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盧戰記
出版社:台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1998
ISBN:9789570514841
作者:該猶斯·猶理烏斯·凱撒
页数:241页
作者简介
盖约·尤利乌斯·凯撒（公元前102或100—前44），古罗马统帅，政治家。他出身于罗马一个古老但已中落的贵族家族，少年时期受过良好的教育。由于他和老一辈的民主派领袖马略和钦奈有姻戚关系，青年时代受贵族共和派的排挤，迫使他站在民主派一边。公元前18年苏拉死后开始政治活动，支持代表罗马平民阶级利益并与元老院“贵族派”对立的“平民派”。公元前73年被选为军事护民官。公元前68年任度支官。公元前65年当选为市政官。公元前62年出任大法官。后担任罗马西班牙行省总督之职，在同当地部族的作战中多次获胜。为加强其政治地位和能当选为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凯撒于公元前60年同当时最有势力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庞培和克拉苏秘密结盟，史称“前三头同盟”。公元前59年出任执政官，在执政官任期届满后，他又设法争得山南高卢（内高卢）总督的职位，并利用山北高卢（外高卢）各部落间的矛盾，采取分化瓦解和武力征服的策略，经高卢战争最后征服山北高卢。其间，凯撒曾于公元前55年率军渡过莱茵河侵入日耳曼亚，两次渡海侵入不列颠。战争中，他造就了一支训练有素、能征善战和忠诚于他的军队，并积累巨额财富，为其日后夺权打下基础。公元前53年克拉苏在帕提亚（安息）战争中战败身亡后，三头政治随之解体。他与庞培及元老院的矛盾激化。庞培充当了元老院共和国拥护者的首领，凯撒则成为共和国反对派的领袖。他拒绝执行元老院要他遣散军队的要求，于公元前49年1月进兵罗马（当时庞培任罗马统帅），经过伊莱尔塔、法萨罗、塔普苏斯和蒙达等地的交战，凯撒战胜了庞培，终于成为罗马国家元首。
经过连年征战，凯撒获得终身独裁官、执政官、保民官等职，兼领大将军、大祭司长荣衔，并被尊为“祖国之父”，成为无冕之王。当政期间，实行一系列改革，改善行省管理制度，颁布反对行省官员勒索的法令，扩大罗马公民权的范围，建立退役老兵殖民地，实行自治市法，增设高级官员，扩充元老院等。作为军事统帅，,他善于并用政治手段与军事手段，分化瓦解和各个歼灭敌人；重视骑兵的作用，强调步骑兵协同作战；在兵力部署上建立预备队，增大战斗队形的纵深和稳定性。凯撒的独裁统治动摇了罗马的共和政体，激起了贵族共和派的强烈反对。公元前44年3月15日，他在元老院议事厅被贵族共和国的残余分子布鲁图、喀西约等人阴谋刺杀。凯撒死后，其嗣子奥古斯都在凯撒奠立的基础上，彻底完成了把奴隶制的罗马共和国改建成帝国的任务。
凯撒所写的《高卢战记》，共七卷，记述他在高卢作战的经过，从公元前58年至52年，每年的事迹写成一卷，是研究古罗马军事历史的重要文献。他把这部书叫做《Commentarii》，即《随记》或《手记》之意，表示直陈战事，供人参考而已。在叙述过程中，他处处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高卢战记》叙事翔实精确，文笔清晰简朴。由于凯撒是罗马共和国时代第一个亲身深入到外高卢西部和北部、到过不列颠和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地区、亲眼目睹过当地的山川形势与风俗人情的人，因此，《战记》又成为记述这些地区情况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它以对高卢和日耳曼各地区的从氏族公社逐渐解体到萌牙状态国家出现这段时间的政治、社会、风俗和宗教的记述，成为我们研究原始社会和民族学的重要依据。
凯撒的七卷《战记》只写到公元前52年为止，但他直到公元前50年才离开高卢，因此后面缺了两年的事迹。凯撒死后，他的幕僚奥卢斯·伊尔久斯续写了第八卷，补起了这段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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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总计2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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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是自吹自擂，凯撒仍然是罗马的骄傲，他的著作也是研究古罗马史不可或缺的材料 -
应该是discrimen... -
我想知道当时有多少人可以看到这些文字
除了最上层的那些人之外 -
1、【西方历代的强健尚武VS断续不全的中国传统】读《高卢战记》。让人对比联想中国的一些传统。西方对强健体格的习惯，古代以来没有中断。其中日耳曼人，颇有斯巴达人之风。中国秦以前，民风彪悍，也尚武。秦皇天下一统，但却因惧怕民变国变而熄天下人人之雄健精神，实不应该，何惧之有。曾国藩武功颇大，身体却弱。当然，我并非说全民历代都不尚武。邻居德川家康注重养生、也练习下级武士的剑道，长寿得取霸权。
2、【神速VS迟缓稳重】读《高卢战记》想起蒙森以《罗马史》赞恺撒行军神速，雷厉风行与伟大庞培的迟缓形成对比。所以令人赞叹者，恺撒一生并不算太长，却利用一切时间、机会，奔赴尽力，创造了种种伟大。他是充分利用时间的典范！
3、【品格与伟大的名声与遭遇】当然，他的其他品格，如坚毅、勇悍、灵活、仁慈、不拘一格采用人才……亦堪表率，没有这些品格，做不了诸事：征服高卢、降服不列颠、击败利用日耳曼人、解决埃及内争……取得罗马权后他整饬国内，马不停蹄准备东方之事，可惜突死。让人想到本能寺之变的织田信长。
