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中国史

出版日期:2015-11-1
ISBN:9787213068520
作者:宫崎市定
页数:388页

作者简介

宫崎市定毕生致力于中国史的研究与教学，在众多领域都有创见，被认为代表着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本书是他积四十年研究与教学经验、面向普通读者的结晶之作，以世界史眼光和社会经济史视角为特色，拥有平易的文风和明快的思维，能把精致的实证研究与大气恢弘的通史叙述紧密结合，集中体现了他的研究成果和特色。

精湛深厚的京都东洋史学风、与国内学界形成鲜明对照的思路与视角；对于书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曾做过专门的研究；将中国置于世界史的进程之中，以“景气史观”阐述盛衰兴亡；几乎从不引经据典，论述全凭记忆力与洞察力；三百余个小标题和平均八百字的篇幅，形成独立又贯通的易读结构；愉快而酣畅的叙述，只为唤起普通读者的兴趣。这一切使这部中国通史具有了深厚的学派底蕴、强烈的个人风格、全新的启发性和的可读性。

书籍目录

砺波护：宫崎市定的生涯

序言

凡例

总论

一 何谓历史

二 时代区分论

三 何谓古代

四 何谓中世

五 何谓近世

六 何谓最近世

第一篇 古代史

一 三代

二 都市国家的时代

三 战国时代

四 秦

五 前汉

六 后汉

第二篇 中世史

一 三国

二 晋

三 南北朝

四 唐

五 五代

第三篇 近世史

一 北宋、辽

二 南宋、金

三 元

四 明

五 清

第四篇 最近世史

一 中华民国

二 国民政府

结语

自跋

附录1 中国史年表

附录2 参考文献解说

索引

内容概要

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1922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人专攻东洋史，1936年赴法留学。1944年任京大教授，先后任巴黎大学、哈佛大学、汉堡大学等客座教授。曾荣获有“汉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日本学士院奖和文化功劳者奖章。在日本和国际汉学界，他的著述被广为阅读和引用，司马辽太郎、松本清张等都是他的书迷。代表作有《中国史》《科举》《九品官人法研究》《亚洲史概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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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2条)

