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历史世界(上下)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4-08
ISBN:9787108020383
作者:余英时
页数:928页
作者简介
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研究的重心而论，文化史在儒学的复兴及其演进，政治史则在改革活动中所显现的权力结构与动作方式。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这两个系列的发展根本是交织在一起而不可能清楚分开的，二者统摄在士大夫的整体活动之中。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至少他们在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清。这是宋代在中国史上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过去的史学界对此也已或隐或显地有所察识。但是根据比较严格的史学观点，我们仅仅满足于从直觉或整体印象所获得的抽象论断。怎样将这一论断建立在可以客观检证的历史事实之上，才是专业史学的本格任务。所以宋代士大夫的思维结构与行动模式在这部研究中占据了轴心的位置，本书副题主要即取义于此。
书籍目录
自序一
自序二
上篇 通论
绪说
一、“政治文化”释义
二、道学、道统与“政治文化”
三、古文运动、新学与道学的形成
四、道学家“辟佛”与宋代佛教的新动向
五、理学与“政治文化”
第一章 回向“三代”――来代政治丈化的开端
第二章 宋代“士”的政治地位
第三章‘何治天下”一一政治主体意识的显现
第四章 君权与相权之间――理想与权力的互动
第五章“国是”考
上、北宋篇
下、南宋篇
第六章 秩序重建――宋初儒学的特征及其传衍
第七章 党争与士大夫的分化
一、引言
二、“国是”法度化下党争的新形态
三、朱熹时代的党争
四、王淮执政与党争的关系
五、余沦
下篇 专论
绪说
第八章 理学家与政治取向
一、“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紧张
二、从“内圣”转出“外王”
三、“得君行道”
―一朱高与陆九渊
四、“得君行道”
――张�与吕祖谦
五、余义
第九章 权力世界中的理学家
一、前言
二、陆九渊的被逐
三、刘清之“以道学自负”案
四、王淮罢政的过程
五、周必大与理学家
第十章 孝宗与理学家
一、前言
二、孝宗晚年部署之一
――周必大、留正、赵汝愚届三相
附说一 朱嘉”立朝四十日”辨
附说二 六和塔与浙江亭
附说三 灵芝寺与北关
三、孝宗晚年部署之二
――把用理学型士大夫
四、理学集团的布局
――荐土与重整台谏
第十一章 官僚集团的起源与传承
一、前言
二、起源：从陈贾“禁伪学”谈起
三、官僚集团的传承
四、光宗朝的官僚集团
五、刘德秀的自叙
六、姜特立
――官僚集团与皇权
七、总结
内容概要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7条)
-
朱熹生平所在南宋1130-1200年，历高宗、孝宗、光宗三代。余英时谓之“后王安石时代”。朱陆等儒生对孝宗同行“恢复”大业之切切期盼，堪比百余年前王安石之于神宗，然试图重建人间秩序之因未长出“得君行道”之果。千载之机只在年少锐意的神宗，却未掌于生在“靖康之耻”，长于“二帝蒙尘”的孝宗之手。孝宗六岁入养禁中，三十六岁受禅。在以宗子身份入宫待选的孝宗伯琮面前，是一条步步惊心之路，一步行差踏错就恐千古遗恨，再没有日后的孝宗，甚至也没有当日的伯琮。而张吴两妃之间的皇储之争更是让孝宗如履薄冰。绍兴十二年张妃死后，孝宗在深宫之中孤立无援，性命前途全系高宗一念之间。《语类》载“孝宗小年极钝”，然伊最终凭借过人的坚忍性格和恪守礼制的谦恭风范在最后的德行观察中使“上意遂定”。此三十余年之“动心忍性”想必为孝宗日后手握皇权之时埋下了深刻烙印。受禅之后的孝宗意图一展恢复河山之宏愿，《贵耳集》载录孝宗诗《新秋雨霁》云“平生雄武心，览镜朱颜在。岂惜常忧勤，规恢须广大”。又作《春赋》曰“予将观登台之熙熙，包八荒以为家。穆然若东风之振槁，洒然若膏雨之萌芽”。