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底线》书评

一个正常的年轻人应该坚持什么主义（《共同的底线》书评）

美国脱口秀主持人Chris rock说过，任何在听到问题之前就站队的人都是流氓，如果要解决问题，首先要listen, listen! listen!！他说的毫无问题。甚至可以说，这是人人都懂的常识。但是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争吵，可以说大部分都是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这个常识之后造成的:大到治国，持不同主义的人的争吵；宗教矛盾，直接开战；小到找对象，大男子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争吵；直男癌、直女癌与正常人的争吵；最夸张是在微博上，不由分说，直接开骂的争吵，暴戾之气简直比无知更叫人惊心动魄……人们到底是怎么在情况变复杂之后就失去常识判断的呢？首先，确定什么是“主义”。“主义，是指人们推崇的理想观点和主张。主义的概念一方面表示主导事物的意义。如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主导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意义。另一方面，主义的概念表示某种观点、理论和主张。如马克思主义。 主义是强力推行的主张或学说，具有极强的排它性。”然后，确定什么是“问题”。“ 1. 要求回答或解释的题目。2. 需要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可以这么理解，“主义”是“问题”的精神，“问题”是“主义”的试金石。回避“问题”的“主义”说教，是空疏之学，譬如“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而缺乏“主义”的“问题”研究，是短饤之学，譬如“不管白毛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那么，“主义”和“问题”，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怀揣一些“主义”，它代表着你想达到的理想状态，可以说就是乌托邦，每个人都是一定程度上的理想主义者，只不过坚持的程度有不同，取决于人的救世情节以及固执程度。譬如罗素说，“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献身，因为我很可能是错的”；又譬如索尔仁尼琴，坚持古老东正教下的世界是为理想世界的“主义”，与几乎所有人唇枪舌战，至老死不曾动摇。“问题”对于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稍微有点知识的人就喜欢解决问题，可以说这是人类天性使然；解决问题还代表了一种责任，为两性关系、城市建设、科技进步、世界和平之类的事情做贡献，可以说是人之所以存在的意义；再不济，解决问题还可以带来名誉、金钱与快乐，这也是人所看重的。问题来了，解决问题首先要知道问题是什么，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习惯于先把“主义”戴在头上了呢，也就是，站队？答案是，这些人根本一开始就不想好好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站在这个问题面前，无非是想通过这个问题，证明自己是对的，自己坚持的主义是对的。这应该不难理解，“证明自己是对的”这件事太重要了，它不仅关系到自己漫长的过去是否有意义，还关系到漫长的未来自己的价值有多少。这么看来，《火影忍者》最强忍术为话忍的确没有争议，杀死一个人或许是一些物理杀伤的忍术，但要灭掉一个国家需要的是主义，主义不会被物理攻击消灭，只能被另一种思想所改变。回正题……说说年轻人应该坚持什么主义（本人大学生一个，才疏学浅，并非在这里说教，只是看了秦晖先生的文章，觉得很好，想转述一下他的思想）。首先应该是理性，对任何观点都不想当然、理性分析的习惯至关重要；其次是如果要坚持某些主义，最好坚持各种主义重合的部分，秦晖先生称之为“共同的底线”，他说，“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有很大的价值重合，共同反对反自由反民主的民粹主义和专制主义；自由秩序建立后，民粹和专制越来越少，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价值也就不那么明显了。至于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互相争论的部分，我认为目前对中国人来说还是假问题。”他的意思是中国人基本的人性人权与道德规范，自由民主的社会基本形态都还没有达到呢，在这样一个社会上谈问题本就不该非“左”即“右”。这么看甚至可以推广，如今世界上很多不乏信徒追随的主义（包括宗教），它们之间都有价值重叠，那就是一些最基本的人性人权、道德规范。你信什么其实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基本价值对这个社会是有益的。然而，我并不是说年轻人不能坚持某一个确定的主义，反而坚持最基本的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平庸，没有自己的观点。我甚至崇拜在小小年纪就声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因为他们要不是装逼，就确实对这些主义有很深的研究，这是值得褒奖的。然而，他们很容易陷入主义的束缚中，他们对自己智识的自负让他们感觉良好、不肯认输。正如知识分子界“主义”之争和“左”、”右”之争，似乎知识分子之间已经默认了，政治讨论就是站队之后的讨论，而不是基于某些问题的讨论。吵来吵去很容易把“问题”和“社会现实”忽略了，最终耗灭的是“主义”存在的出发点——建立一个理想的完美的社会，以及知识分子的气度和良心。当知识分子们在报纸上破口大骂甚至人身攻击，人们都在看热闹了，事情便已经没有意义。其实也好理解，知识分子的智识脱离了一般大众的理解力后，加入某个阵营，为了不至于太孤独。曲高和寡、或是持不同政见者，往往在哪个阵营都不受待见。坚持自我，注定是条荆棘密布的独行之旅。再说到年轻人。斗胆说一句，年轻人中有“解决问题”觉悟的人已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年轻人未来不会成为职业知识分子。他们是构成这个社会的主体，不会醉心于研究“主义”以及“问题”，可以说是他们拥有的基本价值在使这个社会运作。所以说一个博学而理性的年轻人的职责在哪里呢？是用束之高阁的“主义”论调彰显自己和他们的差距吗？我想这应该不要又归于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争论，而是一个亟待改善的现实——用理性思考的人还是太少，作为年轻精英的你们不应该首先宣扬理性吗？况且，一个好学的年轻人必然的局限是，看过的书、经历过的事不及一个好学的成年人。二十来岁博览群书的年轻人也大有人在，但并不能说明他的三观已经正确无误且无法更新，因为经历还是太少。曾遇到一些年轻人，有这样的言论:“不要试图评论我，你根本不知道我的过去经历了什么。”我会立马被他们射出的光芒所折服，因为我所能想象到的只能是《白夜行》中那种恐怖的童年，让他们坚持活着、在黑夜里前行，只因为有那么一点光亮。遇到这样的人只管佩服他吧，不要试图和他讲道理，他不会相信的，他的生活已经有太多苦难了。还有言论如“如果你看了一部电影，一本书之后就说三观被更新了，说明你没有三观”，觉得也是有点过了。说这话的人显然对自己的三观很有自信，于是指责起他人的少见多怪。每个人的好学程度不同，三观形成的程度也就不同，况且对于年轻人来说，大抵是一生中三观更新速度最快的时期吧，可要允许我们三观被更新啊！年轻人，在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路上寻找真理吧，在不断的知识积累中确定自己的主义吧，这点上，我与所有人共勉。即使终生不知道持什么主义——一个跳来跳去的怀疑论者、乌托邦者，你也是罗素；抑或你坚持你的主义你的信仰至死不渝，当你缠在木柱上被烈火燃烧时，有良知的人们以及无数后者将为你流下泪水，因为你可是耶稣。PS.这篇文章对现在我们正面对的男女择偶以及恋爱关系的维护等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啊！择偶时对方的三观不可以不看啊！自己的三观有问题就要反思，不能固执己见啊！在一起之后遇到问题要认认真真解决问题，而不能反复证明自己是对的啊！作者:文思成

读《共同的底线》

兵荒马乱的毕业季静下心来读本厚重的学术著作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书中围绕着“共同的底线”对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国企改革、种族主义、文化多样性都进行了详尽的阐释。本文仅就几点进行评述。·乌托邦与强制大二那年暑假在看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之后感慨颇深，遂找出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来看。虽然最后并未看完，但已经被作者对乌托邦的反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给感染到。波普尔似乎对那种为人们勾勒出一幅美好未来社会并号召人们为之奋斗的做法十分不屑。当时很有共鸣，想到《动物农庄》里那头只知道说大话哄骗大家干活自己却懒惰不堪只知享乐的猪。秦晖在《共同的底线》中对乌托邦也有不少着墨，他的观点十分鲜明，乌托邦本身并不是坏事，人们对未来社会进行美好向往也不是坏事，真正造成灾难的是强制。你可以沉浸在你自己的乌托邦里，但是你不可以强制别人也信仰你的乌托邦并为之努力乃至耗尽终生精力。自由与法律从来就不是一对反义词，真正威胁自由的是强制，无论这种强制是来自权力还是某一群体。·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这部分很是精彩，其中的观点我之前在读《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时已经大致了解过。秦晖解开了一个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究竟哪一条路更适合中国。他不反对自由主义，也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只是认为这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是一个假问题。在西方，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分歧在于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而当下中国面对的问题并不是自由太多抑或福利太多，而恰恰在于自由太少、福利也太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争取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福利，而不是根据自由主义的要义反对福利政策，也不是根据社会民主主义的要求反对自由放任。·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具体指的是什么？塔吉耶夫在《种族主义源流》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两分法。一种是“从生物学上定义”的血统种族主义，强调一个统一的体制，该体制明确规定各血统群体的不平等地位，并因此构成“高贵族”奴役、剥削“低贱族”的种族式阶级关系，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个典型例子。另一种则是回避了血统问题而强调历史差异的文化种族主义，它不强调、或者说并不需要强调族群划分的血统基础以及贵贱等级，只是突出文化不相容，要求各过各的的生活而实行隔离政策，把贵贱之间的剥削关系变成甲族驱逐乙族的关系，这种种族主义在法国勒庞党人对驱逐非洲裔移民的鼓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读来令人痛心

