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性大发的兔子》书评

张敦，一个板正的人

——为短篇集《兽性大发的兔子》而写魏思孝七八年前，我二十出头，是个不太合格的文学青年。不合格表现在不想再写作，之前确实处心积虑写了几年，都差强人意，只能自我否定。和朋友租住在房间里，不上班，想发财，也做过了些许无用功。事实表明，相较写作，本人更不是发财的料。假设当初一不小心发财了，我还会投入到写作中吗。不太好说。我们习惯用命运使然来粉饰自己，但更多的是形势所迫。夏天的时候，我将自己的梦境写成一篇小说，有点像那么回事。身边缺乏可以在写作交流的朋友，之前果皮网刊看过张敦的几篇随笔，在他的博客上看到他QQ号，加上他，然后给他看。张敦表示肯定。我们就这么认识了。张敦当时自娱自乐做叫《干》的电子杂志，第二期贴了我这篇小说。对我来说，是个珍贵的鼓励。那时，张敦已经写出名作《杀死房东老太太》（即书中的《带我去戈壁》）。一对情侣杀死了房东老太太，然后逃跑到戈壁滩的故事。现实黑色，有些恶趣味。很对我的胃口。之后的日子里，我们时常在网上谈文学。文学青年又是同性，不谈文学怎么能行呢。也喜欢谈，不像现在，懒得说。后来，也陆续在网上和不少人谈文学，谈来谈去，能持续至今，还有联系的，不多，两三个而已，张敦是其中一个。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我从青岛坐火车去石家庄见张敦。所谓见网友，就是这么个意思。早晨三四点天还黑着到了张敦家，他那时没工作是个手工艺者，自己制作巧克力然后在网上售卖。也刚在石家庄购置了房产，一个单身青年，新房没什么生活气息，很冷清。我的出现也只让房间在冷清中多了一丝尴尬。它需要一个正处婚嫁年龄的姑娘。见面后，我们忍着困意，盘坐在窗台上，努力用言语增进彼此的感情，更多的是消解尴尬。张敦开始零星在期刊发表小说，拿出来给我过目。如果说张敦在写作已经步入正轨，那么我还在站台上。文学没多谈，大而化之，无非是相互鼓励，多写，能行的。只说人吧，张老师为人正派，声音略带磁性，谈吐自然，慢语有力。文如其人，这话是对的。一如他小说中平稳叙述中隐藏着的狠劲，老张突然冒出一句脏话，也挺令人意外的。听者心中不免嘀咕，老张啊，你这么板正的人，怎么能骂人呢。设想下新闻联播的男主持人说句，操你妈的。不消说，两个初次见面的男网友，大多数时间，只能以尴尬来形容。我也免不了想，这个老张是个黄花大姑娘就好了，可以躺在床上聊文学嘛。夜晚来临，我们看影迷老张刚下的外国电影，记得是澳洲的。挺文艺的，看得只让我犯困。半年后，10月份，我回淄博老家准备结婚的事。张敦打电话说他正在淄博理工大出差，我们见了一面。中午吃饭，老张被鱼刺卡住了，专门去医院取刺。晚上一起住在旅馆里，具体都谈了些什么，也都忘干净了。11年的时候，老张写了《毽客》，写得好。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写出个这个样子的小说。第三次见面，也是迄今最后一次是12年冬天，张敦来山东出差，转道来我这里。这时，老张已经结婚，女儿也快出生了。除此之外，自身都没什么变化。老张头发日渐稀少倒也是不争的事实。彼此在应付生活琐事的同时，也并未停止写作。在三十四岁的年纪，老张出版第一本短篇集《兽性大发的兔子》，对他来说，有点迟，但值得庆贺。既然说是书评，多少也要谈点，虽然我不合适评论。以上说的也更多基于我们的友谊。拿我的来对比老张的小说，明显的一点是，他的小说更加沉稳，字词安放更加妥当。这和个人的性格有关，老张擅长打磨，不急功近利。所以产量不高，每篇质量都有保障。可以说从一开始，老张的写作就不是青春期的写作，而是奔着写作工匠的路数去的。完全不必担心，有天老张不写了。他只会以自己的节奏，越写越德高望重。最后说一句，在写作上，我和老张是一路的。2016-3-19

兔子内心的痛与痒(亚雷）

兔子内心的痛与痒——简评张敦小说集《兽性大发的兔子》　　当我阅读别人的小说时，常产生一种错觉，这小说的纹理、皱褶、呼吸、心跳似曾相识。我本来也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并非出自我手。张敦的《我想去四川》就是这样一篇小说。我自幼生活的村庄中也有几个拐卖而来四川女人，她们的讲话口音及生活习惯与山东人截然不同。我曾绞尽脑汁，想以她们为原型写一篇小说，打过各式各样的腹稿，最后还是流产了。当我读后张敦的《我想去四川》后，我发现他写出了我一直想写的东西，这种“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觉让我有点失落。但好的小说和好的诗句一样，也是妙手偶得浑然天成的，它是张敦的，带有张敦骨子里的爽朗与悲悯。　　张敦的小说集《兽性大发的兔子》我是读一篇爱一篇，这种痛快劲儿如同我当年读理查德·耶茨的《十一种孤独》。张敦把《兔子》这篇小说放在集子的首位，算是为这本书定下了基调。兔子并非没有兽性，但被困在笼子里的兔子只有两种命运，一是被宰杀制成美味佳肴，二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苦苦挣扎。这两种命运都好不到哪儿去，然而，它恰恰代表了普通人的两种基本生存状态：痛与痒，即被屠戮之痛与挣扎之痒。　　张敦笔下的痛并非血淋淋的刺刀见红，而是类似于蜂蛰蛇咬，往往在精神层面留下创伤或阴影。《小丽的幸福花园》看似写了一个普通的恋人分手的故事。其实，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知道，其中的痛不亚于肝肠寸断。小说中的男青年处于社会底层，一无所有，根本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他的恋人小丽离开他，投向了前男友的怀抱。具有强烈反讽意味地是：当男青年去廊坊寻找小丽的时候，他与小丽的前男友身份发生了转移。“那人是现任男友，而我此时是前男友”。爱情总是受经济状况的摆弄，张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爱情的脆弱和虚幻。此外，张敦的文笔也够狠，当男青年找到小丽，小丽与其有一门之隔，哭着让其离开。这时，张敦让主人喊出了这样的话，“我喊道，弱你妈逼，你就让强的人操你吧，你就让强的人操死你吧”。很少有作家敢这样写，张敦把普通人身上最后一块遮羞布扯了下来。　　《带我去隔壁》的痛更加让人绝望，一对年轻的恋人杀害了房东老太太，尽管两人想尽一切办法逃离这场噩梦。但厄运就像一口深井，掉进去就很难爬出来，老太太的鬼魂一直纠缠着这对恋人，让他们逃无可逃。这篇小说让我想到了曹禺的《雷雨》，那种怎样挣扎也逃避不了的绝望与之类似。《童子》中的张东一直厄运缠身，找了神妈妈破解，他的命运似乎曙光乍现，找到了女朋友。但一次意外，让张东坠落山崖。《我想去四川》举重若轻，牛牛的娘是四川人，被卖给了我父亲，后来逃跑了，再无音讯。牛牛长大后去四川看望亲娘成了一种使命，其实是给父亲一个交代。最痛的不是牛牛，而是父亲。小说中的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父子二人对饮，父亲醉酒后，指着牛牛，含混不清地骂：我操你娘。初读此句，可能会让人哑然失笑，但仔细品味，才觉得痛苦不绝如缕。　　与痛相比，痒可能是普通人更普遍的生存状态。痒和萨特的“恶心”一样，是主体对客观世界的主观体验。但在基本的生存欲望不能满足时，痒是不可避免的。张敦笔下的男青年似乎对饮食不大计较，一包方便面或者一盘炒饼，能填满肚子就很知足。但是在性生活上，他们的确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张敦的好几篇小说都写到了靠自慰来解决生理问题。由于经济地位的低下，爱情对他们来说是奢侈的。《小丽，好久不见》中的男青年与暗恋三年的姑娘小丽约会，约会进行到末尾，一心想和小丽做爱的他憋了一泡尿。最后，他在做爱和撒尿之间无奈地选择了后者。如果说做爱是理想的话，那么撒尿就是现实。做爱之痒被憋尿之痒无情地取代了。《毽客》中的男青年牛力踢得一脚好毽子，因为一次杀人事件，踢毽游戏被迫中断，牛力忍不住脚痒，踢了教导主任一脚，结果却被带进了派出所，经历了一段荒谬的拷问。经常失业处于焦虑之中的牛力，他的脚痒是对社会不公和丑恶的本能反应。可悲的是，作为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男青年，他只能选择踢毽子来减轻内心的焦虑。张敦笔下的人物与王朔作品中的人物有几分相似，都是生活在体制之外，经受着经济和爱情的双重煎熬。但王朔描述的男青年玩世不恭，以各种荒诞的生存方式对抗压抑。张敦的人物则看似温顺，他们像兔子一样处处妥协，依靠内心残存的兽性和不屈的人性，在挣扎和无奈中坚韧前行。　　张敦的第一部小说集出手不凡，与那种忸怩作态的文艺清新风格拉开了距离。我相信假以时日，忍受住各种痛和各种痒的张敦，一定能爆发出“兔子蹬鹰”的力量。　　　　亚雷于右江　　2016年5月20日