大展宏图之情溢于言表。然前三十年中深受儒家孝文化教诲的孝宗即使在自己亲政之后仍无可自决“恢复”大业的方便。此等情况也在意料之中，以儒家礼束为优势的伯琮变成了以儒家礼束为阻碍的孝宗，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符离之败后，孝宗大恸，恢复之意至此灰飞烟灭，高宗所认同之“和”与“安静”，终成孝宗无可奈何之宿命。以上所言皆是从孝宗所见的世界为视角切入论述，然从宋朝整体政治架构来看，宋太祖唯恐重蹈晚唐藩镇割据武人干政之乱象，深受五代军人之祸后，太祖建国极力压低武人在朝中地位，并立家训“不可杀士大臣和言事官”，重文治轻武功，各地均无常备军力，而文官系统却日益臃肿不堪，至南宋孝宗朝国势已积重难返。如岳飞和辛弃疾等人此前在民间自募义勇军抗金，被朝廷收编之后就再也无法得志，岳飞因莫须有罪名为秦桧所杀，辛弃疾终日诗词以寄余生。这些事正发生在高宗当政，高宗和秦桧一拍即合，偏居临安，以和为贵。至孝宗即位，回想昔日高宗向金国称臣之辱，虽然为岳飞平反，向往复兴，但本以破败的国运再无挽救之机。制度之沉疴不是仅凭皇帝的一厢情愿和道学家的“正心诚意”便可一夕扭转的。以此背景来看朱熹等人念兹在兹的重建人间秩序的政治理想，就比王安石时代多了一份后世顾炎武所谓的“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的沉重和急迫。而和王安石相同的，则是其由“内圣”至“外王”的诉求轨迹。或者将视线拉向更远的春秋，《论语》中孔子及其门徒所教诲众人的，同样是一条由内及外之道。这条线索经孟子而至宋代诸儒，虽在其两端的拿捏上各有偏重，但从未有一丝断裂。朱熹视《大学》为四书之首，正是因为《大学》最为突出的表达了内圣外王的理念，由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踏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大条目为当时世间众学子铺陈了一条无可置疑亦无可选择的道路。缘何说其是令人无可置疑无可选择之路，在于其知识思路的垄断。凡事未顺行的都归因于心未端正，这种以为只要正心诚意就可治国平天下的思路一直延续到清末鸦片战争之时，和英军对战失败的将领因何失败？必在其心不正意不诚。固然有人大胆直陈敌军船坚炮利，但坚船利炮从未入得了煌煌天朝之眼，天朝眼里只有正心诚意的平天下。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只此一条足矣。而在朱熹所在的宋朝，此等论调更是众口一词。与王安石同时的二程和以后的朱熹陆九渊等，都将王安石改革之失败归根于其“内圣”之学不足。倘若介甫之“道德性命”说更加精微深入，也不至白白浪费了“得君行道”之机。程颢评王安石是“绕塔说相轮”，意其未触及“内圣”核心。朱熹说“荆公学之所以差者，以其见道理不透彻”，张栻更是痛陈其弊，说“熙宁以来人才顿衰于前，正以王介甫做坏之故。介甫之学乃是祖虚无而害实用者”，点出王安石受禅宗影响而未重视理学的内圣之道，最为推崇王安石的陆九渊也认为“荆公之学，未得其正，而才宏志笃，适足以败天下”，言语间颇具惋惜之意。由此道理观之，南宋诸儒若想将一己宏愿投之于现实世界，期盼承接北宋“回向三代”之余响，与君王“同治天下”，得出的方子必然在于对王安石失败之原因达成共识之后能在其所缺失处弥补超越之，最为关键处，即是精于内圣之学，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学家们如此修炼自身，也同样如此要求士和君。世间之道因此被合一，是非因果也被简化。行止之偏差招惹来的将是痛心疾首的诛心之责。我这一关于宋代道学家垄断思想的说法和陈寅格先生所谓的“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一说表面上看似相反，其实并无甚相悖之处。我是着重表达宋代道学的思路框架对知识和政治以及文化的影响，后世谓道学家以理杀人的说法和这有密切关联，将孔子温和的人间道德上升为统治世间的“理”之后，所造成的灾难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影响不仅仅在宋代，而陈先生是治史甚严的学者，他提“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的说法和宋朝具体的政治环境有关。