本书读来令人痛心，也让人理解为什么在2003年成书，但是2013年才得以出版，看了一些秦晖先生的书，听了几个讲座，坚持“问题”和“主义”相结合；坚持“理论”可以拿来，“问题”必须土产；坚持支持左派和右派都支持的；坚持反对左派右派都反对的，不少问题，读完先生的分析和结论，基本可以休矣！！！

守不住的“共同的底线” ——读《共同的底线》有感

“真正的学者，总是一面奔跑一面哭泣的人，哭泣是因为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他所悲伤的不是不被理解，而是被人误解。”这是一个国内学者曾经写给哈耶克的致辞。秦晖先生的这本《共同的底线》，其中所录文章大多写成于十多年以前，只是碍于时事，至今才得以出版。十多年前，国企改革初露端倪，产权划分也才刚刚开始。能在十几年前就提出这样的真知灼见，可见秦晖先生对中国和东欧经济的转型的确是花了很多精力去研究的。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十年前还有一本学术期刊叫《战略与管理》，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2004年被迫停刊。幸好我上学时图书馆还有存本，自己能够零零散散的读到其中的一些文章。我的政治学老师那时讲，这套期刊的文章十几年后再看，会更让人叹服于那些人当初的立意深远。如今，距离那本期刊停刊已近十年，那些文章再次读来，依然会让我觉得犀利不已。汪丁丁、胡鞍钢、张曙光、王绍光等，当年也曾不止一次在《战略与管理》上亲自撰笔或经人提及，其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转型，展开过多次的争论和探讨。只是十几年前，中国的民间力量还没有这么强大，也没有微博、微信这样的互动平台，学者的号召力几乎仅限于业内发言。争论再多，也多流传于学者之间，很少能够真正左右领导者的改革指向。时值ZRJ担任总理，国企破产清算，铁腕推进，产权改革、私有化、市场化正当其时。民间资本的涌现伴随着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暂且不管合法性问题），一时间使得国退民进似乎成了大势所趋。然而仅仅不到十年的时间，国企重整旗鼓，强势回归，央企巨鳄侵吞私企之势已经蔚然成风，国退民进尚未成气候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当前的困境，究竟是改革不够彻底，还是改革进入了瓶颈？当下的我们需要的是自由主义，还是重新贴近原来的社会主义？孰是孰非，绝不是一个人一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秦晖先生讲，在公共领域，产权分配应该进行公共选择；在私人领域，产权分配应该进行个人选择。结合中国的独特问题，无论是右派的自由主义还是左派的社会主义都是不适宜的。因为我们既没达到瑞典挪威式的高福利，也没达到英美式的高度市场化。我们需要坚守的是超越左与右的共同的底线。然而，十年之后，我们真的还能在改革进程中守住秦晖先生所说的“共同的底线”吗？现实是，守住这条底线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因为我们已然丧失守住底线的机会。在国有资产产权改革历经十年之后，现在的社会出现的完全是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境况。与97年经济危机之后，朱镕基执掌经济大权初期，国企一片死气沉沉，迫切需要扭亏为盈不同。在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的今天，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凭借着垄断权力，以及分税制后国库给予的无限财力，在市场竞争中可以说是横行无阻，毫无制衡者存在。试想，中移动、中联通，两桶油一桶矿，国家电网，国家烟草，还有新成立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哪一个不是市场上的巨无霸？即使不存在垄断，面对他们雄厚的实力，谁又有能力与之抗衡？权力主导之下，这些企业完全可以以极低的成本获取生产和交易的一切资源。银行借贷，强制征地，税收优惠，都只是一句话的事情。与私营企业相比，这些绝对的优势足够国企在各自的行业内如鱼得水。另外，国企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得企业的管理者和雇员可以以合法的分红获取自身所需的利益。与普通私企的员工相比，国企职工高额的奖金分红和完善的社会福利，足够他们在不进行MBO和MEBO的方式下就能享受到超额的收益。这样的制度设计，既得利益者又怎么会有动力去启动风险很大的产权改革。要知道，政商自古不分家，看看那些国企高管们，哪一个没有足够深厚的政界背景。我想如果把褚时健放在今天，这位红塔集团的一手缔造者绝不会为那点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权力和声名，因为他只需要合法的经营，就可以依靠现在的分配制度达到名利双收的效果。任何人做事之前都会权衡得失，利益最大化是每一个理性人的最优选择，不惟市场经济中的商人如此。国企管理者这样，作为虚拟实体的国企，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设想它同样拥有相对独立的意识，可以凭借自身掌握的资源有意的左右改革的进程。返回来再谈一下哈耶克和诺齐克。作为左派和右派的代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代言人，这两位所处的社会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不同。相对而言，哈耶克思想的发扬光大，需要本身就比较自由的土壤，他的《法、立法和自由》，很好的诠释了自发性自由秩序得以繁衍的前提。对诺齐克，我没有深入读过他的书，了解的也比较少，但是他心中“矫正的正义”要想切实的实行，必然需要高度的民主，否则是不可想象的。这两个人一个更倾向于民主，一个更倾向于自由，他们共同的底线在于适度的民主与自由。然而，具体到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坚守左与右的底线几乎是不可能的。网上说秦晖先生的这本书在现在出版，是上层有意释放产权改革的信号。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改革依旧遥遥无期。另外还有种可能是，既得利益者已经完成了前期的积累，攒足了竞争所需的资源。使得他们在产权改革后，还能够以合法的手段获取超常的竞争优势，因此产权改革正是他们所企盼的。目前，在一个不止是不公平，而且是伪竞争的环境中，公权可以肆意的侵夺私权。这样，其实又何必进行产权改革呢？因为就算是改革后，私人产权依然得不到保障。《物权法》已经实施好几年了，可是强拆现象依然屡禁不止，由此引发的死伤事件也不在少数。暴力拆迁带来的维稳费用，甚至要远高于公平环境下的交易成本。如果不能在产权改革之前进行政治改革，实行宪政体制，捍卫最基本的民主、自由、人权。那么所谓的产权改革，群己权界，就根本不会得到切实的保障，改革的红利仍然会被既得利益者轻而易举的收入囊中。十八大结束之初，曾释放了积极的改革信号。然而几个月下来，我们经历的却是一波文革式的左倾小高潮。这波小高潮，大肆宣传，从主流的党报党刊，一直泛滥到不入流的环球党，声势之壮不能不让人怀疑其后的力量。要知道在中国严苛的新闻审查制度下，就是“开天窗”这样的冷宣言都只能偶有为之。在我看来，产权制度改革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在如今的大环境下，产权改革绝非首当其冲的社会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好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鸿沟只会在产权改革之后急剧膨胀，基尼系数只会被拉得更大。何况现在这个基尼系数未将灰色收入估算在内，否则的话，统计数据恐怕会更难让人接受。对于守住共同的底线，总体来说，我是抱一种悲观态度的。《共同的底线》最后一篇文章谈的是小波和自由主义文学。我是十分喜欢小波的，直率、自然，毫不做作的文风，使他一直以一个思想者的形象展示给我们。我想说的是，看待小波不能简单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谈。小波首先是一个社会学者，其次才是一个作家。虽然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已经辞职在家专心写作，但是他所写的东西都建基于他对这个社会的深刻认识。上山下乡的经历，和妻子李银河对中国同性恋状况的研究，都使得他得以切实了解国人的生存状态。有了这样的积累，小波写出来的东西毫不矫饰，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他既不媚俗，也不媚雅，只是展现真实的自我。这是他写作的原则，也是他做人的原则。读他给李银河的情书，常使我由衷的敬佩小波的为人品行。总体来说，我是比较倾向于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的。但是，在宪政制度没有实施之前，在人权、自由不能保证之前，我反对任何形式的产权改革，因为我相信，那样做的后果只会让我这样的草民失去的更多。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我们连自身的安全都保护不了，还在这里说什么保卫国有资产，真真是自欺欺人。当然，具体如何实现宪政，是威权主义，还是民主主义？既不是我等大众能够左右，也不是网上公知或五毛们对骂一句“我去年买了个表”能够定论的。宪政的出路就在在哪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独立的深入思考，有自己的一个价值判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后援引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话与君共勉。这句话不仅仅是做学问的态度，更应该是我们做人的态度。

