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精英》书评

FW：精英社会由社会结构决定

米尔斯这本书写于《社会学的想像力》之前三年，因而可看作其社会学主张的例证。米尔斯是马克斯•韦伯著作的主要翻译者之一，深受韦伯的影响，不过他在书中表露的激愤思想，显然是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人们之所以常常把米尔斯看作社会批评家，而非社会科学家，大概是因为人们常常会被他的情绪表达所吸引，反倒忽视了客观的研究成果。这本书的主要观点：1）精英状况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2）社会结构随着历史而变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社会结构；3）现时代美国社会结构之下，工业、军事和政治三个领域的精英占据着统治地位，三者紧密结合。一、三类精英工业精英——大公司崛起成为经济领域的主导力量，也就是说大公司所代表的官僚制力量是经济领域的决定性力量。大公司领导人处在本领域官僚制的顶端，控制着经济命脉，因而力量强大。军事精英——二战以及随后而来的冷战，已经树立了军人的牢固地位，军人及其相关力量大大扩充了发言权。由于军事精英本质上都赞成冷酷的现实主义，因此军事精英的崛起意味着外交路线或大政方针的改变。政治精英——国会地位下降了，沦为二流政治家的领地。以往政治精英可能都要经过国会的洗礼，如今可能不经过国会就直接迈向行政高层。政治精英们与工业和军事精英相比，地位有所下降。二、政府及社会结构米尔斯对戴维•杜鲁门（David Truman）等人所谓的平衡理论、政府过程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种理论不能反映美国政治的现实。首先，平衡只存在于二流政治领域，如国会等，而非最高层。在最高层，没有平衡之说，有的是权力和权威。其次，平衡未必是好事，平衡带来的不是利益调和，而是僵化和无所作为。美国政治的现实：在顶层，出现了权力精英。中间阶级是一种漂浮不定的僵持、平衡的力量；中间层并没有将底层与顶层联系起来。社会的底层在政治上一盘散沙，甚至作为一种消极现实，越来越没有权力：在底层，大众社会正在出现。三、公众社会与大众社会的区别。公众社会（public）：1）表达意见的机会等同于倾听的机会；2）公共传播中，对于任何意见均可进行有效的、迅速的回应或回击；3）官方系统不会渗入自主的公众。大众社会（mass）：1）从表达意见到倾听意见，是单向的喇叭形；2）个体回击或反对变得不再有效；3）意见的付诸实施由组织和掌握这类行动渠道的官方控制；4）大众没有任何权威，官方权威渗入大众。总的来讲，在公众社会中，个体受到尊重，个体的自主性、独立思考、行动能力等都得到保护；倘若组织起来，是以自主参与、独立行动为基础的。在大众社会中，倘若分散就是毫无思想或原则、因而也毫无影响力和行动能力的原子状态；倘若行动起来，人民是以集体的面貌出现的，受到有效的控制或集体无意识。四、其他米尔斯关于美国的保守情绪及高层的不道德的分析入木三分，只是有点愤世嫉俗的味道。

新霸权主义/新自由主义史前史

在本书前半部分，米尔斯追溯了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国家权力的变迁经过，主要突出了这一变化的两大特征：第一，政治及经济资本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小镇头面家族向各大都会集中，最终形成排除了地方干预的集权体制。第二，以各党派职业政治家之间的权力均衡为特征的经典政治形态被打破，在新的权力游戏中，政治、经济、军事三个部门的上层相互串联成为一个坚固的统治核心，达成了对国内国际事务的绝对控制。一个写作自由民主，读作集权垄断的新制度就此形成。米尔斯也许未曾料到，正是他所勾勒出的这一全新权力结构，在此后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扮演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新霸权主义政策的制度基础，经济渗透、政治干预、军事威慑，环环相扣的国家策略有赖于三位一体的权力精英集团；也正是他用激进义愤的措辞所痛批的这个“没有任何保守思想的保守国家”美国，日后孕育出了在全球肆意扩张，畅行无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讽刺的是，这一新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为了应对米尔斯及后来左翼运动所进行的一次政学跨界合作的产物。米尔斯指出，美国权力上层之所以根本不需要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因为自由主义所派生的 “工作-回报”、“努力-成功”的大众思想为他们的地位成就作了背书，而权力均衡的一般假设则赋予其实践以正当性：“自由主义已成为所有政治立场的面具...他已毫无力量而且会使人误入歧途。...作为一种社会理论，自由主义有赖于社会自动平衡的概念。大均衡的思想...是保守情绪的栖身地，为整个自由主义的知识界所认可。”P420-421正是在这一刻，作为保守思想的“自由”头一回遭到揭发，这比大卫•哈维在著作中指出的新自由主义诞生时间整整早了近三十年。然而英年早逝的米尔斯已无缘亲眼得见自己的工作如何最终唤来了一个轰轰烈烈的60年代（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前言中写到“我想强调一下C•赖特•米尔斯著作的根本重要性”）；他也无缘了解这如何使得自由派知识分子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在七十年代中期得以登堂入室，将他暗示的那种可能性发展成完整体系的。在随后到来的八、九十年代里，大金融资本家集团在这个体系的支持之下，完成了天下布武。《权力精英》一书的非凡成就便在于此：成书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此书，竟同时成为对前五十年社会转型的考察、批判，及关于后五十年政治社会发展的排演和导读。

我们的教育在培养“公众”还是“大众”？

195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物质繁荣、国家主义甚嚣尘上和政治真空”的时代。大多数美国人处在一种自鸣得意的状态中，知识分子们也将自己出卖给保守主义情绪。这时，米尔斯写下了《权力精英》，告诉美国人他们处在怎样一种糟糕的境地当中：这个国家已经被商界、政界和军界的权力精英把持，原本拥有民主权利、能够自由表达意见的公众（public）已经可悲地沦为被权力精英控制的大众（mass）。我无力观察当下的中国是否也具有这样一个“权力精英”的集团，在此仅就教育这一小小的方面进行一个对比。在美国公众到大众的转变过程中，公众教育也已经变异为大众教育。在米尔斯看来，公众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让民众更有知识，并能更好地思考和判断公共事物。然而，那时美国许多学校已经将这种政治上的任务降至对国家忠诚的日常训练中。米尔斯认为，公众教育也要进行技术培训和价值教育，但其目的是帮助人们形成其文化和政治及技术上的情感，使他们觉得是真正的自由公众中的真正一员。公众教育追求的是自我发展，而大众教育却将其错当成为职业晋升而进行的技术培训。公众教育的任务是：防止公众被压制，帮助制造不会被压制的、训练有素的、见多识广的头脑；帮助发展不会因生活的压力而沉沦下去的勇敢、明智的个体。但美国当时的教育机构没有完成这样的任务，它们只是成为职业升迁和社会地位上升的阶梯，鼓励对大众生活方式的欣然接受，而不是为个体与公共的神圣做斗争。读到这样的段落，不禁感慨：米尔斯对1950年代美国教育的描述可以非常恰当地运用到当下的中国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上面来。如今，中国的基础教育成为高考的附庸，大学教育又成为找工作的预科班。尽管“人文教育”、“通识教育”被喊了很久，但实际情况呢？我们的学生，有多少能拥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当他们遇到个人困难时，有多少人能将其与社会联系起来？我们的中小学，提供的是标准答案还是争论，是知识还是智慧？我们的大学，是不是像米尔斯所述的那样：“常常意味着智力平庸、职业训练、民族主义的忠诚，而在其他方面无所作为”？事实令人失望：这样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大多是缺乏意见表达、易被压制和控制的大众，而非能够组成一个民主社会的公众。本应承担启蒙作用的教育，却成为扼杀公众民主社会的毒手之一。怎么改，谁来改？在教育行政体制的压迫和钳制下，除了依靠少数老师在课堂播撒公众教育种子的努力外，真的很难找到一条好的出路。http://www.fangkc.cn/book/power-elite/