前文已述宋朝家法“不杀士大臣及言事官”，即暗示了当时君王对士大夫的尊重和重视。余英时先生在书中略述道，宋朝之党争均发生在文官集团内部，既非为了和阉宦争权，也非为驱逐内戚，而是士臣之间相互倾轧大兴文字狱，党争失败后的士大夫可能会受到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种种迫害，但君王因其受儒家文化浸润，反而能为败者提供缓解和保护的作用。也正因此，庆元党禁时期朱熹曾说“只是与朋友讲习古书，说这道理。更不教做，却作何事！”在失败之后还能“说这道理”，说“屋下合说底话”，确是只有宋代士大夫才可享受到的自由。也正因为宋代诸皇皆不以君与“士大夫同治天下”这一说法为忤，宋代儒生在政治参与上的主体意识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和增强。以前在邓晓芒老师的文中看到诸如儒家的国师心态，训君王如同娃娃一般等句子，以宋代的情况观之倒是恰如其分。先贤孟子不是没有对君王如对孩童般循循善诱，但孟子至始至终都没有手握权力，更当不了国师，在历史上是个失败的角色，没有完成由“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的历程。而王安石不同，神宗对于王安石的倚重和信任可谓空前绝后，这一点也是朱熹等儒生日思夜想而不得的，王安石对神宗辞严色厉耳提面命，神宗对王安石之语均屈己听之。诸儒对此等千年际遇不可谓不羡慕，这一振奋人心的状况对士大夫自尊意识的发展有着莫大的贡献。程颐因此而能公开对皇帝声称“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宋儒之风光可见一斑。余英时先生此书重点在于研究朱熹等儒生如何受到前人王安石“得君行道”的经历所鼓舞，如何在孝宗流露出改革之意时赋予众望热情参与，如何坚守儒学维系多年的内圣外王之道又如何在儒学内部做调整变更。余先生将儒家由价值世界的君子以道为己任，发展为政治世界中的“以天下为己任”这一过程也做了一番简略的梳理，而其重点自然放在如副标题所说的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前几日阅毕此书对余先生治学之严谨甚为感佩，在这里对儒家以及宋代理学分支等哲学思想流觞不便做具体论述，仅写一点初略的读后感聊表敬意。 -
【簡 述】本文以“權利世界中的理學家”為題，由此展開對思想史外朱熹的介紹。但并不以朱熹的生平故事為記敘對象，而是希望從描繪他所身處的時代背景同政治文化特征入手去解釋朱熹的時代意義。文章大致可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是「背景」、「理想」、「現實」、「歷史」,每一部分都以一些特定的關鍵詞作為展開論述的軸心。文章中的許多觀點借鑒自余英時先生的論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這些論點一般基于一種客觀的宏觀建構之上，并無絕對的意味，而且所取的定義往往是現象的描述。我的理念是讀一個人物，必然要先將其置于他的時代環境之中，再具體而微地分析他的個性特點以及產生的過程和原因。所以讀在權力世界中的朱熹，除了分析他所在的政治環境，更重要的應該是當時那個時代的政治文化和社會觀念。一、 背景——宋代的儒學與理學家余英時先生在其著作中用浩瀚豐富的史料闡述過宋一朝儒學的發展，本人理解的大意如下：宋朝結束了五代以來天下紛亂民不聊生的局面，然而新生的王朝并無所依。太祖太宗的定制并沒有依靠前代的統治力量，亦絕不信與他們同出一源的軍事集團，于是被時局壓抑許久的士大夫們開始繼續得到統治者的寵愛，這一依賴亦延續了數個世紀。士大夫階級的興起，不僅與皇權的厚愛、統治的需要密不可分，還同社會意識密不可分。民眾在經歷了流離失所戰火紛飛的生活后，無不向往安寧統治，曾經的文人統治成為全社會的目標。五胡亂華和宋建國是對社會統治層面的一次徹底革命，掌權的已不再是士家大族，趙家創立的相對公平科舉使官員們大眾化平等化。因此有宋一代，士大夫的政治意識比中國歷朝各代更主體化，那些來自社會低層、奮斗上升的官吏們「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至今為人津津樂道。