认识及情感上的变化以及他们对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这些会说中国话的“中国通”为什么到了最后却恰恰成为反华和侵华的急先锋？他们先前主观上追求中日合作，结果却成为侵略中国的走卒，为什么动机和结果之间存在如此差异？青木宣纯、柴五郎、小泽豁郎以及青木的继任者佐佐木到一，立志从事中国事业的原因在于朴素的“东亚保全”思想观念——东洋各国相互提携、力抗西洋列强的压迫。户部认为导致动机和结果相悖的原因在于佐佐木把作为研究和理解的对象——中国与自己化为一体。对他而言，中国不再是“他者”，因此常常把自己或者自己国家的价值观和理想强加于中国。从而认为中国采取他认为是正确的行动是理所当然，对于“支那通”或者日本来说的正义和利益也是中国的正义和利益。因此，当中国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时，或中国的行动与佐佐木观念中日本的正义和利益有所冲突时，佐佐木就产生了强烈的失望和幻灭感。本书第二个特点在于用日本的资料阐述日本人自己的观点。看看对方的资料、听听对方的声音，对树立客观的历史认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一、佐佐木其人作为军人的佐佐木为何如此引人注目，原因在于他对中国国民革命走向以及中国政治形势发展的敏锐判断，并将自己的所思所想通过发表文章、出版书籍的方式公之于众。他在中日关系的许多重要转折期时期都出现过，例如给河本大作出主意炸杀张作霖、与以孙文为首的中国国民党要人结下了亲密的关系。他在第二次北伐之际，加入了中国国民革命军，中日战争时参加了南京攻城战，并成为南京大屠杀当事者。（一）简要经历佐佐木到一，明治19年（1886年）1月生于爱媛县松山市。10岁时作为长子随其陆军军官父亲搬到了山口，据说在异乡饱受歧视，由此萌生了对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为头目的长州阀的敌意。1905年，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第18期）。1914年12月，考入陆大（第29期），1917年11月毕业。军校毕业后海外任职：青岛守备军兵要地志部主任。1919年春，在北京见到青木宣纯、坂西利八郎。1919年9月，浦盐派遣军司令部（驻海参崴）。1921年1月，满洲里支部作为军部直属特务机关独立，任机关长。1921年12月，参谋本部支那班任职。1922年4月，晋升为少佐军衔。1922年9月，接任广州武官矶谷廉介。1924年6月，应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黄埔军校教育长何应钦邀请，访问黄埔军校。1924年8月，调任参谋本部支那课兵要地志班班长。（回国后，向军部报告了国民党动向和广州的形势，并认为国民党主导的第四次革命必将来临。）1924年11月，再次赴北京，主要任务是考查、搜集段祺瑞、张作霖、孙文三角同盟结成后，国民党动向情报。期间，去医院探望病榻上的孙文。1925年1月，佐佐木在北京大使馆武官室参加有参谋本部、关东军、支那驻屯军、坂西机关等处的代表及公使馆武官、驻任各地的谍报武官和研究员参加的会议。会议期间，佐佐木报告了国民党的状况，另外对将来的情势判断及相关政策的讨论中，佐佐木认为三角同盟不具有长持续的可能性，国民党早晚会反对段祺瑞和张作霖。1925年1月底，佐佐木向参谋本部以及相关各机关发送了题为《关于国民党的将来》的报告。（报告原文：“我认为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基本上依然以目前的状态保持党的生命力。不过，考虑到国民党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逐渐出现的建设性色彩，我也认为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国民党的破坏力也许将更加难以控制。”而北伐开始后，革命势力正是朝着他所担心的方向发展。可以说，佐佐木作为一名军官，身居各种势力纵横交错中国现实社会，能够有如此敏锐的观察力，实属难得。）1925年×月，发表文章：《支那改造的根本问题——支那军队的改造以及即将到来的第四次革命》。出差结束，返回日本。