《权力精英》书评导图

《权力精英》书评导图《权力精英》 米尔斯 米尔斯首先给权力精英下了一个定义，他认为，“权力精英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超越普通人所处的环境；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做出具有重要后果的决定。”（p2）或者我们可以给出更具体的定义，“所谓的权力精英，指的是某些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圈子，作为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集团，他们共同制订至少具有全国性效果的决策。至于既定的国家事务，权力精英正是决策他们的人。”（p17）某些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权力精英，首先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们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了权力，而不是权力决定了他们的位置。当然，你也可以说在一定位置上，这两者可以互相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忘了最初的事实。“相对于他们所占据的关键位置而言，他们是否做出如此决定并不重要。行动未果，或决策失败，其行为本身就比决策更具影响力”。（p2）这应该是米尔斯比较核心的一个观点：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来自哪里，不管你有什么能耐，重要的是你处在什么样的位置，这决定了你是否是权力精英中的一员，决定了你拥有什么样的决策权。“要想声名显赫，要想腰缠万贯，要想权倾天下，就必须进入主要机构，因为个体在机构中所占据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拥有和牢牢把握这些有价值的经历的机会”。（p9）权力的三巨头——政府、军队、公司（企业）——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核心权力精英层。他们垄断或者说控制着美国社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秩序。他们之间彼此联系，互相勾结，甚至彼此交换和转化。当然，他们也互相制约，也有矛盾和竞争。“在结构意义上，这种权力三角是纵横交错的联合董事会的源泉，是当代历史框架的重中之重。”（p6）米尔斯断言，“鉴于这三大领域彼此间的渗透融合，鉴于决策在结果上趋向于追求整体，三种权力的掌门人，军界领袖（the warlords）、企业行政官（the corporation chieftains）、政治懂事（the political directorate），倾向于齐心协力，共同组成美国的权力精英。”（p7）权力、财富和声望被占居指导位置的精英所占有。（韦伯的“三位一体”理论）美国社会的发展由权力精英所主导。并且，美国精英的继承者都是被原有精英所选择、培训和塑造出来的人。他们的性格、心智、人格类型都和原有的精英相差无几，以便在他们之间形成“一种彼此共享的亲密无间的对非人为的决断能力的认知”。（p14）因此，当然就会存在着这么一些精英生产机构了，“在历史上，最惹眼的是上流阶层社会，而今天，最重要的是重点中学（proper secondary school）和大都会俱乐部。”（p14）米尔斯倾向于认为精英阶层就是那些决定历史进程，甚至是创造历史的人。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正是小圈子做出决定的时代。“我们时代的事态进程更多地取决于人的一系列决策，而不是任何不可避免的命运。”（p20）“当决策为数众多，每一个又有微小后果时，所有的决策以非人为的方式叠加起来，构成作为命运的历史。”（p20）随着决策圈的缩小，米尔斯自然而然地认为那些对重大事件有决策权的人便决定了历史的进程。他认为，“决策向广岛投掷原子弹的，不是所谓的“历史的必然性”，而是一个名叫杜鲁门（H.S.Truman）的人和另外几个人。”（p24）这种看法，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真的是有失偏颇。相信，今天的大多数学者也不敢苟同这种偏激的看法。美国社会里也有一些批判权力精英的人，甚至宣扬“精英软弱无能的观点”。（p25）他们认为“软弱无能的精英、历史的玩偶，是无法承担重任的”。（p26）但是，显然，“美国精英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无能的”（p26），这样一种观点更为合理。米尔斯对美国社会的层级做了一个大致的划分：权力精英、权力中层和大众社会。权力精英就是决策圈子里面的人，权力中层是那些与“诸如压力、竞选活动和国会策略等”等相关的人群，而大众社会则是由一些松散的、软弱无能的人所组成。米尔斯认为，“美国权力体系的顶层更团结更加有力度，底层则更松散，其实是更软弱无能，作出这种普遍假设的人，其注意力已经被权力中层吸引住了，权力中层既没有表达底层的意愿，也没有参与顶层的决策。”（p29）“在美国的每一个市镇和小城，都存在着一个上流家族圈，他们凌驾于中产阶级之上，屹立在由广大平民百姓和工薪阶层堆积起来的金字塔的塔尖。”在地方社会的上流阶层里，也存在着新兴和老派之间的竞争和紧张关系，老派上流阶层是当地有名望的人，他们一般是食利者和传统家族。（p35）而新兴家族则是类似于企业主这样一类的人。“作为声望的基础的古老家族谱系的延续，受到新兴上流阶层挥金如土的张扬的生活方式的挑战”。（p37）老派上流阶层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新兴上流阶层更加精明能干。老派阶级享受田园式的生活方式，他们鄙视和不屑新兴阶级暴发户式的生活和心态。在新旧上流阶层之间的竞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构成了地方社会的权力体系。但是，不管这么说，权力总是倾向于往高处攀升，地方社会在全国性的权力圈子里是属于外围和附属地位的，地方上流阶层要想获得正真的成功，必须要跳出地方社会的视野和圈子，要想办法融入全国性的集团中去。米尔斯发现，“正在地方社会内部发生的是它与四周的乡间区域融为一体，以及逐渐被纳入全国性权力和地位体系”。（p46）地方社会上流阶级渴望大都会的生活，他们想把地方社会远远抛在身后。（p44）在这一点上，也许新兴上流阶级比老派阶级做的更好，“新兴上流阶级倾向于模仿和加盟公司集团”（p48），他们更倾向于离开小城镇，当然，他们也更年轻和富有活力，更具创造性。全国的永远大于地方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美国所有小城镇的上层社会阶级仅仅靠累计在一块是成不了全国性的上流阶层的；他们的势力圈仅仅靠叠加在一块也成不了全国性的权力精英”。（p50）米尔斯认为美国“没有一个城市可以称得上是社会中心、政治首都和金融枢纽”。（p55）事实上，也是如此，纽约（而不是华盛顿）成为了美国的金融中心。米尔斯所说的“大都会四百强”指的是纽约古老（传统）富裕家族的核心的数目。米尔斯认为，“在这大都会四百强（metropolitan 400）以及它们圈内的小城镇中，客观机会、心理准备等优势的积聚使其相互作用，为一代又一代人创造和维持了上流阶层的世界。”（p56）当然，也像地方社会一样，大都市里也有新老上流阶层之间的竞争，新上流阶层的奋发进取、财富等对老上流阶层造成了冲击。“绝对的、赤裸裸的和粗俗的金钱，毫无例外地为其拥有者赢得进入美国社会任何地方的入场券。”（p58）这些被老上流阶层看作是“暴发户”的新上流阶层，凭着自力更生的本事和干劲，对身份地位产生了迫切的需求。尽管一开始得不到老派上流阶层的承认，但是“在第二乃至第三代人的眼里，他就变成上流阶层公认的一员”（p61）了。私立学校所教育培养出来的下一代上流阶层，“使得新旧上层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甚至消除”。（p72）上流阶层遵循着他们共有的一套培养下一代的制度，他们之所以能够维持着整个上流阶级的稳定和团结，是因为他们自己以及它们所培养出来的接班人有着相似的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相似的心智品质。“他们有着共同的亲朋好友，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类似的经历，被精心挑选和家族控制着的类似经历。”（p66）米尔斯认为，“大都会的上流阶层或多或少具有相同的门第、宗教信仰和出身。”（p67）他们属于共同的俱乐部，有着共同的圈子，并排斥圈外的人，他们在那些指定的学校上学（私立中学、名牌大学或高级预备学校），拥有相似的教育经历，并因为教育的联系，形成稳定的上流阶层的婚姻市场。“上流社会阶层囊括了涉及权力关系网的各色人等，他们分享了俱乐部、家族血缘、公司企业和法律事务所的人员指标。”（p76）他们形成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稳定的圈子，被认为是属于圈子内的人，“在美国的社会顶层，他是‘入流’的，他的形象，就是社会地位的证书；他的语调和气质风度，贴着精心培养的标签；他的盟友，则作为表示其被接纳和具有典型洞察力的证据。”（p77）米尔斯认为，名流显贵，“目前，属于美国社会公共荣誉论坛的这个世界，不是自下而上营造出来的，而是充当着地方社会和大都会四百强之间缓慢稳固的链接环节。”（p83）名流显贵是拥有名气和知名度的一群人，或者可以说拥有声望的一群人。“对于大众传媒和娱乐圈而言，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始终是被追逐的对象。”（p84）“现在无论是大都会四百强还是制度精英，都必须与名流显贵世界里的职业人士竞争，并从他们那儿借得到声望。”（p84）大众传媒的兴起，即使是上流社会的名媛也得和镜头前的名流显贵竞争了。“咖啡社会”（p87），因娱乐行业发展而新兴起来的社交场所成了“新的百万富翁们乐此不疲追逐的社会目标”。