宋代儒學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復興。在經歷長久的沉寂之后，儒學重新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并從此成定制，影響中國千年乃至永久。為了避免將文章過于學術化，我將從簡介紹，對于細致的歷史定義，暫不追究，重點放在闡述宏觀的構建上。宋朝儒學的發展可分三個階段。其一，為「經學」發展的階段。就像種田必須先耕耘播種一樣，宋初的儒學大家們正是在我們看來枯燥無聊的注經過程中為后來的發展打下堅實基礎。此時的儒學發展，已經慢慢同士大夫一樣融入政治；其二，可以稱為「王安石時代」。宋初的儒學發展，為此時的士大夫建立了這樣一種構想：宋要「回向三代」，成為超越漢唐的偉大朝代。所謂三代，是指遠古堯舜禹時期理想的有道社會。這種思潮同「以天下為己任」結合起來，使得一些士大夫們成為中國歷史上非常特別的一類官吏——他們富于進取，有治理天下的責任和決心，這種不同于現實但不超乎現實的意念使他們重視理想而不是現實利益，一如王安石。然而這種局面在「熙寧變法」的失敗過程中逐步粉碎。其三，朱熹領銜的「后王安石時代」。這時代的理學家們出于儒家但不同于此時代的儒家，他們更重于「內圣」而不是「外王」，因為「熙寧變法」的失敗讓他們意識到政治的斗爭紛繁似乎是因為「內圣」根基不足,只有奠基了深厚的「道學」內圣思想,才能更好的進行政治變革。宋朝的政治也在這種思想變化同「國是」問題的紛爭中由北宋步入南宋，理學家們的「得君行道」理想也慢慢在皇權的變更、保守官僚集團的壓迫、權力斗陣的交錯中變得不切實，慶元二年的黨錮，六年朱熹的逝世，幾乎將理學家們徹底擊碎。縱觀這個階段，理學家身上那個王安石的影子始終揮散不去。盡管「熙寧變法」以失敗終場，但神宗與王安石此一番遇合卻始終在鼓舞著南宋的理學家們，他們總是自信「道」已在手，只要有機會便可再回復王安石當年「繞塔說相論」的情景。所以雖然他們仍舊評斥王安石的學說，但神宗時代留下的政治文化在這個時代以至南宋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甚至從正面而言，理學家們從事的事業正是王安石未竟之事，只是這種理想主義蒙上了一層憂慮的紗布，但對政治主題的原則、風格始終堅持未變：他們是政治主題，他們只能本著所堅持的原則和皇帝「共治天下」，而不能為了爵祿之故，如仆從般聽命于皇帝。這種打破「士賤君肆」的成局始終是宋代儒家的一個最重要目標，而且在一定時期內，曾經一定程度被實現。但是從反面將，神宗時期的「國是」之爭、「黨爭」也延續了下來。終其一生，朱熹都在深受著他們的困擾，從淳熙十年到逝世的孝、光、寧三朝中，他始終處于一波接一波的「黨爭」風暴中；「國是」之爭不僅使朱熹之父朱松被秦檜所逐，而且還定了朱熹「偽邪之徒」的罪狀。由此可見，雖然第三階段相對第二階段有一些變異，但它們之間的延續遠大于斷裂。王安石的「君臣遇合」對后來理學家們的誘惑，使得這個時代，完全可以理解為「后王安石時代」。而朱熹，正式這個時代的標志人物，他不僅是學術思想史上的大家，更是一個參與政治并抱負遠大的士大夫官員。朱熹登第于高宗末期紹興十八年（1148AD），莁仕于二十一年，正式的政治活動始于孝宗即位之初的應詔上封事（紹興三十二年），并結束以寧宗慶元二年十二月（1197AD）。這半個世紀，正式以理學家為主題的士大夫努力推動政治改革的時代。之所以稱為「理學」、「理學家」，一來以免使用原來的名稱「道學」、「道學家」在政治上引起誤解；二來「理學」指「內圣之學」，與朱熹、陸九淵等的學說相符，而它們正是此詞的創用者和象征者。雖然朱熹與陸九淵在學術上有矛盾，但在政治理想上，他們與其他理學大家們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這點可以在朱、陸、呂、張四人私下來往的書信中看出。其他表現，如朱熹對「登對」的重視、陸九淵等待「論對」的事件等，這些毋庸置疑地反映出他們對「得君行道」、「君臣遇合」的向往，和他們從心底發出的高尚政治理想，最終這種源自時代的特性造就了朱熹等人。二、 理想的特點——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意識在我們的印像中，朱熹往往只是一個在儒學上有極大成就的思想家，與政治似乎毫無干系，這顯然是不正確的。或許有人會問，為什么一個這樣的學術家，會愿意去參與政治活動？