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的重负
出版日期:2014-9
ISBN:9787508646584
作者:托尼·朱特
页数:304页
作者简介
编辑推荐：
★活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经历并反对这个时代？
★《战后欧洲史》之外，托尼•朱特最富盛名的两部著作之一。
★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托尼•朱特，以三位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触及了我们时代思想和道德的困境。
★“被遗弃的先知”莱昂•布鲁姆、“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阿尔贝•加缪、“局外的当局者”雷蒙•阿隆 ，三位深度介入政治的法国知识分子，如何以道德责任挑战黑暗时代？
他们的生活和著述都与这个不负责任的时代格格不入。他们毕其一生，经常感受到这个国家所要求的政治与思想相一致的压力，却甘愿在政界、公众、左翼同僚或知识分子同侪中充当不受欢迎的人，这是一种稀罕而耐人寻味的个性。仅此，他们的事迹就值得一书。
——托尼•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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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责任的重负》是托尼·朱特最富盛名的两部著作之一。
在这本书中，他选取了阿尔贝•加缪、莱昂•布鲁姆、雷蒙•阿隆这三位法兰西精神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还原他们生活的年代，考察他们的言行与历史纵横嬗变之间的联系，讨论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的诸多重要议题。
托尼•朱特认为，评价知识分子的核心词应是“责任”。这三位道路迥异却共同拥有“勇气与正直”这种道德人格的知识分子，在投入公共生活之后，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责任之下，以独立的良知发言，以一致的言行影响现实政治、纠正时代谬误，并不惜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才有所谓“责任的重负”。
他们活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历过，并反对这个不负责任的时代”。
可以说，他们不单代表了现代法国的思想和政治文化中独特的、令人憬悟的一种声音，还代表了现代社会和思想中许多最优秀、最持久的价值——过去是，如今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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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所有为知识界缺失“正义”“品格”与“道德”而感到遗憾的人，都会从本书中读到很多值得汲取的言论。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托尼·朱特有关三位已逝的伟大法国人的论述，触及了我们时代思想和道德的全貌。在当前文化战争的甚嚣尘上的声浪之中，朱特理性的声音犹如一把穿透黄油的刀，穿透了那些胡言乱语。
——欧仁·韦伯（Eugen Weber，著名历史学家）
托尼·朱特笔下的这几位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也都是积极的活动家，不像后来的学者只摆弄语词。他描写这些人的笔触优雅，充满有根有据的自信。
——埃尔贝•R•洛特曼（Herbert R. Lottman，著名作家，《加缪传》作者）
朱特讲述了布鲁姆、加缪和阿隆的思想历程，并进一步展现了法国思想文化的诸多方面。而且，这本书文字优美，笔触动人……令人钦佩。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书籍目录
弁言
导论 巴黎之误
第1章 被遗弃的先知 莱昂·布鲁姆和妥协的代价
第2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 阿尔贝·加缪和暧昧的难堪
第3章 局外的当局者 雷蒙·阿隆和理性的报应
进一步阅读
译后记 六十年后，一个更重的堵住
译名对照表
内容概要
作者简介：
托尼·朱特（Tony Judt）
◎全球百大思想家
◎奥威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21世纪初最顶尖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
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
