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画传

后记

历史人物的评价总是盖棺论定，但对张之洞的评价，在他生前死后，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可以说是盖棺而论未定，不论是新派人物还是旧派人物的评价，都像张之洞这位新旧过渡时代的人物一样，存在过渡时代的色彩。时人曾有一番议论，说张之洞比先人新，比后人旧。十年前谈起新政，谁都把张之洞挂在嘴边，近年来谈起守旧派，又把张之洞挂在嘴边。赞赏张之洞的人，说他是改革之元勋，攻击他的人则说他是假装支持宪政的伪君子。其实虽然赞颂他的有些言过其实，攻击他的也不够实事求是。而今满朝大臣，能和“一新一旧”的张之洞并驾齐驱的还有谁呢？张之洞自己曾说，自己任地方大员25年来，只有在山西的两年公务比较简单，此外没有哪天不是处在荆天棘地之中：大部分所办之事情都不是政府想办之事，所用之钱也不是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也不是心悦诚服之人，“总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为了救国强国，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作为清王朝的“忠臣”，可以说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直到他离开人世之时，他一生为之效力的清王朝，却已经危机四伏，死期将至了。张之洞死后两年，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寿终正寝。清王朝之所以迅速垮台，有多方面的原因，张之洞生前竭尽全力推行的新政，也成为重要原因之一：辛亥革命在武昌成功不仅是因为武汉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张之洞二十年来苦心经营武汉的结果。当时的武汉，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的金融，可供军用；有枪炮厂可供武器装备。张之洞成立的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成为革命的主力；而领导革命者，又多是张之洞所培植的学生。因此湖北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条件都比其他省优越，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这些都是张之洞始料不及的，可谓是种豆得瓜。就张之洞的主观愿望来说，这个结果的确是走向了他所期望的反面；可是对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来说，却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张之洞仕途青云直上、有惊无险的独特道路，铸就了其独特的政治性格。他既“善趋风势”又颇具“书生习气”；他倾心办企业，却无意积聚私人资本去当资本家，而总以封建清官自律；他崇尚西方科学技术、钦羡西方政治制度，而又恪守封建名教纲常和保存国粹；他保持“清流”遗风又相对讲求实际，等等。在他身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特质杂糅并存，他是一个具有矛盾二重性的两栖人物。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提出的，张之洞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复杂的过渡型人物。应该说，这种过渡是中国近代社会演进的缩影。正如中国近代社会由封建主义向半封建半殖民地演化、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并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张之洞也是一个由封建官僚向资产阶级转化而未到达彼岸的人物。他一生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方位，其性格特征是政治上趋新、经济上敏感、军事上开明和文化上恋旧。趋新、敏感和开明驱使他去追逐时代发展的潮流，因而出现了多方位的“过渡”；但文化上的恋旧又注定了他最终不能转化成为资产阶级。他的思想总是陷在趋新与恋旧、变与不变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心态贯穿其一生。他始终在寻觅一条折中新旧、调和中西之路。张之洞从科举及第到去世，走过了47年的仕宦生涯。他的活动范围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及学术等领域。他集封建官僚、近代企业巨头、军事家、教育家与学者于一身，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和兴革，都留下了张之洞的足迹和身影。张之洞与晚清的其他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不同，他不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起家，继而成为拥有实力的洋务大吏，而是靠摇笔杆子起家，以“清流”得宠而名噪朝野，又不失时机地向洋务派转化，大办企业，充当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奠基人。1890年，在汉水和长江交汇处的汉阳龟山北麓，一项巨大的工程开始破土动工，东方第一座近代钢铁厂：汉阳铁厂将在这里拔地而起。1894年，它建成投产，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还早了7年。当时一位日本人万分惊奇地描述了汉阳铁厂的雄伟：“登高下落，使人胆裂：烟囱占起，矗立云霄纵横，密如铁甲；化铁沪之雄杰，碾轨床之森列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纪中国之雄厂耶？”作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创始人，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留下了开拓的足迹，也留下了历史的启示。他在湖北精心构建的工业体系，不仅对湖北的工业化发展，而且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可以说，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工业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张之洞一生倾心兴学育才，成效卓著，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首领。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链条中，他不仅以后期洋务首领而著称，同时又是维新派的同路人、东南互保的盟主、清末新政的主角等。对外态度上，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心，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前提下，竭力调和中外矛盾和利用均势是其外交思想的主要方面。时人曾言，张之洞“往往排众疑，决大议，能以一身开天下风气，而求为风气所转移”。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重大影响。

