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游侠史论
出版日期:2016-3-20
ISBN:9787208134227
作者:汪涌豪
页数:350页
作者简介
检视传统社会的边缘群体
审思中国文化的叛逆精神
复旦大学汪涌豪教授力作全新修订
钩沉乱世浮生悲欢离合 稽考江湖内外千古绝唱
书籍目录
目录
游侠研究的社会文化史维度（代序）
……
绪论
历史上的三游与士的失职
文士与武士的转换
好文者为游士与尚武者为游侠
对游侠殆历五百年的质疑
……
第一章 游侠：一种特殊的社会人群
释名与异称
类型区划
集团构成
与刺客的契合和分际
与儒墨理想的同异
所谓任侠
……
第二章 游侠的发展历史
在风雨洞中崛起：先秦游侠的勃兴
置身于社会生活的漩涡：两汉游侠的奋盛
衰世放狂：魏晋南北朝游侠的发展
治乱相替与任侠成风：隋唐五代游侠的风行
专制统治下的岑寂：宋元明清游侠的消歇
历史大变局中的回响：晚清游侠的流风余韵
……
第三章 游侠的社会关系
与公侯权贵相馈赠
在豪宗强右的庇荫下
强藩的招募与重用
义结盗匪与躬自为盗
融入农民起义的潮流
会党斗争的中坚
……
第四章 游侠的活动方式
意在炫夸的服饰佩戴
悖去常道的资财获取
走马纵犬与少年之戏
不尽合法的任侠义举
……
第五章 游侠的人格特征
慕义感分临难不苟的忠勇
重气轻死不爱其躯的疏放
修行砥名有以树立的自励
任张声势擅作威福的骄蛮
……
第六章 游侠衰落根由的究诘
恒定社会设计与游侠的社会存在
传统道德规范与游侠的价值取向
……
第七章 骑士·武士·游侠
骑士风度与游侠气派
武士精神与游侠崇尚
……
第八章 游侠的存在意义及评价
乱世重侠游：纷乱时事中的公道和良心
纵死侠骨香：足以振拨人心的崇高精神
……
初版后记
再版后记
三版后记
新版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内容概要
汪涌豪，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为日本九州大学客座教授，神户大学特任教授。主治中国古代文学与美学，兼及古代哲学、史学与文化批评。著作有《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言说的立场》等14种；曾获教育部和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奖、中国国家图书奖、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以及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至三等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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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涌豪：古代游侠仍有借鉴意义来源：东方早报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武侠小说热曾风靡一时，书中描述的精妙武功及侠义精神至今脍炙人口。然而，这些“成年人的童话”究竟与现实世界有多大的距离，历史上的侠客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还只不过是鱼肉乡里的青皮、土豪？侠义精神在中国文化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了《中国游侠史论》第四次修订版，作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先生指出：游侠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从未被统治集团认可过，也很少得到主流文化的整体性肯定。但游侠敢任人所不能任，甚至不惜站在权力的对立面，脱人于待命刀俎的窘境，自然大得人心。游侠的人格与精神，应该仍对当代人的人格建构乃至文化建造有借鉴意义。 《荆轲刺秦王》，武梁祠石刻拓。 您对游侠是如何定义的，或者换句话说，该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的游侠？ 