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流动

出版社:中国发展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7
ISBN:9787802344457
页数:249页

作者简介

《国际资本流动:机制、趋势与对策》是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部分教师和博士的集体著作,历时数年完成。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与金融自由化,国际资本流动发展异常迅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情况、新趋势和新问题,也对世界经济以及有关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

书籍目录

前言 国际资本流动与全球金融危机第1章 国际直接资本投资新趋势1.1 引言1.2 FDI的新结构1.2.1 FDI的规模与发展1.2.2 FDI的国别结构1.2.3 FDI的产业结构1.2.4 FDI的投资方式1.3 分析FDI的新视角1.3.1 FDI的新基础:全球化与全球产业的重新配置1.3.2 FDI的新形式:直接资本流动与间接资本流动的交融1.3.3 FDI的新动力:贸易投资一体化与资本流动1.3.4 FDI的新机制:知识经济全球化与直接投资虚拟化1.4 从FDI的新特点看国际投资的理论基础第2章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机制2.1 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特点2.1.1 跨国并购的角色日益突出2.1.2 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一产业及基于资源类的制造业2.1.3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主要是生产加工能力以及网络和组织结构2.1.4 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呈现出多重性2.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趋势2.2.1 2005年后对外投资加速2.2.2 投资趋向避税地和发达国家2.2.3 服务业、自然资源产业比重高,制造业比重上升快2.3 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2.3.1 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理论回顾2.3.2 投资动因的引力模型分析2.3.3 投资与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2.3.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析的结论2.4 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优势分析2.4.1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回顾2.4.2 本节技术优势分析的研究框架2.4.3 对外投资企业的技术来源分析2.4.4 对外投资企业的技术变革和技术优势分析2.4.5 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技术优势分析的基本结论第3章 国际间接资本流动新趋势3.1 国际间接资本流动的新特点3.1.1 国际间接资本流动的规模与发展3.1.2 国际间接资本流动的结构特点3.1.3 国际间接资本流动的区域特点3.2 分析国际间接资本流动的新视角3.2.1 国际间接资本流动的新基础:网络金融和金融自由化3.2.2 国际间接资本的新形式:证券化3.2.3 国际间接资本的新动力:金融创新3.2.4 国际间接资本的新影响3.3 发展中国家应对金融全球化的策略第4章 国际贸易、经济一体化与国际资本流动4.1 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4.1.1 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外在关系4.1.2 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内在关系4.1.3 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及其障碍4.2 经济一体化与国际资本流动4.2.1 经济一体化与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4.2.2 经济一体化与区域贸易投资互动机制4.2.3 经济一体化的投资促进效应4.3 实证分析4.3.1 北北一体化(欧共体和美加自由贸易区):相对温和的投资促进效应4.3.2 南北一体化(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显著的投资促进效应4.3.3 南南一体化(MERCOSuR和东盟):不均衡的投资促进效应4.4 小结第5章 国际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5.1 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安全的文献回顾5.1.1 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5.1.2 FDI与产业安全5.2 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5.2.1 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阶段特征5.2.2 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特征5.2.3 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方式5.3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安全的影响5.3.1 股权控制5.3.2 市场控制5.3.3 技术控制5.3.4 品牌控制5.3.5 一体化控制第6章 国际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金融稳定6.1 引言6.2 FDI与发展中国家金融稳定的传统观点6.2.1 FDI投资是被套牢的6.2.2 FDI有利于持续资本形成,不产生债务负担6.2.3 FDI可以分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6.3 关于FDI与国际收支和金融稳定的新观点6.4 FDI与东亚金融危机6.4.1 对引入的FDI利用不当是东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6.4.2 FDI对于东亚各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6.4.3 FDI“火线出卖”6.4.4 马来西亚的案例分析6.5 FDI与拉美金融危机爆发6.5.1 拉美国家的经济为FDI所控6.5.2 流入拉美国家的FDI投资结构不合理6.5.3 FDI投资收益汇回加剧了拉美国家经常账户赤字的形成6.5.4 在拉美金融危机期间FDI流入量下降6.5.5 墨西哥的案例分析6.6 结论第7章 国际资本流动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银行共生危机7.1 国际资本流动下的共生危机:概览7.1.1 共生危机的基本表现与影响7.1.2 对共生危机的研究概况7.1.3 识别两种危机及其共生性7.1.4 共生危机的经验特征7.1.5 共生危机发生机理的复杂性7.2 共生危机的发生机理(1):银行危机到货币危机7.2.1 国际资本流动下的银行危机7.2.2 从银行危机到货币危机的途径7.2.3 从银行危机到货币危机的证据7.3 共生危机的发生机理(2):货币危机到银行危机7.3.1 国际资本流动下的货币危机7.3.2 从货币危机到银行危机的途径7.3.3 从货币危机到银行危机的证据7.4 伴随金融自由化的特殊风险与危机7.5 结语第8章 国际资本流动与资本管制8.1 资本管制与发展中国家金融稳定8.1.1 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短期资本流动8.1.2 国际短期资本冲击是近期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8.1.3 防范国际资本冲击促使发展中国家实施不同程度的资本管制8.1.4 国际资本流动日益复杂化迫使发展中国家完善资本管制8.1.5 资本管制是国际资本流动新机制下发展中国家的次优选择8.2 资本管制与宏观政策协调8.2.1 从“三元悖论”看宏观政策协调8.2.2 发展中国家金融稳定的政策约束和政策选择倾向8.2.3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及政策调整方向8.3 资本管制的措施及其分类8.3.1 资本管制的常见措施8.3.2 资本管制措施的分类8.4 资本管制与资本逃避8.4.1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8.4.2 资本管制与资本逃避8.4.3 金融市场不完善与“避险性”的资本逃避8.5 资本管制措施的实施效果8.5.1 资本流入管制的实践及效果8.5.2 资本流出管制与金融危机处理附录一、马来西亚资本管制:1998-1999二、美国利息平衡税:1963-1974三、智利保险箱:1991-1998参考文献后记

