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武更斌 白山出版社 (2009-06出版)
出版日期:2009-6
ISBN:9787806874677
作者:武更斌
页数:814页
作者简介
以毛泽东同志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正气的智慧群体：天纵奇才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和国情无比熟悉，提出了正确的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方针和策略；白区工作经验丰富的刘少奇组织才能卓越；世之完人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红军之父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坚持真理的任弼时甘当人民的骆驼；主管经济的陈云精于理财；举重若轻的邓小平绵里藏针；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刚正无私；独眼军神刘伯承叱咤疆场；贺龙胸怀坦荡；陈毅博学多识；罗荣桓爱护干部；聂荣臻党性极强；徐向前横扫千军；叶剑英足智多谋；粟裕多谋善断；徐海东功勋卓著；陈赓幽默诙谐；黄克诚一生不说假话……特工大师李克农、潘汉年纵横捭阖，知彼知己。这样一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干部队伍是以毛泽东同志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仅仅28年后就取得统一中国大陆辉煌胜利的根本原因所在。
正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所依靠的是这样的一个不怕流血牺牲，一心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纪律严明的智慧群体，那么它能够取得统一中国大陆的辉煌胜利也就是必然的。
《胜因(毛泽东靠什么统一大陆上下)》以中国共产党诸领袖和人民军队的众将帅的生平经历为主线，介绍他们走向革命的原因、过程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
希望能够通过《胜因(毛泽东靠什么统一大陆上下)》对开国领袖、将帅的革命生涯、工作方法与领导艺术的介绍，为我们今天的领导同志树立一个为人、为官、为政的办事楷模。并衷心希望这些负有领导责任的同志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能够以开国领袖和将帅的风范为榜样，不计个人名利，不计个人地位，不计个人得失，真正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入，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本书由武更斌编著。
书籍目录
以土地革命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中国第一军事家——毛泽东白区工作的典范——刘少奇为中华之崛起奋斗一生的世之完人——周恩来与毛泽东浑然一体相称的人——朱德中国人民的骆驼——任弼时从商务印书馆学徒到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陈云举重若轻——邓小平一代“儒将”——叶剑英横刀立马大将军——彭德怀独眼战神——刘伯承在低潮时参加革命——贺龙学识渊博胸怀宽广——陈毅唯一的政治元帅——罗荣桓最大一支红军部队的指挥员——徐向前一生只做了两件事——聂荣臻人民军队的第一个总司令——叶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大将——粟裕有大功于中国革命的将军——徐海东一生敢讲真话——黄克诚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将军——陈赓山西新军创建人和领导人——薄一波政治地位与军事地位反差强烈——左权人民英雄——刘志丹军政双全——彭雪枫与彭德怀齐名的奴隶将军——罗炳辉中共的大特务——李克农作家出身的情报和统战大师——潘汉年
编辑推荐
正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所依靠的是这样的一个不怕流血牺牲，一心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纪律严明的智慧群体，那么它能够取得统一中国大陆的辉煌胜利也就是必然的。 《胜因(毛泽东靠什么统一大陆上下)》以中国共产党诸领袖和人民军队的众将帅的生平经历为主线，介绍他们走向革命的原因、过程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希望能够通过本书对开国领袖、将帅的革命生涯、工作方法与领导艺术的介绍，为我们今天的领导同志树立一个为人、为官、为政的办事楷模。本书由武更斌编著。
前言
1921年7点23日，由毛泽东等13名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一大的召开，正式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城里。 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基本上由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一大召开时全国共有53名党员，没有一个是产业工厂。只有武汉的党员郑凯卿是文华书院的工友，算是与工人沾边。其他都是知识分子，而且多出身于有产阶级。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奇怪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最早是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传入中国的，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眼界是能够从外文原作或中国学者的译作中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条件。而在文盲占劳动者绝大多数的旧中国，家里没有几个钱，是没有条件供出一个大学生或中学生的，就是私塾也不是普通农家子弟所能读得起的。而创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有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参加革命并不是为了改变自身处境，而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视升官发财的前途如粪土，自觉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壮丽事业。 中国有句古话叫“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让人惊奇的是，在20世纪上半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基本上是由“秀才”或“书生”的人所创立、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在大革命失败后竟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建立了纵横中国十几个省的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又过了十几年，他们竟然取得了这个占世界1/4以上人口的大国的政权，实现了他们在这个文明古国里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理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能够取得这样的巨大成功，答案其实并不神秘。