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与女红》书评

女红推动的历史

　　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起点开端，是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了飞梭，提高了当时的织布效率。1767年纺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提高了当时的纺纱效率。接着才爆发了一系列的创造发明。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我们在未来环游太空的时候，千万别忘记女人们手上的一块布。追溯到原初，是这块布改变了整个地球的科技发展速度。 　　 　　从手工到机器织布，这中间花费了几千年的时间。时至而今，纺织工厂里的机器代替了女工，手工变得异常珍贵，只有一些粗砺感十足的布料，用它不细致的纹路，诉说着这个年代最后的手工挽歌。 　　我们只能从故纸堆中，旧时影画当中寻找一点女红的影子。梳理出一条发展路径。看看当年的女人，与女红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回忆当初，纺织的发展，是否改变了女人的命运。 　　 　　《女人与女红》一书，选择了50余张世界著名绘画，多角度地展示了当时的女人与女红，以及女红所代表的当时的女人的品格——忠贞，勤奋，美德，权力…… 　　 　　《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赛被刮到妖岛之后，他的妻子佩内洛普遭遇很多人求婚。面对众多求婚者，她提议，等她织完这块布，她再决定嫁给谁。于是，她白天织布，晚上偷偷地将布拆掉…… 　　这是一块永远织不完的布，代表了女性最大的品德——忠贞。（《佩内洛普和求婚者》）当时人们认为，女人是放荡的动物，需要用劳动来束缚她们。而最好的劳动，是女红。本书入选的几乎所有绘画作品，无一不表现着女红能给女人带来的面貌的改变。除了神话/宗教题材的绘画外，本书入选的其余绘画所表现出的风格，几乎都是温婉，淡雅，安静的。一群安静的《缝红衬衫的女人们》沐浴在窗前的阳光下，安静地缝制着女红。一位少女边编织，一边还当着年幼妹妹的《小妈妈》。围墙之上的青年手拿《情书》，围墙内的少女放下手中女红偷偷示意对方不要有任何动静。 　　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并未取得更好的发展道路，在她们面前的，依旧是既定的发展模式。女红，依旧是女性专利，穷人们谋生的手段，富人们用来添光增彩的工具。著名的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画个人肖像时，不忘让画家画她刺绣的模样（《蓬巴杜夫人肖像》），因为这样能让她“化身贞节圣女，进入遵守妇德的名单”。玛丽皇后的姐妹奥地利公主的《自画像》中，她手握纺线，面貌美丽又端庄。 　　 　　本书所选绘画作品主要集中在20世纪之前，具有相当强烈的时代烙印。工业革命因女红（纺织业）而起，却没有马上改变女人的社会命运。绘画中的女性主题依旧走着娴静美好的路线。倒是本书附录部分，放了一张香奈儿的工作照片。这个强大的女人，脖子上挂着夺目的珍珠，脸上露出的神情，绝非娴静。 　　 　　再说回来，纺织业的发展的确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的转变。英国历史上有著名的“老小姐”（终身未婚），英文单词为spinster。最初的意思即为“从事纺织的女人”。中国广东一带在民国时期有“自梳女”（立誓终身不嫁），时代背景亦是当时珠三角一带缫丝业的繁荣。从某种意义上讲，女人们一直被“女红”所束缚，而最终帮助她们与世俗叫板的，也是“女红”。