4、【中西文风与文化差异】恺撒文笔绝佳。无愧罗马修辞大师西塞罗的评价。又让我想及“西方与中国的文化差异”。关于战争等事，西方写得具体、朴实。而中国所记，有时语焉不详，往往故弄玄虚、唬人得很（形而上的“大道”笼罩）。东方的这种做法，之前是因原始社会的神秘传统，后来是精英们特地如此愚弄一般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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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读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一些研究人类学和有政治图谋的人各引此书论证自己观点。如恩格斯、纳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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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 -
《高卢战记》记载了一位英雄的光荣战绩的平实记录。这本书发表于公元前51年。恺撒的一位副帅希尔提乌斯曾为此书续写了第八卷，把战争叙述到公元前50年。
恺撒的另外一部作品《内战记》3卷，记录了从他率军从高卢回师，渡过鲁比康河，踏上意大利本土开始，至庞培在法尔萨路斯战败，逃到埃及而死以及恺撒在埃及的一些情况。 -
想看.....呐 -
顶浩哥~ -
世界四大军事家、一代名将凯撒不仅为古罗马共和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开创了罗马帝国的千秋伟业，而且留下了世界名著《高卢战记》和《内战记》。不必说他那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单是这两部史书足以让他凌越千古、称雄于世界文坛，其中的《高卢战记》更是家弦户诵的经典。“高卢全境分为三部分。”但凡熟悉西方经典的人们或者西方那些博学通儒，都对这句话耳熟能详。就好比我国古代的读书人常常吟诵的“人之初，性本善”。《高卢战记》其实是凯撒给古罗马元老院所做的述职报告，主要目的在于回应贵族元老们的质疑。因而这部作品主要是简述历次军事行动，记录诸次战斗的状况。凯撒在书中没有过多地运用渲染性的描述，也没有对其事迹铺陈开来。他甚至没有用第一人称。这样的叙述方式彰显了一代伟人谦逊的风采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客观、理性、冷静，仿佛在叙说故事，但又毫无做作，质朴、自然。读之如身临其境，都会为这位军事天才的事迹而折服！ -
所以么，以后再解释春秋大义应该找人类学家~ -
凯撒担任高卢总督，远离了罗马，远离了罗马就意味着远离了中心，远离了中心就意味着渐渐会被罗马的公民们淡忘，失去该有的影响力，凯撒推出高卢战记，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树立自己的存在感，同时也给公民们作一个对比的选择，一个忠于罗马公民的斗士在外奋战的时候，那些在罗马的元老们，庞培们，在干什么？！。。。。或许真的没有了这本书，就没有凯撒跨过鲁比肯河的决心。。。 -
于是，他宣布召集一个武装会议，根据公认的法律，所有成年男子都应该赶去参加，去得最迟的人，就在全体与会者面前，加以种种折磨之后处死。p129
防风氏迟到被大禹所杀，也遵照类似法律？
一三、全高卢中，凡是有一些地位和身分的人，都分属于两个阶层。至于普通平民，处境简直跟奴隶差不多，自己既不敢有所作为，也从来不和他们商议什么事情。他们大多数不是受债务或沉重的租赋压迫，就是被势力较大的人欺凌，只能投靠贵族们，贵族对他们，实际上就有主人对奴隶一样的权力。在前述的两个阶层中间，一个是祭司阶层，另一个是骑士阶层。p138
国之大事，惟祀与戎。
假使有任何人，不问是个人还是公家，不遵从他们的判决，他们就排斥他不准参加祭扫，这是他们最严厉的惩罚，受到这种处分的人，被认为是得罪神明、十恶不赦，大家都回避他，拒绝跟他交往和谈话，以免在接近他时沾上罪恶，遇到他向法律请求保护时，也置之不理，什么荣誉都没有他的分。祭司中间有一个是首领，在他们之中掌握最高的权力。他死后，由余下来的地位最高的那个人继任，如果有好几个人地位相仿，就由祭司们选举决定，有时甚至用武力争夺。这些祭司们每年有一个固定的日子，集中在卡尔奇德斯——一般都认为它的领域是全高卢的中心——的一处圣地，举行会议。p139
离开城邦者，非神即兽。离开城邦则不得与祀。神不必祀，兽不知祀。
二O、 那些国家，据云为了管理公务方便起见，以法令规定：凡从邻人那里听到有关国家大事的任何消息或谣言时，必须把它报告给官吏，不得泄漏给任何其他人，因为通常性急、没经验的人，常常会受谣言惊吓，被迫犯罪，或者轻率地对重要的事情作出决定。官吏们把他们认为不应公开的事情隐瞒起来，可以告诉群众的则加以公布。至于发表有关国事的言论，则除了在会议上以外，一般都是禁止的。p142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抢劫事件如果是在各国自己的疆界以外做的，就不以为耻。他们辩解说：这样做是为了训练青年们，使他们免于懒惰。p143
战争有利于保持一个民族的伦理健康(hegel)
他派使者去通知邻近各族，以劫掠的希望打动他们，要他们一起来参加掳掠厄勃隆尼斯人，这样，他可以让高卢人而不是军团士兵到森林中去冒生命之险，同时又可以利用大队人马的围歼来一举把这个罪恶滔天的族连人带名字消灭掉。p150
以夷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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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写真相了嘛。。给公民看的。。要知道这书出版的时候，凯撒还在高卢呢。。要维持影响力就只能靠这书了。。不过这书也有研究价值，就是凯撒的战场战术，凯撒还是说得比较清晰的 -