1995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
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
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
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生成就奖。
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并以尖锐的自由主义批评文风成为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
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思虑二十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关于战后欧洲历史的最佳著作”“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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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简介：
章乐天
独立记者、独立书评人和专栏作家。译作另有《开端》《思虑中国》《加缪和萨特》等。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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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言论将导致他人生命被无情剥夺的时候，沉默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阿尔贝•加缪认识这个世界，最简单的方式把其间的事物一分为二。如果世间万事只有对错之分，那么一切纷争也都会荡然无存。因而当一个人的眼中，看到的世界如硬币一般，只有正反两面，那么他无疑是幸福无比的。可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眼光犀利，思维敏锐，总能看到事物多一层的意义。当凡人们还在为对错争论不休时，他们却洞察了“对中有错，错中亦有对”的事理。可当他们好心地提醒喋喋不休的大多数人时，他们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多么尴尬——一条大路从中分岔，左右之别，你要先做出选择，才能加入“讨论”。他们从不愿勉强自己做错误的事，于是也从不会走上岔路的任何一条。可是某种力量却驱使他们必须要将自己的所见所知告诉世人。只是当他们穷其一生后，才会发现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他们终究只是局外人。在托尼•朱特的《责任的重负》中，作者以20世纪的法国为背景，介绍了三位思想史上重要的“局外人”——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和雷蒙•阿隆。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阐发着自己独到的主张。可因为各自表面看似不同，内在却相似的原因，他们的思想，并未得到公正的评价。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都要在发展的道路上面临历史民族性与创新性的分歧，这一点在法国历史上体现得极为明显。一场法国大革命，硝烟尚未散尽，人们便围绕这一事件的思想遗产产生了争执。这本是思想界的事，可当思想界因此而产生了“左右分化”，其影响便由口舌之争扩大到了实质性的政治领域。将学术诉诸实践本是无可厚非，但在政治的领域，对错向来无从明辨，但“制度”的任何一次转弯，其后果却绝非少数人所能承担。所以在《责任的重负》中，托尼•朱特探讨的核心，还是“文人从政”的问题。书中的三位主角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投身到政治领域之中，结果也迥乎不同。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无论境况怎样，他们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专注于道德与人文关怀，他们冷静而执著地捍卫着自己的责任。这让他们在最后都沦为了局外人，可是总有一天，他们的坚守，会成为某种指引，为后人留下希望。政治游戏总是关乎利益，但就此判定这场游戏的玩家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角逐显然是武断的。指望普遍意义上的权力在道德层面上运行显然是一厢情愿，可某些个体，却会因为责任，而将个人奋斗与大多数人的福祉联系起来。他们与其说是拥有信仰，不如说是渴望担负自己想要得到的意义与光荣。纵然无人问津，可先知们还是要说出自己看到的一切。而在人们对于话语的责任愈加漠不关心的今天，托尼•朱特对“正面形象”的书写，表达的既是崇敬与怀念，更重要的，或许是对历史的“下一页”所怀有的忧心吧。只是可悲地，每个先知都要背负这样的原罪，即使他知道并说出了一切，也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话。 -
