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术导论》书评

朱维铮《关于刘师培》读后

昨日读到廖平，看到蒙文通对于廖平和刘师培的回忆，提到二人对于清代经学的批评。廖师屡曰：“两《经解》卷帙虽繁，但皆《五礼通考》、《经籍纂诂》之子孙耳。”又言清代各经新疏及在江南见某氏未刻之某经正义稿，大要不能脱小学家窠臼。刘师则真谓“清代汉学未必即以汉儒治经之法治汉儒所冶之经。”又言“前世为类书者《御览》《类聚》之类，散群书之于各类书之中，清世为义疏者正义之类，又散各类书于经句之下。”近年关注晚清民国经学，自章学诚至公羊学，今古文之争，这些都是晚清经学发展的历程，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公羊学与晚清改革运动有着微妙的联系。这一点已经被学界所关注，但是我想有些问题还是没有说清楚。比如，虽然有阮元等人提倡汉学，但钻书堆之人，往往缺乏应变之才。在鸦片战争与洪杨之乱中，江南人才之匮乏最为明显，曾国藩幕府之中多三湘之士大夫，江南虽有文才，却乏致用之士。故扬州主张汉学，常州则擅长公羊学，虽说是学术发展的结果，也不能说没有时代的影响。在康有为以公羊学主持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以经学来推动社会改良的道路似乎已经到了尽头，虽然康有为梁启超仍然在海外鼓吹君主共和，但是人们似乎更加贴近于革命。当时，章太炎已经开始运用《春秋》中尊王攘夷之说来鼓吹革命了，而作为扬州学派殿军的刘师培，同样接受了晚清反满革命的影响，通过家传《左传》运用于革命宣传。这种运用经学鼓吹革命的倾向，已经超越了今古文斗争的范畴。可以说，古文经并非鼓吹革命，但是今文经也并非适于改良。但是，晚清经学致用的风气，已经超越了原来仅仅关注文献，不关注现实的状态。钱穆将关注政治的风气归结为公羊学，认为章学诚“六经皆史”开启了这个先河。但是，考察晚清学术与政治，就会发现关注政治并非今文经学家，古文经学家也陷入了政治斗争之中。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只能说晚清古文经当然在学理上与今文经有所差异，但是在关注政治问题上，与今文经并无本质差异，更有甚者古文经学家似乎并没有今文经学家改良的目标，所谓反满革命只能从《春秋》中寻找尊王攘夷的资源，却找不到革命的最终目标。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后，既不满于孙中山，又不满于袁世凯，那么章太炎作为古文经学大师究竟在政体建设上提供了怎么样的方案呢？在反满革命中，刘师培已经放弃了革命立场，采取更加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古文经中又何尝讲求无政府主义，反而是老庄学派则不免有这种说法。不过，这也说明古文经并没有具体的政治理想却是明摆的。他们固然可以批评康有为的政治理想，但是古文经又提供不了明确的政治理想，反而附着在今文经批评上来建立自己的立场，怪不得钱穆认为古文经反而不及今文经具有生命力。在某种意义上，晚清时期的经学已经不再与乾嘉时期的经学有任何类似之处了，除了排除时代背景的学术史才会将晚清经学与乾嘉经学做比附，否则康有为、章太炎和刘师培已经完全超越清代以文献学研究经典的范畴。他们更加讲求经学致用，或者用于政治改良，或者用于革命，但是我们必须说这种致用有着天然的不足。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晚清经学的缺陷。康有为运用经学改革，其来自于西方政治的挑战，中国在面对挑战中开始向西方学习。康有为采取的方式，是将西方政体与三代政治相比附，从而用复古来促进改良。这种将现代性与经学相混合的方式，固然是一种改革的策略，但是影响却很大，后果也很坏。在改良失败之后，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开始大肆批评中国传统政治，其标准已经明显为西方政治标准。康有为用来隐藏在经学背后的现代政治，已经被梁启超作为公开宣讲的对象。同时，章太炎也在批评康有为以经学进行改良，但他却选择用经学来鼓吹革命，这又岂是古文经的正宗，不过是在政治上不满康有为的道路，在学术上与康有为立异而已。刘师培不仅已经放弃了经学的立场，径直选择无政府主义作为鼓吹革命的对象，这样不仅不会建立起新的政体，而且会反对古今一切政治体制。可以说，康有为、章太炎和刘师培已经完全陷入了现代性的泥潭，而他们言说的方式仍旧借用传统的经学而已。我们今天研究晚清到民国的经学发展，就会发现经学的衰败，其实就是中国政治理想的衰败，当我们放弃了中国古典政治传统，放弃了三代理想之后，无论采取哪种诠释道路，无论是今文经的改良，还是古文经的革命，到最后的目标都是放弃传统政治。因此，辛亥革命建立了经学中从未出现的共和制，就已经暗示了传统政治的消亡，经学的自我瓦解。有些人说，康有为、章太炎和刘师培晚年都选择回归儒学，放弃年轻时以经学参与政治活动，恰恰是他们突然发现他们赖以讲求现代性的经学，已经被他们的政治活动瓦解了。他们如果想要重建学术地位，就必须回到他们曾经反对的传统文化与政治之中，所以才出现了辛亥革命后三位学者的保守主义转向。那么，他们这种经学与现代性的纠结，对于我们应该有哪些启示呢？可以说，他们提出用现代性重新解释经学的道路，为民国新儒家的兴起提供了思想的借鉴；其次，人们对于经学的认知，被他们的政治活动所迷惑，形成了经学与政治的紧张；最后，今天如果我们重新思考古今学术的发展，就必须反思现代性与中国学术的关系，如果选择现代性作为本，经学为表，那么就是康有为及新儒家的道路，反过来如果回到中国学术本位，就必须正视近代以来经学中现代性的成分，从而重新思考经学对于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否则，就无法真正回到古典文化之中。