一只特立独行的“摇滚兔子”（赵振杰）

赵振杰“80后”作家的出道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新概念”+“网红”模式，即写作者通过“新概念”作文大赛展露头角，随后在网络文化产业的推波助澜下迅速赢得市场与版税；另一种是“高校+作协”模式，即写作者经过高校作家班的“孵化”和训练，并借助作协系统的引荐与推介，而一跃成为各大传统文学期刊竞相追捧的新宠。与上述两种“闪亮登场”方式不同，河北青年作家张敦的出道显得既平静又艰辛。他没有惊人的天赋，没有值得炫耀的学历，也并未接受过系统的专业培训，但长期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横冲直撞，却为他积淀了极为真切而深厚的生存经验与生命体验，从而，使得他的小说相较于其他同龄作家而言更具“野性”。这里的“野性”蕴含两层含义：一是张敦的小说没有“洁癖”，俗词俚句、污言秽语皆可入文。他很早就有意识地与“文艺小清新”的写作风格划清界限，从他的小说中很难发现青年作家常见的书卷气和文艺腔；二是张敦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未经加工的“纯天然状态”：叙述单刀直入，结构不事雕琢，人物对白干净利落，情感关系混沌暧昧，散发着一股野蛮生长的原始冲动。阅读张敦的小说就如同是在欣赏地下摇滚乐一样，令人血脉喷张。他的新作《兽性大发的兔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2月版）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典型“摇滚范儿”的作品集。其中的小说均属于有感而发、不平而鸣。贫乏的物质生活和荒凉的精神世界培植了张敦敏感的艺术神经，同时也催生了他强烈的表达欲望，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小说都是面向内心的自我告白、自我慰藉和自我宣泄。颓废、迷惘、孤独、绝望、愤怒、叛逆、狂野……这些冷峻、粗粝的词组构成其小说的主旋律。该书所收录的诸多小说在表现主题与精神气质上都与中国摇滚乐存在着某种家族相似性，以至于我不得不妄加揣测：张敦极有可能是一个摇滚乐的忠实拥趸。比如小说《小丽的幸福花园》中“我”对幸福花园的执着找寻，令人不由得联想到窦唯在《高级动物》中反复吟唱那句副歌“幸福在那里啊”；小说《夜路》所传达的个人在大都市中的迷失感，让我瞬间想到了汪峰的《北京，北京》；小说《烂肉》中两个孤独生命的形影相吊，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还有小说《去街上抢点钱》《知足常乐的小姐》似乎分别对应着崔健的《快让我在这雪地里撒点野》和《花房姑娘》……张敦小说的摇滚特质首先表现为“堕落与颓废”。他笔下的主人公是一群正在/已经丧失行动能力的“多余人”，他们出身卑微、穷困潦倒、沉默寡言、性情乖张、百无聊赖、耽于幻想，就像是漂浮于城市海洋中的微生物一样自生自灭，无人为津。吃饭、睡觉、性爱，这些马斯洛意义上的低层次生理需求，对于他们而言都成为了无力应对的难题。强烈的失败感与幻灭感导致张敦笔下的人物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自暴自弃、肆意妄为。对此表现最为深刻的当属《小丽，好久不见》。小说采用一种极端化的表现方式，通过“约泡”与“憋尿”的先后失败，隐晦地呈现出社会底层青年群体在生理与情感上所面临的双重困境。小丽对“我”的冷淡与提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我”情感需求的受挫；而那股突如其来的尿意，以及最后时刻有失斯文的“开闸泄洪”，则更加凸显出“我”在生理需求的一败涂地。“堕落与颓废”在张敦小说中既是一种现实，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态度——宁可选择自我放纵，也不愿接受既定意识形态的规约与驯化；即便失意落迫，也不愿去追寻那些世俗成功学意义上的“自我价值实现”。张敦小说的摇滚特质还表现为“愤怒与反抗”。读张敦的小说，能够从中感受到一股戾气、一腔怒火。来自生理与心理上的长时间压抑，使得张敦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患有迫害妄想症。如《带我去隔壁》中青年房客对房东老太的杀害；《食鬼猫》中人物对杀戮与死亡的强烈渴望；《烂肉》中两个天涯沦落人的自虐与施虐等等。不管自杀还是被杀，在张敦小说中都隐含着一种心理诉求，即对是生存现状以及既定现实秩序的极端不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毽客》和《暗园》，前者采用真实与虚构互嵌互渗的方式，通过讲述一起惨绝人寰的校园杀人事件的始末，强烈了表达出一位当代“侠客”（毽客谐音同“剑客”，窃以为，这里带有作者自诩之意）的摇滚最强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后者则是以中学往事为底本，凭借大胆、越轨的想象，抒发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生信仰：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与那些（我个人认为是）真正的摇滚乐一样，张敦的小说着力表现的也是关于“眼前苟且”与“诗和远方”之间的思想悖论：他笔下的主人公通常不屑于眼前的苟且，但又惰于去寻找“诗与远方”，因为他们清醒地知道，我们生来就是孤独，前方一无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张敦的小说带有极强的存在主义的意味。这在其小说的空间设置上表现尤为明显。张敦的小说往往存在着一组反差极大的空间结构，如出租屋与戈壁沙漠（《烂肉》）、公司走廊与城市街头（《夜路》）、小区岗亭与野外坟场（《食鬼猫》）等等，前者狭窄逼仄，代表着当下的物质生活的困窘与匮乏；后者空旷混沌，意味着未来前景的昏暗与未知。在这种截然对立的空间设置下，作者切身的囚困之感被和盘托出。一如小说《兔子》中“我”的感慨那样：“当他们说炒股这两个字的时候，总让我想起‘被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句话”。对于现实荒诞感的深刻体认，使得张敦笔下的人物沦为一群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他们厌弃故乡，因为那里赐予他们的只有贫穷与丑陋，然而，他们又无法真正融入他乡，因为那里没有为其预留任何生存空间。面对“被囚”与“自囚”的双重困境，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从一个“远方”走向另一个“远方”。正如张敦在后记中所言：“我不热爱故乡，却深受其影响；我也无法融入城市，因为那里根本没有我的立足之地。生活就是一场无休止的宰杀。我既是一只急于啃食窝边青草的兔子，也是一只渴望进入笼中享受衣食无忧生活的兔子。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我只是活下去，在气若游丝的写作中自得其乐罢了。”张敦这种“摇滚兔子”式的写作一定程度上也为他带来了许多视野盲点，具体表现如下：第一，过分倚重第一人称叙事（即便有些小说采用了第三人称叙事，但“他”也带有明显“我”的印记），使其小说带有极强的主观情绪和个人化色彩。由于张敦多以底层视角来观照社会与现实，强烈的个人主观情绪会使其笔下人物属性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二元对立——作者往往对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者”报以“同情之理解”，但对于底层之上的“立法者”与“执法者”却缺少必要的“理解之同情”。从而导致一些人物的形象过于简单化、脸谱化、概念化。第二，空间结构过于封闭，叙事格局过于狭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张敦的发挥。对于大多数“80后”作家而言，张敦的生活经历是独特而丰富的，然而，对于张敦自己而言，这种单向度的底层生活经验反而是一种“贫瘠”的表现。由于他对其他社会阶层的生活没有切身的体验，致使他的小说视野始终打不开。从这本《兽性大发的兔子》中已经隐约可以感受到张敦的写作存在着自我重复的危险。第三，从某种程度上讲，张敦的小说还存在着先天性营养不良的症状。这种症状一方面表现在作者叙事视野上，但更多体现在作者的写作野心上。张敦习惯于“在自己气若游丝的写作中自得其乐”，这并无可厚非，但这种写作方式从某个侧面却暴露出他对更为宽广、多元、驳杂的叙事缺乏应有的自信。对此，我们可以拿张敦与格非的小说做一下对比。他们都热衷于表现那些正在/已经丧失行动能力的社会边缘人的生存现状与精神生态。但是张敦的写作更多只是借助人物身上的一点微光去窥探现实生活中的某个角落；而格非的写作却总能够凭借人物身上的微光去点燃更大的火焰，进而展现出现实生活中的更多角落。当然，以如此严苛的标准来指摘张敦目前的小说创作多少有些吹毛求疵，毕竟他的写作正处于风格形成期。我的批评初衷在于，提醒和鼓励他要勇于放开手脚，大胆尝试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写作。就其当下的创作状况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张敦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生活就是一场永无休止的宰杀