2011-01-20 06:22:48 Pavel
都说拉丁原文写的更是牛哄哄，不知真相啊 -
不同人对于凯撒有着不同的评价，对于那个时代也有着各种各样丰富的史料给予我们研究。可以确定的是，阅读这么一本书，大可不必抱着阅读史书的严肃心情，因为历史学家从来都不会把对于共和罗马最后一抹残阳的研究放在这本书身上。现在工人的态度，不妨把它看成一部凯撒自己对于自己七年来在外高卢的一系列行动的辩护和宣传，为自己很多没有征求得到元老院授权，以及一些实际上暗藏着阴谋的活动进行辩解，并且通过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和自己朴素平淡的言语来征服平民的心。所以我们大可抱着看凯撒如何在人民中间进行自己公关活动的态度阅读这本书。
的确，这本书在很多人看来平淡无谓，但是一旦意识到在当时的宣传功效，就会变得不同寻常起来。
全书引用了第三人称，给人一种距离感，似乎凯撒自己对于自己的一些列成功并非那么好大喜功，而是一直处于一种平淡的态度。但是稍加祥读，便能读出其中未到。频频出现的战事吃紧的时候凯撒亲自出现鼓舞士气反败为胜，自己的命令被部下贯彻从而成果，没有贯彻而造成随时，自己时时刻刻展现出来的先见性（当然很多都可以被认为是事后诸葛亮）。对于自己的敌人平淡而乏味的描述，虽然似乎介绍了他们的风土人情，给予了相同的，超出蛮族应有的重视，但是实际上文字之间透露出对于他们蔑视。即使抬高对手，也是在作战的勇力上面，从而反衬出自己部队所面临的困难和艰险，也就更加显示出了部队的专业和功劳。和维钦托利的惊世大决战，在凯撒的笔下，变成了一次高卢人纯粹凭借人数围攻罗马人的徒劳。唯一的危机在凯撒的鼓舞之下很顺利的得到了解决。不过这次战役的具体细节在历史已经得到了公认的还原，维钦托利这个蛮族少有的将才，引诱罗马人对自己实行包围，并且进而实现了对罗马军团的反包围。如果不是蛮族人的骨子里性格容易急躁，容易自暴自弃，缺少一种韧性，那么凯撒的命运估计也和克拉苏一个样子了。
凯撒已经注意到了用文章来引导公众的注意力，并且获得他们的同情或者支持。这些细节性的东西简直数不胜数，读起来真的是一部公关学的教科书。如果之前对高卢战史有着了解，那么的确方便对这本书写作东西和引导方式的理解。通过这本书，连我自己也对新闻和媒体对于主流民意的控制力量深信不疑。的确，一篇好的文章的确能彻底扭转一个人完全不利的公共形象。
联想到现在社会的公共事件，的确，在普遍缺乏具有理性思辨的人群中间，一篇巧妙的公关文章的却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奇效，从而达到幕后人期待的效果。 -
谁知道是不是他写的。。。 -
哈，这样子的比较蛮有意思的啊。 -
看来楼主也看过汤姆霍兰的那本啊 -
罗马人有个词叫discrimon，专指非常危急而痛苦的紧张时刻，在那一刻做的抉择往往影响了人的一生。公元前49年开春，细雪霏微，凯撒在卢比孔河边停住了，心境正处于discrimon的状态。这条如今已经消失的河成为某种权界式的分野，河对岸，是被觊觎已久的罗马自由制度，河这边则是在自由制度的废墟上创建帝国的欲望。庞大帝国的想象，正沿着这条河流逐渐展开。
在帅军迈入卢比孔这条权界之时，一种依托于线性视觉的帝国规划原则被确定下来。卢比孔河是自然界流动的水体，在人的视域中也是几何状的权力制衡疆界。当凯撒越过卢比孔河，逾越进入庞培的地盘，就意味着他已经打破旧有的权力疆界，筹划着新一轮的帝国权力分配。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注意罗马城市规划与帝国几何空间意识的关系，“从几何学家的支配中产生了规则：身体、寺庙以及城市的线条因此显示出良好的社会原则。”城市建筑总是和谐地成线型，发展出两种建筑形态：围柱式（peristyle）与会堂（basilica）,随着线性建筑群组成庞大的仪式空间，住宅、广场、城市、帝国——以同心圆的方式层层向外推演，中心则是至上帝国权力的小小光核，如灯芯静静燃烧。卢比孔河不是一个特例，它只是万千以线性形态作为权力原则的罗马帝国想象的代表。通过战争，帝国的外延被不断挖掘，河流山川，因势利导，自然而然成为界标。在边境至上，集结的军队看着测量员为他们外出举行慎重仪式，选定中心点的位置，并在新城的边缘犁出城镇的边界，从高卢到多瑙河畔，从不列颠到西班牙，凯撒与克拉苏这些拓荒者所到之处，相同仪式构筑了壮大的帝国想象空间。
古罗马戏剧家塞内加在充斥着血腥与暴力的《美狄亚》中明确宣布了帝国的边界欲望：“疆界消失了，在新开拓的土地上，城市为自己建起了墙垛；世界各地畅通无阻，故地换新貌，旧痕荡然无存……人们面前将会出现广阔的境界，提费斯将会发现新的航线，图勒岛将不会是大地的极限。”（《美狄亚》第二幕），实际上，所谓的“疆界消失”只不过是无限疆界的换喻，帝国需要精准而逐渐外延的地标权界。毫无疑问，凯撒的政治观点正是立足于对边界的准确定义之上。在《高卢战记》中，凯撒以不动声色的第三人称记录自己征服高卢地区的武功，边疆、河流，权界，这些权力与征服欲望的血色修辞暗涌与干脆冷峻的叙事之下，罗马城中心的权力的光核波及四野。
在《战记》一开篇，凯撒就打了两个漂亮的战役，厄尔维几之役与日耳曼人之役。两者都由边界问题引爆。游牧民族最大的特色就是不断迁徙，寻找水草丰茂处栖息，没有明确的边界与共同体概念。凯撒记叙了厄尔维几的迁徙计划，他们烧光自己的城市，斩断后路，在行径过程中必然经过“我们的行省”，越过通向日内瓦的桥。而“按照罗马人的习惯和前例，他（凯撒总是在书中称自己为“他”）不允许给任何人一条穿过行省的通道。而且表示，如果他们企图蛮干的话，他是要用武力阻止的。”当帝国边界有被逾越的可能性时，凯撒当机立断，修筑防御工事，在厄尔维几人将要渡过的阿拉河上迎击重击，“杀掉他们一大部分，其余的四散逃走，躲进森林里去。”最后逼得他们返回原地。然而，莱茵河这边的水草又吸引了另一头饿狼：日耳曼人。“粗野、任性、残暴”的日耳曼国王阿里奥维司都觊觎着河这边罗马人的沃土。凯撒宣称：“只有利用他本人或他的军队威望、利用新取得的胜利、或者利用罗马人的名义，阻止他（指阿里奥维司都）再把更多的日耳曼人带来莱茵河这边来。”他放低身段与阿里奥维司都进行和谈，最明确提出的要求即“不要带更多的人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帝国边境的想象与荣誉使凯撒充满戒备，在阿里奥维司都傲慢地拒绝并带人渡河后，凯撒大怒，双方旋即交战，直到“所有的敌人都转身逃走，逃到离那地方约五里的莱茵河才停止”，大多数人被凯撒军团击杀于河上。在这一役中，河流又成为明确的权力界限代名词，帝国共同体的概念被小心维护于这流动的线性水体中。
