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略（第一辑）》章节试读

《经略（第一辑）》的笔记-第1页 - 《经略》（辑刊）序言

我们能期望什么？——中国真正成为中国。
我们能做什么？ ——用我们的思考与写作，推动中国向中国的回归。
我们知道什么？ ——以下就是我们汇报的开始。
中国之“中”，首先指向的是其在自身的“天下”视域中所处的地位，相比于地理位置的“居中”和相对于周边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优势，更重要的是其通过自身具体的存在，承载起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生活方式。在19世纪与西方列强激烈碰撞之前，中国在自身所知的“天下”范围内，扮演着文明理想核心担纲者的角色。但19世纪西方列强军舰在海上的突然出现，大大拓展了“天下”的空间范围；国人原来所熟悉的“天下”范围日益被纳入列强的法权秩序，中国在这个秩序中不仅不再“居中”，甚至日益沦落为被征服和掠夺的对象。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硬实力”的衰败使其无法承载原来的文明理想，更深重的危机是，连既有文明理想的普遍性都遭到了深刻的怀疑。中国的古代传统在近代的国际生存竞争中越来越难于提供现成在手的工具，只是以曾经的辉煌映照出当下的屈辱，催促仁人志士们探索出路。紧迫的现实需要压过了任何对文明的体系性与有机性的考量。于是，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学习每一个在当时成功或貌似成功的国家，一个个榜样倒下了，又有一个个榜样被发现乃至发明。近代以来，中国是如此好学，以至于今日中国的器物和制度都成了“万国牌”，充满着“混搭”的色彩。
然而在最高的文明理想层面，中国一直保持着对欧美宣称发现的新的普遍性的怀疑。诸多近代思想者对古典文明理想的怀疑乃至否定，并不等于中国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欧美列强所设定的游戏规则，做一个优等生。古典的“天下”视域与“大同”理想，恰恰以一种新的方式，呈现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之中。中国好学，其背后的精神追求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不仅解放自己，而且要带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获得解放；不仅自己现代化，同时也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这一远大追求在中国国内激发了一系列社会实验和制度创新，其经验和教训都成为现代中国的重要精神财富。然而，在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这一远大追求与中国的综合国力之间尚难以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为未来积累而抑制当下的物质欲望，也导致财富的积累和国力的增强并不会及时体现为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因而给许多人造成了“停滞”的错觉。
于是，路径发生了调整——中国一度刻意悬置文明理想层面的争论，向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开放，以求综合国力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立竿见影式的提高。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内，中国“硬实力”建设成就斐然。这不仅体现在中国“坐二望一”的经济总量、首屈一指的工业生态以及在一些工业领域的领先地位，也体现在日益增强的国际话语权上。环顾全球，恐怕已经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凭一己之力扭转这一趋势。
然而，越到这个时候，我们越是有“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担心。只有中国自己才能打败自己，只有中国自己才能摧毁自己，而这种自我挫败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付出了生态环境恶化、社会贫富分化、族群裂隙扩大等代价，而中国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也在遭受着基层组织空洞化、政党官僚化、党群关系疏离等种种问题的考验。但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克服过度的实用主义，重新阐明将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凝聚在一起的文明理想。
有许多因素阻碍着我们回归文明理想层面的争论。近三十多年来，中国为增强“硬实力”而引进的许多貌似技术性、手段性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中立的，而总是潜在地指向某种既有的普遍性主张和相应的社会秩序。当这些器物和制度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其背后隐藏的社会图景也会逐渐被当成不言自明的规范。而整个社会长期问“器”不问“道”的结果是，中国知识人独立自主地探究新时代的普遍性的意志也已经大大弱化，许多人的想法不过是做好欧美的优等生，更有抱负的目标不过是从优等生的位置再前进一步，把老师从教席上“拱”下去，获得讲授旧教科书的资格。无论是哪一种前景，都需要中国按照旧教科书的标准，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在这一背景下，希望中国独立自主地发现当代与未来世界的普遍性，不啻为离经叛道。
然而，这套旧教科书所宣称的普遍性是否真的名副其实？它提供了从价值观、制度到器物的一个完整的体系，一旦服膺其价值观，就有许多配套的内容自动跟上来，许多问题都获得了现成的答案，可谓现代化建设的“懒人包”。然而这个“懒人包”即便对西方自身的历史经验都没有作诚实的总结 ——比如说，西方各国通常在自身民族工业弱小的时候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等到工业强大之后才实行自由贸易，然而他们不会将此作为历史经验而写入“懒人包”；比如说，德、美、日等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几乎都是“山寨”其他工业先进国家，只是在自己工业体系变得很强大之后，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比如说，美国与西欧是在工业化之后，才真正实现成年男女公民的普选，然而这个顺序也不是“懒人包”的一部分，当代西方会要求发展中国家一步到位地模仿其当代制度，而不鼓励后者真正细致地研究他们的发家史，学习其中有用的东西。 这个“懒人包”可以建立起“老师”对“学生”的绝对权威，但对于那些想从“差生”变成“优等生”的“学生”来说，往往是无益的。
这个“懒人包”面对世界形势的最新发展，其解释力也日益变得捉襟见肘，更谈不上强有力的解决方案了。以欧洲为例，在未来的数十年内，穆斯林将在许多国家成为人口中的多数，而伊斯兰教所提供的绝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信仰，更是一种整全的社会生活方式。如果穆斯林成为多数，按照“一人一票”的规则，就能够逐渐改变现有政治体系的面貌。欧洲只有将伊斯兰教从一种整全的社会生活方式改造成为一种个人信仰，才能让穆斯林完全融入现有的自由民主秩序，然而这种宗教改革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们可以看到，在法国，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社区的对立已经形成。西方提供的“懒人包”将《查理周刊》嘲讽各大宗教的自由视为自身的核心文明成果之一，但它对法国的族群和宗教和谐来说，却是一剂毒药。面对本国的未来，法国的政客们一片迷茫。当“懒人包”在法国本土都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对问题的解决之道的时候，我们还能相信它代表着当代世界的新普遍性么？
从中国革命中产生的独立自主的政治道路，使得中国保持了自主探索和发现当代世界正在生成的新普遍性的可能。在当代世界，一个国家只有提供真正吸引人的公共产品，其所提出的文明理想才能得到内外广泛赞同，而公共产品中最重要的就是针对当代所面临的一系列具有共性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当代中国已经在对外输出自身经济与社会发展经验，尤其是“要想富，先修路”的经验，已经在广大亚非拉地区获得大规模的推广；中国甚至向一些非洲国家输出了政治建设经验。然而，这种输出在当下仍然是有限的，通常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中国内部对于究竟应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社会，仍然存在诸多分歧，对于中国究竟能向世界贡献什么，目前也无法形成一致的意见。
《经略》辑刊诞生于中国的全球意识重新勃兴的时刻。在方法上，我们主张将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的建构和再生产作为紧密关联、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来把握。无论是“攘外必先安内”还是“安内必先攘外”的认识方法，都已经不适应于这个时代，因为“内”与“外”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在很多方面甚至相互嵌入与共振。这意味着，中国秩序的建构，本身就是对各种全球化挑战的回应；同时，中国道路的探索，在增进中国人民幸福的同时，也必然对会其他国家人民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贡献于各国自身的发展道路。
在这种“内-外”观的审视下，这三十多年来主导的“西方-中国”分列两端的世界图景，与中国当下实践的脱节已经越来越大。这一世界图景当初适应了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的实践，但无法把握中国在接下来的开放实践，更无法把握世界秩序演变的动力机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崛起，已经大大改变了全球工业社会的版图。同时，正如中国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影响力“走出去”，也正是从第三世界开始的。相对于掌握一系列国际游戏规则的西方而言，中国是个外来的挑战者。但中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改变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游戏规则，在每个议题上，中国都需要自己的盟友，需要将自己的主张上升为代表全球多数人的主张。实践呼唤“改造我们的学习”，要求我们从广泛的全球史视角切入，将那些被西方“懒人包”史观边缘化的叙述重新放回全球历史互动共生的现场。
世界观和历史观紧密交织。“懒人包”将世界历史表述为一个文明在西方内部不断演进并扩散到其他区域的线性进程。而要自主探索当代世界的新的普遍性，就需要将“懒人包”里所包含的一系列普遍性论述重新历史化、语境化，探究其在何种具体的历史机缘中产生，又如何完成从具体到普遍的话语建构。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破除“血统论”，挖掘“发家史”。没有这个过程，我们无法阐明西方提供的提问方式和回答方式的局限性，也无法看清中国究竟可能在哪些方面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不提议“反向操作”，建构一个中国文明的“血统论”神话。中国必然是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共同问题过程中，通过作出“较大的贡献”而赢得世界的认可，没有过硬的贡献就不会有话语权。因此，中国经典体系的重建与文化传统的复兴，也需要围绕这个“较大的贡献”来做文章。要让未来引导对过去的重构，而非由古人在坟墓里决定未来的道路。
在我们看来，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所留下的“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思想遗产，在全球化时代仍然是强大的法宝。没有独立自主，中国就只能生活在他人的普遍性论述之下，无法为人类贡献新的可能性；没有实事求是，中国就会被各种思想“懒人包”所俘获，失去面对活生生的实践创制新理论的能力；而“群众路线”并不仅仅是国内政党建设的法宝，在全球秩序的建构中也必然具有深远的意义。最后一点或许不易理解，在此仅举一例：只要看看全球各种极端主义势力在争取和组织基层群众上所下的功夫，我们就能理解有些国家的反恐斗争为何不能成功。
我们并不欣赏“为批判而批判”的姿态，而是主张有责任感的言说。批判与自恋往往只有一步之遥，要想不滑入自恋，就需要对那些推动人类社会演化的力量保持某种敬畏。无形的思想要改变世界，就需要在一个各种力量互动的世界中找到着力点，并尝试给出替代的方案。这需要判断力，更需要责任感。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近代中国虽经“旧邦新造”，但从未失去“天命”意识；认识新时代的“天命”，是承担这种“天命”的前提。四年之前，若干同人响应先贤“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创办《经略》网刊，努力以前瞻性的眼光关注国内国际秩序的演变。四年以来，《经略》的编者、读者和作者队伍都不断壮大，初步形成一个具有自身风格的学人群体。正是共同的价值关怀和时代使命感，让不同专业出身的研究者超越学科的藩篱，在思想的互相激荡中携手共进。谁也不敢宣称自己找到了破解时代难题的钥匙，但可以确信，在这个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里，我们将始终如一地践行先贤的教导，努力做责任的承担者和未来的开拓者。
是为序。