艺术时光里的女人

佩内洛普是《荷马史诗》中伊萨卡领主英雄奥德赛美丽坚贞的妻子。她和罗马皇后盖娅·塞西利亚一直以来都是备受西方人士尊重并且仰慕的著名的女人。《女人与女红》就以布格罗描摹这个名女人的画作《被打断的工作》为封面。画面中，佩内洛普一袭线条柔和流畅的白衣，金色的长发在头顶结成典雅的发辫，一双美丽又略带忧伤的大眼睛有些无助地看向画外，她并不需要观者主观意愿上的互动或者貌似关心或者抚慰的情愫。不难看出在那条绿色植物为背景的长廊里，她原本是工作着的，确切说，是忙着手里的活计。可是，此刻的她是无心于活计了，她很随意地将左腿搭在右腿上，一双细腻洁白的裸足大方地呈现在观者眼前。她的左手握着一团柔软的蓝色毛线团，在她右边一只编结精美的竹篮里盛着更多的线团，看起来她要做的女红工作量还不小呢！可是，她被打扰了，看看侧躺在她肩上的顽皮天使吧，他正拿着一根草茎肆无忌惮地在她耳畔拨弄，如果你对天使有一定了解，就会知道这个正一门心思逗弄佩内洛普的天使就是小爱神，但是，任他费尽心机，终归拿这个坚贞的谨守妇德的女子毫无办法。而她把所有的思念、爱恋和牵挂都献给了在远方的丈夫。绘画以及其他以影像为载体的艺术形式之所以总是在第一时间打动观众，是因为它总是主观而且殷勤地展现出一个特定的场景给迎合它的人们。透过这个直观的载体，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与画作达成默契或者融入画境。描摹女人的场景数不胜数，经典的影像记录也有很多。其中不乏睡着或者死亡的时刻，清醒或者迷惘的时刻，喋喋不休或者焦灼不安的时刻，当然还有圣洁如天使的时刻。但是，最为艺术家们青睐的也即最能展现女人的场景是女人们平和地做着女红的时刻，她们或垂首凝眸，或端坐纺线，或三五结伴，或独自用功，这样的承载了妇德的平和温馨的场面便被敏感聪慧的艺术家们截取来以飨观众。很多时候，艺术品都是作者对生活的重塑，尽管他可能极尽所能地将原本平凡甚至枯燥的生活演绎得活色生香，然而只要你愿意，还是能够从那些枝蔓横生的细节里挖掘出你所熟悉的原味的生活原貌。记得十一二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很迷恋学做各种女红。先开始是跟着母亲学习编织元宝扣的长围脖和编了麻花辫的淑女帽，那段时间弄得自己跟个小机器人似的，恨不得批量生产。然后，又在某个端午节前夕爱上了用各种零碎的绸布头和干花瓣缝制各种式样的香囊，印象里最美丽的一只是红绿相间的蝴蝶，当时为了做好这只蝴蝶精灵真可谓煞费苦心，小心地将滑腻的绸布规矩地缠了做她的触须，用同色的丝线行了细密的针脚，可是那只美丽的蝴蝶终究还是遗失在岁月里了。仔细想来，当时学这些活计不过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可是那一件件费了心血的成品被亲朋好友有种地赞许时，心里就有着异样的满足感了。至于它与妇德的联系，倒是大了以后才偶尔想到的，却也没有深入思考。拿到《女人与女红》一书，欣赏着著者从六个角度出发娓娓道来，向读者展示女人一路行走过来的历史实在有些震撼。大家首先能看到存在于神话中的女神或者女巫们怎样将劳动与命运结合起来，从这里不难看出贵为艺术品也无从逃脱为统治者服务的命运，三女神合纺玛丽·封·美第奇的命运之线既是鲁斯奉了玛丽的旨意通过一系列多达二十一幅画作对她的形象进行重塑，从而巩固美第奇的政治地位。接下来，著作者托马斯·莱希涅夫斯基又分别从来自天堂的纺线，《圣经》创世纪之初的故事开始通过精美的画作和内涵丰富的赏析引领读者进一步关注女人与她们从事劳动的初始状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不断觉悟，女红这一特殊的职业状态逐渐升级为家庭主妇和市井少女的甜蜜的辛劳。可是底层的贫困女子必须要靠女红来谋生是，那些女裁缝和孤女的处境就悲惨到累到死也做不完了。至于后两个章节，被追求和被诱惑的女性和倒置的世界则另辟蹊径给予读者独特而新奇的视角和思维空间。至此，这本装帧精美、图文并茂的书籍为读者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斑斓的了解女性的窗户。http://epaper.qingdaonews.com/html/qdrb/20131113/qdrb648658.html