（p86）“咖啡社会取代了大都会四百强的家族裙带关系，印刷油墨（printer’s ink）取代了蓝色血液（blueblood），渴望成功所爆发出来的能量成了跳入龙门的关键，家族背景和世代传承的文化资本则退居次席”。（p87）社会明星体系造就了无数的职业名流，媒介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都会四百强作为声望体系最重要的公开的传输人开始衰败。（p90）建立在家族谱系和血缘基础上的大都会四百强开始日益萎缩。（p93）工业和咖啡社会里富有魅力的人物迅速崛起。咖啡社会里的小姐和女郎成为新一代的社交宠儿。作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咖啡社会总是会得到“腰缠百万的行政主管们的支持”。（p95）尽管“在咖啡社会光芒四射的魅力背后是服务业的沉沦”。（p96）“声望对权力和金钱如影随形。金钱和权力走到哪儿，声望就跟到哪儿。”（p97）“权力精英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和所掌握的决策权而成为名流显贵。他们之所以成为名流，是因为他们有名气；他们之所以有名气，是因为被认为握有权力或财富”。（p98）精英们似乎很容易就成为了名流显贵，而且自然而然，这是权力、财富和声望之间互相转换，或者是彼此吸引的结果。然而，声望的产生来源于美誉度与权力的结合，“精英们若没有权力就无法获得声望；他如果没有好名声就无法维持声望。”（p102）声望还有强化权力，使之转化为权威，保护她避免社会挑战的作用。（p103）然而，那些“庸俗不堪的职业名流，那些社交小丑和交际花们”，（p105）却绝不能充当美国社会的代表。真正的权力精英也许是置身幕后的人物，“自由主义的花言巧语是实际权力的掩体，职业名流是身份地位的消遣方式，所有这些允许权力精英不事张扬，置身幕后。然而，在历史的节骨眼上，他们绝不会甘心于默默无闻。”（p92）米尔斯描述了美国富豪的产生过程。富豪之所以成为富豪是因为存在着使富豪成为富豪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资源、法律框架、科技进步、大众市场兴起，甚至是战争，这些都促成了美国大富翁的产生。大富翁会利用现行的法律漏洞，甚至是制定和强化法律制度来为他们的直接利益服务。（p122）由于其财富以及在经济领域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他们大部分都成了大都会四百强的领袖。米尔斯指出，大富翁的出身往往比一般大众好，受教育程度也比普通大众要高。他们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靠金融运作、推销和投机，而不是靠传统的工业和管理，他们不是职员，不靠晋升和提拔去获得财富。他们靠的是资本的运作，靠的是机遇和头脑，靠的是创造力和勇气，是那些开拓创新的精神。米尔斯指出，“美国富豪史大体上是一部家长制（patriarchal）的历史：男人始终占着大富翁的80%—90%”。（p132）“公司是私有制财产体系的组织中心：行政长官则是这一体系的组织者。”（p155）事实上，“行政长官和大富翁不是两个各具特色或彼此独立的群体。他们在企业圈的产权和特权之中已经合二为一额”。（p154）他们是企业（公司）的管理者，组成了一个行政精英阶层。事实上，“行政长官指的是在上百个大企业内占据最高两三个领导位置的那些人，这些大企业无论在销售业绩还是在资本上，都是佼佼者”。（p161）他们远离工薪阶层和白领职员，属于上流阶层并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过着高品质的舒适生活。行政长官所具备的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判断力，它远比观点和决策重要。对于管理者来说，素质也远比技术能力要重要得多。对于企业上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遴选出这些具有健全判断力的人，是他们成为新的行政长官，只有这样，企业上层世界才能获得持续的成功。要挑出那些知识渊博，讨人喜欢，并且有着敏锐的直觉判断的人。米尔斯认为，对于这种人，“他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尽管你可能从规律和数据上证明他是错的，但你知道实际上他是对的。”（p181）米尔斯指出，那些公司富豪们会想尽办法逃避遗产税，使得自己在死后也能保留自己的财产，事实上，通过形形色色的手段，他们也成功了。显然，公司富豪属于上流阶层，他们也会拥有一些特权，特别是享有公司的许多特权，比如，高消费的公款报销、还有一些赠与行为。这是一般员工所不能比的。“金钱提供权力，权力提供自由”。（p163）从这么一个观点来看，美国的那些公司富豪们是自由的，从而也是幸福的。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他们绝不会动摇他们追求财富的信心。“一切的政治都是权力之争；权力的根源乃是暴力”。（p223）米尔斯认为，美国的军界领袖已经获得和被赋予了日益增加的权力，他们或许将对美国未来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军人强调的是服从和命令，强调的军功的荣耀。它对争辩和投票这些事，似乎不是很感兴趣。“军功的荣耀以及它所带来的一切好处，弥补了军人对政治权力的放弃”。（p225）现代军事技术的进步，使得他们的武装力量大大增强，美国五角大楼这个神秘的军事机构，有着其权力扩张的资本。对于军界领袖的培养，美国的西点军校和海军学院可以说是培养军界领袖的摇篮。米尔斯认为，随着军方的入阁，美国文官、外交官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军方的权力开始上升。“一些职业军人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军人身份，进入美国生活的其他高层领域”。（p255）军方个政治日益密切的联系，使得人们相信“他们正在制造一个精英与底层大众均已接受的、只能被称作军事现实观的军人国家。”（p256）美国的高级将领们已经直接进入了外交与政治圈子，已经卷入到了政策纷争中。军方高层的决策越来越具有决定性，这或许与文职人员政治上的无能有关。米尔斯断言，“军方对政治的干预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p263）政治董事会中已经参杂进了很多的“政治外行”，“政治门外汉们是法律、管理和金融方面的公司富豪的成员”。（p301）米尔斯认为，“政治外行的伪科层制和唯命是从的政党工作人员的体制部分地替代了真正的科层制，并已流行开来。”（p301）美国的文官政府从为有过、现在也没有拥有一个真正的官僚政治。（p303）政府养了很大一部分平庸的没有能力的官员，米尔斯认为，“对美国行政官僚政治发展的历史制约是党派的庇护系统，因为作为分赃的机器，不可能形成工作纪律和在专长基础上的补充性招募”。（p306）“无论是职业党派政客，还是职业官僚，他们现在都不在决策的执行中心。那些中心被权力精英中的政治懂事所占据。”（p307）米尔斯认为，要做到权力的平衡实际上很困难。因为“只要权力不是独自起作用，它就必然不是权力。”（p318）“权力平衡意味着权力的平等，权力的平等看起来完全公平甚至是更为可敬，但事实上，一个人所尊敬的平衡常常是另一个人的不公平的不平衡”。（p320）平衡理论的主要关注焦点是美国的国会，它的主要人物都是国会议员。（p321）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国会能够对最高权力的掌握者——总统——施加一些压力，或者是限制总统的一些行为，甚至否决总统的一些决策。但事实上，总统和它的幕僚们总能够找出应付的方法。当然，总统背后的力量正是那些公司机构和政治外行们，权力永远掌握在那些政治、经济和军事精英的手中。米尔斯认为，“在组成今日权力精英的三种圈子里，只有军人从强化了的权力中得到了实惠，虽然公司圈子也在更多的公共决策圈里更明确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地位。只有职业政治家损失惨重。”（p356）今天的权力精英包括常常并不稳定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的重合。（p357）米尔斯认为，“权力精英的崛起，有赖于、并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公众向大众社会转变。”（p376）这种转变，大众媒体需要担负一定的责任。他们所宣传的内容对于个人的理性和自由并没有任何的启发作用，反而是让自由和理性泯灭了。米尔斯详细描述了大众社会与公众社会的区别，并作了多方面的对比。总而言之，公众群体有着更多的自由和独立性，有着更强的理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大众则是一盘散散，没有凝聚力的流氓，他们丧失了所有的权力，所以上层精英掌握了所有的权力，成了大众的主人。公众群体则不需要主人，他们能够独立自主的进行自我领导。米尔斯认为，美国社会现在弥漫着一股保守情绪，“这种情绪使得人们接受公众的衰落而个人又没有被伤害的感觉，使得人们放弃十九世纪的美国人曾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的西方人文主义的中心目标：通过对人类命运的理性思考而进行专横的控制。”（p410）这种保守情绪使得人们“愉快地接受某种自认为是君权神授的精英的人领导的原则。”（p412）米尔斯对高层的不道德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正是危机感的缺乏才是不道德的根本特征”（p432）他对于美国的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也不以为然，认为“一个把‘成功’狭隘地定义为赚大钱并据此将失败作为主要的罪恶来诅咒的社会，一个把金钱置于绝对价值地位的社会，只会产生狡猾的投机商和不正当的交易。”（p434）总之，米尔斯认为，美国的高层就是一个不道德、不负责任的组织。甚至充满了腐败和罪恶的金钱交易，行政官员的低素质和无能也一览无遗。y/2016.3.27

