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陌生人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1
ISBN:9787214112569
作者:张鹂
页数:254页
作者简介
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超过两亿中国农民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寻求务工、经商的机遇。这一现象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文化再生产。本书所展示的，是人口流动所引发的空间、社会关系重构，以及跨区域联系网络的建立。通过展现一个典型的外地人口社区——北京丰台“浙江村”的发展、繁荣、拆除、重建，作者展现了后毛时代（post-Mao era）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以及私人社会空间对传统管理制度的挑战。本书挑战了“市场胜利、国家撤退”的简化论，强调要从更为复杂的日常实践和持续的变迁当中去理解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
书籍目录
引论
第一章 作为主体／对象的流动人口
第二章 商业文化、社会网络与迁移过程
第三章 空间的私有化
第四章 权力的私有化
第五章 性别、工作与家户的重构
第六章 犯罪与秩序
第七章 拆除浙江村
第八章 出走与回归
结论
附录：关于田野调查情况的说明
译后记
参考文献
内容概要
Zhang Li（张鹂），美籍华人，人类学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系主任、教授。1998毕业于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98-1999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为城市人类学、人口流动、中产阶级及其消费实践、后社会主义等。除本书 外，还曾出版著作In Search of Paradise: Middle Class Living in a Chinese Metropolis（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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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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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末，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上逐步取得支配性地位，但这个过程却是复杂的，并遍布着大量的细节与悲欢。作为一种历史的叙述，这些撼动人心的部分非常有可能被线性的宏大叙事所掩盖；不过，在人类学者的视域中，过程和细节就具有独一无二的张力，饱满而丰富，显现出巨大的阐释空间。美国学者张鹂对“浙江村”的调查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张鹂教授的这部著作有一个副标题《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在这里有三个关键词：空间、权力和社会网络，我们对这部著作的理解因此也就可以围绕着这三个词展开；同时，这三个词有一个共同的指向：流动人口，换句话说，“流动人口”这个对象就好比一个圆心，将空间、权力和社会网络都纳入在相对明确的讨论范围内。需要立刻指出的是，张鹂所讨论的流动人口可能与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不太一样。因为无论是我们的应激式反应也好，还是大众媒体呈现的常规形象也好，我们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春运帝国》或者《归途列车》，又或者是张彤禾笔下的《打工女孩》，当然，这样的形象在张鹂的笔下也有呈现，但很显然这不是她所要探讨的核心对象。在这部针对北京“浙江村”的民族志作品中，张鹂的核心对象是“温州人”——尽管她自己的陈述是要聚焦于垂直分布的三个群体（地方官员、流动人口领导层和普通流动人口家庭）。这里我想补充的是，她所说的普通流动人口家庭是定性意义上的，而不是比较意义上的，在比较意义特别是经济条件的比较上，这些流动人口家庭也不普通。所以，在本书的第一章，张鹂就导入了她所讨论的“流动人口”。严格来说，这一章可以说得上是“卑之无甚高论”，因为我们应该都会同意两点：第一，“流动人口”是一个社会和话语的建构过程与产物；第二，“流动人口”作为主体和作为对象势必引发关系的紧张、冲突和进退解决。但是，张鹂在讨论过程中的过人之处在于，她细致地解析了建构“流动人口”的方法：一体化与单一化；非历史化与非人化；异常化。