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北归（套装全2册）

作者简介

《南渡北归•北归(套装全2册)》是《南渡北归》第二部，着重描述了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遭际，时间跨度约为抗战中后期至1948年末，国民政府抢运国宝与“抢救学人”计划，连同选举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为止。突出地再现了董作宾、李约瑟、童第周、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永、蒋梦麟、闻一多、刘文典、罗庸、郑天挺、吴晗等中外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西南联大学潮与闻一多被刺案真相，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分化与演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究，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

书籍目录

上册：

第一章 闻道在蜀郡 001

◎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 001

◎ 到野外捉青蛙的童第周 012

◎ 结缘在山中 018

◎ 一代名媛沈性仁 025

第二章 小镇故事多 047

◎ 此情可待成追忆 047

◎ 由决裂到言和 056

◎ 李约瑟难题的症结 072

第三章 山下旌旗在望 089

◎ 一号作战计划 089

◎ 一寸山河一寸血 105

◎ 江水无语东流去 113

第四章 胜利的前夜 133

◎ 延安访问 133

◎ 毛泽东与傅斯年夜谈往事 147

◎ 梁思成：日本京都、奈良的恩人 161

◎ 天降喜讯 170

◎ 日月重光 176

第五章 北大春秋 191

◎ 弃北大入内阁 191

◎ 蒋梦麟辞别北大之谜 210

◎ 周作人骂傅斯年“驴鸣” 225

第六章 血染红土地 255

◎“独眼龙”被困五华山 255

◎ 李宗黄入主云南 270

◎“一二·一”惨案 280

第七章 大角逐 295

◎ 关司令痛殴李宗黄 295

◎ 神秘人物暗中操纵学潮 304

◎ 学潮汹涌中的傅斯年 313

下册：

第八章 大幕在黄昏中落下 335

◎ 梅贻琦夹缝中突围 335

◎ 闻一多与傅斯年叫板争胜 341

◎ 联大悲情录 349

◎ 南雁北归春迎客 359

第九章 独宿春城烛炬残 385

◎“国宝”刘文典 385

◎ 铁蹄下的书生骨气 394

◎ 刘文典月下讲“红楼” 403

◎ 神秘的磨黑之行 412

◎ 闻一多对刘文典一剑封喉 420

第十章　血性男儿 439

◎ 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 439

◎ 青岛大学的《驱闻宣言》 448

◎ 闻一多与“二家” 458

第十一章 从学者到“斗士” 493

◎ 陈梦家与吴晗 493

◎ 专业不同心同仇 502

◎ 十字街头异乡客 512

第十二章 闻一多之死 531

◎“斗士”是如何炼成的 531

◎ 谁缔宣和海上盟 540

◎ 子弹穿过头颅 558

第十三章 残阳如血 575

◎ 胡适归国 575

◎ 谁知明月照沟渠 589

◎ 马神庙旁，一片神鸦社鼓 599

第十四章 穿越历史之门 613

◎ 研究乌龟壳的人 613

◎ 郭沫若赐给的教训 627

◎ 抗战八年第一书 634

第十五章 还都南京 643

◎ 山坳里躁动的灵魂 643

◎ 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648

◎ 有情人终成眷属 657

◎ 冲出夔门 676

◎ 81名院士出笼 680

编辑推荐

《南渡北归•北归(套装全2册)》编辑推荐：增订版大字本，全新修订面世，首次披露台湾中研院大量珍贵史料，首部全景再现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命运变迁的史诗巨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领衔，莫言、茅于轼、张鸣、俞敏洪、余世存、刑军纪、解玺璋、张颐武、李存葆、何亮亮、李炳银、李国庆、朱向前、张志忠、徐贵祥、王久辛……联袂推荐！《南渡北归•北归(套装全2册)》荣获《亚洲周刊》2011年度华文十大好书之冠，以及诸多大奖，好评如潮。CCTV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大学联合投资，由《南渡北归•北归(套装全2册)》改编成的大型电视剧拍摄中。历史纪实文学第一人岳南巅峰力作，作者耗费十年心血，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采访与考察，并远赴台湾清华大学，搜阅整理近千万字珍贵资料，第一次全面描述了20世纪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所谓“南渡北归”，即作品中的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尔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

内容概要

岳南：山东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著有“考古纪实文学系列作品”十二部，屡获好评，其《风雪定陵》（合著）入选1996年台湾《中国时报》开卷版十大好书。20世纪80年代末，着力对民国，特别是抗战时期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思想脉络、道德精神与学术成就等调查研究，有系列作品问世，其代表作《陈寅恪与傅斯年》入选2008年《光明日报》十大好书，《南渡北归》获评《亚洲周刊》2011年十大华文好书之冠。

