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书评

今天的中国依旧没有摆脱叫魂的梦魇

孔飞力先生作古，才关注到这本他的经典著作。读过后感到故事本身其实并不复杂，但通过故事本身折射出的民间、官场和皇帝的反应确实耐人寻味。值得深思和痛惜的是，今天的中国民间、官场和高层依旧在叫魂的故事中逡巡不前，只不过叫魂的戏法变化了而已，其余照旧。

见微知著仍需理据服

这本书试图通过对一个历史事件（乾隆年间的一次全国范围内妖术恐慌）的解读来试图对当时社会做一个剖面分析，下至以僧乞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的生活现实，上至高宗个人的担忧与喜怒，应当说是要走见微知著的路线的，可惜，全书所做的论证，所引的论据，无法撑起这样宏大的主题。历史讨论并非容不得见微知著的论证方式，但严密的论证必须要有一些限制。比如以当得起这四个字的专著《东晋门阀政治》为例，首先全书的主题必须明晰而集中。田书是要讨论一个问题（门阀政治仅在东晋一朝存在，其源流演变是如何），而非发散着去描绘全社会的图景。因为后者很容易使讨论扁平化，流于片面的普及性介绍：谈及僧人身份登记制度，便展开介绍一下制度在现实中执行的马虎以及有官员对恢复制度的努力，谈及定罪就洋洋洒洒讲起清律，讲起国家对神灵的态度以及合法性来源。而上述提及的小论点的讨论呢，近乎为零；其次，论据的选取应该精确地为论点服务，而这种由几个案件而展开讨论的笔触则有先天的不足，提及的案件同质化严重，而补充的论据过少，使得论证成为少米之炊，如此空洞的论证，使得论点再精妙也难逃“脑洞开得好”的感叹。比如，孔飞力先生提到，之后十九世纪的两次妖术恐慌都未引起大面积清剿，在分析完三次恐慌间的异同后，孔飞力先生把乾隆大事清剿的原因指向了君主为维护自身利益，需要提出政治罪这一论点。但嘉庆所面临的“谋反和汉化的双重压力”可以说甚于乃父，何以其不需要籍此维护自身利益了呢？这里缺乏对两朝政治罪相关情况的论证，使得观点反而近于被证伪；第三，需要有大而高的论断，一锤定音，也需要有对细节问题的讨论，落到实处。比如田书论证儒学的世家大族向门阀的转变需要入玄这一关键一步，那么引桓氏的例子的时候一定要梳理清楚桓氏出自桓荣的理由，而桓氏讳言先祖与高平陵之变的关系就成为重要一环。如果细节论证缺失，那所谓高屋建瓴的论点也就成了空中楼阁，经不起推敲。这也是本书最大的问题，能上不能下的“口号病”。动辄就先入为主地灌输论点，如乾隆在为满族官员受汉化腐蚀而担忧。这论点自然正确，可是与乾隆在处置妖术事件的做法有什么必然因果联系呢，却不甚了了。当然，以上并非对孔飞力先生学术水平的质疑，而仅仅是对这本书论证方式的批评。作为一本研究性的专著，这本书是不合格的。但它仍可以作为一本让西方人对中国的某个时代的社会获得初步印象的科普性质读物。另外，对很多读者表示本书有借古讽今，批评前三十年一些运动的观点，我宁愿相信这并非作者的原意。因为从书中文本来看，这样的类比是牵强而拙劣的。书中的确有所谓“任何人都可以指称别人为魂犯”的观点，但所举实例，不过是针对乞丐、僧侣以及四处受人雇用的工匠这类流动人口的怀疑，以及上述行业内部的互相攻讦。这种局限与某些运动中无人可以避免的种种显然有本质区别。