  •     宫崎的文笔非常的棒，虽然是大家想象中的枯燥历史，但读他的中国史丝毫没有晦涩沉闷的感觉，像是听一个老者在拉家常、说故事。无论多么复杂的理论，在他笔下就变成了通晓明白。而且他的“学胆”极大，经常有大胆的推论，有时觉得他不够严谨，但绝不是胡说八道，其实很少有学者具备他那样对历史的敏锐的洞察力。
  •     《宫崎市定中国史》，焦堃、瞿柘如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一本书能把中国数千年史说得清楚明白的，这本即使不是唯一，也是少数之一。不过，需要已经对历史有一定了解，否则有些地方会觉得模糊。作者是疑古派，又是外国人，故对中国古籍多有疑惑。这很对，虽然我们有时不好或不愿接受。同时，对有些观点亦不能赞同，如对西亚文明很推崇，认为东西方文明皆受益之；过于看重食盐在中国历史兴衰中的作用，甚至将长征之因亦归之。另有些小的事实错误，对于外国人来讲可以理解。
  •     承进/文原载《经济观察报》（原标题：宫崎市定与京都学派的中国研究）宫崎市定是20世纪日本著名的史学家，是公认的世界汉学重镇“京都学派”第二代“掌门人”，更是二战后日本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专治东洋史，实际上中国史占了绝大部分。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岩波书店出本了宫崎市定的全集，凡25卷，其中涉及专门的中国史的有18卷之多，研究从上古到近代，可惜绝大部分内容我国都没有翻译，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宫崎的一切研究都是日本“京都学派”观点的反映，尤其是“中国通史”的论述，深受“京都学派”中国历史分期法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谈谈这方面。“京都学派”最著名的学问为内藤湖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以文化论为基础，将古代中国分为“上古”（上古至东汉中期）、中世（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宋至清），中间有两个过渡期（东汉中叶至西晋、唐末至五代）。宫崎市定平生所学，就是完善与巩固此理论。内藤湖南理论的依据是两个方面，一是皇帝政治运作方式的转变，二是中国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消长。宫崎的贡献是用更精密的研究以证明此两条的可靠，且在内藤理论有所不足的经济史方面加以补充。因此，尽管在授业方面，京都的另一位大师桑原骘藏对宫崎的指导更多，但宫崎真正继承的是内藤湖南衣钵。不过，尽管内藤的理论赫赫有名，但即使在日本国内，质疑他的人也很多，如“东京学派”，二者之间的争论保持至今。而后者最为质疑的是内藤关于“中世”贵族制的说法，他们认为，所谓“贵族制”仍是皇帝掌控下的官僚制，秦汉以来并无轩轾，而内藤学说力主“皇帝受制于贵族”，是不对的。然而，双方的争论多集中在“上古”与“中世”，对于内藤近世的分期，也就是著名的“唐宋变革论”，分歧就不大了。而内藤对唐宋分期的理论也很自信，他从政治（贵族变独裁）、经济（有限的实物经济变为全面的货币化）、文学艺术（骈文变古文、彩绘画变黑白的山水画、贵族舞蹈变为平民杂剧）等方面来论证唐宋的变局，可谓面面俱到。宫崎对其理论的发展则是在“近世”中增加了“最近世”，即以中华民国成立为新历史时期的开始，他的依据是比较西方的近世，认为西方的文艺复兴可套用中国的宋代，但文艺复兴后仍有如法国波旁王朝这样的君主专制，直至工业革命的出现，才出现“最近世”，而中国的元明清具备路易十四时期的特征，直至民国的建立，中国的工业革命才开始。至于唐宋的变局，宫崎所做的只是亦步亦趋地补充资料而已。对于魏晋以后的“贵族制”的产生，我所学有限，不敢置喙；关于唐宋的分期，这是史家的定论，也无异议。但对于宋以后的中国“近世”，我则有不同看法。元代是第一个全面征服汉人的异族王朝，且拒不汉化，它给中国带来的巨变不亚于唐宋之间的变革，后来的明、清，皆是继承元代的政治遗产，与唐宋少有关系。总之，唐、宋之间固然有变革，但宋、元之间的变革也同样不容忽视。内藤的历史分期法是建立在文化史与中西比较的基石上的，是一种宏观的大视野，那我也不妨套用一下他的方法。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过程，具体表现在：政治上，由个人或家族的专制发展到民主与宪政；经济上，由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和国家垄断的商业，发展到依靠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关系上，因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人身依附，发展到独立自由的公民个体。