汪涌豪：关于游侠的定义，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许多。按通常的理解，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侠，仗义疏财、赈穷周急也是侠，但作为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人群，游侠其实有着更为复杂的面貌。要定义准确，既需结合其崛起之初的具体构成，又必须兼顾其后不同时代的发展变化。 大体上说，游侠是伴随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与士的失职出现的。本来所谓的士大都拥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又接受过六艺教育，平时为卿大夫家臣，战时充为军官，是顾炎武所说的“有职之人”。后经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变动，虽具智、勇、辩、力而终不免“降在皂隶”，使其不得不既度人势之广狭，复量己德之厚薄，开始新一轮投辅明主的努力。其中长于文章辞令的成为游士，日后有些由宣扬礼仪教化而成为儒，有些由主张兼爱非攻而成为墨；长于射御攻战的就成了游侠，也包括成为奋死无顾忌的“力士”、“夹士”和“勇敢士”。用冯友兰《原儒墨》的说法，是一为“知识礼乐之专家”，即儒士,一为“打仗之专家”，即侠士。吕思勉《秦汉史》说得更为简明：“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 这显然是仅就先秦游侠初起的情况言，如您所说，此后又有怎样的发展变化？ 汪涌豪：秦汉后游侠的来源变得复杂许多，成分更淆乱，不易究诘，是否都是士阶层中人很难说。依司马迁的分疏，是既有卿相之侠、暴豪之侠，也有布衣匹夫之侠与乡曲闾巷之侠。前者大多有身份，富财货，或权重王庭，或势倾地方。这类侠以汉唐为最多，但宋以后也未完全绝迹。后者由战国时市井细民任侠发展而来，以后或为中小地主，或兼营商业，更多则活动于城市乡村，至明清两代甚至还为医、为僧。当然，无恒业恒产者更多。而一般士人，或少年意气，热肠在腹，或情怀廓落，投效无门，也有放而为游侠的。这种情况唐前有，唐以后要数明中后期为最多。今天几乎人人都知道王阳明，但他及其学生辈如王艮等人均好游侠，乃或以任侠自喜，就未必为人所尽知。其时还有所谓“山人”为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载之甚详。他们以诗书为交游之具，以幕修赠与为生计之方，流品颇杂，不少人兼为商贾，或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显于民而闻于乡；或恃财行奸宄，为执政所深斥。凡此，都足证帝国晚期城市经济发达导致的时代变化，以及“儒侠”、“儒商”翻为“侠儒”、“侠商”的复杂面相。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当后人讨论游侠的源出，就很难形成共识。有的认为其出自平民，如劳榦、杨联陞；有的认为其出自游民，如陶希圣、冯友兰。但前者明显不能涵盖卿相暴豪之侠，后者特指丧失土地的流荡无业者，他们既被旧有生产关系抛离，又为城市经济所不容，因无所附籍而多靠富者庇荫或官府赈贷，性质与卿相暴豪之侠全不相类，与布衣匹夫之侠也有不同，所以这两种说法都未被学界据为定论。郭沫若以为其出自商贾，但例外太多，也无需深驳。 日人增渊龙夫和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以为游侠来自不同阶层，各操生业，构不成一稳定的社会界别。其之所以好行侠，非为谋生，仅因受侠义精神的感召，故倡为气质说。个人比较认同这个判断。因为一个人为侠可以有各种原因，但基础条件必是其天性中有一段难忤的侠性，随其“人生精神意气识量胆决相辅而行相轧而出”(陈继儒《侠林序》)，如“战国诸公之意之气，相与以成侠者也”(何心隐《答战国诸公孔门师弟之与之别在落意气与不落意气》)，是其典型。仅从所在阶级、阶层作推求，不免太过拘牵。当然，这并不表示我否认游侠会受从哪里走出来的阶级、阶层的影响。譬如他是平民，当然容易在性情中糅入蔑视权贵、反抗体制和劫富济贫的意识；是富豪或权贵，则必然会多一份养私名以求仕进、蓄势力以建功业的追求。 那么这一人群的群体特质是什么？ 