由此引出日常实践中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而毫无疑问地，无论是“建构过程”，还是日常管理，都会引发流动人口本身从身份到权益的抵抗。可以说，全书都在围绕着这个双向的互动过程而展开，而且在我看来，也恰恰因为这种双向互动过程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外力介入（如浙江村所在地的农民、远在家乡浙江各级政府等），这些外部势力的介入既让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独异性（比如很少见的是，浙江省政府居然派出一个代表团去为“浙江村”争取存活的权利），也让“浙江村”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特征”；二是这个过程尽管是双向互动的，可是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非均衡的对抗过程。——或者应该说，正是因为“浙江村”一直处于一种“非均衡”的对抗关系中，因而一方面这种对抗就具有了自发式改革的悲壮色彩，另一方面又恰恰证实了张鹂想突出的对“市场胜利、国家撤退”论断的驳斥。当然，从张鹂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市场的力量确确实实是存在和巨大的。第二章“商业文化、社会网络与迁移过程”其实所讲的就是市场力量的逐步推进过程。关于这个过程，浙江村无疑是作为一个典型个案来剖析的，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所谓“温州模式”之类的经济学话语。而作为一位人类学者，张鹂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以细节呈现了以往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生长过程”——这就是温州商业文化的传承性（张特别指出，这更多是基于温州商人的自认和自我资源调用）、社会网络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这里，可以略作延伸的是，无论是像“温州商人”这样不普通的流动人口，还是像号称务工大省的四川、湖南、安徽，这样的社会网络都是有着巨大动能的；比如仅就偷渡客，在美国就有赫赫有名的“福清帮”、“长乐帮”。如果说第二章是展示市场推进的过程，那么第三章和第四章就更多的是解析与这个过程相伴的结果。第三章名为“空间的私有化”，所指的就是浙江村中“大院”的形成。首先，“大院”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和因势而成的过程——这既是市场力量的作用，又是温州精明经商的体现；其次，张鹂这里用的“空间”一词显然是既有物理意义上，又有福柯意义上的。因而，书中有两段话值得注意，一段出现在86页，她指出“伴随着这种新的空间形式而来的，是三个垂直分布的社会群体（政府官员、大院老板和普通住户）之间形成的庇护网络”——这段话不仅呼应了张鹂在引论里所宣示的研究用心，而且也在福柯意义上把空间与权力等概念建立了关联。另一段话出现在93页，“大院的地点和建筑风格可被视为城市里温州人边缘的、阈限的、不稳定的‘陌生人’社会身份的物质化、外在化的集中体现”。¬——针对张鹂这里提到的“空间”，我想提供一点阐发性的随感：张鹂的这个论断以及下面提到的“空间形成作为一个社会过程”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空间与政治”是否存在某些共通性或者勾连？她引用了后现代地理学研究者索亚的那句话“空间及其政治性的组织形态不单表现社会关系，还会反作用于社会关系”（原书第94页），相对来说，在张鹂的论述中更多地是看到了前者，对于“反作用”这一点，书中呈现似乎还比较少。第四章“权力的私有化”揭示的是在这个社会空间中，领导权是如何取得的（或者说权威是如何形成的）。而我的理解，“私有化”还特别说明这种“权力”是非制度化和非官方化的¬——当然，这种非官方化不是说与官方没有关系，事实上，张鹂列出的三类人都与以政府官员为代表的国家权力有着复杂的纠葛。“私有化”强调的是权力的来源与基础。笔者在这里不想复述张鹂教授的研究，而是想陈说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或因素，那就是传统意义上在乡间社会扮演重要治理角色的宗族，是否有可能在“浙江村”这样的异态社区重新出现？比照之下，在遍布全国的“流动人口”（这个“流动人口”当然是普遍意义的）中，像徽州这样传统宗族势力非常强大的地方，宗族影响尽管表面上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被洗刷殆尽，可是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根深蒂固的影响变成一种“惯习”，改头换面地呈现在打工族的社会生活中？ 第五章和第六章，笔者建议在阅读中把它看成是一个小单元。这个单元讨论的是空间定型和权力分配大致完成之后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是对性别、家户（这个词用得非常到位，让我们看到了丰富的阐释空间——尤其是老板与雇工之间的压制、抵抗与妥协）的，从中就提到了我们惯常想象中的流动人口——因为张鹂的研究重心并不在此，对雇工的关注较少也就不足为奇。