走向起点的道路

二〇一六年九月份开始一直在补看凤凰卫视的一档名为《开卷八分钟》的节目，在十月初补到了2013年10月10日的节目，推荐的书目是秦晖教授的《共同的底线》。由于笔者专业限制（声乐专业），且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相关的知识。所以阅读过程很艰难，速度也很慢，几乎花了半个学期的时间才敢说消化的十之一二，但就算这十之一二也让人获益匪浅。因为秦先生仿佛给出了观察世界的另外一个视角，使笔者对于一些社会现象有了更清晰、更有条理的认识。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1992年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明清经济、古代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商品经济史、农业农民史、地域史等等。最近一直致力于现代中国社会制度研究，主张公平至上。著作也由东西方对比中抨击了现在中国社会“特权专断，权钱交易”的现象。《共同的底线》写于十几年前，但一直没有出版。令人惊讶的是，今天读起这本书来一点也不过时。而秦晖本人则表示，书中的部分观点，自己近年来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基本的立论没有改变。在作者看来，在思想谱系的争论展开之前，双方应该有一个争论的基本底线。思想倾向不同的人们应当争取到最基本的个人权利和最基本的福利，在此基础之上再展开争论。接下来，笔者将结合自身经历，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来阐述与秦先生的共鸣之处。因笔者学识浅薄，如有疏漏的地方还望批评指正。“共同的底线”顾名思义，是两方或者多方都需要持守的最低标准。在本文的语境下，“共同”二字可以看作“左”与“右”的交集。在笔者阅读《共同的底线》这本书、接触此方面的知识之前。对“左”与“右”的认识仅限于高中历史课本（笔者高中读理科）和考研政治资料，所以自然而然地认为，它们之前没有共同点或者只有极少的共同点。经过这半学期的学习，突然认识到：“左”与“右”应当有的共识不仅比笔者、甚至比绝大多数人想象得都要多。秦先生认为：人们对于“左”、“右”共识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它们之间的重叠共识如果没有被所有人接受，那么讨论它们本身就没有意义。“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了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因此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寡头主义，从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民粹主义，都是极为必要的。”所以，现今中国不是选择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时候，而是同时发展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与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对抗的时候。这一论题用于现实即为“福利多还是自由多”这个问题结合中国现实的回答，即社会福利与自由在各自的领域共同发展，直至“民粹主义”和“寡头主义”不能称之为问题之后，再权衡未来的道路。所以中国现在要讨论的不是“福利多还是自由多”、也不是是否吸收布莱尔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而是如何走向“道路”的“起点”。“共同的底线”不是“第三条道路”而是存在“道路”前提。那么这个底线究竟是什么呢？它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笔者将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具体论述。一、政治中的“底线”1.社会主义乌托邦与“强制”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在于它将宗教般的道义权威和科学般的理性权威结合在了一起，即良知与头脑的结合。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却常常误入歧途，其关键在于“强制”二字。令人无奈的是，将“强制”二字运用得出神入化的恰恰是那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斯大林体制下的劳改制度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详见《古拉格群岛》）。中国与之对应的是50年代的“自然灾害”，没有一个人从“强制”二字上找问题，而将问题归咎于堂吉诃德的“风车”，我想这就是社会主义恰恰对资本主义国家有益（“公会”在资本主义落地生根现象）这一让人啼笑皆非现象的解释吧。中国的政治改革，要革掉的绝对不是社会主义乌托邦，而是强制，没有强制的乌托邦是利大于弊的。但不幸的是，革掉强制比革掉乌托邦要难得多。这也导致中国现当今乌托邦少了，但强制却没有减少。而没有乌托邦更是给人们造成了很多困惑，人们越来越不敢去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驳斥“资本主义的劣根性”。自身的决策失误，却让数以万计的下岗职工来承担，在他们几近走投无路的时候以一句“从头再来”一笔带过。而少数当权者却以极少的代价，侵吞国有财产，变成“民营企业家”，造成了根源上的不公正。总的来说，自由与乌托邦，如果没有强制都是好的，反之就值得商榷了。2.“最好政府”的讨论关于“最好政府”的讨论古已有之，“杰弗逊-梅逊共识”认为：所谓“最好政府”即权力最小责任最大的政府。但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完全没有权力的政府事实上是无法对任何人承担责任的。从逻辑上来说，政府及统治者追求的是权力的最大而责任最小，被统治者追求的是权力最小而责任最大（当然这里的责任与权力与统治者自许的“伟大理想”与“历史使命”无关）。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解决办法即为宪政民主，就是以民主的方式建立一种权责对应的机制，政府在行使权力的同时，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以此为基础，自由主义谈限权，社会民主主义谈问责才有意义。否则就会造成自由主义通过卸责来限权，但责任卸下了权力却没有被限制；社会民主主义通过扩权来提责，但权利扩大了但承担的责任却无法等量提升。而这也体现了在中国实现政治文明的紧迫性。二、经济中的“底线”1.“尺蠖效应” 的困扰 在浩浩荡荡的国企改革中，中国很多的企业领导人借改革之机大肆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财产。这一现象被秦先生称为掌勺者私占大锅饭，这个问题绝不是最近才出来的。在中国政府权力极大而政府责任极小的情况下，当权者运用强制的手段化公为私和化私为公都是十分常见的，例如：国企改革（化公为私）、强拆（化私为公），其根本原因在官不在商，在公正不在官权（篇幅关系不展开论述）。在政治文明（宪政民主）没有实现的大环境下，“左”与“右”都很容易沦为政府的工具而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替人民说话。在一个缺乏治权民授，权责对应机制的社会中，“左”会让政府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强制化私为公，“右”会让政府以市场经济的名义强制化公为私。那如果一个政府用强制的手段，手持“左”与“右”的武器，将这两个过程同时进行，那将推导出一个可怕的事实：大批量的化私为公的同时，另一头在以同样的速度给权贵们输送利益。这在当今中国造成了一个名叫“尺蠖效应”○2的现象。尺蠖时而伸，时而缩，但只会朝一个方向前进。同样，权责不对应的、宪政民主没有实现、公平尚未普及的社会。“左”与“右”的相互影响也只会朝着权贵私有化的方向。所以，“左”与“右”，决不能是“尺蠖效应”“左”与“右”，而应是“天平效应”的“左”“右”，在治权民授、权责对应、宪政民主、公平普及的前提下。“左”才是社会福利之左，“右”才是自由竞争之“右”。三、文化中的“底线”1.王小波与文化在王小波在《时代三部曲》的总序中曾经写道：“在这些人身上，你就看不到水往低处流、苹果掉下地，狼把兔子吃掉的宏大的过程，看到的现象，相当于水往山上流，苹果飞上天，兔子吃掉狼。我还可以说，光有熵增现象不成。举例言之，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但是这也不能解释我的行为。我的行为是不能解释的，假如你把熵增现象看成金科玉律的话。”假如乡下一位妇女养了五个傻子，既不会讲道理也不懂王法，就会和人打架，这家人就会得到便宜，聪明的人看到这些便宜就也会装傻，在这种大环境下，不装傻就需要很大的勇气。王小波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自由主义文化的逻辑下同时批判了“乌托邦”和现实。他批判人“往下溜”的现象，却支持他们选择往下溜的权利。而这也是文化中应当持守的底线之一。2.文化领域的强制在文化领域，“反强制”也是最先应当解决的问题。对待文化，“反对强制同化”与“强制反同化”应当分清。对于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我们应当在反强制的基础上去选择性地吸收。“文化多元化”的本质在于“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单位是人，而不是民族，所以民族内部也不能强制。文化本身是没有优劣的，这句话甚至可以反着说，即：凡是可以分出优劣的都不是文化。文化应和制度分开，因为制度可以分出优劣，所以文化的定义要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去，即剔除“强制”的成分。当然讨论这种强制要在“群己权界”的范畴中去谈。结语秦先生对笔者的启发，远不止如此。余秋雨在央视《开讲啦》曾经提到了一个公共空间的概念：在图书馆大声喧哗的中年妇女可能是好几个山区孩子的资助者，他们的“不道德”知识因为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公共空间的概念。这与提出“天演论”（达尔文进化论）的严复第一个提出的“群己权界”的概念有些类似。它将人的生活分为了公领和私域两个部分。在西方“群己权界”的界限之争是一直存在着的，关于“群己权界”的问题他们也得到了共识有三：1公域民主，私域自由；2界限必须划分清晰，不能混淆；3在最基本领域也会有共识（共同的底线）。反观中国社会，在“群己权界”的概念与界限并不清晰的情况下。盲目的去扩大公域，如婚姻法提出“配偶权”的概念，而这会直接导致“通奸罪”的成立，这完全是社会的倒退。“群己权界”的界限是变动的，在极端的条件下，生存权变为公域也是可能的（如泰坦尼克事件）。共同的底线，不仅是“左”与“右”的底线，也可以是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的底线，关键在于公平、民主、反强制和权责对应。它是讨论“道路”的前提，甚至是讨论“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提，是走上起点的道路，也是中国在转型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自由主义的无力之感