《叫魂》读书笔记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美）孔飞力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3月第七次印刷阅读时间：2016.7.20~7.28（序言）本书完成于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天，但那时我并不知道以后的情况会如何发展。我所关心的问题涉及到的是更为广阔的近现代，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十与六十年代的历史。（序言）每个社会都以自己的方式对政治权力的限度作出界定。没有哪个社会愿意长期容忍不受限制的专权。（P3）我们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只是，他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难以解读（当这本子终于到了我们手中时，却又已经太迟了）。可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难以为我们解读的种种支离片段，并必须赋予它们某种意义。我们自己当代文化的许多方面，大概也可以被称之为预示性的惊颤，正战战兢兢地为我们所要创造的那个社会提供目前还难以解读的信息。（P42）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P48）与经济地图上这一倾斜趋势同时而来的则是人口的持续流动：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十八世纪的道路上。人们外出旅行，有的是为了雄心勃勃的事业，有的是基于献身精神，有的则是出于绝望与无奈。由旅行者汇集而成的人流，不能不对人们的意识发生影响。（P155）一个体面的社会在什么事情上最容易受到攻击？世界上所有的富人和有地位的人，最容易受到那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人的攻击。……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肮脏得无可再肮脏、不幸得无法更不幸，他们似乎再也不在乎社会的“脸面”，也不在乎是凶是吉或是祸是福……一个乞丐因为有人拒绝施舍而对那人发出的赌咒，其中包含的力量远远超出了语言本身。（P219）在这个（叫魂）案子上，他（弘历）不仅已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也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P231）所谓的“叫魂”妖术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一个幽灵。（P243）在一个受规则束缚的环境里，最好的官员就是最少惹事的官员——也就是那些能规避麻烦，将消极应付视为美德的人。在任何一个官僚体制中，表现卓异都是有风险的。同样，告密者和惹麻烦的人也不为人欣赏。过分热情的官员比规行矩步者更容易犯规。因此，在日常考评中，谨慎、小心和勤勉成为最突出的品德。（P285）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想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P285）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P287）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臣民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便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有时，人们便会到旧的帝国制度之外去寻求这种权力；其结果就是造反和革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P291）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P344）孔飞力研究的是十八世纪的中国，但他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记得我去取复印资料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P344）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是，他所讨论的全是历史，对现实并无半点影射。我们之所以在读此书时会感到似曾相识，那是因为现实中还常常有历史的影子罢了。（P345）《叫魂》故事的可读和耐读之处，还在于其中所包涵的跨越历史时空的种种意蕴。比如，孔飞力在书中所描述的那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现代中国还曾一再地重演，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任何一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在读到孔飞力的这些描述时都会有某种似曾相识的感慨。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这种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社会历史根源似乎仍旧深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因而，还会不断地重现——尤其是在表面光鲜的“盛世”之时，更是如此。

细节与真实

老美说故事的能力确实是很牛逼的，细节很多，可总是对老美这一套分析学的研究方法有意见，这么多细节是如何联系起来的，这种分析学的联系是否失真，至少从概率学的角度失真的可能性是极大的，杨奎松说，要真正了解历史就要多去了解历史的细节，也许他们是对的，宏观的历史早已被一些粗糙的概念搞得似以为真，以至于连言说者自己早已忘记去追问何为真实，而细节起码告诉人们某一个碎片化的真实，至于由此而延伸的宏观世界该如何去建构，大概是永远逃不出的死胡同。

好求

感慨万千。一本超级好的书，对于中国君主专制末期的分析特别好。作者从1768年一个民间迷信恐慌引发的席卷全国的政治事件入手，探讨了乾隆年间的政治制度，专制权力与官僚机制的多方博弈，试图窥视那个时代中国的缩影。
不得不感叹，这几十年的中国其实根本没有摆脱这一切。官僚模式始终未变，官员与胥吏的关系始终未变……

