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與反思》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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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嘉瑩《閱讀視野與詩詞評賞》，《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1-11頁。北宋李之儀有一篇《跋吳思道小詞》，就曾說小詞“語簡而意深”，“言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清代張惠言也說小詞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小詞沒有詩中那些高談闊論的大道理，只是一些描寫美女愛情的無足輕重的“微言”，可是大家都感到裏面有某些東西。怎樣把這些感覺到的東西表述出來？張惠言就說：“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詞選序》）。“則近之矣”就是“大概差不多了”，因為他找不到一個term，一個術語來說明這種作用。王國維也感覺到了詞的這種特色，也說不出來，所以就提出來一個“境界”。但他自己又把“境界”這個詞用得很混亂，說詩裏邊的情景也是境界，成大事業大學問的幾個層次也是境界。他同樣也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term來說明詞的這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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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非《文學史研究的使命》，《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13-24頁。
譬如關於文學史的真實性問題。文學史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勾勒出文學的總體風貌，複現豐富複雜的文學現象，描述出文學發展和演進的基本軌跡。這就需要弄清歷史事實，包括文學創作的主體即作家的生平、思想、生活方式及特定心態，各個時代的作家和作品，詩人群體或流派的活動，一些重大文學現象；影響文學發展變化的各種外部因素，如文學現象產生的政治、經濟、哲學、文化的背景，當時的社會思潮、文學思潮等。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完成文學史的基本使命。在討論中，不論是“重歷史學派”還是“重邏輯學派”，抑或是“歷史與邏輯相統一學派”，儘管強調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對應尊重歷史事實，盡可能詳盡地佔有歷史材料這一點上還是容易取得一致的問題倒是在於如何達到真實，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想要絕對真實地反映文學史的全貌，幾乎是一種難以實現的幻想和難以達到的目標。因爲後人對於歷史的認識，受種種因素的限制，只可能是相對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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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非《文學史研究的使命》，《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13-24頁。
例如中國文學演進的內部因素，是一個更爲複雜的問題。與對外部因素的研究相比，至今還比較薄弱。文學史的分期及分期的標準仍是使研究者困惑的問題之一。在運用理論闡釋、評論作品方面還難於達到精深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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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非《文學史研究的使命》，《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13-24頁。
再如關於評價的問題。文學史研究或寫作，都必然涉及價值判斷問題，即對作家及文學流派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作用、功過，作品的思想價值、藝術價值，以及重大文學現象進行評論或比較。然而任何對於文學史現象的認識和描述，都不可能排除作者個人的眼光和感情，都必不可避免地會反映出研究主體的主觀評價標準，而評價尺度和價值標準的不同會直接影響到對文學史上作家作品的取捨、評價，以及對於文學發展的史的敘述和描寫。想要純客觀地、理性地，不羼雜任何個人感情色彩的描述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位研究者的評價尺度和價值標準，又受到不同時代的政治意識形態、社會思潮、倫理觀念、宗教信仰、審美情趣、民俗風情以及文學史家個人的性情愛好等因素的影響。也就是說，文學評價標準不僅有研究者個性的不同，還會因不同時代的浸染而顯示出明顯的差異性。

《建構與反思》的笔记-第10页

葉嘉瑩《閱讀視野與詩詞評賞》，《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1-11頁。正由於小詞有這種“雙性人格”和“雙重語境”的特點，所以就自然地形成了一種要眇幽微的美感特質。對於小詞的這一特質，中國傳統的說詞人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話語來說明，就想到了“比興寄託”。但比興寄託是顯意識的，屈原、曹子建都是有心去比喻，而且那些比喻都是有固定所指的，是被限制的、死板的、約定俗成的。而小詞則完全是一種無意識的流露，是自由的、發展的、不斷增長的、引起讀者多重想像的。王國維無以名之，把它叫做“境界”，但這個辭語又被他自己用得很混亂，以至引起很多爭論。爲了說明小詞的這種作用，我也找了一個名詞，那就是西方接受美學家Walfgang Iser在他的一本書中提出來的“potential effect（潛能）”，一種潛在的可能性。它不是比興寄託，不是有心的安排，是一種無心的流露。

《建構與反思》的笔记-第11页

葉嘉瑩《閱讀視野與詩詞評賞》，《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1-11頁。因此，小詞之所以引起讀者的許多感動和聯想，是因爲它具有很多微妙的作用——“雙性人格”的作用，“雙重語境”的作用，“語碼”的作用，“顯微結構”的作用等等。這都屬於“閱讀視野”的理論層次。再比如，我現在可以結合西方理論來解釋小詞的這些作用，是因爲我生在現在這個時代，而且我在國外多年；但在張惠言的時代，他就沒有這個條件，所以也就難以對小詞的作用做出更深入的闡釋。這也是由於閱讀視野的不同。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閱讀視野”和詩歌的評賞是有著密切關係的：一個是在“理解”的層次，你首先要能夠讀懂這首詩才能夠評賞它，這我已經舉了李商隱和楊萬里兩首詩的例子。另一個是在“理論”的層次，“閱讀視野”的開闊使你能夠更具邏輯性和思辨性，更深入地來說明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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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非《文學史研究的使命》，《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13-24頁。
又如探討特徵和規律的問題。毫無疑問，文學史研究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闡明每一歷史階段的文學的基本特徵，包括作家作品的審美範式、風格類型和語言傳統；尋繹文學發展嬗變的外在和內在規律，亦即創作主體、作品內容、文學體裁、文學語言、藝術表現、文學流派、文學思潮發展變化的規律。然而這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也是以往的文學史研究中最薄弱的環節。這不僅是因爲從大量的文學現象中概括出一定的規律，從某種意義上說具有比描述現象更大的難度，還因爲文學發展既遵循一定的規律，又常常打破規律，於有序中包含著無序。例如，文學的發展演變既受到社會歷史、文化思潮等外部因素的影響，又會出現與社會文化發展不同步、不平衡的現象；經濟、政治等外部因素，既影響到文學的特徵及變化，但文學的演進因受自身發展規律制約而超越外部因素影響的例子也並不鮮見；文學的存在與發展既受到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的影響與制約，但社會進程中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的急劇變化，卻並不會引起文學出現由量變到質變的飛躍。正因爲如此，在某些時候，文學的發展似乎合乎某種規律，在另一些時候，似乎又無一定規律可循，而是表現出更多的偶然性。從文學史的發展演進來看，無論是政治的、倫理的、宗教的、經濟的，它們在揭示出文學發展某一方面的規律的同時，又因外在因素和時代條件的改變，而缺乏一定的穩定性。因此，以爲用幾個公式、幾個結論便可以概括出文學史的全部規律的想法，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切實際的，這一做法本身就是違背事物發展規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