规训之下编织生命

　在过往历经的几千年的文明与历史中，以神权、父权、夫权等为代表的男权社会压制了女性的话语表达，她们缄默地存在于社会的底层，被当作生活的负累和赘余，长时间话语权的缺失让她们丧失了在历史文化中应有的地位，以至于男权将她们的生活模式和道德准则统统纳入到唯一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秩序。《女人与女红》就以西方画作中的女人手工劳动文化史的发展变迁作为主线，女人在女红劳作的角色变迁见证了两性关系以及社会阶级地位的变化。　　“她白天动手织那匹宽面的布料，夜晚火炬燃起时，又把织成的布拆毁。”荷马在《奥德赛》中暗示了人生的徒劳和命运的流转，在柏拉图《理想国》中也有对“命运三女神”的描述：有三个女神等距围成一圈，她们是“必然”的命运三女神：拉赫西斯唱过去的事、克洛索唱当前的事、阿特洛泊斯唱将来的事，她们分别在内外面转动纺锤。拉赫西斯下达神的旨意：不是神决定你们的命运，是自己决定命运。美德任人自取，每个人将来有多少美德，全看他对其重视程度。这些传说正是为彼得·保罗·鲁本斯在《三女神合纺玛丽·封·美第奇的命运之线》（藏于巴黎卢浮宫）的创作提供了脚注，古希腊时期的人们将女人神性化，纺锤也不再是普通的劳作工具，而自然渲染上了魔力色彩。　　光环一直延续到圣经之中，手持纺锤、勤做女红的圣母玛利亚是14至15世纪绘画中的热门题材，而且经常与丈夫圣约瑟怀疑她的忠诚有关，《持纺锤的玛利亚》（藏于柏林国家美术博物馆）中即是如此，纺锤暗示着美德和贞操，以行动默默回击圣约瑟的监视和怀疑。女性的善良和隐忍在汉斯·巴尔东·格里恩笔下的《圣伊丽莎白》予以放大，“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穿”，在《马太福音》的教义中，圣伊丽莎白和女仆手不离线践行“七善事”，为衣不掩体的穷人缝制衣料。　　在西方社会，女红对于市井少女来说是她们继承祖辈尊奉神灵，供养自家生计的方式，在一针一线的朝拜中她们弥合了自身的卑微，如洗礼那般的虔诚。《劳作不停的梅策》（藏于科隆应用艺术博物馆）就将无休止纺线的少女缝制于壁毯上，向她们致敬。对于主妇而言，她们贤惠的巧手抵得过裁缝铺的伙计，儿女们不再为衣着的尺寸和色调争论个不休。梅尔滕·梵·海姆斯凯克在《纺车旁的女人肖像》（藏于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中将纺织妇人描绘得淋漓尽致：她右手正缓缓转动纺车的转轮，左手正将羊毛捻成细线，线轴被码得整齐，她将羊毛捆结实，还用一块红刺绣的带子绑住。静态的画面却能传达动态的质感，如所罗门在《箴言》中所言：“女人负责羊毛和亚麻，刚放下这样，就抓起另一样。”　　然而，在上层贵妇和女爵的眼中，脱离了贫民化的标签，纤细的纺线、精美的布料，女红更像是她们娱乐的对象和洗劫绯闻的利器。弗朗索瓦·休伯特·德鲁埃的作品《蓬巴杜夫人肖像》（藏于法国孔代博物馆）中的蓬巴杜侯爵夫人穿着宫廷式的优雅服饰，刺绣是她打发时间的玩意，也会将后世对她的偏见减轻，登上遵守妇德的名单，洗清路易十五世的情妇的贱称。　　她们对女红的偏执和装饰都比不过女红对于女裁缝身体上的规训，安娜·布莱登的画作《就给我短短一个小时》（藏于耶鲁英国艺术中心）的标题取材自托马斯·胡德的诗句，她一直缝补着直至血染十指。守妇德的女人就应本分地做手工，只有当美德睡着时，淫乱才乘虚而入。比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上的压制更难以逃脱的是精神上的引诱和蹂躏，彼得·彼得茨在《男人和手持纺锤的女人》（藏于阿姆斯特丹雷吉克博物馆）中的男人借着酒气的冲动频频靠近女工，女人手中的纺锤和男人手中的酒壶在荷兰风俗画的背景下无疑都指向了性的暗示。　　无论惊天动地，还是耐人寻味，虽然她们恒久的保持缄默，但以这种方式倾诉了孤苦、寂寥与无奈。有德性的女人们永不停歇，这看上去是赞赏，也是拴住她们的镣铐，对于男权社会永无休止聒噪的争吵，她们一语不发，攥着的不再是一块普通的布料，而是自己的生命。2013.08.30 北青网-北京青年报 http://bjyouth.ynet.com/html/2013-08/30/node_1841.htmhttp://news.hexun.com/2013-08-30/157567100.html转载请发豆邮告知，谢谢。