无论眼前的世界如何活泼生动，它也势必沦为往昔，沉入历史的暮色。可它们并未消逝，只是静候现实的召唤，一旦有一束光投射过去，就立刻鲜明起来。那些被认为意义重大的事件，更是从来都如影随形，陪伴在人们身边。而往昔与现实的交织，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在后一情形下，它带给我们的更多是灾难：对既往的认知因现实的争论而四分五裂，眼前的对抗也因双方从同一段历史中各取所需而难解难分。 在托尼•朱特看来，二十世纪法国的历史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悲剧脚本。《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二十世纪》一书记载了他对此悲剧的思索，但他没有正面描述这个悲剧，而把主要篇幅放到了三个反潮流的思想家身上。这三人的事业、经历、观点都不相同，甚至彼此抵牾：本想做个文人的布鲁姆成为社会党领袖，甚至登上总理席位；加缪以存在主义作家的身份广为人知，却和萨特等人反目成仇；雷蒙•阿隆作为保守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生前备受诋毁。作为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异数，他们一同展示了一个被对立两极观念撕裂的社会，如何难以察觉真正的历史转机。 全书分为四章，除了“导论”外，余下三章各论一人。不过，读竟全书，我的注意力更多被“导论”吸引了。作者在这一章诊断的二十世纪三大“法国病”，最使我感慨不已：“政治上的左右两派争个没完没了；维希政权及其对民族道德境况的恶劣影响延续了数十年之久；政治制度的持续不稳重现了十九世纪的情形。”其中，左右之争乃是关键所在，其他两个更像它的并发症。 左右之争既如此激烈，却不是因为双方存在什么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倒毋宁说是不同信仰所致，因此，毫不奇怪，对历史的解读成为它最好的思想测试剂。朱特指出，二十世纪法国社会的分裂“直接来源于对法国共同历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遗产——的相互冲突的解释”。这即是前边所言：越被赋予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越可能造成社会分崩离析。 大革命的地位太过崇高，不但成为价值的分水岭，也是任何一方不能放弃的道德高地；后人对它的诠释，直接关系到他们的作战方案。可以说，大革命自身就构成一项传统，后人由之将自己的行为合法化。这一传统的辐射范围如此宽广，以至整个法国“几乎没有什么公共人物思考过”，在左和右、共和与极权的对立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对大革命的路径依赖，局限了法国社会的知识“想象力”，是左右之争的一个原因。其次是因为历史给人的教训太过深刻：凡欲突破这一思考格局的人，“总是不得好报”。此外，还有一个社会学方面的原因：在法国，“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的历史受到场合的限制：只有当作家、教师和学者们似乎因义务所迫，在一场国家级大冲突中选择加入某一阵营的时候，他们才算进入公共生活”。在这种场合中，聚讼的焦点攸关国家根本，双方固执己见，寸土不丢，也可想见；而其结果永远会是：“政治或意识形态立场第一，专业知识技能则屈居其下。” 可是，原则问题只能是少而精的问题，我们日常所遇多数只是技术问题，这要求我们拿出切近可行的具体措施，在人道和公义立场上推动事务的实质性改善。但“站在人道和公义立场上”，并不意味着把人道和公义作为口号呼喊，也不是仅仅把自己的职责界定为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议论，而是要沿此方向，把现实问题细致化、具体化，充分考虑其缘起、环境、条件中的特殊性，提供可以操作的方案。在态度上，它要求争论各方都做出合理妥协，否则必将陷入阿隆警示的陷阱：“抵制、拒绝温和适度的主张以及政府的各种职能”，只是“在为不适度的东西扫清道路”。在知识上，它特别注重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经济学、市政管理、城市设计等“专家”型社会科学学科。因为，如同阿隆笔下的马克斯•韦伯，知识分子真正的任务是：“他时刻准备着回答那个令我们所有的票友政治家们惊慌失措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内阁部长，你会怎么做？’” 与此相反，法国多数知识分子把批判看作自己的唯一使命（注意“唯一”二字），而这批判又主要是政治性的。