出版：《支那之曙光》、《支那陆军改造论》（增补版，东亚经济调查局，1930年）。1925年12月，因“郭松陵事件”，参谋本部预判郭军胜利，派佐佐木前往满洲做工作，试图避免郭军进入奉天时与关东军产生冲突。佐佐木赶到满洲时，郭松陵被击败。期间，佐佐木给支那课课长佐藤三郎的报告《南满北支出差备忘录》中：“不远的将来张也许会下台，不管怎么说，我直观的感觉到张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地减弱。”1926年1月初，前往京津地区“视察”。1926年2月，返回日本。1926年9月，晋升中佐。接任板垣征四郎成为北京公使馆武官辅佐官。其时，北京公使馆武官是本庄繁，佐佐木与其不合。1926年10月，被命令赴华中地区出差近一个月，抵达华中地区时，国民革命北伐军已经攻克九江、汉口。期间，佐佐木将途中对于国民革命军的观察投稿至《北京周报》，并以此为底本于翌年4月出版《南方革命势力的实相及其批判》。1927年3月底，佐佐木从北京出发，经由大连、青岛，于4月上旬抵达上海。1927年4月底，接受蒋介石邀请，赴南京。1927年12月-1929年8月，驻南京武官。1927年4月，在革命军司令部从军参加北伐。5月3日，亲历济南事件，险些丧命；5月5日，由青岛返回上海。6月上旬，返回南京，因中方拒绝，1932与南京国民政府断绝联系。1932年12月，关东军司令部下属满洲国军政部顾问，参与所谓“新国家的国家军队”建设，两年后成为最高顾问，直至支那事变爆发后的1937年8月离开满洲，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长的一个职位，四年零九个月。期间，倾注心血培养“满洲国军”，并将《支那陆军改造论》运用于实践。1937年12月，任第三十旅团长，参加南京攻城战。此后，佐佐木晋升为中将，先后担任第三独立混成旅团长、北支那宪兵队司令官、第十师团长。1941年4月编入预备役，退役后，成为“满洲国”的“协和会”理事，写作并出版了《我是这样看支那的》。战争末期被征召，出任师团长并驻任满洲，战败后作为战犯被逮捕。1955年在抚顺收容所死于脑出血。（二）主要出版物《支那改造的根本问题》，外交时报，1925年9月15日；《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及其剖析》，东亚同文会调查编纂部，1926年；《支那之曙光》，偕行社，1926年；《支那陆军改造论》，行地出版部，1927年；《南方革命势力的真相及其批判》，北京，极东新信社，1927年；《支那陆军改造论（增补版）》，东亚经济调查局，1930年；《支那内战从军记》，丰文堂出版部，1931年；《我是这样看支那的》，满洲杂志社，1942年；《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补版）》，劲草书房，1967年。二、作为转折点的“南京事件”中日关系历史上被称为“南京事件”共有三次。第一次是中国二次革命时期1913年发生的事件。张勋率领的北洋军进入南京，数名日本人遭到杀害，房屋遭到烧毁。第二次发生在1927年3月24日，南京外国人，日、英领事馆遇袭，美国人创办额金陵大学也遭到洗劫。第三次就是南京大屠杀。（一）产生背景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谭延闿、蒋介石等9人联名向全会提出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意图在于把共产党人排挤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打击国民党左派，夺取国民党最高领导权。尽管如此，革命势力中国民党或者蒋介石的力量在减弱。武汉国民政府基本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控制。（二）事件经过1927年3月22日，日本领事森冈正平断定国民革命军将击败军阀部队攻入南京城，因此提前将100名日本居留民转移至馆内避难，并从停泊于长江的驱逐舰调派海军大尉荒木及100名水兵实施警戒。上午7时，南军将校带领20名士兵来领事馆询问是否有北军士兵逃入，没有发现逃兵后，离开了。因此，领事馆放松了警惕。可是10分钟后，40名左右的南军士兵冲入领事馆闹事，警察署长木村左腕被射穿，根本博少佐被刺伤。