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中国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9-1
ISBN:9787509749319
作者:冯筱才
页数:283页
作者简介
在动荡莫测的大变局中如何在商言商
读懂中国近现代史的另一个角度
作为跨越几代政府的著名商人
如何能在起伏跌宕的时代屹立不倒？
如何在公共政治与私人商业利益之间游走？
如何左右了晚清后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
晚清民国时期富贾层出，为何没能形成将中国带入现代社会的资产阶级？
一本有深度的书。虞洽卿同时运作多种资本：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本，也获得多种回报。其中的矛盾，选择，利弊，可让我们看清真实的社会，看懂这个社会的商人。——吴思
在当今政商关系盘根错节，既相互依存又冲突对立，高度聚焦社会眼球并影响国家大势的情况下，这本《政商中国》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冯筱才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工商经济史的专家，史料发掘及研读堪称一流，这本书足以代表他的水平。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可以告诉读者，要了解当今种种现实之由来与逻辑，当可回到历史中去找找原因。——杨奎松
研究二十世纪的历史脉络，政商关系问题是绝对绕不开的，本书运用新发掘的一手历史档案及公私史料，全面重建虞洽卿这个跨越几代政府的著名商人的经历，对20 世纪中国上半期的政商问题做一贯通性研究。
作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大约从1940 年代开始，学术界及舆论界对虞洽卿的描述、讨论与评价就极多。大致来看，学者笔下的“虞洽卿”大致上是三幅不同的面貌：江浙财阀、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三种概念标签，从一开始就被人选择性地贴在虞洽卿的身上，但无一例外地都与意识形态政治有关。但是，如果全面考察虞氏的个人历史，“政商”也许是最适用于他的身份定义。
本书共分为六部分，从1891年-1945年，对虞洽卿及其所经历的几代政府的关系逐一分析，描述这种合作关系是如何逐渐强化和巩固，成为近代中国的“潜流”，并建立起一种隐性“政治结构”的。而这种关系，也深深影响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读懂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另一个角度。
书籍目录
前 言
【第一章】改革年代之政商形成（1891-1911）
晚清变局中的官僚与商人
从洋行买办到宁波帮领袖
上海租界的中外调人
“二品道台”的官场交游
近代商团之滥觞：华商体操会
捉襟见肘的“两江新政”：南洋劝业会
不同篮子里的鸡蛋：虞洽卿的早期生意
身份资本、官僚政绩与政商形成
【第二章】革命转换之关键人物（1911-1914）
革命推手：虞洽卿与江浙光复
从陈其美到程德全：协助上海财政
“二次革命”中虞洽卿的态度
“安慰”革命者：资遣党人
动荡时局中的政商经纪人
“革命”、秩序与政商
【第三章】“爱国时代”之政商生意（1915-1925）
虞洽卿与救国储金运动
段祺瑞的总商会会长：“五卅干城”
“国家主权”与虞洽卿的商业帝国
民族主义商业战略的双刃效应
【第四章】北伐前后的“ 左派资产阶级领袖”（1926-1927）
“左派资产阶级领袖”与上海第一次工人暴动
从二次暴动到三次暴动：“民众领袖”的变化
中共对联虞政策之争论与反省
意识形态、政治站队与商人选择
【第五章】委员长的代理人： 南京时期的政商模型（1927-1937）
为蒋介石募款
“商界领袖”的政治客串
虞蒋关系的政商回馈
威权政治、代理人与政商
【第六章】战争年代之政商现形记（1937-1945）
在孤岛上海
回归商人本位：虞洽卿在“大后方”的生意
条子、面子与银子
结 论
参考文献
后 记
内容概要
冯筱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史及政治社会史。曾出版专书《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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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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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有深度的书。虞洽卿同时运作多种资本：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本，也获得多种回报。其中的矛盾，选择，利弊，可让我们看清真实的社会，看懂这个社会的商人。——吴思 -