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与中国历史上的那些造反“秀才”们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除了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能够把中国革命引上正确轨道这个基本前提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和所依靠的干部队伍是一个信仰坚定、不怕流血牺牲、不计个人私利、一心为国为民、纪律严明、团结一致的智慧群体，从而使他们建立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正是依靠亿万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以毛译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才能够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一举推翻几千年的旧秩序。他们那种彻底的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最根本的魄力所在。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个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利益得失的群体。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李大钊、陈独秀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月薪300元大洋。当时的物价是一元大洋可以买四袋白面，一个普通警察的月薪不过是7元大洋，颐和园的门票是2元大洋，普通市民根本不敢问津。除了高官显贵之外，周末能去颐和园游玩的只有北大的教授学者。可以说月薪300元大洋在那时已经可以过上相当不错的生活，更何况执教之余还有丰厚的稿酬收入。如果仅仅从个人利益着想，李大钊、陈独秀根本就没有必要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所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许多高级指挥员，如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一大批开国将帅都是从旧军队中走出来的。他们放弃高官厚禄，为人民的利益浴血奋战20余年，最终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 大革命时期担任师长的叶剑英元帅曾回忆说：“那时师长每个月差不多都有两三万元收入。两三万元已经不少了，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两三年师长就是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经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以毛泽东同志为卓越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个不怕牺牲的群体。在旧中国，白色恐怖的严重程度是后人难以想象的。普鲁士和沙俄政府当年对马克思、列宁等革命者采取的驱逐出境、流放西伯利亚等刑罚，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根本不敢奢望的。因为旧中国当权者最惯用的手段就是屠杀。奉系军阀尽管对京城的一般“洋人”都奴颜婢膝，但为了抓共产党领导人，却可以不顾国际惯例，公然派军警闯入苏联使馆区抓捕李大钊，还发明“三绞处决”法以延长他的痛苦，把绞刑整整进行了40分钟，目的就是让人们唯恐沾“红”而大祸临头。 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甚至于祭起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这种封建时代最野蛮、最血腥的杀戮手段。徐海东大将的27个亲人、39个远亲，包括婴儿在内的男女老少共66人全部被杀光。这种情况还不是个别的。抗战开始后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任八路军一二○师师长的贺龙，曾同蒋介石见过一次面，蒋随口问起贺龙家中可好，贺龙激愤地回答：“我家的房子被烧了，全家80多口人全被杀光，只剩下我一个拿枪的。”蒋介石闻言颇为尴尬，无言以对。 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者多达32.1万余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约占事变前共产党员总数的一半，但在被害者中只占百分之几，超过90%的遇难者都是靠近党的群众。历史上所讲的国民党反革命提出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无所畏惧。中共鄂东特委书记何彬被捕后，敌人为软化其斗志，使用了利诱、亲情等各种手段。在得知他是有名的孝子后，把他的父亲接来当“说客”。但何彬丝毫不为所动，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自己为人民而死是“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要父亲只当没生这个儿子。陈诚看信后默然良久，对部下说：“此人伟大！”这就是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蒋介石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对他的共产党死敌发出的由衷赞叹！ 以毛泽东同志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严明纪律的组织。从建党之日起，就建立了非常严格的纪律。那时，我们党的干部，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和体面的社会地位，其经济来源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完全的职业革命家，专职从事党的工作，在生活上完全靠党提供少量生活费用。例如大革命失败后留在武汉的党的负责人陈潭秋、向警予等，作为被通缉的共产党领袖，不可能有在社会上露面的公开职业，他们每月由党组织提供20元左右的生活费。由于党的经济状况，这样的干部不可能有很多，因此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其待遇和他们的级别根本没有关系，生活往往很艰苦。另一种是可以从事其他社会职业的身份没有暴露的党员，依靠职业收入来维持自己及家庭的生活。有的收入很微薄，有的相对比较宽裕，特别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党员。