只不过，作为一个受到多头压制的弱势群体，她们的生存状态可能会更加的触目惊心。对性别、家户可以被归类为内部的影响。那么，有关“犯罪和秩序”则可以视作是外部的影响，如前所提，对“流动人口”有一个“污名化”和话语建构的过程，犯罪就是其中一个集中和突出的爆发点，城市人会以此评判这些外来人口，并在逐步“自然化”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同样包括政府、媒体多方的非历史化作用）成为国家权力的认知；而作为被污名的对象，浙江村当然会有自己的申诉与解释，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种“自辩”乃至“受害者”形象事实上被接受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于是，就有了“拆除、出走与回归”！这是第七章和第八章的内容。大致可以这么来看，拆除是国家权力对“流动人口”的压制，而“出走与回归”则是市场力量的推动结果（这一点更为复杂）。尤其是出走的失败，更加证明了市场的作用；但是回归则不能简单被看成是市场的胜利。——因为正如张鹂用的一个疑问式小标题“更紧密合作还是更深层控制？”，浙江村的回归当然有市场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能忽视，他们的回归既得益于国家权力在市场领域的部分失败，又把这种回归变成了与国家、政府之间更为复杂的深层次关联——我只能用一个“关联”，因为我和张鹂一样，无法就此书中得出是“合作”还是“控制”的判断。但我又由此而服膺了张鹂的一个观点：在后社会主义时代，不能简单地说“市场胜利，国家撤退”，而应当将之纳入到复杂的日常实践和持续的社会变迁中去考察，以此理解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个人坚持把中国当代社会视作是处于现代性进程之中。而且，由于中国社会无论是从地理、阶层、制度乃至思维观念，都存在着巨大的复杂性，因而又出现了前现代、后现代杂糅于一体的格局。这也是我将之称为“混合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现代性的表征之一是流动性，包括人口的流动性。我们从张鹂的研究中看到的其实正是这种流动性，以及与之相对的反流动性。那毫无疑问，今天的反流动性力量依然非常强大，想想当年的“孙志刚”，不久前“占海特事件”，所以我的结论是在中国，现代性，远未完成！ -
2011年夏，我从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赴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当时陈志明教授开设一门人类学中国研究的讨论课。开课伊始，陈教授特地从课程大纲中指出几本著作，叮嘱我们几个博士班的学生，“可以向人家学学如何写博士论文”，其中就有这本《城市里的陌生人》。在决定动手翻译本书之前，我在不同的课上曾经先后阅读过一些章节，后来又在暑假期间通读了全书。虽然我本人的研究题目并非都市人类学或移民研究，但这本民族志的流畅、清晰还是让我记忆深刻。当时我向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吴科萍教授表达了希望翻译本书的愿望，她鼓励我与原作者张鹂教授直接通信，以获取授权。2012年初夏，在动身去台湾访学之前我收到了张教授的许可邮件，并经由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与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主编刘东教授取得联系。在刘教授的帮助下，江苏人民出版社很快就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拿到中文版权并与我签订了正式的翻译合同。我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初稿，并前后修订五次，眼下读者所看到的这个版本，是由原作者张鹂教授亲自审校的。这本书的特色及其为人类学中国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已无需我再多言。在经历了上世纪末后现代文本解构的冲击之后，今天的人类学研究似乎更加需要恢复对民族志写作的信心与基本共识。如作者本人在附录中所言：人类学家当然不是绝对“客观”知识的生产者，囿于其自身学科训练、生活经历、文化旨趣的差异，一千个民族志作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岛屿、村庄、厂矿、街区。但明确这一前提，并不是为了彻底废弃民族志研究方法，而是促使写作者本人对自身写作的限度以及“作者”这一身份保持清醒的认识。好的民族志，并不因其所描述的现象的“过时”而失去意义。对历史断面的饱满叙述，本身就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实现跨文化的相互理解。