迷信与普通人的焦虑

在狂魔群里曾有过一次关于历史著作的讨论，我说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是自己曾读过的既有趣又严谨的历史专著，另一位群友立马回应说，我还应去读一本叫做《叫魂》的书。听这名字，我心中不由自主升起一股寒意，是某种惊悚悬疑吗？答案出乎意料。在亚马逊搜索之后，得知本书全名为《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同《万历十五年》一样，也是历史著作。梁文道曾在《一千零一夜》中介绍过这本书，它的切入点极大地挑起我的好奇心。它讲了什么呢？从一件因民间迷信引起的小纠纷着手，详细追查其如何逐步导致大范围民众对妖术的恐慌，官僚集团全力应对，仍旧惊动弘历（乾隆），最后变成全国的政治大事件。在此事件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民众迷信传统，清朝法律、官僚制度、满族统治合法性等内容。尽管作者并没有影射当今之意，但中国读者却很容易联想到现当代中国曾发生过的一些社会现实，比如“文化革命”中的群体性歇斯底里，反映出底层民众对权力的渴望；即便在我们身处其中的当今中国，大众对迷信的抵抗力也并未有太大提高，比如波及甚广的“法X功”，和本书中的“叫魂”现象在表现上是较为相似的。这本书的翻译非常不易，耗时两年多。作者虽身为外国人，但他对清朝原始材料的掌握非常充分，单从文字辨识上便可见一斑，例如书中频繁引用的朱批奏折内容，对于大部分国人而言，认出奏折上的汉字都很困难。理一理全书结构脉络：1.叫魂案在德清县发生，然后演变成“剪辫”恐慌（剪辫在清朝是死罪），游方僧人与乞丐等最底层民众遭受冲击，并遭到刑讯逼供。官员态度是怎样的？他们不大可能相信妖术的存在，但又得维持社会秩序，避免捅到皇帝那儿，因此他们尽力保持均衡。2.乾隆朝经济形势：人口剧增、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经济的生气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3.弘历奋力维持满族统治合法性的努力：提防和残酷镇压谋反，谨慎对待清前期规定的“削发令”，作者例举了两个事件：伪稿案和马朝松谋反案；同时，弘历也对江南地区既爱且恨，对满族精英受汉文化“腐化”有着强烈担忧。4.论述《大清律例》中对妖术的界定与处罚。5.妖术溯源，阐述国人的迷信传统以及产生迷信的几个原因，僧道乞丐为何让普通百姓恐惧？6.官僚系统在清剿妖术中的运作，弘历对下属官僚（围绕信息展开）的控制，避免被官员欺瞒，开始要求严查叫魂谋反案。7.案件进一步扩大，制造出众多冤假错案。8.所有嫌犯交由军机大臣直接审问，军机大臣们随后相信叫魂案是个荒唐的错误，冒险说服弘历结案，最终结束追查，并以惩罚失职官员来维持弘历自身尊严。9.分析叫魂案中官僚君主制度引发的问题，弘历如何在考评及选用官员上加强对整个官僚集团的控制。10.君主、官僚知识阶层和普通大众对妖术的不同反应所带来的喻示。大众对待妖术的态度的背后原因值得注意：“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不能更赞的一本非小说类历史作品

貌似是第二次读正经的非小说类历史作品，作者不是中国人，读起来却毫无违和感，可见翻译质量之重要性。整部作品的切入点其实只是一件看起来似乎很稀松平常的事情，然而孔教授却能由小见大，多角度辐射开来层层剖析，从游方僧乞、平民百姓、官僚和君主等各个阶层对该事件的处理态度、心理反应和由此体现出来的群体或个人特质等方面，把清朝盛世的部分剖面图铺展在读者面前。更难能可贵的是，作品描述方法还挺生动有趣的，不至于让人产生学术派过于严谨呆板的抵触心理，大师功力就是深厚！大写的32个赞！