从以上三方面看，宋代比起古代，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所进步，如果唐宋变革理论是不可动摇的，那么“社会自由”也可以成为它的论据。不错，宋代的皇权是集中了，但又有哪个朝代的士大夫有如此的政治地位？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连宫崎都认为具备资本主义的特征，但元、明之后除了技术上的提高，经济体制是不是倒退呢？再有人的自由方面，从元代的“四等民”的划分到清朝的满汉分治，又哪一点继承宋朝的风气呢？内藤湖南与宫崎市定皆认为，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是彼此促进的，汉人王朝若没有少数民族的定期融合，常常陷入腐败与堕落。也许宋代以前可以这样讲。但不容忽视的是，汉人在古代东亚的文明程度与创造力始终是最高的，例如，汉人的中原即使沦陷，但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仍能创造出发达的文明，远远高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比如南宋与金，无论女真人如何努力汉化，但同时期创造出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皆远不如南宋，如此可以推下去，征服了整个中国的蒙古人，又打通了东西方的藩篱，但创造出的社会财富，是不是超过了宋代呢？他们所继承的政治制度，到底是辽、金制度还是宋制呢？因此，我认为京都学派分期法的“近世”理论有所缺陷，元代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是深刻的，远远超过宋朝，而影响最大的是以征服者自居的统治之术，导致以知识分子为首的中国人自此变得驯服，使宋代好不容易摆脱门第羁绊而赋予士人的平等与自由的气息，由此被消灭了。这种气息无疑是古代式的，但却是中国真正摆脱“中世”专制社会的可贵资源。作为日本学者，他们研究中国的好处是旁观者清，可以跳出自我美化的民族情结，站在整个东亚的角度上去审视中国历史，因此他们的客观性不容忽视。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人，对中国人对历史的感受是隔膜的。日本近代汉学的兴起，正是其“脱亚入欧”口号最响之时，而当时中国的状况，即便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这样崇拜中国文化的学者，也难免使之心怀轻视。何况日本从未被异族征服的历史，使之忽略一个习惯在奴役下保全自己的古老民族的心理变化，而日本在近代的进步，又会左右他们看待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眼光。宫崎是“晚生”，他的研究主要是在二战以后，可以说最大可能地避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他对中国的研究总体上是客观的。但其所宗的是“京都学派”的正统，不可能不受第一代学者的影响，其消极之处，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少数民族的缺点，我想，当年日本欲进入大陆以支配中国，作为“少数民族”的他们，自然不会过于强调“少数民族”对于华夏文明的破坏；二是忽视对中国古代王朝在专制方面的研究，仅仅以“腐败”而概括，没有触及到“专制”对民族性格的影响，或许他们看来，习惯“被统治”是中国人的天性。因此。他们的研究尽管很缜密，但不能触及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他们的批判尽管很犀利（如桑原骘藏），但总流于表面，不能深入源头。在阅读宫崎市定著作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叹——以宫崎渊博而又深入浅出的学术功力，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可以相抗的几乎没有，日本汉学的整体水平实在是令人佩服！他们有着很好的传承，从明治后开创现代史学以来，他们的第一代内藤湖南、白鸟库吉、桑原骘藏等人就是第一流的大师，当年陈寅恪曾有诗句“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胡适与陈垣也感叹“今日汉学的中心，不在巴黎就在东京”，可见当时日本学者的水平是在中国之上的。这个说起来有点让人难以理解——当时中国还没发生“文革”，许多硕学鸿儒还在世，四书五经、《二十四史》滚瓜烂熟，怎么会不如日本人呢？