汪涌豪：最权威也最为人熟悉的自然是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的论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班固思想较司马迁为正统，故称“意气高，作威于世，谓之游侠”的同时，在《汉书·游侠传》中不忘点出其还常“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但他对侠的上述特点是基本认可的，以为“亦皆有绝异之姿”。直到今天，人们对侠的特质的认识大体仍依此而来。 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后来的士人主流往往以此评介游侠，是否说明游侠的最主要特征是武力(暴力)以及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 汪涌豪：确实，一说游侠就会想到《韩非子》中的这一句断语。韩非在“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大争之世，尤重张扬君权，所以《五蠹》篇明确反对“群侠以私剑养”，“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八说》篇又对“人臣肆意陈欲曰侠”与“弃官宠交谓之有侠”提出批评，立场与后来荀悦《汉纪》所谓“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相同。后者将游侠与游说、游行并称为“三游”，以为都“伤道害德，败法惑世”，是“乱之所繇生，先王之所慎”。因标准绝对而明确，每为后世专制君主和正统士大夫所采纳。其实，由两人所说，再按之史实，可知历史上“儒以文乱法”或有，“侠以武犯禁”则未必，不尚武力如郭解、朱家之流，有时更易触犯世网。原因很简单，为其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为患尤巨。所以我很同意你后半部分的判断，即既称游侠，主要特征或许正在其常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这里的“游”当然指“周游”和“交游”，但诚如杨联陞所言，也有或更有“不受拘管”、“不受牵制”之意，故不应仅作“游荡”解，还更应该理解为“游离”，一如西人所谓的“Free-floating resources”。它隐指其人可成为社会”自由浮动的资源“或所谓“游离资源”(《刘若愚：中国文史中之侠》，《杨联陞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236页)。用今天的社会学术语来说，正可构成一“非正式群体”(informal group)。但从统治者一方来看，你是“四民”之外一种脱序的存在，当然有悖王化；以后若再欺压族党，凭凌儒绅，起灭词讼，喧闹公堂，更不容于法禁。 此外还须指出，即使身在主流，也早有人对韩非提出异议。如明代事功卓著的汪道昆就认为：“文则苛细，文而有纬则闳儒；武者强梁，武而有经则节侠。二者盖相为用，何可废哉。”“韩子以乱法讹儒，犯禁讹侠，夫乱法非文也，何论儒？犯禁非武也，何论侠？下之为曲儒，为游侠，文武何谓？”(《太函集》卷四〇《儒侠传》)他认为，侠事实上有上品与末流之分，不愿意人一概而论，所以称犯禁之侠绝非节侠，正如乱文之儒绝非闳儒，又肯定前者的“不游而节”与后者的“不曲而通”。如此对待而论，更契合先秦以后游侠多途发展、各有偏重的情实。所谓“节侠”，指的是侠中能持操守者，他们与“轻侠”、“粗侠”不同，与“奸侠”、“凶侠”更有区别。以后，曾国藩因其“薄视财利”、“忘己济物”、“较死重气”而称其为“豪侠”，认为“可与圣人之道”，虽精粗不同，“未可深贬”(《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第十四册，岳麓书社1984年，442页)。 游侠在先秦两汉以及唐代，出现过让人瞩目的高峰，您曾指出，宋代以后不再活跃，全祖望更称游侠“至宣、元以后，日衰日陋”，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汪涌豪：当年顾颉刚认为游侠自战国迄西汉只五百年历史，铃木虎雄干脆认为唐时已不存在。我二十多年前初涉此题，尚少有检索便利，只好遍翻二十四史，逐一查检，发现居然无代无之，由此深觉社会史研究的余域尚多。当然，宋以后侠的活跃程度的确有所降低，不要说两汉以降平交公侯、准与国事的际遇少有，即李渊父子占领长安后，召“五陵豪侠”与“侠少良家子弟”縻以好爵的事也再难见到(见《全唐文》卷一《授三秦豪杰等官教》)。 