作者简介

《张之洞画传》主要内容：张之洞是建国初被毛泽东提到的少数几个不应当忘记的近代中国人之一。这首先是因为他创建了汉阳铁厂等一系列民族工业企业，被人们誉为中国的“钢铁之父”。同时，张之洞对近代中国的贡献还在于：他是中国近代铁路的开拓者之一，是当时主持规划和修建铁路最多的人；他是中国率先引进外国机器铸造银元的人，并且是中国币制近代化改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是中国近代新式军队的开创者之一；他主持制定的学堂章程开创了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他是留学日本的倡导者，并且是派出留学生最多的人；也是引进国外人才最多的人；他主持制定的矿务章程是中国第一部行业性法规；他主稿的变法奏折开启了清末新政，应当说，张之洞是一位有创造性和开拓精神的清朝官员。

张之洞一生经历了三次中外战争，即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前两次战争中，他都是坚定的主战派，并且在对法战争中起用老将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他是在战争的指挥上和战后的谈判中敢于对李鸿章说“不”的人。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他又是坚定的主和派，反对同时对八国宣战，并且倡议“东南互保”，使东南半壁免遭战火涂炭。

作为清朝统治者中的一员，张之洞对于反叛朝廷和淆乱朝政的人决不姑容。因此，他砍了唐才常等人的头，视革命党为洪水猛兽等等。

张之洞官至极品，是清朝的忠臣，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通过清朝封建体制的自身改革，来使朝廷的统治得以维系和巩固。他的诸多举措都具有近代性，但近代性与封建性无法共存，最后导致清朝必然的灭亡。张之洞回天无力，带着清朝“国运尽矣”的深深遗憾，走完了72年的人生历程。

这本小小的画传，或许很难展现张之洞一生的每一个精彩瞬间，但通过这些尘封已久的珍贵的历史照片，或许能够让我们去体会一代名臣张之洞在那个风雨飘摇时代中的所思所想、所喜所悲、所作所为。

书籍目录

前言一 清流名士  1.世宦之家  2.进士及第　3.学政风范　　浙江乡试副考官　　湖北学政　　四川学政　4.诤言回天　　平反四川东乡冤案　　庚辰午门案　　修改伊犁条约二 封彊大吏　1.抚晋兴革　2.南疆抗法　3.甲午主战　4.权衡新旧　5.庚子应变三 洋务大臣　1.初涉洋务　2.自强新军　3.钢铁之父　4.兴修铁路　5.振兴工商　6.建设市政　7.办学育才四 自强遗梦　1.倡导新政　2.入主军机　3.老臣谢世结语：世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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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画传》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章节摘录