失去魂魄的帝制

社会历来有死后加冕的“死亡崇拜”，然而这样的影响有好有坏，有些抬得过高，有的则深海遗珠重焕光泽。在孔飞力逝世的那年，社交网络上出现很多追忆哀悼他的声音，于是对其人颇感兴趣，看见各种推荐语和评价后，对《叫魂》产生浓厚兴趣，遂很快在网上预订了一本。在阅读之前总有一种无法坚持看完的担忧，因为有过很多次这样的经历：闻其盛名阅读，结果口味不适，与预想相差甚远而热情逐渐退化，有的也只是叶公好龙般搁浅。于是，自己时时携带着这本书以激励自己阅读。当然也有所成效。阅读总处于一种紧张而又浑噩环境。比如长途颠簸的火车，失眠精神萎靡的夜晚，阅读深度可想而知。但另一面，由于这种状态持续时间长而阅读速度也快了不少。不平等与歧视这在封建社会等级严明的古代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较为吃惊的，这种“不平等与歧视”在社会阶级最高层是出于一种尴尬局面，既明目张胆又遮遮掩掩。统治者的不平等与歧视体现在民族和地域问题上。对于统治中国的少数民族来说，除了要具备与汉族一样必不可少的政治素养，更要注意政权合法性的证明和对汉族的文化思想和本族自身传统文化的尺度把握。乾隆是个“虚伪”的人，虚伪在于他身份和内心思想的反差。他一贯向外人展示的是对汉族传统儒学的大加推崇，附庸风雅地表现的汉族的诗书礼乐十分热衷的“十全老人”形象（我有时候会出现否定对他“虚伪”的判断，或许他对汉族文化是有很大的认同感，存在潜移默化的汉化效果，汉族文化本身的优越也是一方面，尽管他们有所抵触。）当然“虚假”的一大缘由是他作为一位统治者不得不因为迎合占中国文化正统的儒学，对自己做出“满汉和睦”的表率。但私下来看他个人是典型的满族身份远高于其他其他民族的种族歧视者。表现最为明显而又让人的便是官僚中高层如总督，巡抚等任命中，汉族所占比例日渐下降，满族的升迁渠道远宽于汉族。乾隆在教训那些他认为那些失去满人高贵品质的旗人时，常将原因归于与汉族官员苟合，沾染异族陋习，对任职汉人文化经济中心的满人一再嘱托，寄予厚望免使沾惹汉官及民众的腐化堕落，他在对身边的满族贵族一再强调自己先辈的骁勇善战，对自己的满族身份推崇。地域上，乾隆对南方既欣喜而又满怀不安鄙视，南方经济地位日益强势，但又是汉族聚集盘根的大本营，那些汉官或者说乡绅土豪的奢靡腐化生活方式使乾隆鄙视不已。他在这种境况下态度又不坚定，一方面面对南方的繁荣他很容易刚愎自用，是自己强而有力才有这盛世，他自己本身也容易沉溺于江南浮华之中（如六下江南，大事铺张）。在《叫魂》中，到处显而易见乾隆的歧视意识：一再嘱托满族高官不要沾染外省（京城以外）陋习，“湖广多狡诈”，对于上任江浙地区的满官与汉官融为一圈，“狼狈为奸”更是痛心，稍有失误便指责汉官误人不浅。在这种满族为贵的思想驱使下。官僚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欺骗很多时候，这个国家是谁的，这问题决定这个国家各个阶级的人参与国家事件是以什么的行为方式和心态。当封建帝制延续到清朝时，专制者的权力高度集中，官僚协作关系日益紧密，在这种情况下，当官者的中庸思想变得越加严重，在叫魂事件中置身事外，消极应付表现的使统治者心痛。官僚制度经历数千年的演进后，在面对百姓和应对皇帝的应变能力已经相当圆滑且有效，面对百姓方式简单粗暴的多，只要在百姓和皇帝之间的衔接工作得当，他就不会畏惧皇帝因为民生问题的责难，面对皇帝的善变和严厉处罚作为威胁时表现自己才能庸钝远比积极表现自己的长处更为安全，而官僚这一切为人处事中少不了的便是对皇帝的欺骗。百姓他们可以不屑于这么做