在西方，“左”与“右”之争是人们长久以来一直争论的话题。究竟是要更多的效率，还是要更多的公平？究竟是要更多的自由，还是要更多的福利保障？究竟是北欧那种国家社会主义好？还是美国那种自由主义好？究竟是民主党的政策好，还是共和党的政策好？人类的方向应该是“损有余补不足”，还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在中国，也有著名的“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按照萧功秦的说法，“新左派”是“以从国外受左翼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而回国的留学人士为主，把后现代主义、西方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毛的“文革”理论与左翼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从学理上把中国当下的问题与矛盾当做‘资本主义复辟’来解释”；而中国的“自由派”则坚定地认为“西方的民主是一套天然符合人性的好制度，这一套制度是完全适用于所有民族的，只要移过来就能用，就像雨衣披在谁的身上就能避雨一样具有普世性”。在中国，这一“左”一“右”两种思潮构成尖锐的对立，都想抢占话语的制高点。但是，秦晖在这本《共同的底线》中认为这样的争论在西方是成立的，在中国却是不成立的。他首先发问道：如果美国式的个人自由太过分，那么美国的社会保障如何？如果瑞典式的社会福利我们搞不起，那么瑞典的个人自由呢？如果中国做不到像美国一样自由，那么学学美国的福利制度总可以吧！如果中国提供不了瑞典那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那么给与像瑞典人一样的自由总可以吧！西方的情况是，那里有最基本的人权保障，并且还有那种权责对应的宪政政府。在这基础上，政府没法以安全和公平为由来损伤最基本的人权。那么，“左”和“右”的争论便成立了——如果你想要更多的福利，你就得给政府更大的权力，你的自由就会相应受损；反之，如果你不想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来换取政府权力的扩充，那你也不能祈求政府给你福利保障。总之，在西方，自由还是福利，莫衷一是，见仁见智，是一个可供讨论的话题。而中国的情况是，中国现在连最基本的人权都保障不了，而且那种权责对应的宪政政府更还远远未建立。当前在公民自由权力与基本社会保障都非常缺乏的中国，根本不存在“自由还是福利”的问题（P236）。在中国，“权力不产生于社会契约，不来自民主授权也不对公民责任”，这造成“国家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因此，“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要求与扩大国家责任的社会民主要求”的左右之争，在中国“根本就不可能构成对立”，属于假问题。 秦晖给出了一些具体的论述。他以严密的逻辑指出了当今或“左”或“右”的一些看法的谬误（正是这些谬误导致了当今中国一系列乱象），以呼唤一种理性的“共同底线”（或曰共同价值观）的建立。比如在《当代中国的“问题”与“主义”》中，他斥责“中国产权改革中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产权改革中应该实行“一长制”，应该由一个绝对权威想给谁就给谁，据说，这样做的好处是交易成本最低；而另一种意见认为，产权早已明晰的那些资产，应该是大家说了算，本来就是私人所有的那部分财产，要由不相干的人去插一脚（P28）。他遗憾地指出，“恰恰就是主张产权改革要民主、管理改革要集中的这种呼声在中国是最弱的，即主张在私人物品领域自由交易，在公共物品领域民主选择的观点最不成气候”（P28）。又比如在《“群己权界”三原则与特定情境下的公域/私域之分》中，他指责一些“左派”、“右派”的声音“将（政府的）权利与义务颠倒过来”。他讽刺道，“人家左派主张政府必须多出钱供百姓受教育，右派认为不必出那么多钱。而我们有些人则认为政府可以把老百姓抓起来逼其出钱受指定的教育。人家左派主张公家出钱为百姓办医疗、养老等等，右派认为公家包不了这许多，而我们有些人认为公家可以把农民的土地控制起来令其耕田终老，农民进城贡献青春后不许留在城里给公家添乱”（P82）。再比如在《中国能否走出“尺蠖效应”的怪圈？》，他批驳了一些忽“左”忽“右”的经济学家（如张维迎、郎咸平）的“转轨经济学”。他指出，（国有资产）作为公共物品，其处置形式无论是“分”还是“卖”，性质上都应该属于“公共选择”，只有通过直接的或代议的公共选择程序完成了产权转换后，它作为私人物品才具备“双方交易物”的资格。因此国企买卖是一种“卖方缺位的看守者交易”，看守者是不能未经所有者委托、不受所有者监督而“自由定价”的（P226）。他明确道，“转轨国家进入市场经济，除了需要维护秩序，更重要的是要解决自然人的产权初始配置问题”，“先发展后民主”（虽然）对传统私有制国家不失为一种选择（是否最优且不论），但转轨国家不能搞“先私有化后民主”（P226）。对于上述谬误和乱象，他开出的药方是“建立一个治权民授、权责对应的机制”。这是“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共同为基础的机制，也是“现代左右派都必须持守的共同底线”。具体来说，这个底线就是“对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普世性人权与形式公正的认同，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说，就是‘资本主义’优于‘封建主义’，自由民主优于专制独裁，‘抽象权利’优于没有权利，‘形式公正’优于‘超经济强制’”（P57）。（待得有这种机制），反正不管谁上台都是民意使然，左派再怎么“国家干预”也只是尽福利之责，不至于任意没收百姓财产。而右派再怎么“自由放任”也只是让老百姓各显其能，不会“放任”贪官污吏横行霸道（P248）。即使秦晖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从他的这本著述中还是能感觉出其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别看他说“我坚持的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肯定的那些价值，而反对那些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否定的价值”，其实那只是为了实现中国的自由主义化，与那些顽固左派妥协、步步为营的一种策略罢了。且看他的立论“共同的底线”之核心——“对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普世性人权与形式公正的认同”。试问还能有比这更彻底的自由主义主张么？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只仅仅是这种主张的形式之一。但是，更确切的讲，秦晖应该算是一个“原始”自由主义者了。自由主义者可能会被各种自由主义主张所限定而变得不自由。比如他们一般和左派尖锐地对立，并告诫人们不要相信马克思主义。但如果马克思主义就是某些人的自由选择呢？难道自由主义者要违背自由，去强迫人们不要相信马克思主义么？相对与一般的自由主义者，“原始的”自由主义者的心中始终只有“自由”二字。（原始有最基本，最纯粹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信不信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你个人的选择）。“原始”自由主义者，他们的主张是——任何“信仰”或“主义”，无论它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空想的还是现实的，左的还是右的，作为一种思维活动都只能属于具体思想者个人。在走出强制、告别宗教审判的时候，无论你信仰什么主义，都必须从信仰自由开始（P143）。其实，诚如左派宗师马克思，也是为了“自由”二字才写出《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在《自由、乌托邦与强制》中，秦晖解释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时期）私有制的自由个性已经发展得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即产生了“异化”。人们自由地成为了资本的奴隶，也就自由地失去了自由。因此他认为必须在进一步丰富人的社会关系和更高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变革，以“自由人联合体”来克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复归，即人自由个性的回归（P109）。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也算的是一个“原始”自由主义者。当然，按照“原始”自由主义者的理解，自由主义其实是不堪一击的——它一旦成为现实秩序，其生命力会比人们预期的更强，然而它本身却难以使自己成为现实秩序，在这方面会比人们预期的更不成器……它只要求每个公民不侵犯其他公民的自由权利，却不能要求任何一个公民为建立“自由秩序”支付代价，也不能允许支付了这种代价的公民在这一秩序中享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或别人享有比他更少的自由）（106）。所以，秦晖在这部《共同的底线》中，最多只能为自由做一些防御性辩护，并且从学理上纠正一些谬误。但是，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并始终无法提出行之有效的关于“自由主义”操作形式。这恐怕就是自由主义的无力之感吧！“当今的中国，自由主义缺的不是学理，而是实践，不是很少有人能懂得那些高深著作，而是尊重人权、公平交易这类起码规则的实行。即使我们写不出罗尔斯、哈耶克那种层次的理论巨著，我们也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但倘若我们干不了甘地、哈维尔等人所干之事，那是绝不会有人代替我们干的”。也许，秦晖在面对自由主义的无力感的同时，最好的愿景就是期待民众的觉醒。只有每个民众的觉醒，才能带来中国真正的变革。刘瑜把这副图景描述得很好——我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变革应当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而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水涨起来，船自然浮起来了。其他参考书目：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刘瑜《观念的水位》***有朋友问了很好的问题：秦先生所说的“主义”的内涵是什么？“自由优先于主义”这句话怎么理解？现补叙如下，以便读者对书有个更好的理解: 我以为，关于“主义”，秦晖想强调的是，不管你的主义是左派福利还是右派自由，其共同基础是“对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普世性人权与形式公正的认同”。而在中国，这个共同的基础都没有（最好的例子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这就是对乡下人赤裸裸地歧视），谈左的主义或者右的主义是不是早了点？所以，最基本的自由和人权乃是左右两种主义的前提，这就叫“自由优先于主义”。在秦晖的历史观中，中国仍然处于封建专制的历史阶段，左右派与其争来争去，不如合力反封建专制，将中国带入“治权民授，权责对应”的新历史阶段。