《经略》编委会

2015年1月

《经略（第一辑）》的笔记-小水瓶：80后围炉座谈录：为什么我们不想让孩子在美国上学 - 小水瓶：80后围炉座谈录：为什么我们不想让孩子在美国上学

在国人趋之若鹜地把不及弱冠的孩子送往美国接受教育的时候，一对跨国夫妇反其道而行之，为了让女儿接受中国的教育，举家移民中国。这是为什么呢？以下是他们耐人寻味的讨论：
Kay的爸爸（年龄：26，国籍：美国，教育背景：斯坦福大学应用数学／计算机本科）
“我不想让女儿在美国上学最大的顾虑还不是学校，是美国文化。”
有三个最主要的原因：
一、美国文化中Anti-Intellectualism（反智主义）太严重，最明显的是在中小学。大家最想当的是cool kids（酷小孩），cool kids都是不爱学习的，如果你爱学习，大家都认为你是nerd（书呆子），嘲笑你孤立你，如果你喜欢学习，成长环境很负面，一路要承受很多同辈的不认同。
二、在美国从小就“被接触”大量毒品和性。要从小就开始抵制，而且不断有peer pressure（同辈压力）迫使你尝试，这对于教育是很大的干扰。
三、男女非常不平等。当然，世界上哪里男女都是不平等的，但在美国文化中尤其严重。我特别反感美国文化从小就宣传女生要hot（性感），要slutty（风骚），作为女孩子在美国成长的社会氛围特别不好。你看看中国十三、四岁的女孩子，照出相来穿着校服，戴着厚眼镜，很学生样。美国十三、四岁的女孩子都不喜欢自己的年纪，每天化妆去学校，穿像成人一样的衣服。你觉得哪个更接受自己所处的人生阶段，哪种文化更健康？在美国长大，女孩子如果不好看，或者不融入这种氛围，会有很大的同辈压力，被排斥，对于女孩子学习是很大的干扰。
Kay的妈妈（年龄：26，国籍：中国，教育背景：北京大学英国语言文学本科，南加州大学东亚文学硕士）

一、希望我的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校园回忆
我认为我的孩子在中国长大、受教育比在美国快乐的可能性更大。我给加州大学、耶鲁大学都做过几个学期的助教，后来上研究生也教过很多美国大学生，这些年我都在问我教过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当然，能上这些学校的通常学习比较好，他们回忆起中学却没有一个说喜欢或者带着怀念的情绪，都不喜欢自己的中学生涯。相反，我和我的朋友们，现在都毕业几年了，对于校园生活都带着美好的回忆。这么多年过去，还是非常留恋学生时代。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形成这种反差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现在有一种潮流，国内媒体倾向于宣传国外中小学作业少，下午三点放学，孩子多么多么快乐，已形成大趋势。这些陈述是否属实还有待商榷。其实在西方，上私校（一般私校教育水平高于公共学校）的中学生也是下午三点放学，然后开始上各种课外班，补课到晚上八、九点，好学校的学生年级越高，压力越大，我先生回忆起高三时候每天晚上都12点后睡觉。
更重要的是，快乐和幸福感都是一个复杂的事情，不是作业少就等于会更快乐。有两个影响快乐的因素容易被人忽略：第一个是成就感。其实你观察小孩子穿鞋，或者搭一会儿积木高楼，就能发现人类从小开始就对自己经过努力完成某种任务、达到一个结果感到自然的快乐和欣慰。成就感对于健康人格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那究竟什么是成就感呢？一个重要因素是必须有努力这个过程。譬如一个人考两科，一科非常简单，没有任何准备也考得很好；另一科要付出很多努力，然后才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这个人一定是对后者印象更深刻。
我个人在美国念研究生的感觉是很没有意思，因为并不需要多么刻苦，不准备随便答卷成绩都是一等，这样的成绩不代表任何付出，自然没有记忆深刻之处；相反，回忆起大学时代经常挑灯夜战、但大家都刻苦、即使你付出全部努力也未必获得一等成绩的日子，那时的记忆更隽永。所以，这点令我看蔡美儿的书时马上理解了她的意思，我很同意，绝对不是没有压力的孩子就会更快乐。这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我觉得通过努力获得成绩对于孩子是更深刻的快乐，这种经历会进入更持久的精神层面。在国内接受教育，从小就有很多竞争，很多压力，要取得任何成果，必然需要努力，这个过程和这种经历本身对于美好回忆的形成是很有深远意义的。
影响快乐的另一个因素是集体主义。我说的集体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生活状态。国内人口密集，从小到大有很多经历其实都是集体主义的。譬如，上中学上早自习，晚自习，大家一起做课间操眼保操；大学住宿舍，早起刷牙遇到甲乙丙，大家一起上课自习，逛街卧谈，过了很多年我才明白这些在一生中都是头等有意义的事，因为随着人离开校园开始工作，结婚生子，会越来越脱离集体的影响，然后会意识到那些经历的独特和同辈情谊的可贵。我希望我的孩子有机会经历这些时刻。我上大学时四个同学住一个寝室，我先生上大学在斯坦福两个人一间，地方大了他就感觉更快乐了吗？未必。相反，他自己说，我和我大学室友的感情四年下来确实比他在美国学校和同学建立的更深。
集体主义的另一个作用是帮助你日深月久，积累如何与人相处的经验，这些对人以后的生活工作成家立业都是很重要的。在美国长大，人口不密集，所以如果我不喜欢你，我就另找一个地方，用空间来避免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在中国长大，你不喜欢你家邻居，能立刻搬家么？我们大学时室友通常都是四年不换的，如果你不喜欢室友，怎么办？一定要找到欣赏对方、和平相处的方法，一定要学会与人交际。
刘瑜有篇文章叫《集体体操》，写得特逗特实诚特刘瑜。她回忆了自己脱离“单位”，漂泊海外这么多年，没有了集体组织多年自由自在以后的心理状态，其中一段特别写实：
“我已经31岁，但是有时候，我希望有人突然敲我的门，大喊：起来了，起来了，做早操了！
然后我骂骂咧咧、睡眼惺忪地起床，去刷牙洗脸，走廊上碰见老大和老二，水房里碰见老三和老四，回到宿舍，看见在梳妆打扮的老五。然后朝阳下，混迹于成千上万人，我伸胳膊踢腿，从伸展运动做到整理运动。
就算我是厌烦这一切的，可是后来我发现凡是令你烦躁的，其实帮助你防止抑郁。当然抑郁和烦躁谁比谁更可恶，好比自杀与他杀谁比谁更可怕，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个人对于集体主义抗抑郁功能深有体会。在美国，校园生活没有任何集体主义生活状态，看似自由自在，但时间久了就发现这种状态下人真的容易抑郁，就连我教过的学生20岁不到，父母掏钱供他们上的昂贵私校，从来没有什么人生挫折苦难，但有好几个都在吃抗抑郁的药，或者多动症药的。这些年在美国我从一开始看到20岁人吃抗抑郁药感到吃惊，到见怪不怪，因为身边美国孩子吃抗抑郁药实在很普通，而且越是私校富人区，这样孩子越多（当然并不是说穷人不抑郁，但一是穷人担心生计问题是第一位；二是这和经济条件差的家庭无力承担医疗费用有直接关系）。至于刘瑜说的抑郁是否一定比烦躁更糟？我倾向讨论的是有选择没选择的问题。生活在一个人群密集的地方，如果烦躁你可选择避开人群自己宅，如果抑郁你可以选择人群；但如果在没有人群没有任何集体主义生活状态的地方，你却没有人群选，只能“被宅”，结果是“被抑郁”。