在第二卷记叙的两场战役，都与边界性的河流有关。虽则凯撒承认，“军队的布置，与其说是根据正常的战术要求，还不如说是因为受到地形、山的坡度和时间的限制，没奈何才这样安排的”。然而，在凯撒的修辞中，河流作为权界的代表往往被着重描述，敌人也往往被大量击杀于河中，这其中隐隐透露的帝国权力不可逾越的威严感值得玩味。比尔及人是日耳曼人的后代，“很早的时候就读过莱茵河来”，他们集结十万人的军队想要赶走莱茵河这边居住的高卢人，这又触痛了凯撒的神经，决定在阿克奈松河上迎击比尔及人，“我军攻击那些正在困难地渡河的敌军，杀掉他们大部分人。当其余的人勇敢地跨过同伴的尸体企图渡河时，被大量的矢矛击退，最前面已经渡过来的一批人，也被我骑兵围困歼灭。”在另一场萨比斯河的战役中，对比尔及人轻易败走而不满于怀的纳尔维人，声称绝不向罗马人屈膝投降，双方进入火并状态。在与纳尔维人的战役中，凯撒描写道：“处在战线左翼的第九和第十军团的士兵，正好和也处在这边的阿德来巴德斯人（一支被纳尔维人说服后，来碰运气的军队）相遇，掷罢轻矛后，很快就把这些已跑得很乏力、气都喘不过来、而且负伤累累的敌人，从高低赶到河中去，又在他们竭力渡河，不暇应接时赶上去用剑砍死了一大批人。”
在后继的叙事中，我们不断读到凯撒对蛮族人如何逾越边界，入侵高卢内地，被击退于河流中的描述。比如，“反复无常的”日耳曼人再度入侵，“大批渡过了莱茵河”，在途径莫塞河时遭遇凯撒阻击，“他们抛掉武器，丢下旗帜。当他们奔到莫塞河与莱茵河汇合处的时候，许多人已被杀掉，余下的觉得逃生已完全无望，便跳入河流，由于恐怖、疲乏、以及河水的冲击，全都淹死在水中。”凯撒的警告昭然若揭——这就是企图打碎罗马共同体的下场。河流，作为那泛着冷光的权力内核的外部符码，作为那些飘荡着千万神灵的住宅、广场、城市、帝国的边缘，一次次对越界者发出死亡的诅咒。罗马人的Cippus是指界碑，又可作墓碑解释，因而，以河流为代表的规训与惩罚，成为一个权力与命途两相隔的阴阳界。
除了阻止蛮族越过河流，凯撒以造桥的方式向外推进帝国边界，这同样是依托于河流母体。出于防御与扩张等理由，凯撒决定在莱茵河上造桥。“他认为坐着船过河，既不够安全，也跟自己和罗马人民的尊严不相称，因此，最然要在这样宽阔、而且又急又深的河上造一座桥，是件极为困难的工作，但他认为还是应该这样作一番努力，否则就索性不把军队带过去”。要么成就霸业，要么干脆蜗居不出，凯撒克服困难的造桥条件使帝国的想象逐渐膨胀。在进入门奈比人的领土后，罗马军团进入德来维里人的领土，凯撒决定在“上次军队渡河的所在略许上流一些地方，建造一座桥梁”，大军得以过河，深入高卢内地，对岸的乌皮人受此威慑，急忙前来“洗清自己”；而在与维钦及托列斯克带领的高卢人作战时，凯撒更是克服屡被骚扰的造桥困难，在厄拉味河上建筑起桥梁，将大批军团带过去，埋下了大获全胜的麦粒。
凯撒深刻地认识到：“莱茵河是罗马人权力的界限，如果他认为日耳曼人不得他的同意擅自渡河侵入高卢，是不合理的行为。”罗马帝国的外延——如戏剧家塞内加所描述的——是无限的，这无限意味着强势地保卫并延展边界，提防任何觊觎的心机。帝国的霸权内化为凯撒的战争语言时，他便能轻尘不惊地使用话语霸权，在战事与叙事的双重交织下描绘帝国的庄严轮廓与塑形出自身的卡里斯马形象。
PS：
《高卢战记》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文本，值得从很多方面进行阐释，主题所限，没有尽到阐释的周全，然而一些小线索很值得注意：
1.凯撒个人卡里斯马形象的塑造以及第八卷奥卢斯•伊尔久斯补记中对这种强大的卡里斯马形象的回应。
2.凯撒对各个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记录颇有希罗多德的风格，比如他讲到日耳曼人对灵性、迷信的事物的沉迷，似乎暗示着这个民族历史悠久的内省化哲思传统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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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军团的一个百夫长马古斯·彼得隆纽斯试图砍开一道城门，但却受到多数敌人围攻，陷于绝境。虽然受了许多伤，他还是对他那一连的跟着他的人说：’既然我和你们不能一起脱身出去，我无论如何要保全你们这些因为热心博取光荣、却被我带进绝境来的人。一有机会，你们就各自设法保全自己吧！‘说完这些，他冲入敌人丛中，杀死两个人，把其余的逼得从城门口后退了一段路。当他的部下试图救他时，他说：’别浪费时间就我，我已经血枯力竭，不能再动了，趁还有机会，快走，回到军团去吧！‘一会儿后，他战死了，但把部下都救了出来。”
凯撒从来不吝于赞扬自己部下的勇气，同时将敌人的智慧谋略看成是阴谋诡计，他总是将自己巧妙手腕轻描淡写地一掠而过，可以说这是一部宣传著作，将凯撒塑造成立了坚固的长城，未来的领袖！ -
我码字码的容易吗 -