说到“兽性大发的兔子”，我就会想到动画《越狱兔》里的那只刀枪不入、以暴制暴的红兔基里连科，基里连科虽然身处在监狱，四面高墙，却毫不在意，对狱警们视若无睹。兔子本性情温柔，但是这只喜欢发飙的兔子却让人过目不忘。在张敦《兽性大发的兔子》这本书里，作者也把自己比喻成兔子——一只随时会被人拎起耳朵倒挂在铁钩上剥皮烫肉的兔子——他描写一次雪天打猎兔子的经历，那只兔子在雪中无处可逃、坐以待毙的情景触动了他，他后来说：> 如果我不写作，那我就什么都不是，如果非要找个东西做类比，那就像上面说的那只撅着屁股等着挨枪的兔子。（《后记》）在另外一处，作者又借书中人之口说到：> 其实我们和兔子是一样的，兔子困在笼子里，被沈非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们困在这座操蛋的城市里，被有钱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其实我们还不如兔子。(《兔子》)作者用兔子来比喻那些挣扎在生活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无业游民、小区保安、街头小贩、北漂族、个人网店经营者...他们万往往心地善良，但是性格软弱，不善言辞，总被占便宜，他们要么困在笼子里被生活玩弄，要么直接被生活选中，开膛剖肚上餐桌：>从我们眼前走过的每个人，都在卖，卖力气，卖感情，卖青春，卖肉体。好像只有我和牛力没有什么可卖的。我们也想卖，卖什么都可以。(《知足常乐小姐》)张敦的小说让我想到了朱文、曹寇、韩东，以及美国的查尔斯·布考斯基，有人称这些作家为“无聊现实主义”，有人称之为“肮脏现实主义”，我不认同这些定义，它们都隐含着某种嘲讽意味，因为我想不出有什么作品可以称之为“有聊现实主义”或“洁净现实主义”。事实上，作品的格调，跟作品中人物的格调是两码事，《小时代》里虽写了一群上流人物，但本身是部下流小说。反过来说，“粗俗”和“无聊”也具备冲击人心的力量。张敦的小说直白而冷峻，拒绝对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进行抒情化的或者娱乐化的处理套路。《烂肉》写了一个远在西北荒凉之地的推销员，机遇巧合之下进入到一个古墓中，得到一大批古董，他给主人公打电话，但是主人公根本不相信有种好事，意味他只是在吹牛，还把他寄来的一个价值连城的古董给砸个粉碎，故事结尾，推销员在盗墓时受伤，临死前请主人公前来继承古董，主人公这次心动了，却穷得连路费也凑不出。作者喜欢用“没有路费”来隐射故事的人物的生存困境，这些人物已经贫穷到连公交车都坐不起的地步，作者形容他们“五站路以下步行，五站路以上坐公交，只有万不得已才打的”，书中有一段描写挤公交的场面，作者写到：> 他们拼命往上挤，把我和小丽挤在中间。... ...突然，小丽被挤哭了。她的哭声在人潮中显得微不足道。人们都忙着抢占座位，座位被抢光，又忙着抢一个理想的立足之地，没人会注意一个女孩的哭泣。我看见小丽满脸泪水，想帮她擦，但我们之间隔着很多人，犹如千山万水，我无能为力。(《带我去戈壁》)连公交都坐不起，更不要说做火车去西北了。在另外一篇小说《童子》中，主人公东子打算带女友去旅游，给她的生活“增添浪漫的色彩”，女友说了几个旅游胜地，主人公都说太远，女友问多近才算近？主人公说：“楼坐公交车就能到达的地方。”在小说《知足常乐小姐》中，主人公拥有一辆自行车，他晚上喜欢蹬着车四处游走，“我们不想停下，一直骑，继续往前，直到路灯都灭了，一个灯火通明的大工地呈现眼前，像海市蜃楼。我们无路可走，只能原路返回。”单薄的自行车无法带他突破城市的围困，他最终只能回到压抑乏味的原路去。但是读张敦的小说，其实并不枯燥，这来源于两点：对生活场景的生动刻画，已经透着悲伤的幽默感。关于第一点，有些小说能带我们去异国他乡，有些小说虽只带我们在街上溜达了一圈，却也一样能丰富我们的体验，读者只需要翻开这本小说，就能读到很多令人会心的描写，这些描写无不是我们最血肉相和的日常体验，只是经由张敦敏锐简洁的表达，把这些体验再次照亮了。他写黑夜里两个学生跑到大街上，街上的汽车疾驰而过的情景：> 一辆车驶来，把我们像火柴那样擦亮。（《暗园》）他写宿舍里的窃笑：> 宿舍里响起压抑不住的笑声，就像憋了许久的屁。（《暗园》）他描写女人上班前把自己打扮好的情景：> 她已经披挂整齐，还化了妆。(《夜路》)“披挂”这次词用得滑稽可笑，令人捧腹。他写一个女人坐在电动车后座上，头搁在驾驶者肩膀上的样子：> 刘莹莹的下巴像一把枪，抵在我的脖后。（《去街上抢点钱》）他经常描述一些日常生活中被人忽略的尴尬场景，而揭示这种忽略不仅需要观察力，还需要勇气。在《小丽，好久不见》中，作者写两个人去小饭店吃饭，桌子不够需要拼桌，同桌的还有一个女人，主人公觉得那女人很碍事，于是“我不满地看着女孩，用眼神鼓励她赶快吃。”可是女人根本不注意他，而是看着她身后的电视机里的节目，要命的是，主人公约来的女友也被节目吸引，不理他，这让他百无聊赖：> 电影中搞笑的情节在她身上得到了回应，她不停地笑起来。吃面条的女孩也笑起来。她们笑的势力越来越庞大，让我有些招架不住，只好跟着笑两声。我拼命地喝茶水。我回头看了看电视，没看到什么可笑的地方。我真想把电视关掉。张敦的幽默也很有特色，他的对话写得很有意思。我印象很深的是《我想去四川》，故事里儿子一直没娶上媳妇，父亲问他原因：>儿子：“这个问题我仔细考虑过，主要是因为我遗传了爹的穷和娘的丑。”父亲： “你妈逼的，老子好的地方你不遗传。”一个大大咧咧、自视甚高而且脾气倔直的父亲形象跃然而出。在小说《带我去戈壁》小说，主人公和女朋友因不堪刻薄凶悍的房东老太太的压迫，半夜在楼梯上撒米，导致老太太滑倒摔死，两人之所以谋杀老太太，完全是因为性格软弱，平日里不敢和老太太正面对抗，在受到电影启发的时候，一时念起，想出这个阴招，等老太太真的死了，两个人却又哭起来，后来趁着夜色把老太太埋了，埋的时候，女友“小丽蹲在一旁，小声为我加油”，后来两人打算逃到西北戈壁，不想老太太受不了坟地里的死人“房东”欺压，鬼魂跑回来，央求和主人公一起去西北，还和主人公冰释前嫌。在《小丽的幸福花园》里，小丽和主人公原本感情很好，只是因为没有生活保障，只能去投靠黑道前男友，主人公锲而不舍地追到她的住所，却被她以“我们都太弱了，不适合在一起”为由挡在门外，主人公隔着门大喊：“弱你妈逼，你就让强的人操你吧，你就让强的人操死你吧！”在戏谑而火爆的语言中透露出社会底层小人物深深的无力感。我特别喜欢小说《我的文武老师》这一篇，它的叙述风格让我想起来鲁迅的《孔乙己》，故事讲的是村子里的一个爱好习武的疯子，他心地善良，原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工人，后来遭人欺侮，受了刺激，想学武术保护自己，这一单纯的动机却被人们视为“危险”，人送外号“疯二狗”,但是疯二狗的武术吸引了主人公，围绕着拜师学艺，主人公和疯二狗建立了一段友谊，故事这里写得很欢乐：>有一天，我去找疯二狗学武，扎了一阵马步后，我给他练了一趟广播体操。他说，你这是什么功夫？我说，第八套广播体操。他说，谁教你的？我说，秃朋。他说，看来我必须得会会他了。我说，秃朋的广播体操很厉害，能跳到天上去。他说，我把他打到天上去！> 疯二狗(对秃朋)说，你出招吧，用你的广播体操打败我。张敦的幽默其实是兔子式的幽默：那些心地善良的兔子每每希望通过暴力和残忍来摆脱自己的困境，却在最后一刻心软放下了屠刀，这意味着他们的失败，也意味着他们的可敬。无论是想杀死房东的房客还是想上街抢钱的网店老板，无论是想用武术自保的疯二狗，还是用自残来吓退城管的街头小贩，他们都是兔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咬人，于是在这个世道里，他们就只能被咬。越是善良的，越被蹂躏；越是美好的，越被鄙弃。这让人深深的绝望。我哀其不幸，却不能怒其不争，因为那些人性的弱点，不也无法克服地存在于我自己的身上吗？所以掩卷之后，只能深深地舒口气，并骂一句：世道操蛋！———————————————————————————————————————————本文首发于简书：http://www.jianshu.com/p/1f96ba45e707