究其原因，自然与宋初惩五代之乱,重文轻武，使人普遍内倾收缩有关，台湾学者傅乐成和伊沛霞(Patricia Ebrey)都指出过这一点。按之其时汪藻所谓“迨宋兴百年，无不安土乐生。于是豪杰始相与出耕，而各长雄其地，以力田课僮仆，以诗书训子弟”(《浮溪集》卷一九《为德兴汪氏种德堂作记》)，以及叶适对“人心日柔，士气日惰”的感叹(《水心别集》卷二《法度总论二》)，不能不说世道变化巨大。加以此后专制政体日趋完备，国家法与地方宗族习惯法的融合在事实上成型，游侠出入绅民两界，沉入百业之中，活动空间渐被收窄，身份特征自不免日渐稀释。许多侠因失去社会鼓励而降低了对自身的要求，放弃操守者更窜身乡闾，放滥成为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所说的“社会盗匪”(《盗匪：从罗宾汉到水浒英雄》，台北麦田出版股份公司1988年版，第5页)。到明清两代，许多侠与盗匪沆瀣一气，作为“无赖群体”，活动尤见猖獗。日人上田信和川胜守研究江南都市无赖，都曾论及其时吴下有所谓“打行”，“大抵皆侠少，就中有力者更左右之，因相率为奸，重报复，怀不平”(叶权《贤博编》)，有许多“里豪市侠”更趁社日节庆，“以力啸召俦侣，醵青钱，率黄金，诱白粟”(王穉登《吴社编》)，甚至还有招徒众“习为健讼”的(见《万历通州志》卷二《风俗》)。 至于有的“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见丁日昌《抚吴公牍》)，荼毒乡里，更使其本来面目变得难以辨识。故明清两代刑律都添入治地痞流氓的条款，其人所遭到的打击是非常严厉的。以后有的散入民间为人保镖，为武馆教席，乃或入梨园班子为人练功说把子。是全祖望所讲的“日衰日陋”。 晚清的革命党中，有不少人以豪侠自任，这一时期游侠精神突然爆发的原因是什么？ 汪涌豪：确实如你所说。原因当然是晚清天崩地解的时局变化。先是康梁领导维新运动在全国展开，后有革命派摆脱立宪幻想，由爱国御侮转向革命排满。但无论维新人士还是革命派，手中都不掌握军队，这让他们觉得吸纳忠于信仰、敢于任事的仁人志士非常重要。游侠损己不伐，敢任不让，明道不计功与正义不谋利的大义忠勇，在他们看来正可以引为同道，赖为号召。 此前，薛福成已痛感列强骤胜中国而呼求有“奇杰之士”出。至此，受西洋思想影响和日本崛起的刺激，再对照国人之局于传统而了无生气，整个社会迅速集聚其崇侠的共识。类似谭嗣同所谓汉匈奴犯边被逐“未必非游侠之力”、康有为所谓“人相偷安士无侠气则民心弱”、章太炎所谓“任侠一层与民族危亡非常有关”等为人所共识常谈。尽管今天看来，有的话不无偏颇，非尽事实。 具体到学习西洋，梁启超认为斯巴达人所以雄霸希腊、德国所以傲视欧洲皆因尚武，故作《论尚武》鼓吹“胆力”与“体力”，尤崇“心力”。自龚自珍提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心无力者谓之庸人”(《壬癸之际骀观第四》)，时人每多言之。梁氏《意大利兴国侠士传序》称欧洲人“雪大耻，复大雠，起毁家，兴大国，非侠者莫属”，或也受此影响。但其实，尼采唯意志论、詹姆士人格论和柏格森学说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另外，他还认为宇宙一切都由意识流转构成，故备言“意力”对促进进化的决定作用，此“意力”就指“心力”。而所谓侠，在他看来也正“非膂力之谓，心力之谓也”。章太炎对中国人个性——他称之为“我见”的缺乏痛心疾首，在《答铁铮》中称“所谓我见者自信也，而非利己也”，“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并认为这种“排除生死，旁若无人”，“上无政党猥贱之风，下作愞夫奋矜之气”，“于中国前途有益”。后编订《检论》，又称盗跖为“大侠师”，比作“今之巴库宁”，则认同俄国无政府主义“破坏的欲望也即创造的欲望”的立场无疑。其时，人们普遍推崇无政府主义，以为“今世界各国中破坏之精神，最强盛者莫如俄国之无政府党”，有一原因就在它鼓吹暗杀，这方面议论可见后来蹈海自杀的杨笃生的《新湖南》。它很容易使人想到荆轲、聂政等人。以后，革命党人学造炸弹，多谋行刺。如谋刺五大臣的吴樾，行前就写下万字长文《暗杀时代》。 再说学习东洋，我们比较熟悉的，如谭嗣同《仁学》就曾直言“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唐才常与之并称“浏阳双杰”，尝亡命东瀛，也在《侠客篇》中称赞日本侠的“义愤干风雷”。