尔后，被士兵煽动的无赖市民也参与了骚乱，领事馆遭到洗劫。大约上午十点三十分，南军士兵持枪威胁馆员打开金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团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来到使馆，制止了胁迫行为。据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林伯渠），均为共产党员。骚乱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到侵犯和洗劫。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美国人）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遇害，此外英国侨民死亡2人，日本侨民死亡1人，法国侨民死亡1人。北伐军的“暴行”使列强们十分震惊：义和团又来了!英美军舰开始向南京城内炮击报复，打死南京市民2000余人。日本政府下令军舰不得开炮，舰队司令驶回上海后自杀谢罪。时任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反对对中国进行干涉和制裁，对蒋介石评价很高，并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因此，“币原外交”成为“软弱外交”的代名词。（三）南京事件对在华驻军和日本国内民众心理的影响南京事件使日本人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第一就是导致日本替代了英国成为排外暴动的主要目标。在此之前，北伐过程中，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被武力收回等过激的排外行动也发生过。例如：1926年1月，汉口的英租界被接管时，日本居留民几乎没有遭受损失。日本实质上成为排外暴动的对象，南京事件是第一次。在心理层面日本国内民众也受到很大的刺激。对于视中国为殖民地的日本人来说，一直被作为劣等民族来对待的中国人居然“叛乱”，这是不可原谅的。对于批判欧美对中国的殖民意识、同情中国并对国民革命抱有共鸣的日本人来说，将日本人与欧美人作为同类人来对待，并把日本作为过激的反帝国主义、排外暴行的对象，更是感觉被冒犯乃至于背叛的感觉。（四）佐佐木的坚持南京事件以及汉口事件等排外暴动被认为是共产党势力的煽动引起的，在北伐的过程中，共产党在国民党中逐渐具备了压倒性的力量。日本陆军支那通中部分人甚至认为中国有“赤化”的危险。而此时身在北京的佐佐木到一是怎样理解和把握当时的现实情况呢？佐佐木在孙文去世前撰写《关于国民党的将来》报告中也曾体现了对排外主义的担忧，即担心国民革命将所谓的爱国运动朝着不合理化的方向引导，转向无视条约、破坏外国的产业。事件发生前，排外主义主要针对英国时，佐佐木在《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及其剖析》一文中写道：“许多年轻的未来的孙文沉醉于以破坏为目的的破坏的快感中。”“国民党所具有的破坏力在孙氏去世之后就变得更加露骨狰狞，即使对日本示好也不能乐观。”佐佐木当时的考虑是，排外主义的“暴举”，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统治责任，将来如果执掌国家政权，“他们就应该不会毫无顾忌地无视各国的利益和感情去做野蛮、放肆的事情了。”因此，可以认为：尽管国民党存在排外主义倾向，在没有危及日本在华利益时，佐佐木对国民革命还是持肯定态度，或者说抱有一种同情的理解。佐佐木离京前，获得了南京事件相关信息后，他在《南方革命势力的实相及其批判》一书中增补了“关于南京事件”一节。“革命势力目前的原动力，是共产党。国民革命和国民党，几乎已被从革命政权中清除一空，只留下了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党而已。北方的掌权者（军阀）实力减弱的话，以上的事态‘南京事件那样的野蛮行径’会蔓延到北方地区这是不言自明的。而且这种场合，我认为缺乏充分管束的支那兵和暴民会争先恐后地加入暴行中也是不难想象的。”佐佐木认为极左势力为了陷害蒋介石在背后指导发动了南京事件。