为《兽性大发的兔子》补一篇

备注：给《西湖》杂志写的张敦印象记。和之前的书评《一个板正的人》多有重复，但不妨再贴出来。——为短篇集《兽性大发的兔子》而写七八年前，我二十出头，是个不太合格的文学青年。不合格表现在不想再写作，之前确实处心积虑写了几年，都差强人意，只能自我否定。和朋友租住在房间里，不上班，想发财，也做过了些许无用功。事实表明，相较写作，本人更不是发财的料。假设当初一不小心发财了，我还会投入到写作中吗。不太好说。我们习惯用命运使然来粉饰自己，但更多的是形势所迫。夏天的时候，我将自己的梦境写成一篇小说，有点像那么回事。身边缺乏可以在写作上交流的朋友，之前果皮网刊看过张敦的几篇随笔，在他的博客上看到他QQ号，加上他，然后给他看。张敦表示肯定。我们就这么认识了。张敦当时自娱自乐做叫《干》的电子杂志，第二期贴了我这篇小说。对我来说，是个珍贵的鼓励。那时，张敦已经写出名作《杀死房东老太太》（即书中的《带我去戈壁》）。一对情侣杀死了房东老太太，然后逃跑到戈壁滩的故事。现实黑色，有些恶趣味。很对我的胃口。之后的日子里，我们时常在网上谈文学。文学青年又是同性，不谈文学怎么能行呢。也喜欢谈，不像现在，懒得说。后来，也陆续在网上和不少人谈文学，谈来谈去，能持续至今，还有联系的，不多，两三个而已，张敦是其中一个。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我从青岛坐火车去石家庄见张敦。所谓见网友，就是这么个意思。早晨三四点天还黑着到了张敦家，他那时没工作是个手工艺者，自己制作巧克力然后在网上售卖。也刚在石家庄购置了房产，一个单身青年，新房没什么生活气息，很冷清。我的出现也只让房间在冷清中多了一丝尴尬。它需要一个正处婚嫁年龄的姑娘。见面后，我们忍着困意，盘坐在窗台上，努力用言语增进彼此的感情，更多的是消解尴尬。张敦开始零星在期刊发表小说，拿出来给我过目。如果说张敦在写作已经步入正轨，那么我还在站台上。文学没多谈，大而化之，无非是相互鼓励，多写，能行的。只说人吧，张老师为人正派，声音略带磁性，谈吐自然，慢语有力。文如其人，这话是对的。一如他小说中平稳叙述中隐藏着的狠劲，老张突然冒出一句脏话，也挺令人意外的。听者心中不免嘀咕，老张啊，你这么板正的人，怎么能骂人呢。设想下新闻联播的男主持人说句，操你妈的。不消说，两个初次见面的男网友，大多数时间，只能以尴尬来形容。我也免不了想，这个老张是个黄花大姑娘就好了，可以躺在床上聊文学嘛。夜晚来临，我们看影迷老张刚下的外国电影，记得是澳洲的。挺文艺的，看得只让我犯困。半年后，10月份，我回淄博老家准备结婚的事。张敦打电话说他正在淄博理工大出差，我们见了一面。中午吃饭，老张被鱼刺卡住了，专门去医院取刺。晚上一起住在旅馆里，具体都谈了些什么，也都忘干净了。11年的时候，老张写了《毽客》，写得好。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出个这个样子的小说。第三次见面，也是迄今最后一次是12年冬天，张敦来山东出差，转道来我这里。这时，老张已经结婚，女儿也快出生了。除此之外，自身都没什么变化。老张头发日渐稀少倒也是不争的事实。彼此在应付生活琐事的同时，也并未停止写作。老张在三十四岁的年纪，出版第一本短篇集《兽性大发的兔子》，对他来说，有点迟，但值得庆贺。书中收录了十七篇小说，以我个人对它们的观感，将其分为五组。每一组涵盖的篇目，多有共通的地方。第一组《兔子》《夜路》《小丽的幸福花园》是北漂三部曲。以张敦短暂的北漂生活为现实依据，刻画出北京在初出茅庐的张敦眼中的面目可憎。弱小的主人公似乎并未作出反抗，便缴械投降。《兔子》中的“我”刚来北京，去找朋友大男和沈非。大男和沈非养了两只宠物兔子，心血来潮他们要杀掉一只兔子煮了招待朋友。没有过多杀兔子的描写，也正这样的留白，更加给人不适。文后，三个人坐着公交车，去郊外放生另外的一只兔子。“我们三个人站成一个三角形，护住中间的纸箱子。突然，箱子咚咚响了两声。我们都笑了，看来这这只可爱的小兔子已经不耐烦了。”而这三个人，身居北京，何尝不是被饲养的小兔子。虽写的是兔子，更是自身的反照。《夜路》写的是“我”和两个女人感情纠葛。小丽担心“我”出轨，从外地跑到北京追查。而短暂的北漂生活，让“我”失去了性能力，即便是和小娜同睡一张床也没发生任何事。夜晚，小丽和小娜友好相处，睡在一张床上。“我”游荡在深夜的北京，走了半夜的路，回到单位。小说的后半段，着重描写了空旷的深夜北京。“我”走在街上，哼着张楚的《蚂蚁》。据我所知，在张敦写这篇小说时，蚁族这个新闻热词尚未诞生。《小丽的幸福花园》是这三篇中，我认为在故事设计上最巧妙的一篇。“我”和小丽这对在北京同居的恋人，和平分手，女友去廊坊投奔前男友。文中着重描写了“我”送小丽去坐车离京。城市的压抑感扑面而来。送走后，“我”回到住处，发现小丽留给自己的一千块钱和墙上的一个地址“幸福花园3-3-503。故事至此可以结束。但“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暂且如此理解吧。“我”又跑到廊坊找小丽送钱。“我”这时的角色转变也很有趣，一天的时间，从现男友变成前男友，而小丽要投奔的前男友也变成了现男友。文中着重描写了“我”在廊坊坐公车又打车找地址。终于站在门口，“我”和小丽破口大骂。而小丽口中用来威胁“我”的现男友，却一直没有现身。你说“我”何苦呢，跑那么远的路，单纯是为了送钱了，更多的是为了发泄心中的苦闷而已。北京带给“我”的怨气，在廊坊发泄一空。以小丽在墙上无意中写下的地址，作为故事链接的桥梁。这个细节，很巧妙。第二组《带我去戈壁》《毽客》《烂肉》是我认为本书可读性最强的故事三部曲。《带我去戈壁》原名为《杀死房东老太太》是我看的张敦第一篇小说。抛去喜爱，还有羡慕之感。这样的小说，是我想写的。故事不复杂，却有着浓郁的邪典味道。房东是漂泊在城市求生存的青年人们无法逃避的角色，且多为负面。房东老太太犹如鬼魅，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我”和女友小丽的生活，在诸如上厕所有没有冲水地有没有打扫干净等琐碎小事上挑毛病。“我”和小丽忍无可忍，将大米洒在楼梯上，老太太摔死了。读到老太太摔死的情节，心中痛快不已。可以笃定，张敦现实中会有几个想杀死的房东角色，正如你我一样。接下来他们考虑如何处理尸体，却迟迟拿不定主意。基于现实的写作，使其避免走入了俗套的剧情。他们买了纸钱，在郊区挖坑，埋掉老太太。焚香烧纸，如同安葬自己的亲人。