与宫崎市定同时代的日本史学家石田干之助，擅长介绍世界汉学动态，他曾说“东洋人的东洋研究逊西洋人一筹，不用说，西人之知识未必常深，彼等的判断也未必常中肯，然而在治学方法上，东洋人所不及处甚多”，而西人方法精良，成果显著，“已到了如不利用其成果，就不能展开有意义的新研究的地步”。石田这段话，很精辟地点明了东西治学的差异与差距，而日本的汉学研究之所以能够领先中国，就在于更早地引进了西方的研究方法。日本近代的第一代史学家，多有留学欧洲的背景，深受当时流行的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重视原始资料的利用和考辩。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史学”开始流行时，他们又很快地跟进，宫崎市定在经济史研究的突破，无疑有此痕迹。从方法上看，老一辈的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理论方面，无疑是落后与东邻的，而1949年以后的“与世隔绝”，学术就更谈不上交流了。但日本学者与西方学者不同是中国的典籍他们要熟悉得多。这是因为日本的儒学传统深厚异常，朱子学、阳明学历来不逊于中国，即便是明治时期，儒家的官学私塾到处皆是，许多汉学家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一样精通四书五经，只不过，他们没有科举考试而已。在中西兼并吸收的同时，日本汉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或许可以说是自己法宝。一是文献的搜集，绝对的“上穷碧落下黄泉”，用力之勤，令人咋舌；二是承袭中国乾嘉以来的学术传统，必须精于文字的训诂；三是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如东亚各族或中国的少数民族，尽量掌握其语言文字。老一代的日本汉学家，治学无一不符合以上三项，如京都派的羽田亨，精通十几门外语与古文字，不亚于陈寅恪，可见天下的聪明，并非为中国一家所尽占。这三大法宝又催生出两大强项：尤其精于北方和西域民族史，尤其精于中西的交通史，直至今日，日本汉学的人才虽不及老辈，但仍可以看出这两项的深厚积淀。至于宫崎市定，他的小学功力或不及第一代学者，但从其著作中，仍可以看出他具备相当的常识；而他自认为没有语言天赋，所学过的阿拉伯语虽不成气候，却仍具备运用英、法、中等外语的能力。由此，我不由想起了我国史学大师的陈寅恪。若论天赋与根基，无疑是在宫崎之上，但中日学者的差距又在第二条体现出来了，就是中国学者没有日本稳定的学术环境，不能尽展其才。宫崎的学术高峰期是在二战后，而那时我国正经历连宫崎都没有预料的“大变局”，多少有才华的学者在新时代的要求下，被迫改弦更张，削足适履，去迎合当时的窠臼。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又怎能指望他们能够向宫崎一样天马行空地论述？天才又具风骨的陈寅恪，也只能“著书唯剩颂红妆”地发泄心情，他有多少学问就此而埋没在时代悲剧中呢？真正的落后来源于不自由，就像“宋元变革”给我的启示一样。直至今天，宫崎市定的著作仍没有全面被中国大陆翻译，未必是因为它过时，而是他将中国放在世界史上加以检验而形成的观点，会让被“民族伟大”所教条的中国人感到不爽；而他参加过日军侵华的经历也会给人口实（实际上他只在上海派遣军呆了一年，没打过任何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宫崎市定论文选集》的前言中，中国学者对宫崎的史学极尽批判谩骂，即使那个年代为保身必须如此，但搞历史的，为何不给自己的历史留点余地呢？而在海峡对岸，台湾学者倒是翻译了宫崎的《中国通史》，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民国部分全部被改写，变成了“蒋公的颂歌”。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历史的态度，其实决定了自己的研究水平，不如宫崎市定也就不意外了。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     以前看的台湾华视版
  •     一向对疑古派接受无能…宫崎市定先生在书中提出了相当多的新见，可是并无确切的证据加之以证明，而是运用“可能”这样的词汇来提出自己的猜测，显得并不严谨。
  •     这“景气史观”有趣，认为王朝隆盛期硬通货被储存于国库，导致经济萧条，解决方案是大兴土木或皇帝南巡来让通货进入流通领域。