以及為什么他如此重視政治的活動？按正常的邏輯思維，致力于精神世界發展的人一般不會在現實世界投入太多經歷并得到結果。可為什么這樣一個學問人又同時隱然是政治黨派的領袖？這些該如何解釋？的確，在朱熹的生命中，有一段時間心灰意冷，致力于著書立說，甚至在他一生的絕大多數時間內，他都在思考，思考著那些來自經文和現實的詞句。我想，首先最重要的應該是「內圣」與「外王」的思考，這個答案決定著他的為人處世的觀念。前文提到過，的確在通常的思維中，理學家們會因為專情于「內圣之學」的建立，而對實際政治抱一種可有可無可進可離的態度。就宋代而言，南宋理學的興盛也似乎標志著一種內向的發展趨勢。「熙寧變法」的失敗為這種狀態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我國儒家思想一向信奉「反求諸己」，因為「外王」的失敗要歸咎于「內圣」不足，與其「臨淵羨魚」，還不如「退而結網」，所以南宋很多理學家致力于投身學術和教育工作，這也是常理之內。但是矛盾的是，在一些理學家「退而結網」的時候，有大批理學家在孝、光、寧三朝的權力世界中異常活躍。在此，余英時先生舉例介紹了理學家們的政治活動，并做一定的解釋：南宋理學家之所以呈現出兩種互相矛盾的歷史形象，其終極根源在於「內圣」與「外王」之間存在一種天生的緊張關系。從個人方面講，理學家或偏于「內圣」取向，或偏于「外王」取向，這是無可避免的。「內圣」與「外王」可以很容易從邏輯上講成「一以貫之」，但在理學家的生活中卻背道而馳：生活和邏輯往往不一致。以群體而言，「內圣」和「外王」確是兩個不可同時加以肯定的價值。那到底朱熹是偏向哪個？為什么這個「內圣」取向的理學家在「外王」上活躍呢？我們可以先看理學家們對王安石的批評：“荊公學之所以差著，以其見道理不透徹。”——朱熹《語類》卷一三零<本朝四>“荊公之學，未得其正，而才宏志篤，適足以敗天下”——陸九淵《全集》卷一三<與薛象先>此時的諸大師們眾口一辭地批評王安石的不足之處在「內圣」方面，由此可以很清楚地推出，南宋理學在政治文化上已經完全替代了北宋的經學，而且它們的目的在成就個人的「內圣」，但「內圣」的最重要的集體功用仍然是為了實現「外王」的事業，比如重建合理的政治、社會秩序，而不是孟子所謂的「獨善其身」。或許這就盡管是朱熹在「性理之說」上取得巨大成就，但同時念念不忘「回向三代」的理想并付諸實際的原因。這個隨古文運動興起的「回向三代」傾向，則可以說是宋代政治文化的開端。宋初特別是仁宗一朝間，一些著名的古文運動發起者如石介、尹沫、歐陽修等人，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超越漢、唐，復歸「三代」的明顯傾向，這種托古改制的思潮慢慢在士大夫階級廣泛傳播。經過七八十年的醞釀后，不少士大夫在這種「三代」理想的號召下提出對文化、政治和社會進行大規模改革的要求，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無疑是最好的代表。而且相信這種思潮正是神宗「熙寧變法」的思想背景之一，并影響了宋一朝士大夫的政治理念，朱熹也不例外。另一個宋代士大夫在政治文化上的特征是「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如果一個人能夠經歷中國各朝各代的官場，他會發現在宋代為官是一種非常特別的感覺，竟然能夠以一種同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意識任職，當然是在宋代較為開明的時期。如果硬要與西方的政治體制比較，宋代一定程度上已有君主立憲制的雛形。對「以天下為己任」做一個簡略的追溯，能發現這個源起唐、宋社會變遷而終于儒家理想的再出發，是為了在現實與理想之間取得一種適當的平衡。何以宋代出現許多「鄉約」、「義莊」，以及中央的革新活動如「熙寧變法」等，都可以解釋為其背后有一種精神在推動。這種精神的源頭，又可以解釋為士大夫政治地位的提高、以政治社會的主體自居，有高度的責任意識。而這些現象又是源自五代的紛亂，宋的開國。每件事都可以找到相應的起因，甚至相應的結果，在這些周而復始的過程中，當理想同現實結合在一起，歷史彰顯出它的鑒戒意義。如果宋太祖宋太宗重視士大夫以致影響宋朝士的地位，那王安石的變法無疑也給后來壯志雄心的理學家們樹立了一個「得君行道」的典范。