二、中国的教育制度更为公平
中国教育有其自身的问题，但总体而言，教育的选拔制度是很公平的：学习好的同学去好学校，很简单。任何制度都需要一个选拔标准，这里的标准是统一化的考试，这是最能避免教育腐败的选拔方式。相对于美国财富决定教育这种标准，我让孩子在中国接受教育心里会感觉更公平。
举个自己的例子，我上大学时，我身边北大同学绝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父母各个行业都有。还有不少同学家境比较困难，就系里这个小样本看，比例大概10%吧，都靠各种助学金或者自己做家教完成了学业。
美国的segregation（区域分化）非常严重。如果你有钱，你的轨迹是这样：从小上私校，一年2-4万学费；大学上好的私校，一年4-5万。你的同学都是同一阶层，即使中小学去的是公共学校，因为是按住房分学区的，好学区房都很贵，所以能去富区富学校的家庭也是一个阶层的。
我曾在耶鲁北大项目做了一年助教，两学期大概一共有40多个耶鲁的学生，没有一个家庭不是中产以上，大概一半学生家里都是有游艇，或者开旅馆的。我也请我先生回忆过他大学认识的所有人的家庭状况是怎样的，他努力回忆了大概100个，最后说想到有一个同学是家庭经济不好拿助学金的。
反之，如果是穷的家庭，住在不好的区里，可以预见教育环境是非常差的，因为第一学校很差，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同辈压力。你的同辈大部分都不愿读书，大部分也不会试图脱离这个环境，因为他们看不到好的例子，更不相信自己有不同的可能。我有位同事，来自洛杉矶著名的乱区，那里帮派活动猖獗。他回忆起初中同学，大部分都加入了帮派，现在已经没几个还活着。他很庆幸地说：“如果不是我搬回菲律宾上学，我肯定也跟他们差不多。”
关于美国教育与财富的直接联姻，一位在上海生活多年现在美国教书的女老师，同时也是我喜爱的作者，在一篇题为文章《为何我说在美国寒门难出贵子》中也有深入分析，从美国学校假期长导致金钱直接决定孩子能否持续学习，到贫困区危险治安情况，和贫困区孩子对于不相信自己能活过40岁这种预期对学习态度的影响，都是非常现实的因素。
我认为作为一个成熟的人，需要丰富的经历，增长更多的见识，接触不同社会阶层，而不是把其它人群的生活简化为新闻中的一个名词。美国社会阶层固化，流动性很低，这种大环境对人的心智全面发展造成了不可忽视的障碍。
Kay爸爸补充：“是这样，不知哪个只有半个脑子的人立法，规定公共学校的资金来自这个学区房子的房产税（在美国有房产的人每年都需要交大约房价总值1%，2%的房产税，各个州和区数字不同）。所以不用多高的智商就马上可以料到，有钱的人都住一起，这个公共学校自然超级有钱。圣地亚哥（Kay爸爸长大的地方）我们区附近有两个学校，有一个是超级有钱的高中，我家不在那个区所以我不能去。这里高中一般都有停车场（高二高三学生和老师都开车去学校），你看我们学校的车都是沃尔沃之类老车，那个学校停的车好多都是跑车，几十万美金的车，给上高中的小孩，对对，还有Delorean，嗯？ 没见过么？ 就是Back to the Future（科幻电影《回到未来》）里那种车。”（此时穿插Google图片，兴致高昂地展示该车）
Kay爸爸接着说：“美国人不喜欢承认‘社会阶级’这个概念，所以假装美国不是一个阶级社会，教育问题和医疗问题其实根源一样，因为大家不喜欢承认‘有钱的人得到更好的服务，’同样基于这种理想主义，美国人不愿意支持‘学习好的孩子得到更好教育’的制度，这样说起来是哦，不是好坏学校之分，不是有钱没钱的学校，大家都去同一个公共学校。所以不能像中国一样选拔好学生进好学校或者一个班。你也可以‘买进’一个好学校，就是在好学区买房。但当然这些操作都不是在表面上进行的。
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既然好学生不能被选拔去单独的班或者学校，那必须和学习水平相对低的呆在一个班，每个班级水平参差不齐，老师怎么讲课呢？ 只能给中等水平的同学讲，所以结果是好学生永远都是觉得上课很无聊，讲课慢……”
Kay妈妈插话：“这是难以避免的，无论什么制度，任何一个班级的学生都是有各种水平的。老师只能按中等水平讲。”
Kay爸爸：“对，但这就涉及一个程度问题。美国的教育制度积极地阻止了聚集好学生的可能。基本情况是学习好的学生不能得到更适当的教育，成了被浪费的资源。”