也就是说，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并没有表现出否定的意向，因为事件的责任归根到底在共产势力。共产党影响力增大的同时，革命军的管束混乱，北伐者向华北挺进，发生恶性事件的概率极大。佐佐木暗示了这样一种悲观的展望，但他本人对国民党的期待和共鸣并没有丧失，他用“好汉蒋介石请慎重行事”来表达对蒋介石恢复主导权的期待。为了进一步表达自己的观点，佐佐木在《武汉乎？南京乎？》一文中猛烈抨击共产党，并论述了共产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并不相符，期待着基于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没够实现。“如果这些革命派攻陷首都并着手建设的那一天到来的话，他们这些人一定会更加堕落，开始退化还原作用。无论是支那的民族性、家族制度还是国家制度中，都无限蕴藏着促进这种堕落的要素。使年轻而血气方刚之徒一瞬间丧失本性的诱惑，在支那的民族性、传统以及制度中也都无限存在着。”作为新时期的支那通，佐佐木与其前辈不同，他把改变“民族性”看作革命成功的条件，并指出这种改变如果无法实现的话，革命派就只能走上“退化还原”“堕落”了。针对“革命的堕落”之危险性，佐佐木论述到：“在建立南京政府的前后，蒋介石为了对抗武汉政府，不得不从国民党外部寻求人才，因此，一些不具有革命意识的人也混了进来，这不仅伤了革命的元气，而且也带来使国民党凝聚力降低的危险。”果不其然，不久他就亲眼看到革命开始“堕落”，被不变的“民族性”逐渐压倒。 三、“济南事件”的催化1927年9月，南京政府与排除了共产党派的武汉政府合并，宣告国共合作彻底结束。1928年1月，蒋介石再度出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4月北伐重新开始。这个时候佐佐木提出要到革命军总司令部从军，并得到了参谋本部和国民党双方的许可。国民党方面也许考虑到未来北伐过程中与日军产生冲突时，佐佐木可从中传递信息；参谋本部则是考虑和蒋介石建立稳定的联系，继续推进日本对满政策。佐佐木在数年后刊行的著作《支那内战从军记》中坦言其从军动机：因为他确信国民党早晚会统治中国，因此他认为在这一军与日本军队之间建立起“精神上的联系”是自己的义务。并希望通过从军可以实际确认将来应该携手合作的革命军能否真的成为“改造的陆军”。在佐佐木眼里，革命军较之日本军队在组织效率和战术水平上差距很大，但军纪却非常严明，没有掠夺强奸之事。另一方面，革命军因匆忙组建，军官学校出身的青年将校与其年龄相比级别被提的太高，30岁出头的少将比比皆是，有“夜郎自大”的倾向。革命军所攻占之处，国民党的海报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仅仅把日本作为反帝国主义目标之事时有发生。佐佐木认为无知的士兵们把打倒帝国主义的意思理解为对外国人的蔑视、迫害和袭击。不久，佐佐木就亲身经历了被煽动暴民的袭击。事件的诱因是日本田中义一内阁第二次出兵山东。1927年4月26日拂晓，日第六师团先遣部队到达济南，受到约2000名居住在济南商埠区（非租界内）日本热烈欢迎。军阀部队撤退至济南继续向北败退。5月2日，蒋介石抵达济南，并在城内设立了指挥部，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率领师团本部抵达城外商埠地，佐佐木拜访第十一旅团长斋藤，转达蒋介石撤除商埠地防御工事（包括沙袋、拒马、铁丝网等）的要求，并得到日方许可。撤除防御工事，避免了对国民革命军将士的刺激，也种下了诱发冲突的隐患。5月3日，因革民军在《满洲日报》经销店张贴反日海报引发冲突，在商埠地很多地方都类似。蒋介石接到冲突报告后，委托佐佐木作为使者向日方日出停战要求，第一次安全返回城内并向蒋转达了日方要求。但蒋再委托他传达停战意愿，而这次佐佐木在出城去商埠地的途中遭遇袭击。据说，遍体鳞伤，右手腕很长时间都不能自由活动，下颚骨因为挫伤只能进流食。当日，佐佐木正要被处决时，被一名认识他的中国军官解救。5月5日，经青岛返回上海，尔后回国做情况报告。经济南事件后，佐佐木里外不是人。国民党逐渐丧失了对他的信任，日本媒体还捏造不实报道。“如果允许的话希望再次回到南京为革命军效力。”