但中国共产党的一条极为严格的纪律，那就是党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随时要求一个党员放弃薪金优厚的职位，去从事艰苦危险的基层工作或去农村搞武装斗争，每个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谁犹豫不决，或寻找各种理由不执行党的决定，那么党组织就会切断与他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些很有名气的共产党员，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脱党的。这一点是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根本无法相比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蒋介石也是自叹不如。在大陆失败的前一年，他就在演讲中斥责国民党军队纪律涣散。他这样哀叹：“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与此同时，他还毫不隐讳地流露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欣赏。他要求国民党军官们要和“部队同吃、同穿、同住”。他说：“共军干部对于这点可以说是完全做到了，他们官兵之间，只有职务上的区别，而没有生活上的悬殊。”他还称赞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及精神道德。他认为，共产党不仅认真研究和讨论问题，而且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他们不容有一丝含糊笼统的观念，决不允许哗众取宠，半途而废。”而相比之下，“我们一般干部不用脑筋，既不精细，又不确实……所以要归于失败。” 在淮海战役中战败自杀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百韬临死之前托人向蒋介石进言：“……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是奉行到底，我们则阳奉阴违。”蒋介石看后也因此感慨良多。 以毛泽东同志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由无数对党有着坚定信念的党员组成的组织。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我们党的地下工作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为了组织的安全，一般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于是一些党员经常由于组织被破坏或某个党员被捕，而失去与组织的联络。而找党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因为找党只能通过自己过去认识和了解的党员或靠近党的入去寻找。但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谁也不知道对方的情况有什么变化，如果遇到叛徒就等于把自己送入虎口。但他们仍然千方百计、百折不挠地找党。因为他们明白，和自己可能遇到的危险相比，自己更需要党的指导和帮助。 与国民党口头上高喊“精诚团结”而实际上派系林立相比，以毛泽东同志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团结对敌的党，它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也是一支团结一致的自觉性极强的军队。 中国工农红军中最大的一支部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爱人程训宣在肃反中被错误地杀害，而徐向前这时仍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这在国民党军队根本就是不能想象的。那些被错误路线杀害的人，许多人都有机会出走到国民党那一边，到那边不仅会保留生命，还能取得世俗之人想要得到的一切，但他们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留下，选择了牺牲。 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只剩下6000余人。见此情形，彭德怀主动取消了红三军团的编制，部队编入红一军团；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亲笔写下借条，向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借款2500元。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将全军仅有的7000元只留下2000元，其余全部送往中央，解中央红军燃眉之急；解放战争之初，贺龙远在山西，不能参加指挥保卫延安的战斗，彭德怀接过了贺龙部队的指挥权……这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以毛泽东同志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正气的智慧群体：天纵奇才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和国情无比熟悉，提出了正确的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方针和策略；白区工作经验丰富的刘少奇组织才能卓越；世之完人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红军之父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坚持真理的任弼时甘当人民的骆驼；主管经济的陈云精于理财；举重若轻的邓小平绵里藏针；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刚正无私；独眼军神刘伯承叱咤疆场；贺龙胸怀坦荡；陈毅博学多识；罗荣桓爱护干部；聂荣臻党性极强；徐向前横扫千军；叶剑英足智多谋；粟裕多谋善断；徐海东功勋卓著；陈赓幽默诙谐；黄克诚一生不说假话……特工大师李克农、潘汉年纵横捭阖，知彼知己。这样一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干部队伍是以毛泽东同志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仅仅28年后就取得统一中国大陆辉煌胜利的根本原因所在。 正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所依靠的是这样的一个不怕流血牺牲，一心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纪律严明的智慧群体，那么它能够取得统一中国大陆的辉煌胜利也就是必然的。 本书以中国共产党诸领袖和人民军队的众将帅的生平经历为主线，介绍他们走向革命的原因、过程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希望能够通过本书对开国领袖、将帅的革命生涯、工作方法与领导艺术的介绍，为我们今天的领导同志树立一个为人、为官、为政的办事楷模。