他们热衷于把技术问题还原为根本的价值问题，甚至来不及细究事情真相，便匆忙表态，也要求别人表态；不惜牺牲自己，更不吝牺牲旁人。整个社会为强大的意识形态冲动所绑架，形成巨大黑洞，几乎耗尽所有的思想能量，也导致了一个最奇怪的矛盾：“一方面一切都被政治化，另一方面又鲜有人严肃地关心政治问题。”它使得法国付出了“最致命的”代价：“人们企图研究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而不再持久关注经济、社会停滞所付出的代价，不再关心应如何给政治行为设限。” 朱特把这种立场优先的态度称作“不负责任”。自“一战”结束，法国有三种形式的不负责任。首先是政治上的：统治法国的那帮人“庸碌无能、漫不经心”又“玩忽职守”；且这是“一种文化”，几乎所有党派的政客“都带有最褊狭的党派倾向”，不肯跳出自己小圈子的利益，为这个国家负责。其次是道德上的不负责任：一旦加入一个阵营，“你就必须抛弃，或者至少暂时抛弃道德自主权”，唯党派意见是瞻。最后一种是学术上的：二十世纪前半期，法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主要由文人组成，“热衷于公共论争，却往往不太知道自己在讨论什么”；五十年代以后，“本可以提供各种专业知识”的社会科学家替代了文学知识分子的位置，但社会依然期待他们“就任何话题发言”，社会科学家自身也不惜故辙重蹈。 简单说来，我们可以把朱特所描述的不负责任归纳为两种表现，一是把派系利益等同于道义原则，二是贬低专业知识的地位。这两种表现也都和法国知识界召唤历史的方式有关：把政治区分混同于道德区分，将党派竞争描述为善恶决战，最终以政治原则置换道德原则，本来就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思路，则是大革命的另一项遗产。 不过，朱特的思考不限于这两个具体线索。通过对加缪的表彰，他揭示出一个与大革命相关，又超出了大革命这一具体历史事件的层次：“身为作家，加缪通过具体的形象、直接的经验思考，将其所有有关人类可能性和局限性的理解与一种空间感联系起来一一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理解的人性则（或许是完全）只受时间和‘历史’的限制。”这里，“空间”和“历史”的对立，指涉出两种不同的现实感：前者力图准确把握我们所处具体时空条件的特殊性，后者则将所有时空情境都视为某一神圣主题连续剧的一个情节，其意义只能从它们在全剧的地位判断。剧情发展过程中，无疑会出现各种矛看，要根除它们，只能通过终极性解决方案，临时性措施是没有意义的。通过这一思路，各种不负责任的立场显得道义十足。 因此，对历史解释权的过量关注，既是轻忽现实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还是其表现。无怪乎朱特要慨叹：“在二十世纪的法国，历史和记忆达成了共谋，合力排挤对这个国家而言真实存在的两难困境一一其中之一正是相互对立的历史叙述留下的沉重包袱一一的持久关注。” 注重专业知识对改良社会的作用，不能被理解为贬低人文思想的价值。从朱特笔下三种“不负责任”的形式看，他把问题分为三个层次：政治、道德、知识。它们各有独立性，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被轻易否定，也不能把它们化约为其中的任意一个。 朱特宣称，自己所说的“责任”，绝不等于“政治介入”。然而这不是说他在提倡政治冷漠，而是在警示我们：政治的真正改良，必须从消除“泛政治化”的社会思维习性开始，尤其不该把表白政治姿态与解决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他引用了加缪的一段宣言，最使我们了解其真实的命意：“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于采取一个立场，而在于在不存在立场的地方拒绝采取立场。”加缪所言“立场”，尤指党派立场；其“拒绝采取立场”，意在保留独立做出道德判断的权利，也是在为专业知识腾出应用空间（不过我们也应充分理解“不存在立场的地方”这个前提）。 这同时也意味着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包括全面评估我们的条件，勾勒出问题产生和运作的线索与机制，厘清有关因素的轻重缓急，以及提供一个可量度的阶段性目标一一这个目标首先是阶段性的，并不追求一步到位地实现自己的全部主张；其次是可以量度的：这当然不是说把目标精确到小数点之后几位数字，而是说，它可以告诉我们，在目前情形下，我们做到哪一程度，就可牺牲较小，又能较明显地改善某些人遭遇的不公正处境，同时也为进一步改革奠定稳固的根基。这意味着，社会改良永无止休，永远在途中。事实上，在朱特看来，这种“未完成的、中间状态的、有局限的体制”才是自由的“主要保障”。 朱特把重点落在政治层面，主要是由二十世纪法国知识界的实际状况决定的。毋庸置疑，同样的道理，对于道德和知识领域也一样适用。如同“泛政治化”一样，把一切问题都化约为道德判断或知识判断，社会风险系数是一样的。这是因为，即使同一个人的可欲价值也不止一种，有些价值甚至相互对立，作何取舍，时费思量；而很多人也根本缺乏将道德原则具体化的本领，每当遇到特殊情境，往往不知何为合宜之举。