所謂「得君行道」，源出《孟子·公孫丑上》「管仲得君，如彼其專」、「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意為有能之士借君王以行道治天下。但孔、孟都是失敗的先例，宋代只有王安石得到第一次試驗的機會。「熙寧變法」盡管失敗，但他的際遇一直鼓舞著南宋的理學家們，比如朱熹。對理學家而言，此時的「得君行道」是一群人的事，而且與戰國、秦、漢間的游士宦官「干君」不同。至于為什么一定要選擇君王為對象，則是因為皇帝是當時的權源，政治的發動機，任何改革都必須從他開始。思想家朱熹選擇了由「內圣」轉向「外王」以兼濟天下，對他而言，滿腹學識只投入與著書立說與教化育人是遠遠不夠的，用他獨特的才能去治理天下，將他的理念貫徹朝中，或許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他向往王安石能夠同神宗「君臣遇合」，孝宗在一開始表現的開明進取讓他和他的理學家伙伴們看到了希望，實現理學理想的機會擺在眼前，「得君行道」越來越引人注目。當然，他不愿同「群小嘲笑」為伍，這就是他堅辭不就秘書郎(淳熙三年)的原因之一。三、 現實——宋代的權力斗爭宋代的「黨爭」與漢、唐、明都有所不同，此時的斗爭主要源自士大夫內部的爭斗，而無太多宦臣的影子。這里的宦臣指代表皇權的特殊勢力如宦官、外戚等。而對士大夫而言，思想和觀念的分歧是形成朋黨斗爭的重要因素。宋代「黨爭」的階段大致可以分兩部分。其一是北宋，最初的黨爭起於士大夫不同組合之間的內在分歧，這些組合可以是觀念、地域，此時的紛爭與宦官集團無任何關系，也不含有與皇權相對抗的意味。這種狀態直到熙寧變法時才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對「國是」的法度化爭論引起新形態的黨爭，并一直持續到南宋高宗的狀態才有所改變。第二階段便是朱熹階段，始于孝宗后期，終于慶元黨禁。我將在最后一部分闡述。從「國是」說起，此詞現在也有所用，大意指一國的政策方針，對宋朝而言，又尤為重要。神宗在「熙寧變法」時參考王安石意見立下「國是」，為宋后來的帝王開下了先例——一旦制訂了國是，便相當于制訂了皇帝與士大夫之間必須共同遵守的契約。「國是」在經歷了宋各代皇帝的肯定后，成為定制，為君權同相權之間的關系界定和準則同合法性，并在后世清晰地表現了出來。北宋的「國是」之爭圍繞著「紹述」同「元佑」，或者說是改革與保守之間的爭斗。此時的「國是」之爭便以反映出一個特點：在宋一朝，知識層面上的政見不合往往被援入「國是」一說，于是成為道義上的罪惡，站在皇權一側便能夠利用此點輕易地鏟除異己，宰相也因此能夠逐漸權傾天下，如秦檜、蔡京等，特別是蔡京用正邪定士大夫的成分，算是駭人聽聞。南宋則是李綱先提出「國是」一說，但此時已與北宋大不相同。首先是對君權的加強肯定，雖然王安石得到眾人的尊敬，但「共治天下」的觀念，已一去不返。而且此間的國是，在于和、戰、守三個政策之間。據說高宗同秦檜私自定「和」為國是后，遭到眾人反對，但抗議無濟于事。高宗末年，金主亮來犯，和局破。高宗禪位孝宗后，孝宗一度持銳意進取態度，啟用張浚抗擊進軍，但敗北告終，孝宗旋即只得繼續傾向于「和」。此時的「國是」，已成為「劫制士大夫不齊之口」的武器，朱熹對此做了客觀而冷靜的批評：“自熙寧以來，因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士，麗為小人排格，指為組壞法度知人，不可復用”——《續長篇》卷二九二然而慶元四年，「已酉，詔禁偽學」，朱熹亦遭遇此問題。四、 歷史——權力世界中的朱熹何以朱熹也遭遇了「國是」，何以朱熹被冠以「偽學」一名，或許這些是因為朱熹出眾的思想，但這中他的理學理想主義絕不是主要因素，更重要的是權力世界的現實。朱熹身處孝、光、寧三朝，孝宗無疑是一位有上進心的皇帝，其他兩位卻不怎樣了。孝宗即位時便銳意進取，欲改變宋衰弱的局面，可一場戰爭的失敗和一個太上皇便壓抑住了他。余英時先生在其著作中用極豐富的資料論述了這些，以及孝宗末期欲進行大變動的行為。一切都說明了朱熹、陸九淵等理學家將「得君行道」的希望寄托在孝宗身上是有根據的。皇權畢竟是政治的中心，一切權力的發起點，不依托皇權的斗爭，無法得到勝利。而那些光宗、寧宗的無知近侍們，最終竟簡簡單單地打敗了理學家們。同中國歷代的政治局面一樣，朱熹時代的官僚集團此時早已養成惰性，這些安于現狀的職業官僚型士大夫樂于維持既得利益，反對「道學」似乎已成為他們的工作，其規模之大據考已顯然成為黨爭。