值得深读

在我们的心目中，美国由于是在一张白纸上规划的国家，制度设置的基础就是民主政治的充分实现、自由经济的竞争发展、公民权利的强力保障、政府权力的相互制衡，总之是人人羡慕不来的现代国家典范。但是，看了美国查尔斯.赖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之后，才知道也许事实并非如此。此书是1956年出版的，米尔斯观察到的美国出现了由政治领导人、跨国公司领导人和军队领导人组成的权力精英阶层，他们已经形成共同的利益需求和相互配合支持的思维方式，甚至无需相互认识打招呼（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相互认识，也会就某事在私下互相协商）就会本能地为本阶层的人争取利益，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利用国家权力在社会容忍的范围内实现本阶层利益的最大化。他们的阶层构成甚至可以说是世袭的，因为这个阶层的成员绝大部分从社会中上层补充新鲜血液，社会中下层几乎没有进入此阶层的希望。米尔斯描绘的美国是这样一种情形：“美国现代社会的顶层日益一体化，并常常进行看似随意的合作：在顶层，已出现了权力精英。中间阶级是一种飘浮不定的僵持、平衡的力量；中间层并没有将底层与顶层联系起来。社会的底层在政治上一盘散沙，甚至作为一种消极现实，越来越没有权力：在底层，大众社会正在出现。”此书的后记是由阿兰•沃尔夫写的，对比1955年和1998年的情况，沃尔夫认为米尔斯的很多观点并不正确，但是，我却觉得并非如此，在具体的细节上米尔斯也许并不全对，但美国已经形成权力精英阶层应该并非虚言。权力精英阶层是一个有特殊利益的阶层，自觉维护阶层利益是正处在这个阶层中、准备进入这个阶层甚至是以财富多寡为成功唯一标准的人们的默认思维方式，他们默默地维持着这种利益输送，但所有的决策均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进行，并通过传媒的粉饰得到大众的认可，大众真的以为政府的所有决策都是为了自己好，因为，人是我们选出来的嘛，他不为我们好，我们下次不选他。米尔斯这本书的分析方法很经典，阐述的内容很丰富，对于整个国家治理的架构描述得很完整（不仅仅只阐述了权力精英，也分析了中层、大众社会以及传媒在权力运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公正置身事外的叙述方式令人信服（不管他是否真的科学，因为社会学的科学实在是很难界定，但至少他做到了给人这样的感觉），值得我们去一读再读。并且，我觉得此书对理解当前的中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统治状况都不无借鉴。

事实有时往往比理论更令人思考

书总体上还是很好的，但翻译上工夫不够，估计也就几个研究生干的活。现在像过去那样用几年十几年把一本书翻译好的精神实在是太欠缺了。本书是社会学著作，但因为是从批判主义入手，所以学院气不是那么浓，理论上也没太多高深的地方，但很给人启发，事实有时往往比理论更令人思考。现代人类社会越发展越表现出浓厚的精英主义倾向，不但在一国一地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们构建起一个真正的权力核心，一个覆盖全世界的“帝国”雏形已经若隐若现，只是因为现时段的列国争霸行动而时常模糊，作者说的是美国，其实也切合中国的现实，不过作者在书中描述的是美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军事精英联手控制了国家，也许因为当时处于冷战中，军事精英的地位更高影响力也更大，而西方的文化精英虽然总体上也采取合作态度但毕竟有独立批判的传统，而在我国知识分子的独立和批判是微弱的。

