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战争史（第8册）》书评

在文明框架中裁量历史，在时代绝壁前观察强人

学历史果然还是要先掌握恰当的分析方法和框架，以前看中国古代史，脑子里总是无法脱离天朝上邦、文明古国、华夏正统那一套鬼话的影响，就难免情绪化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其不实，但学过文明史的种种基本框架之后，就能够避免受这些肤浅片面观点的影响，做一个合格的理客中了哈哈哈、中古时代的基本框架包括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比如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冲突，皇权与地方领主之间的冲突，武装领主和大地产者与工商阶层的冲突，家族利益与行政集团的冲突，不同族群和文化认同之间的冲突，这里面有许多矛盾，是以中古时代的技术条件所不可能根本解决的，而其中最成功的协调者，能做到也最多只是一国暂时的繁荣稳定——而这种繁荣稳定中还隐藏着严重的社会保守化，文明停滞，内部结构逐渐劣化的风险，近代前的成功恰恰会妨碍文明向下一个阶段发展。说得简单点儿，农业帝国的统治者本质上是最成功的武装土匪坐收保护费，土匪的统治越稳固，民众就越没有明天，农业帝国的文化掌舵人本质上是各种教派神棍自欺欺人，神棍的统治越稳固，科学就越没有未来。说复杂一点儿的话，就是武装领主和大地产者对政权和法规的把持，会抑制工商阶层独立发展，使其长久只能作为权贵附庸；而核心目的在于确保有充足的兵力来源（也就是武装领主和大地产者的利益保障所在）的重农抑商政策还有其他严重的副作用，首先是过度膨胀的农业剩余人口构成了极度廉价的劳动力，使得大多数提高生产力的技术改良完全没有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这些“充足的兵力来源”在内战和民变等情况下将会成为国家安全的威胁而不是保障，结果就是每一朝末尾几乎都会发生大规模的饥荒、内战、残杀，导致人口灭绝文明衰落的灾难。至于传统文化信仰的稳固则会导致思想保守，不思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华文明是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圆圈里面不停地原地打转，恰恰是因为我们的传统统治者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做的太成功了，使得人们没有向下一个时代前进的动力。而欧洲正是在领主和主教们没完没了的彼此撕逼造成的夹缝之中才有工商业独立壮大的空间，正因为他们中世纪统治的不完善不成功不团结不稳定，才让前往下一个时代变得容易了许多，真是应了老子的祸兮福兮。好了，事前扯了这么多，就是要说，作为中华文明最鼎盛辉煌的唐王朝，其实完全被限制在这一系列基本格局之内，不可能违背时代的法则，同样唐王朝那些最伟大最闪耀的人物也没有能力超越时代的绝壁，明白这些基本前提之后，再看这段历史，就能够真正客观地了解其中得失。唐兴于隋末，隋亡的问题很简单，那就是统治者公信力和武力强制力的双重透支，公信力仍在，那么即使你自己在武力保障上略有衰弱，其他人只要认为让你当统治者对自己还有好处，还是会挺你的（虽然这个不总是靠得住），而公信力没了，只要武力仍足以镇压一切反对者，那么统治仍然能在燃烧的废墟上继续（当然烧太久了还是免不了为人所乘），而两者同时失去，自然灭亡指日可待。而李渊一家在隋末角逐帝位的诸多竞争者当中，是最为出众的，尤其以李渊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手腕极其高超，不管是假借维护隋朝名号起兵，还是对突厥的外交手段，都表现出对人心的高度掌握，只有在杀降窦建德的事情上做得不合适，导致建德旧部大规模叛乱。而李世民对战场形势的分析极为精湛，相比之下自身作战更骁勇到几乎就鲁莽的程度倒不一定是好事儿，这事儿毕竟是很悬的，运气不好被流矢爆头的话也就没有唐太宗了。而王世充窦建德之流与之就形成鲜明对比，王世充属于表面上很有聪明才智，而实践管理能力极差，自己内部政治管理定下各种不切实际的高目标最终做不到不了了之，最终制度崩坏，众心叛离，大将阵前纷纷跃马投敌，自己城内部下频频谋反，外交政策联合突厥牵制唐军的外交策略理论上很明智，但实际上没有落到实处，都被李渊一一化解。而窦建德则是不能抓住战场决胜机要，不明白自己所从事的战争的本质含义，结果大军顿兵城下，错失攻占唐后方的良机，最终被人突袭击溃，束手成擒。