再严肃的思想也不过是“华山剑”们的下酒菜

秦晖的文风理性而克制，不立牌坊，不摆姿态。不过，不立牌坊的学者往往会成为追随者的牌坊，后者则通过跟风而披上了道德和学术姿态的外衣。日常多见的以左或右或第三条道路自居者，往往可以归入此类。被跟风进而被立为牌坊，大概是严肃思想者的共同遭遇，不管你是秦晖还是汪晖。不过，除了被跟风，这些思想者还有另一个共同遭遇，就是被围攻。《共同的底线》这本书中的倒数第三篇秦晖答网友问，就颇有趣地展示了围攻者的面貌。其中，网友“华山剑”“七问”秦晖，每一个问题看似掷地有声气势汹汹，实际上则不过是网络论坛中常见的浮皮潦草的舌战。例如：“华山剑”：一问秦晖：现在，不少舆论都认为你是与新左派对立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你崇拜西方吗？ 答：过去许多新左派朋友喜欢引我为同道，因为我强调社会公正比他们早得多，他们在文章里常引我的话来批评别人。但我认为，我的立场很清楚，这就是我在《问题与主义》一书序言中讲的：我赞成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认同的那些价值（我称之为共同的底线），而反对他们都反对的那些价值，至于前者赞成后者反对、或者相反的那些价值，在目前的中国都还不是“真问题”。 “华山剑”：这是典型的外交语言，秦晖可以去当外交官。又如：“华山剑”：七问秦晖：你主要的学术思想资源和立场是中国还是西方？如果是西方，你是不是在对西方锦上添花！再如，当有网友说西方文化如何如何，中国文化如何如何时，秦晖回答说对这种大而化之的区分表示怀疑，并认为“制度的区别比所谓‘文化’的区别更重要”时，“华山剑”插话道：“将制度和文化区别开来，这的确是秦晖的一大发明！”更如，当秦晖说“‘全球化’应该使我们每个人更有可能实现‘我所喜欢的’目标，包括‘乌托邦’目标，只要它不强迫其他人”时，“华山剑”又插话道：“我早就说过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大多有乌托邦情调，人们总是不信。这不，秦晖就认帐了！”秦晖并不自认为“自由主义者”，虽然追随者和围攻者往往倾向于将他归入此类。然而“华山剑”也大概并非与“自由主义”相对的“新左派”，顶多是一个“新左派”外围之外围的跟风者。即便如此，“华山剑”的唇枪也算是胡乱喷射了。秦晖讲得是“制度的区别”与“‘文化’的区别”，却被讥为“将制度和文化区别开来”；他讲得是每个人有可能实现“包括‘乌托邦’目标”在内的目标，却被讽为“有乌托邦情调”。如果这是华山剑的个人问题，也到罢了，但这种以断章取义且只取眼前一词不顾前后逻辑为能事、以讽刺攻击为讨论的现象在网络上并不罕见，以至于使人无力责怪“华山剑”的无理取闹，只能感叹秦晖何必淌这窝浑水了。然而不淌网络的浑水，公共知识分子又该如何更有效地发声呢？由于知识背景、思想资源、立场的不同，以及跟风与围攻的交互作用，1990年代之后国内的知识界内部实际上已经无法承载有效的对话，各路学者的争鸣更多地只是“华山剑”们舌战的升级版，战来战去，自信高洁的知识分子最后无奈地放弃争论的念头，只得自说自话。然而有时代性的学术思想又总不能被关在圈子里面，于是古有诸葛亮舌战群儒，今有秦晖答网友问。这种类比当然荒唐，却也是无奈的现状。最终，愿意参与其中的学者身心俱疲又哭笑不得，而“华山剑”们退出登录之后也难以发觉或承认自身的理屈词穷，坐上炕头酒桌，还是一边表演吃相一边骂娘。于是，窃以为学术还是关在圈子里好。譬如推广转基因食品，科学界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发之后，封闭消息，只管投入市场，不需声张和标注，也不至于为“断子绝孙”之类的谬论耗费心力。知情权？去他妈的。人文社科学界也是如此，否则你跟他谈当代转型，他想问你的却是蛤蛤的发家史与后宫秘史。不过，秦晖在书中提醒了，反“民粹主义”，也要反“精英主义”。所以，以上言论只是笑谈。附送一句格言：“成功是给那帮王八蛋看的。”——（中）王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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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上有一张广泛流传的释义图，直观的厘清了“公平”与“正义”的区别。图中有两幅画面，画面（一）是身高不等的3个人隔着栅栏观看对面的棒球赛，为了能让眼睛越过栏杆清晰看到比赛场景，3人脚下都垫了箱子以增加高度。但是，身高有别的3个人脚下的木箱高度却不偏不倚，而且数量保持一致。这造成个子最高的那位看的更清更远，个子中等的球迷凭借增高物，正好可以把目光放在栅栏顶端之上，直击比赛。个子最矮者的视线却依旧无法越过障碍物，收看不到比赛。画面（二）与之稍稍有别，3名观赛者根据个头从高到矮，脚底板依次摆着0个，1个，2个数量不等的箱子。这样，基因序列作用下产生的观众身材状况虽然各异，但仰仗后天协调，诸位都可以把下巴磕放在刚好超过目障的水平线上，同等条件下欣赏比赛。这张图中，画面（一）体现了天然“公平”，画面（二）则照顾到了社会“正义”。显然，这两种做法是有所区别的，但历史上人们往往将两者混淆。直到诺齐克与罗尔斯在这个问题上追本溯源，才使这一问题明朗化。诺齐克认为，一个人最初的财产是清白的，此后又坚持“转移的正义”（既没有强制或者欺诈），则这个人的财富即便积累到富可敌国的地步，也无可非议。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一个环节出了毛病，诺齐克认为就可以非议了。罗尔斯与诺齐克的观点大致相当，但还是有微小差别。他认为，即使最初的财产是清白的，以后的积累也是光明正大以正当行为获取，但是积累的过多，国家还是要以二次分配来调节的。它们两者都强调了初始与过程的正当，分歧是该不该由国家来调节不均。对应上文中的图片，身高得自于大自然遗传，箱子数量是国家有形的手。大家都有的球看固然是皆大欢喜，但为什么有人可以分到比别人更多的箱子，难道仅仅因为他个子矮？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毕竟，身高优势是上帝的天然旨意，而且在世俗竞争过程中包括个人的天赋、勤奋、机遇诸要素都是不可更逆的，既然在“初始与过程”中我没有作弊，为什么要享受比别人少的公共资源。野夫在《尘世挽歌》里解释这种差异，他认为人生之初，既无公平可言。只有在初民时代，大家有可能都是零点起步，以后便是每个人都因家世之不同，而分别站在不同之起点。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默许一个准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但这是残酷的，因这种起点各异所造成的不公，必然引起两级分化，穷者恒穷，富者永远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果没有一个好政府来宏观调控的话，这种社会发展到极致，就必然诞生革命。革命就是以最血腥的方式重新洗牌，将多数人推回同一个起点，再开始新的竞赛。所以，绝大部分人倾向于采纳罗尔斯的理论，认为应该赋予政府强制权利，对弱者进行后天的补偿。这一做法视乎为“正义”。所以，理论上讲，“公平”与“正义”这两者存在着天然的对立。由于，“公平”强调与生俱来的属性，所以这一词义可以延伸为对“自由”的诉求。也就是说“自由”与“正义”有着天生的矛盾。人类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把这一矛盾调和到黄金分割点。秦晖认为，罗尔斯的理念有着崇高性，但实际操作中这个兼顾双方的切割线非常不好拿捏，所以诺齐克的坚持亦难能可贵。美国建国之初，以杰弗逊为首的民主派与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论战，便是“正义”与“自由”两者如何取舍这一难题的滥觞。通常，杰弗逊与汉密尔顿被认为分别倾向于下层民众和上层精英，体现美国二元政治“左”与“右”的两支传统。“左派”与“右派”的分野，亦即表现在他们看待“自由”跟“正义”关系的差别。民主党人奥巴马，之所以被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老派人士痛斥为“共产主义分子”，因由就是他从富人那里拿走了很多的“箱子”，分给了看不到比赛的穷人。现在，他力推的医疗改革，之所以阻力重重，是因为美利坚中产阶级非常清楚，他们已经不能承担贡献更多公共资源的压力。如若强力推行，就不是分“箱子”，而是把长腿的人截一部分肢，嫁接到弱者身上。这是把几百年合众国立国之本的自由主义信条置若罔闻，奥巴马这是要当历史罪人。在《共同的底线》这本书里，秦晖是将“公平”与“正义”当成首要之义进行讨论的，而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耳提面命的“效率”，则被排为次要甚至次次要考虑的问题。因为现实状况是，不仅远远定位不到黄金分割点，而是画面（一）与画面（二）中的场景，一个也得不到保障。也就是本书所说的，尚且达不到“共同的底线”。这种条件下，他宁可暂时站在诺齐克的一边。而在这个底线之上，秦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左派。