房东成了真的鬼魅，一次次走进他们的睡梦中。荒诞的是，在睡梦中，房东慈祥善良，和他们达成了久违的共识，有了难得了的和谐交流。这样的温情流露，带给你巨大的失落。何苦如此呢。“我觉得，我和小丽太过善良。像我们这么善良的人，根本不适合干杀人越货的事情。那些和我们有着深仇大恨的人，只要装出一副可怜相，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原谅对方。已经死去的老太太深知我们这一弱点，她已成功地加以利用。”《毽客》中某大学举行晚会，一名女生在舞台表演的时候被人用锤子打死。据我所知，这确有其事，而且就发生在石家庄。这是一个充满画面感的凶杀现场。此事毫无疑问刺激了小说手艺人张敦的神经，他人为有必要写一下。凶案只是噱头。踢毽子才是本文的符号。剑客对应毽客。实话实说，踢毽子确实有些娘气，即便擅长着动作敏捷，却令人不得往姑娘的身上靠。而一个热衷于踢毽子的年轻人，以其来锻炼身体用于复仇。黑色。《烂肉》对有几年风靡全国的鉴宝节目进行了反讽。这是张敦亲口说的。张敦的朋友大亮跑到祖国的西部推销太阳能热水器。西部阳光很多，不用太阳能热水器实在是太可惜了。而到了西部，大亮却发现根本无法打开市场，因为祖国的西部虽然阳光多，但是水资源匮乏。由于手机话费公司买单，大亮开始频繁给张敦打电话，排解寂寞。大亮讲在西部的所见所闻，偶然一天碰到盗墓的两个姑娘，被胁迫参与其中，收获了不少古董。而张敦一直不相信夸夸其谈的大亮。当大亮将一个古董瓷器寄给张敦后。在房东大姐的称羡之中，张敦摔烂了。文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张敦写到了僵尸。这很奇妙。僵尸，本应存在于玄幻小说中的家伙。居然出现在了张敦的小说中。让我认为僵尸确实存在。当你将一切都写得如此真实，突然来个不那么真实的东西，你都会深信不疑。第三组《美丽都》《去街上抢点钱》《知足常乐小姐》《童子》中因有单个年轻女性角色出现，且和主人公保持着暧昧的关系，可以归类在一起。《美丽都》原名《去找小姐的人还没有回来》，后者名字更具吸引力，也文如其名，小说写的是，和张敦合租的搅拌车推销员方亮与友人外出找小姐却迟迟未归。方亮的女友方方找人未果，被张敦奸淫。一个腼腆到不敢和小姐对话的年轻人，在与方方一起寻找方亮的过程中，终于可以熟练地和小姐们对话。全篇散发着色情的气味，充斥其中的女优名字，每个男青年都再熟悉不过。正如文中所言，哪个男青年的电脑中没有这些美好女性的视频资料呢。《去街上抢点钱》有点雌雄大盗的意思，当然文中的男女称不上大盗，甚至只冒出了抢劫的念头，却始终没付诸实践。吸引我的是，男女相识的过程。他俩同时在街上看到一百块，女的先下手捡到一百块。男的心有不甘，抢了女的包。女的跟着男的来到他的楼下，让他还包，不然就威胁要报警。也因此，这对男女相识，开始了深入交往。不复杂，但相识的过程却很有意思。这像是，你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美好的姑娘，然后心里开始构思如何能和她相识。《知足常乐小姐》中男女相识的方式，是我曾经设想过的。你曾租住过的地方，搬走后，会有什么样的人住进去呢。主角“我”一天心血来潮，想去曾租住过的地方故地重游。知足常乐小姐就住在他曾住过的房间里。小说中，有对抗城管的描写。写实，且暴力。但吸引我的更多的是，“我”和知足常乐小姐认识的过程。让我有一丝悔恨，本该我也能这样写的。《童子》中张东和周兰是这样认识的，“张东无所事事，去公园散步。公园中央有个池塘，周兰在边上走，突然掉下去。水不深，只能没过她的腰部。但她的叫喊声势浩大。张东刚好站在附近，飞身跳入池塘。俩人站在水里，面面相觑。周兰说，谁让你下来的？张东说，你叫什么？周兰说，我的叫声并不代表呼救。张东说，这是什么逻辑？周兰说，这是我的逻辑。”“这是我的逻辑”在文中出现过三次。这么一句话，将所有的不合常理归为正常。第四组《我的文武老师》《初见》《暗园》分别写的小学初中高中，是学校三部曲。一直以来大家对想象力有一个误区，总认为天马行空才称之为想象力，殊不知对久远事物细节上的刻画，更能展现一个写作者的想象力。《我的文武老师》对一个七八岁少年生活细枝末节的刻画，已经不能用逼真来形容，还原真相已无可能，张敦用武侠小说的笔法，写出了真实生活中的浪漫色彩。《初见》写的是初中开学的第一天。这是每个学生都经历过的，阅读中也将我被遗忘的记忆重新打捞。此文行笔幽默，比如形容女生的胸部。“这个女生已经发育成熟，胸部很大，威风凛凛地蹭着桌子。”“李洁长得不难看，只是不像我们的同龄人。她的发育一马当先，让周霞这样的女生望尘莫及。我偷眼看着周霞的胸部，仅仅谨慎地鼓了点包。”张敦的小说惯用成语，在小人物身上添用正经成语，形成一种假正经的荒诞。里面还有几处描写，让我笑惨了。“王进哈哈大笑。我这一摔让他感觉十分平衡。他虽然没有翻过去，但下来的时候没有摔。我摔得够狠，把翻过去的荣誉摔没了。”《暗园》写的是高中闭塞的寄居生活。“我”养成了在操场边角落里，对着同一根铁栏杆底部撒尿的习惯。企图用尿的腐蚀性，将栏杆断掉。但大亮用钢锯把栏杆锯断，两个人跑到路对面的公园短暂停留一下，如同犯人定时外出放风。两个人站在路边，汽车驶过。张敦写道，“一辆车驶过，把我们像火柴那样擦亮。”这个比喻太令人难忘了。小说最后，势利眼的班主任和副县长的儿子刘智掉进公园的坑里，“我”发动同学，一起将他们埋葬了。当真是为应试教育书写的浪漫色彩挽歌了。前几天，张敦在一篇访谈中写道，“我们这个时代，农村青年几乎都要汇集到城市，尤其毕业于普通大学的那部分青年，高不成低不就，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位置，他们又都有知识，有思想，不是行尸走肉，内心的苦闷可谓无边无际。那么，为什么作家们很少写他们呢？尤其是八零后中成名已久的那批作家，他们笔下的人物好像都衣食无忧，压根不存在生计问题。也许，生计问题，根本不入他们的法眼。一个人一旦在生存上出现问题，难免与都市生活拉开距离，沦为不入流的边缘人物。没有人会关心边缘人物，即便是身处边缘的作家。”虽然我不合适评论。以上说的也更多基于我们的友谊。拿我来对比老张的小说，明显的一点是，他的小说更加沉稳，字词安放更加妥当。这和个人的性格有关，老张擅长打磨，不急功近利。所以产量不高，每篇质量都有保障。可以说从一开始，老张的写作就不是青春期的写作，而是奔着写作工匠的路数去的。完全不必担心，有天老张不写了。他只会以自己的节奏，越写越德高望重了。