罗马共和国末期到帝国建立时期的历史，两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前段时间，美国有线电视台HBO一部美剧《罗马》，又掀起一阵“罗马热”。苏拉、庞贝、恺撒、安东尼、屋大维等等这些人物之间的纵横捭阖，总能引起人们极大的热情。其中，恺撒最为引人注目，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恺撒”后来甚至成为罗马皇帝的称号，进而影响到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称号和俄国沙皇。恺撒能够取得这么大影响，除了因为其南征北战，建立罗马帝制的文韬武略外，还因为他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演说家、诗人、文法家、历史学家，既是古罗马最伟大的，也是最多方面的天才”。[《历史著作史》第101页。]
说他是文学家、历史学家，则主要是因为其留下来的《高卢战记》、《内战记》等数部著作，特别是《高卢战记》，无论文学、史学都有极高价值。历来人们对其不吝盛赞。他的同时期著名演讲家西塞罗评价说：“它们值得最高称赞，因为它们文风简朴不事雕琢，直率而优美。它们不需任何演说术的修饰，就像不着衣衫的裸体显露其天生丽质那样。在历史记述体裁中没有比这种纯净清澈、简明扼要的文笔更令人满意了。”后人也不断盛赞，“因为人们一致认为，即使别人极精心撰写出来的作品，都无一不在这部《战记》的优美文笔之下，这部《战记》的出版，虽说是要使史学家不致缺乏有关这些伟大事业的知识，但它所博得的众口一词的赞扬，反倒弄得史学家好像失去了一个机会，而不是得到了一个机会。……恺撒不仅有最流畅和最雅致的文笔，而且还有最确切的技巧来表达自己的意图。”[ 《历史著作史》第209页。]这部书影响之大，甚至在古代就使他的战记进入寻常百姓家，普遍受到欢迎。近代自文艺复兴以来，它更被当作人们学习拉丁文的启蒙读本，在宣扬和普及古典传统方面非其他拉丁古典著作所能及。“欧美学童读拉丁文第一课的范文往往就选自战记，它之家喻户晓，有如我国的三字经千字文，而它的开卷第一句话‘高卢全境分三部分’就像我们的‘人之初’那样成为群众的口头禅。”
一、《高卢战记》：客观叙述背后的辩解
西方历史学家长久以来一直追求所谓的“客观性”……两个层面，一是“写出不带感情色彩，不含个人偏见的著述”，二是“客观性”的理想，“取笑自己”一心追求“纯粹的事实”。表面上看《高卢战记》可谓是客观主义史学的代表。照例说，这部描述自己征战高卢八年岁月的自传体著作，很难使别人相信其客观性。但是，恺撒精明的做到了，因为“任何书籍，无论什么主题，都不会比他的《高卢战记》更少个人色彩，它是文学史上失去个人化的自传的典范。恺撒的形象几乎出现在每一页，但描述他的方式和描述其他人物完全一模一样。”
但是恺撒著作的价值，不在于其描述的“客观性”，而在于隐藏在其背后的政治实用的隐情。“罗马史学有一种‘实用主义’倾向，特别是和政治紧密结合，”波利比阿就有“历史研究是政治生活的一种训练”的论述，这一传统奠定了罗马史学的基础。恺撒也不例外。恺撒把“修昔底德奠定的那种军事和政治模式的拉丁历史提升到文学艺术的高度”。利用客观的写法来掩盖其背后的主观目的，这是《高卢战记》的显著特点。“表面上看此书社会叙述冷静不动声色，甚至可以说不偏不党，但实际上恺撒写此书的目的正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成就”，用以博得罗马公民的欢心。”
实际上恺撒当时“主管三个行省的繁重政务，再加上连绵不断的战事，真可谓是日理万机，忙的他不可开交，如果没有一定的目的，那他根本不会有闲情逸致去舞文弄墨的。”如果我们结合当时恺撒的处境，就可以理解这部书背后的目的了。实际上恺撒出征高卢，是一场不合法的战争。公元前57年，恺撒专门选择前去高卢行省，因为“这是个最可能使他发财也最可能为他军事上的胜利提供必要物资的地方”。据说他得到这一任命时，“欣喜若狂”。在高卢这些年，在罗马的政敌一直密谋打到恺撒，恺撒也决定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首先是军事实力，他除了国家拨给的军团外又扩充了几个军团，甚至组建了一个“由山外高卢人组成的、并用高卢语命名的军团（被叫做‘阿络黛’），他用罗马的训练方法和生活方式训练他们，用罗马的武器装备他们，后来又授予每个战士以罗马公民权”。[ 《罗马十二帝王传》，第13页。]通过这些方法，他建立起一支效忠自己的战斗力极强的军队，成为后来在内战和剿灭庞贝势力的一把利剑。
其次则是舆论的支持。在高卢战争中恺撒大发横财，利用这些财富“他不放过任何机会慷慨资助或施惠于人”，“他耗费他的所有财产并从各方面借钱来举行表演和斗兽表演，其奢侈豪华和名贵的礼物超过过去所有的表演”。他在罗马举办各种宴会、角斗士决斗、建设广场等，以收买民心。在高卢战争的胜利，也大大提高了他在罗马城的威望，元老院反复为他举办各种大型谢神祭就可以看出。
总之，无论军事上的还是财富、舆论上的准备，都需要战争。因此在高卢这些年，“他不放过任何战争借口，不论它是多么不公正或多么危险，既向敌对的野蛮民族，也向同盟的民族寻衅。”[ 《罗马十二帝王传》，第13页。]
但是，他的这些行为，特别这些战争的合法性，遭到罗马元老院其政敌的质疑。“以致又一次元老院命令派一个专门委员会去调查高炉行省的局势，有些人甚至建议把恺撒交给敌人”。可见恺撒处境之险恶。
因此在这一背景下，这部标榜客观公正的著作，真实用意就可以猜出来了。首先，他必须为自己的战争合法性辩护；其次他也通过描述自己的功业和辛劳，以取悦罗马公民，而且那些介绍自己军队的战斗力和对自己效忠的内容，也可以威慑罗马的政敌。因此“他这部书是一种政治宣传，因为恺撒计划用他这部书影响舆论，在指控他的人民面前提自己辩护，说明征服高卢并不意味着只不过是为自己飞黄腾达，攫取更大权力的野心而铺设的一块跳板，而是高卢哪方面强加在罗马身上的一次战争，因此它是一次必要的爱国主义的战争。此外，恺撒写这本书是有意使他的敌人知道他有一支强大而忠于自己的军队作他的后盾。”[ 《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01页。]