梁启超《记东侠》认为日本之所以崛起，功在“一二侠者激于国耻，倡大义以号召天下”，为此借彼武士之名编成《中国之武士道》，意欲通过发扬历代游侠史迹，来改变“民族武德斫丧”、积弱不振、外侮交乘的现状。杨度在该书序中，对此意发扬也多。 但应该说，他们对西洋东洋之侠的推崇与对中国古代游侠的推崇是相激相荡的。 汪涌豪：对。分开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事实是，对三者的推崇，在他们是同时交叉的，因为他们视东西方侠者为同一类人，都乐以一腔热血求一场好死。秋瑾素慕郭解、朱家为人，又好读《东欧女豪杰传》等书，自号“鉴湖女侠”，就如此。 其时，用“侠”为儿孙辈取名或替自己改字取号的人很多，这里的“侠”都不仅以中国古代的游侠为限，但古代游侠在其心目中所占的分量仍很重。故在作具体的推赞夸扬时，他们常有意识地突出其有信仰、具特操、能行动，富于救世热忱和牺牲精神等方面。譬如章太炎虽认为侠出于儒，尝谓“《儒行》所称诚侠士也”，又主张“以儒兼侠”，但又认为不必深言道德，“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则可矣”(《革命之道德》)，并尤力主去除“以富贵利禄为心”的“儒家之病”。他还特别尚勇，以为若“无勇气，尚不能为完人”(《国学之统宗》)。 勇是孔子讲的“三达德”，儒家应该是尚勇的吧？ 汪涌豪：孔子当然尚勇，以“勇者不惧”为君子必备的质素。但请注意，他“恶勇而无礼者”，为其有可能为盗为乱。以后孟子更区分道德之勇与血气之勇，重前者之“大勇”而轻后者之“小勇”，又强调以义配勇，推崇“不动心”，要人“持其志，无暴其气”，并认为“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再后来，扬雄《法言》崇孟轲而贬荆轲，认为其不过“刺客之靡”，而游侠是所谓“窃国灵”者，简直就是以义代勇了。所以章太炎要特别提倡勇，并认为游侠之勇可敬可佩，值得发扬。 以后汤增璧《崇侠篇》更倡言“舍儒崇侠”。还有人进而主张复兴墨学。我们知道，墨学至东汉基本废而不传，然墨子贵义尚力，关心社会平等，有节制一己之欲而奉从主义的自律精神；墨家为赴天下急难，徒众姓名澌灭，与草木同朽者不知凡几，使时人觉得这种精神值得重作洗发。故谭嗣同好读《墨子》，私怀其摩顶放踵之志。梁启超虽以孔子为大勇，但《子墨子学说》仍称秦汉侠风大盛是受了“墨教”的影响，“今欲救亡，厥惟学墨”。觉佛的《墨翟之学说》更全面肯定墨侠之于救亡的意义(见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78年，865页)。 还可一说的是，1905年出版的《民报》创刊号卷首，也将墨子像与黄帝、卢梭并举，以示革命前进的方向。 这里，我就此问题展开稍详，是想同时究明游侠与儒墨两家的关系。我觉得，这对认识何以游侠存而不亡又评价互歧会有帮助。 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几乎个个都是蔑视官府或权贵的，历史上真实的游侠似乎不是这样的。 汪涌豪：天下事，想象与现实常有落差。事实是，游侠与官府权贵从来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鲁迅《流氓的变迁》指汉大侠为求自保而多与公侯权贵相馈赠，是大家都知道的。白鲁恂(Lucian W. Pye)《中国政治的变与常》一书说得更为彻底，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依附权贵是获取安全感的最佳手段，游侠之与权贵，以忠诚交换保护，在双方都觉得理所当然。钱穆早年作《释侠》，称侠是养私剑者的专指，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以后《国史大纲》承认见养者也是侠，也是看到两者关系的密不可分。 两汉以降，游侠已无“河南朝四姓，关西谒五侯”的风光，但权臣养客仍很普遍，游侠与权贵的交往因此仍然密切。唐吴象之《少年行》诗有“承恩借猎子平津，使气常游中贵人”这样的句子，结合张九龄以“合如市道，廉公之门客虚盈；势比雀罗，廷尉之交情贵贱”劝谏正掌用人之政的姚崇(《全唐文》卷二九〇《上姚令公书》)，可见两者相与在那个时候正复不少。前不久，因电影《聂隐娘》引出不少侠的话题，虽是传奇小说改编，但反映的历史确是真的。还有一篇《红线》，更与史实如合符节。