本书译稿交付出版社之前，张鹂教授亲自扫描了原书所使用的彩色照片并发送给我，也正是在浏览这些照片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在“物是人非”之际，民族志写作的无心插柳往往是作者、读者都无法加以限制的。今天，“温州人”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中早已不再是城市里的陌生人，而空间建构、民间社会建设、犯罪问题、性别政治等议题所具备的内涵和外延也已经与十多年前大不相同。在那个网络滥觞之前的时代，瑞兰的“炫富”言论不会引来口水浓痰，而“北京人-外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不会成为虚拟世界里热炒的话题。但是，我们的生活里仍旧不乏各色“陌生人”，曾经的悲剧是否改头换面，以闹剧的形式重新登场？这仍需要我们反思。感谢作者张鹂教授，没有她对一封陌生人来信的支持与理解，也就不可能有这本书。在过往的一年中，无论是请教具体的语言问题，还是对理论问题的探讨，她总是在第一时间给予解答、指导。感谢吴科萍教授，没有她的鼓励，我也不敢将一个略显唐突的设想付诸实践。感谢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和清华大学刘东教授，他们对后学的扶持、帮助令我感动。这本译著能收入“海外中国研究”这套影响了几代中国大陆学人的丛书，也是两位前辈努力促成。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同学史乐闻（Edwin Schmitt），在全书翻译过程中，我曾数次就一些语言方面的问题求助于他。最后，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王保顶编辑，没有他认真细致的工作，本书的质量也无法得到保证。译事艰难，这是此刻我最为深切的感受。原以为民族志作品较理论著作简单许多，但实际上翻译起来却颇为吃力。读过原著的读者想必都对张鹂教授清晰准确的表达有深刻印象，而我在翻译的过程中虽然力争达到相同的效果，但受学力所限，毕竟有所折扣。如有翻译上的疏漏，责任由我承担。袁长庚2013年中秋 -
京津冀一体化正在被热议。但中国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一切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都是依靠于权力而进行分配的。从这个意义上出发，那些声称将被拆分和搬迁到外省的各大部委、国企央企总部以及大型企事业单位，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被撼动。它们的背后牵扯了太多深厚的政经关系。目前看来，能被分流出北京的，只是“动批”这样的劳动密集型的、低端的产业组织。这些即将被清理出城市的人群就是这本书中所研究的对象“城市里的陌生人”。这又一次回到了一个老问题：流动人口、城市新移民、都市的傲慢以及移民与一座城市的互相规训。自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就不可避免也不可逆转。虽然起始于1958年的户口制度让中国公民被人为地分为两个等级，但对于优质生活的向往让人们冲破了这种行政手段上的限制。农村人口纷纷涌向城市，甚或都市。北京，似乎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终极目标。无论是将被迁移出北京的“动批”还是“大红门”，大多数在其中从事生意的人们大都来自南方。他们依仗于地缘和血缘的联系，自发地在外地又一次组成群体，开始从事农业以外的新兴生产方式。从改革开放至今，随着这个群体收入的递增，以及人们对于外来移民看法的转变，他们在城市原住民心中的形象已经有所改变，但是他们聚集在一起时产生的“共同体效应”却似乎从未改变。低素质、缺乏秩序感、对城市生活无法融入、肮脏、充满破坏欲，潜在的犯罪者……这些就是城市土著对于外来者的固有偏见。这样的偏见通过某些真实的事件搅拌了宣传部门的有意推动，混杂着对于陌生群体的妖魔化想象，成为了一种类似于“都市传说”的语境。对于那些比低端体力劳动者教育程度高，从事的工作更为稳定的外来者，都市土著也有着同样的想象，只不过相比于上述劣质化的想象而言，稍微温和一些。但某种程度上说，土著对于外来者有着先天的敌意。这是己群对于他群的本能排斥，有时这类本能反应会超越理性。“动批”“大红门”中的从业者所组成的“浙江村”被清缴过数次，每一次打散后，都迅速重聚。此次北京正在进行的对于“动批”的搬迁并非第一次。1990年代，在北京从事小商品贸易的浙江人就被强制清理至河北。但他们并不看好那块可能成为空城的地域，决绝地返回了北京。这一次，应该仍会如此。通过行政强制手段扭合而成的市场注定是一个伪市场，决不可能运转顺畅。对于低端人群的驱逐，出于两个目的，经济与安全。《城市里的陌生人》作者张鹂认为，“后毛时代政权希望在是首都推动那种依托于高科技、大公司和国外资本的发展模式，换言之，我认为有一种由政府推动的旨在吸引外资和国内旅游业的‘晚期社会主义都市美学’”，这种判断极其精准。出于经济考虑，同样面积的土地，如果建立金融街要远比建立小商品市场能够创造多得多的利润，与此同时，也符合对于首都这一橱窗城市形象的定义。而金融街所吸引到的劳动力人群，在官方看来，远远比从事小商品贸易的人们要“安全”许多。流动人口是一个典型的充满中国特色政治色彩的语汇。