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制度》书评

是在叙述历史吗？

有点不太理解这位大师的风格，外国的思想好像很浓重的夹杂在这本书中。读上去有种陌生感，在南方周末上看到推荐这本就拿来读。可能对于书中的专业理解不够深刻吧。

张五常的黑色逻辑

张五常把他的分成租佃理论应用到整个国家，得到一幅生机勃勃的图景。县对应于其租佃理论中的地主，资本家类比佃农。县与县间的“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就好像地主间的竞争。于是，作为地主的县政府开始灵活地安排合约，吸引资本家佃农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耕耘。政府“地主”当然要收租，租金最大化是他的动机。不过形式上，政府是在收税。增值税率固然由中央固定，然而土地使用的租金却由县政府自由裁量，弹性够大，负地租也不出奇，于是总的来说得到灵活的地租率。更不要说政府的种种投资行为，水电气路的一条龙式的服务。总之，因为竞争，产生了灵活的合约安排，政府地主的利益和社会总体利益完全兼容，从而促成了帕累托效率。凭良心说，张五常的“图式”逻辑清楚，对于中国过往高速的GDP增长也算是别开生面的解释。然而，因为只是“图式”，就忽略了太多的经济事实、太多的利益诉求、太多的结构矛盾。如果现实中人们沿着这样的“图式”继续演绎下去，或许可以继续推高GDP,但是无数的问题也会不断的冒出来，与高飙的GDP相生相伴，把中国推向万丈崖边。因此，我不说张五常的逻辑是错误的、或者是正确的，而只说它是黑色的。“地区间的竞争”不是张五常的首创。早在1956年，蒂波特就提出居民的自由流动在事实上引起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的竞争，从而保证了效率，即著名的“用脚投票理论”。张五常的理论虽然在论述主题上大异其趣，但是需要与前者相同的前提支撑：即充分的流动性。在蒂波特那里，是居民的流动；在张五常这里，是资本的流动。只有资本有充分的流动自由，引起地方政府的竞争，税才能仅仅是租。否则，政权对不可流动的资本就只会有强制性的征收，造成哈伯格三角的效率损失，而不会有灵活的合约安排。陶然、陆曦、苏福兵和汪晖2008年论文“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阐明，与形成全国竞争的工业用地“协议方式”交易不同，服务性行业因面向本地居民服务，流动性有限，其用地形成政府垄断的“局域性卖方市场”，土地交易多以“招拍挂”方式高价出让。也就是说，与工业用地“租税合流”的局面不同，服务业面临地租和税收的双重重负。在这种条件下，“地主间的竞争”安在？帕累托效率安在？抛开效率论公平——如果我们认为能实现有效流动的都是实力雄厚的大资本，而立足于本地服务业的都是流动性差的中小资本，则大资本对小资本拥有“税收优免权”岂非事实？此外，张五常对于是何种因素促使官员争做“有效率”的地主是暧昧的。他说，“有经济效率的土地使用，租金一定要算，不管是由地主还是由政府收取。收得的租金要怎样花是另一回事。”问题是，真的是“另一回事”吗？如果没有“花”的鼓励，官员为什么要拼命“挣”？如果他的把县干部描绘成“奖金率足以鼓励他们东奔西跑”的知足常乐者尚得自有所依凭的观察，则他所褒扬的那位工作拼搏的“葡萄酒”县长所提供的动力根源，“教授啊，我只想为国家做点事！”就绝对让人喷饭了！我们总不禁问，如果官员们把“有效率的”租金又非常“有效率的”入己彀中，与老百姓全无关系，则这种“有效率”的制度又有什么值得留恋?这种疑问并非全无凭据，试想中国超高的政府收入在教育、医疗和民生上投入几多？在面对农民时，张五常又像一位布道的牧师，耳提面命地灌输他那套“有效率”的“图式”。言语上，他对农民无限地同情，说他们的故事“永远是血，是苦，是泪与汗”；观念上，他认为农民的唯一资源就是贱劳力，并为农民描绘一个由农转工的桃源妙境：“天还未亮起程，天黑后才回家，带着面包与一瓶水，一天的工作可获七美元。”巧妙的是，这是假着一位憧憬工业的农妇之口说出的。当然，如果农民将来终究靠劳力谋生，则其土地权益就当不在他们考虑之列。张五常就没有考虑。在他的“分成的方程式”中，农民对土地权益的诉求仅仅被通约成政府地主要考虑的一项“土地的成本”：以百分之五的折现率对三到五倍农地租值的折现。在他那里，这自然是合理的，因为除农用之外，农民并无别的田面权。也许这正是中国制度的奇妙之处，否则怎样能有效率地实行他那套政府掌控的租佃合约？张五常对此认识深刻：“……说南方的县不竞争，而是他们没有北方那种调整土地使用的大弹性。这经验也教训我们，不用政府策划而单靠市场必然较有效率的看法是错的……”这种“土地使用的大弹性”真是拜特有的制度所赐！不禁让怹老人家遐想：“像北韩与古巴那样的国家，要尝试成功机会很不错。”总之，就张五常而言，当今中国有着最完美的制度：政府做地主、资本做佃农、农民不要产、工人是农民。他们合力，做一块儿最大的经济蛋糕，织一张别样的契约之网。也不管这契约是不是城下之盟，更没有公平正义的理念为这一纸契约背书。以怹老人家的意思，我们干脆宪法也不要，直接来个rule of contract，只要别忘了起草人是他张五常就好。