唐代既有侠进入中央朝廷，也有退而入北衙禁军的。又有一部分人骁勇剽悍，不愿老死牗下，遂投效边庭，被强藩用为勾心斗角的工具，如此“塞上应多侠少年”，也是其人与官府权贵关系密切的显证。这样的情形要到唐末甚至五代后才发生变化，到那个时候，才有薛逢《侠少年》所谓“往来三市无人识”，或沈彬《结客少年场行》所谓“酒市无人问布衣”这样的诗句出现。 要特别一说的是游侠与官府权贵交往所导致的多重结果。起初，他们可以赖此背景做出许多有利于人群的侠行，也可借以化解自身遭遇的各种麻烦。但以后随门客向私客、奴客方向转化，像战国秦汉那样享有隆盛社会声名和自由度的好日子再难复现，其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不免随着身份的骤降而日渐丧失，有时障于恩谊，间或摆不开利诱，沦为后者的工具常在所难免。这种逆转变化与宋元以后官府权贵对游侠态度由尊敬而礼遇，向为利用而恩接，乃至豢养以为驱使的方向过渡是正相对应的。 但游侠与官府处对立地位，应该说也是常有之事吧。 上下两图俱为外销画中的清代游民形象 汪涌豪：这个当然。古代专制政体，从来追求“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桀之侠”(《汉书·刑法志》)。前也谈及，如有人擅作威福，夺权朝廷，一定难为体制所容，一定会受到类似迁徙、从军或被酷吏能吏镇压的制裁。并且，这种制裁贯穿古代社会始终。像迁徙一事，不仅常见于两汉，《大元通制条格·杂令》中有“豪霸迁徙”条，其所迁豪霸中也多游侠。 但需要指出的是，游侠对抗官府有如下两种不同的情形：一是本着侠义原则为民请命，目的是为了匡补其在钱、粮、刑、名等方面的阙失，这个部分，历代游侠曾有过许多了不起的作为，既见诸载记，常感激人心，它们是后世小说中义侠形象的基本来源。二是为一己之私攻讦长吏，干犯法禁，这就不能视为蔑视权贵。如宋元以后，散入民间的游侠常常风闻公事，妄构饰词，论告官吏，沮坏官府，有的甚至焚烧衙门，冲击囚牢。不加分析，一概视作反抗权贵，就不免牵强。尤其这当中还有一种“持吏短长”，即抉发官吏隐私以为要挟，就更不能以反抗官府论了。如发生在汉武帝晚年那场“巫蛊之祸”，就起因于丞相公孙贺抓捕“京师大侠”朱安世，引来后者告发其子与阳石公主私通、又使人行巫蛊事。类似的事宋以后还可见到，今人不宜单凭想象作片面肯定。 我们读武侠小说，会觉得那些侠客个个出手豪阔，而史书记载中，大多数的游侠是不事生产的，那么他们以什么为生呢？ 汪涌豪：这类描写确实不尽出于小说家的虚构。游侠之所以能妖服冶容，鲜衣美食，出入连骑，从者如云，接济起人来更是倾囊而出，不留后手，是与其世家累富、多有田土有关。日人平势隆郎指出，西汉游侠与富商联系密切，其中暴豪之侠既垄断坊市，又兼营商业、手工业，与其时周流天下的大贾有相似或重合的交通管道，大多还经商有成。宋以后，士商相混，绅商出现，许多“山人”兼为商人，许多商人又好为任侠，就更少物质方面的顾忌。 但尽管如此，依着这一人群的天性，大多不愿槁项黄馘，老死垄亩，故“不事生产”、“不乐常业”仍是其基本的生活状态。这其间，有的游侠因为声名在外，慕名而来者争赴其庭，牛马什物充牣不算，即顷致千金也非难事，但绝大多数游侠没有这种待遇，平时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惰，要维持豪阔的生活，就只有靠妄行非法了。《史记·货殖列传》所列“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可谓说尽其大概。 “攻剽”指以强力劫取，“椎埋”指椎杀后埋掉，此等劫掠行旅、横抢市集是为财；伪托侠义，侵吞霸占，借助同伙，图报私仇，将人椎杀埋葬了事也可能是为财，“掘冢”更是所谓“向死人要铜钿”。“铸币”即“盗铸”，是自己开工造钱，凡此都给游侠带来巨额的财富。此外，他们还没少干“私煮”、“掠卖”等事，前者指制贩私盐获利，其中许多著名的盐枭都是由游侠充任的。后者也称“略卖”，指用强力掳人以图利，用今天的话就是绑票。唐宋以降，“坊市制”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开放式的街巷布局，商户与居民杂处，极大增加了城市吸纳外来人口的能力，造成社会上不在四民之列的冗者激增。游侠置身其间更如鱼得水，靠山吃山，傍海吃海，尤其许多侠少与地痞游闲联手，设变诈以为生计，在水陆两道违禁走私成为常态。故明人姚旅《露书》称古有四民，士农工商，自宋以后增加了僧、兵，变成“六民”，至此则有“二十四民”。