5.庚子应变1900初，山东、直隶一带兴起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最初是一种习武的民间秘密结社，有贴符念咒、降神附体等迷信仪式，起源于山东，迅速发展到了直隶，并且活跃于保定、天津和北京一带，声势浩大。义和团运动是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产物，也是各地人民反对外国教会势力斗争的继续。义和团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打击外国教会势力，开展大规模的破坏铁路电线、焚烧洋货洋物的活动。他们不能将西方工业文明的成果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很好地区分开来，从而把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一并发泄在与外洋有关的事务上。西方各国认定义和团是仇视外国人的乱民，一面限令清政府尽快将义和团消灭干净，一面以“保卫使馆”为名，派兵进驻北京。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慈禧太后对义和团面临着剿、抚两难的困境。当太后对义和团剿抚两难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即力主剿灭。他认定义和团“实系会匪，断非良民”，“法所当诛”。当听说朝廷有人相信义和团拳术能御枪炮、灭洋人时，张之洞又认定“乱民不能保国，邪术不能御侮”。6月中旬，义和团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进入北京、天津，八国联军也白天津向北京进发。6月19日，太后决定向联军宣战。第二天，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陈义和团为邪教、为乱民、为土匪、为劫盗，应该坚决镇压，恳请朝廷一面电令驻外使臣向各国道歉，一面明谕各省保护洋商、教士。他得知联军中以日军人数最多，同日致电驻日公使李盛铎，请他说服日本政府商各国暂时停止进攻北京。总理衙门的官员和南方督抚的反对意见，并不能阻止慈禧太后的宣战。6月21日，慈禧太后下诏正式向各国宣战。至此，张之洞等人阻止战争爆发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北方战火越烧越大。在对联军宣战的同一天，慈禧太后下令要求各省招抚拳民，抵抗外辱。是遵旨投入战斗呢，还是抗旨按兵不动呢？张之洞又一次面临两难的窘境。按常理，身为太后的宠臣，又刚刚在两年前的戊戌风波中得到太后的关照，他应该站在太后一边，但这回他没有这样做。他是一个有独立思考力的人。对于太后的严谕，他联合南方各省督抚会奏朝廷，首先指出战争对中国非常不利，然后说沿江各省并无所谓拳会义民可招。他保证，如果各国派兵来犯，一定尽力抵抗，存亡与共。与此同时，他还奉旨抽调两湖10多个营的兵力，增援北方战场。张之洞的所言所行。既避免了“抗旨”的嫌疑，又为策划“东南互保”、使战争局限于北方地区而不至波及东南各省乃至全国埋下了伏笔。当然，张之洞所以敢于“抗旨”，拒绝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发动拳会义民对各国作战，还在于他猜透了太后必无作战到底的决心，终归要停战求和。果然，宣战不到10天，太后即谕令清朝驻外公使向各国表示悔意，保证中国一定自行惩办义和团乱民，并竭力保护各国驻华使馆、在华洋人。太后态度的软化，更坚定了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策划“东南互保”的信心。“东南互保”早在太后宣战前就已经开始策划了，宣战后更加紧进行。所谓“东南互保”，是指东南各省督抚与各国驻上海领事互相保证不使东南各省(后扩大至除直隶、山西、东三省以外的广大地区)燃起战火，处于非战争状态，前提是东南各省不发生义和团那样的“灭洋”事件，地方官有能力保护洋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张之洞迅速地处理了发生在湖北监利县螺山、天门县皂市、襄阳县和湖南临湘、湘潭等地反教会事件，并向各国保证，已出示晓谕百姓，严札地方文武，严拿会匪，不容滋事，保护华洋商民教士，当身任其责，不需要外国军队帮助。他深知英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巨大的利益，只要英国不带头派兵船进入长江，他国不敢轻人。因此，他召见英国驻汉口领事法磊斯，说长江流域，本人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力任保护，恐他国人江干预，请英水师在吴淞口外加拦阻，严密防范，自可相安无事，并致电驻英公使罗丰禄，向英国政府转达此意。6月22日，即太后正式宣战的第二天，张之洞倡议，以东南各省督抚的名义，直接致电驻外各公使，向各国外交部声明：各省督抚并未奉有开战谕旨，可见朝廷并无失和之意，希望停战待和，同时强调目前长江、沿海一带各督抚力任保护之责，各国洋人均可勿庸顾虑。这一倡议得到除他的姐夫江苏巡抚鹿传霖以外其他各省督抚的附议。张之洞坚持定见，与李鸿章、刘坤一等联衔将此电分致驻日、俄、美、德、法等国公使转达各国政府，得到的回答几乎相同：停战难允，但长江一带如能力任保护，可不派兵。6月底和7月初，张之洞、刘坤一全权委托盛宣怀和余联元，与驻沪各国总领事具体商订互保章程。这期间，为避免突发事件影响了谈判气氛，他急电长江巡阅水师大臣李秉衡切勿拦阻人江英国船只，说英国意在本国商务，上海已开谈判，英国偶派一、二兵轮人江或游或驻，意在给西人壮胆，安定人心，无关紧要，千万不要节外生枝。1900年7月3号，盛宣怀、余联元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定《东南保护约款》9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10条，规定：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由督抚切实保护，各口岸的外国兵船照常停泊；上海制造局火药库的军火，只限于剿匪和保护中外商民之用；上海租界由各国巡防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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