因此对《高卢战记》必须谨慎，一不留神会被恺撒带进他的圈套。甚至于汤普森说这是“政治小册子”，“充满巧妙地伪装起来的貌似正确的论点和特殊的申辩，他亲自用一种表面上似乎坦率而实际上却是虚伪的态度表面，他的用意只不过是替未来的历史学家提供资料而已。读他的书时我们应当听到他的弦外之音，提高警惕，一面被他那朴实而清澈的文笔和他那貌似诚挚的态度蒙蔽；我们还应当以批判的态度，用当时别人的材料校正他的撰述。……恺撒极其精细，他知道什么时候避开对他不利的事件一声不吭，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把有利于他的事实加以解释”。[ 《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02页。]虽然这些说法有些夸张，但是还是揭露了《高卢战记》客观叙事背后的政治实用目的。
二、另一个《高卢战记》：客观叙事背后的温情
历来人们描述《高卢战记》时，都是介绍其客观简练，去个人化的叙事风格。汉密尔顿甚至说，“即使他叙述一个罗马军团覆灭，以及另一军团在即将覆灭时得到拯救，也不比一个历史学家叙述几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更有感情。”
但是，如果《高卢战记》仅仅是这样一本深怀“险恶”“自私”的政治目的，单调平淡描绘这场战争的著作的话，很难成为一部千古名著。其实在这些客观叙事的背后，恺撒尽管在尽可能地消弭自己的个人形象，还是在一些地方透露出自己的感情，对于罗马战士，也有很对人性化的个人描绘。甚至于对于自己的敌人，也没有丑化或者污蔑，而是由衷对他们的英勇和追求自由表达内心深处的认同。
诚如前述，全书几乎全是第三人称叙述，仅有一处，唯一的一处使用第一人称：“我始终认为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在其他许多理由之外，特别因为这些国家曾一度在作战勇敢方面压倒过其他国家，但现在这种好声誉却因为屈服于罗马人的统治而消失，未免令他们极度痛心。”
但是在其他部分，即使是第三人称，恺撒也表露出自己的感情。更重要的是，恺撒用笔非常独特，将大型战役的客观描述与对个别英雄战士的具体叙述结合起来，读起来引人入胜，如临其境，更具体地表现了战斗的残酷和罗马战士的英勇。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书是还是体现出一定人性化的温情。
例如在第一卷中，讲到恺撒派自己朋友该犹斯·瓦雷留斯·普洛契勒斯与日耳曼人谈判时，被日耳曼人扣留。之后在战斗中，“该犹斯·瓦雷留斯·普洛契勒斯在身带三重锁链，由监守的人牵着奔逃时，恰巧落在带着骑兵追赶敌人的恺撒本人手里，这件事情带给恺撒本人的喜悦，并不亚于战胜敌人这件事本身，因为他看到高卢行省的这位最最尊贵的人、他的好友和贵宾，居然能从敌人手里抢出来还给他，命运之神总算没有用他的灾难来使这场喜事大煞风景。”这位面对一个军团覆灭、一个部族被屠杀也无动于衷的“冷血”将军，面对自己好友的获救，还是表达出难以抑制的喜悦的喜悦。
其他部分，对个人英雄的描述也很多，如第四卷，在论述远征不列颠时，他写道：“当我军士兵主要因为海水太深，还在迟疑不前时，持第十军团鹰帜的旗手，在祷告了神灵，请求他们垂鉴他的行动，降福给他的军团之后，叫道：‘跳下来吧，战士们，除非你们想让你们的军鹰落到敌人手中去，至于我，我是总得对我的国家和统帅尽到责任的！’他大声说完这番话后，从舰上跳下来，指着鹰帜向敌人冲去。于是，我军士兵们互相激励着说：千万不能让这种丢脸的事真正发生。他们一下子全都从舰上跳下来。离他们最近的舰上的士兵看到之后，也同样跟着跳下来，接近了敌人。”这段话短短几句话，描写了这位旗手鼓舞士气、身先士卒的英雄行为，生动形象。
还有最为著名的那个普尔洛和卢契乌斯的故事。这也是《高卢战记》叙述最生动形象、最详细的一个故事。第五卷与高卢紧张的战役描述中，他插入这段叙述：
“这军团里有两个极勇敢的人，一个叫季度斯．普尔洛，另一个叫卢契乌斯．瓦伦纳斯，都是即将升到首列的百夫长。他们中间不断争论究竟谁该比另一个领先。为着争取这个位置，每年都极激烈地开展竞赛。当工事前的战斗进行得十分紧张时，这两个人中的普尔洛说：‘瓦伦纳斯，你还迟疑什么？难道你还要等什么更好的机会来表现你的勇气吗？今天就应该决定我们的争论了。’说完这话，他跨出壕堑；向敌人最密集的部分冲去。瓦伦纳斯怕人家说他胆怯，也不肯再停留在壁垒上，便也紧紧跟上来。在和敌人距离不远的地方，普尔洛把他的矛掷向敌人，一下就戳穿了向着他奔来的一个敌人。当这人受伤昏过去时，敌人用盾掩盖住做一边把他们的矛四面向普尔洛投来，使他没有退身之地。他的盾被戳穿了，还有一支矛在他的腰带上，同时把他的创鞘弄得斜到了另一边，他伸手拔剑时却左拔右拔抽不出来，正当他的手在摸索时，敌人围上了他。他的对手瓦伦纳斯赶向他那边，在他危险时给了他帮助。所有的敌人都认为普尔洛已被矛刺死，马上放开他，转过身来攻击瓦伦纳斯。瓦伦纳斯用剑跟他们短兵接战，杀掉二个人之后，其余的都被驱回去一段路。不料他正追得起劲时，一个筋斗跌进地上的洼坑里。这一下他又被敌人包围起来，普尔洛也赶来帮助了他。虽然两个人杀掉好几个敌人，却都一点也没受伤，在热烈的喝采声中退回壕堑。在这番竞争和比赛中，命运之神好象先后轮流光顾了这两个对手，使一个成为另一个的助手和救星，以至要判别两个人中究竟哪一个比较勇敢些也不可能。”
这个故事生动形象，塑造了这两位罗马普通战士的英勇善战的个人英雄精神，和相互合作的兄弟友谊。读起来使人激情澎湃，甚至对这种紧张激烈的军旅生活也不禁产生一种遐想。这两位普通战士也因为这段话而青史留名，成为西方传统故事里的著名形象。本文开头所描述的HBO电视剧《罗马》中，就以这段故事为基础，塑造了普尔洛和卢契乌斯这两个罗马战士的形象，至今成为银幕英雄的经典。
类似的故事还有，如第七卷中：“同一军团的一个百夫长马古斯·彼得隆纽斯试图砍开一道城门，但却受到多数敌人围攻，陷于绝境。虽然受了许多伤，他还是对他那一连的跟着他的人说：‘既然我和你们不能一起脱身出去，我无论如何要保全你们这些因为热心博取光荣、却被我带进绝境来的人。一有机会，你们就各自设法保全自己吧！’说完这些，他冲入敌人丛中，杀死两个人，把其余的逼得从城门口后退了一段路。当他的部下企图救他时，他说：‘别浪费时间救我，我已经血枯力竭，不能再动了，趁还有机会，快走，回到军团去吧！’一会儿后，他战死了，但把部下都救了出来。”这个马古斯的舍生就义形象，感人至深，喊着口号牺牲的形象，甚至有点类似小时候我们常读到的红军英雄战士故事。