三、中国文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如果你不在中国长大，不可能理解它。作为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中国对于世界认识的智慧是绝对值得深入了解的。不在中国长大，会错过这笔宝藏。
美国的整体思维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大众深受媒体洗脑，缺乏对外面世界的了解，生活在被宣传为“最好的”国家里。我一直很赞同冯唐所说的：“人心应该相对复杂起来，不要从小就是标准答案，不是对就是错。”人类文明几千年下来，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结果不过是排除异己，不是圣战就是文革。我和我先生都认为这种黑白世界观根本不符合世界上大部分现实。人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态度，而中国人的世界观整体上比较理性。
如果指望孩子在美国长大还可能深入了解中国文化，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周围有太多例子，即使家长努力让小孩子说中文上中文课，小孩子都是要和别的小孩一样，“为什么别的孩子都不学中文跑去玩而我要学？”自然抵制学中文。很多小孩子上学后在家里也是父母问中文，孩子答英文。反之，国内大家都在学十八般武艺，小孩子希望跟着朋友，是有学习动力的。
除了以上顾虑之外，我也有一些硬件上的考虑：首先，国内文化氛围好，书店多，学习条件好。小小一个地区都有很多家好几层的书店，各种书籍和音像资料应有尽有。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一样，中学大学都度过了很多无事在书店晃荡的日子，至今很怀念。我非常喜爱的一位作家，在全世界33个国家居住过，最后还是由衷感叹，要说文化氛围和学习条件，还是国内好。
其次， 学费有所值的问题。现在各界人士都认为，美国继房地产崩盘后，下一个危机是学债的崩溃。确实，这里几乎人人都有学债，有的多得惊人，譬如如果培养一个医生，医学院一路教育投入大概50万美金。更有新闻报道，年轻人身负十余万学债，订婚时未向对方说明，对方知道后感觉受到欺骗而悔婚。
我和我先生同龄，2003年上大学，斯坦福学费是每年40000美金，北大是每年4900元人民币，四年下来差距极大。（Kay爸爸补充： 那是我上学时，现在可能更高了）但这两校的教育水平真的差这么多么？！ 由于我和我先生都比较话痨，对各种事情讨论很多，认识五年每天还是聊天都能不间断聊几个小时，就我们这几年个人体会来看，我们俩除了专业知识很多互不覆盖（一个文学，一个数学和计算机），其余的思维能力和知识深度都差不多。当然，在美国上私校，更多时候并不是为知识，而是为了校友人脉。这就看你认为花三五十万美金来积攒所谓人脉是否值得了。（Kay爸爸补充： 你花的每分钱绝对得到了更多的教育，我的教育不可能超过你的50倍）
人们只会买自己认为物有所值的东西。现在较好的私立大学通常学费每年4-5万美金，还在不断涨，人们认为值得才会支付，但随着经济不振，越来越多的家庭经济条件不断下降，无法支付高昂学费（如同当初房产危机无法支付月供）最后结果自然是不选择昂贵私校。现在已经有不少外籍居民离开美国回到家乡让孩子在家乡上大学。
父母对孩子总是尽心尽力。但做理性的父母在我看来也是养育好孩子的条件之一，我认为，如果一个家庭，有三五十万美金反正常年放着没用，可以送孩子去上私校。但作为普通人家，完全没必要所谓砸锅卖铁就为孩子投钱到一个产出值不可量的私校上。我和我先生都来自普通家庭，我们认为孩子将来怎么样也一样要靠她自己，父母教养已足够，没什么必要为她铺路。替她把路都铺好了，还算是她的人生么？
Kay爸爸：“我再来说说教育本身的一些情况吧：
第一，美国教育这些年来越来越侧重“different learning types”（不同的学习型，大致理论是每个学生如何学习，接受信息是不一样的，譬如有的听讲课就可以理解，有的就不可以），所以如果只用一种方式，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可以理解。我认为这个理论是有道理的，用多种方式“因材施教”有好处。不幸的是，在实际应用中，这个理论很多时候其实只不过让很多孩子“feel good”（感觉好）而已。他们会说：“哦，不是我学习不好，只不过我不是visual learner（视觉学习型）而已。”不过是给了他们更多借口。
第二，美国教育还有一大块是“团队合作”。我认为这是完全失败的一块教学，从来没成功过。给你讲讲我的亲身经验吧，所谓“团队合作”通常情况是这样：在这里长大的美国孩子对于什么是可接受的标准感觉完全不同，有的学生觉得得个B或C就可以了。所以“团队合作”的任务发下来，团队里那些标准低的学生总是等到最后一分钟不得不做才开始，然后马马虎虎就算完了，那些overachievers（总是超越期待去完成更多更好的人）比如我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所以每次结果就是我一个人做好这个项目，帮别的学生得A。
当然，“团队合作”通常有张纸，可以写每个人都做了什么什么，但你如果如实写你做了什么什么，别人只是偷懒，基本没做，团队其他人当然恨死你，你也倒霉。所以标准高的人永远是“lose lose”的情况（不可能赢的情况）。总之，“团队合作”实际应用中就是最用功的孩子帮其他孩子得A。
第三，美国教育这些年一大趋势是标准化考试越来越多，老师的自主选择越来越少。老师都有一个单子，上面列着必须讲的内容，这个单子只有越来越长，从来没减短，所以老师越来越被迫去覆盖所有测试内容。这取决于不同老师，有的老师严重，有的好些。我高中有个历史老师，上课就是让我们拿荧光笔，说哪行哪行划哪句话，再有哪行哪行划哪句，然后考试都是考划的重点。也有时候先做样题，就是和最后考试非常相似的题目。我特别讨厌这种教学，我认为好的教学是启迪人，传授知识，每个人都必须认真听，不知道哪部分要考到，最后考的是你的理解。可惜的是大部分学生都很喜欢划重点，而且还会对不这么明显告诉你考题的老师施压，所以老师越来越受制于测试。
第四，美国教育还有一个趋势，在我说就是家长越来越自私，有个漫画我觉得很形象：第一张是50年代，一个小孩考了F（不及格）， 爸爸对着孩子说：“What's wrong with you？”（你怎么回事？）第二张是现在，小孩考了F，爸爸对着老师说：“What's wrong with you？!”现在趋势是家长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孩子特别好，如果分数不好，肯定是老师的问题，总是指责老师不对。
我也特别反感上学的时候，每次考完总有学生去和老师争论“为什么给我B／C”然后每天追着老师，就是期望让老师烦到受不了来给自己要分。真忍不住想说：“Deal！（面对，应对之意）这根本是你自己不努力！”
第五，美国学校里有一种风气，“数学是让人讨厌的学科。”现在已经不再是教育，而是成为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每个学生都恨数学” 就像“每个孩子都讨厌西兰花”一样，反正大家都这么认为，“讨厌数学”才是正常的。所以，中学里，总有学生上课挑战老师“数学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学这些想象的数字？”要老师花时间来辩解证明为什么要讲这个。总在浪费时间。最后我们数学老师画了个表，放在一边，列了好多职业和这些职业应用到的数学。
我不喜欢这种文化。我认为老师不应该被放在需要为自己辩解为什么讲某些知识的位置上。不能因为某些学生觉得自己长大可能去百货公司卖东西不需要某些知识就必须被迫辩解为什么还要传授知识。
Kay爸爸最后的总结是：“我对美国教育想到的就这些。当然，也有可能因为我是一个高标准的人，我个人对于教育制度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你听到我抱怨的地方比较多。其实，总体说来我觉得我的高中挺好，大概有50%的老师都是好老师。我对好老师的定义就是真的让我学到了知识。”
Kay父母还与Eric／Grace夫妇就中美教育进行了讨论（Eric夫妇简介： Eric，生于美国，小学四年级随父母举家回台湾，读完高中以后进入斯坦福，现斯坦福电子工程学博士； Grace，生于美国，小学开始回台湾上学，高中后进入美国大学，现任某富裕学区小学老师，工作第八年。双方系台湾上学时中学同学。）
Kay妈妈：“Eric，你能不能简单概括下你这些年经历中美教育最深刻的感受。”
“我觉得亚洲和美国教育最大的区别就是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根本上在于社会文化的不同。在亚洲普遍尊敬知识分子。在台湾如此，我想大陆应该也差不多，你说教授？大家自然会觉得啊很有知识让人尊敬。在美国你说教授？ nobody cares。（谁在意呢？）因为美国成功的标准，大家尊敬的，那就是要会赚钱。”
Kay妈妈：“嗯，是的。那具体到学校教育，你觉得两边各有什么优势呢？”
“我觉得亚洲的教育优势在于，它很重视读书，会教你如何读书，让你能把书念得很好。我上了斯坦福以后发现我读书比周围同学都快很多，所以同样时间我就可以掌握更多内容，这绝对得益于我一直在台湾受的教育。但是亚洲教育的问题也在于这点，我有些同学，读书不好，但是比如会摄影什么，很好很有天赋，但因为书读得不好，受到很大压力，一直没有自信，最后摄影什么的也没有很好发展。”
Kay妈妈：“对，因为亚洲在观念上还是觉得读书最重要，所以是一种单线发展，首先，要努力读书，读书不行，再考虑别的。”
“对，其实美国这里也有一条主导的线，就是体育，我也有一些台湾朋友，在台湾上学时学习很差，后来到了美国，但是长大后某天突然发现他们也上了斯坦福之类，就很吃惊：‘What happened？’（怎么回事？） 发现很多都是靠体育。所以，如果学习不好，但有别的特长的学生可能在美国有很多机会发展，也有机会上好大学，但在台湾就没有。”
Kay妈妈：“Eric，你是四年级回去的，你当时什么感觉？你觉得这个时间段对你的教育影响怎么样？”
“四年级回去，感觉压力很大，你也知道美国这里小学学不了什么，回去那一年基本什么都不记得了，就是读书读书，我还记得我妈妈专门教我数学（注：Eric父母，早年回台湾后久未回美，最终放弃美国绿卡，定居新竹，均为大学教授。）”Eric 想了想，补充道：“其实我觉得我弟弟得到了the best of two worlds（两边最好的东西），他回去时是一年级，所以他国文比我要好很多，他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也可以读，比如看金庸啦；英文很难的哲学什么也可以读。（Eric弟弟，与其兄上同一中小学，大学斯坦福，专业经济学，现在北京，任职研究人员。）”
Kay爸爸：“你们两个什么打算？将来有了孩子会在这里还是在台湾上学？”
Grace：“大学两边都可以，能上斯坦福当然很好，台大也很好，但可能更难考。中小学应该是回台湾上，其实真的要看小孩怎么样，如果小孩很聪明，是读书的料，还是在亚洲更好，学习氛围好； 如果不爱读书，可能在美国压力会少一些，然后有特长也会有发展，不会被打压到。”
座谈结束时Kay爸爸总结：“我们希望培养一个独立的孩子，当然希望她在工作方面有更多的选择。我认为美国鼎盛的年代已经过去，工作机会越来越少，生活水平越来越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只会越来越小，最后成为与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相当的经济体。中国经济会越来越大。所以父母当然应该让孩子到有更多机会的地方去。”
Kay妈妈：“在有国籍不同父母的家庭中，怎样养孩子不可避免包含了双方关于世界趋势走向的判断。我们意见一致，这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起来以前看北京的一个外国刊物做调查，调查在京居住的外国人为什么选择居住在北京，其中第一条是‘身处一个蓬勃发展的社会，自己会有历史的参与感。’现在美国社会多年生活的经历让我特别理解这段话。社会氛围对于一个人心态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却是至关重要的。根本上说，我最希望的是孩子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对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忆。”

《经略（第一辑）》的笔记-第89页 - 晨枫：自动化的迷思

在美国再工业化的讨论中，自动化将拯救美国制造业是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自动化、机器人将取代熟练劳动力，节约劳动力成本，提高生产率，从而振兴美国制造业。但自动化能救美国制造业吗？


在美国再工业化的讨论中，自动化将拯救美国制造业是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自动化、机器人将取代熟练劳动力，节约劳动力成本，提高生产率，从而振兴美国制造业。当然，自动化和机器人无法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不能解决再工业化最主要的目标：通过大量就业使美国经济重新走上正循环，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的问题是：自动化能救美国制造业吗？

一般认为，自动化能做到几件事：

1、 提高产品质量
2、 节约生产线上的劳动力
3、 降低对熟练劳动力或者技术人员的需求
4、 理想的全自动生产方式中，系统还具有自学习功能

在实际上，前两件事是有条件的，后两条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人们想象的那回事。

自动化的生产方式可以达到非常高的可重复性，所以产品的一致性较好。但原料品质不是绝对一致的，生产设备也有磨损和状态的变化，在实际使用中，全自动的生产线也是需要经常调整的。自动化生产的产品可以达到相当高的产品一致性，但不能达到最高质量。最高质量只有根据原料和设备的情况实时做出最优调整，这只有手工才能做到。这不是低级劳动力的手工，而是熟练技工的手工。这不是锉刀、钻头的手工，是借用精密机床甚至是数控精密机床的手工，但在熟练的熟练技工手里，根据每一件产品的材质精细加工，这才是质量的极致。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和百黛翡丽手表不是用自动化生产线制造的，这里面有传统工艺的原因，但更大原因正在于此：只有手工才能达到最高质量。但对于大宗产品和普通用户来说，自动化生产达到的质量足够好了。