回国后，被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忠告：“多余的话太多，没有单纯从中国方面的不诚实去追究，而是想客观地论述事件的原因。”并且收到了匿名信：“遭受暴行却不去报仇，反而恬不知耻地活着回来的窝囊废。”显然，佐佐木在部分日本民众的眼中成为军人最为厌恶的卑怯者、卖国贼。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则是“如同在廊檐下被人用力的踩、用力地踢，然后要从檐下爬出来时，又被人在头上撒了尿的狼狈相。”《一个军人的自传》济南事件后，佐佐木的中国观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济南事件后，我的梦完全破灭了。我不得不觉悟到，广东时代的我实在是太幼稚了。”国民党对他的无视，日本国内认为他是国民党的内奸，中国民众将其视作日本陆军的间谍，在加上济南事件中，亲身经历的暴行以及所受的屈辱。这种变化，清晰的体现在关于完成北伐后中国军队的分析中，《支那陆军改造论（增补版）》首先，他将国民革命看作与军阀军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军队。因为作为革命军中坚力量的蒋介石直系部队仍有很浓郁的“封建私兵意识”，遑论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阀军了。其次，佐佐木认为革命军还没能成为真正的国家军队。国家军队如果无法建立的话，率领私兵集团的军阀像以前那样割据地方的事态就不可能发生变化。最后，他认为这是“革命的堕落”，是向旧中国的“退化还原”。而这种“堕落”的原因则在于不变的“民族性”。由此可见，佐佐木对黄埔军校毕业的少壮派军官“革命热情”的观察来了一个180度转弯，否定了以前自己的看法。针对革命军退化现象， 佐佐木认为是过度的革命教育和政治教育阻碍了现代军纪的确立。这个观点颇引人深思。四、“支那通”的“历史定论”目前，日本学界通常认为昭和陆军“支那通”没能理解中国要实现从半殖民地的境地中脱离出来并走向独立的民族主义、基于错误的情报和分析导致日本政策方向失误的元凶，并将他们作为侵略中国的尖兵加以严厉谴责，认为他们负有将日本置于与中国的战争泥潭中之责任，甚至不少学者认为“支那通”让日本国家走向灭亡。作者认为，日俄战争期间，走上中国情报分析道路的老派支那通和军阀过从甚密，虽然出现了“蒙满通”、“山西通”、“广东通”等精通中国特定地区的专家，但能够看透中国整体走向并能做出准确分析的真正的支那通却少之又少，而以佐佐木到一为代表的新支那通，则试图深入分析中国军事、经济和社会状况及群众运动的走向。另一方面，对中国现状理解越深，就越发认识到维持和增进日本利益的任务同中国所奋斗的方向是矛盾的，这也是佐佐木悲剧诞生的原因。换句话说，这些新支那通也许只看到了中国政治现实的表象，而没有认识其的本质。他们把握到了真实的一半，为了完成自己肩负的任务，选择性失明地无视另一半。或者说，他们基于一种错误的假设——将岛国的利益视为中国的利益，却试图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也许是动机和结果反差如此之大的原因吧。五、支那通的结局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处以绞刑的7人当中，陆军军人有6人，其中被称为“支那通”的有3人，分别是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日本战败不久，蒋介石指定了12人作为应向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的战犯。其中8人是所谓的支那通：土肥原贤二（死刑）、本庄繁（自杀）、板垣征四郎（死刑）、矶谷廉介（无期）、和知鹰二（劳改6年）、影佐祯昭（病死）、酒井隆（死刑）、喜多诚一（病死）。
精彩短评 (总计18条)
-
在作者看来，以佐佐木为代表的“支那通”把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与自己化为一体了。对他们来说，中国不再是“他者”。然而比起浪漫主义的“东亚保全”理念，“支那通”们更优先选择身为情报军官所肩负的扩大日本权益的职责。中国的“觉醒”也没有迎合他们的期待。于是理想幻灭，化作最为激烈的批判。 -