女红推动的历史

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起点开端，是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了飞梭，提高了当时的织布效率。1767年纺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提高了当时的纺纱效率。接着才爆发了一系列的创造发明。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我们在未来环游太空的时候，千万别忘记女人们手上的一块布。追溯到原初，是这块布改变了整个地球的科技发展速度。从手工到机器织布，这中间花费了几千年的时间。时至而今，纺织工厂里的机器代替了女工，手工变得异常珍贵，只有一些粗砺感十足的布料，用它不细致的纹路，诉说着这个年代最后的手工挽歌。我们只能从故纸堆中，旧时影画当中寻找一点女红的影子。梳理出一条发展路径。看看当年的女人，与女红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回忆当初，纺织的发展，是否改变了女人的命运。《女人与女红》一书，选择了50余张世界著名绘画，多角度地展示了当时的女人与女红，以及女红所代表的当时的女人的品格——忠贞，勤奋，美德，权力……《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赛被刮到妖岛之后，他的妻子佩内洛普遭遇很多人求婚。面对众多求婚者，她提议，等她织完这块布，她再决定嫁给谁。于是，她白天织布，晚上偷偷地将布拆掉……这是一块永远织不完的布，代表了女性最大的品德——忠贞。（《佩内洛普和求婚者》）当时人们认为，女人是放荡的动物，需要用劳动来束缚她们。而最好的劳动，是女红。本书入选的几乎所有绘画作品，无一不表现着女红能给女人带来的面貌的改变。除了神话/宗教题材的绘画外，本书入选的其余绘画所表现出的风格，几乎都是温婉，淡雅，安静的。一群安静的《缝红衬衫的女人们》沐浴在窗前的阳光下，安静地缝制着女红。一位少女边编织，一边还当着年幼妹妹的《小妈妈》。围墙之上的青年手拿《情书》，围墙内的少女放下手中女红偷偷示意对方不要有任何动静。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并未取得更好的发展道路，在她们面前的，依旧是既定的发展模式。女红，依旧是女性专利，穷人们谋生的手段，富人们用来添光增彩的工具。著名的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画个人肖像时，不忘让画家画她刺绣的模样（《蓬巴杜夫人肖像》），因为这样能让她“化身贞节圣女，进入遵守妇德的名单”。玛丽皇后的姐妹奥地利公主的《自画像》中，她手握纺线，面貌美丽又端庄。本书所选绘画作品主要集中在20世纪之前，具有相当强烈的时代烙印。工业革命因女红（纺织业）而起，却没有马上改变女人的社会命运。绘画中的女性主题依旧走着娴静美好的路线。倒是本书附录部分，放了一张香奈儿的工作照片。这个强大的女人，脖子上挂着夺目的珍珠，脸上露出的神情，绝非娴静。再说回来，纺织业的发展的确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的转变。英国历史上有著名的“老小姐”（终身未婚），英文单词为spinster。最初的意思即为“从事纺织的女人”。中国广东一带在民国时期有“自梳女”（立誓终身不嫁），时代背景亦是当时珠三角一带缫丝业的繁荣。从某种意义上讲，女人们一直被“女红”所束缚，而最终帮助她们与世俗叫板的，也是“女红”。