关于此类英雄形象的详细描写，数不胜数，恺撒冷淡简练地描写这场艰苦的鏖战，但是对于这些小兵小将的英雄事迹，却以饱满的热情来大力书写。此类故事都有同样的模式，如战斗异常惨烈，对罗马军队不利，这些战士发表一段振奋人心演讲，以罗马军队荣誉鼓励大家后，冒着危险冲向战场，最后振奋全军斗志，大获全胜。而且往往盛赞他们的英勇精神和军队中的兄弟情义。恺撒对于这些战士表现了崇高的敬意，对于他们的番号、名称（且都是全称），都记录下来，战斗中振奋人心的语言，使用直接引语表述，他们的事迹也叙述得非常生动，以至于这些故事可以单列出来成为这些人物的传记小说，有些类似司马迁的传记手法。这一手法，既使全书在叙述紧张的战争时不显得枯燥和宏大，也宣扬了恺撒麾下军队的高素质。同样，这些普通的战士，也因此名垂青史，足见恺撒的人性化温情。
诚如前述，恺撒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辩护自己的高卢战争，辩护这场对高卢侵略战争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主要是高卢人对罗马安全的威胁。但是，在这么多地方，他承认高卢人叛乱的原因是出于追求自由，出于人的本性，甚至在第四卷他承认：“他很了解差不多全高卢人都爱闹事，要煽动他们作战是件极容易的事，同时他也知道，一切人的本性都是爱好自由，痛恨受奴役的。”[ 《高卢战记》卷四，第68页。]既然一切人的本性都是爱好自由，痛恨奴役的，那么高卢人追求自己的自由有什么过错呢？罗马又有什么权利剥夺高卢人的自由呢？这个逻辑似乎是不符合全书的主要目的的。笔者认为这是恺撒对于他的对手，高卢人追求自由这种精神的一种崇敬，特别是维钦及托列克斯，这个高卢英雄，恺撒的对头，恺撒也在多处表达了对他领导高卢人追求自由的敬意。
三、罗马文明的反思：下启塔西佗
恺撒这部书在史学上的价值，还表现在其首次颇为详细描述了高卢人、不列颠人、以及日耳曼人的习俗，主要是第一卷对高卢概况的介绍、第五卷对不列颠的介绍，以及第六卷对日耳曼人的介绍和对日耳曼高卢的比较。他通过亲自观察，记录了所经之地的经济社会宗教状况。甚至还对日耳曼人和高卢人进行了比较，有些类似民族志的研究。这些研究因为是首次，所以史学价值极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日耳曼人》等多篇文章中都引述了恺撒的论著，例如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将恺撒对日耳曼人与《伊利亚特》中的希腊人对比，“如果我们把恺撒，甚至塔西佗对日耳曼人的记述跟这些成就作一比较，便可看出，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生产的发展上取得如何丰富的成就”。[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在注释中明确提出此处指的是恺撒的《高卢战记》。书中还多次引用了《高卢战记》，由此可见恺撒对这些部族习俗描绘的史学价值。
但是，恺撒的这些介绍也不是完全无感情的客观叙事，在很多细节上渗透着自己的感情。有趣的是，他虽然描绘了这些蛮族的落后和野蛮，表达自己作为罗马人的优越和自豪，但是在很多细节上恺撒却已经流露出对文明的反思，对于蛮族远离文明而保留的那种英勇彪悍的精神，居然透露出一定的赞扬。
特别是恺撒对日耳曼人的描述中，尤其是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比较中。在书中恺撒多次描述了日耳曼人的彪悍，甚至用高卢人对日耳曼人的畏惧来衬托。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恺撒认为主要是因为日耳曼人远离文明。
在第四卷中，他介绍了日耳曼人对文明的保持距离。“他们不希望人家贩运什么商品进去。”这一孤立自己，与文明保持距离的政策甚至走到了极端：“日耳曼人甚至连输入的牲口都不用，不象高卢人那样最喜欢收买牲口，肯出很高的价钱。日耳曼人宁愿把他们本地出生的瘦小而又丑陋的牲口，加以经常的训练，使它能担得起最艰苦的劳动。”“他们无论如何绝对不让酒类输入，相信人们会因它变得不耐劳苦，萎靡不振。”[ 《高卢战记》卷四，第80页。]由此可见，日耳曼对文明的警惕，主要是为了保持部族这种英勇善战、纯洁质朴的角度出发的。在这里恺撒间接流露出对文明的反思。
更为直接的表述出现于第六卷对日耳曼与高卢的比较。恺撒认为高卢的衰落，就是因为他们与文明走得太近。
他认为高卢人不如日耳曼人英勇彪悍，不是因为种族的原因。因为“过去有过一个时期，高卢人的英勇超过了日耳曼人，到他们那边进行侵略，而且还因为高卢人多，土地少，派人移殖到莱茵河对岸去。于是，日耳曼的环绕着厄尔辛尼亚森林一带最肥沃的土地（我看，它是由于厄拉多司梯尼斯和别的希腊人的报导，才被人知道的，他们称之为奥钦尼安森林），就被伏尔卡族的戴克多萨其斯人所占领，并在那边定居下来。”与书中出现的日耳曼大举入侵殖民高卢，高卢人无力还击的境况相反，曾经一段时间高卢人甚至能够度过莱茵河殖民日耳曼。
那么为什么后来会“攻守之势异也”呢？恺撒对比了莱茵河两岸的高卢人，那些曾经殖民到莱茵河对面日耳曼境内的高卢人，“这一族人在那边的居住地一直保持到现在，并享有公正和英勇的声誉。”恺撒认真这“正因为他们处在和日耳曼人同样的贫乏、穷困和艰苦环境之中，就也采取同样的食物和衣着。”
而莱茵河这边的其他高卢人，则腐化堕落，丧失曾经拥有的那种英勇善战精神了。“但在高卢人方面，因为既邻接着我们的行省，又很熟悉海外的货品，无论奢侈品还是日用品都供应很充裕，就逐渐把失败视为常事，经过多次战争中一再被击败后，连把自己跟日耳曼人在勇敢方面相提并论的想法都没有了。”[ 《高卢战记》卷六，第145页。]这样通过逻辑清晰的对比，恺撒雄辩地证明，恶劣艰苦落后的环境，能够保持部族英勇公正淳朴的精神，而靠近文明，则容易腐朽堕落。