阅读近代的方法

原刊《南风窗》2013年第18期谈及“近代”，正如这一暧昧的语汇本身，其历史意义也是暧昧意味十足：前有漫长亦可骄傲的“古代”，后有仿佛开天辟地一般的“现代”，“近代”俨然可有可无的铺垫，向来多被略去。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没有“近代”，何来“现代”？显然，对于许多读者而言，走出“古代”阴影或“现代”神话， 阅读“近代”便尤为必要。但到底该如何阅读“近代”，海内外第一流文史学者一致认为，须从阅读经典（或曰“原典”）开始。不过，现代读者由于语言文字等方面的障碍，直接阅读经典颇有几分困难，总得多多少少读一点入门书，打下一点基础，带着被前书所刺激出的阅读兴趣，才可以较不费力地摸进经典之门。已故的朱维铮先生素以精研中国学术思想享誉学林，其《近代学术导论》正足以担当这一光荣的使命，不使他书专美于前。全书以近代学术经典为干，而一书一论，举凡今古文经学之变、汉学与宋学之冲突与调和、西学东渐与中西交通等近代学术思想史的关键题目，无一遗漏。所涉人物如江藩、王韬、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俱为其间的代表人物。藉着对经典、人物与历史的互动关系的把握，朱先生重审近代学术的暧昧，得出一番严密而可信的解释，在见解上超出前人、时人的地方，所在多见。以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为例，因其罔顾事实、借题发挥，甫一面世便引发争议，引为同调者主要是其师友门徒，今之“亲友团”也。然而，朱先生访求发现，从同治末到光绪中，30年间此书一印再印，竟然印过至少5种以上的版本，是不折不扣的流行读物。那么，莫非等到此时，其学术价值才能被人看清楚？可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此书再一次淡出读者视线，这又是什么缘故？原来，“由于方东树的堂弟方宗诚和另一名学生戴钧衡，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均入曾国藩府，方宗诚还相继获得讲理学的吴廷栋、倭仁等赏识，并在曾国藩以后入主李鸿章幕府，因而得以借助权力刊行方东树的遗著；倭仁因得慈禧太后宠信而任同治帝的师傅，便以《汉学商兑》等作为课本；于是此书便被习八股的士人视作敲门砖而大行于世”。《汉学商兑》的起起伏伏，具体而微地折射出汉学与宋学的冲突。但这一例子还启发我们今天再认识近代学术思想变迁，不能只停留于学说思想的交锋层面的追踪，而忽视了它与出版、教育、政治等要素的复杂纠葛。我们佩服朱先生持论之透辟，追根溯源，其实是他能够将观点、材料与专门的研究方法配合，以致相得益彰。然而，我必须指出，这只是全书所收《汉学与反汉学》里的一个小小注脚，从正文到注释，类似的发现实在举不胜举。学术史研究要求“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近代学术导论》没有止步于此。在识其大体，察其所由与所终，清晰地描绘近代这一段暧昧的学术思想轮廓的前提之下，全书所涉人物之生平、交游及仕宦经历中若干疑点，其著述之发凡、流布及诸家评价之异同，朱先生皆能洞烛幽微，考证精审，几成不易之论。按照现在的风气，这本满是“干货”的书是可以改成几十上百篇论文，做成一套丛书的。我们知道，一部上佳之作，除了在内容上给人以极大的满足，就是在方法、规范、文体上也颇值得注意。《近代学术导论》中，著者平视研究对象，不迷信任一权威或旧说，而辨正前人、时人、海外学人之误，这本是治学的基本规范，可惜的是，却只有一流学者方能躬行不辍；至于其文字的孔武有力，且能够激动人心，在当代学林洵属不易，但如果我们知道他那特立独行的一生，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