对经济奇迹的再解释

张五常教授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在回顾中国经济改革30年来发展奇迹的同时，张教授从经济制度的角度剖析了国家成功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的成功，归因于权利制度的转换。他的基础理论为：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必然会带来租值的消散，从而导致人类的灭绝。约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权利结构，而权利结构则界定了经济制度的本质。中国经济30年持续的快速发展，恰是缘于我们的权利制度从以等级界定权利转换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结果，而且这种转换是没有硝烟，没有经历血的革命的结果，堪称奇迹。在这场权利制度转换的变革中，分为三个部分，先是农业上，1978年承包责任合约的出现，是建国后第一次出现私有产权。之后是在工业上，1984年出现了层层分包。80年代后期，农业的承包和工业的分包组合在一起，为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制度基础。之后，这种组合被引用到地区发展中，就是我们现在的县际竞争的格局，而这就是张教授认为的今天中国经济制度的重心所在。县制度的核心在两个方面：一是县拥有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利，这就决定了在地区的七个层级中，县的经济权利是最大的。二是94年采用了分税制的增值税制度，这鼓励了县与县之间的竞争。而且不同地区层面是垂直或上下串连的，所以同层的地区不可避免地产生竞争关系。张认为，正是这种县制度使得中国在90年代的困难时期经济依然有急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时间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80年到邓小平退休的1992年，这一阶段完成了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发展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第二阶段是1993年到2000年，县际竞争制度的产生带动了长三角的发展，用8年的时间超越了先行的珠三角。2000年后，中国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但仍然是之前的延续。未来县际竞争一定会由强转弱，但更可能的是在招商上对科技创新企业的倾斜，相当于从量到质上的突破。用张的话说，《中国的经济制度》就是解释了中国这些年做对了什么，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这个奇迹是否能延续，就看是不是仍然在做这些正确的事。1、县际竞争的制度我们在持续，已经从长三角推进到中西部了。2、私产的界定和保护已经有了更明确的表述。但我们同样也做了一些不那么正确的事：1、简单化的产业升级，以至于带来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撤退。2、新劳动合同法的推出，劳动合同不再是自由的，而是由国家来严格规定的。表面看是保护了劳工权利，实际是更大程度上地损害了双方的权益，属于没有赢家的规则。未来中国经济能否象2000年那样，迈过90年代的恶性通涨、人民币崩溃和房地产价格2/3下跌的种种困难，重新恢复健康，或许经济制度是最关键的。

很多地方启发了我，但对中国官员及其依附者的腐败行为与其后果认识不到位

从很多方面，这都是本好书。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史时，都在装进一个胡同里了，并没有什么让人激动人心的学术成果。那些话都被中国的经济学家，思想家们讲烂了。我听着都腻味 了。但是，张五常先生写的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以及杨小凯先生写的《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在各个方面令人耳目一新，值得细读。他们两位先生作为最优秀的华裔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上作出的成绩令人仰慕，而他们对中国的关心又令人感动。这两位老先生都是在垂暮之年才写出对中国经济的反思的文章，而且都不是很长，但却是那么的睿智，那么具有洞察力。好了，闲话少说。五常先生这本书提出了两个新奇的想法：一是中国的改革其实是合约的转换，即等级界定权利转到资产界定权利；二是中国改革的成功最主要的是得益于中国的县际之间的竞争。这些，特别是第二个，思维僵化了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家是不会想出来的。第一个，它是从合约而想到权力到资产的转换，这个就结果而言很多人都想到了，只是不会以合约为起点思考。至于第二个，县际间的竞争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却从来没有人将之理论化，或者最基本的将之作为一个论点。也许是在下的阅读量不大，我并没有听说过类似的观点。这两方面对重新思考中国经济都是启迪性质的。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也读到了五常先生似乎对中国官员及其依附者的腐败行为与其后果认识不到位。吴思先生的潜规则是历史性的大发现，潜规则理论揭露了中国的另一个被历史掩藏的真实世界。也许是五常先生在中国呆的时间不长，而且是童年，所以对中国的潜规则的体会并不深。也因此在听到官员们的话语时并没有警惕，并没有经过反思就相信了。我的经验，包括我看到的报纸上的公开的报道，我在实际生活中所遇见的，我调研时听到的，都显示出中国官员及其依附者的腐败是多么严重。另外，我并不认同五常先生的对腐败的认同态度。社会公正应当始终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始终，对于为了效率，为了发展而牺牲公正，我向来都是反对的。我想这是一个思想者应该做的。我们应当为保持这个社会仅有的道义，精神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