王绍贝 媒体人，深圳《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一书，以政商代表人物虞洽卿个人经历为经，以政商问题为纬，从这个跨越几代政府的著名商人经历入手，对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政商问题做了通观性的研究。此书对于我们认识民国历史具有参考价值，对于研究政商这一群体也有重要的意义，从政商的个案分析，总结这一时期政商结构演变的脉络，得出一些普遍性结论，无疑是此书的特色和价值所在。“政商”又被称为“官商”、“官僚资本家”、“御用商人”等，但此书作者认为这些概念都不如“政商”一词来得准确，所谓“政商”并不是个体性的官商勾结这么简单，“而是通过一些机制，官与商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利益结构，或可称之为政商利益共构网络。”日本最早使用“政商”一词来指称明治维新前后的“御用商人”，这些受明治政府扶持和发展的商人形成了日本最早的财阀(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为代表的四大财阀)，政府通过扶持这些有背景的企业，从而“集中力量办大事”，对日本的现代化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而财阀既然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商业经营的特权，自然也要为政治家、政客提供资金回馈，日本近代的财阀政治由此形成，并仍然对日本政治的现状发挥着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处于“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最低地位，尽管古代商人靠商业发家致富，但他们的子孙却不会选择继续经商，而是向往转变为大地主或官僚。然而，这种商人的低贱地位到了近代社会忽然发生了逆转，在中国现代化的转型中，建设工商社会无疑是重要的任务和目标。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政商代表人物是胡雪岩，他通过与官僚左宗棠的关系，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成为政府粮饷、军火的供应商，从而获取暴利。进入“洋务运动”时代，晚清大力开展现代化建设，政商群体于是在中国兴起。与胡雪岩不同的是，虞洽卿从做洋行买办起家。晚清中国的“买办”实际上是“中外交通的桥梁”，不仅是经济贸易上的交流，在地方政治与社会事项上，当时上海的买办也在发挥这种纽带作用。虞洽卿经常扮演一种调解人的角色，协助政府与洋人(外国商人、企业)、政府与民间商人办理交涉，从而为他个人积累了政治、商业的各种社会关系资源，也就是今天说的“人脉”。虞洽卿早期的事业涉及金融、轮运、房地产、矿产等众多行业，从一开始就是有投机色彩的商人。就虞洽卿投资地产的方法来看，他很早就懂今日所谓的“借壳生蛋”之法。“如他曾借用创办公共设施的名义，援引官方力量介入征地，在兴建公共设施之后，可利用附属土地开发房地产或抵押图利”……“以公益之名圈地，事成之后，再划分部分土地以渔利，或变更用途以造房牟利，此种今天很流行的官商勾结开发房地产的策略，虞洽卿当时就运用自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民族危机加重，虞洽卿则善于利用民族主义包装自己、扩展自己的商业利益。虞洽卿用抵制日本人在上海开办取引所的名义，游说政府建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并成为该交易所的实际控制者。但不可思议的是，打民族主义牌创立的上海交易所从一开始就与日本股本有关。“根据协进社与日本企业商定的办法，日资占十分之七。可见，所谓抵制日人一说，纯属对外宣传烟幕，无日人之支持，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许就无成立可能。”虞洽卿过去被我们看作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江浙财阀”代理人，视之为蒋介石扶持的御用政商，但这种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划分其实不符合历史真相。作为一个商人，虞洽卿并没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政治依附对象。