并衷心希望这些负有领导责任的同志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能够以开国领袖和将帅的风范为榜样，不计个人名利，不计个人地位，不计个人得失，真正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入，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0页) 目前，我们个别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着一些突出的作风问题，主要表现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漠视群众、脱离实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铺张浪费、贪图享受，阳奉阴违、我行我素，独断专行、软弱涣散，以权谋私、骄奢淫逸，等等。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干部身上，但如果不警惕，不抓紧治理，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会损坏我们党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就会影响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就会干扰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就会干扰我们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的迈进。因此领导干部一定要像开国领袖和将帅那样，保持个人良好的工作、生活作风和健康的生活情趣，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一个负有领导责任的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这是党的事业的要求，更是人民群众的期盼。 弘扬优良传统，抵制歪风邪’气，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努力实现领导干部作风的进一步好转，是我们党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的重要保证。中共中央提出要在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要勤奋好学、学以致用；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要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要顾全大局、令行禁止；要发扬民主、团结共事；要秉公用权、廉洁从政；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这就是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无论时代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要像开国领袖和将帅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决反对贪图享受、骄奢淫逸之风，都要树立和保持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真正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科学领导理念，从而努力践行胡锦涛主席提出的领导干部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 党员干部树立和保持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曾经使我们党赢得了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只要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继续发扬和保持开国领袖和将帅的这一优良传统，我们党就一定会完成历史赋予我们党的新的历史使命。 衷心希望本书能对领导干部们有一定的启示！ 武更斌 2009年4月7日
章节摘录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有“现代游击战争之父”之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作为一个具有浓厚诗人气质和深厚农民情结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后来被人们称为伟大领袖的毛泽东，论学历不过师范毕业，更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但就是这样一个学生出身，穿着土布长袍和草鞋，讲着一口地道而难懂的湖南方言的农民子弟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竟然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农村到城市，最后迫使满脑子文治武功的蒋介石率领残兵败将退守弹丸之地——台湾，从而取得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时人称之为“一个诗人赢得了新中国”，那么毛泽东究竟是在什么方面胜出他的同时代人，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并在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对阵中获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呢？ 答案只有一个，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无比熟悉的毛泽东领导的以土地革命方式进行的中国革命实际上就是一场农民革命，它是一场由下而上的、有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的革命运动，因为是这样的一场革命运动，自然也就无往而不胜了。而与毛泽东同时代的辛亥革命党人(包括蒋介石在内)就不懂得这个道理，更没有和不能做到这一点。 中国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封建统治历史的国家，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也只是在形式上建立了一个假共和的局面，共和制的纲领一直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失败时也没有真正兑现过。 辛亥革命虽然以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革命纲领？但以孙中山为主要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仅仅是以松散的革命组织，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有组织的力量、团体进行革命的政治动员，这是国民党组织、动员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特点决定了国民党的施政纲领对社会的变革只能是一种从上而下进行的和平的改良，也就是说基本上不具备暴力革命的性质，这是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有着最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革命运动截然不同的一点。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几乎是同步进行的，革命和改良在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中，经常是一种互为消长的过程，也就是说如果改良的道路能获得社会的支持，革命的力量就会消沉下去；而如果改良的道路难以获得成效，革命就会发展。