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  闻道在蜀郡李约瑟的李庄之行陈寅恪与李庄失之交臂，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盛转衰。当年史语所的主将赵元任，早在昆明时期就弃所而去，跑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后转耶鲁与哈佛大学任教，从此再也没有与战火熊熊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史语所在李庄的另外几员大将如梁思永仍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李济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方桂也已离开李庄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不久即到重庆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长，只有董作宾、吴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几位元老还在李庄板栗坳这座孤独的“山寨”里艰难度日。面对日渐冷清且有些悲凉的境地，大家仍苦撑待变。正如石璋如所说：“留下的几个人不管如何，依旧规矩工作。”[1]就在学者们于贫困、寂寞中，蛰伏在山坳里默默做着案头工作时，一位高个头、大鼻子、蓝眼睛的老外，来到了李庄，使扬子江头落寞的古镇掀起了略带咸涩味的微波。这个老外便是后来以《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如大多数事业有成的人物留下的传记所述，在爱尔兰成长起来的李约瑟，也属于聪明好学之士，1922年毕业于剑桥大学，1924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后来，李约瑟更以研究生物化学声名鹊起，37岁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其曾经轰动一时的生物化学与胚胎学方面的成名著作《化学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均在他40岁之前问世。[2]可能与人的性格或天性有关，据李约瑟自己介绍，求学时代的他有一天突然鬼使神差般对科学史发生了浓厚兴趣，后又把目光渐渐移向东方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1922年夏天，刚从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毕业不久的李约瑟，无意中读到一位中国留美学生用英文在《国际伦理学杂志》发表的一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的论文。文中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作者感慨道：“依我看来，如果中国人遵循墨子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制天而不颂天的思想，那早就产生了科学。”[3]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后来任教清华、西南联大、北大，并在“文革”期间跟在江青高翘的屁股后面一度呼风唤雨的冯友兰。当年的李约瑟读罢这篇奇文，于惊奇不解中生发出一系列感慨：许多年来，自以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无知、蔑视与偏见，以霸道甚至是浑蛋的逻辑搞出的所谓“欧洲文明中心论”与“中国文明西来说”等一系列伪学说，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已是极端的不公正和羞辱了，难道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承认中国有过科学？！该文阐述的观点与自轻自贱的“小贱人”做派，对李氏的精神产生了极大刺激，文章的作者冯友兰的大名，也一并长久地积存于他的记忆之中。1937年11月，中国的淞沪抗战最为悲情壮烈之时，三位中国留学生来到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门下拜师学艺，分别是燕京大学的沈诗章、金陵大学的王应睐和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一位南京药商的女儿鲁桂珍。三位黄皮肤的年轻人不仅给李约瑟带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给他带来了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坚定信念。这位大鼻子、蓝眼睛的“夷人”，于人生中途突然转向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研究，而这一抉择，与他和中国学生，特别是早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理学院、时年33岁的鲁桂珍相遇有极大关系。对于李、鲁建立的友爱之情，李约瑟本人曾在多种场合坦诚地表示过，鲁桂珍晚年也同样不谦虚地“笑纳”了。比鲁桂珍大３岁的李约瑟，先是爱慕鲁的美貌和她一颦一笑所展现的典型东方大家闺秀的风韵，连带地引发了他热爱中国文化的强大冲动与兴致。而对中国文化强烈的喜爱，又促使李约瑟提出并思考一系列问题，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所言：“我对他们的了解越深，我与他们的思想就越相接近，这就导致我尖锐地提出一问题：为什么在公元1—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比西方更为有效并遥遥领先？中国究竟有哪些科技成就及其贡献？为什么中国的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4]——这一连串的疑问，就是后来世人津津乐道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5]的雏形。既然疑问占据了李约瑟追求真理与科学精神的心灵，就要设法去解答、破译，于是，李约瑟自内心深处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对此，李氏说道：“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6]《圣经》上说，犹太教徒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忽然被一束强光罩住，并受到耶稣的责备。此后，扫罗反省了三天三夜，耶稣派了亚拿尼亚去看望扫罗。从此扫罗皈依了耶稣，并改名保罗，成为耶稣直接挑选的使徒。李约瑟形容自己的这种转变“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坠入中华文化的“爱河”，“对汉语、汉文、汉字和自古以来传播于中国的思想，产生了激情。它们把我引入了一个我以往一无所知的新天地”。[7]正是这一思想和学术价值观的转变，使37岁的李约瑟开始向鲁桂珍和剑桥另一位著名汉学家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u）发愤学习汉语，并渴望在有生之年破译这个“李约瑟难题”。当鲁桂珍即将毕业离开剑桥时，李约瑟与她合写了第一篇中国科学史论文，并相约：今后决心要在这方面做出一番事业，犹如罗马国会上主张“迦太基不灭，我们就要被灭亡”的誓言一样。此时的李约瑟立志要写出的是“一册过去西洋文献中旷古未见的关于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和医药的历史专书”，并通过这部著作，解开这个令人困惑的难题——这就是后来震动世界，由最初的一册而延伸到30多卷册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得以问世的胚芽。1942年秋，英国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战最为重要的转折时刻，决定派遣一批著名科学家与学者赴中国考察访问并给予人道主义援助。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兼及初通中文，并对东方文明怀有浓厚兴趣的李约瑟有幸被选中，他与牛津大学的希腊文教授E.R.多兹（E.R. Dodds，又译为道兹或托德斯）组成英国文化科学使团，前往中国。1943年3月，李约瑟与几位同事从印度加尔各答经中国与外界相连的唯一通道——著名的“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云南昆明，自此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在华考察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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