1924年，虞洽卿开始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为了扩展双方的势力，中共选择与虞洽卿合作，可见为了谋求个人权势的扩张，商人也会介入动荡的时局，尝试与各种势力合作，这种合作对象包括了时人眼中的“赤化派”。然而，虞洽卿与中共的合作注定是短暂的，北伐没有完全胜利，蒋介石就发动了“清党运动”，虞洽卿通过面谈与蒋介石达成了一致的立场，完成了政治站队，此后便成为蒋介石控制上海这座中国最大城市的重要协助者。王晓籁回忆说：“北伐军到上海，蒋要钱就找虞，虞想办法就是国库券”，虞洽卿通过向社会、商界发行国库券为国民革命军筹集军费，帮助蒋介石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总体来说，虞洽卿的这种“政治投机”往往是形势已经比较明朗，基于商业利益的政治选择，这种情况用一句闽南话说就是“西瓜靠大边”，意即从自身利益出发，倒向势力强大或局势较有利的一方。商人如此，政客也是如此，对比较信奉实用主义的人来说，只要他的权势依然存在，虞洽卿仍然具备统战的价值。1936年，毛泽东就曾询问过冯雪峰，是否有可能与虞洽卿合作。虞洽卿为政客倾尽全力当然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1928年，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经营陷入困境，由于扩张过快，虞氏资金链即将断裂，其开出的支票，上海已无银行愿意受理，似已认定虞陷入破产边缘。但是虞洽卿动用其手中各种人脉，甚至通过蒋介石的直接饬令，发行行业公债350万元，缓解了债务危机。1936年年底，虞洽卿私产在四明银行押欠款项总数达到460余万元。官营的四明银行饬令处理三北公司债务，但最终因蒋介石的缓颊而未能实行。到了1937年7月，抗日战争突起拯救了虞洽卿，战时环境下，“三北假外商名义航行，大获其利，同时币值贬低，数年债务，很快都偿清了”。1928年，陈光甫在其日记中恨恨地说，虞洽卿以一个外行人办航运，债台高筑，经营混乱，而他到处开会，作演讲，像没事人一样，对此表示不解。但其实虞氏作为一个典型的“政商”其“高明”之处就在于此，他通过介入社会事务及政商关系经营积累社会资本。由于他有强大的官场人脉，以及社会动员能量，所以即使其借贷期满甚至拖欠一二十年，金融机构主事仍不能不顾“面子”而与他绝交。虞虽然经济信用极差，但是其社会信用能弥补前者不足，各方债主迫于情面或其他幕后交易，就不能公事公办，宣布其“破产”。他能周旋于两种资本的混合状态之中，如鱼得水，正是世人所谓的“长袖善舞”。见报链接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10/20/content_1954088.htm -
1936年10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的西藏路改名虞洽卿路，以庆祝商人虞洽卿的70大寿。《申报》的记者目击，这一日鼓乐齐天，烟花大作，观者如堵，据估计超过30万人。马路上举行了盛大的检阅式和游行，虞洽卿的风光荣耀，一时无两。这是他的人生鼎盛之时，9年之后，这位政商两界的要人病逝重庆，上海的虞洽卿路已经更名，虞家亲友想要恢复命名，最终无功而返。1949年之后，这位最有名的大商人，毫无意外地被打成“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的头目”以及“镇压工人的帮凶”。虞洽卿一生经历清末、北洋以至民国，他在上海长袖善舞时，正是动荡莫测的大变局时代。作为可以动员庞大商界财力的商界领袖，他为各个政治势力所拉拢、倚重，又不失时机地通过政治谋利。在冯筱才的《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中，并没有一个面无表情的“资产阶级”，而是一个巨商的精明、狡狯，以及他在动乱时代的拼力挣扎。政商：投资商业，也投资政治政商，两个字放在一起，便大有深意。为政以德，在商则言利，二者联姻，则不免政治沦为商人代言，商业通过政治特权谋取非法的暴利。近代以来，政商一词便多是指与政客勾结的特权商人。在《政商中国》中，冯筱才提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新的政治经济现象，他称之为“政商化”。这种现象不是个体的官商勾结，而是政客与商人形成制度化的联姻。政客需要商人支持，同时也可能将公共权力寻租，与商人共同追逐暴利；商人则谋求权力庇护，以特权谋取利益。虞洽卿的崛起，恰是这个新现象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引人注目的传奇。虞洽卿生于1867年，时为同治六年，清国的洋务已经搞了六年，太平天国之后最大的内患捻军也很快就要被剿灭。开埠通商让许多城市的商业勃兴，上海则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在当时，宁波人到上海闯荡已成风气。虞洽卿刚满13岁，便随亲戚到上海，在一家颜料行做学徒。