当时的中国由于传统文化的包袱过于沉重，不能正视自己的落后，在洋务运动时只注重学习西方列强的技术，而不重视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以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教成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反对变革的理论基础。但这种论调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打破，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迫使正处于解体时期的腐朽的清王朝也不得不表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学为体”的政治理论也就随之宣告终结。而清王朝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过程中表现出的腐朽性，也使和平的变革路线难以得到社会的信任，很快让位给了革命的变革路线，一大批以救亡为己任的接受了新思想的青年士子们很快成了革命的骨干力量。但这些人对西方社会制度和理论的研究很有限，对中国社会本身的矛盾也缺乏深刻认识。 民主共和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是一种逐步成熟起来的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革命者中对西方社会制度和理论研究最深入的代表人物孙中山按照西方的先进模式而规划的行动步骤，也往往因不切合中国社会的实际而获得了一个“孙大炮”的外号。 作为一个冒险主义者，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往往认为只要敢于冒险，就有可能取得成功。在具体的行动方式上，孙中山总是想以一批接受了新思想的先进分子动员“会党”去冲击一下腐朽的清王朝，企图依靠运气赢得胜利，但他不知道“会党”是无法用他的现代观念去改造的，“共和革命”的观念对“会党”难以发生作用。“会党首领难用”是当时革命党人的共识，这就决定了“会党”难以成为革命的社会基础。 辛亥革命得以发动乃至于成功，得力于湖北新军的建立，新军的文化素质比较高，“多为士大夫阶级子弟，也有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民国著名将领陈铭枢语)又是一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这是革命者的一个绝无仅有的机遇，这种机遇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革命党人在新军下层官兵中做了大量的思想转化的工作，最终使新军这一本应为清政府效力的军事力量走向革命。 武昌起义后，在革命过程中参加起义军队的所谓“群众”性力量，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战斗力。章太炎这样评价说：“金陵招募之师，大半乞儿车仆”，黄兴也指出：“南京之军队，纷无纪律，不能举军政时代一切之任务也。”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军队在民国成立后还屡屡因缺饷而发生兵变，以至于二次革命时黄兴、陈其美等竟至不敢招兵，不敢动员。 因此，我们可以说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代革命先行者，还不懂得直接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他们还只能去利用和策反既有的组织，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不知道动员、组织群众而且也不知道组织自己、武装自己，以至于不论是当时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还是后来集大成的同盟会，以及在同盟会大旗下的的中部同盟会、武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是很松散的组织，例如当时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在谈及队伍的现状时就指出：“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计划，无切实之组织。”这种现状决定了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群龙无首的局面，以至于不得不推出曾经疯狂搜捕、杀害革命党人的新军旅长黎元洪为起义军都督。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指出：“第一次革命之际及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专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因而失势力、误时机者不少，识者论我党之败，无不归于散涣，诚为确当。”因此他在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希望以“人治”的方法，实行领袖集权，但并没有取得成功。反对“人治”的黄兴组织的欧事研究会，则是一个更为松散的组织。 这也就是承认了当时属于开辟时代的辛亥革命党人，不仅在客观上找不到共和制的社会基础，而且他们自身的素质和行为方式，也难以摆脱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就难以找到社会改造的动员对象和适应其时的动员方式。 由于是中国社会的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者，辛亥革命党人是没有现代变革经验的革命者，他们误以为革命不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而只需要进行简单的社会动员即可和平有序地完成。因此孙中山制定的民生主义，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实施国家政策，努力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而对当时中国社会至为重要的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则认识不足，只是试图通过税收政策的调节，抑制地主阶级的力量，为国家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而不是直接调节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因此孙中山的革命纲领主要是政治动员，而没有利益动员。革命对谁有利？革命又能使谁得到真正的实际利益？革命又会引起什么样的包括经济结构在内的社会变动？都只有一些粗糙的理论性的假设，而没有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被推翻，但革命并没有给最底层的劳苦人民带来任何利益和好处，除了知道皇帝被推翻之外，基层民众的生活没有任何改观，民众在极为失望之余，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自然也就更为漠不关心。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