节约生产线上劳动力就不这么简单。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里，生产线上的劳动力是劳动力的主体，自动化生产无疑可以大大降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要求，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自动化生产的设备维修、加工设计和生产改进本身带来了新的劳动力要求。广义的设备包括硬件和软件。以典型的大型化工厂为例，精馏塔、泵、管道、容器、反应器这些不因为自动化生产还是人工控制而改变，但计算机控制系统（简称DCS）及相关的仪表、阀门是自动化的产物。围绕着DCS，化工厂“多”出来一整条支援链，一般仪表工、专职的DCS仪表工（负责DCS硬件）、专职的PLC（专用于程序逻辑控制和安全连锁保护）仪表工、专职的分析仪表工，控制工程师、DCS工程师（负责系统软件、升级和系统整合）、控制系统IT工程师（负责DCS到商务/管理网络中的过渡层和通过OPC等软件接口协议与DCS连接的先进控制、数据管理系统），这只是在化工厂里的这一部分。相关系统厂商还有一整套技术支援体系，从硬件到软件到全面应用支援，他们当然还有他们的上游支援体系。这样一整条产业链的人力是很可观的，尽管系统厂商及上游厂商的支援体系是在全行业共享的，而不是化工厂专用的。

到这里为止，自动化对拯救美国制造业的作用还是正面的。但接下来的事情就不那么清晰了。
自动化能降低对熟练技工的需求吗？从表面上看，一切都自动了，人的存在都是多余的，当然能降低对熟练技工的要求。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自动控制系统可以控制正常生产条件，并处理有限的、已知的非正常情况。但只要在现实世界中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未知的非正常情况不仅可能出现，而且总是在最要命的时候出现，只有训练有素和善于应变的熟练技工才能对付，所以人的存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救命的。但正是在这一点上，自动化的发展造成了新的问题。自动化系统通常自动处理绝大多数正常和低度异常的情况，容易使操作工产生麻痹和懈怠，并忽视潜移默化的重大异常征兆。一旦出现明显异常的情况的时候，通常已经很紧急了。这时首先要经过一个惊讶和反应阶段，然后需要判别现状，回忆起或者翻出种种应急操作规程。由于这样的异常情况很少见，和平时正常情况的反差太大，心理素质不特别好的操作工常常不能正确处理，像平常一样继续依赖自动化系统替他解围，无法正确判定这已经超出自动化系统的能力范围，从而造成故障升级，甚至演变成灾难性的事故。2010年4月20日墨西哥湾里英国石油公司“深水地平线”平台事故中，事故升级和人员伤亡扩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操作工惊慌失措、当断不断。2011年5月27日，法航447航班从里约热内卢飞往巴黎途中，空速管冻结，失去飞行速度读数，飞行控制系统自动增加飞行高度和速度，为飞行员争取反应的时间和空间，但最终造成失速。飞行员接过手动控制后，在13000多米的高空，本来适当浅俯冲就可以改出失速，但飞行员机械地搬用低空失速时的标准操作规范，继续增加推力和爬高，非但没有改出失速，反而进入深度失速，最终坠机。相反，自动化程度不高的话，操作工时时刻刻需要对过程“把脉”，容易察觉异常现象的蛛丝马迹，反而不容易出现故障升级现象。对自动化系统过度依赖、不能正确判别和处理自动化系统失控的状态，这已经成为工业界普通感到头疼的问题。工业上通常使用仿真系统（也称模拟器）训练操作工的异常情况处理，但训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能正确预测典型异常情况，超出训练课程的异常情况依然要靠操作工随机应变，但高度自动化系统非常容易钝化人的随机应变能力。

还有一个问题是高度自动化后工作负荷高度集中。在手动操作时代，很多操作工分兵把守，各自为阵。自动化之后，很多机械的、重复的工作被自动化系统取代了，操作工在更高的层次监控自动化系统。在体力上，这更加轻松；但信息量实际上大大增加，需要关注的事情多得多。这好比交通警察。在一个交通警管一个路口的时候，他要根据车流情况开关红绿灯，指挥这个路口的交通。交通控制自动化后，他的工作岗位转到交通控制中心，具体路口的红绿灯控制转为自动控制。在正常情况下，他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从确保一个路口交通畅通变为确保一大片路口交通畅通。一旦自动控制不力，出现交通受阻，他需要在短时间内作出大量的人工干预，正确疏导，而不是加剧堵塞，峰值工作负担大大增加，对心理素质和专业技能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

高度自动化的另一个问题是操作经验的流失。随着人员流动，有经验的老资格操作工被缺乏经验的新操作工取代。新操作工从一开始就依赖自动化系统，缺乏实际经验，甚至对超越自控系统的人工干预产生畏惧，到时候想随机应变都无从入手。这就好比用GPS导航自动驾驶的汽车，在正常情况下不需要人的干预，可以安全自动地从A开到B。车上的人在原则上是可以手动超越驾驶的，但在正常情况下没有这个必要。问题是久而久之驾驶技术和对路况的判读就生疏了，或者只有理论上的能力，真的到了GPS或者自动驾驶失灵的时候，驾车人临时抱佛脚，不把车开到沟里才怪。

操作经验流失的另一个坏处在于未来自动化系统的研发。自动化系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纸上谈兵拍脑袋出来的，而是丰富操作经验的物化。熟练技工的经验不仅对于现有生产过程十分重要，对于把改进后或者全新的生产过程开出来更加重要。只有通过他们把新过程摸出来了，才谈得上高度自动化。自动化的难点通常不在关键过程或者动作的自动化，而在于异常情况的处理、人机交互处理、不同状态之间的无缝转换，这些都不是理论或者空想可以解决的，必须要靠高度的经验。所以自动化降低了对不熟练技工的需求，但不降低对熟练技工的需求。问题是熟练技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是从不熟练技工中成长出来的。自动化使得不熟练技工队伍缩小，这使得自动化带来的技术进步难以为继，因为生产技术和产品技术是不断进步的，但熟练技工成了无源之水之后，下一步的自动化就难以为继了。换句话说，过度依赖自动化的制造业振兴可能是一次性的。

这个问题在工程技术人员中也存在。美国制造业公司中技术工作大量外包，一般性设计和工程管理都承包给EPC公司（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以降低公司的负担。这对公司是有利的，有项目的时候请人来做，没项目的时候不需要养一支队伍，更没有福利、养老等长期负担。外包公司里都是资深专业人士，经验和见识比公司里的人还广。问题是EPC公司对用户公司的工程标准和项目程序有一个熟悉过程，这中间的磨合常常令人抓狂。更要命的是，现在可以依靠EPC公司，但大家都没有从第一线出来的工程师了，下一代EPC的人马从哪里来？这种“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短视做法和试图片面依赖自动化振兴制造业一样成问题。

不过，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给人们以新的希望，说不定以后高度智能的系统可以自学习了，那就彻底摆脱对熟练技工的依赖了。摩尔定律依然在发光，计算机的速度依然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长，种种人工智能实验也爆出喜人的成功，计算机甚至战败了国际象棋冠军，“你怎么知道以后计算机就不能比人聪明呢？”

人工智能的极限是一个哲学问题，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计算机是否可能比人聪明都是空谈。人类智能的另一个说法就是智慧，智慧到现在为止依然是一个无法定性和计量的东西，智慧的生成、演进、转移和储存都是远远没有解决的问题。智慧更有显性和隐性两部分，显性智慧由各种成文的知识和思想方法组成，复制显性智慧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隐性的智慧充满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连描述都困难，更谈不上复制或者超越。智慧不是知识的堆积，具有海量的数据库和闪电般的快速检索并不能绕过知识的堆积不等于智慧这个障碍。面对同样的数据，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人工智能要超越的是谁的智能？另外，人类智能本身也在不断演进，人类智能的一大特点就是会有阶跃性的突变，每一个科技发明和人文概念都是人类智能突变的结果，理解和认识这种突变机制本身就需要人类智能的一个突变。人工智能要复制和超越人类智能，就像兔子要吃悬吊在鼻子前的胡萝卜一样。

如果人工智能极限是一个哲学问题，在实践中是否可以不去理睬它，直接用越来越快的计算机挑战人工智能极限呢？换句话说，哲学问题对人工智能实践没有实质性的指导意义呢？自动控制理论比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先行，很多东西可以借鉴。早期控制理论使用输入-输出模型，但60年代卡尔曼提出状态空间理论，用状态方程建立全新的模型，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动态系统的本质，并且把线性/非线性、定常/时变、确定性/随机、单变量/多变量理论放到统一的架构之下。同时，状态空间也第一次触及可控性概念。如果用舞龙作比方，龙头和龙尾好比系统的输出和输入，龙身里的每一个人好比系统的状态变量。龙尾的人可以通过搭在前一个人身上的手传递控制信息，最终使得龙头摆到规定的位置。但如果龙身中间有几个人偷懒，手没有搭在前一个人的身上，那这个“断链”再往龙头方向的所有状态就不可控，不管后面的人如何软硬兼施。换句话说，对于不完全可控的系统，控制系统设计得多精巧都不可能控制所有的状态。可控性是一个跨不过去的坎。人工智能的极限是什么？这个问题最终是绕不过去的。这不是茶余饭后啜牙花的谈资，而是和永动机一样，关系到有意义的科学突破还是无意义的冲撞南墙。