他一面努力识字，上夜学英文，一面展现出过人的商业天赋，很快就获得了颜料行的一小部分股份。在他24岁时，便得以进入洋行，不久升为买办，两年后便成为上海的上等商人之一。在当时，买办是沟通洋商和中国官商两界的桥梁。洋行与清国政府的业务往来，让虞洽卿逐渐建立起他与官员的人脉关系。他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和公共事务，使这位年轻的商人迅速成为上海商人中引人注目的新星。到1900年以后，虞洽卿已经通过不断积累的资历和名望，成为上海租界的华商领袖，1905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侮辱华人官员，武力抢夺嫌犯，引起华人不满，与租界当局爆发流血冲突。虞洽卿出面调解，最终使事件和平解决。经此一事，虞洽卿俨然已是上海华洋之间的头号调停人，无论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外交部，还是商人群体、租界当局，都对他依赖甚深。北洋时代，虞洽卿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借“二十一条”的交涉时机，他策动上海商界舆论，为政府与日本交涉制造“民意”。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虞洽卿成为蒋介石在上海工商界的代言人。在蒋介石看来，虞洽卿无疑是他控制上海的重要助力，能够为他的财政筹款，处理与上海各界人士的关系。而蒋介石也能够给虞洽卿实际的回报。在蒋的政治权力庇护下，虞洽卿的航运公司可以在乱局中维持正常运营，并将生意扩张到长江上游。作为商人，虞洽卿的每一步的成功，都与政治势力密不可分。从他步入买办阶层的时刻开始，他就有意识地去建设自己在政商两界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作为自己上升的阶梯。他既投资商业，也投资政治，从两者的互动中获得丰厚回报。就这一点而论，虞洽卿无疑是成功的政商。政治站队和商人的选择在晚清到1949年之间的大变局时代，一切秩序未能确立，国家常陷于混乱，无论政客还是商人，都缺乏以正常手段管理和经营的现实条件。政客没有商人的财政支持，就无力维持实力；商人没有政治权力的庇护，则举步维艰。作为上海的商界首脑，虞洽卿拥有动员上海庞大财富力量的能力，又与各个政治势力保持联系。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他小心翼翼地选择自己的结盟对象，又时时为自己留好后路。他曾经为清朝的政府官员所倚重，是对外和对商界交涉的中间人。武昌起义之后，上海有革命党人活动，推动光复。但虞洽卿显然在初期保持了观望的态度，两江总督仍将他视为维护上海局面的不二人选。等到商团和民军驱逐清廷官员，临时政府已成事实，虞洽卿才出面出面帮助维持上海秩序，并推动苏州独立。二次革命失败，虞洽卿便倒向北洋，为之谋划筹措。而到北伐战争时期，他为上海工会提供援助，协助募捐，甚至帮忙找律师处理受伤工人的法律诉讼。尽管这些合作的原因并非意识形态的认同，而是虞洽卿希望利用共产党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力量驱逐孙传芳，但在当时的共产党人看来，虞洽卿这样的“土著资产阶级应当是革命的，过去我们未看出”。他们将虞洽卿视为“左派资产阶级领袖”，是革命拉拢、倚靠的对象，市面上还出现了虞洽卿加入共产党的谣言。然而随着局势越来越不利于工人运动和共产党人，虞洽卿也适时地表现出疏远的态度。“四一二”事变的发生，共产党的一切活动被禁止，虞洽卿便全力承担起为蒋介石在商界筹款的任务，以示效忠。对于虞洽卿而言，在混沌时期，经商的要务是极力寻找政治势力并与之结合，这跟革命者的判断并不相同。他的“站队”并非出于阶级意识，而是一个精明商人的投机行为。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作为一名在乱世手握财富的商人，总要寻找到可以依靠的枪杆子提供庇护，才能谋求权势的保存和扩张。而无论是清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共产党、蒋介石，他们想要在上海立足，就必须与掌握经济实权的商人建立关系，并利用拥有强大经济动员力的工商界，为他们的政治提供财政支持。“政商勾结”的规则，便自然而然形成。政治生意的暴利与衰败对于政商而言，政治本身也是一门生意。在北洋时期，虞洽卿适时地打出爱国的旗帜，将自己包装成爱国商人，发起救国储金运动和劝用国货会，同时借机成立国货工厂，发展自己的轮船航运和交易所。他宣称，中国商人要夺回中国内河的航运权利，通过在政府的人脉，迅速扩张自己的航运公司，使之成为自己最重要的事业。他借口外国人把持中国航运业，自己经营的民族航运企业因此岌岌可危，要求政府给予借贷资金。在天津准备拍卖原德国租界的码头时，虞洽卿又动员自己在政府的关系，要求取消拍卖，平价购入自己的公司名下。