向谁呐喊，谁在聆听？——《共同的底线》读后感（二）

向谁呐喊，谁在聆听？——《共同的底线》读后感（二）最近读秦晖先生的《共同的底线》受益匪浅，这种收获是多方面的，既有对“问题”的辨析，也有对“主义”的廓清。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在字里行间与文字之外的灵感，在增益着我的思考。这本著作收录的文章，写作时间跨度有二十多年，而在这二十多年中，我认为作者坚守的立场是明确的，按照作者自己的话说，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交集立场。我一直觉得，当我真正清楚一个问题的时候，也就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如果证之于此书，应该说，秦先生对社会转型期间的诸多问题，辨认得比许多学者都要清楚，而这种判断后的诊断，也就是对“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的有力回答。我完全信服秦先生的方案，至少，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看不到比这更好的方案。但是，另一种问题就来了：我即使认同秦先生的方案，我能做什么？必须得说，这部著作中涉及的一些问题，比如“国企分家”之类的，我实在无法染指，无论是“要不要分家”还是“如何分家”这样的争论，我一个草根百姓是无从置喙的。虽然，我赞成秦先生提出的方案，而且，假设我处在一个权力者的位置上，我很愿意采纳秦先生的方案（假设这是我做出选择的惟一依据，即使，我直觉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吊诡在于，那些真正的权力者未必不认同秦先生的方案以及理论（这才是最可怕的），而是，在现实的选择中，权力者不会按照秦先生的方案行事。为什么？我愿意用一种“重要性”理论解释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一事物对于个体而言，其重要性在所有事物中的排序。打个比方，秦先生的观点和理论我很认同，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读秦先生其他的著作和文章，我也愿意向周围人推荐、介绍秦先生的作品，我愿意花时间写读后感；假如秦先生发出一种呼吁，那么我愿意响应。也就是说，秦先生的立场和观点，其“重要性”在我的排序中比较靠前。也许我信服秦先生的学术功底，也许我喜欢秦先生的价值立场，也许我说不出具体的原因，总之，它的重要性在所有事物中靠前。但是，对于一个权力者而言，秦先生的观点，其重要性的排序在什么位置？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相信他们与我的排序一定不同。如果可以将国人的全部重要性排序罗列出来，那么，越是靠前的价值，其出现的频率越高，则越有可能达成观念的共识。如果以对民主的重要性排序来说明的话，我认为有一部分人（虽然不是人口的绝对多数，但是，其人数也在增加），将民主的排序放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上。但是，对于民主的共识并未普遍形成，是因为人口大多数对民主重要性的排序，不像对当下体制的排序那样靠前。于是，很可能，大多数人对维持这个体制形成了共识。而得出这一结论，是基于人数和重要性排序。换句话说，个体很可能并不认同体制，但是，个体对民主的认同要低于体制。如果这是事实（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事实），那么，也许权力者会感到轻松，这至少意味着民主的共识还没有普遍形成，制度转型的动力还在酝酿之中。但是，我认为值得担忧的却是，即使多数人没有形成民主共识，或者形成了对现行体制的共识，而在这两者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价值存在。比如说生命、自由、尊严等等普世价值。但是，今天，有多少人在痛斥腐败却渴望加入腐败的行列，而又有多少人为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功利主义与犬儒主义的生存策略……我想这些都比民主甚至体制本身，排列在重要性的前面。换句话说，社会奔溃会在政府奔溃之前发生，甚至，早已经开始发生，只是越发恶化，而对于社会奔溃，这个体制是无动于衷的。而假如，在制度与社会的双重废墟上，我们再来建设民主，那么，这毁灭的过程中，谁来避免或挽救那必然的苦难？在我看来，民主，是惟一可以拯救制度和社会的方案，而即使我将民主放到一个很高的重要性位置上，它的实现仍然取决于大多数人首先拥有一种重要性排序上的共识，而且，这种排序越靠前则民主启动的可能性越高。在这个意义上，秦先生以及许多学者、作家、思想者的工作，客观上，都是在扩大形成民主共识的人群，以及提升民主在个体重要性排序上的位置。而启蒙的前提是，人们的自由选择，也就是说，人们是可以拒绝启蒙的，而这一悖论只有在启蒙的角度才是合理、允许的。但是，相较于启蒙，有多少无法拒绝的力量加之于我们？在这些力量的夹持下，启蒙的努力，很可能杯水车薪。而这就是启蒙的土壤，无论人们是否认同启蒙，启蒙者依然还要对所有人——无论无权者还是权力者——呐喊；而启蒙既然不能提着人们的耳朵灌输（这是启蒙与洗脑的本质区别），那么，就无法要求每一双耳朵虔诚聆听。人类也许是地球上惟一看到未来的灾难却无法避免的种族，在人类的历史上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启蒙也许是人们自愿选择的，而在一种本身就不自由的环境中，要做出自由的选择，首先就意味抗争，换句话说，没有抗争，就没有自由的选择。首先确认自己不自由的身份，才是讨论自由的开始。而不幸的是，这一观点，也同样需要重要性的排序。是该结束这篇粗陋文字的时候了，我愿意再次重温秦晖先生在《自由、乌托邦与强制》一文中的话自我勉励：“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用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诺人人都有合理“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见《共同的底线》一书P107）并把它送给所有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祝好运！写于2013年5月9日 午后 雨

再论公平与效率————读《共同的底线》有感

秦晖先生的《共同的底线》，通过对当下中国各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种“主义”之争的批判，阐发了这样一个观点：无论是标榜社会民主主义的“新左派”，还是坚持自由主义的“右派”，在争论时都应坚持一些“共同的底线”。关于什么是共同的底线，秦先生做了很多阐释和论说，但就我而言，这条“共同的底线”无疑是一个启发，它让我在对一些问题——尤其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的思考上，有了与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一对基本价值矛盾。但在前工业化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政治体制落后，使得公平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而“效率”则是纯粹技术层面上的发展生产力，两者间的互斥并不明显。自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政治体制都有了长足进步，以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取代了传统的小作坊式的手工业生产，而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则取代了过去的封建专制。至此，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渐渐突显。通常来说，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即经济发展与社会分配的矛盾。因为经济发展是以利益为导向的，任何发展经济的行为都必然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发展必然会导致社会各阶层发展不均（因为每个人获得资源的能力有差别），产生贫富分化，从而导致失业、破产、部分人无法维持最低生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这时，就要求有外部力量介入，来干预这种纯经济导向的发展，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来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即实现公平。但如果这种外部干预力量过强，就会影响市场的正常秩序，使得经济发展的势头减缓，从而损害了效率。所以，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实际上是一对动态平衡的矛盾。只要公平或者只要效率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有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将二者间对立的影响降至最小。具体到我国，公平与效率问题的产生大致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经济体制由完全的计划经济主导向事实上的市场经济主导转型。正是在这一转轨时期，我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的贫富差距也被迅速拉大，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开始出现；同时，由于在国有资产产权改革过程中的不规范操作，导致书中所说的“权贵私有化”现象的产生，使得社会的不公平进一步加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公平与效率之争在我国愈演愈烈。而关于这一争论，秦晖先生认为，不论是主张效率的“自由主义”右派，还是主张公平的“社会主义”左派，他们在争论这一问题时并没有厘清一个基本问题，即什么是公平，什么又是效率？对这一问题，秦晖认为，所谓效率，即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自由竞争，而公平则是在这种竞争下一种“结果平等”式的补偿。但不论是过程竞争还是结果平等，都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则，他称之为公正。因此，公正是效率与公平实现的共同前提，即“公正至上，效率与公平皆在其中”。从秦晖的这一论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论是公平还是效率，都只能在一定的规则保证下才能发挥作用；而脱离了一定规则的限制，公平与效率之争也就成了一个“伪问题”。再来看看我国，对于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比较主流的提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优先发展经济，再适当的进行二次分配，以达到公平。可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国家目前存在的不是太过追求公平或者效率的问题，而是根本还没有适合公平与效率运行的土壤。在效率方面，我们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一些最基本的方面还缺乏监管，甚至连公开、公正都做不到（如书中提到的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中存在的“掌勺者私占大锅饭”现象）；而在公平方面，我们的社会保障机制同样还很不完善，连保证基本生活的社会救助都没有普惠于民，更不要提体现二次分配的社会福利了。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争论到底是要公平，变成福利国家，还是要效率，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更多时候其实是一个伪问题。我们现在需要的，按秦晖先生的说法，是“更多的福利国家，更多的自由放任”。只有先培育出既适合公平，又适合效率存在的土壤，我们的选择才有意义。那么，公平与效率之争是不是在我国就完全失去意义了呢？我认为不是的。因为至少在当下的中国而言，关于公平与效率的争论可以引出这样一个事实：市场经济的竞争可以不“公平”，但必须“公正”。即我们即便要“效率优先”，发展市场经济，首先也必须保证这种体现效率的竞争是在一定规则约束下有序进行的。如果所谓的效率优先只是某些利益阶层强制“化公为私”、“抢来本钱做买卖”（书中语）的幌子，那么这种市场经济只会落入“反公平的伪竞争”的陷阱。同样，这种规则也是“兼顾公平”能够实现的前提。只有在保证初次分配是在合理、合法的竞争中实现的情况下，以追求“结果平等”为目的的二次分配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所以，秦晖先生才会在书中不断提及“公正”二字。他将公正视为保证公平与效率能够实现的共同前提，也是解决公平与效率之争的终极答案。只要竞争过程是公正的，那么当社会因追求效率导致事实上的不公平时，人民自然会选择公平优先；而当社会因过分强调公平导致效率受损时，人民也自然会选择突出效率了。期待这样的公平与效率之争在中国早日实现！