就更具体的自学习系统而言，自动控制理论里也有比照，这就是早就出现的模型参考尤其是自校正控制。这可以说是入门级的自学习系统。这些概念在60、70年代就提出，也曾经使人们大为振奋。自动控制理论的一个关键难点在于拥有形式合适而且精确可靠的动态数学模型，但对于大多数工业过程，这个模型难以获得，所以早期的控制理论常常停留在空谈的层次。自校正控制把在线辨识和最优控制相结合，一面实时校正数学模型，一面根据最新更新的数学模型实时调整控制策略，这不解决了缺乏数学模型的问题了吗？实际上没有，这只是把问题的复杂性转移到另一个层面上去了。在线辨识需要过程处于动态中，死水一潭是无法辨识过程特性的，只有牛鬼蛇神纷纷出动，才能辨识出过程的真实特性。但辨识的目的是形成最优控制，也就是最终把牛鬼蛇神统统镇压下去。但是牛鬼蛇神都镇压之后，在线辨识就要瞪大眼睛无事生非，没有牛鬼蛇神也草木皆兵造出几个来，导致模型失真，真有牛鬼蛇神再露头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过程失控。这个问题有很多就事论事的办法，但没有能从本质上解决的，最终导致又一个美好理论丧生于实践的岩壁脚下。人工智能的自学习是否会遇上同样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学习在学习实际过程的时候，本身也需要人们对自学习的理论和应用进行学习。这就像自动控制避免了学习简单劳动的必要，但增加了理解、掌握和支持自动控制硬件、软件和控制算法的要求。对于复杂过程的控制，最终取决于对过程本质的实质性理解，而不是用投机取巧的数学方法绕过学习关。自学习不仅不能降低人类学习的要求，实际上还增加了人类学习的要求，因为自学习的成功取决于工具的正确应用，这只有来自对实际过程的深入理解。另一方面，对自学习和工具本身的学习成为额外的学习要求。这就是自学习不可能成为懒人福音的道理。

数学救不了懒人还有另一个例子。传统数学模型有一个公式，形式可以很复杂，可以有很多方程联立，可以是代数方程和微分方程的混合，并加入随机等其他复杂性因素，但这种传统数学模型能够描述的现象受到具体方程形式的限制。在研究人类智能的过程中，人们提出神经元的数学模型。这是一个简化的模型，但把很多这样的简化模型组网连接起来，可以描述高度复杂的现象。然而，神经元网络本身依然在数学或者计算上相对简单。神经元网络出现后，很多人以为这是终极数学模型，只要有足够多的数据，包括进所有的变量，从此可以把世界上所有复杂现象一网打尽。在学究们还在颤颤巍巍地刺探神经元网络的数学特征的时候，已经有人把它用于股票预测、市场预测和其他来钱的名堂，结果没有悬念：没戏。数学模型的生命力不在于对过去的解释，而是在于对未来的预测。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反馈系统，人类行为在历史和现状影响下会有所调整，而调整的方式不是对过去类似现象的简单重复，而是会因人因时因事而异。在没有理解人类行为的本质之前，历史的分析可以作为借鉴，但不能由历史简单预测未来，这是人们早已熟知的道理，用眼花缭乱的数学模型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自学习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数学是对现实的抽象，但不下功夫理解现实，抽象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定要误入歧途。

那么自动化可以救美国的再工业化吗？自动化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要人来使用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力量倍增器，但基数是人。美国再工业化的关键还是人。美国的人力资源问题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想绕过美国人力资源的现实，用自动化来创造奇迹，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经略（第一辑）》的笔记-第212页 - 栗维: 托克维尔的用途与滥用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时洛阳纸贵，坊间也突然之间冒出无数书评和读后感。在其中，托克维尔戴着各种面具出场：时而是自由战士，时而是反腐先锋，时而是改革谋士，但始终是一个中国政治评论家，对从晚清改革到当代“唱红打黑”等种种问题发表看法。在“杜甫很忙”、“元芳”之后，托克维尔很忙！

在托克维尔的种种“忙法”中，有一种是非常有典型性的，那就是被一些中国的解读者“任命”为英美革命的推广大使，以及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鞭挞者。根据这种解读，托克维尔只赞成英美式的政治革命，而反对法、俄、中三国的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根据这种解读，革命革掉旧的政治结构就已经足够了，如果再进一步深入到社会与文化层面，那就会一朝不如一朝，到最后只能是“与人心为敌”，沦落为恐怖的政治。根据这种解读，当代中国要避免这种可怕的结果，就必须避免召唤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幽灵，痛下决心，与主流的英美政治接轨。

这种论调曾在90年代的一本大幅“借用”美国三流学者Carol Blum的流行读物中出现。“托克维尔热”使之重新粉墨登场。但在我看来，这样征用托克维尔来为中国的“后悔史学”站台，不啻为对托克维尔的滥用。


讨论革命的当代语境

在中国当代语境中讨论革命，第一涉及到对历史上的革命的态度，第二涉及到对未来（可能的）革命的态度。这两种态度未必重合: 肯定过去革命的人，可能同时反对未来的革命；而否定过去革命的人，可能有意无意地在为未来的革命提供条件。

这种吊诡皆因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而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是一场全方位的大革命的产物。辛亥革命基本上可以被界定为一场政治革命，随后建立的北洋政权也少有社会与文化革新之举。但国民党在反对北洋政权的斗争中已经发动了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采取过从打倒土豪劣绅到砸祠堂、毁寺庙等一系列革命措施。中共继之，推行了更为系统的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建国并非革命的终结，相反，革命仍在继续推进，“继续革命”甚至一度是官方的学说，并被写入1975年宪法。

在今天，“继续革命”的学说早已淡出庙堂，但政权的革命起源的正当性并没有被否定。官方的实质立场是“尊崇而不模仿”：历史上的革命不可被模仿和复制，但仍然需要获得尊崇。这是一个非常充满内在张力的态度，但对任何一个源于革命的政权来说，都是一种必要的态度。“不断革命”的日常化使得常态政治无法建立，出现的要么是无政府状态，要么是一种高度紧张的革命政治状态。但如果对历史上的革命没有必要的尊崇，当下的秩序就无从获得其历史合法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告别革命”的“后悔史学”论调，因为其否定过去的革命，可能会导致否定当下秩序的结果。对官方来说，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自毁历史的作法，提供了活生生的范例。有苏共的前车之鉴，哪怕是最无理想的建制派，仅仅为了保守既有的利益格局，也都不得不在口头上向大革命致敬。

与保守的建制派相比，这三十年来许多锐意进取的“改革派”人士往往更接受“告别革命”的“后悔史学”。真诚的“改革派”恐惧历史上的大革命卷土重来，他们认为中国的历史路径走错了，需要以渐进的方式扳到“正道”上来——比如说，所谓“英美道路”。这种探索的努力是值得尊敬的。但在具体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后悔”已经走向了全盘否定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从此产生的实践意涵是，改革是“换道路”（更正式的说法叫“转轨”），而不是既有制度自我完善的努力。“后悔”至此，可以说是在历史叙事上颠覆了既有秩序的正当性。

真诚的“改革派”当然不认为自己是在为新革命准备条件，他们始终关心的是如何逼迫“保守派”往他们指出的方向上走。但历史是合力的结果，这种良好期望落空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法国大革命刚发动之初，法国其实有相当可观的主张走英国道路的“君宪派”，革命后法国通过的第一部新宪法也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宪法。然而一旦革命的闸门打开，“君宪派”就根本无法控制局面，最终沦为更激进的革命派的垫脚石。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对清朝君主失望的立宪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革命后的政局中，他们也迅速被边缘化。更近的例子是埃及的革命，那些在解放广场上要求军政府进行民主化的埃及自由派，可曾想到穆斯林兄弟会当权，伊斯兰教法卷土重来的一幕？

因而，持“后悔史观”的“改革派”需要思考的是，如果有人一不小心扣动革命的扳机，他们是否hold住局面？


从革命爆发到“不断革命”

在法国的后革命语境中，托克维尔的著作具有一定的“后悔史学”色彩，但绝不是我们在中国见到的那些简单的“后悔史学”。贵族家庭出身的托克维尔不是中国的那些常见的“政治祥林嫂”，天天用“伤痕文学”来控诉大革命的罪恶。 在他看来，大革命要实现的平等确实是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贵族们的天堂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是平等化进程可能有不同的走向，或者产生平等的自由，或者产生无自由的平等。他要努力争取前者，而避免后者。

我们暂先抛开“革命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而看托克维尔对大革命本身的解释。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开始就和各种贵族的“伤痕文学”划清界限，表明自己深入剖析大革命生成机制的伟大抱负。从头到尾，托克维尔提供了极为冷静、甚至冷酷的分析。他展示的革命动力机制，是对我们今天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最有意义的贡献。

对托克维尔来说，大革命之所以在法国而非其他地方爆发，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法国独特的政权结构与阶级结构。法国的绝对主义王权早在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完成最重要的“反封建”的任务，剥夺了封建领地上的领主们的政治权力，用自己的官吏系统取而代之。这种剥夺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赎买”的方式来进行的，领主们放弃政治权力的回报是获得种种经济特权。一旦领主不再在地方公共事务中掌握领导权，不再关心公共福利，他们手中的种种经济特权就日益使他们遭人痛恨，而政治权力的缺乏，则又会使他们受人蔑视。