所谓的社会结构只是为了功能而存在还是有其他？（读书笔记）

权力精英【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 翻译：王菎 许荣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7月第一版1、 声明显赫对社会结构的各主要环节亦步亦趋。显然，声望依靠宣传机器（the publicity machine）的传输，这一点多半可以肯定，如今这架机器已经构成现代美国所有大机构的中心的和普遍的特征。此外，大企业、政府和军队层级的特点之一是，它们的最高位置更迭频繁。其结果之一就是声望的不断积累。……与财富和权力一样，声望倾向于逐级积累：你拥有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这些价值往往又趋于转换为其他价值：富人发现自己比穷人更容易得到权力；有身份的人发现自己比别人更能把握获得财富的机会。如果我们使美国100名最有权的人、100名最有钱的人和100名最有名的人，远离他们现有的地位，远离人际关系和金钱，远离目前聚焦在他们身上的大众传媒，那么，这些人将变得一无所有，没有权势，没有金钱，没有声望。（p8～9）2、 所谓的权力精英，指的是某些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圈子，作为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集团，他们共同制定至少具有全国性效果的决策。（p17）3、 拉斯维尔（Harold D. Lasswell）《政治：谁得到了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4、 美国社会的所有成功者，无论他们的阶层出身如何，活动范围如何，都有可能卷入名流显贵们（Celebrity）的世界。目前，属于美国社会公共荣誉论坛的这个世界，不是自下而上营造出来的，而是充当着地方社会和大都会四百强之间稳固的链接环节。它是由上层建构的。它建立在全国性的权力和财富等级制度的基础，由全国性的大众传媒所表现。当这些等级制度和传媒开始覆盖全美时，新潮的先生淑女与传统的富有的绅士名媛们展开竞争，补充他们，甚至取而代之。（p83）5、 这个圈子立刻屹立于声望体系的塔尖，造就了一个上规模的企业。作为一种行业，大众传媒、社交和娱乐业的网络，不仅仅是名流显贵扬名立万的手段；同时还选择和创造名流以谋取利益。相应的，有一种名人是职业化的，他们的可观收入不是来自于努力工作，更大程度上是依靠大众传媒和娱乐的大肆宣传。电影明星、百老汇女演员、流行歌手以及电视剧丑星，之所以能成为社会名流，是因为他们借助和利用了媒介。他们之所以成名，是因为他们像名人一样被宣传包装。如果不这么做，那么在适当的时机，有如昙花一现，他们就会失势。对他们而言，对身份地位的恐慌衍变成某种职业化的渴望：他们对自身的想象来自于公众的反应，并且需要不断地为之付出。（p87）6、 现在，连原本较为严肃的公众人物，也必须依靠大众传媒来争夺人们的注意力和拥护。（p88）7、 一些30年代的社交新秀，试图与好莱坞明星一争高下。她们聘请媒介代理，在报纸上刊登她们的玉照，在全国性杂志中刊登介绍她们的文章。（p93）8、 世纪之交，身份地位的全国化意味着精英集团的崛起，全美各地的地方上流阶层不得不互相攀比。当他们攀比时，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仅仅是地方上流社会的上等人。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情形依然如此，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从我们这个时代游离出来的，是大众传媒的兴起，是歌功颂德的主要手段，甚至是传媒宣传的产物。在大众传媒与大企业大财阀结合的过程中，孕育了全国性精英们的声望。大众传媒遍布全国的咨讯手段，成为上层阶级与普通大众沟通的渠道。高知名度、形象包装技术，以及媒体为重复拷贝所提出的贪得无厌的要求，全都聚光在精英身上，使他们享受到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的上流阶层所不曾享有的殊荣。（p98～99）9、 因为捐赠给知名慈善团体的钱可以免税，赠予额度可以高达年收入的20％，于是有钱人还是找到了免税的馈赠方式，为他们的晚年生活提供保障。他向知名慈善团体捐赠一大笔基金，实际上继续从慈善团体那里获得收入。10、 为达到这些目的，华盛顿的军界领导们早已准备好大量的传播和公关手段。平时，不管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他们向新闻界和收音机和电视准备了稿件、录音和图像；他们在东方有最大的电影工作室，这是1942年从派拉蒙公司手中买下的。（p277）11、 现在不同了，政治家必须依靠大众传媒，而接近这些传媒花费巨甚。（p323）12、 第十三章：大众社会民意最重要的特性，民主的中产阶级的兴起所引发的，是辩论的自由。（p380）从公众讨论得出的结论被当作公众行为造成的结果；即，一种说法是立法机构通过使其成为法律而赋予人们的“普遍意志”以合法权力。（p381）假使公众在实现其要求时受阻，其成员可以超越具体政策的批准；他们可以质问法定权威的合法性。这就是杰弗逊所说的需要一种偶尔的“革命”的意义。（p381）影响人们命运的问题既不是由一般公众提出的，也不是由一般公众决定的。公众共同体的思想不是对现实的描述，而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对正当性伪装的肯定——因为正当性就像真的现实一样。（p382）古典公众共同体（the classic community of publics）正在变为大众社会（a society of masses）。这种转变实际上是美国现代生活的社会与心理意义的关键之一。1、 按照洛克（John Locke）的观点，公众的民主社会应该是个体意识作为判断的根本之点，因此也是最终的上诉法院。但这一原理受到了挑战——如E•H•卡尔所指——卢梭“第一次以整个人类的至高无上的名义思考并面对大众民主的问题。”2、 人们设想在公众民主社会里，组成社会的个体之间存在利益的自然和平的和谐。但这一实质上的保守主义的学说先是让位于功利主义的学说，认为这种利益的和谐首先由改革在其起作用之前创造；后又让位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这在当时确实、现在也是比任何假定的利益的和谐更接近于现实。3、 公众民主社会假定，在公众采取行动之前，决定行动的个体之间将有理性的讨论，并且因此假定民意将从不会有误的理性之声中产生。然而它已受到了不止一方面的挑战：（1）假定的对专家决定复杂敏感问题的需要；（2）由弗洛伊德发现的大街上行人的无理性；（3）由马克思发现的曾被假定为会自治的社会现状的本质。4、 公众民主社会假定，在确定了真实、正确和正义之后，公众将以此为标准行动或监督其代表这样做。长期以来，民意不仅是正确的，还将是压倒一切的。这一假设现已被存在于底层大众和以其名义制定决策的人之间的巨大鸿沟所颠覆，公众常常需要等到大量的决定成为现实之后才知道它们已被制定出来。（p382～383）13、 公众转向大众——所有这些暗示了——立刻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趋势之一，也成为决定了如此之多的十九世纪知识分子自由乐观主义精神的崩溃的主要原因。