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章节试读

《天安門》的笔记-第59页

康有为以为，大凡世界之苦有六，即人生之苦、天在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人所尊尚之苦。如果再进一步细究推敲每一类悲苦的性质，则可发现这些都是出自人类在彼此之间所作的分别-即家庭、性别、阶级、国别、职业、法律的藩篱；人类若能消除这些分别，就能臻至大同世界。<原文开始></原文结束>

《天安門》的笔记-第205页

瞿秋白進一步認清，士階級既不屬於資本家，也無法輕率地歸為封建階級；士階級似是而非地壟斷知識，以“剝削”無知的弄明階級，就如果外國列強剝削中國本地的資本家。

《天安門》的笔记-第288页

为了纪念屠杀（三一八）之地，他（闻一多）将这首诗题为《天安门》
两条腿到这会儿还哆嗦
瞧著，瞧著，都追上来了，
要不，我为何要那么跑？
先生，让我喘口气，那东西，
你有没有瞧见那黑漆漆的，
买脑袋的，蹶脚的，多可怕，
还摇晃着白旗说着话……
这年头真没法办，你问谁？
真是人都办不了，别说鬼。
还开会啦，还不老实点儿！
你瞧，都是谁家的小孩儿，
不饶十来岁儿吗？干嘛的？
脑瓜上不是使枪轧的？
……

《天安門》的笔记-第249页

对梁漱溟（儒士梁济的儿子)这样的人而言，泛神论这类的乐观主义未免太过肤浅；他推演的观念是，这三种不同的文明各有其“生成”的过程，各代表意志适应自然环境的不同阶段，近观目前西方模式是透过支配、征服大自然取得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天人合一与适应自然的观念毫无价值或潜力；事实上，中国人的这些观念终将凌驾西方，调和物质力量及对大自然与人类伦理本质的深层理解。印度人断绝物质的观念，在许久之后，将随着意志反向自身、追寻自我否定，标志人类文明的终极转型。梁漱溟以简单的方式来解释这个观念：假设人依据生活经验，欲求遮风避雨处，但目下仅存破屋一处，西方人会推倒就屋再盖新房；中国人的作法是小心翼翼地修葺这破屋；而印度人则是根本断绝要房子的念头。

《天安門》的笔记-第65页

康有为把平等当做终极目标，为了达此目标，每个人在法律、选举、受教育、服公职之前，都是绝对平等的--不过女性在服公职之前必须在人本院、育婴院或养老院服务。男女在公会场合穿的都是同样的礼服，以避免人为歧视。男女年满二十岁，完成教育之后，就可以订立“交好之约”--契约期限最短须满一个月，最久不得超过一年，期满之后可再行续约。同性恋者也可以彼此订阅。康有为想到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找到好工作之后，可能选择不生小孩，会威胁到人类的繁衍，所以主张应尽一切可能，让怀孕变成一件快乐而满足的是：在怀孕之处，孕妇可能还有爱侣，所以要提供美好的环境，分娩之后，小两口如有意思，也可使用情趣用品。大同世界承认人欲无时无处不在。<原文开始></原文结束>

《天安門》的笔记-第544页

批評不可能美妙動聽，也不可能全部正確。如果強求批評的語句，要求批評必須完全正確，否則就治罪，就等於不准許批評，等於不准許改革，也就等於把領導者擺上神化的地位。

《天安門》的笔记-第140页

迁都未果，拥孙者试图透过颁布《临时约法》，将国家大权收拢在国务总理的职权，以钳制袁世凯的势力。国务总理是由参、众议员多数党组成内阁，再推举产生。如此一来，总统倾向虚位化，而非国家实质上最高的行政首长。为了实现这个政治构想，先前的同盟会重新改组成能包容更广泛基础的政党，起名为“国民党”，康有为也一度有意以“国民党”为自己的组织命名。这个新兴政党最有势力的人物是宋教仁。

《天安門》的笔记-第273页

1921年，徐志摩在劍橋、瞿秋白在莫斯科時，魯迅寫下他的不世名著《阿Q正傳》。在這篇被譽為中國近代文學的扛鼎之作，魯迅將阿Q刻畫成一個怯懦、自私、狡猾的人，總是籍形形色色的理由為自己開脫，終因在辛亥革命時自稱是革命黨人而被槍斃，其實他不過是個喜歡吹牛的小偷。魯迅刻意著墨阿Q的樣貌細節，而對其背景含糊帶過，他解釋自己的用意：“我的方法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倒像是寫自己，又像是寫一切人，有次開出反省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