在创立华商交易所时，虞洽卿又反复强调，创办之原因，在于跟外人争夺主权，“现在外人谋之甚急，我不急起直追，力筹自办，则嗣后商业实权均将操诸外人之手”。由于执照迟迟未能办下，他在交易所开幕时，特意在前厅挂上了总统黎元洪的书赠的匾额。但反讽的是，在鼓吹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下，虞洽卿实际上与日本资本依然保持联系。甚至号称抵制日资的交易所，背后也有日本商界的支持。在五卅运动之时，被视为上海工商界“排日领袖”的虞洽卿发起建立机器制纸公司，以“提倡国货”，但是股本主要来自日本人。另一方面，由于虞洽卿在政界人脉广布，拥有过人的政治和社会资本，即便他在商业上遇到挫折，债台高筑，贷款的银行也不敢跟他把关系搞僵，要求还款。同时，这些政治资本也能兑现获利。在抗战期间，虞洽卿就能够动员跟蒋介石、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关系，设立公司，从缅甸倒运货物，获利甚丰。又能打通沦陷区与国统区的阻隔，从上海、温州运货到重庆，沿途无阻。在阅读虞洽卿的政商之路时，许多细节让今人感到熟悉。譬如1909年，虞洽卿在江湾火车站附近圈地600余亩，建设万国体育会。他向上海道建议，仿照铁路购地办法，让各县查明时价，以免地主坐地起价。以公益之名圈地之后，他便划占部分土地，造房牟利。在负责南洋劝业会会场建设时，他又以两江总督和江苏当局的命令，在南京紫竹林一带低价购得土地700亩，劝业会结束后，他从中购得土地11亩，每亩仅支付90元，而当时当地的地价已近万元。在许多当时人物的眼中，虞洽卿虽然神通广大，到底还是一个地痞市侩。但在考察历史之时，仅仅以道德评价是不够的。近现代工商业随着时代变局而诞生、发育，必然与政治权力的兴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如何互动，正是窥见百年来历史驱动力的一个切口。在这本书中，冯筱才提出了一个疑问：一个谋求现代化的国家，怎么最后被政商结构所绑架而不能自拔呢？政商的结盟，本来是在变乱时代共同求存、求进的权宜之计。在最初，它们是在公益的旗号下进行，如维持地方、组织公共事业。但是恰恰是在无序的年代，让这种结盟缺乏限制，利益便越来越成为主导。于是政与商，从为公共事业而进行的合作，转变为为双方谋取暴利的勾结。这种勾结、寻租，进一步破坏了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社会规则，使得制度的改良无从进行。与虞洽卿同一个时代，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得发表了他的企业家宣言，宣称企业家应该是充满胜利的热情和创造的喜悦，以一种坚定的意志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常常也是一个王朝” 。 虞洽卿病故重庆，以个人人脉和声望支撑的商业王国便颓然倾倒。属于熊彼得所谓的企业家的时代，还要很久之后才会在中国显露曙光。（媒体稿，此为未删节版）
精彩短评 (总计3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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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大根深，柳叶随风。阿德哥真是民国政商一完人。作者对“政商”由古鉴今，还需提炼。 -
论文的体例，可以直接看前言、结论和后记就够了。 -
史料扎实。。。 -
虽然无法通过了解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来了解中国近现代的全貌，但这种方式非常值得选择。人物的地域、角色，折射出这个地区的时代背景，了解上海的近现代史对一个上海人也许挺重要。有空了解一下杜月笙。 -
一个可能的不足是，冯老师的这本书太过于依赖《申报》，连梳理虞洽卿的很多私人关系也借助《申报》，以至于冯师自己也没大把握，行文中多表述“似与某某关系密切”。 -
此书在大标题前面还有一句话：在动荡莫测的大变局中如何在商言商。在商言商，这话自然不错，即使是长袖善舞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政商”。但在中国近现代的大变局中，除了这个标准之外，还要考虑：第一，是否恪守“爱国”底线，卖国生意不能做；第二，是否有基本的政治底线，不能单纯为了商人利益而附逆。从这两个标准看，虞洽卿似乎还是合格的。