作为比较，托克维尔指出，英国贵族与法国贵族相反，为了牢牢掌握政治权力，他们宁可放弃很多经济上的特权。后者使之避免平民的痛恨，前者使之避免平民的蔑视。而在德意志地区，领主的政治与经济压迫都比法国深重，但大革命也不会在这样的地方爆发。在我看来，托克维尔实际上是在分析“受压迫感”的产生机制。没有改变自己命运希望的被压迫者往往“乐天知命”（比如今天生活在种姓制度之下的笑眯眯的印度乞丐），而当他已经摆脱大部分枷锁，只剩下那么一点点束缚的时候，恰恰可能是其“受压迫感”最强、最有可能揭竿而起的时候。无独有偶，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非常类似的观察：“许多经济增长较快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较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治反倒动荡不安，暴力频繁，政变迭起，险象丛生。而那些经济起步落后或停滞不前的新独立国家，都能安享相当程度的政治太平。”在亨廷顿看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民对政治体系的期望，如果超出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革命就可能发生。

那么，革命为何走向了“不断革命”？托克维尔著作中对“文人政治”的批评向来为人津津乐道。在一些人的类比中，孙中山、毛泽东领导的真刀真枪的革命，也被解读成了受错误思潮影响的“文人政治”。然而，如果将“不断革命”完全归因于革命者被错误思想（如卢梭理论与马列理论）“毒害”，那就太简单化了。因为思想何以能发挥影响力，本身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在托克维尔那里，“文人政治”得以滋生，恰恰正是法国的特权阶级沦为“财主”、日益不接触政治治理的结果。真正有治理经验的“领主”是不会随随便便异想天开的。

如果说所谓“错误思想”的影响只是“不断革命”的浅层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社会阶级结构。托克维尔向我们展示了法国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贵族与教士都是经济特权的财主，与其他阶级存在激烈的利益冲突；资产阶级又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他们以跻身特权阶级为追求，一些人端着碗吃上了，另外一些还没吃到，相互之间又出现抵牾。资产阶级与农民更是分离的，他们为了逃避军役税与没落领主们的盘剥，抛下了凋蔽的乡村，移居城市。当然，法国阶级之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王权运行的结果。历史上的“赎买”政策形成了特权阶级与非特权阶级的对立，而国王为获得更大财政收入不断出卖各种身份性资源，造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阶级/阶层对立局面。一旦革命爆发，不同群体提出的诉求相互冲突，协同行动的成本非常高。在推翻了共同的压迫者之后，他们根本无法建构一个稳定的政权结构。 在政治权力的碎片化下面，潜藏着的是社会力量的碎片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一旦革命的扳机扣动，接下来的发展就根本不为个人意志所转移。“伤痕文学”的软弱之处恰恰在于，它仅仅是宣泄情绪的“空谈”，而不是真正改变社会条件的“实干”。如果社会条件没有实质改变，革命该发生还是会发生，而“伤痕文学”由于其对当下秩序的否定，恰恰可能成为新的革命的引子。


中国大革命的正当性

“后悔史学”人士试图借助托克维尔来论证，中国二十世纪革命应该止于政治革命，而不应进一步深入。但这只是一种愿望而已。基于托克维尔的革命动力学，我们能在很大程度上理解这场革命何以如此深彻。简而言之，中国革命者所面对的时势挑战远比法国革命更严峻，但同时，中国社会结构的碎片化比法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十世纪漫长的中国革命是一个面临全面崩溃的古老文明寻找出路的努力。但就清朝而言，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已经面临着全面的国家整合危机。1840年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日趋崩溃，甚至中国自身也沦为半殖民地，在政治与经济上都受到列强势力的压迫。而早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开始，清廷就将大量军权、财权下放给了地方，造成了地方坐大的局面。民族关系则是另外一个影响中央政权稳定的因素，满汉矛盾的发酵，中央政府加强边疆治理所引发的反弹，都影响着这个多民族王朝国家的命运。相比之下，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尽管法国在七年战争中遭遇挫折，但仍然是欧洲强国，并不像中国那样沦为“东亚病夫”；从法国国内来看，革命之前也没有出现中央与地方的尖锐矛盾；尽管法国也存在对庞大的海外殖民地的治理问题，但近代国际法体系中的“殖民地”与朝贡体系中的“藩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就法国本土来说，也不存在什么突出的族群矛盾。

清王朝躯体中潜藏的离心力在辛亥革命全面释放，库伦哲布尊丹巴活佛与西藏噶厦政府借机宣布分离，内地各省尽管最终联合，但军省格局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更趋衰弱。托克维尔所谈的大革命加强中央集权这一点，至少在民国时期并非现实。但我们确实能看到，这场革命的初始面目像是一场可以不向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转变的政治革命。在革命阵营中，孙中山一派是强力主张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举的，但他们并不能从事实上主导革命阵营。最终，是北洋集权凭借自身的军政实力接管了民国政权。袁世凯尽可能从制度与文化上保持与清朝的连续性，从形式上维持了一个稳定的政权结构。然而，在王朝的大崩溃之后，北洋集团本身的团结也是十分脆弱的。袁世凯就像一支舞龙队的领头人，有红包可领时，后面的队员配合他向前走，没有红包可领时，后面的队员就消极怠工，让顶上的龙原地晃悠。袁世凯在没有重新整合北洋集团的条件下，乞灵于君主制的象征性资源来凝聚中央权威，但很快引爆了其集团的内部分裂。
袁死后，军省格局进一步深化，北洋集团掌握的中央政权日益无法维持表面的团结，直至1917年出现民国法统的全面分裂。而一旦民国法统分裂，全面割据局面形成，就没有力量能够阻止主张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的政治势力兴起。1923年改组后的国民党最初是作为地方割据势力而出现的；而1930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向对革命前途悲观的党内同志指出，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因而出现“统治阶级混战”，无法维持一个统一的政权。但正是这种“统治阶级混战”，为工农武装割据提供了条件。

因此，“后悔史学”的学者们如果要追究民初从政治革命向社会-文化革命演变的责任，首先要怪的就是袁世凯。怪就怪他的轻举妄动毁掉了“稳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一旦没有稳定的政权结构，就肯定摁不住主张社会革命的“激进势力”。不仅如此，北洋队伍散了之后，连稍有点雄心壮志的地方军阀都开始考虑搞社会革命，因为这样可能有助于巩固统治基础，在群雄逐鹿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比如说，广东的陈炯明竟然能支持共产党员彭湃开展海陆丰农民运动。但我们还是很少听到“后悔史学”的学者们从这个角度来想问题，他们基本上还是与“革命史学”的学者一起谴责袁世凯搞独裁。这种“后悔史学”可以说“后悔”得很没水平，让旁观者着急。

一旦袁世凯去世，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局面形成，接下来就很难有更强的“后悔点”了。“后悔”的条件是后面比前面搞得更糟。但军阀割据与混战已经糟得够可以了。军阀总是无休止地抢占地盘，要抢地盘就要养兵，养兵需要钱，钱从老百姓身上出。 老百姓出了这些钱，看军阀们相互厮杀，把这些钱与人命一起赔掉了，没有留下什么有建设性的东西。在北京的大教授们生活当然过得滋润，但他们是极少数，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知识也无法转化为物质生产力，即便每月拿三百大洋，也是报国无门。不过，还是有人发明了一个新的“后悔点”：军阀割据虽然糟糕，但包含着通过“联省自治”，发展出自由民主制度的可能性。于是陈炯明就突然成了圣贤，而孙中山变成了罪人。然而这是一种多么一厢情愿的想法啊！弱势军阀们喊“联省自治”的口号，首先是为了自保，但一旦自己的势力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想着统一中国。更何况，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之下，列强难道会主动放弃瓜分中国的想法，给中国充分的时间来做欧美人花了数百年时间才取得成效的实验？早在晚清之时，康有为为了批驳梁启超、欧榘甲等人“分省自立”的主张，早已将此种道理说得非常清楚。康并不是从理念上反对地方自治，而是认为以省为单位的自治，蕴含着国家分裂的大危险。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都倾向于将自治单位划得更小，以消除国家分裂隐患。但要实现这一点，首先仍需消除以省为单位的割据，实现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国民革命军喊出“除军阀”口号，何错之有？

一旦我们渡过这个“后悔点”，后面的逻辑就清楚了。为了终结军阀割据与混战局面，就需要凝聚起比旧军阀更大的力量。而凝聚力量的手段就是社会革命， 用反对者的话来说就是搞“痞子运动”（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将原本政治上消极的社会阶级变成积极的政治力量。实事求是地说，农民运动最初是国民党搞起来的。建党初期的中共囿于马列教条，主要关心工人运动，只有毛泽东、彭湃等少数高层干部重视农民运动。但国民党搞了一半不搞了，最后是共产党接着把这个没有完成的任务继续下去。而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痛定思痛，学习共产党搞了土地革命，这当然是百分之百的社会革命。