时代需要理直气壮的失败者

【上】相比诗歌，中国小说的落后程度是惊人的。这一点，看看作家版税排行榜就知道了，那些小说还在刀耕火种。普鲁斯特以自己的时间拓宽了现实的时间，博尔赫斯以自己迷宫般的时空取代了现实时空，卡夫卡，罗伯·格里耶，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会听凭内心的真实，打破时间与空间的藩篱，抵达现代人存在的本质。反观畅销小说的架空与穿越，看上去也是打破了时间与空间，但是其本质仍然是线性逻辑，是一种对心理惯性的屈从，其精神质量空乏到令人发指。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小说是半舶来品。作为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无疑是象征主义的。五四之前的不论，我非常武断的把中国小说分为建国前与建国后。建国前是沈从文、郁达夫、废名、鲁老巴茅、钱钟书、张爱玲、萧红。和30年代的电影一样，他们为中国小说树立了不可企及的高峰。因为那个时代的风云际会，中文小说内力充沛，眼界开阔。从祖上继承的文字修为，即便被五四稀释，也仍旧游刃有余。虽然是半舶来品，但艺术成就很高：卡夫卡的《变形记》是现代人的生存体验，鲁迅的《故事新编》就不是吗？虽然我喜欢库切，但我并不觉得《耻》比钱钟书的《围城》高多少。帕慕克的叙事手法，许地山在小说散文里都用过啊。谈人的存在，《生死场》《赤地之恋》不比《河湾》差嘛。倘若依照东方美学，哪部西方小说赶得上《边城》？然而也就和电影一样过了，翻篇儿了。建国后，我将小说以“先锋派”做个分野。先锋派之前，赵树理、柳青、周立波、还有我的老乡孙犁都不用提，张爱玲用一部被禁小说就把他们都灭了。真正的小说从80年代开始，阿城、汪曾祺、张承志、韩少功、王蒙、莫言、陈忠实、贾平凹、谈歌。懵懵懂懂的，这些作家的作品分别对准了人的某些东西。然而局限性也很明显，就是他们对现实、历史和民族的过度迷恋。这些庞大的东西，很容易成为小说的敌人。阿城算是其中的异数，感觉他是跟着沈从文走的。试想想看，棋王走在边城里，也不突兀吧。先锋派自伤痕文学寻根文学而来，受西方小说的影响愈发严重。马原、格非、苏童、余华、孙甘露、北村、洪峰、潘军、毕飞宇、叶兆言算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当然还有王朔、王小波这样的异军，铁凝、池莉、虹影这样的诸多女将。莫言、王蒙、刘恒这些老帅在这一时期也有变化。被沉重的现实主义压抑已久的小说家们，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花样翻新的虚构、真气乱窜的叙事当中去。受译著小说的影响，形式在这一时期被过分强调了。接着从1980年到2000年这二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强烈的变化，人的状态松弛下来，而社会价值取向逐渐单一。人在这个价值取向相对单一的社会里该是怎样一种存在？这是先锋派之后，文学的命题。有一个微小的结点，即1998年朱文、韩东发起的“断裂”行为，迫使文学界对当时的文学秩序进行反思。南京周围环聚着一些作家。楚尘将其编为两辑，称“断裂丛书”。其中有朱文、韩东、金海曙、顾前、张旻、鲁羊。他们的出现和网络诗歌论坛的兴起有关。2000年前后网络出现大大小小的诗歌论坛不计其数。“诗江湖”“诗生活”“他们”“橡皮”“黑蓝”“灵石岛”“暗地病孩子”“唐”“秦”“个”“春树下”“六十七度”等等，诗歌在这一时期突飞猛进，很多优秀诗人同时进行小说写作，进而影响了小说的发展。朱文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诗歌和电影领域的创作也令人惊艳。）而韩东则影响了更多的年轻人，不少年轻的读者愿意用朱文的名字标榜自己的阅读品味。而年轻的写作者们则乐于承认自己在“走韩东的路子”。延续南京写作者们的道路，出现了一批更年轻的小说作者。乌青、华秋、曹寇、赵志明、李黎、张羞、孙智正、张敦、慢三。严格来说，这些小说作者的写作并未超越朱文、韩东。但是和前几批小说作者不同，他们有着更加鲜明的文本特色，比如乌青强烈的随意性，孙智正超耐心的日常。因为时代关系，他们的写作毫无疑问带着网络特色，也自然而然更加亲近年青一代的性格。同一时期，“暗地病孩子”小说版版主路内，“黑蓝论坛”创始人陈卫。又强烈区别于上面的作者们。他们并未受到朱文、韩东的影响，而是走出了不同的道路。应该说路内是延续了余华、苏童们的道路，但是相比余、苏，路内的虚构是建立在更独特更自我的世界观上，那不是从西方经典读来的世界观，而是路内自身磨砺得来的。陈卫则几乎完全靠自省，他的个人气质也使得黑蓝的作者们极度独立、冷静与深刻。出了陈树泳、司屠、生铁等一些优秀的小说作者。写到这里我必须声明一下，在我的概念里，不存在线性的、进化论的文学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之所以用年代和版块划分小说作者，完全是出于偷懒，一种惰性，也便于一般读者理解。实际上诚如崔健所说，只要天安门上的照片不换，我们就都是一代人。所以这些人都还有机会。无论是誉满全球的莫言、王蒙，还是尚无名气的张敦、慢三。他们都还有机会写出更牛逼的小说。为了支持这一点，我可以举一个例子：阎连科。他早年写的那些被禁的小说我有幸看过一两部，并不如何。但是他2010年前后写的《桃园春醒》，无论从内容、角度、语感、节奏各个方面都表现俱佳。配得起“卡夫卡文学奖”。【中】评论家谢有顺说：“作家的根本使命是对人类存在境遇的深刻洞察，一旦存在问题被悬搁，写作很可能就成了一种可疑的自恋。”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能算张恨水、王度庐、金庸、琼瑶和现在作家版税排行榜上那些人的原因。让我们仅凭这一点考察一下真正的小说家们。鲁迅。阿Q与孔乙己不用说，范爱农毫无疑问触及到了“人类存在境遇”，作为一个典型的且清醒的“失败者”，范爱农的失败反映的是社会的失败。鲁迅的可贵之处，是在于描写一个愤世嫉俗的革命者时，用的却尽是人情世故。王蒙早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谈歌成名的《大厂》。对于今天仍然有棱镜的意义，可惜时代的局限太深，笔法又是老套的现实主义。其实所谓现实主义有时候能达到的对现实的探索极其有限，反而是一些看似虚构的人物故事，更能抵达真实。谈歌紧贴现实的《大厂》《年底》远没有他虚构水浒人物的比如《杨志卖刀》好看，有劲儿。讨论牛仲学（牛二）之所以由知识分子变成无赖泼皮，是有深刻的社会现实原因的。作者谈歌在这篇小说里稍稍加入了戏说，随即受到了当时评论界的批评。我怀疑这一篇的冷遇使这位河北作协主席又回到了自己习惯的“现实主义”之中。体制有禁锢人的一面，这方面阎连科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姿态，所以才越写越好，不落伍。余华的现实一种，确实抵达了某些现实。《活着》福贵更是较为深刻地寓言了“人类存在的境遇”。在余华这里，活着，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关于生存的理念。对这种理念的信仰，支撑人在荒诞的命运面前活下去。同一时期的北村则有不同的世界观。《愤怒》就曾借主人公之口，表达出“如果生活过不下去，就去死好了。”的态度。这是对人的尊严的要求，认为人在荒诞面前应该有自己的底线。这也是作为基督教徒的北村对爱的呼唤吧。在洞察之外，作家应该有自己的态度，也是世界观。当然深刻地洞察本身，也是态度。不论鲁迅、郁达夫，王蒙、刘恒，余华、北村，看起来文学大的关注点都在弱者、穷人，失意者，落魄者、不合时宜者。他们更能体现社会的病灶，更能彰显人存在的种种真实境况。当代也不是没有曹雪芹那样写锦衣玉食者，只是笔力和境界差得有些远。比如邱华栋的声色犬马和王朔的光怪陆离。这一对儿还吵过架。邱华栋惯于写“成功人士”，商人、艺术家、导演之类。他的近作《教授》在描摹现实方面颇佳，但以“人的存在境遇”来衡量，明显深度不够。王朔是我很欣赏的作家，他最火的那些小说极其迷人。说到底王朔写的也是一些所谓“边缘人”，不是社会主流。但《许爷》有时代特点，有人性高度，有别于王朔那些贫嘴的顽主，可以视为王朔的代表作。王朔用自己的语言颠覆了一套“毛话语”，本质上也是颠覆了一套价值观。他对“权威”“成功”“物质”“金钱”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消解。不过我们找一个更经典点儿的参照文本来衡量邱华栋与王朔，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同样声色犬马。无疑盖茨比所完成的探索深度更深，精确度更高些。朱文对待文学及自身的极致态度，使他的小说也呈现一种诚实的尖锐。或者反过来说，更坦诚的态度使他的小说充满极致的魅力。