它本身携带着偏见与有罪推定。人口不是植物，本就不应该只被种植在一块固定的土地上。自由流动是人类天然的权利和欲望。张鹂在书中写到，“在中国，由于一种稳定的人——地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正常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人口迁移被认为是不稳定的、异常的甚至是病态的。例如，在帝国晚期，“棚民”就被政府和所在地社区视为异端和对社区稳定的威胁。如今，尤其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不稳定、不确定的时期内，城里人经历了犯罪率的上升之后，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的沮丧导向新来的外地人。他们认为外来人口“不是长久的归属于任何城市单位，所以他们对自己‘经过’的地方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责任。”或许由于存在数量庞大的农耕人口，中国正统意识形态当中发展出一种强烈的地域认同感，或马尔基所谓“定居主义的形而上学”。这种与土地捆绑在一起的感情被“安土重迁”这一广为人接受的儒家谚语所清晰地表达出来。由儒道经典所构建的那种空间边界明确的理想化的社会生活图景至今仍是一种令人欣羡的，合乎道德要求的生活方式而被经常提及。这就从文化与政治上阐明了中国对于“流动”这一行为本身的恐惧感。但是，无论怎样，我们都必须面对“流动人口”了。在世界范围内，当然也包括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一定是移民城市。那些只能输出劳动力的小城最终会被漏斗效应所笼罩，成为无能者的收容地。而那些看似被外来移民攻陷的都市才愈发昂扬。它们从未出现过原住民所担心的事情，城市没有崩溃，即使所有人都在强调着城市病，但那只是任何一个人口密度大的地域都会面临的事情，更何况，那些病症通常与市政建设和政策相关，而并非移民所造成。与那些显性的病症相比，那些更加隐秘的收益总被忽略或故意隐瞒。与城市土著担心的相反，那些外来的劳动力——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对城市文明有认同感的都市新移民，反过来对城市进行了一次次看不见的规训。这就是为什么大都市最具备规则意识，无论最浅显层面的对交通规则、自动扶梯的左行右立规矩的遵守，还是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行为规则的建立，远远好于小城。从某种程度上说，大批外来移民的进入构建了陌生人社会，而陌生人社会对于公共空间的需要和尊重，以及维护这样社会形态的运行所必需和依仗的就是一套“规则”，这是外来者对于本地土著的规训。中国目前所要面对的绝非再一次次地以行政强制手段限制外来人口或者迁出某类人群，更重要的是真正理解城市新移民的含义。修改那些造成人为隔阂的法律制度，让真正有能力、受过良好教育、对城市有融入感的外来者能够进入城市，同时，让那些教育程度低的体力劳动者看到平等融入城市的可能，当他们从法理意义和政策制度层面不再遭受歧视，才真的可能把城市看做家园，而非“经过”的地方。他们才会维护而非破坏。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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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流畅 -
毕竟是外国人的视觉，相对于这种类似报纸小故事的描写，我更喜欢枯燥的学术研究，那才更有参考价值 -
via老东家读书会。并没有特别惊艳。可能因为对国家-社会的框架快无感了。拆迁那章居然读哭了。大概因为有认同和想象吧。 -
流动人口叙事中的真实和被建构，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如何变迁 -
展现用一般的材料和田野组织成一篇优秀的博论，我还是滚去好好读书去吧 -
人类学的范式 -
很有趣的民族志。逐渐开始对海外中国研究有兴趣了。 -
个人认为好于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直把本书作为质性研究的典范。 -
触动人的不仅是作者扎实的田野和理论功底，也是作者在调查中的付出及闪亮的人文关怀精神。 -
浙江村 -
韦伯的权力框架，列斐福尔空间生产的理论，探讨的是流动人口管理层、上层官员和其雇佣者或具体的服装制造者之间的互动，以及浙江村作为特定城市空间的构建，空间私有化到权力私有化的过程。结构很标准，确实是我应该学习的。看到评论里说文字没有温度，你真的看完了？作者对浙江村活力的肯定以及被拆除的遗憾不是温度？最后，虽没看过温州一家人，但是能够理解那种温州人创业的智慧和勤劳。致敬。 -
其实与我以为的“陌生人”并没有什么关系。 -
用理论和实际很好地谈到了浙江村的社会网络构建、非正式权力的形成，还有陌生人们的心理状态，而且还挺好读的，但空间没怎么看到的样子。而且田野调查时还能兼职当家庭教师这点莫名的激励了我。。 -
扎实的田野研究。 -
呵呵。 -
思路很清楚，福柯一以贯之。 -