對于他們，朱熹有生動的描寫：“今世士大夫惟以茍且逐挨去為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鶻突。才理會的分明，便做官不得”——《朱子語類》卷一零八<論治道>淳熙年間黨爭的兩極化發揮至極致，壁壘的分野也在這個時代越來越表面化，朱熹在政治上的進退已成為雙方爭執的一個主要信號。朝廷上一派士大夫極力要把朱熹引進權力的中心，另一派卻使盡一切手段將其排拒于外。宰相王淮（據論與高宗的支持有關，在淳熙年間任職七年，為任時最長的宰相）集團與林栗反「道學」的兩次高潮皆發生在此。但這些只是開端，慶元初年的黨禁才徹底標志了官僚集團的勝利。朱熹以及「道學」型士大夫則是北宋新儒學的直接繼承者,他們不但繼續關心「治道」,而且依然年年不忘重建理想的秩序。不過處于「后王安石時代」，又處于偏安一隅的局面，他們所爭取的已不是如何變法制以「回向三代」，而是怎樣先整頓好內部，然后在進而圖「恢復」問題。他們不肯茍且安于現狀，雖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之下，仍力求有所作為。但是這種要求，在官僚集團掌握皇極的力量時，如何能夠實現？淳熙年至慶元年內發生的種種：孝宗的內禪，皇權的改變；王黨官僚集團的繼續活躍，與光宗內侍的勾結；周必大、詹體仁等的下臺；……最終使這傳世的理學家告別權力世界。也正如余英時先生在書內所說，理想與現實的交匯，融合成了歷史。【參考書籍】《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余英時著，臺北允晨叢刊（民國九十二年） -
余英时当然学问很好，对中国历史研究得不错。 旁征博引得很厉害。个人以为还是没有钱穆厉害。 主要是因为他不懂哲学，所以穿透力不够。比如研究朱熹，仅仅停留在朱熹的观点层面。朱熹的理论体系的结构如何？不知道。朱熹为何会有这个观点？不知道。朱熹每个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何？还是不知道。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
待细读 -
写得很别扭，武断处不少，结构很勉强，像是特意编织一个歪歪扭扭的笼子，企图装住横七竖八的东西。 -
原来是陆智昌的装帧。 -
:
B244.75/8946 -
历史专业读物 -
历史与哲学在我这已经不可调和。 -
要写好一个话题真的是要皓首穷经啊。（虽然最近才知道邓广铭先生留下了一部超级工具书）心理史学总还是觉得... -
余英时的书，虽然探讨抽象问题，但是叙述起来娓娓道来，很让人赏心悦目 -
一，作为政治史研究，敘述方式也实在太散乱了。二，作为“道学”对立面的那个“官僚集团”真的在现实中存在吗？ -
这本书读起来很累很累。但是读完收获很大很大。起码对宋朝士人政治有了基本掌握 -
大爱！政治与学术的互动（内圣外王最终是要落脚于秩序重建），党争背后的权力争夺（自古而今莫不如此，因循的既得利益者与理想的变革者），孝宗末年的种种部署和士大夫的回应（理想、现实权力），但是十二章孝宗、光宗的心理分析略显拖沓 -
年纪渐长有了阅历，才读的清楚和内心惆怅；孝宗光宗处的心理史学写的极赞；对儒学的构造和脉络剖析明白，对汉儒的理解大有启发。余先生是睿智明白之人。另外宋代城市史为什么不关注这本书，却反而陷入经济视角的“唐宋变革论”，显得一叶障目。 -
其实一些具体观点前辈已经有了既存研究，但没有出注。所谓外在影响的研究取径，刘子健先生在晚宋道学的形成？里也提出来了。不过这本书确实“写”的好，值得学习。 -
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朱熹的学术思想，将宋儒的政治主张“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呈现在今人面前，廓清了被元明以降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的本来面目，读来饶有趣味，真正起到读史使人明智的作用 -
好书 -
会再翻阅 -
一涉义理便有不是处... -
“国是”一节，激论精彩。 -
第二章 宋代士的地位 -
定国是和皇权两章极好读 -
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亟待探索嘛。。 -