凝聚共识避免误区

现在理论性辩论文章的语境中，我们经常看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左派右派、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等一系列名词，一时让我们如坠雾里，不知所云，无所适从。要真正理解这些问题，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秦晖先生的《共同的底线》是值得一看的。在他的这一系列文章中，向我们清晰地表达了这些名词的概念和所指。更为重要的是，他指出了美国的理论界在考虑什么问题，辩论什么政策？欧洲面临的问题与美国有什么不同，他们提出的政策之争有何历史和社会背景？这些问题和政策之争能够嫁接到中国问题之上吗？结论很明确，西方面临的问题并非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千万不能把欧洲、美国存在的问题作为我们的问题，而乱开药方。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人来面对和解决，如何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需要知识界把好脉，存大同、求小异，凝聚发展共识、避免误区。

朱学东：守住共同的底线

每次阅读秦晖老师的文章，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　　既痛且快，既有秦晖文章中所探讨的现实问题带来的沉重痛感，也有对他辨析问题过程行云流水般文字的喜欢。今次阅读由江苏文艺和汉唐阳光共同推出的秦晖老师的作品《共同的底线》，也是一样的感受。　　《共同的底线》是一本文集，其指向，如秦晖在自序《持守底线》中所言：“我们身处一个剧烈变化的中国，面对一个全球化与多元化同时发展的世界，在‘文化’之争、‘主义’之争与‘部门’之争中，我们应当如何定位、如何把握自己和社会的命运？”　　在秦晖看来，应该持守共同的底线。这共同的底线不是什么共识，不是左右派各自坚持的“公平”与“效率”的折中调和，也不是什么寻找“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而是要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　　书中对于不同主义、“左”“右”之间、经济转型与责任政府、以及自由与文化等共同底线的讨论辨析，就是建基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特定问题来进行的，其意义也在于这种对现实的关怀。这也是一种中国问题意识。　　漫长的文化冲突和社会转型过程，各种思潮文化和政治制度得以在中国这个舞台上竞相上演，但拿来主义播下了试图解决中国问题的龙种，收获的却也是跳蚤。我们看到的，如秦晖所言：“百年来的‘文化冲突’，得到的是现代公民权利未张而传统责任伦理尽失的后果。‘西方的自由民主’与儒家的‘传统’道义同归于尽。”当然，同样式微的还有马克思主义。　　这块土地神奇地简直就是遇神杀神，遇佛灭佛。但沉疴依旧，更多新问题丛生，情况越来越复杂。　　很难想象，百多年后，中国人仍在追求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和社会保障，这依然是中国问题。　　没有个人权利的社会是奴役人的社会。在奴役人的社会里，每个人如果只讲自己的个人权利，就无法形成冲破奴役的社会力量。所以，寻找并坚持共同的底线，尤为重要。　　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的问题，在民主国家并不存在，他们已经走过了这一历史阶段，但却是中国的特定问题，中国还挣扎在这样的困境泥淖中，愈陷愈深。　　本书文章，均是十余年前写就的，其中涵盖了现代思想的共同底线、第三条道路与共同底线之辨、低调社会民主、乌托邦与强制、民粹主义、社会公正的经济学讨论、制度创新与复古之辨析、大小政府等等，一些文章我也通过各种渠道有所涉猎，但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恍若新作，颇具现实意义。其中，秦晖文中对于中国问题的远见和洞察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社会进步不大，十多年前就在讨论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更增添了许多新问题。这一点我个人也是感受至深：我自南风窗而至今天所做的中国周刊，回过头一看，多年前报道讨论的问题，今天依然，甚至变本加厉，更加严重，许多问题连我们自己都有些麻木了。　　新的问题是，原有的对于改革的一些共识不在了，对于历史认知的一些共识不在了，许多常识性的东西，重又被有意无意地颠覆了。　　焦虑症笼罩着社会，对话协商破局了，不同学术主张政治主张的人，连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讨论都难以达成了，有话不能好好说，对于持不同意见者各自充斥着极端的言论，甚至谩骂，更有甚者甚至叫嚣“肉体消灭”。此种情绪，从网络社交媒体愤青的言辞中可怕地蔓延到了知识阶层，中间温和派越来越式微，被迫或选边站，或渐行渐远渐无声，社会逐渐哑铃化。　　此种背景下，底线的诉求意义更加凸出。　　无论是在讨论中国现实问题时，还是在学理讨论，无论持何种观点，属于何种门派，都应该走出“强制时代”，告别宗教审判，如秦晖在自序中所言：“每个文化每种宗教都应该反对异端审判、异端镇压，反对原教旨主义的神权专制（不是反对‘原教旨’）。这就是作为文化多元共存基础的‘共同底线’”。自由优先与主义，放弃敌对思维，和而不同，如此，才不会重演托马斯莫尔那样的悲剧，学术才可能兴盛，现实问题才能找到解决之路，底线也将进一步抬高，社会才有真正的进步。　　持守共同的底线，对于秦晖老师而言，是一个“应然”而非“实然”的问题，所以这种期待，不仅是秦晖老师所持的，也是具有常识的人应该争取的。　　一本书一个人的观点自然不能垄断真理，其所理解和阐释的也只是建立在个人学养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怀上，当然不能解决这个社会存在的顽症新病，但问题的提出，却可以给人以思考启迪。在复杂混乱的时代，退守常识，守护住共同的底线，不行极端之举，则是推动社会向前走的第一步。然后累积一切向上向善的力量，抬升底线，寻找共识，才能再图未来。　　秦晖老师的文章，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引经据典也多，对于我这样的读者来说，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导读，会引发我去阅读他提到的那些作者的作品，这点算是意外收获。　　不得不提的是，《共同的底线》一书，在03年即已编就，直到今年才正式出版，也算命运多舛，从中我们也可以观照到秦晖在书中强调的“争取最低限度自由权利”这个底线的意义。

共同的底线其实就是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是非评定标准，今天的中国仍然处于一个严重缺乏信仰、缺乏现代文明常识的变态时期，是一个被我形容为“精神上裂解”的危险时期。实际上，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最基本、最核心的现代文明常识理应深入人心，理应为读书分子们所认同，但是在中国这块变态、愚蛮的土壤中，偏偏竟有很多人去反对和质疑。很多人非去歌颂专制，歌颂不要游戏规则的状态，去拥护那不正义的程序，这样的人在目前的中国可谓是主流派，至少是一个对于社会进步的巨大制约。因此说，要想给这个社会以希望，必然要坚守一个文明的共同底线，因为有了这个最起码、最坚实的底线，文明在中国才能够真正落地生根。然而，确实任重道远，因为中国实在是落后、野蛮到了极点，自负、虚骄到了夜郎国的程度，自以为有了高楼大厦就拥有现代文明了，殊不知灾难又将不远矣！

筆記

﹣一直有朋友叫我要看秦暉，書架上也放了兩本他的書，卻一直沒有打開。主要是以往買那些書時，有些議題對我來說還是太陌生，像傳統中國、農業社會等。﹣這一本不一樣的是，書中談的是比較像政治理論的東西。這‘條水’跟我以前唸書的東西比較像，讀來自然比較容易。﹣書中的文章據說其實已寫了有十年，最近才能結集成書，作者在序中只說之前有不可抗逆的原因讓他的書不能出。想來原因可能有二，一者書中文章大力批評中國在轉軌初期（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做成大量不公正的事件，現在才出書則‘大局已定’， 書生一家之言無甚所謂，還可以證明我國的言論之開放；二者最近政府換屆後有蠻多關於路線的討論，是否有人特意讓秦暉教授本來不讓出版的書再出版以莊聲勢？這種塘邊鶴式猜忖，也算是國情一種吧。﹣所謂共同的底線，說出來其實不難明白，就是要權責清晰的政府，落實在中國的場景，就是要制衡政府的權力，同時強調政府應負的責任。要防止政府以權謀私，在應該讓公共參與的領域則以限制公民自由，在應政府負責的領域則推卸責任。即所謂以偽公平限自由，以偽自由限公平。﹣又又，秦暉其中有文談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演變，指出布爾什為克傳統與恩格斯（甚至馬克思）已有所不同，恩格斯他們不會反對“共同的底線”，甚至認為共產黨應走議會的程序。關於自由主義概念的介紹書中亦甚為豐富，而且簡單易明，其實是本很不錯的政治學入門。﹣又一篇文章介紹兩千年前後一本關於東歐轉軌的書，引起了我的興趣，希望還找到。﹣秦暉提到現代性的三重危機，即人的意義危機，人與人關係的危機，人與天的關係危機，聽來竟與自己工作機構談的願景有不謀而合之處。﹣我會打開《傳統十論》，嘗試啃一下。