又名《乾隆三十三年》

一则孔飞力病逝的消息在各读书网站转发，随机一本《叫魂》的书出现在我的视野，名字很吸引眼球，入手一读。如果把这个名字改为《乾隆三十三年》，是不是似曾相识？没错，跟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有点像，但孔飞力明显更擅长写故事，读起来也津津有味。而从事件中分析的问题，也是很震撼，感觉很多相似的情况也曾发生在当代。最后一部分译者的札记也很好，相当于全书总结。这是本值得读的书

精英与民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民众的恐慌，官僚的各怀心思与皇帝的忧虑都是因为人口压力带来的。孔飞力表达了对官僚阶层的一种赞美，这恐怕是受到文革中民粹主义的影响。现在，我觉得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民粹主义来对抗代表官僚阶层的精英主义，穆勒在《论自由》中，韦伯在《论帝国总统》中都表示了这种忧虑。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协调问题恐怕也是当今一大难题。另，孔飞力教授在今年（2016年）逝世。

从社会文化看政治运作

叫魂从社会文化史入手研究深层政治制度史，兼及经济史等领域，是以小见大的典范。作者从1768年春秋间发生于东部几省的叫魂案出发，结合大的历史背景，分层次探讨皇帝、官僚（中央高层、行省官僚）、民众（一般居民、社会边缘群体）的反应与互动，进而揭示造成叫魂案持续发酵的制度、文化原因。就皇帝层面来说，叫魂案的剪辫形式触动了乾隆的政治敏感性，使他认为社会上藏匿着反清势力及由此引发的群众骚乱的可能性，而在追查过程中，行省官僚所表现出的常规化、汉化倾向更激起了乾隆对专制权力受限的担心和恼怒。就官僚层面来看，行省官员受制于常规权力和帝王淫威的双重压力下，既要防范民众骚乱和不满，又要给皇帝他所预先设定的满意答复，于是各种对策相继而出：刑讯、敷衍、转移等等，正是这一环节直接导致了案件越滚越大。而军机大臣等高层官僚则凭借自身的政治和文化权威得以凌驾在地方利益之上，于是便能以一种相对超脱的姿态来审理案件。就民众层面来说，人口与土地不断激化的矛盾使其排斥外来者，民间信仰又使他们对妖术和死亡深感恐惧，于是“愚昧轻信”的百姓动辄将形迹可疑的外乡人扭送官府甚至动用私刑。最后两章是作者对晚清政治制度的宏观点评。孔飞力认为中国是官僚君主制，常规权力与专制权力并行，常规制度既限制了官僚又掣肘了皇权，同时地方上的老油条也深谙钻空子之道（官官相护）；于是皇帝便另辟一条使专制权力超越常规程序的途径，比如秘密安插特殊通讯机制、觐见、对高官大员的特殊考察等等，虽然这些也并不完美。整本书旨在揭示帝王与其雇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另外还分析了民众心理，在一种“受困扰社会”里，民众是没有权力的弱势群体，而对叫魂案的清剿给他们提供了一种“幻觉权力”，他们得以借诬陷他人叫魂的方式报私仇或谋利。其实，不仅是普通民众，就连皇帝、官僚都在利用叫魂案来为己牟利，这大概是看似荒唐的叫魂案得以席卷半个中国的普遍原因。本书还对中国文化体系做了简单分析，认为中国文化既是一统的——上层和下层社会分享着同样的文化背景（都对叫魂恐惧），但具体的文化形式却有千差万别（皇帝恐惧的是政权颠覆，百姓恐惧的是死亡，官僚恐惧的是政绩受损）。本书采用的方法十分多样，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心理分析等等，所用的材料又很广泛，仅读一遍似乎不能参透作者的论证思路，如果没有多学科的背景和对历史情景的熟稔，则读来会有头绪纷繁之感。在此仅记录大概内容，其他有待日后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