毫无疑问，所有“支那通”都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旨归。他们之间的分歧，只不过是对什么才符合日本利益的认知不同。即便是那些曾经对中国的统一和强大报以热烈期待的支那通，只要中国（无论主观还是客观）损害了日本的利益，他们就转而主张“膺惩暴支”。而由于中国重新统一和强大的过程必然与日本的利益产生冲突，因此，支那通们的“态度转变”也是必然的。这和他们的个性与品质无关，而是地缘格局所决定的。 -
帝国陆军“支那通”们所犯的最大错误不是对中国抗战能力的低估，而是对其抗战意志的轻视。 -
简单来说，一群二三流的人物yy出来了各种共荣理论来为侵略寻求合理性… -
对“支那通”这一群体的研究，展现了他们内部多种不同的面相，有助于修正普及教育中都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刻板印象。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恩怨纠葛纷繁复杂，其影响绵延至今。考察这些恩怨因何而来，既是对历史的辨析、总结，也是思考今日乃至未来两国关系的基础。后记中提到佐佐木到一对中国缺乏“他者”的认识这一观点，富有启发性，同时也提醒我们，即使是在今天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两国的民众是否依然欠缺对对方的真正了解。最后附带一提，社科文献本系列书籍采用的排版让我有借鉴文库本之感，在阅读时感觉很舒服。 -
翻译永远是外文名著一大硬伤。。。 -
在其《日本陆军与中国：支那通折射的梦想和挫折》一书中，日本学者户部良一抓住相克的民族主义这一关键对近世日本陆军支那通在中国的心路历程进行了精准地剖析。户部良一认为，面对西方列强的进逼，一部分日本势力希望老大帝国中国重新焕发青春实现自强独立的初衷是真诚的，也有不少日本人满怀浪漫和理想主义或前往中国大陆参加革命，或在日本本土为中国革命提供各种帮助。 但除了像宫崎滔天这种发自内心的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是两国的军阀与财阀，因此中国的问题要和日本的问题一起解决才有出路之外，绝大多数中国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更多是怀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救世者的心态，而且绝不容许中国的民族主义逸出轨道，危及日本的在华利益，尤其是在满蒙的权益。新旧支那通们对于支持当权者还是造反派可能龃龉不断，但对于一旦出现排日的苗头，日 -
原著是好书，中国通佐佐木到一对中国态度的豹变是研究第二次日中战争的海外学者耿耿于怀的研究之痛。但是译者有严重的系统历史认知硬伤，暴露在根本无用功的译者注中一览无遗。而且译文也很扭曲疙瘩绕语法，对汉语的把握都很欠缺。 -
所谓的容共防苏都不是重点，日渐壮大的民族主义政权与日本利益不可避免的冲突才是关键。新老支那通本质并无不同，不听话的旧军阀可以搞个皇姑屯除掉，新兴的党军就没那么容易对付了。为了教训所谓不听话的弟弟，代价也未免太大，双方两败俱伤，结果最后还是让真正的敌人乘虚而入 -
主要也就是看一下佐佐木到一的经历 -
像是“支那通的由来”和“佐佐木到一的对华思想变化”两篇论文的组合，对自己提出的支那通为什么成为侵华先锋的问题，也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 -
“支那通”很多，反观日本通呢？ -
D829.313/3203 本馆和常去分馆1.18未到 -
故事太平淡，很难入戏 -
有几章是强作解释 不认同其框架和对立内容的设置合理性 作者的确抓住了佐佐木到一的革命共鸣和民族主义本色之间的矛盾和变化 不过很多阐释也太轻浮无力了 有点浪费以支那通作为中日关系和陆军史研究的切入角度的可能，有太多可以挖掘和深入的地方，就光改造中国和东亚共荣的主题就可以做太多文章 中文序很有意思 -
佐佐木到一对中国由爱到恨的故事确实有启发性。但除此之外书的内容一般，而且翻译的也太口语化了。 -
主要翻了下，资料整理的很好 -
为什么每部抗日神剧都有一个日军“中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