故道德原则至上和意识形态至上，实是半斤八两。但若反过来，将包括政治和道德在内的价值取向一概弃之不顾，专业至上，也是另一种盲视，必然缺乏整体视角，只知局部利益优先，各种专业方案之间的冲突，或竟会变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派系之争。其实，政治、道德、专业知识，未必相互排斥，社会的真正变革倒有赖于它们的合作。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朱特更不是要贬低往昔的重要性。历史本身是无辜的，即使它导致社会分裂，也不是因为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它，而是因为我们以错误的方式观照了它。在我看来，把历史看作一出通往唯一结局的连续剧（无论结局是什么），即是这一错误观照方式的核心。在这道错误的光芒照射下，现实不过是驶向历史结局的一个驿站，其本身并无独特意义可言，当然也不值得给它什么特殊对待一一我们只要知道终点站在哪里就好。 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这种历史观归纳为“未来主义”的。如前所述，正是历史遗产源源不断地为左右两派的斗争供应着符号武器。事实上，这种观念给人留下的一个印象是：除了现实不重要，过去和未来都很重要。这当然使人想到：过去和未来的关系又是什么？ 朱特对此未加解释。根据我的理解，在此观念中，未来是一切价值得以最终展开（因此也就是其最终实现）的空间，当然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居于首要地位，此前每个阶段的意义都是由它赋予的。但另一方面，未来到底如何，谁也无法拿给人看，其秩序只能从已经呈现的事件中推导。若我们相信，历史的终极主题早已隐伏在既往之中，那么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如何去寻找它，又找到了什么？在此意义上，谁掌握了对往昔的解释权，谁也就掌握了对未来的预告权。过去和未来的合谋，组成了一个衡量现实的尺度。这就是左右两派都会乞灵于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它已被他们各取所需，赋予了不同意义，可是他们又都号称，自己的理想全赖大革命所赐。 这个现代观念的根源，深理于人类一些最古老的看法中。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把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叫作“历史性”宗教，它们的“忠诚和虔敬集中在关键的历史事件上”，这些事件被认为“上帝肯定性力量的进发”，它为信徒的生活提供了持续的支撑，同时也要求他们努力保持“这些时刻永不间断的连续性”。比较宗教学家伊利亚德在《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一书中，也揭示出诸多古老文化共享的一个主题：人类必须一次次地返回历史原点，才能刷新他们的生命力。虽然泰勒认为，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潮已经带领我们远离了“历史性”宗教。但朱特的观察表明，这一思路不但没有消失，而且以一种极为强势的方式支配着后启蒙时代的思想走向。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类难以走出故道，太阳下终究没有新鲜事可言？ 这句古老格言自有其睿智之处，不过，世界日异，毕竟也有目共睹。新旧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共同打造历史面相的力量。明白这一点，我们可能会对朱特多一份了解的同情。事实上，法国最终走出了二十世纪的怪圈。这既解放了法国，也解放了法国的历史。 不过，朱特认为，法国“得以克服其‘病症’”，主要靠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国际形势变化，带有不少运气成分。这也不能不令人思索，一个陷入类似境遇的国家，是否有机会凭借自身努力，恢复健康？如果可以，那又该怎么做？ 书中似乎找不到直接的答案，但我们可以从朱特对法国知识分子的批评中窥得一二：“他们习惯用最传统的方式反思并回应身边的政治文化纷争，而不是尽力把全民的注意力引向其他方向，引向更有希望的轨道上。”，这里说的“注意力”三字，似应给予特别关注。这个看来极其普通的字眼，在构律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实际上，正是由于注意力的存在，我们面对一团乱麻般的世界才不至茫无头绪。通过凸显某些事实，注意力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个世界的必要线索：有些现象变得重要起来，有些被放到次要位置，有些则根本被忽略了。然而，若从另一方面看，注意力也不免是一种局限，会自动屏蔽另一些现象。