只不过，这都是同一文化的农业文明的领主进行的内部竞争，所以才能的差异已经足以决定成败结果，但是在跨文明和跨文化的战争中，战场胜负本身就不足以起到决定性的成果了，这以唐与突厥等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和唐与朝鲜半岛国家二十五年中的战争的成果可以做最好的证明。唐初在对突厥的战争中，在李靖高超的战场指挥下，几乎一贯都是大破敌军，穷追不舍直到其全部投降臣服为止，可以说，在战争层面上得到了完美的胜利，但是战争层次的完美胜利，实际上不足以消除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威胁，因为游牧文明虽然缺乏战略防御能力，稍为大意就很容易被攻取，但作为一种结构简单的文明，它恢复起来太容易，就算再怎么以武力击破，只要半个世纪，两三代人的时间，就又能繁衍生息恢复规模，获得足以制造军事威胁的战斗力，而哪怕你狠下心把一个部族斩尽杀绝，这些地方又不适合建立农耕定居点，结果空出来的草场又会吸引远方其他的游牧部落迁徙进来——于是很快一切照旧。所以太宗时代的压倒性胜利带来的臣服，到了武则天时代就又遍地叛乱了。这里还需要提一下是东西方文明使用的骑兵技术的差异，拜占庭帝国使用的是自备弓箭的重装骑兵，在本国领土防御战中能够安全地在和游牧民族的轻装骑射手的对射中取胜，但在草原上就无法追上轻骑兵的机动性，所以拜占庭的对游牧民族战争从技术基础上开始就一直基于战术防御和财富收买，看上去是选择有限，却恰恰是机缘巧合的最优解。而汉武帝选择的是大规模建立效仿游牧社会的轻骑兵军团，使用骑兵大规模战略机动去毁灭游牧民族的后方牧场基地，从战争层面上来看，这无疑是一种更高超的战略水平和战备支持能力，但是因为我之前提到的恢复力问题，这种战略成功实际上没有意义，而且一旦游牧民族学到教训，把自己的后方迁移到更远的位置，这种战略打击也就找不到目标了。不仅如此，由于农耕社会建立大规模骑兵的经济成本远远高于游牧社会，这种昂贵的战争成本甚至会导致农耕社会自身的经济崩溃。这个教训一直到唐中才被比较好的吸取，唐朝中后期采取的策略是在自己农耕社会所能达到的边界地区建立要塞和地方等级的边境防卫部队遏制游牧民族的入侵渗透，并且使用外交手段挑动境外游牧部族彼此之间的分化斗争，避免其建立过于强大的统一力量。实际上，以当时的技术水平，这是农耕文明所能达到的策略最优解了，再往后就得依靠火枪兵集团和国际工商贸易体系才能将将博弈提升到下一个层面了。顺便一提的是唐其实并不是亡于藩镇，本来唐是有一套很好的制度去平衡地方军事长官的，那就是边帅中才华和功劳卓著者是可以入朝为相的，这就形成了地方和中央，军事长官和文职长官之间在政治层面的人员流动。这种政治流动带来的一体化极为关键，因为农耕条件下，地方军事长官对中央其实没有任何经济依赖性，如果政治上也没有联系的话，割据是理所当然的趋势。而短视小人李林甫为了自己把持相位，杜绝边帅入相之路，竟然妄动唐朝这一极其重要的核心制度，以胡人不知书，无法和自己竞争相位，于是上奏“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而这实际上导致的是地方政治与中央政治的割裂，武将与文臣的割裂，寒门与豪族的割裂，更不要说本来就存在的胡汉文化的割裂——唐朝土崩瓦解即从此开始。玄宗不明其中关系重大，竟然批准这一政策变化——安禄山就是由此政策得到重用的——后面大家都知道了。假如唐能够谨慎维持其人员流动不造成此种割裂的话，国家多延续几百年都不是问题。当然实际上由于帝国核心往往总是专权过度而傲慢自大，出问题其实是迟早的事情，而大帝国采取家族继承制同样不利于其国家延续，因为国号和家族血缘被捆绑在了一起。有的中国历史学家讲拜占庭帝国，经常感叹什么“拜占庭帝国虽然持国长久，但可惜没有一个稳定的继承人制度”，这种感叹其实大谬，恰恰是因为没有家族血缘继承，拜占庭的国家才能长期持久，因为无论哪个上位者都需要维持国家延续性来确保自己统治的威信——正因为不是家天下，国家政权没有和家族血缘绑定在一起，国家才成为公器，而家天下就会随着一个家族的兴衰轻易覆亡。好了跑得有点儿远了，对朝鲜半岛的二十五年战争还没有说呢，唐对朝鲜半岛的战争也体现了很重要的问题，即使同为农耕文明，要建立统一国家的一体化依赖的条件也有好几种，军事征服依赖于后勤支持，经济共同体依赖于工商业往来，文化认同依赖于文化传播，交通和经济交流不便的情况下，农业帝国的控制力是有距离极限的，超出这个极限去用兵，即使战场上再怎么胜利，成果也极易丢失，尤其对于拥有自身独特文化和向心力的族群，征服起来尤其困难。所以唐朝对朝鲜半岛的艰难作战进行了二十五年取得的征服成果，在人家成功的本地反抗之下迅速的全面丢失。实际上，农耕帝国时代的技术和政治结构的特点，就决定了所谓的王朝战争，本质上终究只不过是武装土匪扩张征收领地的过程，就算大片土地被统一政权所控制，经济和技术并不会因此产生多么巨大的改善，其统治核心反倒会因为拥有了更多可以征收掠夺的土地，从而在财富和权势中迅速地腐败堕落下去，忘乎所以，在其得志之时，会对工商业发展产生钳制，在其毁灭之时则导致大规模人口灭绝的文明之灾。这就是特定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政治经济制度所无法超越的时代绝壁，无论是怎样的人杰与强者，在此叹息之壁下，能做到的终究极其有限。