非要引进新的政治力量吗？为什么不能依靠士绅、军人、官僚和商人来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在这里，托克维尔的革命动力学就直接对我们有用了。 简单来说，清末民初的中国并没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阶级。长久以来，士绅的社会权威主要来自于通过科举制度的身份分配，而不是作为地主的经济地位，他们以皇权为中介形成群体认同。1905年废除科举，而上新学堂、留学等社会流动途径缺乏科举制度的权威性，士绅们的社会影响力出现衰弱之势。丧失了科举制度与帝国官僚制度的支撑，士绅们的全国性联系也进一步弱化，日益成为地方性势力。但一个缺乏全国性联系和政治抱负的阶层，自然也就无法承担起政治领导的使命。清末民初的商人势力更是弱小，东南沿海的很多商人还是列强的买办。革命派所借重的秘密会社势力、海外华侨势力，不仅原本就是中国社会边缘力量，而且内部还存在许多派系斗争，更不足以承担政治领导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之下，清廷所留下来的军人和官僚来接盘，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会中唯一成块的组织力量。然而北洋集团的内部组织过于依赖利益交换与人身效忠，在军省格局下，袁世凯也无法阻止其手下与地方势力相结合，成为离心力量。袁世凯称帝的失败，其关键在于北洋集团内部的分裂。而一旦没有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坐镇，就再也没有力量能将这个军政集团重新粘合在一起。

中国近代革命环环相扣，从中间开始“后悔”，总是会遭遇到缺乏支持条件的问题，难免尴尬。说社会革命不该有，那就意味着国共两党都搞错了，那么海峡两岸的政权都来路不正了。这样的“后悔史学”敢称自己是“保守主义”，那就非常滑稽了——如果保守的是一个在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其实这更像是一种激进主义。

所谓“英美道路”

最后，我们来看托克维尔是否像一些“后悔者”们设想的那样，是他们所界定的“英美道路”的推广大使。对所谓“英美道路”的界定五花八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第二种是作列举式的界定，其内容从保护市场经济、行宪政法治，“小政府”、地方自治等等不一而足；第二种是比较宽泛的界定，认为英美只搞政治革命，不搞社会与文化革命，渐进改革，尊重财产权与传统；

在我看来，第一种界定明显受到了里根-撒切尔改革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很多内容是托克维尔的时代也没有充分理论化的。托克维尔有财产权的观念，但根本说不上有今天经济学家们的“市场经济”概念，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之类问题，更不是他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事实上，贵族出身的托克维尔对英国资产阶级还有很多的鄙夷不屑，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钻到钱眼里去，缺乏伟大的气度。托克维尔自己热衷的事情并不是赚钱，而是在北非为法兰西开疆辟土，并认为法国人只有通过建设帝国这样伟大的事业才能克服身上的小家子气，以更好地保持他们的自由。

用这种界定来描述现状，无异于刻舟求剑。拿联邦制来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描绘的是美国内战之前的联邦制，那时候政治的重心的确是在地方，而不在联邦。但在内战之后，联邦的权力大大加强，到了今天，联邦政府更是成了庞然巨兽。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致力于把政府做得更大，以保护弱势阶层的利益。在他之前，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虽然在理念上更认同“小政府”，但也未能砍掉什么福利，更通过“反恐”，大大扩大了联邦政府的规模与权力。美国的左派通过经济议题扩大政府，右派通过安全议题来扩大政府。至于英国，早就是一个福利国家了，新世纪以来的反恐也进一步扩大了其政府的权力。所谓“道路”，我们应当看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不是一家之言。

更关键的是，托克维尔从来不认为制度是可以简单移植的。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在赞美了美国的共和民主制之后，又郑重指出，即便是这些美国人回到旧大陆去，他们也搞不出现在美国的制度。因为条件不一样。比如说，旧大陆国家所面临的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美国人就不必承受，这就使他们可以长期保持更大的地方分权。在旧大陆，政府的权力必然会更加集中。

第二种界定比第一种界定更为精巧一些，更着眼于一种抽象的精神，而非具体的制度。但这种解释很容易又变成一种神秘的“国民性”论说。首先，英美真的避免了社会革命吗？在笔者看来，北美独立革命与美国建国看起来限于政治革命，但只不过是将社会革命议题——奴隶制——往后推了而已，但最终还是躲不过去。美国内战及废奴，其实就是林肯主导的社会革命，这场内战是19世纪西方内部最大的战争，其残忍与不人道大大逾越了当时的战争法底线。而英国17世纪革命中也并非没有提出财产重新分配的问题——比如说，议会军中的“平等派”就希望在政治革命的同时推行社会革命。克伦威尔为了压制他们的主张，将军队调去攻打爱尔兰，军队一开始打仗，自然就没法作社会革命动员了。为之承担代价的是爱尔兰人。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随着英国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英国的许多国内矛盾就可以向外转移——危险的罪犯被流放到澳大利亚，在国内缺乏机会的下层老百姓可以向海外移民寻找机会，大财团也在海外扩展新业务，而不是挤在一个狭窄的小市场里相互倾轧。大英帝国的油水能够滴几滴到下层老百姓嘴里，于是普通平民也欣欣然地去读莎士比亚，而不是《共产党宣言》。接替英国霸权的美国也是如此，有全世界供养美国，美国的下层阶级也乐得安于现状。

如果中国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或可垦殖的蛮荒土地，还搞什么社会革命呢？然而，很悲摧的是，近代中国自身恰恰是列强的半殖民地。做列强的小跟班不仅捞不着什么油水，还经常被列强剥皮抽筋。如果说法国大革命主要是第三等级革命，中国的大革命可以被称为“第五等级革命”。第四等级是欧洲的工人阶级，而中国的平民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比欧洲工人阶级还低。中国的革命反抗的不仅仅是本国的一两个特权等级或集团，甚至是整个压迫性的国际秩序。各路“智叟”尽可以嘲笑这种反抗是自不量力的“愚公移山”之举。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山”，竟然被移动了，从国内土地革命战火中走出来的中国军队，在朝鲜半岛重创美国纠集的“联合国军”，从此天下对中国刮目相看！

当然，笔者并不否定英美的普通法治理有其精到之处。普通法在司法中为规则的创制留出空间来，使得法律体系能与时俱进，无需等到积重难返时才思改变，这就使得渐进的、连续的改革成为可能。中国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借鉴这种治理精神，但这不意味着中国要模仿普通法国家的具体举措，因为甚至在英联邦成员国中，类似的司法体制产生的实践效果都大不相同。比如说，印度的司法就根本无法让人羡慕——据媒体报告，印度法院积累的待审理案件数量堪称世界之最，截至2010年底共有3100万个案件等待审理，按照现在的速度，仅把这些积案审理完就需要320年！在一个社会变迁日新月异，时间比黄金更宝贵的时代，这种低效简直就是社会改革的克星。

在二十世纪长久的探索之后，中国目前已经走上了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并且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当下的中国比二十世纪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尊重财产权和传统——或许从实质上更接近“后悔史学”赞许的“英美道路”，但却始终得不到“英美道路”粉丝们的肯认。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代中国的传统中包含了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改革过程中，当政者经常通过唤起对革命时代的记忆来凝聚共识与变革的动力，比如说，不断强调“群众路线”、“两个务必”。这种对革命时代符号的不断运用，仍让“英美道路”粉丝心中惴惴不安。一些“英美道路”粉丝策略性地联合新儒家，将革命与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沉淀描绘为“反传统”，从而以“传统复兴”的名义将之清除出去。然而，对于一个心中始终吹拂着汉唐古风的中国人来说，拆几间祠堂赢得朝鲜战争，和保全所有古建筑但听任美国大兵在中国土地上强奸妇女相比，到底哪个更符合传统理想？如果革命与社会主义已经沉淀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全面彻底清除这些象征符号，无疑是一种十分激进的做法，并不可取。


初步的结语

也许有人会问，上文的分析是不是遗漏了托克维尔那些经常被人引用的鞭挞专制暴政、向往自由的格言警句？是的，笔者确实没有刻意引用这些句子。托克维尔能在法国大革命后走马灯似变换的政府和宪法背后，看到一个连续的、甚至不断膨胀的行政体系，这无疑得益于他对政府事务的深度参与和研究。但这种实践眼光很难传播，容易传播的只是那些琅琅上口的格言警句。托克维尔本人是看透了“文人政治”，但他自己说的这些话在中国又太容易成为“文人政治”的素材。这不是托克维尔的错，而是因为在中国，不参与也不研究国家治理的“情怀党”太多了，一看到某些关键词就两眼放光。

上文所剖析的种种对托克维尔的滥用，其核心就在于情怀先行，不琢磨话语的意外实践后果。而如果仔细剖析，可以发现，“告别革命”论足以成为一种革命话语，貌似保守的“后悔史学”恰可成为激进学说。将托克维尔拉作中国近代史的“后悔者”，其指向的恰恰可能是托克维尔自己要努力避免的后果。

因而，要活学活用托克维尔，可能需要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作审慎的分寸拿捏，让托克维尔的洞见融入中国语境，促进中国道路的开拓，而非用他的只言片语来拖实践的后腿，如此才不枉托翁在中国大忙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