从束缚到掌握

　　自从小学时看过《傲慢与偏见》之后，就一直很喜欢简·奥斯汀的作品。这位一生未婚的女作家总是安排她笔下那些待嫁的年轻女子或是端坐在沙发上，或是斜倚在窗边，一边闲谈，一边穿针引线。她们穿着帝国时期优雅的高腰衣裙，时不时放下手中的活计拢一拢蓬松的鬓发，对着心爱的人嫣然一笑，而那些动人的故事就在那些细密的针脚之间逐渐编织成形。她们的女监护人则坐在一边，一边做着女红一边留心着这些年轻后辈是否会行差踏错。　　然而做女红并不是奥斯汀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女性才情有独钟的事，古往今来，女红都被视作是女性一项重要技能。虽然如今很多现代女性已经不识女红，但是由于专业的关系，我也时常要做些针线活。可惜我自小手脚粗笨，便时不时被人嘲笑，“你真的是女生吗？”　　在世人心目中，女生擅长女红是理所当然的。即便是在成衣批量生产贩售，寻常人家的女性根本没有必要识习女红的时代也是如此。男性若是从事女红，往往会被视为缺乏男子气概，甚至是一种屈辱。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成为女王翁法勒的情人之后，在她的命令之下纺织纱线，被众人视为笑柄。　　在遮身蔽体的服饰刚刚产生的时候，拥有缝纫技术的女性无疑是智慧的象征，是一个家庭的重要生产力。可是随着文明和经济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不需要再为自己和家人裁衣，也不需要依靠女红换取生活所需，尤其是中上阶层的女性，女红已经成为一项象征性、符号性的技能，女红被与妇德联系在了一起。　　《女人与女红》一书以题材将那些描绘正在从事女红的女性的化作分类，而其中有数个章节都提到了一点——擅长女红的女性被认为是白璧无瑕的，而不擅女红的女性则仿佛被打上了懒惰、放荡的红字。这种毫无道理的社会偏见在基于《圣经》题材的画作中多有体现。在《圣经》中，并没有刻意着墨于圣母玛利亚对于女红的精善程度，但是在文学和绘画作品中却对这一点大肆渲染——玛利亚手持着象征美德和纯洁的纺锤，接受天使的宣告，抗击丈夫的疑忌，哺育膝下幼子。女红的题材在描绘圣伊丽莎白、圣格尔德、圣玛格丽特等女圣徒的画作中也不鲜见。　　女性的形象被纱线层层裹缚，圈禁在丈夫、孩子、家庭之内，大多数人甚至不愿意挣扎逃生，任凭年复一年缠绕在她们身上的乱线将她们勒息毙命。她们不需要参与政治，不需要识文断字，只需要在家中日复一日地捻毛纺纱、刺绣挑花。贫苦的人家的女性靠得这一门手艺获得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而对于家境优渥的女性来说，女红只不过是向社交场上可能的未来夫婿们展示自己可以成为一名世俗眼中忠贞的妻子的标签。女红和出身、嫁妆一起被明码标价，摆到婚姻的交易所里售卖。就连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都忍不住用女红来为自己的品德粉饰。蓬巴杜夫人创办了沙龙，资助了华图、布歇、法尔康涅等艺术家，与当时的哲学家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过从甚密。她不仅影响了法国的文化界，更影响了整个欧洲。弗朗索瓦·休伯特·德鲁埃曾为她绘制了一副肖像画（《蓬巴杜夫人肖像》），画中的她盛装华服，手捻针线，正在专心刺绣，看起来端淑娴良。她的大部分肖像都是手持鲜花，因此她选择在即将离世之际留下这样一幅肖像，更加引人深思。　　记得前几年夏季，我和几名好友去多佛附近的七姐妹悬崖游玩，途中遇上一间贩卖纪念品的木屋，木屋的后院有一架纺纱机，有个满头银发的英国老妪正坐在纺纱机前手执纺锤捻着羊毛。当时我和几个好友都觉得新鲜有趣，不禁请求老人家让我们试试纺纱机。我们几个从未接触过纺纱的生手纺出来的纱线自然惨不忍睹，但是坐在纺纱机前的时候，却满怀着雀跃的心情。屋外是一望无际的草原，青天碧草，杳无云滓，几头皮毛水亮的牛懒洋洋地甩着尾巴，或是卧在澄澈的水滩边，或是悠闲地踱着步。这情景就好似米勒笔下的《纺纱的牧羊女》，每一笔都是远逝的田园牧歌。只不过那个牧羊女在牧羊的间隙纺织纱线是为了生计，我们不再是了。　　我们坐在纺纱机前，手中握着纱线，粗糙的羊毛擦过掌心。即使我们不能像命运三女神那样手握主宰世人命运的丝线，起码身为新时代的女性，我们可以逐渐主宰我们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