由于注意力同时具有建构和遮蔽的作用，因此，随着注意力投注的方向不同，我们对同一个世界会产生不同的镜像，进而导致我们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它。 因此，把公众的注意力从传统中解放出来，并将之导入新轨，虽然不是唯一的措施，却无疑是可行的方案，对知识分子来说，恐怕也是最为力所能及的手段之一。 当然，转移注意力也是一个大工程，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我特别注意到书中引用阿隆的一句话：“过去我们犯的错误，不能靠现在在相反的方向上犯下新错误来弥补。”这里暗含着对一种二元对立认知结构的批判：如果我们认为，世界上除了左和右，别无他路可走，则改正旧的错误，势必以犯下新的错误为代价。但如果我们在左右对立之外，能够成功地提供一种新的认识范畴，就会导致注意力的突破。泰勒也说过：“表达也能够改变实践。”新的表达范畴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可以换一种新的眼光认识这个社会，发明出新的社会实践。 左右之外的新范畴，并不一定就是“中间”。这个概念太依赖于左和右了，一旦此两端消失，它也丧失了必要性。作为左右对立的产物，它更多是一消极概念，难以产生足够的冲击力和说服力。我所渭范畴，确切而言是新的范畴框架。比如说，我们不再采用左右这样的区分方式，而是把对社会改造路径的态度分为“温和”与“极端”两种。这样，我们不但可以立刻觉察到被左右框架蒙蔽的许多社会面相，也会对左右之分产生新的认识：原来左派和右派中都既有温和分子，又有极端分子。温和的左派和温和的右派在基本问题上的共识，远远超过他们和各自阵营中极端分子的一致。一旦认识到这一点，这两个派系中的温和分子便可以坦然地跳脱极端分子造就的政治和道德陷阱，思想阵营得以重组，一个社会也有机会探索另一种发展可能。 这当然不是替代左右之分的唯一方案。事实上，我们理应从多种维度探索社会，既包括政治和人文视角，也包括各种社会科学专业的导向。我们的认知范畴框架越丰富，就越容易对所处社会诸领域产生切实的特殊感和具体感，为思想实验开拓更多样的空间。社会有活力，便不致为少数极端分子绑架。这同时也会改变我们和既往的关系：不再把它看成为左派或右派提供依据的证人，而是给予我们思想灵感的源泉。换言之，我们试着换一束新的光芒去照射历史，它也会用不同方式回应我们。事实上，这并不只是注意力突破带来的结果，它本身就是其中的关键步骤。 原载于《读书》2015年第8期 -
在钱德勒的小说《恋人无情》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情节：绰号‘驼鹿’的悍匪马罗伊，刚刚获释出狱，就跑去一家酒吧挑衅滋事。这家酒吧雇佣了一位黑人拳师做保镖。面对着凶猛野蛮的‘驼鹿’，黑人拳师虽然自知不是敌手，却仍然没有丝毫犹豫，叹一口气，挥拳向‘驼鹿’打去。仿佛是一只挥舞着前臂的螳螂，企图挡住隆隆驶来的马车。最后的结果没有任何悬念，黑人拳师被‘驼鹿’打死了。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秦国大将章邯率领五十万秦兵来攻赵国。强弱不敌，赵相国张耳被围困在钜鹿城中。形势危殆，朝夕不保。张耳的门客陈泽奉命出城求援。东方诸侯畏惧秦兵之强，莫敢相救。甚至于张耳最要好的好朋友陈馀都不肯出兵。陈泽悲愤，宁死不肯辱命，率领五千弱卒冲击秦兵，不旋踵而被秦兵扑灭，陈泽战死沙场。陈泽，他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吗？寒窗苦读，侍奉君主，难道不是为了猎取功名富贵，快乐地享受人生的幸福吗？不过，在那个关键时刻，陈泽想到的是必须要做到自己应该做到的事情，而这一点却很可能做不到。他的心中充满了焦虑，生死祸福，无暇多虑，唯有置之度外而已。《责任的重负》提到的布鲁姆，是政治家；加缪，是文学家。他们之间，毫无牵连交集。作者自述说，若是他们地下有灵，得知竟然被收入同一部书中，也会惊奇不已的。然而，布鲁姆与加缪有十分相似之处。他们都怀有着类似于陈泽的焦虑。这种焦虑促使他们在黑暗中大声疾呼，盼望着唤醒沉睡着的同道兄弟们。他们因为自己的唐突冒犯而遭到同胞们的怨恨，也断送了自己的好前程。然而，因为他们心中充满的关爱的焦虑，根本就容不下任何为自己作稻粱谋的念头。所以，他们的个人事业渐渐沉沦失败。他们的本意也不想这样，但他们也从不后悔自己的作为。此书的作者托尼•朱特提到，二战之后，左翼思想席卷法国，盛行一时。虽然作者并没有明言自己的立场，但在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托尼•朱特并不赞成左翼思想。此书提到的布鲁姆，加缪，以及另一位著名的法国学者雷蒙•阿隆，他们三人都是左翼人士，坚定地信奉左翼思想。虽然如此，他们或是意识到左翼思想的缺陷，或是感受到左翼运动的偏颇之处。爱之深、责之切，所以，他们都坦率地向同侪朋友们讲出了自己的质疑和批评，即使得罪了朋友们，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妨碍了自己的前程，他们也不愿意昧着良心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所以，托尼•朱特，这位美国学者，为布鲁姆、加缪、阿隆各作一篇评传，合并成书，以抒发他对这三位法国人的钦佩敬仰之情。