（p383）14、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个人主义被经济、政治生活的集体主义形式所取代；利益的和谐被阶级之间和组织起来的压力集团之间的不和谐所取代；复杂问题上的理性辩论受到专家的削弱，受到对利害偏见的重视的削弱；受到对公民非理性欲求有效的发现的削弱。（p384）15、 公众与大众之间的不同：（1）提出意见与接受意见者的比率，是表述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意义的最简单的方式。……沟通规模的一个极端，两个人面对面亲密交谈；在另一个极端，讲演者通过传播网络对着成千上万的听众与观众做公开演说。（2）回击一个观点而不受到内外报复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假定一个极端的例子：对交流的绝对的垄断，压制其成员即使在“私下里”也不能回击的媒体组织。相对应的极端是，条件允许、规则也赞同广泛的、对立意见的形成。（3）意见的形成与其在社会行动中实现之间的关系，意见对形成有重大结果的决策的影像程度。（4）权力机构的地位随着它的规章与控制渗透进公众的程度。（p384～385）16、 公众社会，如我们所理解的，（1）在实际中，有尽可能多的人表达意见的机会等同于倾听意见的机会；（2）公共传播也是如此组织起来，以便可能即刻、有效地回击任何在公众场合表达出来地意见。意见由这样地讨论组成；（3）易于以有效的行动找到一个宣泄口，即使反对——如果必要的话——主流权力系统；（4）官方机构不会渗入进多少自主运作、自治的公众。一旦这些条件具备，我们就有了公众共同体的有效模型，这一模型与古典民主理论的几种假设密切配合。（p386）17、 在大众社会里，（1）表达意见的人要比倾听意见的人少得多；因为公众共同体变为从大众媒介接受印象得个体的抽象集合；（2）流行的传播的组织形式使个体立刻回击或使其奏效很难、也不可能；（3）意见的付诸实施由组织与掌握这类行动渠道的官方控制；（4）大众没有任何权威相反，权威机构渗入到大众中去，并尽量减少任何可能因讨论过程而形成的自治。（p386）18、 公众与大众可能更容易以他们主要的传播方式区分开来：在公众共同体里，讨论是占支配地位的交流方式，而大众媒介，如果存在的话，也完全是扩展和刺激讨论，将原始的公众（primary public）与其他讨论联结在一起。在大众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方式是正式的媒介，公众仅仅是媒介市场（media markets）：所有这些都暴露在特定的大众媒介的内容上。19、 在主要的公众中，意见的竞争在持有自己见解的人之间进行，目的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与推理。但在媒介市场的大众社会里，竞争——如果有的话——也在一方面是有着大众媒介的操纵者，另一方面是接受其宣传的人们之间进行。（p387）20、 公众包括那些剩余的新、老中产阶级，他们的利益不能很明确的界定、组织，要么是纷乱繁杂无法一致。在一种奇怪的适应方式中，“公众”事实上常常成为“不属于某一组织的专家”，……公众立场的意义，常常指政策的模糊性（所谓的开放的思维）、不卷入公共事务（所谓的明智）和职业的公平（所谓的宽容）。……在对人类事务的影像上常常不具备很大的意义。（p388）21、 只有在不是政府内的人民要求自由公开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力的时候，在这些意见将影响或决定政策、人事和他们政府的行动的时候，舆论才存在。（p391）22、 然而，那些认为大众是最强有力的、或至少他们正通往胜利的人们真的是错了。……他们造成的这种影响受到了引导；决不能将他们看作是行为自主的公众，只能将他们看作是在关键时刻受到操纵的示威的群氓。因为在公众变成大众时，大众有时也会变成群氓；而且，在群氓中，大众媒介的强奸民意由刺耳、突然的长篇大论而得到补充。然后，群氓又再度分散——作为分散的原子和恭顺的大众。（p392）23、 现代精英们已在他们的控制中置入了独特的心理控制与操纵方式，包括普遍的强制教育以及大众传播媒介。早期的观察家相信，正式传播手段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强度，将提高、激励基本大众。按照这种在收音机、电视和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的观点，正式媒介只被看作是增大了个人决定的范围和途径。（p393）24、 媒体造成的心理茫然：（1）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这一世界的社会现实，极少是我们直接发现的。……媒体不只给我们信息；它还指导我们的经验。……不是对原始事件的体验，而是对意义的体验。……而且，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下一代人的“常识”正在越来越受他们完全暴露于其中的大众媒介所带来的框框的限制，而很少是由于坚实的社会传统的结果。（2）只要媒体还没有被完全垄断，个体就能从媒介受益；他可以比较，因此抵制任一媒体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知道人们非常乐于选择那些登载与他们的主张一致的媒体。这种从某一媒体受益的思想，事先假定媒体实际拥有不同的内容。（3）媒体不仅渗入我们对外部现实的体验上，它们还进入了我们对自我的体验中。……他们向我们成倍地提供寻求肯定自我形象地群体。（4）它们是消灭人类所有隐私的最主要因素：无联系，不理性，没有解决问题。（p394～397）25、 今日大众媒体地基本心理程式：媒体告诉大众他是谁——它们给他本体意识；它们告诉他要变成为什么样的人——它们给他激励；它们告诉他如何达到那一点——它们给他技巧；它们告诉他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正在指出的那条道上，哪怕实际上他并不在那道上——它们给他逃避的方法。……它是一个媒体发明与支持的假想世界的程式。（p396～397）26、 大众教育在很多方面已经变成了另一种大众媒介。……自由主义情感教育的最终结果，完全就是自我教育。（p400～401）27、 大众媒介制造出的虚幻世界，以及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假想世界，正是为生活在这类狭隘环境中的人们准备的。（p403）28、 他失去了独立，而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对独立的渴望。（p405）29、 “如果学校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 A•E•贝斯特（A•E•Bestor）写道，“我们将会期望教育者们指出在提高国家知识水平方面重大的、无可争辩的成就——可能会以以下的方式来衡量：书籍和真正的杂志的拥有量的大比率人均数、电影和广播节目的明确提高的欣赏品味、高标准的政治论争、对言论与思考自由的日见增长的尊崇、成人对漫画书籍的持续阅读这类精神迟钝迹象上的显著下降。”（p408）