既然日耳曼因为远离文明而彪悍公正，高卢人因为靠近文明，（恺撒这里甚至直接用了“我们的行省”）而腐朽，而罗马，即“我们的行省”，作为文明的中心，作为奢侈品的源头，岂不是更为腐朽和软弱吗？在这里恺撒无疑流露出对文明的某种反思与怀疑。
结合当时的时代，共和国晚期的罗马虽然对外战争节节胜利，但是共和国内部体制已经积重难返了。“行政长官的选举是利用金钱，利用党派斗争，利用不正当的热忱，利用石头，甚至是利用刀剑来取得的。贿赂和腐化最无耻地流行着”。军队也渐渐失去英勇的战斗精神，“他们中间更卑鄙的人不是想取得军事指挥权，而是想从国库中或从选举他们自己的继任人中获取利益”。[ 【古罗马】阿庇安：《罗马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8页。]在蒙森笔下，此时的罗马军队，从高级军官开始逐步腐朽了，“罗马军队掠夺行省财富，士兵哗变、临阵逃脱成了习以为常之事，很多部队……并不是真正由于败仗，而是由于管理不善而全军覆灭。……罗马海军的更为全面的没落几乎无需说明”。[ 【德】蒙森：《罗马风云》，第430页。]尽管在《高卢战记》中恺撒试图表现罗马军队的英勇善战，但是细读我们会发现，很多重大战役，很多危险行动，都是“以夷制夷”才取得胜利的，都是依靠高卢同盟军队，特别是恺撒军中那支彪悍的日耳曼骑兵。
这种境况下，恺撒很容易出现对蛮族英勇淳朴的某种向往，对文明、对共和国体制产生某种反思。我们也能更深入理解，为什么在《高卢战记》中恺撒不惜笔墨对罗马军队中那些个人英雄进行盛赞，为什么会对敌军的英勇也进行赞美。甚至我们会明白在几年后恺撒成为独裁执政官后，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会给高卢人以公民权，会引进很多高卢人进入元老院，这些来自西班牙及高卢的外国人，甚至直到进入元老院才开始学习拉丁文。
对蛮族的敬意，和对文明的反思，到了塔西佗发展到高峰。在其经典的《日耳曼尼亚志》里，他同样运用客观描述的笔法，介绍了日耳曼淳朴的风俗，他们不重视金银财富，“从不讲究衣着的装饰”。“国王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他不能一意孤行；将军们也不是以命令来驾驭士兵，而是以身作则地统帅着士兵，他们借作战的勇敢和身先士卒的精神来博取战士们的拥戴”。[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第59页。]“在战场上酋帅的勇敢不如他人，是他的耻辱，侍从们的勇敢不如酋帅，也是他们的耻辱”。[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第62页。]“他们具有这样坚贞的品质：他们既不受声色的蛊惑，也不受饮宴的引诱”。[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第64页。]在对各个部落的介绍中，也夸赞了他们的勇敢和诚实，如厄尔门杜累人“他们可以到处通行无阻，我们对于其他部落只能列营陈兵以待，而对于他们却可以开门敞户相迎，因为他们毫无贪婪之心”。[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第76页。]甚至他表达了对日耳曼尼亚的忧虑，“无论萨姆尼特人、迦太基人、西班牙人、高卢人、或乃至帕提人，谁也不曾使我们受到这样经常的警戒”。[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第73页。]三百年后，这种担忧终于成为现实。
“罗马的辉煌建基在共和时期的美德和加图式的风纪之上，辉煌过后是衰落，这是塔西佗所有作品的主题”。面对罗马帝国当时的暴政和腐朽，塔西佗把目光放在了日耳曼身上，“塔西佗在日耳曼人的风习中发现了一些罗马业已消失的美德，他们尚未受到其他种族的玷污，也未受到诸如通奸、高利贷、反战主义和政治暴政这些罪恶的污染。”[ 《多面的历史》，第109页。]塔西佗对蛮族美德的勾画，都是为了凸显2世纪罗马社会的堕落状况，这一对蛮族淳朴英勇的敬意，以及背后对罗马现状的不满和反思的源流，继承于恺撒的《高卢战记》。
总之，恺撒在《高卢战记》中，以客观叙事的风格，以简练而隽永的文笔，对自己在高卢的八年戎马生涯进行了描述。在书中，他处心积虑，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与宣传，在客观叙述背后，渗透着政治实用的目的。此外，在客观叙事背后，也流露出自己的人性化温情，将战前纵横捭阖、宏大战争场面与个别英雄人物描绘结合起来，宣扬了罗马士兵的英勇斗志和团结精神，此外也对自己的敌人——高卢人、不列颠和日耳曼人——他们的英勇和追求自由的精神，也不禁盛赞。此外，恺撒在叙述中也流露出对日耳曼人远离文明腐蚀而保留的那种原始淳朴、英勇的精神的憧憬，间接表达了对共和国晚期社会军事状况的忧愁和反思。
这部短短的著作，文字优美，史学价值高，也承载着一代枭雄平定高卢、治平天下的远大志向，洋溢着罗马精神的自豪和扩张。千百年后我们仍能读出作者的雄心与斗志，仍能感受到那场空前惨烈战争的悲壮。这是罗马文明的代表作，显露出罗马文明的特征。诚如张广智先生所说，“罗马文明的表征是坚韧不拔而非深闺弱质，罗马人追求的是力量而非机智，罗马人的理想是罗马民族精神的高扬，而非‘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个人抒怀，一部罗马文明史道尽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历史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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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惜，我没有征服世界的心。文字颇为平淡，甚至枯燥……但是，体现了一个各个击破以及因人而异的对策思想。 -
这是给元老院的工作汇报。不知上面那位是哪方神仙，一口一个给公民看、出版。