前言

  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与外部世界息息相关。一方面,一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着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而本国的经济发展,也或大或小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另一方面,一国经济发展是否顺利,又取决于其是否能够积极、合理地利用外部条件(诸如全世界的资源、市场、资金、技术等等)服务于自身经济发展,同时尽量避免外部因素对自己的不利影响。在与外部世界的这种合作与竞争中,趋利避害做得好,可以集全球之力造福于本国经济与人民,否则就可能坐失良机,或者南辕北辙。这实际上就是对外开放利益之所在。开放宏观经济学的福利效应分析已经从理论上证明了这种开放利益的存在,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以及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中的表现,更从实践上证明了对外开放、趋利避害的要义。  要在全球化的开放世界中进退自如、趋利避害,当然要了解和掌握对外经济活动的知识与思想;要走上世界经济舞台参与国际竞争,更要懂得国际经营与国际竞争的原理与方法,否则将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碰得头破血流。这也就好像要走上武林的江湖,必须先隐身名山,苦苦修炼武学秘籍和各派功法一样。

内容概要

  陶涛,1987~199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国际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和日本经济,讲授“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和“日本经济”等课程。多次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参与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世界经济》、《国际经济评论》、《北京大学学报》和《改革》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并出版数本专著和教材。  王跃生,1960年出生于北京。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在俄罗斯莫斯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等校作访问学者。  近年来主要教学研究领域为当代世界经济、国际企业制度与跨国公司以及转轨经济学,讲授“当代世界经济”、“国际企业制度”、“跨国公司金融”等课程。近著主要有《国际企业制度创新》(2007)、《市场经济发展:国际视角与中国经验》(2006)、《制度、文化与经济发展》(2005)、《大波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2000,主编)、《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一改革成本问题研究与国际比较》(1999)等。著有《经济学与社会关怀》(2007)、《经济学:愉快的通行证》(2002)、《没有规矩不成方圆》(2000)、《立足于现实的思考》(2000)等经济学文集与随笔集。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科学》、《北京大学学报》、《读书》等刊物发表论文、评论百余篇。

章节摘录

  (3)投资基金的发展与FDI  上一节已经谈到,当前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一个新特点是投资基金(共同基金)大举参与企业并购。实际上不仅仅是投资基金,各种机构投资者和各种形态的基金,如保险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乃至证券投资基金,都有投资于海外企业股权、参与跨境并购的趋势。传统上一直把这类机构投资者看成是“特殊的股东”(消极投资者),其资金结构上的特点决定其不参与企业治理只进行短期间接投资。但是,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机构投资者实质性参与公司治理的现象(如著名的加州退休教师基金为代表的养老金基金),机构投资人正在从“特殊的投资人”变为“正常的投资人”,它们的投资也日益具有直接投资的属性。  机构投资者投资性质的变化同样适用于跨国投资。以投资基金为主体的跨国并购基金,其最终所有人是无数中小投资者,他们本身完全没有控制海外企业的愿望,而只要求尽可能高的投资回报。投资基金的制度设计又赋予他们一种随时收回投资的权力和灵活性,一旦投资收益不符合预期或者风险超过预期,他们就会收回投资。这对基金管理者形成巨大的盈利压力。就中小投资人本身来讲,他们的投资肯定是一种间接投资。但是,基金管理人更长期持有某公司股权,积极介入公司治理,甚至完全控制公司以追求长期高回报的冲动,与最终投资人的短期盈利压力形成矛盾和冲突,使管理者不能自由地按照其本意来开展投资。这种冲突的结果是,投资基金跨国投资的行为飘忽不定,属性模糊不清,很难准确界定。它们有可能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里(5年以上)持有海外公司的控股权,并凭借自身较大的持股比例参与企业控制,此时其投资就是直接投资;也有可能比较快地升值变现,此时投资就是间接投资。即使是前一种情况,这种投资与传统上“百年老店式”的经营企业投资也是不同的。实际上,在我们看来,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其说是表明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交叉、融合的趋势,还不如说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两分法的框框,已经容纳不了今天日益多样化的投资形态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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