秦王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皆为英雄！

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韦城翟让，犯事亡命至瓦岗，率众起义，单雄信，徐世绩响应，聚义瓦岗。大业十二年，李密入瓦岗军，自幼韬略纵横，推为瓦岗寨主，一时间瓦岗兵锋不可挡，后因内乱，被王世充破之。然隋末，突厥借机崛起，成东亚第一霸主，中土北方乱雄皆欲借突厥之势，逐鹿中原。时北方有王世充，窦建德，薛举，宋金刚，刘武周，梁师都，李轨。大业十三年，太原留守李渊举义，率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分三路攻长安。至霍邑，守将宋老生坚守不出，建成与世民带十骑至城下高声谩骂，老生果怒，引兵三万出战，出东门，世民破之。共八战，取长安，李渊立代王杨侗为泰皇，尊殇帝为太上皇，李渊自称唐王，封世民为秦公。翌年，殇帝杨坚被宇文化及诛于江都。此时李渊占关中，携天子，欲取陇右，巴蜀，则霸业可图。陇右产马，巴蜀粮仓。薛举自称西秦霸王，先发难关中，后薛举死，子薛仁杲代位，与李世民军相持，李世民不与战，待其粮馈不继，后薛将降，遂发动攻击，李世民率十骑冲锋陷阵，与唐军斩首数千。又率两千骑兵追击，众将阻之，世民说：“吾虑之久，破竹之势不可失。”后守城军纷纷跳城投降，西秦薛氏灭。王世充窃隋，代隋称帝，李渊亦称帝，改元武德，封李世民秦王。武德二年，平西凉凉王李轨。武德元年，宋金刚率众数万，与魏刀儿结连，窦建德灭魏刀儿，宋金刚投刘武周。刘武周称帝，连突厥军欲“率军南向以图天下”，破李元吉，擒刘弘基，兵锋所向，唐军皆败，一时关中危也。后秦王李世民屯民柏壁，以拒宋金刚，后世民粮仓被抢，遣偏将趁夜断金刚粮道，又从永丰仓运粮。金刚军势渐衰，世民说：“金刚悬军深入，军无蓄积，以掠夺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此时机，未宜速战！”相持半年，金刚军中饥馁,率众北走，秦王世民追，大破，乘胜逐北，一昼夜行二百里，接战数十合。刘弘基阻，说：“士卒饥疲。”世民说：“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散，机难得而易失，比乘势取之。吾节忠殉国，岂顾身乎!”遂策马而进。将士不敢复言饥，一日八战皆破，灭金刚，刘武周自溃。世民不食已二日，不解甲三日，军中只有一只羊，世民与诸将分食。然瓦岗军内乱被王世充破之，王世充篡隋恭帝杨侑位，国号郑，坐镇东都洛阳。北方遂成唐郑夏三国鼎立，夏为窦建德国号。李渊老持稳重，暗藏韬略。李世民，智略纵横，英雄无二；王世充，阴险机警；窦建德忠厚俭约，深知兵法。秦王世民带尉迟敬德率五百骑先观阵地，王世充率步卒万人围之，世充勇将单雄信举槊直取世民，尉迟敬德跃马大呼，刺单雄信坠马，世充兵欲退。世民敬德二人只身冲入世充军中，往返如无人。武德四年正月，唐将屈突通按行屯营，王世充猝然来攻，秦王李世民率玄甲兵来救，世充大败。同年二月，世民藏精骑与北邙山，知世充针厚薄，率十骑冲入世充军阵，直出其阵，众皆披靡，后乱战中，诸骑相失，将军丘行恭独从世民，世充率骑兵追，世民马中矢而毙，行恭回骑射追者，发无不中，下马授世民，行恭于马前步执长刀，距跃而呼，斩数人，突阵而出，还与军中。后两军率军混战，世民斩俘八千人。从此王世充守城不出，等突厥，窦建德来援。李世民坐守虎牢关，窦建德欲战，秦王世民觇建德之营。使程咬金，秦叔宝，徐世绩伏兵路旁，带尉迟敬德等三骑，世民谓尉迟敬德：“我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秦王市民率三骑至建德营前，世民大呼：“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毙一将。建德军中大惊，即引六千骑兵追之，世民令另二骑先退，自秦王世民于尉迟敬德独挡追兵，世民射杀数十人，敬德杀十许人，追者不该复追，世民复追，以独骑诱之，追军于伏内，程咬金秦琼等奋击，大破。后窦建德王世充皆败。秦王世民谓窦建德：“我讨王世充，何预汝事？而越境犯我兵锋。”建德答：“今不自来，恐烦远取。”后七月初九，秦王世民，凯旋之师，还抵长安，身披黄金甲，献王世充，窦建德于太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