米尔斯的《权力精英》

一个社会中的财富、声望、权力不可能均衡，也必然会有不同的阶层而导致的不平等，而信息和权力手段的集中又必然使一小部分人脱离普通人而成为社会上层，米尔斯的 《权力精英》对难以接近和看清楚的上层进行描述，揭示事实真相和不易被人所知的细节，并“使我们知道的或显而易见的事实有意义”，想更进一步接近社会的一些本质。米尔斯说：“权力精英由这样的一些人组成——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超越普通人所处的普通环境；他们自己的地位可以使他们做出具有重要结果的决定…….他们主宰了现代社会的主要等级制度和组织结构……集中了使他们所享有的权力、财富和声望的各种有效手段。”不仅如此，围绕着权力精英周围并且向此靠拢的是一个庞大的、占有优势的群体力量。“宗教的、教育的和家庭的制度不是国家权力的自主中心，反之，这些去中心的领域越来越由三巨头（the Big Three 政府、军队、垄断公司）所塑造，并且发展态势极为迅猛和具有决定性”。权力精英的力量与控制不断侵夺领域并强化。“三种权力的掌门人，军界领袖、企业行政长官、政治董事，似乎齐心协力，共同组成美国的权力精英。”《权力精英》于1956年出版，50多年来一直再版并畅销，虽然历现在的社会很远，但是仍有解释力；关于权力精英的论述，和他在其中表达的情绪，与现在的这个社会是如此接近。米尔斯称当时的美国处于一个“物质繁荣、国家主义甚嚣尘上和政治真空的时代”。米尔斯是马克斯﹒韦伯在美国的翻译者之一，也认同韦伯划分社会阶层的三个标准：资本、权力、声望（三者可以相互转化）。想占据优势地位，“必须进入主要机构，因为个体在体制中所占据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拥有和牢牢把握这些有价值经历的机会”，也就是说，占有优势地位并把握话语权、主导权的权力精英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高尚他们才在那里，而是因为他们所占有的资源。有人会说：“有权势的人和有钱的人必然是最具有知识的人，否则他们怎么会达到这一步？”显然不是这样，精英的道德感和自我意识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所处的环境相关联。“只要精英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或处在指导位置上的人仍在掌权，他就会一如既往的选择和塑造特定的人格，并拒人与千里之外”， 这种关于他们平行高尚道德的刻板印象是被刻意塑造出来的。除了高层的不道德，米尔斯还指出了在大众认识中占主导地位的“平衡理论”是一个谬误。美国的政权按三权分立来制定，依此制衡权力的集中，而在事实上这在现实中受到挑战。在具体的关注中，大众关注权力的执行和权力中层，“对权力中层的过分注意，模糊了作为整体的权力结构，特别是高层和底层”。民间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所形成的重要“压力集团”， “或成为小而有势力的统治集团的工具” 。 书中的很多观点是当时美国社会权力精英的概括，现在的美国已在很大程度上已在一些弊端上得到改善，但仍有这些“影子”，并且权力精英仍是作为社会的上层并处于操纵和被掩盖的人群。书抄：“复杂问题上的理性辩论受到专家的削弱，受到对厉害偏见的重视的削弱，受到对公民非理性欲求有效发现的削弱。不仅如此，在我们将要涉及到的现代社会某些结构的变化上，已将公众与实际的决定权分离开来。”“现代社会的结构趋势和其传播技巧中的暗箱操作特点，在大部分是大都市的大众社会中取得了某种一致。”“群体中的成员们只是作为特别环境中的碎片相互了解”“一方面，是决策结构的规模日益加深与集中；另一方面，是日益狭隘的挑选标准把人们推入环境。两方面都存在对正式传播媒体越来越多的依赖，包括教育本身。”“美国现代社会的顶层日益一体化，并常常进行看似随意的合作：在顶层，已经出现了权力精英。中间阶层是一个漂浮不定的僵持、平衡的力量；中间层并没有把顶层和底层联系起来。社会的底层在政治上是一盘散沙，甚至作为一种消极现实，越来越没有权力：在底层，大众社会正在出现。”“他们否认人们尝试掌握个人命运和集体去创建自己世界的合法性。”“就是尝试牺牲作为个人自由意愿的自治领域的政治，使之屈从于公司机构及其主要人物的专断统治。”“在大众社会的状态中，我们不应该有特别的期待。许多成员沉迷在身份地位、小小丑闻的揭露和马基雅维利式的小人物之中，政治反抗意识早已消亡” 知识界充满的保守情绪“在商业、军事和政治的企业世界，个人意识被冲淡——高层的不道德也制度化了。”“坚定的道德准则信念的缺失使得大众将自己交给职业名人掌握。渐渐地，这种感染力、法则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就会导致他们怀疑一切、玩世不恭……他们对公司富豪的特权、名人的夜间狂欢和阔佬们的悲喜生活产生了共鸣。”“美国资本主义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军事资本主义，而大公司对国家的最重要的关系建立在军队与公司需求之间利益的大致一致上，这一需求由军界领袖和公司富豪决定。作为一个整体的精英内部，这种高层军方和公司主管之间的一致加强了他们双方的力量，并进一部消弱了仅仅是政治人物角色的作用。不是政治家，而是公司行政长官与军界坐在一起规划战争的组织。”“从我们这个时代游离出来的，是大众传媒的兴起，是歌功颂德的主要手段，甚至是传媒宣传的产物。在大众传媒与大企业大财阀结合的过程中，孕育了全国性精英们的声望。大众传媒遍布全国的咨讯手段，成为上层阶级与普通大众沟通的渠道。高知名度、形象包装技术，以及媒体为重复拷贝所提出的贪得无厌的要求，全都聚光在精英身上，使他们享受到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的上流阶层所不曾享有的殊荣。”“大众媒介制造出的虚幻世界，以及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假想世界，正是为生活在这类狭隘环境中的人们准备的。”“现代精英们已在他们的控制中置入了独特的心理控制与操纵方式，包括普遍的强制教育以及大众传播媒介。早期的观察家相信，正式传播手段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强度，将提高、激励基本大众。按照这种在收音机、电视和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的观点，正式媒介只被看作是增大了个人决定的范围和途径。”“影响人们命运的问题既不是由一般公众提出的，也不是由一般公众决定的。公众共同体的思想不是对现实的描述，而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对正当性伪装的肯定——因为正当性就像真的现实一样。”米尔斯认为，随着大众社会的到来，大多数人不会再做出理性的行为，只会像群众一样做出反应，要么是歇斯底里的狂热，要么就是冷漠孤僻。并有言：“在今日美国，人们并不是那么教条，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头脑。”我想说的是米尔斯的很多论断有很多情绪在，但是出于义愤，这不影响他所指出的事实。理解米尔斯的想法，要针对于他所处的美国50年代，那一代中年人经历过的经济危机、参加的世界大战和当时美国经历的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和对苏联的冷战。米尔斯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社会结构中的阶级、统治形式和社会动态，由军界、财阀、政府高层人员组成的权力精英指定的决策决定了美国社会的结构并左右了中下层人们的生活，但这些只是在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剥夺了普通人队公共事务的影响与参与，是“公众社会”萎缩。由此，“现在美国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上的政治民主，而不是那种民主的社会结构，甚至这个形式上的政治机制也很虚弱。”但是高层的不道德和对普通人权利的剥夺在大众传媒和教育体制的作用下最大程度上被掩饰，“美国许多学校已经将这种政治上的任务降至对国家忠诚的日常训练中。”C. Wright Mills 米尔斯 （1916——1962), 是美国50年代最有影响的社会批判者，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家。学院派的社会学强调准确的小范围假设的经验主义的测试，从事价值中立的研究，米尔斯不是这样。他的主要著作： 《新的当权者：美国劳工领袖们》（1948）、《波多黎各人的历程：纽约最新的移居者》（1950，与西尼尔和戈德森合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凡勃伦有闲阶级理论入门：制度的经济学研究》（1953）、《性格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心理学》（1953，与莫斯合作）、《权力精英》（1956）、《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想补充一点，书里的同感在于和中国现在的社会相比。不想多说，大家都知道的。