他解释其中“响马巨窝”一类：“有闲公子，侠骨豪民，家藏剑客，户列飞霞，激游矢若骤云，探囊金如故物，里羡其雄，官何敢问”，可见主要是干杀人越货的勾当。 由于钱来得容易，爱惜也难。这才有许多侠者千金在握，顷刻间就可以缘手散尽。这其中当然包含许多游侠是在做劫富济贫、赈穷周急的好事，如郑仲夔《耳新》就记载有“潮惠大侠”尝绑富豪子弟，出贴通衢，令其家人重金来赎。但从朝廷和地方政府的立场出发，这显然是无法容忍的劣行。 游侠作为一个群体，在中国社会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汪涌豪：游侠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从未被统治集团认可过，也少有得到主流文化的整体性肯定。但社会上广大的人群，凭着朴素的知觉与经验，都觉得其可敬可爱，甚而忽视其有可畏可怖的另一面，多少是因为司马迁那句不止说过一次的话：“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它很自然地让人去想这“缓急”是如何产生的，既已产生，又有谁可缓解等问题。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政治清明、世道祥和的时代，这种缓急不会常有，即使有也比较容易克服。因为在这种社会，国家纲纪不乱，人们安居乐业，间或有户、婚、田、钱等方面的矛盾冲突，乃或道德人伦方面的纠葛与悖乱，也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明法和礼俗来解决。而当这个社会的弱势人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无力自救，由国家出为主持公道自属当然，即这个社会的其他成员也会秉一种良知，设身处地地分担其痛苦。然而真实的世道常常反是。尤其易代之际战乱纷起，或大灾之年人不聊生，极易使强暴和不公正之事丛生频发。有时即使未逢乱世灾患，也有执事者乱政、怠政等问题。一旦不平事起，不要说民不举官不究，即使民已举而官不究也在在多有。这方面，我们不能太相信舞台上的清官剧，看看史书所载历代胥吏衙蠹如何横行不法就可知道，即使专制政体高度发达的帝国晚期，吏治崩坏和司法腐败之事有多严重，良懦之人又如何告诉无门，束身为鱼肉。此所谓“江海相逢客恨多”。 其间又有一种情况尤其让人惊心。那就是不要说许多人有遭遇缓急无法出脱的窘迫，有时候，这种缓急还正出自强权者的有意操控。《管子·君臣》篇就指出过这一点。他不满“为上者”常让身边近臣，即所谓“中央之人”控制群下，认为“中央之人，臣主之参。制令之布于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但现在这些人出于私利的考量，常不能正确处置这类问题，相反，“以缓为急，急可以取威；以急为缓，缓可以惠民”。什么意思？就是为攫取威势，凭手中权力把无足轻重的缓事硬办成急事；又为了市私恩，把人命关天的急事拖成缓不济急。这最让人意气难平。管子说这个的目的是警示“为人上者”，本来“生法者君也”，现在你“威惠迁于下”，早晚要出事。但他似乎忽略了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多少背公行私、草菅人命的事情发生，又会造成多少底层人的哀哀无告，冤无从伸。 那么，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显然不仅在“中央之人”。明方以智《任论》说得透彻，在“上失其道，无以属民”。此时有游侠出来，敢任人所不能任，甚至不惜站在权力的对立面，脱人于待命刀俎的窘境，自然大得人心。所以紧接着他又说：“故游侠之徒以任得民。”这个意思，明清以来许多人都说过，后来梁启超等人也说过。若要问为何游侠骄蛮悍顽、擅作威福，仍能得大众信赖，原因就在这里。游侠在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之所以不能被忽视，就在于他可以济王法之穷，去人心之憾。尤其当朝多秕政，败亡之渐，他是无助弱势最大的依靠。 您已提到，包括前面所说的晚清之士，历史上许多主流中的文人士大夫都很推崇游侠，那侠的文化意义又是什么？ 汪涌豪：简单地说，其所起的作用已足以彰明其意义。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权力依附和等级结构发育得非常充分的社会，又认同亲族协作型的治理模式。用马克斯·韦伯的话，为一“家族结构式国家”。