精彩短评 (总计2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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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布鲁姆、加缪和雷蒙阿隆，他们毕其一生，经常感受到这个国家所要求的政治与思想相一致的压力，却甘愿在政界、公众、左翼同僚或知识分子同侪中充当不受欢迎的人，这是一种稀罕而耐人寻味的个性。仅此，他们的事迹就值得一书——加缪一节读的最有感触，这个永远的局外人，在道德承当和情感附属的撕扯下，在所有人都邀请他就阿尔及利亚事件发声，所有党派都期待他支持己方的情况下选择沉默，仅是对他早年关于『说出真理』的自我承诺的延伸—“你们不觉得我们都应对价值虚无负责吗？假如我们都抛弃尼采主义、虚无主义和历史现实主义会怎样？假如我们公开宣称自己犯了错，又会怎样？假如我们承认世上有道德价值存在，我们应为确立、彰显道德价值而恪尽职守又将如何？难道你们不觉得，或许希望会从这里萌芽吗？”—知识分子身上是有责任的，这责任是沉重的 -
赞美译者同学，升级版必收。 -
通过语词和书本认识世界，将会付出无可想象的代价。一本将骄傲与自矜毫不留情揭开的书，译者说得对，自食鸦片的知识分子，并非法国独有。 -
“所有人都希望那个尚在求索的人已经得出了结论”—“地中海把你内心割裂成了两个世界”与对于“一切个人的伦理的两难困境都诉诸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站队来解决”的厌恶无疑都促成加缪对于相对真理的热爱—“如今我在废墟中徜徉伫立独自一人我接受我的命运屈从于我所有的个性和弱点我将不得不重建一个事实 当我在一种谎言中度过了我全部的人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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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茨威格异端的权利那样具有煽动性和感染力，但每个对抗时代的人都是孤独的，在朱特笔下，这样的人是崇高的，很遥远、现实而冰冷。阿隆一篇写得最为清晰，因为相对布鲁姆和加缪这样的感性派，阿隆理性，思路一以贯之。相对而言，布鲁姆和加缪更多内心冲突和痛苦。这类文章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远，这样的道德勇气意义何在？ -
Judt自然是大师笔法，译文也极其流畅精彩。对加缪臧否非常精彩，悖谬是一个坚信生之无根基的无神论者恐怕却是最道德最宗教感的人；之前对阿隆知之不多，读下来倒有点惊讶，阿隆式现实主义反倒成为自己智性生活的另一面镜子。 -
作者是犹太人，对于这一身份的认同，影响到他对于布鲁姆、加缪与阿隆的理解与评价。布鲁姆与阿隆也是犹太人，而加缪是活跃在巴黎知识分子圈的阿尔及利亚人，按照作者的说法，他们都是具有世界主义精神的思考者，这使得他们不会狭隘地将自己禁锢在民族主义、政党组织等范畴里面，他们的眼光更深刻，他们的见解更正确，他们更值得后人重视。这里面是否也有偏见呢？或许正是他们对于偏见的自省与执着才令人敬佩。 -
朱特以布鲁姆、加缪和阿隆为个案，分析了法兰西知识分子与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这部书可以与《萨特与阿隆》相互参考。不过，我们可以从这部书中，观察到朱特对于知识分子与政治关系问题上，与马克里拉的立场稍微有所不同。应该说，朱特对于阿隆的评价最高，但是与布鲁姆和加缪相比，阿隆总是少了一份激情，而道德往往与激情相连。当然，阿隆的冷静，对于法国的革命激情来说本身就是一付清凉剂，这也是一种理性的道德了。 -
此书描述了布鲁诺，加缪，阿隆三位二战前后时期法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这三位有着不同的背景，职业，学术风格，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面对战后法国左翼思想共产化的潮流，这三位左翼知识分子都顶住了来自民粹的攻击，展现了一个真正思想家应当做到的激情控制。力图挽救处于水火的公共生活。时至今日，当时与他们同时代的萨特，也是学术巨擘，但其激进思想在现在看来却成为了保守的代名词。《责任的重负》，《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知识分子的鸦片》可以被看做是公共知识分子三部曲，这三本书从不同的方向和深度阐述了作为知识分子应当如何有责任的对待公共生活，在崇拜智识生活的同时又怎样做到不用智识去僭越他人。我个人认为，在当下虚无主义与民粹主义都有大行其道之势的中国，那些自诩或者被民众认为是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大V们，应当读一读。 -
2017年40本：三个道德为原则知识分子政治参与史，看得心惊，特别是涉及历史政治经济看法区别，民主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争锋点，当一代人的良心代价太惨重。 -