只是总是会想到已经不做论文的某少年的话：“如果所有问题都可以放在空间中分析，那么空间到底还能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吗？‘ -
不算很有新意的研究，却是一个深刻的现实话题。近些年，广州地区黑人聚居，日本东京都周围外国移民居留，都是值得好好探究与思考的。可惜不能读到最新的人类学著作，了解有限。 -
2016年9月，纸路前的愉快读书时光。 -
跳沟失败，且无聊。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作者根本没懂 -
人类学果然是研究者的心路历程最有看头啊，比如被叫“大姐”还要注释澄清一下- -
国家-社会关系分析是海外中国研究最喜欢的路数，但经典正在于著者用治理术和空间上的“实践导向”窥视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从而为过时的结论拓宽了研究的可能性，比如后来者张静对治理中公共和私人关系的混合等。而“本事”这种人格魅力也印证了在互动中个体因素的重要性。部落化的城市奇观之下，是中央-地方关系持续的拉扯和制衡。 -
有用，但并不好看。 -
相比较而言，项飚的浙江村研究是一个民族志典范，这本书则告诉我们一篇规范的博士论文该如何写作。 -
了解城市中流动人口的组织特点。写得通俗易懂，生活化的案例和学术理论结合。 -
海外中国研究（《万历十五年》《叫魂》《城市里的陌生人》）＋流动人口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范例－“空间”在本书中的“雷声大雨点小”。 -
book review读的书 -
2002年的作品，记录了90年代浙江村的前世今生，可以参照项飚老师《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起阅读 -
兜兜转转，发现自己还是喜欢人类学。现在做的工作也算是契合自己的喜好吧。又，刚看评论，发现作者有北大背景，果然还是校友能够相吸。 -
第一代温州商人北京创业史。政治力量在市场面前，只能说是尴尬如小丑，可人家手握权力，说拆你就拆你，又有什么办法…
写得好棒！ -
张博士的博士毕业论文，民族志研究的范本。我们简单的讲犯罪归结为不稳定的流动人口造成的，对他们内部组织的结构，他们与外部的互动视而不见，踏实的研究慢慢剖开那群我们不认识的陌生人。实际上流动人口内部也存在巨大的异质性，女性的地位也不是简单的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 -
看完才发现译者是豆瓣的友邻~(๑•́ ₃ •̀๑) -
翻译得蛮好 -
值得一读的人类学书籍，喜欢作者的结论部分，佩服她的调查 -
流动人口社会空间的构成以及空间下权利的角逐 -
平实 详细 动人 角度多样 以及理论上天真的人类学家（那又怎样 哼 -
抛却时代等因素，在field work之余，理论对话还是弱了一点。用列斐伏尔挺讨巧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反思已初见端倪，但作者还是不免老套的将事实放在了这两个对立范畴中，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其实完全可以以经验考察反观理论，提出一个三元分析框架的。不过这对于20年前的文章而言过于苛责了。最后，作为博士论文的典范自然名副其实；译笔也很流畅。译者在细节处真是过于认真了，某些基本成为tacit knowledge的概念还是做了明确英注，相比于某些译文真是良心工。 -
非常规范的格式 -
我可能......不撸这套书了。心塞塞 -
2016.8.3第一遍读完。对理论分析部分有一种想抓又抓不住的无力感；印象深刻的是对女性的活动空间局限于家庭导致其生产价值被贬低的讨论；对写论文的重要启示是与既有文献的互动应贯穿整个写作过程，而不应只局限于完成文献综述这个规定动作。今晚开始再读一遍，如果还是不能理解，那我就决定放下过几个月再看了。 -
真的好害怕读这种书。一方面，觉得自己的学术永远达不到这样的水准，另一方面，如此冷静的笔调，展现如此陌生的场景，真的好可怕 -
翻译很流畅。 -
田野部分非常细致扎实，但理论与田野脱离感很强。 -
我一个出身于打嘴炮专业的人看到这样细致的田野调查相当震惊。隔行如隔山啊！ -
很不错。以温州人在北京经商为例，细述改革之初商业向城市涌入所面临的种种状况。 -
丰富的细节展现，文笔的叙述有种女性学者的温柔沉静。在书中引用的社会学概念层次不是很深，或许可以算作人类学与社会学跨学科成果，取二者之长。时间-空间两条主线铺展开来叙述，结构清晰。我梦想着也能写出这样的研究来。 -
200多页的书看了三天，哭了 -
为了采访第二次读了，张鹂写了一篇规矩的民族志，以这批东方吉普赛人作为范例，窥探后毛时代的流动人口问题。但是整个温州人的形象呈现出的是被官方和北京市民双重迫害的弱者。而最后浙江村被拆看起来也是政府一方的责任，但这个群体内部必然暗含着消亡的隐伤，却都被忽视掉了。 -
当代中国研究经典，结构不偏不倚，文献翔实切题，田野扎实，但感觉对空间的描述浅尝辄止，喜欢隐微处黑体制，翻译完美，为老乡点赞 -
此书写于项飚之后，基本上一个是“地方政治学”一个是“地方组织学”。都不错。 -
老袁翻译 相当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