考据很好，亲儿子不如养的儿子 -
大部头。盘旋结构。得君行道外王，正好跟“内在”对着。史料抠得真细。论辩刀笔。 -
体大思精~~ -
图书馆催还之下赶紧读完的。余先生的叙事手法确有意思，提出某一重要观点时，往往先使用次重要的证据，令人怀疑难道如此观点仅用如此证据支撑时，他在后面又接连抛出重要证据，渐渐使人释然道“原来如此”，简直如读小说一般。 -
拜服。 -
其實副標題更恰當。可以與《士與中國文化》一同閱讀。 -
一本恰逢其时、读起来甚耗气力之书，受益匪浅～ -
理学的政治阐释。
道学（孔子）从道统（三代）中分化而出。
道体构成了道统的精神内核，而上古道统的出现则为道体可以散为万事，化成人间秩序，提供历史的见证。
上古圣王所发现和实践的道体，通过宋代道学家的阐释，已取得与世俱新的意义。在位的君主只有掌握了当代道学所提供的治天下的原则，才能使自己的统治合乎道。
内圣-道德性命
古文运动(韩愈辟佛) - 王安石（新学，改革运动，内圣的重要性）和二程（道学） - 朱熹
佛教的儒学化，沙门的士大夫化
士/民之间的流动，士大夫同治天下的政治主体意识
宋代的党争在士大夫内部 -
两宋的知识分子拥有空前的自由，士与帝共天下。 -
有些书，看过了都不好意思说看过了。有些书，出版前忘了脱水。之前觉得熊先生的隐公元年不该出版，黄先生的明代财政与税收太琐碎。现在想来，只能说too naive -
这个人好烦 -
文化史与政治史结合，角度新颖，考证详尽，趣味性和逻辑性强 -
读了一半。。。。 -
安石公；赵宋与佛教；道学与佛教。 -
感觉内容很充实，可以增长不少历史文化知识。 -
北宋儒家士大夫的整体动向分为三个阶段：古文运动、庆历新政以及王安石变法。儒学的复兴伴随着的是释门中人对儒学外王精神的肯定以及儒家士大夫对释门理论的学习，在相互作用的合力下掀起了儒学复兴的序幕。与此同时，在仁宗年间，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理念以及强烈的济世精神在士大夫群体中觉醒，并为皇权所承认。“得君行道”的理想在神宗年间遂成为现实，王安石变法可谓是这一时期整体儒学运动的高潮。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以及理学家对其的批判，使得“内圣”的观念在南宋被突出，虽是如此，“得君行道”的理想却未曾湮灭，反而被南宋理学家们所继承，可谓“后王安石时代”。但是高宗与孝宗的的矛盾，孝宗与光宗间的矛盾远超所料，而理学士大夫与世俗官僚集团的对抗也愈加激烈，并最终导致“庆元党禁”。随着孝宗安排的落空以及宁宗的登基一切都化为泡影。 -
余英时先生言及朱熹等人的学术开展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反思范仲淹、王安石变法为何会失败，范在学术上基本可以略过不提，他们关注点必然是王，他们认为王的学术有缺陷，而王学很久以来已是学术主流，所以朱学对王学的反动中中有明显的自觉参政意识，而从后来韩佗胄对伪学的打击力度来看，理学士大夫的政治参与度已经相当高了，二者相争完全是党争级别的，而且，理学人群也集聚了相当的政治力量，否则后来不会东山再起～ -
余先生大概是钱宾四先生以后，最好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在很多个论与中层理论的运用，很一流 -
這本書爭議很大，但是個人感覺不錯 -
关注朱熹历史世界中的治道外王方面，时间上上起仁宗朝，下讫宁宗庆元党禁。内容上则包括政治思维的方式（回到三代）和政治行动的风格（同治天下）。谈到孝、光、宁宗三朝的政治动荡时采取了心理学如弗洛伊德的超我、意我理论分析皇帝心理。 -
很好的书，新鲜的视角和扎实的功底都有了 -
读完之后，发现被误导了 -
场面调度教科书 -
写得真棒 -
本科论文拉来作参考书 -
冲击很大又极爽快，同时深深体会到於师让我读《朱子全书》的用心。有空还要细读几遍 -
结合劳思光的中国哲学史，此书读起来尤有趣味 -
不熟悉宋史，不然理解起来会更加深刻。 -
九百頁，三天正襟危坐，終於可以問心無愧地點“讀過”！借閱記錄已經有好幾次了吧，每次都逾期歸還，無功而返。余英時在大陸太紅了，但我覺得這本書擔當得起他的名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