  •     一向关注日本京都学派。京都学派有两支，一支是哲学研究，如日本著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等学术脉系，也被称为“世界史派”，二战时他的学生高山岩男成为帝国侵略的鼓吹者，我曾写过文章批判之，为“哲学的失足”。一支是研中国学，我们国内比较熟悉的学者诸如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师生二人，他们到中国实地考察，关注浙东学派，与中国学者诸如罗振玉、王国维、胡适、鲁迅等都有学术交往；在研究方法上，持实证主义以及注重文献收集与考证,以确凿的史料来证实历史事实。作为一名外国学者，他更容易从世界史的角度进入中国史和中国社会，并从经济的“景气”观入理，将中国历史上的唐宋作为中世和近世两个时代区分，宋代以后作为近世。并以此将宋代视为世界近世来临之际文艺复兴之一地。这一观点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
  •     因为完全与自己无关而依靠他人之眼确认的，是不会成为有自信的体系的。文艺复兴东西方的牵动。看了以后有种感觉，世界是个整体，中国不是独特的。更不是孤立的。也不会有为什么我们没有神奇革命，文艺复兴，资本主义之类的自怨自艾，妄自菲薄了。
  •     没得说，不论水平，通史领域必看书目
  •     这本书和我预想的出入很大。完全就是一个薄薄的通史书。另外这本书在这个页数下，没有挑出清晰的逻辑线进行串联。虽然一直在说景气景气，可是什么是景气，景气作为国家金银等类似储备金似的物品，到底对朝代更替和兴衰有多大的影响，阐述的很模糊。
  •     你懂的，删掉了共和国的部分，你不懂的，删掉了英国渥太华协定那一段，还有王朝图谱，以及古代中国地图，并非如前言说的一样不重要，里面包括了安息大夏，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有能力的还是买原版吧
  •     朴素的民族主义和文明时代的社会之互动。内外交错的分析很有意思。宋代以后历史反复问题也很有意义。
  •     从一个日本学者的角度理解中国历史的轨迹与进程，本书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去探讨中国历史，而非拘泥于细节，因而很多历史事件只是一笔带过。本书比较有意思的是将中国史分为四个时期，并提出了“景气观”，个人看来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而且个人尤其不赞成强行将中国历史进行细分。同时作为一名中国读者，感觉本书对中国历史的论述并不深入，只是泛泛而谈，比较适合作为外国特别是日本读者的历史教科书。同时书中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比如作者认为明朝继承了宋朝的政治制度，事实上明宋的制度存在诸多差异，在个人看来绝非可以用“继承”可以概括。
  •     經濟史觀，不帶勁啊。 先秦看得我腦仁漲 難道我是皇漢？
  •     以一人之力写中国通史，个性鲜明，了不起。作者很重视经济在社会和历史进程中体现的作用。但，在知识的提供和问题的揭示上，现在看来，没有太多引人注意处。
  •     怎么没有窑洞党那一章
  •     非常精彩，有很多难得的洞见
  •     感觉很新奇。也很好奇最后一节写了什么
  •     通史最顯史家功力。
  •     16书118。几个早晚翻完，此前看过宫崎市定说水浒、说隋炀帝。宫崎先生对中国史的时代划分，基本是延续其师内藤湖南的三分法，古代（自太古至东汉），中世（自三国至五代），近世（从北宋至清），又加了一个最近世（从民国算起），就成了四分法。俺觉得此书写宋、辽、金史是很不错的，确有独到之处。而书里写最早中日交集是在燕，但唐代对日本的巨大影响一字没写，明代倭乱、清日诸战、八年抗战着墨甚少，几行无关痛痒的字而已。这不难解释，宫崎先生是汉学家、历史学家，但他首先是位日本人，他只会也只能站在日本主流民意这边。
  •     比较适合中国史入门。
  •     重点写宋史（即书中近视的开始），写得也比较好，近代史（最近世）就比较简略了。先秦部分可以忽略，都是激进的作者的臆想与否定。
  •     倔强老人有着独特的视角。
  •     总论和自跋很有意思，疑古态度欠缺史实的支撑，有点天马行空，对比着吕思勉先生的中国史来读，对比很明显。
  •     本书最亮眼的地方在于作者的世界史观，把中国的个体历史问题放在同时代他国的相互影响中。但是问题也在于此，牵强之处在所难免。求同存异，兼听则明。
  •     相当不错的中国通史著作。
  •     一般般，没想象的好，更多的是有，个人意见值得商榷。不能但入门中国史乃至入门日本汉学史，而只能当了解宮崎市定的书。唐宋部分仍是最精彩的，可以与内藤湖南的书相对比。
  •     读了，觉得还不错，只可惜时间关系没能读完，选读了一部分。以后有时间再完整读一次吧。
  •     高水平的扯淡。。。
  •     很棒的中国简史著作，难得的中立客观