《权力精英》读书笔记

工业与金融公司的权力集中并联结起来。摩根集团单独掌握了总计资本超过220亿美元的112个公司里的三百四十一个董事职位，。随着比其他州拥有更多的收入，和多的多的雇员，公司控制了政党买通了法律，并使国会议员保持“中立”状态，而且因为私人经济权力超越于公共政治权力之上，所以经济精英也使政治精英相形见绌。351页现在美国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上的政治民主，而不是那种民主的社会结构，甚至这个形式上的政治机制也很虚弱。 在新政期间，公司集团的主管们加入了政治董事会；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已经控制了它。与政府的长期结盟之后，现在他们以对战争经济和战后时代作了充分的指导。354页美国资本主义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军事资本主义，而大公司对国家的最重要的关系建立在军队与公司需求之间利益的大致一致上，这一需求由军界领袖和公司富豪决定。作为一个整体的精英内部，这种高层军方和公司主管之间的一致加强了他们双方的力量，并进一部消弱了仅仅是政治人物角色的作用。不是政治家，而是公司行政长官与军界坐在一起规划战争的组织。355页权力精英的内核首先由这样的人组成，他们在某一主要制度在秩序里的最上层与其他同样角色的人相互交换顶层控制权：海军将领同时也是一位银行家和律师，还是掌管着联邦一个重要委员会的人；企业总裁现在是国防部长，其公司曾是两三个重要战争物质生产商；战争的将军穿上文职服装就坐在了政治董事会里，然后就成为一家主要经济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之一。虽然总裁将军成为国务活动国务活动家成为银行家看上去比普通环境里的普通人见识多。无论如何，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他们在三巨头里交换角色，并因此很容易超越在这些制度环境下的特殊利益。367页权力精英的内核也包括来自大的律师事务所和投资公司的高级法律、金融界人物，他们几乎全是穿梭于经济、政治和军事事务中的人，因此其作用在于权力精英的团结。 企业律师是经济、军事、政治之间联系的关键组织者和协调者，也是了解美国军队现在正思量着要花费巨资的人。368页（精英来自于制度、工作中存在的组织）政治董事会、企业富翁与地位上升的军界一起走到了权力精英的位置上。375页 公众转向大众——所有这些都暗示了——立刻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趋势之一，也成为决定了如此之多的事就是级知识分子自由乐观主义精神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383页。公众（public）到大众（mass）的转变。384页。大众民主意味着有权势的和大规模的利益集团与联盟之间的斗争。389页。由于机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集中，意见领袖的努力范围与强度也越来越大。事实上，制造意见的方式在支撑现代大众社会的其他大规模机构的范围与效率上并行不悖。因此他们增强了的、集中化了的管理、剥夺和侵犯手段之外，现代精英们已在他们的控制中置入了独特的心理控制与操纵方式，包括普遍的强制教育以及大众传播媒介。393页。美国现代社会的顶层日益一体化，并常常进行看似随意的合作：在顶层，已出现了权力精英。中间阶级是一种漂浮不定的僵持、平衡力量；中间层并没有将底层与顶层联系起来。社会的底层在政治上一盘散沙，甚至作为一种消极现实，越来越没有权力；在底层，大众社会正在出现。406页垄断是因为大巨头们可以维持市场份额，“前进的最佳方式就是大家一起前进”。370页。商业公司是美国生活中最有权势的力量并正日益全球化。463页。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帮助的清单几乎和企业不希望政府干涉的清单一样长。企业现在要尽可能多地拥有比国会议员更多的权力。464页韦伯（科层化组织）——到米尔斯（权力精英）——乔姆斯基（宣传） 传播与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