萨特的“政治冷模式爱国主义”，是不是和当下天朝特别像？ -
这本书写的很飘逸啊。朱特对三位很崇拜，感情洋溢。 -
对译者的政治领域的文学精神者印象更加深刻 -
投入社会生活，勇敢而正直；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告责任之下，以独立的良知发言，以一致的言行影响现实政治、纠正时代谬误。 -
五星给朱特大神 负一星给用破折号解决从句问题的翻译 我更想收藏原版朱特美好细腻却本质直白的文字 -
(非常棒的一本书，译笔也非常流畅！)
布鲁姆: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被曲解和遗忘的先知，法国的伟大之人。冷静，理智，坚毅，孤独，不屈。
加缪:正义勇气于一身，矛盾又敏感。
阿隆:理性的诠释，铺平法国思想道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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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柏拉图血腥揭批“智者”，托尼·朱特以三个迥异于时代的人物——布鲁姆、加缪、雷蒙·阿隆——淋漓反衬20世纪法国“公知”自负、无知又不负责任的嘴脸。在非此即彼、非友即敌的二元论争中，这三个人走出了格格不入于他人的第三条道路（加缪更认识到“立场”的虚无，因而在“立场”之外坚守沉默的重要性），在保持清醒头脑、道德抱负与责任意识的同时，也备受误会、攻讦和诋毁。全书文采飞扬，气势磅礴，议论细密严谨，堪称颇具文学色彩的思想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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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逢法国大选，阅读托尼·朱特教授的书成为一种必要。2.无论是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亦或雷蒙·阿隆，都是世界公民，他们的爱国热情令人惊异。3.布鲁姆和阿隆面对自身的民族背景，让我不禁想到《阿拉伯的劳伦斯》。4.加缪的无产阶级背景，使得他的批评，不总是有力。加缪的问题，主要还是技术性的。5.“公知”当无愧教养，肩负责任，去发声，去呐喊。你我为此而活！ -
好书！朱特写了三个在法国左派的汪洋大海里颠沛流离的右派：莱昂布鲁姆、加缪和雷蒙阿隆。但作者不是为此三人树碑立传，而是对法国左派公知的谬误、自大和文人气进行批判，三个人各有缺点，亦非先知，但无一例外的保留了思想特别是政治上的遵循自我并勇于为了承担历史责任，而不惜因为拒绝为一时一地“站队”遭受公众非议。他们没有力挽狂澜，但也避免成为了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注脚。 -
vol. 2 写加缪写得好棒。 -
《未竟的往昔》的姊妹篇，阿隆、布鲁姆和加缪，是那一代不负责任的法国知识分子中的异类，他们承担了责任的重负。云也退的翻译相当流畅。 -
比较中肯的评价。 -
“被遗弃的先知”布鲁姆出身于犹太富商阶层，在机缘巧合下却成为社会党的领路人，只能在左右两派的排挤中被遗弃；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加缪来自阿尔及利亚，在内战中却不愿意表明立场；局外的当局者阿隆这位法国最卓越的全才因战时格格不入的观点直到晚年才迎来迟到的荣誉。 -
文笔是真好 -
三个人时代上多有交集，总体上贯穿于20世纪的法国。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称之为法国人，但也只是某种程度上，因为他们异邦人的标识一方面为作为对手攻讦的痛点，一方面会作为其思想的源泉。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在那个战争与和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和集权、贫富差距和公平公正、民粹主义和自由包容等等一切矛盾都在这个时期累积，有的涉及政治，有的关乎道德，而政治和道德很多时候恰恰是分道扬镳的。布鲁姆是政治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在社会现实面前总抛不却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感，这往往表现为一种妥协；加缪是一名作家，但他对时政的针砭被好些人推为领军者，但最后或许也被同样的人夺走了发声权；迥异的结局并不能衡量他们承受的责任的重量，“你们不觉得我们都应对价值虚无负责吗？难道你们不觉得希望会从这里萌芽吗”他们是那个时代少数的践行者 -
从开始看到全部看完掩卷叹息都在想，译者章乐天和章泽天是什么关系啊【论八卦的学术和学术的八卦，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