  •     陷入了一种“我不想读了”+“我得把它读完”的焦虑。
  •     京都学派
  •     对本书批评虽多，但是考虑一下作者写作年代，还是宽容一点吧。很多材料当时都没发现呢，何况中日当时联系断绝呢。 感觉作者在写书的时候有很强的自觉意识。全凭一个大脑不靠资料写作，也是很强，出现错误当然难免。
  •     不一样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历史，可惜写的有点太简略
  •     有点特别，
  •     有趣的极简中国通史。作者对中国古代、中世、近世和最近世的断代法有独到之见，推崇经济景气史观，且力主都市国家是人类文明标志。全书具备世界史视野，闪烁智慧光芒，许多观点发人深省。前言讲授史学原理，后跋诠释经济景气史观，均极精彩。中文版删去原著1949年后部分，并订正了史实讹误。
  •     宫崎市定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大家，也受到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划分的影响。在此书中，作者以景气史观来观照中国历史，通过金银及货币的流动，来观察每个朝代的景气度，挺有意思的。书中关于诸多历史事件，皆有自己的看法，虽然有些不同意，但仍可作参与。
  •     最近为了做展览草草翻了一遍，京都学派大家的著作
  •     我想知道这本书对近代史部分的叙写是不是被当局改过
  •     对古代部分印象最深的是都市国家和领土国家的介绍。中世则是有高度分裂倾向，以及与之对应的很有特色的帝位“禅让”现象，还提出了一治一乱规律。近世由宋开始由武力国家转变为财政国家，商业高度发达，外交也多以货币解决。作者主攻宋史，全书花了1/5的介绍宋朝，而觉得明朝最没意思，是宋朝的重复，介绍明朝时一直与宋朝进行比对（这点我觉得相当有意思，很多通史只做类似年表的陈述，局限在单个朝代的叙述，而这本书一大特色就是有很多归纳总结和纵向对比）。最近世作者之花了1/10不到的篇幅介绍。只可惜我泱泱中华5000年历史，最后以鸦片战争战败各种屈辱条约签订的形式结尾，只能叹息。市面上的通史很多，只能说百家争鸣各有专攻，所以多看几本，融会贯通起来很很有意思。这书豆瓣评分比较低，我倒觉得还行，是以后可以拿来再翻翻的书。
  •     精简有力，和日本对比的视角独特。
  •     疑古学派，景气史观，近世理论。此三者值得吾辈关注，以补国内史学之不足。
  •     其实历史无论我们怎么认为，都是客观存在的。不过从不同的视角，全局的，发展，交互的；局部，具体的，细节的。都可以有利于更丰富的理解，就像太平天国，虽然有历史的延续性，但是从开始到过程到结果，都不是孤立简单的，二元论的，而是全球文明演化交流的延续几万年过程的一部分。
  •     感觉对王安石变法评价很高。日本人做东西，细节可取，体例视角上总觉得平平（当然也非全部）。
  •     可读性强，景气史观新颖，相当不错的中国史概述。
  •     脑洞大开
  •     可以一看。几个点：一是四分法，古代、中世、近世、最近世，有一定的逻辑道理。中世虽然有大唐帝国，但分裂倾向明显。最近世部分不知道是否有删节，偏简略。近世部分花费许多笔墨写有宋一代，显然有内藤湖南的影响，但议论颇多精彩独到之处。二是景气史观，景气如何确定？大致就是说老百姓过得下去。三是疑古，该疑的地方疑，外人著史，这点好，不以民族感情而遮蔽理性判断。
  •     正如最後參考文獻解說所示，該書幾乎是宮崎氏研究成果的自我摘要、匯總。殷周部分的確“腦洞”驚人，中世的部分逐漸展現其獨到的眼界，多數論述值得接受。考慮到其與二十世紀幾乎等長的生命，我們不能簡單地以學術眼光看待宮崎氏的研究，這一點應當時刻謹記。
  •     经济史观下将中国史作为世界史一部分的研究从经济角度寻找历史自身规律去破除历史周期律。可以看出此书凝结了宫崎一生的研究成果，但因专于景气史观与东西交流也有这样那样的疏漏。欧洲，西亚，东亚之间的交流是否如他所说重要？商周是部落还是国家？铁的冶炼是自身技术还是西亚传入？中国史的纲目。
  •     爱不释手 终于读完第一遍了
  •     日本汉学家的严谨和自习让人敬佩。看看国内的戏说历史，再看看日本人的研究，可能日本人比我们爱华夏文明吧。
  •     读了前言后记，其他是中国通史，我不研究历史理论就不看了。不过前言里作者的研究态度还是很值得肯定的。
  •     买下这本书完全是脑子一热行为，下单时看到当当力推，评论也一片叫好声就买下了。对于我这种历史小白来说专业性比较强，通篇密密麻麻的字也失了看下去的兴趣，先束之高阁有心性了再慢慢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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