当然他不是仅仅以态度取胜的小说作者，对小说本身，他也有很强的技艺。除了《弟弟的演奏》，他的《三生修得同船渡》、《段丽在古城南京》，也冷冷透出他身上的“恶毒”，这恶毒是一种对传统人际酱缸的反叛。曹寇、赵志明的小说延续了朱文、韩东，在我看来是一脉。相比“先锋派”他们从道德上更加忠实于自己，不再顾忌一些虚伪的道德伦理。可以说更加诚实，直接抒发身心感受。在强烈的存在同时，模糊了很多固有的观念。这种态度势必影响到技术，从文本上，他们叙事更加简约节制，有的放矢。赵志明的《还钱的故事》，分寸老道地写窘境中的人物，叙述从容不迫，窘境不窘，归根到底是因为对道德伦理的冷静。从朱文、韩东开始，陆续有一批作家愿意承受中国当下最真实的存在，放弃对人际关系的粉饰、夸张甚至篡改。在一定程度上拒绝被赋予意义，把世界观藏在态度后面，退回到人的感受本身，反复审视日常的细节，让小说简单有力起来。【下】谁都知道十九世纪是小说的黄金时代，从福楼拜的客厅到整个巴黎左岸，由于读者的崇拜与放任，小说一度骄纵到百科全书的地步。而现在不是小说的时代，没有统一的价值观，读者对作者的深深不信任不耐烦。信息时代又发展得每一双手都可以敲击键盘，制作自己的文本。真正的小说被大量的信息、文化快餐所淹没。看上去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小说了似的。实际上人对故事的需求是无止境的。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就有人要听故事。借用宗教的说法，因为人是不完整的、有缺失的。教徒可以用虚构的神填补。普通人则需要用虚构本身。故事不等于小说，就像影视作品永远取代不了小说。这里面有表现力的差异，可能影视作品更直观和便捷。但小说语言富含的抽象意味是影像语言远远达不到的。有时候影视作品和小说的差异，就像绘画和音乐那么远。即便不是小说的年代，仍然有一批执着于小说手艺的手艺人。他们没有抱怨时代，没有抱怨读者的盲目，默默延续着小说的技艺，在荒芜的年代里写出了关于人的作品。在这一环节上，反而评论家是缺席的。我们的评论家，要么还在使用陈旧坏死的理论和语言，要么成为快餐文化的掮客。总之是无效的。鉴于此，我愿意以谨慎负责的态度，笔力所及的描述，介绍我的朋友张敦的小说集《兽性大发的兔子》。上面写的这几千字，也不过是为了介绍张敦是在怎样的小说文化背景里写作。之所以要列举上面那些小说家，也是为了说明、佐证张敦的小说。张敦的小说当然是独特的，但同时又是有来路的，是在汉语小说的大家庭中成长的。他的小说充满对现实细节的独立观察，他的人物都是基于现实经验（有些主人公干脆就叫张敦）。基于现实却不止于现实，而是渐渐从现实起飞，缓缓飞行于一种心理真实之上。让我们退回到小说本来的价值。从普及程度上看，十九世纪小说是日用品，二十世纪小说是艺术品，二十一世纪小说是奢侈品。这种奢侈当然是以精神而论，在物质世界里，真正的小说家往往是不成功甚至失败的。（艾柯和格非分别说过“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当然这失败是相对论，相对于世俗眼中的“成功人士”。真正的小说家往往会表现出一种与“时代精神”相悖的状态，一种深刻的不合时宜。这种不合时宜是小说带给小说家的礼物。对于这份特别的礼物，有的小说家会表现的焦虑惶恐，欲盖弥彰；而有的小说家则安之若素，处之泰然。我认识的张敦，应该属于后者。张敦的小说集《兽性大发的兔子》由著名的“啤酒主义者”狗子作序。书中大部分小说我之前就看过，个别篇章出版时换了名字。张敦的文本有着鲜明的特征，绝不同于一般小说作者。我有一个感觉，看所谓经典小说感觉就像看古代展览，你也认得那是锅碗瓢盆，茶杯酒盏，好是好，但跟你没关系。读张敦的小说也是日常用度，却皆是你经历过的，用得上叫得出名字的。能够造成这种感觉，多半是因为张敦对真实感的追求。小说中的故事大致发生于张敦在北京、石家庄两个城市待业那段时间。主人公多数时候是失业或待业，主人公的朋友也是。这有点像卡佛和耶茨的人设，当然也是他那段时间真实状态的写照。不一样的是张敦往往将这种状态悬停，亦或表现出一种满不在乎。在这悬停与满不在乎之中，主人公逐渐找到自己存在的方式。第一篇小说《兔子》，写“我”刚到北京就去见在网上认识的文友，一对儿恋人。他们在租来的房子里养了两只兔子，是他们在路边随性而购，甚至不知道兔子的公母。女孩沈非在听了“我”讲述老家经营皮草时精彩的剥皮技术后，跃跃欲试要给一只兔子剥皮，而大男则因自己在这城市中和兔子一样无助而对兔子产生同情，最终沈非趁大男和“我”去买啤酒的档儿将一只兔子剥皮下锅。“我”和沈非吃着兔肉，大男始终拒绝吃兔肉，并说服沈非将另一只兔子放生，最终三人决定将兔子送到五环外农民的青菜地里去。于是坐上一趟公交车，但是一直坐到终点站，四周全是灰头土脸的楼，看不到青菜地。沈非不想放生了，那只兔子在纸箱子里已经不耐烦了。简单的情节让人想到刘小东的油画《烧耗子》，两个无所事事的青年在江边点着了一只老鼠。张敦的小说一样直截了当。于无聊之中透出些许意味。北漂青年们的命运投射到兔子的身上，产生荒诞滑稽却又真实无比的效果。第三篇小说《小丽的幸福花园》在北京过得毫无希望的“我”和小丽决定分手。小丽要去廊坊投奔前男友。“我”独自回到出租房，看到墙上小丽抄下前男友的地址“幸福花园3-3-503”，继而在键盘下发现小丽留给自己的一千元钱，“我”断定这钱来自前男友，于是男性自尊受到伤害，启程去廊坊还钱。一番周折后终于找到“幸福花园3-3-503”，在将钱退还时，小丽说出真相“咱俩都太弱了，根本不合适。早就该分手。”关上了门。“我”狂怒着隔着防盗门大骂“弱你妈逼，你就让强的人操你吧，你就让强的人操死你吧。”身无分文的我泱泱而回，最终意识到小丽是对的，——“我”确实弱爆了。“他已熟练地掌握了世界，和你们不同。”强者与弱者在这个社会中获得的信息、资源强烈地不对等。男性自尊甚至人的自尊受到抑制、挫败。这世界强悍到，有时候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前男友”来作为敌人，就已经失败了。第四篇小说《带我去戈壁》是张敦小说中颇具特点的一篇。房东老太太是一个有洁癖且刻薄的人，作为房客的“我”和“小丽”不堪其扰，最终设计巧妙地杀死了老太太。故事并未停止，在权衡了各种毁尸灭迹的方法之后，他们决定将老太太埋在现成的坟地里，然后潜逃去戈壁。谁料因为北京去戈壁的火车票难买，一时半会儿还离不开这房子。老太太的鬼魂半夜回来抱怨，说埋的坟里有个更老的老太太，比她还刻薄。希望“我”和“小丽”能带上她一起去戈壁。这篇小说叙事不动声色，充满人与人相处的黑色幽默。也有对北京，对都市生活的揶揄。老太太死后变得温和亲切，反省自己生前的刻薄，求这对恋人将自己带到人少的戈壁。来自现实的感受，以超现实的手段展现，这些手法让我想到伍迪·艾伦早期的电影。第六篇小说《朋友睡吧》讲“我”在石家庄谋生，毫无起色。却偏偏两个朋友赶来投奔，三个大男人挤在一张小床上，觉都睡不好。但是两个朋友因为没找到工作不愿意先租房子，于是挤过一夜又一夜，“我”困得快崩溃了。趁着星期天，“我”决定排除万难一定先帮两位朋友租到一间房子。在幽默亲切的笔触之中，我们感受到些许人世的艰难。张敦对人物关系的描写非常到位，即互相帮助又互相掣肘让人物丰满真实。这四篇小说可能并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张敦小说语言的生动幽默是我无法概述的，需要读者自己去体验。但是他所描写的人物确实有一种共性，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些“生活困顿、沉默寡言的家伙。无论干什么，内心的焦虑无法遏制。”我权且将其称为“失败者”。我猜张敦会把自己的性格作用在小说角色身上，这么些年了，每一次见面，我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困兽。那是自乡村到城市的人独有的坚硬，本质上也是中国当下变化的缩影。对现实的关照，对内心的诚实，让张敦的小说力度非凡。其实现实世界里作者张敦的生活看上去幸福美满。在石家庄有一份闲淡相宜的工作，一位美丽的妻子，一个可爱的女儿。谈不上多成功，但足慰人生。从作品中我们也常能感受到张敦的一丝浪漫气息。他在处理情感方面有着飞扬的想象力。但我不敢肯定这种浪漫对作品形成的影响是好是坏，因为整体上张敦关注的仍然是生活的无力者。这些浪漫的游戏性桥段对作品力度有否消解值得商榷。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味道将成为张敦小说的一个标签。这世界的成功太过偶然，而且包藏着运气与残酷。在此意义上讲，其实每个人都是失败者，我们从失败者的故事中读出共鸣，这共鸣生出慰藉，反过来抚慰我们在现实中的失败。张敦的失败者讨人喜欢的地方在于，失败中带着强硬，是一种理直气壮的失败。因为他在本质上鄙视这个世界所有的花招。即便打不过这个世界，嘴边这一抹含着血的嘲笑却是不可少的，这才是失败者的正途。2016.4.22016.4.15