因此素来重视由君主、官吏和平民构成的政治权威，由圣贤、士人和庶民构成的社会权威，以及由族长、家长和家庭一般成员构成的家族权威。因此它的社会稳定如劳思光所说，端赖四种权力：一为士人，其特性是教化的；二为家族，其特性是血缘的；三为民间组织，其特性是习俗的；再有就是政府，其特性是制度的(《中国文化要义新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52页)。由于传统中国人从来以“集人成家，集家成国，集国成天下”为理之当然，一种如柯雄文(Antonio S. Cua)所说的将做道德自律的“典范个人”视为“持续无休止的修身过程”的观念(《道德哲学与儒家传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106页)，得到世人绝对的鼓励。以后再由中庸调和的儒家学说与谦退尚柔的佛道思想的渗入，遂使一种重内省轻发露、重和合轻对立、重圆到轻伉直的处世方式，成为人们普遍照奉的准则。这样行之日久，造成的极端后果便是人们社会责任感的消散与社会元气的荡失。每个人都拘执一种个人主义道德观，洁身自好，束身寡过，而全无普遍主义的高上视镜。看似从容中道，其实据于儒、依于道或逃于禅的背后，是安于守旧而不知拓新，谨于私德而昧于公义；是媚软拘谨、饰智任诈。到最后，诚如明儒章懋所批斥的：“老成清谨者为上，其次只是乡愿，下则无所放僻邪侈，无所不为。”(《枫山章先生语录》) 类似对传统文化由追求温雅而趋于文弱，追求谨重而趋于保守，追求自我人格完善而趋于利群意识淡薄的批评，中国人自己说了许多，外国人对此也常有论及。我们比较熟悉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所做的批评，其实这样的批评多了去了。如十九世纪，美国传教士倪维思(J. L. Nevius)就对中国人“胆量不足而懦弱有余”多有讥评，他甚至称“中国是一个冷漠迟钝、不思进取、懒散懈怠、缺乏生气的民族”(《中国和中国人》，中华书局2011年版，217页)，这是不是让我们想到了林语堂？我们说，国民性的背后有文化与传统在起作用，游侠的存在，某种意义上说，正照亮了这种文化的短板，也是对这种传统的匡补与救赎。 他在认知方式上不讲循例从众，行为方式上不拘允执其中，情感方式上不尚拘谨自持，评价方式上排斥崇礼重序，无死容而有生气，无空言而重实际，不避祸福，忘忽利害，有时还能充作劳氏所讲的第三种权力，在民间处定是非，决断生死；特别是他重人格平等，尚精神自由，爱无等差，义不苟且，这种敢于担当又能担当的精神，对从来讲究察于安危，宁于祸福，明于去就，莫之能害的中国人及其背后的文化，显然具有纠补意义。还有，他追求简单的是非和简明的人际温爱，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发挥，求得生命的高峰体验，从而既超越儒家所强调的社会联系和政治秩序法则，又超越道家所强调的自然联系与心理秩序法则，最大限度地开显了人的主动性，为消解这个世界的累累重负，疏浚坚强而饱满的生命之源，提供了独特而醒目的借镜。 直到今天，为什么中国人仍喜欢这类人物，喜欢看武侠片和武侠小说？在人的心智结构常不免与世俗经验相协调、与名利计较相适应的过程中，有时心憾于利害，间或又情变于存亡。这样的时候，排开重气轻死、任张声势的另一面，游侠的人格与精神，应该仍对当代人的人格建构乃至文化建造有借鉴意义。
精彩短评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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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侠 陈京坐 部曲 豪谱 潜夫论 逸民 搏揜 太博经 侠林 -
一开始蛮期待的，看着看着发现作者言论前后矛盾，史料是很齐全，但是只要沾个侠字就把该人归为游侠，跟前面说好的不一样啊。同意之前有人评价的，与其是写“侠”这个身份，还不如说是侠行列举。 -
相较之前的版本，此版新增序言《游侠研究的社会文化史维度》，正文文字也有修订，大约是文辞方面较多。 -
侠在各个民族各个时期都有，但我认为不是孔武有力敢出头的是侠！
这本书对侠的起源和消亡，侠的生存和活动这得很多，但是如果能更加进去侠的精神世界，那就更好了！真正的侠应该有更多的精神世界的追求的！ -
毕竟是弄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