此书资料非常丰富，但写作尚未能臻于化境，讲故事的能力还欠了一点点火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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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三周终于读完。本书通过梳理虞洽卿的发家和政经关系运作，以其为个案，概括了不同时期政商的不同类型：政绩型-秩序型-民族主义-政治投机性-威权代理型-商业利益型，但其实也不能将政商发展类型强制灌输进若干年代，只是不同年代存在侧重，上述社会政治经济资本的运作手段，在民国政商现象中一直有所体现。作者认为政商之“政”，不在于官员政府，也包括公共政治和党派政治，其发挥作用基础源于社会秩序动乱下，通过自己多元社会资本投资，使之可以成为各方利益冲突时的对话者、缓冲者；对于自身，则谋取了政治寻租的利益空间，以至于可以用社会信用弥补经济信用，因为政商的本质仍在于商人，至少对于传主，政治是作为途径，而非终点。自己不熟悉史实，本书结论很有概括性，能否以虞洽卿反映其他政商则存疑。对于政商关系的固化，阐述简单些。 -
觉得曹树基的批评还是有些道理的，政商的概念过于庞大，似乎虞洽卿的代表性是值得怀疑。说实在的，政商一词看下来也未见得有多少高明之处，比照作者提出的僭民政治来说，单薄了许多 -
只见时代，不见人物。颇有流水账之感。但是资料丰富，切入角度不错。 -
【黑材料学】只有目光敏锐的侦探才能嗅到历史真实的气味。 -
冯师二十年磨一剑，其毅力与热情令我等后学感慨万千。既有现实关怀，又有理论追求。可惜行文中有个别加字与重复现象，标点也有问题，后期编辑有待加强。 -
读过开头语结尾，中间没读下去，果然对经济社会史什么的不感兴趣吗…… -
政商是一种关系，不是一个名号。 -
学术味道浓，叙述略为平淡 -
豆瓣阅读版错字漏注释较多。评书：看完之后，传主不明。是不是反过来以蒋介石为主体来描写两人之间的关系突出蒋的倚商更好呢？去了那么多馆使用了那么多资料，然而还是普通。 -
他把自己投射到了另一个他身上 -
非常好的历史专著，作者独辟蹊径，完全不跟风或戏说，不流于野史猎奇，而是精心完成一部学术性非常严谨的佳作（索引资料极多），对昔日上海滩第一闻人虞洽卿的成败得失进行客观评述，信息量充足，史料全面，可读性颇佳，恪守中立态度，不溢美不批判，完全让史实说话，同时借古讽今，对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进行梳理与挖掘，读罢获益匪浅！ -
太枯燥 -
无吊诡,不华师. -
厚史弱论，文不称题。 -
翻过。冯老师终于出手了。他号称是掌握虞洽卿资料最多的学人。 -
冯导的书，一如其人~~~ -
没想象中好。 -
第四章还不错，老感觉这哥们儿有点取巧，一般般，史料倒是没少翻 -
比Brett Sheehan（史瀚波）、Sherman Cochran（高家龙）这些人差远了，甚至离Man Bun Kwan（关文斌）都差了不少 -
查資料索引 -
该书不过史料堆砌而已，观点乏善可陈 -
对政商互动的剖析细致而精到，如能再抽象点，则有望在类型学上创新 -
阴谋论集大成者 -
第四章极佳，页页黑材料，冯氏毒草书籍，研究做的很扎实，虞成功靠个人打拼以及优秀的组织协调能力，乱世之中也经常被政府坑，五卅运动工人罢工的经费90%来自商人，连对冲突事件的抗议活动的扩大到全行业也是通过上海总商会的同意才真正推行，从共产国际的电报，商人的发言，TG的记录都予以证实，反而证明社会抗争运动的局限性（其扩大化来自于政治和商业力量利用），也是打脸。从这个侧面来说，对于殖民地区的社会抗争运动，片面的赋予意识形态的意义纯粹是一厢情愿。联合近期对岸的大选，如果培植起来自劳工阶层自己（不是什么知识分子和在校学生）的政治力量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另外辛亥革命发起时上海商人主动支持背景非常有趣，对于20世纪初条约港经济金融危机很感兴趣 -
念中学时候很叛逆，总是被老师“抓典型”，长辈就常教育“枪打出头鸟”，不要太“活跃”。老一辈的中庸之道，无疑是大部分平民的生存法则，然而气血方刚的我们怎会轻易苟同？！今读《虞洽卿与他的时代》一书，恍然大悟：敢为人先，敢于担当，是一种领导者风范。弄潮儿“斗争”的动机，在哪一个时代，都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
政治变动对虞洽卿深刻影响一览无遗，中国近现代史处处都有政治，正是冯筱才老师所言无论是社会史，经济史，离不开“政治”，政治社会史，政治经济史。全书冯筱才老师强调政商的影响，对于中国影响重大，但有不少地方似夸大了影响里而忽视了其他因素的重要作用。 -
中国孔飞力 -
人物类著作，写得比较流畅。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本理论，用政商这一概念来统领全书，按照时间段来序时描述。不过最后的结论有些夸张！ -
其实不错，只是申报申报申报申报略奇怪…… -
唯利是图。天下熙熙，天下攘攘。陕图 -
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搜集了关于虞洽卿的各种信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有短评说“只见时代，不见人物”，一百个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