谁又是兔子

张敦的书我看完了，又给朋友看，朋友看了说，你们是一路的。我也觉得我们是一路的，可是我们是哪路子的，我一时半会还搞不清楚，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想一下，等我真坐下来想了，又觉得没必要了，因为我发现其实我们并不是一路的。我们写的都是小人物，细节化，荒诞化，情绪化，语言上追求叙事的动力，情感上偏于冷漠，就算有感情的流露，也会选择转过身去表达。关于“一路”的问题，我就是这么粗略概括的，如果再加上一条，就是凌厉的外表下面其实还是很和善的。我想，这些足够把我迷惑住了，直到系统的读张敦的作品，才把这个误区打破了，我发现，我们写的虽然都是底层的人，但最终还是相望于两岸，我是体制内的，他是体制外的，我小说里的人物有时候可能比张敦的更卑微，但起码有一点是不同的，那就是他们大都不是为了生计而奔波。读张敦的小说，主人公的身份多半都是一名房客，他们有一件很重要的家当——电动车，就算有时候电动车没出现，我也会觉得它客观存在着，它停在楼道里，多结实的车锁都不让人放心，所以要把电池拆了，如果有电梯，他会把电动车直接推到楼上去，故事发生的时候，它就在客厅或者什么地方待着。有时候，我是个经验主义者，比如对于写小说，我相信再深入的体验，也难以取得最最本质的生活，比如那辆电动车，它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它不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就会在不经意间轻易的忽略它，或者让你的人物随手拦上一辆出租车，于是，“一路”有可能就在这分岔了，我成了一名旁观者，而张敦是一名参与者，或者曾经是一名参与者，他们骑着电动车，既依赖又厌倦，他骑着它在城市里劳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摆脱它。我几乎可以确定在自己的小说里见到过张敦，他骑着他的电动车在城市里奔波，他让我想起我的弟弟，每天早晨五点半爬起来从大旺路到中关村，九点钟以后再从中关村回到大旺路，周而复始，在这条该死的线路上混没了青春混没了理想，后来连女朋友也混没了，在北京的日子，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养了一条大蟒蛇，最热的天气也可以不开空调，因为跟蟒蛇抱着挺凉快的，有陌生人到访，大蟒蛇就会像条狗似在旁边监视着。有一天弟弟坐公交车，手里捧着一个纸盒，里边有很多小白鼠，那是蟒蛇的点心，结果盒子给碰翻了……后来弟弟离开了北京，也卖掉了他的蟒蛇，他在老家过得挺好的，就是偶尔在微信里说一声“操！”操什么呢？空空如也，这是个多奇异的故事，可是我觉得我没有能力把它写出来，那不是属于我的小说。我喜欢《夜路》，我觉得那个小说写得滚烫，也很冰冷，我们在接触滚烫和冰冷的第一个瞬间是分不太清楚的，我觉得《夜路》的牛逼之处就是把那个瞬间写出来了。《带我去隔壁》很朋克，欧洲人做了这样的黑色喜剧，后来韩国人也学着弄了，我觉得这个故事更像欧洲电影，活人争房子，死人争夺墓地，后来大家都出局了，被挤兑到大戈壁里去了，这个故事在电影里可能会给一个开放性的画面，大戈壁多么多么辽阔，张敦把这个故事讲的更具有特（残）色（酷），大戈壁也不是说去就去的。至于女人，小丽、知足常乐小姐还有一些没有名字的，她们都很虚幻，感觉不到她们的三围和弹性，但也有特别鲜活的，就是《我要去四川》里的大娘和母亲，给她们的笔墨其实并不算太多，母亲甚至都没在现实里出现过，但她们又无处不在，就像万花筒，她们的每一次选择，都顺理成章的牵动着其他人的生活，也牵动着读者，因为故事是搭建在敏感话题和情感基础之上的，它走心了，它不再纠缠于细节的描述，所有的细节都在读者的脑海中自行完善着，张敦在这里有意无意的动用了阴谋，用情感把读者绑架了。在这个小说里，张敦的叙述也有所改变，“我”成了一名配角——一名讲述者，但是又隐藏的那么好，他在讲述的同时也在参与着故事，我们很难察觉谁是讲述者，我觉得这是一篇借用了非虚构手法的小说，他突破了张敦以往写作的局限，语言和视角都解放了，但是这个小说结尾仓促了，又回到了以前的人物设置，“我”在结尾跳出来特立独行，显得有点突兀，跟前边的讲述脱节了。但是不论如何，这个小说也是一个可喜的突破。其实，我越来越觉得短篇小说是危险的，不论从写作还是阅读的角度，它都是这样的，因为它体量小，容不得太多热身故事就得开始了，几乎在每一个环节都有额外的信息，作者得谋篇布局，考虑怎么把关键的话摆在最显要的位置上，要不读者一目十行的错过去了，就读不懂了。当然这不是最理想的，更理想的短篇小说是没有什么最关键的话的，写作不是赌博，作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考虑把赌注压在一两句话上的，甚至都不是融化在故事里的，更高明的作者会一把抓住读者的内心——给，你的益达——最好的小说从来都是作者跟读者一块完成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张敦是有优势的，“直接”就是他的优势，它会让小说的成本降低很多，但风险也是有的，因为他有时候虽然直接，但有可能是随机的，随机的东西不确定性很大，可能会在某个节点上不好把握。至于张敦小说的不足之处，当然有，前边也说了点，不想说太多，我觉得写小说的跟写小说的之间相互纵容，这样挺好的。那就说说兔子吧，多巧，我刚看了《疯狂动物城》，满眼的兔子，并且电影也在讨论兽性，兽性不一定都会导致攻击，但攻击一定带有兽性，哪怕是那种软绵绵的攻击。可是让兔子兽性大发还是充满了自嘲，兔子急了也咬人，兔子蹬鹰急眼了，最争气的是狡兔三窟也是为了逃命吧，兔子永远都是被动的。那问题来了，是什么让兔子兽性大发的，这可能是张敦大部分小说的一个潜在主题，而另一个主题是，兔子兽性大发了又能怎么着呢，这是小说里直观体现的，是啊，能怎么着呢，别忘了，你就是一只兔子。兔子的需求很简单，就是过它自己的小日子，有个自己的空间就行了，可是连这点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兔子又能怎么办呢，它的兽性大发了，却是向内的，张敦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善良的，隐忍的，甚至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压抑着愤怒和欲火，就算有那么几次带有攻击性的，那也是冲着自己来的，但同时，他们也是清醒的，张敦也是，他很少拿屌丝当借口，也不想把屌丝当生意来做，他挖掘的是屌丝的真相，而不是倡导无谓的爆发，去屌丝化才是我们共同的理想，不是吗？到头来我是屌丝我怕谁，那不是背道而驰了吗？崔健当评委了，郑钧不再为摇滚乐装蒜了，汪峰把《春天里》丢给旭日阳刚了，张楚说我改变不了谁你们他妈的爱咋咋地吧，我觉得张敦是不会为那些事伤心的，他在小说里说的很清楚了，屌丝真没什么可炫耀的，自由才是值得炫耀的。

值得看！

真情实感，很多都是作者自己的亲生经历！来源于生活再回归到生活！和市面上很多的作品不太一样，完全是自己的风格，看不到模仿的痕迹！

兔子何以兽性大发 冯跃华/文

兔子何以兽性大发——评张敦短篇小说集《兽性大发的兔子》冯跃华/文张敦曾在一次文学交流会说到：创作遇到了瓶颈，总在重复。但在笔者看来，作家创作瓶颈的背后，实则是一个逼仄而狭小的社会生活空间；是作家面对现实而无法言说的精神困境；是作家的“期待视野”和现实生活发生碰撞之后，挤压、变形、破裂的结果。作家只能在创作中表达一种情绪：绝望。张敦的话或许更为贴切：无聊。《兽性大发的兔子》起首的第一篇《兔子》，可看作一篇统摄全书的寓言故事。故事讲述“我”初到北京，没有工作，住在大屯，到朋友沈非、大男家做客。因为“我”偶然的一个比喻，沈非心血来潮，杀死了一只兔子，原因很简单：沈非想吃它们。大男决定将另一只兔子放生，三人坐上公交，直奔郊区，却找不到放生之所。故事结束于一辆挤满乘客的车上，三人站成三角，将兔子护在中间。很显然，这里的兔子是一个象喻性的“人”。正如兔子被沈非、大男随意宰杀一样，我们被困在这座“操蛋的城市”中，接受命运无情的戏弄和屠杀。在这场大屠杀中，不论是兔子，还是“我”、沈非、大男，都被指认为生活的“他者”，完全找不到社会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兔子，则是张敦对当下生活状态最精妙的象喻。接下来，几乎每篇小说都有这样一个“原型”意义的故事，但故事的主人公不再是兔子，而是人。这些人面临命运的戏弄和生活的屠杀，承受着逼仄狭小的空间的压迫和被异化的危险，社会学意义上的生活被简化为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或许，这就是张敦所谓创作上的瓶颈：一种单质的生活经验的表达。但是，重复不仅仅是“重复”，它更是某种具有“原型”意味的生活情景、经验在作家潜意识中反复咀嚼、发酵，转化为一种创作欲望的结果。80后的生活状态，或许正是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中反复叙说的“失败的实感”：我们是沉默的“复数”，深陷历史虚无主义的漩涡。我们看到《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纽约时报广场上循环播放时我们不再激动狂欢，我们在去年的九三阅兵时不再骄傲自豪。我们不再对公共事件表现过分的关注，我们过着印家厚的烦恼人生，为小林式的一地鸡毛起早贪黑，我们早已失去了在生活中寻找诗意和浪漫的可能性。张敦的小说将这种“失败的实感”表达的深刻而到位。尤其是，在经过多次重复性表现之后。因此，这样的重复不仅没有使我们厌倦，反而更加令人震惊：故事的“重复”，恰恰是生活所呈现的一种本原状态。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诞生了：形式即内容。张敦在表现“失败的实感”之时，更努力发掘其中更具力量的东西。因此，张敦的小说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一种类似于“反抗绝望”式的感觉：世界是无聊的，但我们不能绝望。张敦将80后在生活中的绝望、无聊感表现到了极致。但物极必反。极致的绝望和无聊背后，作家在努力挖掘生活和写作本身的乐趣、诗意、抗争。在《小丽的幸福花园》中，主人公“我”和小丽本是情侣，生活窘迫，由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小丽留下1000块钱，离开了我，去了“幸福花园”。“我”沿着小丽留下的线索，将钱还了回去，并发现小丽并不幸福。最后，我回到了北京，身无分文。不难看出，其实“我”和小丽之间存在真正的情感，而物对人的压迫迫使小丽离开了“我”，这是小丽拯救“我”的唯一方式；更难能可贵的是，“我”作为一个穷困潦倒、连工作都没有的人，竟拒绝了这种“救赎”，在爱情与生活面前，“我”毅然选择了爱情。由此，文本呈现出一种抗争的意味。《带我去戈壁》的反抗则呈现为一种激情四射的想象力。“我”和女友小丽租下一间小卧室，由于不堪忍受房东的压迫，设计杀死了房东。故事叙述至此，看不出任何以“轻”击“重”的可能性。但叙述就此改变了航道。老太太竟死而复返，找到“我”和小丽。“我”和小丽迫于无奈，决定带着老太太的尸首前往戈壁，却无奈总是失败。故事结束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在这篇文章中，张敦所擅长的那种单质化的叙事被诡谲的想象力打破，凭借死而复生的手段，使文本超脱了现实生活的束缚和压迫。小说集中多数小说的结尾呈现为这样一种开放式的结局，这种文本的未完成状态，亦呈现出一种前进性、抗争性的力量。《美丽都》、《食鬼猫》、《小丽，好久不见》等均属此类。在文本创作过程中，作者采用一种节奏感强烈的短句形式，短促有力，直击内心，有强劲的内在爆发力，这种力不仅表现出对生活的极端绝望，也表现出对生活的极端抗争、不屑。张敦的语言也有鲜明的特点，平白、直截了当。在我看来，张敦的语言本身即是作者生活态度最直截了当的展现。一方面，小说的文本内容表现的是对整个世界的一种极端的绝望感；另一方面，张敦在文体、叙事、句法、语言等方面表现出一种和文本内容完全背离的意图，在这种形式和内容的相互纠葛中，张敦摆脱了单质化的表达，使小说呈现出一种绝望与抗争、琐碎与诗意相互纠缠的复杂面貌，为当下现实作出了强有力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