貌似很多文章以前是发表过的。

是一本编选吧，也不错。

共同的底线其实就是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是非评定标准，今天的中国仍然处于一个严重缺乏信仰、缺乏现代文明常识的变态时期，是一个被我形容为“精神上裂解”的危险时期。实际上，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最基本、最核心的现代文明常识理应深入人心，理应为读书分子们所认同，但是在中国这块变态、愚蛮的土壤中，偏偏竟有很多人去反对和质疑。很多人非去歌颂专制，歌颂不要游戏规则的状态，去拥护那不正义的程序，这样的人在目前的中国可谓是主流派，至少是一个对于社会进步的巨大制约。因此说，要想给这个社会以希望，必然要坚守一个文明的共同底线，因为有了这个最起码、最坚实的底线，文明在中国才能够真正落地生根。然而，确实任重道远，因为中国实在是落后、野蛮到了极点，自负、虚骄到了夜郎国的程度，自以为有了高楼大厦就拥有现代文明了，殊不知灾难又将不远矣！

理论与现实的距离

很受启发的一本书。昨晚和W吃饭，说到某同学的观念完全和她的导师一样，认为在1949年，广大中国人民的要求就是自由和民主了，这是人民最为关切的点。知识分子习惯了理论的逻辑，却常常忘记反观现实。理论会不会常常误导我们看待现实的眼光呢？书里讲理论的其实不多，当今中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争在秦晖看来其实是一个假问题。因为西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争论的共同背景、基础——公正的自由秩序，在我们这里还尚未建立。我们今天需要争取的，就是左派和右派，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认同的那些东西：公平的竞争、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保护私人产权……这不应该成为今天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界的最大公约数吗？但是却没有！许多自由主义者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交锋在于限制或扩大政府权力，而忘记了权责一致的问题。这就导致了自由主义要求限制政府权力，演变成减小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责任、而社会民主主义者要求扩大政府权力，却忘记了扩大政府权力的前提是提高福利水平。两派的学者用西方的理论讨论中国的现实，却忘记了西方的理论预设，对中国而言，只是把情况弄得更为复杂。一些很有意思的点还包括由俄罗斯斯托雷平改革而总结出的“不公平的伪竞争会导致反竞争的伪公平”这一结论，对于现在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启示重大。此外，关于苏东改革的介绍也很有启示意义，让人明白中国改革和苏东改革的效果不同并非是“渐进”与“休克”之别（这是大众的普遍误读），改革之前的条件就不一样，而苏东改革的路径也不是“休克”一词可以概述的。中东欧的产权私有化也历经了很长的时间，并且由于民主政治的原因，这一过程也尽可能的公正、照顾个方利益……总而言之是值得一读的书，作者敏锐的把握到了“主义”之争与中国现实的距离。从理论、书本中抬头，认真地观察、思考所处的现实。

摘录

共同的底线——《共同的底线》读后感

共同的底线——《共同的底线》读后感最近读秦晖先生的《共同的底线》，受益匪浅！甚至让我放下从图书馆借来的书，而仔细咀嚼丰盛的思想盛宴。在七八年前，我第一次读秦晖先生的文章时，我就强烈地感觉，这位作者绝对是一名货真价实的思想家。读他的文章，我第一次感到一种理性之美。迥异于诗性的美感。这种理性之美，给人一种可以凭借的力量和信心。无论是像我这样的草根写作者，还是——我猜测——专业人士，都会开卷有益。读的多了，我竟然有一种懒惰的依赖，只要是秦晖变成文字的事情，我都不必再去思考了。秦先生对某一问题的思考，无论广度、深度还是我可能想到或想不到的向度上，都远远超过我可能到达的地方。面对这样一位思想者的作品，我只能享受，就像一个饥渴的人面对一桌圣餐。这次读秦晖先生的两部著作，得到了不少灵感与启发，对于我正在思考的问题大有帮助。而我要在这篇文字中提出的是，收录在《共同的底线》一书中的《自由、乌托邦与强制》一文，在文中，秦晖先生提出一种观点：“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用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诺人人都有合理“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见《共同的底线》一书P107）我得说，秦先生的文字在充盈的理性之下，几乎看不到任何常见于广场政治或泛滥于网络中的那些号召与呼吁——这也是我喜欢秦先生文字的地方；这当然不是说秦先生没有自己的方案和意见（无需我强调，秦先生是当下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而是这些方案和意见，都是在理性的逻辑下，自然推衍出来。在某种意义上，更加令人信服，至少，给予反对者一个坚实的理论立场。但是，我引用的这段文字，却在理性的矩阵中，如此地突出，让我无法不注意它们。这段文字即使放在一个“网络意见领袖”的文字中都扎眼得很，更无论是置身在秦先生的文章中。如果我臆测，这段话代表了秦先生自己，或者说秦先生认可的一种价值追求。不仅如此，这段文字如此直接明确地提出了改造社会的方向，以及到达这一目的的手段。对于更倾向于研究问题——本土问题——的秦先生而言，我不得不说，站在我的立场（草根）上，秦先生不得不廓清的那些问题，都是一些伪问题，这一点秦先生自己也很清楚，但是，我相信站在秦先生的位置上，也必须迎战。在我看来，这几乎就是对天赋、时间、精力和情感的一种浪费了（从这一点来看，在秦先生身上体现的正是一种“无私的牺牲”）。因此，当秦先生跳过问题或伪问题的争论，直接将改造社会的目的与手段明确提出的时候，不能不引起我的关注和思考。我将秦先生提出的社会目的做一罗列：“消极”的自由；低调的制度；人人都有合理“自私”权利的社会。我想，这不一定是秦先生所希望的社会的全部面相，不过，视之为自由主义的，或者说宪政民主的，应该不会有问题。而秦先生也提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积极的态度；高调的人格；无私的牺牲。而在这三者之上，秦先生更具体到一个为自由主义而努力的志愿者，所代表的精神向度，既：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不用我说，在秦先生的目的与手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价值张力（这种张力本身就揭示着更为关键的问题——为什么目的与手段如此地矛盾？这种矛盾是如何产生的？），我的疑问是：在认同宪政民主这一目的的前提下，秦先生提出的手段，是否是惟一的手段？我不认为秦先生将此手段视作惟一的，虽然，这段引文没有提供其他的方案，但是，不能说这就意味秦先生只提出这惟一的手段。我认为秦先生的手段有着更强烈的价值含义（这段引文本身都在围绕价值追求展开，而无涉在实际中采取的方法【我的话并没有指责的意思，也不会就凭一段话囊括所有的意义】）。我愿意将秦先生的手段，视之为“第一手段”，并将“第一手段”为起点，谈谈现状与未来。首先需要再次重申的是，我认同秦先生的目的，也就是中国要实现民主宪政的制度转型。这是思考的前提，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秦先生的“第一手段”，对于实现这一目的的个体，有着很高（在我看来已经是最高了）的人格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秦先生的“第一手段”也包括了除制度建设外的，公民人格的建设。而这种一举两得（制度与公民）的方式，也有着自身的优势。相较于把制度和公民建设分为两个问题分别解决的办法，有着各自的特点。】我的疑问是：这种很高的人格要求（必须承认，这种人格要求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公民道德要求），是我们实现民主的必然要求吗？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格高度，我们就不能建成民主吗？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在问秦先生，而是从秦先生的“第一手段”中获得的灵感。我试着自问自答。我认为在确立民主宪政的目的后，人们可以在这一点上形成观念的共识，或者，就像秦先生这部作品的名字“共同的底线”。我认为在这部书中，以及其他的文章中，秦先生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今天，无论左、中、右，依然可以达成底线的共识，并且在各自的立场上做着抵达未来的努力。虽然，目前这种努力没有在现实中兑现，但是，在理论上（似乎也只有在理论上）这种共识是完全可能的。抛开主义的争论，对我这样的草根而言，在民主宪政和高尚人格之间，前者更为紧迫，而为了民主宪政，即使我没有一种高尚人格，我依然会寻找实现民主宪政的方法。我将“第一手段”外，进行的民主努力称为“第二手段”，相信，这“第二手段”应该比“第一手段”，在人格要求上没有那么高调。换句话说，很可能，对于民主的客观推动，并不直接来自一种高尚的人格，而是对切身利益的本能追求。我甚至认为，这种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在客观效果上，并不亚于从高尚人格出发对民主所做的努力。当然，必须指出的是，“第二手段”很可能对公民建设向度的要求没有“第一手段”那么高，但是，制度建设才是当下的焦点所在，先来实现民主，其他问题待民主实现后再解决吧。写于2013年5月5日 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